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杨月楼奇案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公历1870年8月22日）上午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校场阅兵完毕后返回督署的路上被刺客张汶祥所杀。案发后身为刺客的张汶祥并没试图逃跑或是反抗官差，而是直接自报家门道“刺马者张汶祥！”光天化日之下朝廷一品大员、封疆大吏被人公然刺死不仅在清代历史上尚属首次，自古以来历朝历代这种事都极为罕见，而刺客竟公然自报家门则又是一奇。

这位遇刺的两江总督马新贻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在遇刺身亡之前都干了些什么？1821年马新贻出生于山东菏泽。马新贻二十六岁考中进士后曾在安徽建平、合肥等地出任县令之职。咸丰五年（1855年）马新贻跟随钦差大臣袁甲三率兵进攻占据庐州巢湖的太平军：马新贻在此战中先是率兵击败了来援的太平军，又接连攻破了占领盛家桥、三河镇、柘皋的太平军，接着又成功攻克了庐州。

此战以后马新贻因军功升任庐州知府、赏赐顶戴花翎。 两年后马新贻又在舒城击败捻军、太平军，因此被吏部记名以道员任用。咸丰八年（1858年）马新贻升任安徽按察使。不久以后太平军陈玉成部进攻庐州，马新贻率领团练乡勇迎战。双方一番激战之后太平军从偏僻小道攻破庐州。在此战中马新贻的军队溃败、官印也丢失了，因此受到朝廷革职留任处理。

咸丰九年（1859年）马新贻的母亲去世后他回家奔丧丁忧。本来官员父母去世按当时的规定应当守孝三年，然而时任安徽巡抚翁同书上奏朝廷请示让马新贻继续署理按察使事务。咸丰十年（1860年）马新贻在钦差大臣袁甲三的保举下官复原职。咸丰十一年（1861年）马新贻在翁同书的举荐下被朝廷任命为候补道员。同年马新贻因为父亲去世再次回家奔丧丁忧。

在当时清军与太平军已战至白热化的背景下朝廷正值用人之际，因此马新贻这次丁忧又没到期满就被朝廷再度起用。同治元年（1862年）马新贻跟随袁甲三攻克庐州，随即又在寿州吴山庙击败太平军。此战后马新贻因功加按察使衔、署理布政使。同治二年（1863年）曾在捻军、清军、太平军各方势力之间反反复复的苗沛霖再次举起反清旗帜。马新贻跟随巡抚唐训方在蒙城多次击破苗沛霖叛军的进攻。

马新贻凭借镇压苗沛霖叛军的战功升任安徽按察使，不久之后又升任安徽布政使。同治三年（1864年）马新贻升任浙江巡抚。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马新贻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马新贻在督抚任上处理漕运、盐政、河工之弊政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一时期的马新贻可谓政绩卓著：他在任上的一系列举措减轻了农民负担，解决了许多现实的民生问题。

马新贻刚赴任浙江巡抚时就上疏陈情“水利宜急兴修”。马新贻主持修筑了海宁石塘、绍兴东塘并疏通了三江口。咸丰同治之际内忧外患的清王朝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清王朝为缓解统治危机在动用军事力量打击各路起义军的同时也施行了一系列政策。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减赋运动。减赋运动主要集中于核定地丁漕粮、裁革部分浮收。同治四年（1865年）浙江巡抚马新贻对当年三府应征缓征免征钱粮进行分别请示。

不久以后马新贻会同左宗棠陈奏按8/30的比例将浙江各属漕粮全部额减。马新贻曾主持制定浙江减定浮收章程，还与藩司蒋益沣、粮道薛时雨等人访查各州县征收漕粮旧规。太平军作乱时嘉兴、湖州等地有人把枪安置在船上（称之为“枪船”）。这些所谓的“枪船”久而久之就成为从事赌博、劫掠等犯罪活动的场所。马新贻会同江苏巡抚郭柏荫督兵擒获其首领及数十个凶悍之徒斩首才清除掉枪船之害。

马新贻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后兼管两淮盐政。他立即着手进行了很多调整，但他也明白不能占搁商人的资本太多。正阳督销局知府王治覃称：“因商贩有谓公行不便者，遂令各归各行买卖，但由公行成交立票、委员监盘。公行为杜弊恤商而设，乃行之积久商贩不以为便，应请即行停撤，免为行户假托、商贩藉口”。王治覃因此申请将正阳关公行裁撤。这一建立随即得到了马新贻的批准。

同治八年八月（1869年9月）安庆府院考场附近出现了约期拆毁教堂的揭帖。九月三十日（1869年11月3日）曾因低价强买民房改建教堂而为安庆民众所痛恨的英国教士密道生、卫养生到府衙要求查办散发揭帖者。一时间当地群众愤起拦阻：人们捣毁了英、法教士的住所。密道生、卫养生避入府衙呼救，法国教士韩石贞连夜乘船逃走。安庆教案发生后法国政府指示驻华公使罗淑亚要武力保护天主教。

罗淑亚在上海命令莫代海军司令调集“维纳斯”号、“迪普莱克斯”号、“科特洛贡”号、“蝎子”号、“阿斯皮克”号、“火焰”号军舰组成远征队沿长江西进云集南京下关。身为两江总督的马新贻面对如此危急局面主动提出给罗淑亚和海军军官们提供一所豪华宾馆作为招待所，可罗淑亚表示自己宁愿住在南京天主教圣母堂主教的住所。当晚罗淑亚与法国的海军上将、法国总领事在士兵们的保护下去拜访了马新贻。

在稍后双方展开的正式会谈中法方提出：清政府要在城内拨给一块大面积的无主土地作为对安庆传教士所受损失的赔偿，同时要求清政府惩办在教案中伤害法国传教士的凶手。马新贻本人对法方所提要求适合态度不见正史明文记载，只知道当时清政府在法国的威逼下曾要求他快速结案。最终马新贻和法国方面签署了《南京协定》。这份协定几乎满足了法方提出的所有要求。

《南京协定》签订约一年后就发生了马新贻遇刺案。堂堂朝廷一品大员竟被人当街行刺。这样的事在清朝历史上尚无先例，在以往历朝历代恐怕也不多见。马新贻遇刺案因此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并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这其中刺马案在当时被公认为四大奇案之首。2007年底上映的古装战争片《投名状》中李连杰所饰演的庞青云正是以马新贻为原型的。

刺马案发生后很快就震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北京紫禁城中的帝国高层人物们。他们当然知道此案必须有一个说法。如果放任这种公然刺杀朝廷大员的行为，那么说不定哪天也会有刀子架到自己的脖子上。慈禧令江宁将军魁玉立即提审凶手。然而张汶祥只供认自己是河北人氏、曾是太平军的士兵，如今杀了马新贻但求一死，至于他的杀人动机、背后有无主使等信息却一个字也没透露。

一心想早日破案的魁玉就抓了张汶祥妻子和女儿当着他的面用刑拷打。然而张汶祥依然是啥都不肯说。魁玉尽管对张汶祥的妻子和女儿用了大刑，可对张汶祥本人却是好吃好喝招待着。马新贻的部下要求对张汶祥动刑，却遭到了所有参与审理的官员一致反对。这些官员也有自己反对的理由：要是失手把凶手打死就没法调查他背后的幕后主使了，万一太后要是就此怪罪下来岂不是让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

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之后朝廷连发旨意催促魁玉，可案件的审理却依然毫无进展。慈禧因此怒骂魁玉和两江官员不肯用心办事，甚至怀疑他们是刺马案的同党。慈禧只好又派漕运总督张之万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南京会同魁玉一起审理，但张之万接到命令后却迟迟不肯前往南京，魁玉也借口等待张之万不再进行审问。慈禧下令痛骂二人，同时又催促张之万立刻赶往南京。

官员宁可冒着激怒慈禧的风险也不愿审理此案又是一大奇怪现象。被慈禧一再催促的张之万只好硬着头皮前往南京。张之万前往南京的方式也很奇怪：他命令自己的数百名精锐部队坐船跟随自己前往南京，就连上岸拉屎都让五百名士兵替自己站岗。张之万如此作为仿佛去审理刺马案是很危险的事。张之万到达南京后采取的审问方法是隔三差五把张汶祥从大牢里带出来有一搭没一搭地问话。

张之万这番做派仿佛这件事他根本没兴趣管，只不过是为了应付慈禧太后而已。就这样审了四十多天以后张之万给慈禧上奏折称张汶祥凶狡异常，始终不肯交代幕后黑手，自己已加派官员日夜审讯，一定给朝廷一个真像。此后张之万再也没没汇报过案情进展，案子就这样一直被拖到了年底。慈禧震怒之下又把参与审理的所有官员臭骂了一通。这次慈禧表示：如果再审不出幕后黑手就要严厉惩处审案官员。

张之万和魁玉在朝廷的压力下自己编造了一份张汶祥的供词用于交差，但供词因疑点重重而未能得到慈禧的认可。最终慈禧亲自指定正在天津处理教案的曾国藩审理此案，同时刑部尚书郑敦谨也奉旨与曾国藩同审。曾国藩在接到圣旨后迟迟不肯动身，拖延了很久之后又以年迈多病请求辞职，遭到慈禧反对后才慢悠悠地前往两江。曾国藩到了南京后始终以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对刺马案不闻不问。

因此刺马案实际上主要是由另一位主审官郑敦谨审理的，而郑敦谨的表现也和魁玉、张之万、曾国藩等人的行为一样耐人寻味。郑敦谨审理完刺马案后本来该回京向慈禧太后交差，然而当他走到清江浦时却以年迈多病为由向朝廷递交了辞职报告。就算郑敦谨真是不想再当官了，那么何至于连回到京城都等不及呢？所以这件事也给后人留下了遐想的空间。

本就疑点重重的“刺马案”因为几位主审官这些耐人寻味的表现更增添了不少可疑的色彩。郑敦谨和曾国藩审理的结果是：张汶祥是太平军漏网分子以刺杀马新贻报复朝廷。次年十月张汶祥被剖腹挖心以祭奠马新贻。至此朝廷对刺马案的审理画上了句号，然而无论当时或是后世大多对此结果充满怀疑，此后诸多野史、笔记、小说、戏曲不断试图探寻刺马案的真相，不过迄今为止仍无法确切知晓刺马案的真相。

尽管后世对此案的真相有不同的猜测，但大家几乎都对当时官方的审理结果是不相信的，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起案件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关于刺马案的幕后真相有多种不同的说法。电影《投名状》所采纳的就是其中一种说法，只不过电影没使用历史原型人物的真实姓名而已。据说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马新贻在合肥担任知县期间县城被捻军占领，所以马新贻就被捻军俘虏了。

这一队捻军的小首领就是张汶祥，他有俩拜把子兄弟：一个是曹二虎，一个是石锦标。后来捻军在清政府的打压下处境越来越艰难。在这种形势下张汶祥等人想起自己还俘虏了马新贻这么一个清朝官员，于是就把他推出来拉起一支队伍。马新贻与张汶祥等人结拜后就收编了这支队伍。马新贻带领这支队伍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战争中立下了战功。后来马新贻看中了曹二虎的妻子郑氏，于是就设计害死了曹二虎。

张汶祥得知此事后大怒就开始寻机刺杀马新贻。当然这只是关于刺马案真相的说法之一。还有一种说法和上面的说法大同小异：这种说法也是说马新贻出卖结拜兄弟，只不过在这种说法里马新贻和以前的结拜兄弟翻脸不是因为女人。这种说法是说马新贻早年靠着假报军功、结交权贵而官运亨通，然而真打起仗来却是屡战屡败。在一次剿匪过程中马新贻被俘。

可马新贻却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向匪首许以荣华富贵并与之结拜为兄弟，再由他这帮结义兄弟们配合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收复失地的假戏。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的结拜弟兄们很自然地找到他商谈接受朝廷招安的具体事宜并向他索要官爵、财物，谁料马新贻等这帮结义兄弟一来就将其一网打尽，然后对朝廷方面声称这是自己剿匪之功。可马新贻百密一疏竟使张汶祥成为漏网之鱼，于是就闹出了这桩刺马案来。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马新贻和张汶祥从来就不是结拜兄弟，而是从一开始就各自投身于清军和太平军两大阵营的对手。这种说法是说张汶祥被马新贻给击败后送给马新贻许多财宝以求他放自己兄弟们一条生路。马新贻当时满口答应，可等张汶祥率部投降后马新贻却设伏想把他们一网打尽，最终只有张汶祥一个人成功脱逃。张汶祥从此就开始寻机刺杀马新贻。

其实这几种说法都大同小异，只是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存在微小差异。如果这些说法属实就意味着：慈禧太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两江总督是一个谎报军情、卖友求荣、杀降冒功的无耻小人，所以朝廷是绝不会承认这些说法的。还有一种说法把马新贻之死与时任江苏巡抚丁日昌联系起来。在督抚不和几乎是常态的清代出现这样的说法并不奇怪。清代的两江总督是总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军民政务的封疆大吏。

由于两江总督的衙署在江苏南京，所以就少不了要和作为江苏省一把手的江苏巡抚打交道。按说两江总督是江苏巡抚的顶头上司，不过清代督抚制度本身就是要让总督和巡抚互相牵制的，所以清代的总督和巡抚往往总是或多或少有些不明说的恩怨纠葛。据说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的独生子丁蕙蘅是个只知道吃喝嫖赌的衙内。有一次丁蕙蘅在南京秦楼楚馆里与一个富商的公子为争一个美人动手将对方打死。

富商在朝中有人，又舍得花钱，所以就拼命往上告。案发后江苏巡抚丁日昌和两江总督马新贻商量后丁日昌将儿子革去功名，又拿出一万两银子补偿给富商。丁蕙蘅回家后就被丁日昌臭揍了一顿，然后就被反锁在屋里不准外出。后来丁日昌外出公干时丁日昌的母亲就把丁蕙蘅给放出来了。丁蕙蘅不仅不感激马新贻，还认为自己被打的半死、现在连自由都失去了全是拜马新贻所赐，所以就雇佣张汶祥刺杀了马新贻。

马新贻作为回族人的身份又使此案凭空多了一重有关国族的想象空间。当时正值西北回部的马化龙、白彦虎等人勾结阿古柏等等境外势力叛乱期间。作为回族人的马新贻在这时跻身封疆大吏就使后世有些人将其与西北回乱联系起来。据说马新贻部下有个叫徐义的卫兵偶然得知马新贻要联合新疆回部来夺取清朝的江山，徐义把这事和自己的好友张汶祥说了。张汶祥闻言发誓要诛杀逆贼。

不过这种说法不为大多数人接受。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能因为马新贻是回族人就认定他和叛乱回部有瓜葛。事实上马新贻是山东菏泽人，在此之前和新疆回部并无交集，所以说他暗中勾结叛乱回部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当然谣言这种东西有时的不太好控制的，我们今天说马新贻勾结叛乱回部这种可能性不大，然而当年的张汶祥是不是就愿意相信这种说法就是我们所不得而知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马新贻是被反洋教者买凶刺杀。太平天国是借基督教上帝之名起事的，所以湘军中人对洋教颇为憎厌。根据法国人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的说法：马新贻曾受洗入教，所以对洋教曲加维护，甚至雷厉风行的逮治反洋教者，由此激起了湘军中人的愤怒。也许马新贻未必当真受洗入教，不过他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倒是有可能激怒反洋教者。

上述各种说法中马新贻多是反面形象，事实上马新贻的这种反面形象由来已久。刺马案发生后不久上海丹桂茶园就将其编成戏文《刺马传》。1914年丁悟痴的《刺马记》、1916年蔡东藩的《清史演义》、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等作品中均提到过刺马案。这些作品中对刺马案的叙述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强调马新贻的渔色负友、张汉祥的节义侠烈。

然而在高拜石的《刺马案与湘军》一文中却提出马新贻之死乃是死于湘军之嚣张气势。清朝的传统军制以八旗军和绿营军为主，然而这两支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都充分暴露出其腐朽不堪的本质，所以在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以湘军、淮军为首的地方团练武装势力开始做大。自身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不得不倚重地方势力，不过清政府对地方势力的做大多少还是心存戒备的。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势力几乎控制了作为朝廷财赋重地的整个江南地区。湘军是以乡党宗亲为纽带建立起来的颇具地方色彩的军队。湘军将宗亲关系作为建军方式。尽管湘军在名义上也是清王朝的军队，然而湘军的士兵只对自己的上级效忠，所以实际上是一支地方私人武装。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湘军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颇为微妙。

湘军中有些人担心功高震主难免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所以他们就劝曾国藩自立为帝。尽管这件事最终没成为事实，但清政府对湘军势力的强大是有所戒备的。同治三年（1864）夏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攻克了太平天国的天京城后对太平军积攒在天京城的财物进行过搜刮，然后就放火将天王宫等处焚烧为一片瓦砾焦土。湘军瓜分太平天国财富的事儿后来还是渐渐传出些风声。

清政府本想借太平军的财富来充实早已空虚的国库，不料竟被湘军给抢先夺了去。清政府高层何尝不知道太平天国留下的财富不可能被一把火烧掉。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清政府高层明知太平天国的财宝被曾国荃等湘军领导给私吞了，可在当时的形势下还不得不对湘军势力进行安抚。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一大批湘军系统出身的官员几乎完全占据了江浙官场。1868年慈禧以委派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名将其从江南调离。

随后慈禧委任与湘军无关的马新贻为两江总督。慈禧这时之所以大力提拔马新贻在相当程度上和湘军势力的做大有关：马新贻在当时湘军势力遍布大江南北的大背景下作为一个无派系的官员只能依靠朝廷的提拔获得晋升。马新贻实际上成为了慈禧瓦解曾国藩湘军势力的一枚棋子。因此朝廷多次对他破格提拔，直到最终将其提拔到两江总督这样的高位上。据说马新贻在去南京赴任前慈禧曾召见他密谈。

高阳在《清末四公子》中认为马新贻在担任浙江巡抚、两江总督期间内简练亲军，对纵恣不法的湘军大加裁抑，因此激起湘军领袖的怨怒。事实上朝廷方面空降了马新贻这个非湘军系统的人出任两江总督本身就有打压湘军势力的意图。马新贻遇刺身亡若干年后其子马毓桢对外界披露了马新贻的临终嘱咐。这其中有一条是：“不得进京告状，忍气吞声方能自保”。

一位两江总督当街被刺，而临终之际居然让儿子隐忍。这其实就说明马新贻心里明白杀他的人是谁——至少猜的八九不离十，而且他还知道这个人是连两江总督都奈何不了的大人物，所以他只能让儿子忍气吞声保全家族。在马新贻升任两江总督以前这个位置是曾国藩的。慈禧以处理天津教案为名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把马新贻这个非湘军系统的人空降为两江总督。至此马新贻迎来了自己仕途的顶点。

相比之下曾国藩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则是明升暗降：直隶总督的地位尽管是清代地方总督中最高的，然而出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实际上就远离了湘军势力的地盘，从此曾国藩就处于朝廷的眼皮底下。曾国藩也知道鸟尽弓藏的道理，事实上太平天国覆灭之后他就意识到庞大的湘军会让高层心存余悸。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索性起兵推翻清政府，要么通过自我约束打消清廷高层对自己的顾虑。

曾国藩选的是后者：他主动开始裁撤湘军番号。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时曾国藩的幕僚门生遍布各地。湘军的番号尽管在名义上进行了裁撤，然而江南地区还有诸多湘军军官和士兵留守。显然这些人要重新组织起来也不是什么难题，因此以慈禧为核心的清廷高层对湘军势力的忌惮并未消失。这时被空降到两江总督这个位置上的马新贻夹在中间其实很是难为。

一边是一手提拔自己的大清王朝实际的掌门人，一边是功成名就、门生故吏遍布朝野的权臣。两边都是自己作为一个无派系背景的官员所得罪不起的。马新贻赴任后曾国藩的心腹部队长江水师公然在江面掠夺往来客商。新官上任的马新贻毕竟肩负着慈禧制衡湘军势力的使命，可他又不敢公开和曾国藩的湘军势力叫板，所以他采取了一种折衷办法：他向李鸿章的淮军提供大量财政支持，同时削减了长江水师的军饷。

马新贻的盘算是：李鸿章等淮军高层也出自于湘军曾国藩的门下，所以自己这样做也算得上帮助曾国藩的门生，同时又以此制衡了长江水师，也算是给了老佛爷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马新贻的如意算盘打得响，然而现实却是无比残酷的：淮军在成军之初确实与湘军有一定关系，然而既然湘军和淮军已形成两大系统就一定会存在利益之争。两兄弟分家产尚且会起纠纷，那么何况是两股政治势力争夺政治资源呢？

马新贻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两头不讨好：湘军派官员骂他克扣粮饷，老佛爷则认为他立场不坚定。天津教案爆发时英、法等国的军舰开到天津港外进行威胁，马新贻趁机向老佛爷提议：调派长江水师防御苏沪沿海，以免南北同时受制于人。慈禧借这个机会将长江水师的控制权交给了马新贻。这样就等于拆掉了湘军系统的臂膀。长江水师关系到整个长江流域的商贸航运以及走私活动，所以牵扯到相当多的利益链。

首当其冲受到慈禧这个安排冲击的就是当时的七省水师提督黄翼升，而黄翼升恰恰正是曾国藩培养提拔的亲信。马新贻遇刺案就是发生在其整顿长江水师期间，所以这件事也被一些人认为很有可能是湘军集团为了维护利益链而买凶杀人。马新贻遇刺后长江水师的整顿工作也就停滞了。如果刺马案真是湘军所为，那么朝廷也只能选择掩盖真相。湘军等地方势力和朝廷之间的博弈是一种彼此试探的博弈。

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儿，但彼此都不敢公开撕破脸。毕竟此时地方势力无力推翻清政府，但他们的势力联合在一起是朝廷也无法以武力镇压的。如果马新贻确系湘军所杀，那么朝廷也就明白湘军是不会接受一个非湘军系统出身的人出任两江总督一职，而朝廷是不会和湘军爆发正面冲突的。郑敦谨作为彻查此案的钦差通过长江防务的调整以及搜集到的信息应该也能猜出其中的真相。

事实上之前的魁玉、张之万也未必就没看透这件事，所以他们才会有上文提到的一系列耐人寻味的表现。有些事情看透不说透：一则是为了自己明哲保身，二则也是为了避免对政局造成冲击，所以几位主审官都不约而同选择尽快了结此案。事实上郑敦谨最后还是按张之万以前的供词以仇杀定罪了结此案。正因为此案牵涉到官场内部太多的利益链，所以当时的人对此案可谓讳莫如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