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

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国 是人类重要的发源地之一，经过漫长的进化，产生了不同时期的原始人、氏族部落，如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及半坡人等等，同时经历了原始人群、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几个阶段。
中国又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从步入文明的门槛之日起，中国先后经历了夏朝、商朝、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宋辽夏金、元朝、明朝和清朝等历史时期。
历代统治者，以其各自的政绩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内容不同的剧目，或名垂青史，或遗臭万年。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经历了奴隶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从战国开始，封建社会孕育形成，秦朝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帝国。
此后，两汉王朝是封建社会迅速成长的阶段，唐、宋时期经历了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至明、清两代，封建社会盛极而衰，并最终开始步入了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
在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上，中华民族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勇于探索的聪明才智，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创造了同期世界历史上极其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万里长城、大运河、明清故宫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种出土文物，无不反映出大胆、高超的生产技术；同时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领域产生了无数杰出的人物，创造出无比博大、深厚的业绩；而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在内的无数科技成就，更使全人类受益匪浅。
历史王朝简记：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王朝就此完。

扩展资料：
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物证，可将中国历史（炎黄文明）划分为十个纪：
炎黄、虞夏、商周、齐楚、秦汉；
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共和。
一、炎黄纪：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约两千四百年（公元前五十至前二十六世纪）。以农业社会、母系社会末期、铜石并用时代、父系社会初期为准。炎黄纪已经出现私有制、商业、战争、奴隶。
二、虞夏纪：以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为代表，约一千年（公元前二十六至前十六世纪）。二里头文化兜底：以青铜器时代初期、双轮车、城市、文字等古文明标志为准。传说时代的颛顼、帝喾、尧、舜、禹或可研究纳入本时代故事集。
三、商周纪：青铜器时代中期，分封制中期，以殷墟、甲骨文为典型代表。成汤灭夏、武王伐纣、国人暴动为本时代三部曲。约八百年。
四、齐楚纪：铜铁并用时代，约六百年。以齐楚为代表的众多周边族群势力（分别代表沿海地区、长江流域），大规模融入华夏，为最终形成汉族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代，分封制由鼎盛而崩溃、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封建帝制萌芽。有西周共和、平王东迁，尊王攘夷、问鼎中原，商鞅变法、长平之战等等重要历史故事。
五、秦汉纪：铁器时代初期，中国进入帝制时代。以大一统、书同文为时代口号，史记、汉书为时代标志，蔡伦改进造纸术更具有划时代意义。有秦并六国、大泽乡起义、楚汉相争、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封狼居胥、昭君出塞、班超投笔从戎等重要历史故事。
六、魏晋纪。亢龙有悔，黄巾起义，三国两晋，五胡乱华，十六国走马，南北朝并立。
七、隋唐纪。凤凰涅盘，盛世隋唐，隋文科举，大乘玄奘，贞观天可汗，则天女皇帝。（隋文帝……）
八、宋元纪。天下一家，地狱天堂，文明臻极，野蛮大成，华夏之殇无尽痛，上帝之鞭惊启蒙。（借用欧洲文艺复兴之意）（十字军东征、蒙古西征、巴格达百年翻译运动……）
九、明清纪。黄粱石头，南柯红楼，千载遗梦，百年屈辱，金粉帝国，罪恶毒瘤，极权桎梏瓜藤狱，十万成就皆嫁衣。（红楼梦……）
十、共和纪。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辛亥，北伐长征，民国共和，抗战翻身。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古代史

夏朝：约公元前2029年-约公元前1559年，共计：471年
商朝：约公元前1559年-约公元前1046年，共计：438年
周朝：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分为西周、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共计：867年
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首称皇帝，共计：16年
西楚：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项羽，共计：5年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汉高祖刘邦，共计：210年
新朝：公元8年腊月-公元23年10月6日，新太祖建兴帝王莽，共计：16年
玄汉：公元23-25年，汉更始帝刘玄，共计：3年
东汉：公元25-220年，汉光武帝刘秀，共计：196年
三国：公元220-280年，魏、蜀、吴三足鼎立，共计：61年
晋朝：公元265-420年，分为西晋(265-316年)、东晋(317-420年) ，共计：156年
南北朝：公元420-589年，共计：170年
隋朝：公元581-公元618年，隋文帝杨坚，共计：38年
唐朝：公元618-907年，唐高祖李渊，共计：290年
五代：公元907-960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共计：54年
十国：公元891-979年，共计：89年
宋朝：公元960-1279年，分为北宋(公元960-1127年)、南宋(公元1127-1279年)，共计：320年
元朝：公元1271年-1368年，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共计：98年
明朝：公元1368-1644年，明太祖朱元璋，共计：277年
清朝：公元1644-1912年，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共计：268年
中华民国：公元1912-1949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创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共计37年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扩展资料：
中国历史朝代名称的由来：

中国历史悠久，朝代更是零星纷繁。每朝的创建者要首办的事就是确立国号，即朝代名称，简称朝名。
朝代名称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大致有五个来由：
由部族、部落联盟的名称而来，来自创建者原有卦号、爵位；源于创建者原始政权统治的区域；源于宗族关系；寓意吉祥。
夏：据传禹曾受封于夏伯，因用以称其政权为“夏”。另据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禹的儿子启西迁大夏（山西南部汾浍一带）后，才称“夏”，姒少康在纶城（今河南商丘虞城西）中兴夏朝，恢复夏朝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
商：相传商族的始祖契曾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历史朝代名历史朝代名(6张)受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南），以后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汤灭夏后，就以“商”作为国名，定都亳（今河南商丘谷熟镇）。后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后，又以“殷”或“殷商”并称。
周：周人到古公亶父时，迁居于周原(今陕西岐山)。武王灭殷以后，就以“周”为朝代名。周前期建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后来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因在镐的东方，就有“西周”和“东周”的称号。
秦：据《史记》记载，本为古部落，其首领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有成绩，被周孝王赐姓为“嬴”，并赐给了一小块土地(今甘肃天水县，另说是陇西谷名)。后来襄又救周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皇统一六国，始建秦国。
汉：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其封地在汉中。后刘邦击败项羽，统一中国，国号称“汉”。汉朝前期都长安，后期都洛阳，故从都城上有“西汉”和“东汉”，从时间上有“前汉”和“后汉”之分。
新：王莽所创的朝代(国号)“新”的含义：新的本义是改旧、更新。西汉后期在天人感应的五德终始学说支配下，社会政治涌动着一种新德代替旧德的思潮，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莽以新德的代言人自居，“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并最终完成“再受命”的代汉过程。
汉为火德，为赤帝，王莽为土德，自称是“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依照五行相生之理，土德代火德，意在赤帝传黄帝，天命授之。
魏：汉献帝曾封曹操为“魏公”、“魏王”爵位，曹丕代汉后便称“魏”。以皇室姓曹，历史上又称“曹魏”。曹操谥号魏武帝。
蜀(汉)：刘备以四川为活动地区，蜀指四川。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称“蜀”或“蜀汉”，又称“季汉”。
吴：孙权活动于长江下游一带，历史上曾建吴国，曹魏曾封孙权为“吴王”，故史称“孙吴”；又以地位在东，也称“东吴”。
晋：司马昭逼魏帝封他为“晋公”，灭蜀后进爵为晋王。后来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他的爵位，逼令魏帝退位，自立为皇帝，国号“晋”。
隋：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曾被北周封为“随国公”。隋文帝后袭用此封爵，称为“随朝”。他认为随有走的意思，恐不祥改为“隋”。
唐：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佐周有功，被追封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太原起兵后，李渊称“唐王”，后废杨侑建唐朝。
辽：辽原称“契丹”，契丹是族名，改“辽”是因居于辽河上游之故。
宋：后周恭帝继位后，命赵匡胤为归德节度史，归德军驻宋州（今河南商丘），赵匡胤为宋州节度使。故陈桥兵变后，发迹在宋州，国号曰“宋”。
西夏：拓拔思恭占据夏州(今陕西横山县)，建国时以夏州得名，称“大夏”。因其在西方，宋人称“西夏”。
金：金都城上京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位于按出虎水(今阿什河)，相传其水产金，女真语语“金”为“按出虎”。
元：据《元史》记载：“元”的命名，是元世祖忽必烈定的。是取《易经》上“大哉乾元”句中的“元”，有大、首等意思。但也有人认为与蒙古人的风俗与图腾有关，有的认为与佛教有关。
明：朱元璋是元末起义军之一，是继承郭子兴而发展起来的，郭子兴属于白莲教组织。白莲教宣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借以鼓舞人民反对黑暗的元朝统治。所以又称“光明教”。
白莲教的首领韩山童称“明王”(他的儿子韩林儿称“小明王”)，都体现其教义宗旨。朱元璋不仅曾经信仰白莲教，而且承认自己是白莲教起义军的一支(他曾为小明王左副元帅)。朱元璋取得政权后，国号称“明”。
清：满族是女真族的一支。女真族在北宋时建立金国。明末女真势力复强，重建金国(后金)。后金为了向外扩展，割断了同明朝的臣属关系，清太宗皇太极把“女真”改为“满州”，把“金”改为“清”。
在宋时女真人受制于契丹人，他代针对“辽”字在契丹语中是“铁”的意思，因此命名“金”，表示比铁更坚强有力，可以压倒“辽”。“金”改“清”的原因，史学家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皇太极要避免引起尖锐的矛盾。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中国历史朝代
百度百科——中华民国
百度百科——新中国成立

封建社会——西周、春秋
鉴于古史渺茫，讨论从西周开始。西周初建，周王室"将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制。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实质上，这种封建"是武装集团的向外垦殖"，作为一个农耕部族，这一批批的农垦部队，"择定交通及军略要地，圈地筑城，长期囤驻。一面耕垦自给，一面建立起许多军事据点 "。如此，"一是便于对付旧殷王朝之反动，一是防御四围游牧人侵扰。"可见，西周之"封建"，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是派一帮贵族王爷到各地剥削勒索、作威作福，而实是一个开疆拓土之过程，守土垦荒之事业。
了解了这个"封建"过程，可知"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绝非理念，也不是专制压迫，而是一种集体屯垦的必然产物。土地为封建贵族、国家专有，"井田制"是对公有耕地使用的管理办法。"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这是一种"为民制产"的均产经济和政府管理经济。这就是西周"封建社会"。（封建是中国固有的名词，不是西方中世纪所谓"封建社会"。）
请大家一定要仔细体会这"封建"的实质。我们受的教育给了我们太深刻的印象，满脑子都是专制剥削、分裂割据、压迫与反抗，已经损害了我们正确理解某些情形和事务本质的能力。
后来，技术、人口和生产力发展了，"贵族容许农民量力增辟耕地，又不执行受田还田手续，贵族只按亩收租。循而久之，土地所有权确无形中转落到农民手里。"土地所有权既已改变，井田制度随之逐渐崩坏。"井田制度的破坏，必连带促进封建制度之崩溃。"
我们用了大的篇幅来描述封建社会之形成和消亡，一是因为，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原点，"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二是能尽量抛弃我们脑中固有之概念，来重新认识当时实际的情形。三是有助理解历代有儒家所谓"复古"，不是他们愚蠢扁狭，不知与时俱进，实是建立一种国家高度控制的均产经济和和谐社会的理想，这是后话。

游士社会——战国
封建制度崩溃，"春秋上层贵族阶级世袭的政治特权，到战国时取消了。下层平民阶级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到战国时也解放了。""两种新兴势力，自由经济和平民学术产生。自由经济走向下层，而平民学术走向上层。"这两种势力在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共同早就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游士。
游士之所以能游，一是各诸侯国文化的本源是同一的，皆为一种农耕文化。二是“他们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从开始的天下，只有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无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而不看重那种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诚。因此造成了中国自秦汉以下的大一统。”以历史性、社会性、世界性的人文精神出发，企图以学术思想引领政治发展，“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却常是消极不能妥协”，出则参政议政，入则讲学著述，这一意思形态传至后代，希望中国标准知识分子一特点。
正是游士将各国的文化更紧密的融合，将天下一统的观念进一步的加强。
（这里多说两句，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总结中国之所以能一统，主要有三个内在的驱动力:一是黄河水患成灾，无一统一政府无法统筹治理。二是中国自然灾害频仍，分裂小国自己无法独立抵御。三是北方游牧族强大，无统一之政府无法抗衡。此乃用结果去解释原因，禁不起推敲论证。）
春秋战国学者阐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政治不是迁就现实，应付现实，而在为整个人文体系之一种积极理想作手段作工具。”孔子《论语》中说：“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说，家庭生活亦就是政治生活，家庭理想亦就是政治理想。《大学》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归宿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庄周“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外王即治国、平天下。
“人人生来平等，人人都可是圣人，治国平天下之最高理想，在使人人能成圣人。” “政治事业不过在助人促成这件事，修身则是自己先完成这件事（做理想人）”，“使人人到达一种理想的文化人生之最高境界”。
此阶段学者精神上豪放自信，融通开明，理想高标，朝秦暮楚。儒、墨为社会大人群建立理想，作为奋斗目标，以明知不可为而仍为之的宗教式热忱去追求，是战国精神。

郎吏社会——西汉至东汉中叶
秦汉大一统，削灭封建贵族，入仕有法定程序。"西汉武帝建立太学，高者为郎，低着为吏。"吏经数年地方任职，择优异者选为郎。郎作一段时期侍卫，分派各地为官。这些郎吏渐次组成了一个平民学者的集团。
相比战国时代，士人进入政府的渠道和自身的行为都被规范。因有大一统之政府，士人也就无处可游，再不能如战国时一席谈既可拜卿相。士人只能按照政府规定的路线，亦步亦趋地走自己的进身之路。但也正因如此，有了这套严格的"组织法"，西汉渐成一个平民学者、士人政府。
“若论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半耕半读的淳朴生活中孕育而出，先天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抑制导致贫富不均的自由经济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道路。”
此时，经由太学补郎补吏的法定资历而参政，是政治的一套制度，社会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阶级。
西汉平民学者自下层而来，较之春秋战国气焰抑低，敦笃、稳重、谦退、平实，借助神化孔子，要求王者尊其为教主，拉平学者与王者地位。
学者士人集团掌握政权，形成当时社会中心指导力量。王莽是这个学者集团发展到高潮的最强音，试验用完全学术的理想彻底改造现实的社会。惨痛失败的结果是自此中国再没有出现这种革命，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改良。但用政治理想来改造社会、控制经济已经成为士人阶层治平天下方式。
经王莽新政失败，东汉、知识分子对运用政治来创建理想社会实现理想人生的勇气与热忱，更萎缩了，乃回身注意私人生活，由儒转道、陷入个人主义，而又为门第与书生社会所封闭，在个人主义下逐渐昧失对大众群体关注。

门第社会——东汉中晚期至隋
但从东汉中期，"终于慢慢形成了一各固定的阶级。一则是教育不普及，二则是书籍流通不易。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特许某个家庭以世袭的特殊权益，但只要这个家庭将学业世袭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权益，也就变相的世袭了。于是东汉以下由了世家大族所谓门第的出现。
中央政府失去控制，民众得不到保护，只得依附于世家，形成相互间的私契约。"民众由国家公民身份转变为门第的私户。于是政府和社会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政府并不建筑在公民的拥护上，而是只依存于世家。"世家也因此挟持政府。
世家门第使中国几经动荡，无法形成一个强力的政府。政府虽是一个门第势力支撑的政府，却时时想裁撤门第。直至北魏均田制的出现，始将农民从世家门第的掌握中解放出来。国家分派土地给农民，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向国家缴税。"这一新制，依然是由北方门第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根据历史传统制定的。均田制，是中国传统的均产经济思想改造社会的一次成功。
北魏的均田制和北周的府兵制，终于为中国的统一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制度的准备，并直接造就了隋唐两代之复兴盛运。
至于精神气质，东汉末，太学生增到3万人，世代书生成世代官宦，自成一个大集团，形成书生贵族，高尚不仕，蔑权贵、重名节、清高雍雅，与时局黑暗腐败成大冲突，党锢之狱，名士殆尽，东汉随踵灭亡。
三国则俨然是段小春秋，“曹操、诸葛亮、鲁肃、周瑜，都从书生在大乱中跃登政治舞台。”诸葛亮、司马懿在五丈原，陆逊、羊祜的荆、襄对垒，有书生气与豪杰气，有门第世家之风。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追随曹操、刘备、孙权，造成三份鼎立的，不是君臣一伦的名分，而是朋友一伦的道谊私情。
两晋的个人主义，则开门是朋友，关门是家族，追求圆满具足，外无所待的艺术性或佛教人生。
东晋南朝，“门第逼窄了心胸。”“南方门第在优越感中带有退婴保守性，北方门第在艰危感中带有挣扎进取性。然而双方同为有门第势力之依凭，而在大动乱中，得以维护历史传统人文遗产。”中国文化因南方门第之播迁，而开辟了长江以南的一片新园地，又因北方门第之困守，而保存了大河流域之旧生命。这是门第势力在历史激荡中不可磨灭之功绩。
佛教东来，打进新血清。魏晋南北朝佛学大贡献，在于吸收消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人人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至唐朝创造完成中国传统下的新佛教，尤其六祖慧能以下的禅宗，在精神、意态上，是一番显明的宗教革命。

科举社会——隋至清末
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使任何一个公民都可通过考试获得进入政府的资格。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社会形态的革命。这个制度保证了政府机构由民间产生，由士人知识分子组成，有力地防止贵族、门第世袭割据势力的复辟。随着这一制度的推行，门第这种变相的贵族阶级也逐步衰退而终于消失了。
藩镇势力的创痛，使宋代矫枉过正，尚文轻武，造成长期衰弱。从宋代起，科举制度日臻成熟，文化教育日益普及，自此，中国在也没有出现大的分裂割据时期。中央集权愈发加强，社会阶级也日趋消融。
自宋代以下的中国社会都相类似。"在政治上，没有特殊的阶级分别。在社会上，全国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护。在经济上，仍在一个有宽度的平衡性的制约制度下，避免过贫和过富的尖锐对立。"
上承战国游士、郎吏的传统，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政治，在由政治来领导和规范政治。这是中国历史的主基调。通过隋唐科举制度实行，到宋代的成熟，为士人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中心力量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证。
进士制度在政治史上，是政权的开放，目的是选拔贤才。然而经寒窗苦读、繁冗手续、门吏轻慢、求告权贵上来的新科进士，一旦名列金榜，便觉富贵在望，大开宴会，欢呼若狂，一旦掌握政权，记得“灞桥风雪在驴子背上寻觅诗句”的旧习，已算好进士。
“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第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地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
所以进士轻薄，只求富贵功名，失却名节与理想，成为晚唐社会及政治上一大恶态，风气相传，引起中国知识界一大堕落。唐代政府，在这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
北宋开始，门第不存，和尚寺衰落，进士轻薄，担当不了天下大事。书院讲学，由此酝酿。要“在人格上作榜样，在风度上作熏陶，学术思想上作具体的领导”，公立学校不如书院，私人讲学遂变成宋代一大运动。“那些私人，不能凭借政府，免得受牵制而官僚化，”没有大贵族大门第大资力之援助，又要脱离宗教形式。而且考试制继续存在和发展，有的知识分子一心学诗赋，博官禄。清高者鄙弃那些，走进和尚寺寻究人生。宋儒要着眼于文化上，执着理想，“要在政治的和宗教的引诱中，带人走上一新路。对上面总带有反政府的姿态，对下面又走了反宗教的道路，置身夹缝里，这又是一件绝大艰苦事”。他们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渡众生的牺牲精神。他们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进政治来完成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使儒家精神复活。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开这时代风气的标准人物。
他们过分严肃，让后人听到道学先生一称呼，便想象他们不近人情。但他们的精神，直到清代，七八百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毕竟端赖此种精神来支撑。”宋代周濂溪、二程、朱子，明代方孝儒、王阳明、顾高东林党，清初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李二曲等人，有维系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于亡国之余之功。
“中国学风，在东汉，在两宋，都有以学术凌驾政治的的意向。”“南北朝、隋、唐佛学，借宗教来避开政治。”“然而东汉党锢，两宋伪学，晚明党社，终于扭不转政治黑暗而失败。像战国、西汉、唐代门第，都是知识分子直接参加政治，掌握到实际政权而使时运光昌。”
随门第衰落，唐、宋、明三代政治实权，实际以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借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书院讲学与科举利禄对抗。“在此对抗下，假士可以不择手段而获胜，真士则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传统潜流，反身到社会下层去用力。”“另一条路，则退身躲入佛教寺庙里去。元代佛教变质，全真教即在北方广泛流行，亦是此故。”
“总括言之，东汉以下知识分子之躲避藏身处在门第，南北朝以下在佛寺，宋、明则在书院。书院最无真实力量，因此蔡京、张居正，魏忠贤，都能随便把他们摧残了。”唐代以下，“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了真士所理想的前程。”
“明中叶以后，科举制度里的八股文开始了，那才是一条死路，可以葬送此下三四百年的学术生命。”
满清政权高压，书院讲学精神再难复兴。八股流毒，激起明、清之际博学鸿词的考证学派，以“求在过去历史中诊察利病，定新方案，期待兴王。”不幸他们的理想时期，迟不出现，渐渐此希望黯淡迷糊，博学派遂转以古经籍之研索为对象。朝廷功令，对古经籍根据宋儒解释。清儒在校勘、训诂、考订各方面排击宋儒。“反宋无疑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们的反政府，已避开了现实政治，最多不曲学阿世，却不能正学以言。”“再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当前具体事情上”，“远离知识分子之旧路向”，“在钻牛角尖，走向一角落，远离人生，逃避政治社会之现实中心”，“为学术而学术”，不再“关切人群大共体”了。
从龚自珍、到康有为，重新想把孔子神化，再把神化的孔子来争取政治领导（像西汉）。湖南江忠源、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有意提倡宋学，但又卷入军事生活。在学术界又以桐城派古文自限，沉潜不深，影响不大。晚清学术界，未能为后来的新时代预作一些准备与基础。
后面的新时代，“实在全都是外面之冲荡，而并不由内在所孕育。”辛亥革命，只革了清代传统政权的命。而存在240年的清代政权，“却早已先革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命。”于是辛亥后，“中国知识分子急切从故纸堆中钻出，又落进狂放怪诞路径，一时摸不到头脑，而西方知识新潮流已如狂涛般卷来，没有大力量，无法引归己有。于是在此短时期中，因无新学术，遂无新人才。因无新人才，遂亦无法应付此新局面。只想凭空搭起一政治的新架子，无栋梁，无柱石，这架子又如何搭得成？”

现代社会——辛亥革命至今
“从前中国知识分子，常向用学术来领导政治，这四十年来（钱于1951年写作此文）的新知识分子，则只想凭借政治来操纵学术。”“从其最好处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未脱中国自己传统文化之内在束缚，依然是在上倾，非下倾，依然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依然是高唱治国平天下精神。”
然而辛亥后，“旧的接不上气”，西方革命新风熏染，到中国，即混成摹仿西方一大洪流，“推翻旧传统、推翻旧文化、创造新政治、建立新社会”成为时尚。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成为共产党一种宗教信仰，由此激发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大群体之关切，原因是“共产主义究有一种世界性，一种万国一体性，即有一种人类大群之共同性”。
然而“西方之共产主义则为唯物的，仅重血气外向的人生，不近中国传统心性内向的人生，其间有一大区别，而中国人乃不自知。”且马克思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由西方传统（耶教）性恶观点下演出”，是“彻头彻尾之性恶论”。“耶教上帝关切全人类每一个人之整个人生，马克思共产主义最多只关切到某一个阶级的物质生活。马克思只讨论经济，不讨论灵魂，因此共产主义在西方，便断不能与耶教并存。信仰马氏，必先推翻耶稣。”同理，若要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则势非彻底推翻以“关切人群大共体”为己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为功。“故中国共产党，其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乃益甚”，“更趋于唯物化，此则距中国人自己传统为更远。而这个人苦于不自知，此尤大堪磋叹”。
“如是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外言之，已不能有超越现实，而作高一级的向往之精神表现。自内言之，又不能超越小我，牺牲个人，对社会大群体生关切。在此情形下，其先对西方文化，因其对于自己传统的模糊观念而存一种鄙夷轻视的心理，其次又迫于现实利害之权衡而转身接受。无论其拒其受，总是涉其浅，未历其深，遇其害，不获其利。”“而自己传统文化，又一时急切摆脱不掉，菁华丢了，糟粕还存。民主政治与科学精神在此潮流下全会变质，于是政治高于一切，一面还是人文中心，而一面走向极端的性恶论。”
“两汉有地方察举，魏晋南北朝有门第，隋唐以下有公开开始，传统政治下铨叙与监察制度，”都使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面有所倚仗，一面有所顾忌。从倚仗中得心安，从顾忌中得使心不放。中人以下也可循此轨辙，幸无大过。而农村经济之淡泊安定，又是他们最后一退步。”
“近百年来，政体急剧转变，上经济亦同时变形。以前知识分子之安身处，现在则一切皆无，于是其内心空怯，而又无所忌惮。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新出身，则又是古无前例，完全走上以外国留学为惟一的门径。”然而“试问举世间，哪一个国家，了解中国？哪一个国家，真肯关心为中国特地训练一辈合适中国应用的知识与人才？”“各国间的政治渊微，本原沿革，在他们是茫然的。本国的传统大体，利病委曲，在他们则更是茫然的。结果都会感得学非所用。激进的，增加他们对本国一起人的憎厌和仇恨。无所谓的，则留学外国变成变相的科举。”“结果使国内对国外归来者失望，国外归来者也同样对国内的失望。憎厌中国，渐渐会转变成憎厌西方。”于是，“一切新风气、新理论、新知识，正面都会合在对中国自己固有的排斥与咒诅，反面则用来作为各自私生活私奔竞的敲门砖与护身符。
然而“我们却无所用其愤慨，也无所用其悲观。中国将仍还是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仍还成其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怕会没有新中国。最要关键所在，仍在知识分子内在自身一种精神上之觉醒，一种传统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热忱之复活。”“若我们肯回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深厚蕴积，与其应变多方，若我们肯承认中国传统知识文化有其自身之独特价值，则这一番精神之复活，似乎已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呀！起舞吧！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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