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人物名称启示

总结世说新语中10个人物形象，要具体。~

十个，还要具体，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给你提供以下内容参考。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时期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修武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对此王晓毅先生在《竹林七贤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中，通过检索佛教经典《大正藏》的相关译名，认为“竹林”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经典的观点值得商榷。韩格平先生在《竹林七贤名义考辨》(《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一文中也认为，“竹林七贤”的命名与僧徒解经的格义是完全不同的事物，“格义”之说不足为信③卫绍生在《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竹林”应该在七贤的中心人物嵇康的寓居地山阳县。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一直受人们敬重。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他们“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竹林七贤之名的由来，学界存在争议。东晋孙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市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一般认为“竹林七贤”之名与“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游有关。
传统说法认为“竹林”位于嵇康在山阳的寓所附近。嵇康与其好友山涛、阮籍以及竹林七贤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间畅饮聚会，因而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这种说法见于《晋书·嵇康传》及《世说新语·任诞》竹林七贤条。
陈寅恪认为，“竹林七贤”的活动地方实际上并没有产“竹林”，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出自《论语》中“作者七人”的事数，有标榜之义。“竹林”之辞，源于西晋末年，佛教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乃托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竹林七贤”。
王晓毅不认同陈寅恪的观点，从汉晋时期佛经中“竹林”这一译名的出现频率质疑了陈提出的“托天竺竹林精舍”一说，并结合史料实地考察发现魏晋时期黄河流域确实种植有“竹林”，之后又从时间和地点上论证了竹林七贤聚会的可能性，从而认为传统说法对于“竹林七贤”一名由来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嵇康（223-262）三国魏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字叔夜。谯国至（今安徽宿州市西南）人。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任过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著有《养生论》。与阮籍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魏氏春秋》：“（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 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他的朋友山涛（巨源），后来投靠司马氏 当了吏部尚书，曾劝他出去做官，他遂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加以拒绝。因“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集团，遭钟会诬陷，为司马昭所杀。
嵇康在政治思想上“托好老庄”，排斥“六经”，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决破礼法束缚。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嵇康自幼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其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山巨源绝交书》、《难自然好学论》等为其代表作。诗长于四言，风度清峻；《幽愤诗》、《赠秀才入军》较有名。所撰《声无哀乐论》，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断言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而其目的则在于否定当时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思想。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并曾作《琴赋》，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山涛（205—283年），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西晋时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的一位。他之加入竹林名士，是以其风神气度。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对他的评论是：“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也就是说，他给人一种质素深广的印象。而大器度，正是其时名士之一种风度。虽然山涛与嵇康、阮籍情意甚笃，但是志趣其实并不相同，这从他举嵇康自代以至引出嵇康与之绝交一事，即可说明。他走的是另一条入仕的道路。
山涛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他谨慎小心地接近权力。在曹氏与司马氏权力争夺的关键时刻，山涛看出事变在即，“遂隐身不交世务”。这之前他做的是曹爽的官，而曹爽将败，故隐退避嫌。但当大局已定，司马氏掌权的局面已经形成时，他便出来。山涛与司马氏是很近的姻亲，靠着这层关系，他去见司马师。司马师知道他的用意与抱负，便对他说：“吕望欲仕邪？”于是，“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郎中。久之，拜赵相，迁尚书吏部郎。”开始做的当然都是小官，到了任尚书吏部郎的时候，山涛的仕途便一帆风顺了。
嵇康曾有《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后人因此对山涛颇多鄙夷。虽然山涛并不像嵇康那样是非分明，刚直峻急，但也只是行不违俗而已。譬如他也饮酒，但有一定限度，至八斗而止，与其他人的狂饮至于大醉不同。山涛生活俭约，为时论所崇仰。他在嵇康被杀后二十年，荐举嵇康的儿子嵇绍为秘书丞，他告诉嵇绍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可见他二十年未忘旧友。
至于他投靠司马氏，似也无可非议。因为士人求知的目的是“经世致用”，他们想必也有所谓的“实现自身价值”的问题。但他们拥有的纯知识的地盘却是如此之少，除了天文、历法以外，其他的科学技术几乎都是“医卜星相”、“百工”的贱业。法律、经济和管理也大多是吏胥的专利，琴棋书画之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业余爱好，他们所能做的也就只有读书与做官了。在皇权垄断一切的社会，仅有一技之长以至鸡鸣狗盗者自不必言，就是有经纬天下之术的盖世英才，舍“货与帝王家”之外也少有一展身手的。
向秀，字子期 ，（约227年-272年），魏晋间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生卒年不详。少颖慧。与嵇康等友善。向秀本隐居不出，景元四年 （263）嵇康被害后，在司马氏的高压下，他不得不应征到洛阳。后任散骑侍郎，又转黄门散骑常侍。向秀好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颇流传，但旧注“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作《庄子隐解》，解释玄理，影响甚大，对玄学的盛行起了推动作用。但向秀未注完《秋水》、《至乐》。稍后，郭象在《庄子隐解》的基础上补完《秋水》、《至乐》注释，又加发挥，成为今日所见的《庄子注》。
刘伶，字伯伦，（约221年-300年），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着《酒德颂》一篇。
王戎（234─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阮咸，字仲容，“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叔侄二人时人并称为“大小阮”。他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山涛认为他“贞索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 必绝于时”（见《晋书》本传）， 但晋武帝认为他耽酒浮虚而不为所用。
他与阮籍一样放达任诞， 狂浪不羁。他曾与姑母家鲜卑婢女私下要好，母亲死时，按礼姑姑要还家，但阮咸要求把婢女留下，这在当时是不为礼教所容的。后来婢女走了，阮咸借驴骑上追赶，终于把婢女追回来了，并生了一个儿子叫阮孚，为世所讥。他不随便交朋友，只和亲友知交弦歌酣饮。有一次，他的亲友在一起喝酒，他也来参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当时有一大群猪走来饮酒，阮咸就和猪一起喝酒。他一面饮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乐乎。于是“与豕同饮”就传为笑话。
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为当时著名的音乐家。有一种古代琵琶即以“阮咸”为名。他曾与荀勖讨论音律，荀勖自认为远不及阮咸，便极为嫉恨。阮咸也因此被贬为始平太守。阮咸还有著作《律议》传世，见《世说新语·术解》。

《世说新语》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全方位对人物形象进行描写塑造。首先，《世说新语》一书中人物繁多，且常常变换使用名、字、封地、号等，这会让我们有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但是，如果细读，会发现，这些不同的名称会在概念上给我们塑造一个立体的形象。例如，在写关于王戎的事件时，涉及到的名称有：王戎、王安丰、安丰侯、尚书令等。关于山涛涉及的有山公、山司徒、山少傅等。这些不同的称谓可以更加全面的交代人物的身份和背景。其次，对人物的外貌特征进行简要描述。以“竹林七贤”为例，在《容止第十四》第（5）则中描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这是对嵇康外貌的正面描述。而在对人物进行描述时，作者常常使用的手法是：白描。作者以绘画的白描技法，用简洁、形象的语言描绘人物的外形、体态、举止，在含蓄的意识中完成对作品人物的叙写，建立了一个诗意境界，给人留下无穷的意味。“七尺八寸，风姿特秀”，秀到什么程度，留给人无限瞎想的空间。“白描绘形，旨在略形取神”，所以，作者在叙写人物时没有一一细画，而是使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简洁又准确地勾画人物的外形，寥寥数语或淡淡一笔即见人物之气质神采。《容止第十四》第（13）则“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寥寥几个字，刘伶极其丑陋的相貌跃然纸上。作者运用白描刻画人物，使《世说新语》的语言寥寥几笔达到刻画人物或做场面描写栩栩如生的效果。另外，为确保人物形象的立体饱满，作者使用虚实对比，来衬托人物的性格特征。《世说新语》运用衬托手法来塑造人物方面非常成功。用衬托艺术，就像是给人物提供了一个参照物，作者对此人物的爱憎都隐含在人物互相衬托对照中。在《赏誉第八》第（5）则中“钟士季目王安丰：“阿戎了了解人意。”谓“裴公之谈，经日不竭。”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钟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用裴。”没有对王戎本人的直接描述，而是用钟士季的评论，来折射王戎的人物特征：聪敏伶俐、善解人意、能掌握要领、处事简约，王戎的形象呼之欲出。在《任诞》第（51）则中“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通过俩个人的反映出阮籍为人本有济世志，后纵酒谈玄，不问世事。在描述嵇康的外貌时写“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先是直接对主人公做描摹，再通过对旁人的言行举止的写，对主人公进行侧面烘托，也是虚实相间，以实托虚的方法，用以衬托嵇康的相貌堂堂。
第二：刻画人物时投入感情，以情动人。作者在叙述中将意向与情感相融合，善于抓住特定意向与人的思想感情和情态情貌交流。例如在《雅量第六》中第（2）则所述“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从“神气不变”“ 索琴弹之”“ 《广陵散》于今绝矣”等语句的动作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投入自己的感情来描述这一悲壮的场面，古琴被摔、古曲失传，嵇康将自己人生中所有的的无奈与自己的才华，都寄托在这把古琴了，这一切也随琴而去。而作者的情感将这一悲壮的场面更加生动化，使我们更容易感受嵇康的苦闷的心怀。
第三：将人物至于日常生活小事中描述，注重人物个性。《世说新语》大都叙述些名不见传的小人物，妇女甚甚至有闺房私语，就算是写风流名士，也会写他们在与亲人、友朋交往中的言谈举止或闺中细事。在《任诞第二十三》中第（3）则述“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魄然已醉矣。”第（6）则“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字，屋室为挥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从这两个对刘伶平时生活中的状态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滑稽多智、放荡不羁的一面。不但是人，就连鬼神也不放在眼中，和他在醉酒之后行为上的放荡，无视礼仪，任性胡为。而在关于王戎的故事里，着眼生活小事这一点更加明显。《雅量第六》第（4）则中写“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从这一件小事就看出王戎从小就聪明过人。在《俭啬第二十九》第（2）则“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第（3）则“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礁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 第（4）则“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和第（5）则“王戎女适裴􏷥，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这几则关于王戎的故事中，都是日常生活琐事：送礼物、嫁女儿、半夜数钱、卖李钻核，但是，就是从这些小事中，我们才更能看出王戎虽富贵，却也是吝啬异常的十足的守财奴。另外在《惑溺第三十五》第（6）则中讲“王安丰妇，常卿安丰①。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②！”遂恒听之。”这也是从生活中的小事，反映出王戎夫妻相亲相爱，不用讲客套的不羁的性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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