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文化的侠义模式

《游侠列传》中哪句能体现出侠义？！求体现出侠义的句子和段落！！！！！~

《史记》中 “刺客"¨游侠"之比较 (栾为)(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要：“侠客”是中国文学长廊里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形象。令人魂牵梦绕的侠客梦，令人咀嚼回味的侠文化是中国大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什么是“侠客”?人们可以这样解释：勇猛无畏，身怀绝技，威震武林，浪迹江湖；也可以这样解释：见义勇为，抱打不平，疏财济贫，惩恶扬善；还可以这样解释；说一不二，任侠使气．疾恶如仇。视死如归。那么“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根究底， 《史记》中《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是其两个泉眼，而他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摘录全篇论文如下:
中国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孕育了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侠客，千百年来歌咏侠客的诗篇，称颂侠客的传奇举不胜举、蔚为可观。炎黄子孙有一个但愿长作不愿醒的多彩“侠客梦”，东方文明留下了令人咀嚼回味不已的侠文化。那么这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本溯源，司马迁是为侠客作传的第一人，《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这两篇奇崛文字是打开后世侠文学的两个泉眼。虽然随着历史推移， “侠客”以一个完整的形象屹立于文学长廓，但肇端之初，刺客与游侠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身上不仅有相同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多差别。不如让我们翻开《史记》，将这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作一番浅析。
人物是历史中的人物，有他们生活的社会语境；每一个人物又都是“这个”，有他们各自的文化品格；此外，人物又都是作家笔下诞生的、塑造的，作家的创作艺术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从社会时代、文化品格、创作艺术三方面考察刺客与游侠，二者的差别就明朗了。一、社会时代之异《刺客列传》所传五人，生活在动荡的战国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逐渐崩溃.动荡不安的社会催动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对人生的关怀、自我意识与自尊情感逐渐觉醒，日益浓厚。有口才，善于审时度势的人，奔走于各国之间成为策士，即纵横家。研究学问，设馆授徒，讲学走天下之人成为学士，即儒生。余下最下层一类人：大多文化修养不高，又没有多少赀财，只能勉强糊口度日，空有一腔凌云之志、报国热血。他们也渴望实现辉煌的人生，建立不朽的功业，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此同时，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促使各诸侯广招人才为我所用，养士、用士之风弥烈。于是，欲伸之志与用士之风两相契合，造就了天下间第一种激烈人—— 刺客。他们没有独立的地位，只能依附于权贵门下，成为政治权势的一种附庸。游侠之名，虽然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但由于“自秦以来，湮灭不见”，故《游侠列传》所传之侠集中于秦汉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秦汉政权El益巩固，统治
阶级对待士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作为战国乱世产物——游侠，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到了用之如虎、不用如鼠的境地。游侠到了秦汉之际便与贵族王权相脱离。但战国时期思想观念对游侠的影响依然存在。《礼记》中载有“言必先信，行必中正”之语；儒家好名又讲究信诺，受人之托全力以赴；墨子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从而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游侠刻意修身立名，以扶危济困为己任。而秦汉以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孑L子所主张的“仁政”、“攻心”、“化性”，轻视“怪力乱神”，从根本上否定了游侠的存在。结果游侠便成了一个独立阶层：一方面与统治阶级相对抗，触犯统治阶级的利益“扦当世之文罔”；一方面又与思想界相对立“儒、墨皆排摈不载”。于是游侠走下政治舞台，走入民间，从政治家的工具变成我行我素轻视公卿的独立一群。
刺客与游侠生活的社会时代土壤的差异，使刺客成为“脱身白刃里，杀入红尘中” (李白《侠客行》)专为恩主行刺之人；游侠则成为轻生高气、急人之难，施恩而不求回报的另一种人。
二、文化品格之殊
不仅社会语境不同，表现在文本当中刺客、游侠的文化品格也不尽相同，突出表现在思想特征、精神气质和悲剧色彩等方面。思想观念是人行动的航标，不同思想指导下人的行为表现不同。刺客与游侠文化品格上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二者思想主旨不同造成的。刺客重感情，讲报恩；游侠重原则，讲施恩。刺客不是嗜血好杀的魔鬼，不是轻易许诺的莽撞之徒，也不是精神变态热衷于自杀自残的自虐狂。相反，他们是极重感情的热血之士。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即使在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割地求和的情况下，庄公“犹复以为将”。庄公的厚爱与信任给了曹沫以巨大的情感力量，于是曹沫柯盟之时以匕首劫桓公，为了庄公，为了鲁国前去行刺。专诸刺吴王僚，有人认为“司马迁传刺客五人，专诸为下”，理由是助纣为虐、不辨忠奸。实际上专诸之所以为公子光刺吴王僚，在于“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且行刺之前“公子光顿首日： ‘光之身，子之身也。”’两人二位一体，公子光是专诸的知己。为光刺僚则正体现出专诸重情讲义，心之诚、情之厚。豫让刺赵襄子，执着不悔，豫让自己说的明白： “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荆轲初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 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在稠人闹市之中慷慨悲歌旁若无人，这非矫情造作，非玩世不恭，更非放浪形骸及时行乐，而是刺客寂寞的泪水，是刺客寂寞的呐喊。恩主的知遇点燃了刺客胸中的烈
火。于是荆轲敢冒天下险，为太子丹金殿刺秦王。因为重情，所以无所谓忠奸，无所谓名利，更无所谓生死。谁知我，我死谁!至于游侠则重原则，讲施恩。“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依据心中行为准则：“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廉洁退让”急人之难。他们把救助厄困的社会道德推向极至，为了履行道德责任施恩于人可以“扦当世之文罔”，可“以躯借交报，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 “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救季布之难后“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不求回报。田仲、剧孟、王孟等亦皆是行侠讲信之人。郭解以“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为行为规范。当自己侄儿被杀，郭解没有贸然报仇行凶，而是暗中了解情况后，作出公允评判“公杀之固当，吾儿不道”。可见，游侠所追求的目标是主持人间正义，而临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矛盾的时候，往往大义灭亲以维正道。当有人“箕居视之”表现出无礼之态时，郭解不先究人过，而先查己过“是吾德不修也”更以德报怨，阴脱其人践更之役，又替人排仇解难不求名利。足见游侠乃是以人间公理正道捍卫者形象立世的，其施恩是源于原则的力量。刺客是胸中有一把火之人，因情感的催动可以不计后果、不计名利、不计生死，为情而战；游侠是心中有一把尺之人，行事有所依凭，守信讲义，为理而战。不同的思想观念引导他们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客”因勇显而“侠” 以豪闻。刺客精神气质的核心是一个“勇”字。曹沫行刺之后，竟然弃匕首于埴下，就群臣之位而颜色不改，辞令如故。当其束手之机，桓公大可以擒而杀之，然而左右莫敢动者，在于曹沫的夺霸之气、壮士之风。豫让厕中刺襄子，襄子心动而惊；桥下伏击，马惊而警，足见其气逼人。荆轲刺秦，“群臣皆愕”“尽失其度”。可见刺客之勇有夺人心魄的力量。此外，刺客之勇非匹夫之勇，而是有勇有谋的智者之勇。专诸行刺之前做了仔细分析“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无骨骰之臣，是无如我何”，行刺之时，置匕于鱼炙之中，用心巧妙。荆轲借樊於期之头，燕国督亢地图及徐夫人之匕，合三者之利前去行刺，可谓大智大勇。刺客之勇还是一种带有血腥之气的勇。豫让为了行刺“变姓名为刑人”， “漆身为厉，吞炭为哑”， 自毁形状，行乞于市。聂政行刺之后， “皮面决眼，自屠出肠”，死后暴尸街头。荆轲行刺“左股断，身被八创。”其血腥之气愈浓，则愈显其勇。最后，刺客之勇更是一种执著之勇， “立意皎然，不欺其志”；豫让“盖棺事则已” 的执著，荆轲“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由此观之，空有情，还不足以成为刺客。伯夷叔齐对故国之爱不能说不厚，比干对纣王之情不能说不深，然而他们之所以都成不了刺客，正在于他们缺乏勇气；慧星裂月，白虹贯日，一股激荡天地的勇气力量!游侠在精神气质上则体现一个“豪”字。不将荣辱名利放在心上的豪爽之气，不为己欲专门利人的豪拔之气。游侠急人之难，不是出于金钱、权势、名利的考虑，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合于义，则为之，不计报偿；不合义，则不为，千金难动其心。朱家于季布尊贵之后终身不见；剧孟死后家
无余十金之财；郭解及徙茂陵，家贫，不中赀。尽管贫穷，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义，游侠则全力以赴，急人之难。这正是游侠精神力量的可贵之处，感人之处，这就是豪。豪，“可能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于是归聚之人则众： 自关东以来，莫不延颈与朱家交；剧孟母死，自远方送葬盖千乘；王孟以侠称江淮间；诸公闻郭解之义“益附焉”，“少年闻之，愈益莫解之行”，“诸公已故严重之，急为用”，及郭解徙家“诸公送出者千余万”“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刺客因勇震惊古今，游侠以豪感动天地。刺客可敬，游侠可叹。由于二者的思想特征、精神气质不同，刺客与游侠身上的悲剧色彩也不尽相同。刺客所作之事源于自己内心的情感与勇气，不足为外人道，也很难为别人所理解。刺客之死，死得轰轰烈烈，重于泰山。荆轲是刺客的集中代表。‘好读书论剑”， “为人深沉好书，其所游诸候，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荆轲可谓文韬武略兼备之士，然玉在璞中无有知者： “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与盖聂论剑，“怒而目之”；与鲁句践博，“怒而叱之”。无人理解，无人赏识。及至燕，与狗屠、高渐离和歌于市，相乐已而相泣。荆轲是孤独的、苦闷的。为报知遇之情，慨然赴秦“登车而去，终已不顾”，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身被八创，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 以荆轲为代表的刺客是完美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死即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令人心惊动魄、肃然起敬，达到个人悲剧的极至。“令人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相比之下，游侠之死的个人悲剧色彩要淡一些。《游侠列传》中详记郭解。郭解不是一个完人；少年时性情残忍偏激，报复心极重。曾私自铸造钱币，偷掘坟墓盗取殉葬财物。及其年长方“折节为俭”。虽然郭解年少时行为不端，但年长后行侠仗义不失为有德之人。那么这样有德之人为什么会死呢?《史记索隐述赞》： “游侠豪居，籍籍有声，权行州里，力折公卿。”名为“游侠”，实似“白衣卿相”。景帝尽诛游侠之属，郭解最后被族诛，这不能不使人探问背后的社会原因。有德讲义忠信之人反遭屠戮，实乃社会不幸。“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游侠的悲剧令人可哀可叹，个人悲剧色彩虽不浓烈，但意义却更为深刻。刺客之悲，如慷慨羽声，令人目嗔牙裂，头发上指；游侠之悲，如变徵之音，令人欷歇感叹，垂泪涕泣。
综上可见，刺客与游侠的确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尽管二者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但他们身上仍有很多交错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中融合在一起。首先，他们都来自社会下层，都具有一股自下而上的抗暴精神。无论是以行刺的血腥方式，还是以行侠急困的温和方式，他们都开辟了除入仕、归隐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一以个人力量自下而上进行反抗。
其次，在精神品质上他们都有很强的责任意识，无论是为了报恩还是急困，一旦受人之托则将终人之事，而且为了这千金之诺，可以轻生死，抛血躯。于是仗剑而行的外在形象与重义讲信、轻生高气的内在气质上的相通，使刺客与游侠很容易地合二为一，以一个高大的“侠客”形象屹立世间。儒侠、义侠、豪侠⋯⋯各式各样的侠客织就了多彩的“侠客梦”，开辟了下层民众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正义得以伸张，邪恶得以铲除，人们的情感得以渲泻。
最后，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都具有尚奇色彩。西汉受楚地文化影响颇深，楚国文化“信巫鬼，重淫祀。”这种巫风自朝廷到民间无处不在，而史官又是从巫觋中脱胎而来。司马迁深受此风影响，喜欢猎奇。于是在《史记》中记人叙事无不蒙上神秘面纱。司马迁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的笔法，给《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刺客与游侠身上的神奇色彩，也是使二者迅速合为一体的原因所在。就在后世人追奇、探奇、写奇的过程中，侠文学、侠文化延绵流淌而来。合上这部史家绝唱，那浪迹江湖、任侠使气、嫉恶如仇、视死如归的侠客形象仍在我们心中久久不散。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千载之下，人们仍可见其傲世雄风，闻其飘香侠骨!

“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本属精神领域之范畴。文化由于需要长期形成，所以是一个社会历史的沉淀物。
长期以来，不同人对文化范围理解不同，大体上分为广义和侠义。
广义文化指人类与禽兽的区别，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总和。例如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对礼仪的规范，对艺术的体会，对劳动工具的发明创造等等。
侠义文化专指精神创造领域。例如社会伦理道德、法律、礼仪或宗教、艺术、习俗等。

当代学者韩云波曾将中国古代游侠区分为三种侠义模式： 私剑之侠是以先秦游侠为基础而形成的侠文化模式。
私剑之侠是先秦游侠的最基本的形式,在当时养客蓄士之风大盛的历史条件下,不忠于朝廷而效力于私门,充当食客、死士,在生存方式上有强烈的依附性。由于他们主要书贵族奴隶社会基本结构之外的自由民,一方面没有名位爵禄的羁束,另一方面也无法进入贵族上层社会的核心,因此,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活动能力也非常强。即使违犯法禁,也会受到所“养”者的庇护。在他们和所养者的关系上,既有长期归附的,也有临时依附的。
私剑之侠的最大特点是他们的私剑性。他们的行为伦理,符合的是社会私门力量的要求,而与朝廷的礼法相背离。
在私剑的支持下,养客者常常获得足以与公室抗衡的强大势力,成为游刃于列强间的高级“游侠”。当时私剑之侠,人数众多,势力壮大,但最终只是别人的工具,而不能在历史和文化上有所建树,也不能进入中国侠文化的主流和核心。
私剑之侠中较为特殊的一类人是刺客。对于先秦的刺客,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之外另立《刺客列传》,并不认为他们是游侠。但刺客情形本来十分复杂,其中也不能排除侠的因素。后人则常常将刺客中的相当部分认为是侠客。
秦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私剑之侠进一步从侠文化的主体地位淡出。养客蓄士之风虽然仍旧代有承传,却在难达到先秦的鼎盛。
西汉中叶以后,私剑之侠就再也没有进入侠文化的主流。
在历史上,他们以保镖打手、看家护院等形式谋求生存之道。在小说里,他们至多不过是皇上的“御猫”、清官的爪牙,虽也“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但那已经不是私剑之侠本身的光彩,而是清官的光彩了。 先秦之侠,虽以私剑为主流,缺乏对侠义道德有意识的积淀培养,但在具体的侠义行为之中,人是有感情,有理智的动物,一种对侠义伦理原则的崇尚,已经在暗中生长。
到汉武帝在位,是中国历史上游侠极盛的时期,也是游侠历史发生极大转折的时期。汉初60年来,游侠不仅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立于强世”,而且“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俨然是民间社会的实际控制者。汉武帝即位不久,就意识到朝廷受游戏江湖的威胁,着手采取措施加以打击限制。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侠进行清理和规范,描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道义”之侠。
塑造“道义”之侠的工作,司马迁分为了两步。
第一步,是对侠的范围做了带有明显伦理道德倾向的严格界定。他把世俗江湖游侠分为了三大类:第一类是民间江湖、豪杰雄强之侠;第二类是投靠官府、王公贵族之侠;第三类是为非作歹、侵凌孤弱之侠。在这里,他排除了二、三类的“侠”,仅留下了“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以及“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的君子之侠。
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进行了第二步的工作,努力构建一套道义君子之侠的人格准则。
一是侠义人格。
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以“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为“仁”,既是要求社会的公平;以“不既信,不倍言”为“义”,既是要求人格的真实。两者的完美结合,就是侠的理想道义,也就是“侠义”。
后人的种种言论,可以作为理想侠义的注脚,大家可以在各个武侠小说中对号入座。
二是信义人格。
“信”并非侠的独有文化品格,但任侠之士把“信”的原则强调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使它成为侠义人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只忠于自己行侠仗义的道义责任,言出必行,行必有结果,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信守诺言。
游侠的信义人格与儒家之“义”是相冲突的。《孟子·离娄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而游侠却将“言必行,行必果”作为金科玉律。这导致侠的心意最终与文化主流相背离,在“私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变为置争议于一侧的朋友义气,再变为谨守绿林集团内部利益的“行帮道德”。
司马迁之后,游侠黄金时代即告结束。新的历史形式下,“天子切齿,卫、霍改节”,布衣乡曲之侠受到朝廷的严厉打击,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威势。这时的游侠,就从道义之侠迅速蜕变为江湖之侠,开始了侠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侠走入江湖,受到朝廷的激烈排斥,自《后汉书》起,历代正史就再也没有“游侠列传”的位置了。
道义之侠虽然在现实中发生了种种蜕变,但司马迁所称扬的“仁”和“义”,却成为中国侠文化贯穿始终的两大精神支柱。 章太炎《检论》卷九中说:“其在蒿莱明堂之间,皆谓之侠”。顺民即“蒿莱”,朝廷即“明堂”,而在这二者构成的“官\民”二元结构之外游离着的那些一切不稳定的成分,都可以称为“侠”。
章太炎的说法,显然把侠的范围无限扩大化了,但侠的江湖模式也因此得以形成。
江湖为五湖四海、三教九流,为民间世相的一个大而又大的大杂烩,不认同于“官”,也不认同于“民”。
私剑之侠退出主流,道义之侠成为理想,江湖之侠遂崛起于社会现实之中。江湖之侠不是江湖的全部,也不是侠的全部,但在东汉三国以后,它却既是江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侠的现实存在的主流。
江湖之侠区别于私剑之侠、道义之侠的重要特征,一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所注重的并非道义或政治评价,他们是重行动的现实行为者,以此区别于道义之侠;二是他们在社会中的现实地位,不依附于别人,游走天下,浪迹江湖,以此区别于私剑之侠。
江湖之侠成为最普遍也是最复杂的侠义存在方式,其内涵既无统一的标准,其外延也常常是模糊的,“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是一个并无严密系统的大杂烩。
从汉代游侠的极大兴盛开始,江湖之侠的成分在侠的发展历程中滋长,日益壮大。一方面,他们结私交,为豪强,纵血性,充分体现侠之本色,成为豪侠,轻侠。一方面,他们或者疏财货,明恩仇,成为义侠;或者为豪暴,恣欲望,成为侠中的枭雄与流氓,成为社会的败类和末流。而这些,都一起构成了侠在其中扮演这重要角色的江湖。
后世之江湖,成分颇为混乱、复杂,三江五湖,三教九流,尽在其中。 私剑之侠、道义之侠、江湖之侠,这三种侠义模式,在历史的具体存在和文学的具体描绘中,他们并不是截然分开和孤立地存在的。在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上,他们并行发展,只是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各领风骚。在横向坐标上,他们交错并存。但他们的大致属性,荏苒是有迹可循的。
一般来说,道义之侠主要是文化之侠,表现于侠义的理想构件和侠义的文化描述,以及具体侠义行为的精神抽象上;而私剑之侠,主要表现为与朝廷为代表的统治势力相妥协的现实之侠;江湖之侠,主要是不与朝廷为代表的统治势力相妥协的现实之侠。 ?

---

维扬区13417427519： 金庸“侠”和“义”的内涵 - ？
天梅雅森： 我也看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这篇么,我觉的还行. 好像是孔庆东写的.看看吧.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

维扬区13417427519： 什么是侠文化 - ？
天梅雅森： 金庸的小说宣扬的就是一种侠义精神,侠文化.

维扬区13417427519： 人们对侠义的理解 - ？
天梅雅森： 我看到过一个觉得很好的,说所谓任侠之气: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情之所钟,世俗礼法如粪土;兴之所至,与君痛饮三百杯.看了之后感慨了很久,不胜心向往之……

维扬区13417427519： 结合《别赋》中的诗句谈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义”文化? - ？
天梅雅森： 离别是人生总要遭遇的内容,伤离伤别也是人们的普遍情感.江淹的《别赋》择取离别的七种类型摹写离愁别绪,有代表性,并曲折地映射出南北朝时战乱频繁、聚散不定的社会状况.其题材和主旨在六朝抒情小赋中堪称新颖别致. 文章眉目...

维扬区13417427519： 我国所流传的侠的精神是什么? - ？
天梅雅森： 我国武术源远流长,其中历朝历代都流传着侠义天下的武侠精神,至清代,这种精神达到了极盛 武侠不仅武艺高强而且有勇气,更重要是有“侠”的品质,这一点,《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概括得比较准确.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这就是自春秋战国以来我国所流传的侠的精神.

维扬区13417427519： 侠义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 ？
天梅雅森： “侠义”一词应该说是从武侠小说里引申出的一种精神,一种类似于“舍己为人”的精神,“侠义”从字面意思上便可看出它是一种抽象的思想表示,并非实物,而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热情.具体的,如劫富济贫,伸张正义等,这些都包含了...

维扬区13417427519： 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文化 - ？
天梅雅森：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金庸小说中的大侠,基本上都是民族英雄,国仇家恨的...

维扬区13417427519： 广义文化与侠义文化有何区别和联系? - ？
天梅雅森： “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本属精神领域之范畴.文化由于需要长期形成,所以是一个社会历史的沉淀物. 长期以来,不同人对文化范围理解不同,大体上分为广义和侠义. 广义文化指人类与禽兽的区别,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总和.例如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对礼仪的规范,对艺术的体会,对劳动工具的发明创造等等. 侠义文化专指精神创造领域.例如社会伦理道德、法律、礼仪或宗教、艺术、习俗等.

维扬区13417427519： 侠文化的页游与“侠文化” - ？
天梅雅森： 2012年5月10日由游族网络发起的“侠文化”概念,其中关键提到“做顺应天意的事,做正直优良的人”“创立“做大侠”基金”“来鼓励好人好事,推动现实生活中的侠义之举”游族网络宣布将推出旗下最新页游《大侠传》,并公布了“中华...

维扬区13417427519： 金庸武侠小说有哪几种侠义观? - ？
天梅雅森： 侠义观的萌芽:力图塑造的都是事业感很强,力图建功立业的侠客形象,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和《碧血剑》中的袁崇焕. 侠义观的明确:郭靖是金庸精心打造的一个完美的“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侠义观的彷徨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