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2斤发五斤是什么意思？

买2斤发五斤是什么意思？~

店家的促销活动，付两斤的费用，实际收到五斤产品。

这个意思就说如果是你买三斤这个东西的话，那么他就送你两斤，总共给你发五斤。也就是说花三斤的钱给你有五斤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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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春天过去了。我们邀请了三位创作者与我们聊一聊，春天里他们的所思、所想，和那些发生在这段时间里的创作。

史阳琨

照片不说话

照片会说话。有的照片真的会说话。史阳琨的照片不说话，像是哑巴。

《晚春》——他拍摄了武汉这座城市公园里的草木。整个春天过去了，公园里面的草木特别旺盛，但没有人去看它们。

《I Can’t Afford My Body》——在东北，他拍摄了侵华日军战后遗留的化学武器的受害者。

《怀旧之邦》——在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山西大寨村，他拍下了集体景观和个体生活之间的记忆与现实。

《身是客》——关于怀乡，他每次回到故乡，拍摄身边的人。

《季夏》——2021年7月，极端暴雨天气在河南省引发水灾。水灾期间，他拍摄了夜晚的水坝。

《Lockdown》——在武汉，在上海。前者是工作期间的记录，后者是他生活当中看到的瞬间。

史阳琨是河南人，在中原地带长大，他的照片就像农民“面朝土地，背朝天”种出来的地。从播种到收获，种子下地的嫩芽变成袋子里成桩的麦子。方框之内，是他的照片，像是结出来的麦子，每一颗麦子都有来路，每一颗麦子都是结果。

史阳琨生活在上海。以前，他在媒体工作，拍摄纪实新闻照片。2020年4月的武汉解封。他拍下了那张著名的《跳东湖》照片。在那之后不久，史阳琨从媒体辞职，成为独立的摄影艺术创作者。他拍东西的速度比以前更慢了。

最近在家里的那么多天，他也没拍什么东西，就是为了之后的拍摄项目窝在桌子前面看相关的书。脖子疼，背疼，干脆躺瑜伽垫上看。余下的时间他去做了志愿者，没拍什么东西，也拍不了什么。感受、知觉、情绪，现在变成失眠的虫，变成梦里长长的走廊和自在的篮球场。

在麦子之前，在方框之外，过程缓慢，劳动量巨大。变成麦子的时候，方框里面是结果。不管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时的结果。因为是结果，它们都不再说更多的话。

Q：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A：我的阅读大概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之前有买的书没看完的，或者是跟我在做的项目调研相关的资料。另一个就是跟历史相关的一些东西。

Q：具体的都有什么书呢？

A：有一本叫《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汪荣祖 著，钟志恒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还有一个史景迁的《太平天国》，还有葛兆光的《想象异域: 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还有一些视觉方面的书，以及当作放松去看的《水浒传》，现在跟小时候看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我还读了一本，也是前媒体人叫杨潇，他写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那里面很多状况跟当下还有一点这种呼应，我在里面有读到胡适给郑天廷的信。信里面他说，“人生最不易得到的是闲暇，更不易得到的是患难。今诸兄兼有此两难，此真千载一时，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学术上的埋头闭户著作。”

Q：你在上海还行吗？最近。

A：我还好。我去年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大概是年前临时搬到这个地方住的这个地方算是一个过渡，只签了几个月的租房合同，原计划到6月份我就搬走了。

这个地方离我工作室特别近，大概步行几分钟就能到，但是它是一个特别小的房子，然后厨房我也一直没有用过。我没有任何餐具，也没有任何做饭的东西。但3月29号还是3月30号，有一个朋友他要离开上海了，他要回美国去了。他就留给我很多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包括油盐酱醋。后来我后知后觉，特别感谢他。

Q：你在武汉拍了《跳东湖》，在上海呢，现在要你凭空想，你会拍什么？

A:不知道。我当时是一个摄影记者的身份，那天我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工作。 解封当天，那张照片成为一个代表着生命力的符号，被裹挟，被传播。但那个东西跟我当时作为一个个人的感受是有距离的。在我眼里，我拍下它的感受更接近于《晚春》，那个灯箱的作品。

在上海，我当然有想过作为一个创作者，应该做什么样的回应，应该留下什么样的记录？后来我觉得我做不到。一个是空间上的限制。另外，我还无法准确地去表达。

Q：从记者的身份走进另外一个身份，去做一个艺术家。这种转换对于你来说是很容易的吗，你信心是很足的吗？

A：不容易，但是有信心。我走到现在这一步完全阴差阳错，我怎么也不会想我要去做一个艺术家。读书的时候也没想过，我觉得这听起来是很中产、很精英的一件事情，跟我没啥关系。

真的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是做记者那些年给了我很多锻炼。在某种程度上，记者是对问题负责任的。记者的问题意识特别敏感，相对其他行业来讲是很超前的。当代艺术语境里面来讲，问题意识也是放在最前面，这个是这两个职业中相通的一点。

Q：你讲到《怀旧之邦》，你说你在全世界看到怀旧的、更保守的、往回走的趋势。正好有媒体发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全球化结束了，全球文化战争开始了》。很多人会感到被抛弃，会不开心。你在拍《怀旧之邦》的时候，它在情绪上对应的是什么呢？

A：我当然对这样的转向感到失望。我们这一代，90后出生，小时候还是一直会相信那种地球村，全球化，明天会更好，是那种信奉很真诚地跟世界做交流的状态。

我自己在这种感受上的转折点大概是在2015年，那时候我23岁。我一到英国的第二年，英国脱欧，我身边一片哀嚎，我老师在课堂上都在哭。我觉得一切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有很大的失落。

2016年年初我还去了美国一个月，当时正在进行大选，也是同样的状况。我感受到的就是校园里面精英阶层的这种判断，跟社会底层的更广泛的判断是脱节的，有一个巨大的裂沟在那里。

那两年在英国，也是极端主义活动以及难民潮最严重的时候。那时候在欧洲走，你会特别害怕。指不定哪里可能就会发生极端主义活动，坐地铁会想自己会不会遭遇爆炸袭击。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机场，我就突然听到那种滴滴滴的闹铃的声音，然后整个机场一下就特别安静，所有人都抬起头来目瞪口呆，都很紧张。后来，战争、疫情，所有的事情都在加剧，但是我们能做什么？不知道。

回到我的作品来讲，我觉得作品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就是说对一个艺术作品来讲，它可能没有太强烈的立场在里面，因为如果你有了立场，它就是一个宣言。它就是一个宣传，或者它就是一个广告，对吗？

但艺术本身来讲，他可能是不做判断的。他甚至是某种在语言语言范畴之外的东西，它更像是一种感知的东西。

Q：一张照片，创作者把它拍下来，在创作者之外，其实它自己也会讲一些事情。文字也一样，因为每一个字本身就带一些意象了。

A：对，是这样的。某种程度上它是相通的，这个可以追溯到罗兰·巴特之前说的作者已死。你不管是视觉艺术也好，还是文字创作也好，你这个作品做出来之后它就不属于你了。其实它有更广阔的语境，它有更开阔的一个空间，这个才是它存在的最重要的那个意义。

尤其对于视觉工作者来讲，其实很多人不太愿意去讲述这个作品的，因为你的语言就把它给框定了，你讲述的太多了之后，它就是你框定的语言范畴内的东西。但往往对于视觉艺术来讲，它是逃离语言的，他是希望能够逃逸这个东西的。不去讲述的话，它就能逃得更远一点。

Q：你的照片是在重新去组建一个世界，还是在去整理一个已经存在过的世界？

A：某种程度上它是同一件事情。因为我没有完全去组建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它原本就是存在的。这些照片它原本就是在那里的，但是我如果不拍，你就看不到他。如果不拍，你就看不到这个景象，你就看不到这个存在。但是我拍了之后，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真实的确切的存在的一个东西。

虽然我的这种拍摄方式没有photoshop，没有置景。我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用相机去记录的时候。但那个真实它又是我建构的，是我去创造的瞬间，我去抓取的瞬间。所以你又可以说它是我去逐渐地构建的真实的世界，它是两个交织的东西。

Q：你的照片情感很重，但实际上，你又是限制了自己的感情的部分的。

A：对。它是克制的，有框架的。所以它需要准确。它当然是有感情的，但感情的度需要把握得非常准确才行。不然就会过犹不及。

郭濮源

再跳会儿舞

上海徐汇区的老洋房，不同于高楼公寓所形成的社区，人很少，一个弄堂里四栋楼，一栋楼里三四户人家。郭濮源就住在老洋房的三楼。有一个阳台。阳台下面的院子种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树，上海的老洋房很多都是这样，一般情况下，这片区域的每一棵树都会登记，被好好地保护。

郭濮源自己在阳台上也种了不少植物。春天一点点的过去了，植物也在变化当中。他喜欢植物，疫情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每天去观察，看它们一天当中有了什么样的细微的变化。刚开始隔离的时候，阳台外面的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秃的状态，后来开始一点点发芽，直到一个月后阳台外面满是绿色与鸟鸣。

很长一段时间里，郭濮源为行业内熟知的标签是时尚摄影师。他拍摄时不喜欢依靠大量的置景和道具来呈现效果，而是更倾向于仅凭光影的变化完成作品。就像走在树林里，树叶挡住了光，或是接住了光，影子落下来，剩下的光也落下来，就成了照片的底色。有时候拍摄的时候，他会给拍摄对象一件东西，不是为了形式感，而是想让拍摄对象去和这件东西进行短暂的互动，从而激发出一种真实的，或者是超脱的状态。

除了好看的植物，上海也有好玩的俱乐部。郭濮源喜欢去电子乐俱乐部跳舞，它们常常在地下，烟雾弥漫，谁也看不清谁，每个人都在专注地舞蹈。植物和跳舞有相同之处，它们同属于自然的一部分。郭濮源相信，舞蹈是人类的本能，就像非洲一的些原始部落人们本能地去跳舞，是他们天生具有的表达方式，舞蹈可以帮助我们回归自然。

2016-2018那段时间上海有意思的电子乐club相继关门了，一时间心血来潮，于是他自己也开了一家club，现在，和他的工作一样，俱乐部节奏音乐停了下来，不知道什么重启。

这段时间，郭濮源想念跳舞的日子，想念可以出去工作的日子，他特别希望可以早点回到这些日常里。

窗外

Q ：这段时间，你脑子里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A：各种想法特别多，我觉得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在家待着，不去出门工作。这种长时间的不工作会让我有一种焦虑。更准确地说，是关于很多事情的信心动摇了，比如对于这个城市的信心。另外似乎从来没有过那么多时间思考政治、社会与人性，我想这次漫长的隔离中，很多在上海的朋友都是如此吧。

如果人不工作，每天只是活着的话，也挺累的。我现在特别能感受我父亲生活的状态。我是山西太原人，在我开始工作以后，就离开了太原。先是去了北京，然后又搬到上海。我的父亲退休以后一直生活在那边，我有十几年的时间都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一年当中，我们见面的时间也就是几天时间。我们都没有很理解彼此的生活。这次疫情某种程度上，让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种退休之后的生活，每天重复着一样的节奏，买菜、做饭、打理家务，忙完一天就过去了。

与朋友们线上云喝

Q：2015年你搬到上海的时候，住的就是现在的房子吗？

A：不是，这是我来上海以后住的第三个地方，大概2019年搬到了这里。

Q：往年在这个房子里感受到的四五月，和今年有什么不一样？

A：往年这时，我都在忙着工作，没有时间去感受周围的环境。今年从4月份到现在，我终于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春天的变化……

我住这个老房子在三楼，有一个阳台，外面种了很多的树。这也是上海的一个特点——老洋房四周都是种很多树的，每一棵都会登记、被很好地保护，这点我是比较喜欢的。

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除非你去大公园里，你才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种类的植物。在上海不用去公园，只是在家里的阳台上一眼看出去，从近及远，种类就至少超过十种：桂花树、常春藤、水杉、棕榈树、枫杨树、梧桐树、广玉兰，还有雪榕树......也不是说只有我家能看到这种景象，很多上海房子的窗外都会有差不多的景象。我不知道你跟我通话的时候，有没有听到鸟叫的声音？它们每天在这些树里飞来飞去的，这也是我很喜欢这个城市的一点。

生活隔着荆棘

Q：这段时间，你有做什么创作？

A：就是写一些文字的东西，然后也拍一些视频、照片。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在做视频工作室，他们让我拍一些疫情当中的镜头。我拍的其实很多都是重复性的画面，每个大概十几秒到二十几秒，都是固定镜头。打个比方，我就拍下雨，我机位就放在那里，雨水不断，落在地上；拍风中的树；拍我做饭的时候锅里翻滚的汤，就是这样一些重复的镜头。

Q：你可以和我们聊一下您主理的那家俱乐部吗？

A：18年开了44KW是偏地下电子乐类型的club，去年与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一家艺术展览结合Live house的俱乐部SYSTEM。现在都没有办法营业，我自己摄影方面的工作也都停下来了。现在即使上海解封了，我们能不能继续营业还是打个问号。所以现在有点迷茫了，不知道后面该怎么办，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疫情里，我们是水缸中的金鱼

Q：你刚刚说看了很多电影和剧，有哪些是特别有感触的？

A：我每看一个东西都会有一些触动。隔离刚开始的时候看了《波西米亚狂想曲》，这是之前一直想看但没来得及看的。这个电影让我非常怀念的是以前去看音乐节，可以出国旅行的那些日子。大概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时尚杂志行业都在一个上升的势头上。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出国拍摄的机会，去过很多地方。欧洲的很多国家，还有非洲、北美洲的各个地方，世界各地到处飞、到处拍，那个时候很开心。现在一去不复返了。

有天晚上被居委叫去附近街道核酸，从晚上9点半排队到11点，队伍很长，人与人间要求隔两米，照片是一位排在我前面的男士的影子。

Q：还有别的电影或剧吗？

A：这几天看的太多了，基本上每天都会看。这两天我在看《弹子球游戏》，原著叫做《柏青哥》。（美籍韩裔作家李敏金著，2017年出版。）还有一部叫《巴比伦柏林》，是德国的一部剧，讲的是二战之前的德国，在柏林所发生的很多事情。

Q：你这段时间有过自己在家跳舞的时候吗？

A：有，但不多。

Q：那种一个人跳舞的状态是一种什么状态，很享受，还是说有一点别的情绪？

A：也是挺享受的，也许不如在俱乐部的氛围好，但一个人跳舞的时候更肆无忌惮，更自由。偶尔需要把自己放飞一会儿。

张涉嫌

有了慢的画

张涉嫌是个蛮自由的人。他出生东北，很小就不怎么上学。他画画，但不科班。他是那种把画画当生活的人。

在疫情出现之前，张涉嫌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时间在路上，他旅行的经历很有意思，总是很“丛林”。2019年，他开车从上海出发，从黑龙江满洲里口岸进入俄罗斯，横跨了俄罗斯到欧洲，再自己开回来。

他写的游记像他本人，穿越欧洲的路可能是很多人都走过的路，但他驾车从中国开过去这一趟，显然更精彩很多。在捷克的夜路上遇到的野狐狸；漫漫路途里遇到的怪人；尤其是在巴塞罗那遭遇交通事故，大家停下车来等待的时候，他和朋友发现有人偷钱包，他没想太多，就一路跑着追出去，最后追到一个桥洞里，把小偷揍了一顿，帮人把钱包给抢回来，后来他才知道，这次见义勇为很可能会得罪当地的阿尔巴尼亚帮派，他的中国牌照的越野车很显眼，由于担心被报复或者引来更多的麻烦，在大家建议下，当天便匆匆离开了巴塞罗那。

他的生活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完全由他自己就可以搅动出一个巨大的漩涡，激情不缺，乐趣不减。他是这样的人。困难越大，越有劲头。

最近的张涉嫌在上海。2022年的春天，疫情开始在上海蔓延。他被困在了画画的工作室里。

他的工作室在上海闵行区，这幢建筑由仓库改建，租金相当于市中心同种房屋的十分之一。因为足够便宜，所以很多附近工作的工人宿舍都设立在这个园区里。这其中，包括华亭宾馆的员工宿舍。张涉嫌听园区物业的领导说过，这个园区里住着700多个人。从3月到5月7日采访那一天，他在工作室已经待了63天。

猪肉

生蚝壳里的画

画最后一块牛排

Q：你瘦了十几斤？

A：20多斤。最近稍微回来点。前两天特别瘦，因为之前是完全没有吃的。

因为华亭宾馆的事，我们是最早一批被隔离的，最开始的隔离跟之后的不一样。那时候可以叫外卖，我也没当回事。后来突然有一天，大家都隔离了，我直接就完蛋了，没有吃的。

我从小卖部里面买了一个面包，挺大一个面包，大概小臂那么长一条，我每天吃一小块。然后我有一箱牛奶，可以喝点奶，一天吃一顿。真的就是每天饿得两眼发懵，然后胃也饿小了，以前我吃饭可以一直吃，现在我吃一点东西就饱了，吃不下什么东西。

Q：现在能买到东西了？

A：买不到。也没发。因为我们这个不是居民区，它是工业区。承蒙各路朋友们的照料，然后各种省吃俭用，我现在一天吃一条肉，手指头这么大一条。

门口野生的小狗

Q：这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看你画的画，以为你半享受地很轻松地度过了这段隔离的时间。

A:是这样，物质上非常艰苦，但说实话我觉得我经常还是挺享受的，真的。有一个原因是，我没有隔离在家里，如果是在家里面以我这种完全忍受不了无聊的人，我可能真的要崩溃。

这60天下来，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完全一个人待着，还挺好。每天中午起床，吃点东西，晒晒太阳，然后画画，看看书、抽烟。门口打打篮球、健健身，园区里捡捡破烂拿回来画画，就挺好。

就算疫情结束了，我也可能真的就被这个事情改变了。这些年里面，几乎没有一周我是少于三天在外面喝酒的，各种酒局、饭局，但现在我完全不想了，没有兴趣了。

隔离完之后，我准备把住的地方也退了，我觉得我不需要，（我的生活）完全可以就在这里面。我这工作也不需要跟别人合作。甚至钱都不用挣了，因为按我现在的生活状态的话，（很少花钱）钱是够用的。

Q：这其实跟你的人有关系。你是一个内核很强大的人，然后刚好在你工作室这块区域里，你最重要的那些东西都能得到满足。

A：对，反正我前两天跟朋友打电话也说。我说如果时间倒回到63天之前，就算我在外地，我都要赶到上海感受这60天的隔离。我太需要隔离了，我觉得特别好，而且画画上我觉得也有很多变化，总之真的就是一好事。我也不能这么说。疫情当然是坏事，但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挺好的阶段。

邻居的马

Q：你说画画上有改变，是什么改变？

A：我之前是特别的一气呵成。就是不管画什么，哪怕巨幅的画，我这一两天之内必须画完，画不完我也不再碰了。我没有兴趣去花很长时间慢慢弄一张画，不是这样不好，只是我比较怕累，这种事一想就很累，我现在说出来都觉得累。

但是最近因为疫情，画布很短缺。我必须在每一张上花得时间长一点，不然后面就没了，细水才能长流。这样一来就对画面本身有影响。就跟你施工一样，工期不一样了。你盖一个楼，平常一个礼拜就盖完了。这次你盖三年，心态什么的都不一样。

我之前看了一本书，叫《蓝围巾男人》。这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模特写的。这书很简单，就写了6个月以来，他给弗洛伊德做模特的过程。那张画我之前没见过，后来我去查，我就想什么画要画6个月。一看那张画就跟我们A3纸那么大一张，特别小。这种大师，要6个月，我就想弗洛伊德这种级别画家，他也不需要装逼。他肯定有他的理由。我把书看完，结合当下这个状态，我也慢点画。

所以，好与坏是很主观的事，这种状态只是我自己觉得是挺好的，心态比较……没那么急，会慢慢来了。

垃圾袋上的服装

Q：你最近画了挺多的。

A：因为每天没事干我就画画，我画布已经没有了。现在就在外面捡回来的各种东西上面画，门板子，酒瓶子，我今天捡了个垃圾袋，准备画一条裤衩。

Q：你说你最瘦的时候是4月十几号，那段时间画了什么？

A：我自己也不知道画的什么。记不清。反正每天我都画两笔，坚持让自己画两笔。

Q：你隔离这段时间，可以出仓库，在那个园区内活动？

A：对。幸亏我们这个园区有很多荒废的楼。它本来是一个国企工厂。当年工厂倒闭之后，留下了很多荒废的楼。这个房子特别老的厂房，所以我就可以进入捡东西。我最近捡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小玩意，挺有意思的。

玻璃瓶上画的保安

Q：你都捡到了什么？

A：我捡到了一个80年代的舞厅的灯球。还有一些老的餐具，瓶瓶罐罐。还有一些东西很大捡不回来，比如这里面有一个厂房是当年职工的娱乐场所，里面有电影院。这里买有当年挂海报的画框，特别好，木头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也没有坏。它大概是70年代的东西，特别有味道。但这个工厂说不能给，不让我拆。

这旁边还有一个当年电影公司的道具仓库，里面有一个书柜。是电影公司用来做道具的书，因为是做道具的，所以什么书都有，各种想不到的书，特别有意思。有一本书，我忘了是一九六几年的还是一九八几年的，叫《千万个为什么》。小时候小孩看《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是给成人编的，就变成了《千万个为什么》。那个书巨厚，比字典还厚，里面什么都有包罗万象，从洋葱的种植到无定形硅为何能成为单晶硅棒。我看第一页有个问题是说为什么男性在各个方面都要强。我一看这个标题，这不是找死吗？而且肯定是不对的，但这也说明人类认知的变迁，毕竟是四五十年前的书。

门板上画的闪电

Q：我看你微博上写过你自己觉得最好的一个阶段是90年到2000年代那段时间。那时候你们一家人去广州。所以听你讲这些的时候，我会想，你是不是其实是一个很念旧的人。或者说，那不是念旧，反而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在你身上不太奏效。比如你讲你在工厂里边去捡这些东西，跟你过去或者未来在某个旅程中去发现有意思的东西，其实是一回事，在你身上好像是这种感觉。

A：其实最近，我们这个园区这儿有很多工人嘛。我前面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们这个园区从最近两个礼拜开始，经常有打架的。不光打架，包括路上碰到了戾气都很重。可能最近憋着了。

前几天我戴个耳机出去捡东西。出去拾荒捡破烂。你知道苹果耳机降噪功能特别好，你戴上就听不到周边的环境。然后那天突然有一台本田，从我身边可能就30厘米的距离开过去了。速度得有100多，赶上高速上的速度了。我觉得我只要动一下，就能把我给撞死。很危险。他开过去之后给我气得。落叶、土，整我一身。

最后一张油画布上的画

Q：土？

A：对。你想这两个多月园区里没有扫过地，这个车走到路的尽头，掉了个头又回来了，又是一脚油门。我赶紧捡了个大石头砸在路中间，没往车上砸，砸车要赔钱的，我就砸旁边，就是让他把那车停下。我说你有病啊？一个大哥，大胡子，憋这么长时间他脾气也不好，他就要下车。

这种情况下我是不过脑的。他一准备下车，从表情到动作，那肯定就是要下车来揍我。我本能地反应，他车门一开，我一脚就把车门踹回去了。他也没下来，之后可能也不敢下来了，就在车里面说你干嘛。反正就是对骂。我说你得给我个解释，怎么就能这么开车？

他说，“我这个车放了有一个多月，电瓶亏电了，得跑一跑充电，不然解封那天车打不着了。”

我一听，我的天，他说的真好，说的对，太有道理了，合情合理，确实是这么回事。我的车也放了一个多月了，我都没注意这个事。他走了之后，我就回去拿钥匙去开车，发现车已经快发不着了，打了几次才发着。我就想得亏碰到这个事，再晚几天车就真打不着火了。

因为园区也不大，我开出去跑的时候。把车窗摇下来凉快凉快，他也看到我了。其实有点尴尬。

监制：佟宇

采访、撰文: 晏文静

统筹、编辑: 李祺、赵文斐

【本文刊登于《芭莎男士》2022年6月刊】

拍两斤发五斤是什么意思？这个可能是在你买的东西的时候，你买两斤，他给你发五斤，这是个优惠的，优惠的

拍两斤发5斤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件商品它本身的话就是你拍下的时候是两斤的，结果最终他发给你的时候是5斤的，这就是他的意思，希望我的答案被采纳，谢谢。

付两斤的钱，发货给你发五斤。也就是花两斤的钱买五斤的东西。是店家常用的一种促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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