论建安七子的历史地位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1、孔融(153年-208年9月26日)
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家学渊源,为孔子的二十世孙、太山都尉孔宙之子。孔融能诗善文,曹丕称其文“扬(扬雄)、班(班固)俦也。”其散文锋利简洁,六言诗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现实。原有文集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孔北海集》。
2、陈琳
字孔璋,广陵射阳人 。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陈琳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载原有集10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陈记室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3、王粲
王粲(177年—217年2月17日),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微山两城镇)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太尉王龚曾孙、司空王畅之孙。著《英雄记》,《三国志》记王粲著诗、赋、论、议近60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集十一卷。明人张溥辑有《王侍中集》。
4、徐干
字伟长,汉末文学家、哲学家、诗人。“建安七子”之一。以诗、辞赋、政论著称。代表作:《中论》《答刘桢》《玄猿赋》。其著作《中论》,对历代统治者和文学者影响深远。
5、阮瑀
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市尉氏县)人,汉魏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
6、应玚 [yáng]
字德琏,东汉汝南南顿(今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镇)人。东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应玚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应玚为将军府文学。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应玚卒于疫疾。
7、刘桢
字公干,东汉末年东平宁阳(今山东宁阳县泗店镇古城村)人,东汉名士。其祖父刘梁,官至尚书令,其人博学有才,警悟辩捷,以文学见贵。建安二十二年 (217),刘桢与陈琳、徐干、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4卷,《毛诗义问》10卷,皆已佚。明代张溥辑有《刘公干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1、嵇(jī)康
一作223年-262年),字叔夜。汉族,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他注重养生,曾著《养生论》。有《嵇康集》传世。他的作品反映出时代思想,并且给后世思想界、文学界带来许多启发。
2、阮籍
三国时期魏国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八十二首》、《大人先生传》等,其著作收录在《阮籍集》中。
3、山涛
字巨源。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 三国至西晋时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太康三年(282年),升为司徒,以老病归家。次年去世,年七十九,谥号“康”。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袁宏在《名士传》中称山涛等七人为“竹林名士”。
4、向秀
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竹林七贤之一。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后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泰始八年(272年)去世。
5、刘伶
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人,魏晋时期名士,与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和阮咸并称为“竹林七贤”。刘伶现今存世的作品只有《酒德颂》 和《北芒客舍》。其作品生动的反映了魏晋名士崇尚玄虚、消极颓废的心态,也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蔑视及对自然的向往, 后世以刘伶为蔑视礼法、纵酒避世的典型。
6、王戎
字濬冲。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白沙埠镇诸葛村)人。三国至西晋时期名士、官员,“竹林七贤”之一。王戎出身琅玡王氏。长于清谈,以精辟的品评与识鉴而著称。最初袭父爵贞陵亭侯,被司马昭辟为掾属。累官豫州刺史、建威将军。后参与晋灭吴之战,吴国平定后,因功进封安丰县侯。在荆州拉拢士人,颇有成效。
7、阮咸
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南)人。 魏晋时期名士。阮籍之侄,与阮籍并称为“大小阮”;又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并称为“竹林七贤”。阮咸精通音律,善弹琵琶,时号“妙达八音”,有“神解”之誉 。存世的作品有《律议》、《与姑书》。“阮咸”这一乐器也是因其得名。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建安七子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竹林七贤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其诗赋,则七夕之冠冕乎!”钟嵘的《诗品》也将王粲诗列为上品。王粲登当阳城楼所写的《登楼赋》,可与曹植的《洛神赋》相媲美。
发布时间:2005-11-06 19:55:26 点击:684 次
名称: 建安七子
产生文学时期: 魏晋南北朝文学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人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已,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宋严羽《沧浪诗话》:“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这一时期,三曹、七子、蔡琰等人并出,诗风“慷惯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后世称这种风格为“建安风骨”、“汉魏风骨”,又称为“建安体。”北齐邢邵《广平王碑文》:“方见建安之体,复用正始之音。”“七子”中,各人又都有并称。曹植与王粲、刘桢并称“曹王”、“曹刘”。南朝肖纲《与湘东王书》:“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钟嵘《诗品》:“昔曹刘殆文章之圣。”王荣与刘桢并称“王刘”。胡应麒《诗薮·内篇》:“王刘以降,敷衍成篇。”
建安七子 建安诗歌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籍元瑜、汝南应炀德琏、东平刘桢公□。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籍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籍《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籍《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籍,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籍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炀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在诗歌方面,\"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籍《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在辞赋方面,\"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籍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籍《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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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诗歌
孙静
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些时期的文学,不仅以它的杰出的创作丰富了文学宝藏,而且形成一种优良传统,给后世文学以深远的影响。汉末建安时期的诗歌便是如此。
建安诗歌的传统,锺嵘《诗品》称之为“建安风力”,严羽《沧浪诗话》称之为“建安风骨”,它和“风”“骚”——即《诗经》《楚辞》的传统一样,常常成为后代诗歌革新运动标举的旗帜。初唐的陈子昂,在反对六朝绮靡诗风时,即提倡“汉魏风骨”;继承其革新事业的盛唐诗人李白,也高唱“蓬莱文章建安骨”。
用“风力”或“风骨”概括建安诗歌传统,不免有些抽象;但就其精神实质来说,却颇为中肯、传神。什么是“风力”或“风骨”呢?锺嵘说“干之以风力”的诗歌能使“闻之者动心”,即有震动人心的力量,所以他把左思猛烈地冲击门阀制度的《咏史》称之为“左思风力”。刘勰说:“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他把有“风骨”的文学比作“征鸟之使翼”,即有如雄鹰振翅高翔。可见所谓“风力”或“风骨”,都是指诗歌内容充实,风格劲健,有一股内在的力量。建安诗歌产生于汉末动乱时期,诗人们面对现实的苦难,慷慨悲歌,正如《文心雕龙》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恰恰指的是情绪激昂,风骨内充。“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建安诗歌正是以它深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遒劲浑成的风格,铸就了自己的刚健“风骨”,继两汉寂寞诗坛之后,奇峰突起,屹立在我国诗歌发展的长河中。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诗歌是诗人们的歌唱,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回声。好的诗歌应该是奔腾的历史巨流翻卷起的浪花。建安诗歌所以具有“风骨”,就在于它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出建安时代的面貌和精神来。
建安是后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建安前后是汉末阶级斗争激烈、政治和思想发生重要变化、社会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从建安前十多年黄巾大起义起,中经豪强军阀的剧烈混战,到基本奠定魏蜀吴天下三分的局面,几十年中,整个中原地区铁骑奔驰,兵戈交加,广大人民被推入水深火热的深渊。
在汉末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曹操代表与豪强大地主不同的进步势力。建安诗人基本上是围绕在曹氏周围的一个进步文人集团,主要有“三曹”、“七子”和蔡琰。“三曹”即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七子”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其中除孔融政治上不属于曹氏集团,文学成就也主要不在诗歌方面外,其余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属。蔡琰是汉末著名文人蔡邕的女儿,汉末大乱中被掳入南匈奴,后为曹操赎回。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汉末的动乱,品尝过时局的艰辛,所以作品有浓郁的社会气息,清晰地反映出时代的面影。
在建安诗坛上开风气之先的是曹操,他的《薤露行》和《蒿里行》都是用乐府旧题而不袭古意,直接“叙汉末时事”。《薤露行》写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军阀董卓入京作乱的事。何进的庸才误国,董卓的暴虐专横,都直接摄入诗篇。《蒿里行》是继前篇之后,写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而联军因为利害相争发生内哄的事。诗人对袁绍、袁术等军阀的腐朽本质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这些诗被后人誉为“汉末实录”、“诗史”。它们以时事入诗,写当代重大政治事件,直接抨击同时人物,反映了诗歌创作的一种新精神。后来杜甫写“即事名篇”的乐府诗,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都是直写现实情事,其间显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建安诗歌在反映汉末动乱和人民苦难方面,有相当的深度。曹操的《蒿里行》说:“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据史书记载,汉末经过董卓之乱,繁华的东都洛阳变得“数百里无烟火”,西京长安也是“城中尽空”,“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曹操的诗是其形象写照。在这样的浩劫中,人民的遭遇往往是惨不忍睹的。王粲《七哀诗》写他避乱荆州时所见:“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严重的饥荒竟迫使母亲不得不忍痛抛弃亲生的骨肉!蔡琰《悲愤诗》写董卓部众洗劫城邑:“斩戮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又是多么凄惨的景象!建安诗歌很善于选择典型事例反映现实,既形象又深刻。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借筑长城的历史题材,从家庭的角度控诉了汉末繁重的徭役:“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沉重的徭役负担不知摧残了多少幸福家庭;而“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那连绵不绝的长城就是无尽无休的徭役的象征。
“不戚年往,忧世不治”
建安诗人虽然面对凋残破败、扰攘不宁的现实,却没有被动乱窒息,被苦难压倒,而是表现出一种重整乾坤的气概。他们对前途有展望,对未来有信心。他们的诗歌是伤时悯乱的感慨,不是绝望颓唐的哀鸣,在凄苦的音调里激荡一股昂扬奋发的精神,给人以鼓舞和力量,显得十分可贵。
作为建安时期领袖群伦的人物曹操,在《观沧海》中以朴实淡远的笔墨描绘了大海的形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涵裹日月星汉的大海,也就是诗人气吞宇宙、囊括九州的胸怀。寓情于景,情明景真,读之使人心胸为之扩展。在《龟虽寿》中,诗人又以金石铮铮的字句表现了老当益壮的顽强进取精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世说新语》记载王敦每逢酒后便吟咏这四句诗,“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可见其激动人心的力量。《短歌行》尤其富有典型性。深重的苦难,给全诗蒙上一层凄怆忧郁的气氛;执着的追求,又使全诗回荡着扬厉图治的壮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虽不免凄苦感伤,可是诗人“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不是纠缠于人生的穷途,而是忧虑于天下的不宁。所以整首诗是紧紧围绕收揽人才、创建功业的基调旋转的。最后归结为以周公为榜样:“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网罗尽天下英雄,再造山河,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
被《诗品》称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同样一生都以统一天下为职志。他在《白马篇》中塑造一个“羽檄以北来,厉马登高堤”,“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壮士形象,联系到作者在《求自试表》中说,如能准许他参与平吴灭蜀的事业,那么,“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可知这个形象实在是寄寓了作者自己为国献身的壮烈情怀。黄初四年,诗人到京师朝见魏文帝曹丕,上书提出“甘赴江湘,奋戈吴越”,愿意万里赴敌,不料曹丕不准许他参予国事活动,命他东返封地闲居。诗人在著名的《杂诗》其五中愤怒地提出:“将骋万里途,东路安是由!”“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诗中那种铅刀贵一割的精神,呼之欲出,十分动人。曹植后期不少诗歌抒写受文帝、明帝压抑的痛苦,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其所以感人至深,就在于其中含有壮志不伸的深沉感慨。
有壮志,有理想,有追求,有抗争,鲲鹏抟风,鲸鲵冲波,构成“建安风骨”的重要的特色。
“文以气为主”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文学观念,反映了建安诗歌的重要特质和变化。
曹丕常以“气”论当代作家,他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刘桢“有逸气”。又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可见他所说的“气”是指不同作家的不同风貌,是指文学的不同个性与风格。虽然曹丕还不能对此作出科学的解释,却是对建安诗歌个性化、抒情化在理论上的很好概括。建安诗歌的这一突出倾向,对两汉诗歌是一个解放和飞跃。
在建安以前,传统的文学观念是《尚书》和《毛诗序》中提出的“诗言志”。“志”本来也可以包括广泛的思想感情内容,可是汉代自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志”便被捆上一条儒家的绳索。如对“诗三百”,汉人尊之为“经”,又用儒家思想解说,把周代这部诗歌总集解说成了儒家政治和伦理规范的教科书。《诗经》开篇的《关雎》,本是一首生动的恋歌,而《毛诗》却解说道:“《关雎》,后妃之德也。”说关雎鸟是雌雄“挚而有别”的,所以后妃与君子也是“夫妇有别”的,而“夫妇有别”便能化成天下,使“父子亲”,“君臣敬”,“朝廷正”,“王化成”。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所谓“言志”便成为言儒家之志。孔子的“思无邪”成为不可违逆的教条,“温柔敦厚”成为不可逾越的诗教。汉诗也就出现象韦孟《讽谏诗》、傅毅《迪志诗》, 充满了道德说教,把诗歌创作引入死胡同。建安时期,儒家思想统治随着东汉帝国的瓦解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法、名、兵、纵横诸家思想应运而起,思想呈现自由解放的趋势。建安诗人借此东风,一反汉诗的趋向,直接以汉乐府为榜样,汲取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走直抒胸臆的道路,从而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和活泼个性的文学。
建安诗歌这一解放和飞跃,不仅重新打开了诗歌反映现实、抒发感情的道路,而且使诗歌出现个性与风格的差异。如曹操的诗古直苍劲,恰如敖陶孙所说:“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丕则清丽激越,长于言情,诗又“鄙质如偶语”,所以“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植的诗比起曹操、曹丕来,语言要华美一些,王世贞说他“天才流丽”,陈沆说他“美秀而文”,但并不柔弱,华丽其容,风骨其实,其风格正象《诗品》所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他如刘桢,我们只要读他的《赠从弟》第二首,吟玩一下那迎风傲霜兀立不凋的松柏,便可体会到他那“仗气爱奇”、“真骨凌霜”的风格。建安诗歌的这一成就,为五七言古诗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此后,人们沿着这种趋势,不断开拓五七言诗的领域,创造不同的风格,从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郭璞的《游仙》、陶渊明的田园、鲍照的《拟行路难》、谢灵运与谢朓的山水,直到庾信的《拟咏怀》,都以各具特色、丰富多姿的创作,充实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百花园。
“五言腾踊”
《文心雕龙》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建安诗歌在五言诗的发展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五言诗不始于建安时代,东汉班固已有《咏史》,到汉末无名氏古诗,艺术上也已相当成熟。但直到建安时代,它仍然属于新起的形式。如果说传统的四言是雅调,那么,它只能算是俗调。到晋代挚虞还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韵之正也。”直到南朝的刘勰,仍称四言为“正体”,五言为“流调”。汉末五言古诗全是佚名之作,便透露了这种诗体地位的卑下。建安诗人敢于无视雅音正体,大量采用五言“流调”,终于使它成为诗坛的主体形式,这是一个历史的功绩。此其一。
汉末五言古诗虽然具有艺术魅力,但题材狭窄,内容单薄,不足以开启一代诗风。建安诗人以丰富的内容,高远的志怀,慷慨的激情,为五言诗输入峥嵘的“风骨”,使它足以成为后人景慕效法的榜样,此后五言诗人便跟踵而起。此其二。
第三,建安的五言诗,不仅抒情极为高妙,叙事也很杰出。蔡琰的《悲愤诗》代表了本时期叙事诗的成就。这首诗以五百多字的篇幅记叙诗人的悲惨遭遇,把被掳途中所受的凌辱,流落异域的思绪悲怀,被赎回时的别子之痛,归来后面对荒凉家园的孤独之感,直至再嫁以后的“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的惶惶心境,都刻画得情景逼真。上述这些成就为五言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开启一个五言诗长足发展的时代。
内容上勇于冲破樊篱,形式上勇于尝试探索,反映了建安诗人的创造精神。除五言体外,曹髦还曾“首创九言诗”。《古文苑》所载孔融六言诗虽不可信,曹丕在《答群臣劝进书》中却记载下了自己的六言诗。在我国诗歌史上,六言一直不甚发达,但直到唐宋还时时有人继作。曹丕的《大墙上蒿行》则为杂言长篇,对歌行体的形成有一定影响。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七言,在建安以前,只有相传的柏梁诗,不仅真伪尚有争议,而且充其量不过是联句体,而曹丕的《燕歌行》则已是声情摇曳、艺术完美的七言诗了,后来鲍照将句句用韵改革为隔句用韵,这一体制便最后定型。五七言诗是汉以后我国古典诗歌的基本体式,一直持续到近代新诗的起来,而追溯其源,实在应该说是肇端、或者奠基于建安时代。
论建安七子的历史地位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
建安七子是指哪七个人?为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说到建安七子,这是指我国历史上的建安年间,也就差不多三国时期,7位文学家的合称。这建安七子分别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个人基本上就代表了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也就是曹操、曹丕、曹植之外的文学成就。所以这七子之说也被基本被后世所承认。这七子的称呼始于曹丕的著作《...
东汉末年的建安七子指的是哪些人?他们结局如何
建安七子,是汉建安年间(196—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文学成就,所以“建安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对于东汉末年的建安七子,虽然都学富五车,才华横溢,但是,在诸侯割据的...
建安七子之首是谁
建安七子之首王粲文学成就最高,是唯一被封侯的才子,位列“建安七子之首。建安七子是孔融、陈琳、王灿、徐干、阮_、杨颖、刘振。建安七子是汉代建安时期(196-220)七位作家的统称。“七子”之名,始于曹丕《典论杂文》一书:“今文人,陆之孔融文举,广陵之陈麟,之王灿,之许,北海之之,之,汝南...
如何评价曹魏时代的“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指的是是汉建安年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建安七子之中除了孔融因为政治理念和曹操不和被曹操杀了之外,其他的最后都投奔了曹操,也都获得了安定富裕的生活,且政治经济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东汉末年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儒学的思想在两汉时期占据...
东汉末年王粲所作魏晋之称的是
同时,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貌也成为后世文人学习和追求的楷模。总结:建安七子是东汉末年、三国初年时期的七位著名文人,他们的文学作品被誉为“建安风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和人民的疾苦,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建安七子”中,有曹丕、曹植吗﹖
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间(196年——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但这不等于说曹丕、曹植不够文学家的档次,因为曹操与曹丕、曹植被称为“三曹”。他们政治上的...
建安七子是谁
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年汉献帝年间的七位文学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同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首次将他们相提并论,七子与“三曹”往往被视作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孔融(153年-208年),字文举,东汉末文学家,鲁国曲阜人,建安七子之一,孔子二十代孙,孔 宙之子...
东汉末年的“建安七子”指的是哪些人?他们的结局如何?
陈琳也是东汉末年,建安七子其中之一,并且是比较年长的一位,和孔融的年纪差不多,但与孔融不同的是,陈琳投靠了袁绍。在自己的文章中,陈琳也将曹操痛斥了一顿,所以在袁绍兵败之后,曹操就将陈琳俘获了,所以很多历史学家认为陈琳会死在曹操的刀下。但事实上,曹操因为爱惜陈琳的才华,就将陈琳留在...
建安七子之首是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能当
1、建安七子之首是谁 王粲 2、原因是什么 他不仅在文学上成就高,在朝堂之上也深受曹氏父子喜欢,所以当时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六个人。当初曹操非常喜欢王粲,觉得他很有才,所以就封他做了大关,两个人还曾经一起南下征战。他一生也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令人沉醉其中,其中《七哀诗》是最能代表...
苍梧政外用: 安七子,是汉建安年间(196—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七...
巴塘县18262047410: 建安七子的艺术成就 - ?
苍梧政外用: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
巴塘县18262047410: “建安七子”指的是哪七个? - ?
苍梧政外用: 孔融,陈琳,王粲,刘桢,应玚,徐干,阮瑀"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
巴塘县18262047410: 建安文学兴盛的原因是什么古代文学问题 - ?
苍梧政外用:[答案] 建安文学乃系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这种作品的形式多样,内容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色,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 建安文学之所以兴盛,与其时代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东汉末年州牧割据...
巴塘县18262047410: 建安风骨,三曹七子指的是谁? - ?
苍梧政外用:[答案] 建安风骨又称建安风力、汉魏风骨或魏晋风骨,指中国建安时代(196年-220年)作品(即建安文学)中慷慨悲凉、刚健明朗的风格. 汉朝建安年间,三曹与建安七子等诗人继承《诗经》及东汉乐府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一方面在诗篇中真实地描...
巴塘县18262047410: 建安七子是指哪七个人? - ?
苍梧政外用: 建安七子是汉建安年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七子”之称,始于...
巴塘县18262047410: 建安七子是什么 - ?
苍梧政外用: 孔融(153 - 208),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文举,鲁(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二十世孙.“七子”中,他年辈最高,政治态度与其他6人不同.献帝时任北海(山东寿光)相,世称孔北海,又任少夫、大中大夫等职.为人不...
巴塘县18262047410: 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的区别 - ?
苍梧政外用: 中国三国魏7位名士的合称,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嵇康(224—...
巴塘县18262047410: 三国时期的建安七子都是谁? - ?
苍梧政外用: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