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于窝藏、包庇犯罪的法律原则

窝藏、包庇罪的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达到16周岁以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犯罪人本人隐藏、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自己的，乃是出于趋利避害、保护自己的本能，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不能认定为本罪，因此，犯罪人本人不能成为本罪主体。根据中国刑法的规定，行为人窝藏、包庇犯罪人的，不论与当事人有任何身份关系，即使是当事人的父母，也构成本罪。但这一规定的合理性值得探讨。这一规定，从维护国家司法权有效行使的角度而言，无疑是必要的。但是，法律必须以人为本，法律的大厦只有植根于人性的基础之上才不致有倾覆的危险。保护亲人乃人之本性，父母为保护子女往往不惜生命，如果对父母窝藏、包庇子女定为窝藏、包庇罪，则是对人性的漠视与践踏。而且，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于使公民遵守，并不是为了对公民进行惩罚，明明知道不可能期待父母不窝藏、包庇犯罪的子女，却把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这样的法律规定有什么意义呢？对任何社会都居极少数的犯罪人群的惩治，绝不能以大多数人的良心沦丧、人性扭曲为代价，中国刑法的规定过分强调公权力和国家本位，而忽视了法律的伦理价值，必然导致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从来没有哪个社会因为犯罪而崩溃，但是道德沦丧的社会却可能走向终结。“亲亲相隐不为罪”，这是中华法系的优秀文化遗传，也是刑法人性化的体现，这在中国古代历朝的法律规定中都有所体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中华法系特有的法价值理念在中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中却销声匿迹了。相反，却在异域的法律园地内生根、开花、结果。比如国外刑法的期待可能性理论认为，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其他适法行为，就不能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非难，因而就不存在刑法上的责任。这里不仅仅包括对基于血缘亲情而为之行为的认可，还包括基于对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的尊重。“法律不强人所难”道理亦在于此。基于此人文关怀的精神，许多国家的刑法典都规定了亲属犯罪免责或免除处罚的特例。如《日本刑法典》（1907年4月24日法律第45号）第103条、第104条分别规定“藏匿犯人罪”和“隐灭证据罪”，105条“有关亲属犯罪的特例”规定：“犯人或者脱逃人的亲属，为了犯人或者脱逃人的利益而犯前两条之罪的，可以免除刑罚。”《日本改正刑法草案》（1974年9月29日法制审议会总会决定）第159条规定的是“藏匿犯人罪”，其中第3款规定：“直系血亲或者配偶，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不处罚；其他亲属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可以免除处罚。”第163条规定的是“隐灭证据罪”，其中第3款规定：“直系血亲或者配偶，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不处罚；其他亲属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可以免除处罚。”中国台湾地区、法国、德国、韩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刑法都有类似规定。基于上述分析，中国刑法应吸收中华法系“亲亲相隐不为罪”这一文化遗产的精神，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规定近亲属犯窝藏、包庇罪、伪证罪以及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应免除其刑。 窝藏、包庇罪的界定与相邻罪名的区分与运用在实践中，窝藏、包庇是最常见的妨害司法活动的两个罪名，办案人员常有这样的体会：每侦破一起刑事案件或抓捕到一名逃犯，都会有一些涉嫌包庇、窝藏的犯罪嫌疑人受到打击，这些人大多都是犯罪嫌疑人的亲戚、父母、朋友、同学，虽然说情有可原，但法无可恕。它严重地干扰了司法机关的刑事追诉和刑罚执行活动的正常进行，由于新《刑法》对1979年《刑法》作了修改，又增加了帮助伪造、毁灭证据罪等新罪名，这样就使在界定窝藏、包庇罪及相邻罪名的区分中出现了一些疑难问题，下面谈谈在实践中窝藏、包庇罪的界定与相邻罪名的区分与运用。 窝藏、包庇罪，实际上是两个罪名，即窝藏罪和包庇罪，所谓窝藏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的行为。而包庇罪则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作假证明予以包庇的行为。1、窝藏、包庇是故意犯罪，过失构不成窝藏、包庇罪。窝藏、包庇罪主观上必须是出于故意，即明知是犯罪的人而实施窝藏、包庇行为，明知，是指认识到自己窝藏、包庇的是犯罪的人。在开始实施窝藏、包庇行为时明知是犯罪的人，或是在开始实施窝藏、包庇行为时，不明知是犯罪的人，但发现对方是犯罪的人后仍然继续实施窝藏、包庇行为的，构成本罪，过失不构成窝藏、包庇罪。区分窝藏、包庇的故意和过失的关键在于：（1）行为人是否明确知道他人犯罪，如他人已明确告知行为人自己犯了罪等等。（2）行为人是否应知道他人犯罪，如从他人的言谈举止和向行为人提出的种种要求中推断出来。（3）窝藏、包庇行为是否违背了行为人的意志。 司法实践中，认定行为人是否犯窝藏、包庇罪，不能光看行为人的口供，而应根据行为人的行为和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其口供和其它相关证据，以综合认定。如果行为人确定不知道对方是犯罪人，或者受欺骗、蒙蔽而为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作虚假证明包庇的，不能认定其是出于主观的故意，也就不能认定窝藏、包庇犯罪，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客观特征（1）窝藏罪的客观特征 何谓“窝藏”，1979年刑法颁行时，一般认为窝藏就是为犯罪分子提供隐藏处所。后来，为了适应司法实践中处理各类犯罪案件的实际需要，1997年刑法修订时，对“窝藏”作了扩大解释：为犯罪分子提供隐藏处所或者用指使和资助财物等方法帮助犯罪分子逃往他处隐藏。新刑法第三百一十条关于对窝藏罪的窝藏一词的内涵进行扩大解释的做法，是比较符合窝藏罪本质特征的，防止了因刑法规定的不够完善而放纵犯罪分子，做到了“有法可依”的原则，有利于司法实践部门对窝藏罪的惩治。实践中常见的窝藏方式有：A、把犯罪分子藏匿于一定的处所，至于处所是否为行为人所有或占有、使用对窝藏行为的性质没有影响。通过藏匿，使犯罪分子不容易被其它人发现，特别是不被司法机关发现，从而达到逃避刑事处罚的目的。B、为犯罪分子提供钱财、衣物、食物及其它物品、使犯罪分子在逃跑过程中不为生活所困，更利于犯罪分子长期躲避，这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除藏匿行为以外，帮助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的方式。C、其它帮助犯罪的人逃匿的行为，如为犯罪的人指示逃跑路线和方向等，如1999年8月，我市某公安分局公安民警到涉嫌伤害罪的犯罪嫌疑人张某家中，抓捕张某时，在敲了张家的门后，张父开了门，见是警察，并看了证件，然后把门关上，对其妻刘某某说：“分局的警察来了，快走”，后刘带其子张某来到他家的后门，让张使劲跑，当刘某某见张已经跑远了，正在锁后门时，警察进了屋里，刘某夫妇二人被公安机关抓获。本案中，被告人张父，刘某某明知其子涉嫌犯罪的情况下，张父借开门时查看证件等手段故意拖延时间，且刘某某指示逃跑路线，创造条件，乘机放走犯罪嫌疑人张某，帮助张某迅速逃走，两人的行为侵犯了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的追诉活动，构成窝藏罪。（2）包庇罪的客观特征 1997年新《刑法》对包庇的方式只规定“作假证明”一种，而司法实践中包庇的方式却多种多样，包庇的形式包括作假证明以及为犯罪分子毁灭、隐藏罪证，现在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实践中包庇的具体方式有：隐藏、毁灭物证、书证，制造虚伪的证人证言；制造虚伪的被害人陈述；制造虚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指使、收买、威胁鉴定人作虚伪的鉴定结论；伪造犯罪现场；剪辑、加工视听资料；另外向司法机关作假证明，隐瞒或谎言编造犯罪分子逃跑的路线，方向及地点，以及向司法机关投递“恳求书”之类的书面材料，故意捏造事实，为犯罪分子鸣冤叫屈，对被害人污蔑诽谤等等，其意图都是包庇犯罪分子，使其逃避法律制裁，故而亦认定为包庇罪。认定窝藏、包庇罪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藏、包庇的犯罪主体问题 窝藏、包庇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了窝藏、包庇犯罪的人的行为的自然人，都可以成为窝藏、包庇罪的主体，独立构成窝藏、包庇罪，在实践中，应注意以下问题：（1）犯罪分子本人不能成为窝藏、包庇罪的主体 犯罪分子在犯了罪以后，往往自行隐避或者毁灭、伪造证据，逃避司法机关的搜查、追捕，虽然说这种行为也必然妨害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的刑事追诉和刑罚执行活动，其实，犯罪分子的这种行为仍然包括在行为人先行实施的行为所构成的要件之内，不具有单独评价意义，只有当行为人后续实施的行为不能为先行行为构成的犯罪所包括，才具有重新的评价意义，构成新的犯罪。（2）共同犯罪人相互之间不能成为窝藏、包庇罪的主体。 共同犯罪即二人以上共同犯共同故意犯罪，如果共同犯罪的行为人相互窝藏、包庇的，不单独构成窝藏、包庇罪，而应按共同犯罪处理。2、窝藏、包庇罪的犯罪对象问题我国现行《刑法》法典第三百一十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作假证明包庇的……”这说明，我国刑法规定窝藏、包庇的对象是犯罪的人。既没有行为人应判刑罚种类及程度的限制，也没有行为人犯罪性质的限制。这里，所谓犯罪的人，即包括犯罪后尚未抓获畏罪潜逃的犯罪人，也包括被逮捕、关押后脱逃的未判决犯和已判决犯。至于他们犯什么罪，可能判处或已判处什么刑罚，则不影响本罪的成立，但在量刑时，可以作为窝藏、包庇犯罪的重要情节考虑。作为窝藏、包庇对象的犯罪的人可以分为判决前的犯罪分子和判决后的犯罪分子。判决前的犯罪分子包括：犯罪后尚未被司法机关发现的犯罪分子；已被司法机关发现是犯罪分子但司法机关尚未决定采取强制措施，或者是已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但尚未判决而破坏了强制措施后逃跑的。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分子不能成为窝藏、包庇的对象。判决后的犯罪分子是指判决后应被执行刑罚的犯罪分子。因此，虽然经过判决，但不应被执行刑罚的人不是窝藏、包庇罪的对象：被判处免予刑事外分，免除处罚的人；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人；被宣告缓刑且未犯新罪的犯罪分子；被假释后未犯新罪的犯罪分子。3、“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如何理解关于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窝藏、包庇罪中“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如何理解的请示答复》（1986年1月15日）明确为：“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所说的‘事前通谋’，是指窝藏、包庇犯罪与被窝藏、包庇的犯罪分子，在犯罪活动之前，就谋划或合谋，答应犯罪分子作案后给以窝藏或包庇的，这和刑法总则规定共犯的主客观要件是一致的。如反革命分子或其它刑事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前，与行为人进行策划，行为人分工承担窝藏或答应在追究刑事责任时提供虚假证明来掩盖罪行等等。因此，如果只是知道作案人员要去实施犯罪，事后予以窝藏、包庇或者事先知道作案人员要去实施犯罪，未去报案，犯罪发生后又窝藏、包庇犯罪分子的，都不应以共同犯罪论处，而单独构成窝藏、包庇罪。”4、严格区分窝藏、包庇罪与知情不举的界限知情不举，是指明知他人犯罪而不检举告发的行为。窝藏、包庇罪与知情不举在表现形式上比较相似，二者主要区别在：（1）客观表现形式：窝藏、包庇罪是对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知情不举是明知是逃匿的犯罪分子而不向司法机关举报，放任其逍遥法外的行为。（2）行为方式区别：窝藏、包庇罪是以积极的作为实施犯罪的；而知情不举则是以消极的不作为方式实施犯罪的。（3）行为性质及法律后果：窝藏、包庇是一种犯罪行为，实施窝藏、包庇行为和行为人要受到国家司法机关的刑事制裁；知情不举，我国刑法没有将其规定为犯罪行为，但对于知情不举的行为应予批评教育或党纪、政纪处分，但不能认为是犯罪行为。包庇、窝藏罪相邻罪名的区分与适用1、包庇罪与伪证罪的区分。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隐匿罪证的行为。伪证罪中的故意作虚假证明为犯罪人隐匿罪证的行为，与窝藏、包庇罪有相似之处，其主要区别在于：（1）包庇罪是一般主体，而伪证罪为特殊主体，伪证罪只限于证人、鉴定人、记录人与翻译人。（2）包庇行为发生的时间没有限制，而伪证罪则只能发生在判决以前的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3）包庇罪是通过使犯罪人逃匿或者采取其他庇护方法，使其逃避刑事制裁，伪证罪掩盖的是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犯罪情节。（4）包庇罪对象既可以是未决犯，也可以是已决犯，而伪证罪所包庇的对象只能是未决犯。司法实践中最容易混淆的是包庇罪中的作虚假证明与伪证罪中的证人作虚伪陈述如何区分的问题。笔者认为，区分二者，一是考察作虚假证明或者虚伪陈述的主体是否确实具有证人身份；二是考察作虚假证明或者虚伪陈述的内容是否确实是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如果本不具有证人资格的人即本来就不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假冒证人的，尽管其所陈述的内容是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也不能定伪证罪，而应以包庇罪论处；反之，尽管是确实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证人，如果陈述的内容不是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也不构成伪证罪，而应以包庇罪论处。只有既具有证人身份，所作的虚伪陈述又确实是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才构成伪证罪。2、窝藏、包庇罪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区分。根据《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与窝藏、包庇罪的主要区别除了犯罪侵犯的直接客体与犯罪客观方面的表现形式不同外，主要在于二者的犯罪主体不同，窝藏、包庇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能是本案中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除此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能单独成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主体，不能独立地构成该罪。3、包庇罪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区分。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对于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过去的司法实践一直是以包庇罪处理的。现行刑法增加了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之后，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时，对于包庇罪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区分，主要应当紧紧把握住两罪在客观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包庇罪只限于作假证明包庇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客观行为则包括帮助毁灭、伪造证据两种方式。4、包庇罪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区分。根据《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是指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包庇罪和帮助逃避处罚罪主观方面都是出于故意，行为人都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目的；其犯罪行为的实施，都对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构成了侵犯。两罪的主要区别：（1）犯罪主体不同，包庇罪是一般主体，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则是特殊主体，即只能是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客观方面的表现形式不同：包庇表现为，给明知是犯罪的人作假证明予以包庇的行为；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则表现为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5、包庇罪与徇私枉法罪的界限。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1款的规定，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两罪比较相似，在主观方面都是故意犯罪；犯罪主体可能存着交叉，在客观方面都可能表现为包庇犯罪的人的行为；犯罪行为的实施，都对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构成侵犯。但两罪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种犯罪，两罪的区别主要在于：（1）犯罪性质：徇私枉法罪属于渎职罪，包庇罪不具有渎职的性质。（2）犯罪客体：包庇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司法机关的刑事追诉和刑罚执行活动；而徇私枉法罪侵犯的直接客体则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3）犯罪对象：包庇的犯罪对象是犯罪的人，而徇私枉法罪的犯罪对象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当事人，即可能是犯罪的人，也可能是无辜的人。（4）客观表现形式上看：包庇行为的实施不涉及到利用行为人的职务之便的问题；而徇私枉法行为的实施，则须利用行为人自己直接办理或者主管案件的便利条件。此外，包庇罪的客观方面则既可以是包庇犯罪分子，使犯罪分子不受追诉或者使重罪得到轻判，也可以使无辜者受到刑事追诉或者使罪轻者得到重判。（5）犯罪主体不同，包庇罪是一般主体，而徇私枉法罪则为特殊主体，即只有司法工作人员才能构成徇私枉法罪。

　　窝藏、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


　　窝藏、包庇罪的明知表现为该罪的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予以窝藏、包庇，会发生妨害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追诉和刑罚执行活动的危害结果，而希望该危害结果发生，目的是使其逃避法律制裁。至于行为人的动机，在所不问。如果行为人不知道他人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了隐藏处所或者钱财的，不构成本罪。这里的明知包括知道与应当知道。知道，是指确切的知道，如被对方亲口告知，或者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司法机关的通缉令或者其他渠道，得知对方是犯罪分子。应当知道，是指虽不是确切的知道对方是犯罪的人，但根据其言谈举止及其向行为人提出的要求等有关事实，行为完全能够并且已经意识到对方可能是犯罪分子。

在西周时期，亲亲得相首匿，就是说，对于亲人犯罪你必须隐瞒，如果你去告发，官府不会受理，官府一但受理，告发者也会定罪！

“亲亲得相首匿”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曾发挥了重要的社会职能。今天，当我们走向法治国家时，如何科学地对待“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应该说是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间相互隐瞒罪行可以不负刑事责任。这一思想由来已久。早在周礼中就有“为亲者讳”的说法，春秋末期孔子又将这一传统宗法原则概括为一种司法主张。《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由于这一原则顺应了人的亲缘本性，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尤其是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一尊，“亲亲得相首匿”便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基本原则正式确立下来。《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这就是通常所说汉代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其大意是说子女帮助父母、妻子帮助丈夫、孙子帮助祖父母掩盖犯罪事实的，一概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父母帮助子女、丈夫帮助妻子、祖父母帮助孙子掩盖犯罪事实的，一般情况下可不负刑事责任，死刑案件则上请廷尉，由其决定是否追究首匿者罪责，这段话也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亲亲相隐不为罪”。

“亲亲得相首匿”的思想到了唐朝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时的国家法律不仅使亲属容隐制度的范围更为扩大，而且对其具体内容也作出了比较严密的规定。如《唐律疏议》中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在这里容隐亲属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汉代的父母子女、夫妻、祖孙，而是进一步扩展到同居的亲属、不同居的同姓大功以上亲属及外祖父母、外孙、孙媳、夫之兄弟、兄弟妻等。除此之外，奴婢或仆人可以为主人隐匿犯罪，这些隐匿行为都不受到处罚。其他不同居的小功以下亲属如果隐匿犯罪，则较之普通人犯罪降低三个等级对其进行减轻处罚。在容隐亲属范围扩大的同时，容隐行为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展。犯罪的亲属，即使是泄露其事或通报消息给罪犯，使之逃匿也不为罪。同时，为使得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更方便操作，唐统治者还在《唐律》和《唐律疏议》中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1）关于“知情藏匿罪人”。（2）关于“漏泄其罪令得逃亡”。（3）关于禁止逼亲属作证。（4）关于不得告发尊亲属。（5）关于不得告发卑亲属。（6）关于“子孙与金刃”帮助父祖逃脱囚禁及不得复捕回送官。（7）关于犯罪共亡捕首之法不适用于容隐亲属。（8）关于审讯中不得已吐露亲属犯罪。（9）关于奸罪捕告。（10）关于谋反、谋大逆、谋叛等严重国事罪不得容隐。这些具体而翔实的规定，标志着“亲亲得相首匿”思想已经走向成熟。在随后的宋律、元律以及明清律中，容隐范围又扩大到了岳父母、女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刑法将其扩充到包括夫妻、四亲等以内的宗亲、三亲等以内的外亲、二亲等以内的妻亲。1935的《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又进一步将容隐范围扩大至五亲等以内的血亲、三亲等以内的姻亲，且均有亲属拒绝作证权及不得令亲属作证等明确规定。

从“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确立和传承轨迹不难看出，这一原则不仅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同时也对现代社会产生了影响。其之所以被长期沿用并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大体有以下原因：其一，该原则从根本上体现了人的亲缘本性。人的亲情是维系整个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亲属间的爱是人的本能反映，是一切爱的起点，是人类的感情基础。“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规定亲亲相隐不为罪，顺应了人的本能需求，因而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其二，“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及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与基础。在该制度下，家、国融为一体，家庭的和睦与安定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稳定。亲亲相隐的思想以人的家庭亲情为基础，强调对家长权的确认保护，不仅有利于家庭和睦，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其三，“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维护了封建经济秩序，有利于农业生产。在封建社会中，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家庭成员之间团结协作共同致力于农业生产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前提。如果不允许亲亲相隐则必然会增加家庭矛盾，造成家庭不稳，最终可能是家人离散，田地荒芜。这对维护封建经济秩序是十分不利的。

---

乌兰察布盟19723311457： 古代对于窝藏、包庇犯罪的法律原则 - ？
东郭辰脉管： 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因此,如果你帮助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就构成包庇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乌兰察布盟19723311457： 2.论述汉代刑事法制中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 - ？
东郭辰脉管： 亲亲得相首匿 是汉代刑罚适用原则之一,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这种亲属之间隐匿犯罪不负刑事责任的原则,来源于孔子宣扬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具体指三代以内血...

乌兰察布盟19723311457： 对窝藏、包庇罪处法律有什么样的规定? ？
东郭辰脉管： 我国刑法310条规定,对窝藏、包庇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乌兰察布盟19723311457： 窝藏罪与包庇罪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 ？
东郭辰脉管： 《刑法》第三百一十条: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本罪客观...

乌兰察布盟19723311457： 窝藏、包庇罪的界定是什么? ？
东郭辰脉管： 窝藏、包庇罪,实际上是两个罪名,即窝藏罪和包庇罪,所谓窝藏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的行为.而包庇罪则是指明知是犯罪的...

乌兰察布盟19723311457： 我国刑法对窝藏、包庇罪的处罚规定? - ？
东郭辰脉管：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主要指窝藏、包庇多人的;多次实施窝藏、包庇行为的;窝藏、包庇罪行极其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等.

乌兰察布盟19723311457： 不同刑法中,窝藏、包庇罪的量刑比较是怎样的? ？
东郭辰脉管： 不同刑法中,窝藏、包庇罪的量刑比较主要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国刑法与外国刑法、台湾刑法关于此罪的法定刑的比较;其次,犯罪主体不同,异种刑法量刑的区别对...

乌兰察布盟19723311457： 什么标准下窝藏、包庇罪才立案 ？
东郭辰脉管： 窝藏、包庇罪的立案标准本罪为实行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就应当立案处罚.法律依据...

乌兰察布盟19723311457： 窝藏、包庇罪判罪量刑标准是怎样的? ？
东郭辰脉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1)窝藏、包庇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爆炸、贩毒、放火、投放危险物质等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且被窝藏、包庇的犯罪分子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 (2)窝藏、包庇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的; (3)窝藏、包庇犯罪分子3人或者3次以上的; (4)窝藏犯罪分子6个月以上,或者窝藏、包庇行为致使犯罪分子负案在逃6个月以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一十条【窝藏、包庇罪】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乌兰察布盟19723311457： 包庇罪的界定和如何判处 - ？
东郭辰脉管： [编辑本段]概念窝藏、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本罪为选择性罪名,具体包括窝藏罪和包庇罪. [编辑本段]构成要件(一)客体要件 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司法机关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