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电台的稿子哪里找

作者&投稿:武耿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与新闻大师相遇——我所了解的穆青郭超人南振中何平

“穆老头”

穆青

我与穆青、郭超人等前辈相识,最初是在1991年9月的新华社第一届青年记者读书班上。

读书班动议是时任河北分社采编主任任贤良向总社党组建议的。任贤良认为,一线记者埋头采访写稿,忽视了知识储备,建议召集部分优秀青年记者到京,一边读书充电交流体会,一边聆听总社领导教诲指导。任贤良后来做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如今是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

第一期读书班18人,来自总社有关编辑部和相关分社。读书班执行班主任是吴劲秋,曾经担任过武汉军区空军文工团政委。作风朴实,热情洋溢。

那一年,穆青70岁,是当时新闻界年龄最大的在职领导。第一次与读书班见面,他讲到了走上新闻之路的经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穆青正在河南开封两河中学读高一。炮声越来越近,中原大地已经难以放下一张书桌。恰在这时,一位参加了八路军的同学给穆青的来信遭校方扣压,穆青也被校方“训导谈话”。穆青与几个同学一商量:当八路去!16岁的穆青就这样来到山西抗日前线,成了八路军一二O师政治部的一员。1939年11月,穆青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反映根据地人民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故事《红灯》,引起各方关注。第二年,穆青被选送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同学之中有后来成了“山药蛋派”作家三剑客的马烽、西戎、孙谦,还有后来创作了《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的诗人贺敬之以及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等……简陋的窑洞里,有博学的文学大师指导和点拨,周扬讲《文学概论》、茅盾讲《中国市民文学》、周立波讲《中外名著选读》、何其芳讲现代散文和诗歌……两年之后,当穆青梦想着重回前线做一名作家的时候,却被选调到解放日报当记者。穆青说,自己性格内向,不爱讲话,不适合当记者,也不想当记者,但鲁艺副院长周扬的一番话让他没有了拒绝的理由。周扬说:“你是共产党员,党需要你当记者,就应该以党的利益为重。性格不是问题,在布尔什维克面前,没有攻不克的城堡!”

穆青还讲到了初做记者时的一件囧事。

一天,延安各界邀请支援中国抗战的阿洛夫医生讲述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故事,每到动人之处,会场便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年轻的穆青与大家一样热情鼓掌。感动之余,报道一气呵成,穆青本人也特别满意这篇带着感情写出来的稿件。谁料,博古却把他叫了过去,手中拿着的正是穆青自认为满意的稿子——当时,新华社与解放日报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博古同时担任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社长。办公地在后来被称为红色延安“新闻山”的清凉山。194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清凉山诞生,这一天也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纪念日。新中国诞生后,新华广播电台脱离新华社序列,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延安清凉山

博古问:“你去会场没有?”穆青答:“当然去了。”“那阿洛夫作报告了没有?”“作了,很精彩。”“你都认真听了?”“是的!”博古脸一沉,严肃地说:你看你这里怎么写的,“会场上自始至终掌声不断”,既然自始至终大家都在鼓掌,那阿洛夫还怎么作报告,大家还怎么听报告?穆青恍然大悟,脸也通红了。穆青说,尽管博古并没有严厉批评,但这件事让他记了一辈子:“靠形容词不仅写不出好新闻,而且还会让新闻失真甚至违背事实和常理。”穆青讲这段故事的时候,语气平缓,而我却分明感到了一种震撼,这是一代新闻大师曾经的“囧事”,又何尝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忠告?

事实上,内向的性格并没有影响到穆青新闻作品激情四溢。1943年8月22日,穆青采写的通讯《雁翎队》在解放日报刊发,标志着22岁的穆青已经成了一名成熟的记者。那篇通讯的语言像诗——

秋天,数十里纵深的芦苇在呼啸着,漫天飞舞着雪白的芦花。偶尔一条银色的鱼带着泼剌剌的水声,欢愉地从莲叶间跃出水面的时候,一群群潜伏的水鸟,便带着低沉的鸣叫,来回地从湖面掠过……这是白洋淀上美丽的季节,也是水上英雄们活跃的好时候。

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因为穆青的这篇通讯扬名解放区。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著名诗人李季还记得当年在延安读到《雁翎队》时的情景,又向穆青索要原稿,在他主编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穆青感慨:“现在回过头来一想,还是党给我设计的好。”

1945年10月,穆青奔赴东北,担任新成立的新华社东北总分社记者,同时兼任东北日报采访部主任。

在冰天雪地的吉林磐石,穆青采访了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那是周保中与中央失去联系十多年后,第一次见到延安来的亲人。周保中含泪讲述,穆青含泪记录。1946年2月2日,东北日报刊发穆青采写的长篇报道《阐述抗日联军斗争简史及东北建设意见——周保中将军答本报记者问》;3月17日,穆青撰写的长达1.2万字的《一部震天撼地的史诗——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14年斗争史略》在东北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同时刊出。这也是东北抗联英勇悲壮的事迹,第一次为全国所全面了解。

油画东北抗联

在东北战场,还有两位年轻的新华社记者与穆青战斗在一起。一位是当时发表了《人民与战争》的刘白羽,一位是抗战时期就创作了《鸡毛信》的华山。他们三人的署名被冠以新华社特派记者的头衔,那是当时优秀记者的一种标志。穆青曾经回忆,“凡是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对华山气势磅礴的战地通讯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华山三次到奔赴前线,留下了著名的《朝鲜战场日记》。后来我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史,华山的日记成为重要的历史细节。而他的亲历式、沉浸式的战地采访方法,则成了我一生受益的教材。

华山

刘白羽

“成才的先决条件是如何做人!”穆青以他毕生的经验对我们谆谆教诲。“我这一生碰到过各种各样的人物,有些人的才华相当出众,我们与之相比,简直自叹不如。可惜这些人最终没有成才。为什么?就是在做人的问题上没有过关,这些人到处想占小便宜,到处钻空子走捷径,到处显示自己比别人高明,遇上事总是变着法儿整人,把别人压下去,把自己抬得高高的,两面三刀,看风使舵……要不就是在生活和工作中经不起各种私欲和权势的考验,犯了这种或那种错误。这种人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头来把自己的才华葬送了。”

1992年底,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上将到我所供职的解放军分社调研,顺便看望刚刚从新华社社长岗位上退休的穆青。于永波解放战争之初在东北参军。两位老战士相见,自然离不开战争年代的话题。于永波提到,当年在辽沈战役战场上读到穆青、华山、刘白羽等人的战地报道,很受鼓舞。穆青感慨:“军事报道就是吹冲锋号、进军号。”于永波深有同感:“对,就是要吹冲锋号、进军号,召唤战斗队伍,凝聚战斗精神。战争年代如此,和平时期同样如此。”穆青的这一观点,一直为军分社所秉持。

1996年,穆青的《十个共产党员》一书出版。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铁人”王进喜,“工人旗帜”赵占魁,农民科学家吴吉昌,植树模范潘从正,红旗渠除险英雄任羊成……虽然大多数人物的事迹我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就曾反复学过,再一次重读,依然有一种直抵心灵的感动。后来,为这本书作装帧设计的候书明先生打算以这十位共产党员为素材,做一部电视片,邀我参与撰稿,因此便有了更多的与穆青接触的机会。听他讲小时候在蚌埠学武术;听他讲穿越封锁线赴陕北,13天路程只用了9天的经历;听他讲延安时期利用采访机会向毛泽东主席反映“抢救运动”扩大化;听他讲如何用地道的农民语言与乡亲们拉家常,谈麦子、棉花、芝麻。当然,讲得最细的还是采写十个共产党人的经历——

《十个共产党员》封面

采写焦裕禄的时候,家住开封的大姐得知穆青来家乡写稿,便到宾馆看他。见弟弟双目红肿,两颊塌陷,站在那里一动,裤腿上直往下掉沙土,再看看一行人,个个都一副模样。大姐心疼得不得了,赶紧回家烙了一摞饼,又在街上买了一只烧鸡,送到宾馆给他们当夜宵。

写出1万多字的初稿,穆青回京向吴冷西汇报。吴冷西当时身兼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一人主管两大新闻机构,同时还是中宣部副部长,日程排得满满的。穆青说那就只汇报半个小时。半小时汇报后,吴冷西被打动,连声说:“写!发!”吴冷西让穆青先在新华社内部做个报告看看效果。结果,台上的穆青泣不成声,台下的听众哭声一片。修改稿子的那几天,穆青“满脑子都是焦裕禄,耳朵里回响的是焦裕禄的声音,眼睛里看到的是焦裕禄的形象,如醉如痴一样”。稿子改到第七遍,送到了吴冷西家。吴冷西看罢,流着泪对家人说:“多少年没有看过这么感人至深的作品了。”

焦裕禄

穆青说,“大家都说《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写得怎么怎么好,其实,关键并不在于写作技巧。就写作技巧而论,比起你们现在的文字表达手段来,也不见得怎么出色。但有一条,我们是把焦裕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典型来写的,突出了他作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我们是含泪写这篇文章的,我们把自己全部的思想情感都融入到焦裕禄的事迹里边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体现了我们的理想。”后来,我在很长时间里专注于军队先进典型的写作,穆青的这次讲话起到了很大的启示作用。

南振中在为《穆青传》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我接待过不少专门研究穆青的新闻工作者,他们认为翻开20世纪中国新闻史,穆青这个名字是一个象征、是一种标志。他们希望了解穆青是怎样介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的,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始终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勇敢前行;他同哪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产生过联系。他们更多地希望了解新闻作品之外的穆青是什么样的人。我曾对他们说过,研究穆青的作品,首先要了解穆青的为人。“堂堂正正,别无所求”,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穆青。

《穆青传》封面

晚年的穆青有些驼背,走在新华社人流熙攘的大院里,平凡得如同邻家的老人。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被新华社上上下下称为“老头儿”的人,有着压不垮的脊梁。

1957年“反右”,穆青时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上海分社是当年沪上唯一没有划右派的新闻单位。1975年秋,江青在大寨讲话,胡说中央有人学宋江、架空晁盖,影射周恩来总理。穆青感到事态严重,让与会记者整理出讲话记录,与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朱穆之果断地在信上签名,向中央领导反映,受委托转交此信的外事记者李琴也随之署名。这便是新华社历史上有名的“朱穆李”事件。“朱穆李”也成了接下来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靶子……

由于种种原因,原本计划好的十个共产党员的专题片没有完成。我的心里,一直有一种愧对穆青老人的内疚。后来,我从新华社调离,每逢路过宣武门大街上的新华社新闻大厦,都会不自觉地想起穆青,想起老人回忆往事时那满眼的泪花;想起老人点上一支烟,静静地沉浸在历史细节中的情景;想起冬日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老人脸上,坐在他的身旁的我们所感受到的老人身上散发着的温暖的力量……更想起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对老人的那段真切感悟——

穆青把根扎在最厚的土层里,所以他有最肥沃的养分,他的作品也能代表最大多数的人,他能用最底层的事感动最高层的人。他有我们许多记者都不曾享受到的幸福。

激情四溢郭超人

郭超人

郭超人当时是新华社排名第一的副社长,实际上已经主持新华社日常工作,尽管每天日程满满的,还是抽出时间到读书班与青年记者座谈。超人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他的名字,就像使他成名的那座山峰,让人不得不产生一种仰视的感觉。记得他手上就一张纸条,一开口却是滔滔江水、瀑布泻地,生动的事例,哲理性的语言,马列著作中的观点、名言,信手拈来。在当时的新华社,人们几乎没有人称职务,人们喊他超人或者超人同志,就像称穆青“老头儿”一样,透着亲切、透着信任。

超人语重心长地说:“有些年轻记者说要走我的路,我告诉他们不能只想走我到北京以后的路,不想走我在西部跋山涉水的路。”

1956年,郭超人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主动要求进藏工作。那时候新华社与北大共建,还在大学期间,成绩优异的郭超人,已经被新华社重点培养。著名新闻理论家甘惜分教授回忆:“我最得意的学生是郭超人,可惜后来英年早逝了。他毕业时,我让他当我的助教,他不干,他要到基层去!”

青年时代的郭超人

到基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的西藏还是农奴制,经济社会相当落后,郭超人骑着马跑遍了西藏大部分地区,很快就显示出一个优秀新闻人的潜质。1991年,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我在进藏前系统查阅了超人早期的新闻作品。虽然过去几十年,依然能够从超人作品中感受到强烈的震撼——

今年三月刚过,阵阵震耳的春雷便开始在拉萨河谷上空隆隆滚动,一个充盈着勃勃生机的春天就以欢快的步履降临了。

阳光异样地灿烂,为远处白雪茫茫的山岭披上了万道金光;笼罩着河谷的灰色的雾霭逐渐消散,一群群羽色斑斓的云雀,鸣叫着,追逐着,飞出茂密的林园。大昭寺门前那株传说中是文成公主亲手栽种的唐柳,又萌发出一丛丛嫩绿的柔枝,不时向地面撒下点点晶莹的露水……

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解放——郭超人马上发出了这篇长篇通讯《拉萨的春雷》,浓浓的诗情跃然纸上,奔放的激情扑面而来。那一时期,郭超人以巨大的热情颂歌民主改革,成为西藏农奴制消亡的历史记录者。《西藏农奴制的苛税》一稿,受到周恩来总理表扬。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人类首次战胜珠峰北坡天险。几天后,人们通过郭超人的报道,认识了征服地球之巅的三位登山英雄,认识了雄伟壮丽的世界最高峰。

我是在中学课本里读到《英雄登上地球之巅》的。待到我去过青藏高原,才真切感受到了缺氧对于人的折磨是一种怎样的恐怖。到了海拔3000米以上,便会产生头昏、气短、胸闷、乏力等高山反应。有研究表明,在超过海拔5000米高度的生命禁区,即使躺着不动,也相当于在内地负重20公斤行走,连通用汽车的平均动力也会下降30%。郭超人不仅攀登到海拔6600米的“珠峰的大门”北坳冰墙下,而且在离天最近的地方,写出了总长超过1.5万字的7篇系列通讯《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这在新闻史上无疑也是奇迹。

那次与读书班座谈,超人回顾了当年艰难的采访过程:“我背着背包,扶着冰镐,跟随着长长的一列纵队,踏过山岩,走过雪坡,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鹰爪紧捏着我的喉头,压着我的胸口,需要用很大的力气,双腿变得愈来愈重了,严格地说是全身都变得沉重了,并不是身体的某一部分酸痛或困乏,而是整个身躯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将自己近乎麻木的双腿向前移动……”

写作远比采访更加艰难。高寒缺氧,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超人全身肿胀。赶写通讯时,眼睛已肿得看不清写字了,常常需要用一只手把眼皮扒开,另一只手去写:“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下写字,墨水一到笔尖就冻了,钢笔根本不能用;铅笔一写笔芯就断”。郭超人回忆。

那几年,我在海拔5230米的唐古拉山口,在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哨所艰难采访的时候,几次在想,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毅力支撑郭超人完成了在常人看来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后来,我在他的《世界最高峰上的日记》中找到了答案:“作为一个新闻战士,我深深感到肩头责任的重大。我愿意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来保证这项报道任务的完成。”原本,我还为自己去过14次西藏采访自豪,郭超人却在西藏整整待了14年。西藏分社的同事曾告诉我,超人刚到拉萨那会儿,分社还没有一张适合他身高的床,最初几年,要在床尾接一张凳子。后来,超人因病英年早逝,显然与他长期在西藏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超负荷工作有极大关系。

才华横溢,脚踏实地,勤奋好学。这样的人,不出名都难。然而,“文革”到来,正值最好年华的郭超人却因为家庭出身和所谓的“白专苗子”,一度失去了参与公开报道的机会,几乎在四年时间里,每天要种地、喂猪。也正是在那段时间,郭超人系统研究了马列经典著作。思想者的思想是无法桎梏的。1970年春,新华社推进分社记者“大换血”,以防止记者本地化,郭超人被派往陕西分社,这给已被迫“搁笔”四年的超人带来了第二次新闻生命。他只身行走,深入关中、陕北、陕南农村调研,采写出《关中调查》《安康见闻》等一系列深度报道,真实地反映了陕西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状况,直指学大寨运动中的形式主义和极“左”倾向,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1974年,国庆25周年。当年10月15日,新华社播发万字通讯《驯水记》,这是郭超人用46天时间,采访调研13个省区水利工程后形成的一篇气势磅礴、意境高远的力作。通讯先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后又被日本翻译出版。郭超人回忆说,穆青同志给我出题目,写写建国以来水利建设成就。当时“四人帮”还在批判“文革”前17年。我就想,怎么才能找到最佳角度,既充分反映成就,又不让“四人帮”抓辫子。“后来,确定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人与水的关系为主线,跟旧社会比,跟资本主义国家比,通过人与水的关系上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998年,长江流域暴发特大洪水,30万解放军挺进抗洪一线。超人专门写了一篇3000字的提纲,要求我们写一篇重点通讯,我让军分社记者曹智先行从长江抗洪现场回京,与湖北分社记者万武义、江西分社记者余孝忠、国内部编辑鹿永健一起撰写初稿。时任新华社总编辑助理的何平带领我们改了整整一个晚上,这便是刊发于人民日报头版的《改革开放的胜利 民族精神的丰碑——写在九八抗洪胜利之际》。

“文革”之后,郭超人调至四川分社,他的激情和才华也随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像井喷一样奔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超人沉到双流县调研“农村阶级斗争状况”,采写出《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大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内部报道作为重要会议参考材料印发,为从阶级关系上拨乱反正提供了决策参考依据。1979年,他采写的《成都市手工业调查》,再次引起中央高度关注,相关建议被国务院制定政策时采纳。文章须蓄势,一泻斯入海。也是在这一时期,郭超人采写的《伟大的转折》《中国农村的一角》等鸣鼓催鞭的作品,展示出他对伟大变革的深刻洞析。而他在1981年与穆青、陆拂为合写的新闻名篇《历史的审判》,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文革”深刻反思,力透纸背、令人警醒,显示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驾驭重大题材的娴熟能力。1983年,郭超人奉调北京,担任新华社秘书长,走向领导岗位。

郭超人作为一线记者的时间并不算长,却无疑是同时代记者中新闻业绩最为突出、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之一。超人身上的三大突出特点,为常人所不具备。第一,坚忍不拔的精神意志。这从他冒着生命危险攀上海拔6000多米的高山雪地采访登山队员的经历中就能看出。“选择做记者,就是选择了奔走和忙碌,选择了勇敢和责任,选择了为别人做嫁衣,为历史做记录。”第二,深入扎实的调研功力。超人告诉我们:“刚到西藏时,西藏还处于农奴制度之下,当时分社中有的同志不安心西藏,觉得无事可干,把大好时光浪费了。我就下去,到藏南、藏北地区,包括牧区的部落或农区的庄园,一下去就是七八个月。1959年平叛后进行民主改革,国内外读者需要了解农奴制度的真相,我在很短时间内写了一系列揭露农奴制度的报道,因为我早就作过采访调查了。如果说我能在新华社崭露头角,不是珠穆朗玛峰,首先是在西藏平叛。”郭超人认为,成为一个有水平的记者的最大诀窍,就是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第三,广博深厚的理论素养。超人告诉过我们,仅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他就通读了14遍,“有些段落,至今可以背诵。”也许正因如此,他的思维能力也就比大多数记者高了一个层次,对记者这一职业的理解,也比大多数人更为深刻:“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而你想不到、做不到,就当不了记者;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而你也能想到、做到,可以当记者,但不一定是一个好记者。唯有大多数想不到、做不到,而你能想到、做到,那么你就能当一个好记者。”

作为记者的郭超人,始终像一名战士。1962年,边境反击战,超人的身影出现在了战斗第一线,以大量的新闻特写和现场目击记,向国际社会传递正义之声。对于这段经历,郭超人后来在自己的作品选集中写道:“只要中印两国人民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友好相处,即使我的那些报道永远从历史上消失,我也会感到由衷的快慰。但是,以史为镜,可以使人变得聪明。愿喜马拉雅山那边的政治家们不要忘记历史。”

“一支饱蘸激情挥写历史风云的笔,从此永远停住;一颗爱党爱国爱民的赤子心,仿佛仍在燃烧。”2000年6月15日,郭超人走完65载人生旅程——直至逝世的前两天,他还抱病主持新华社社长办公会。他的秘书告诉我,超人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我们军分社的年度记者会。记得刘思扬等同志为悼念超人同志准备对外新闻稿时,何平同志让我参与意见,我建议加上一句话:郭超人的名字,是与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连在一起的。

送别超人的那天,新华社弥漫着浓浓的悲痛。灵车缓缓驶出新华社大门,我突然发现,新闻大厦西侧的那棵松树,在那一刻格外高大。那一天是夏至。“与君再见当经岁,分付清觞缓缓巡。”

如沐春风南振中

南振中

永远是可亲的笑容,永远是同样的语速,永远是几乎相同的衣着:夏天白衬衫,春秋灰西装,冬天再加件羽绒服……

这,就是曾经的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在新华社,人称“老南”。

也许是我认识南总相对较晚的缘故,他给我的印象还有一点,就是那一头永远理得短短的银发。实际上,那个时候,他还未满五十。

与南总相熟,也是从1991年的青年记者读书班开始。当大家谈到经过最初几年的爆发,不同程度遇到了业务“徘徊期”,南振中认为,这是进入“简单再生产”阶段的表现,也就是生产过程在原有的规模上重复。特点是,全部剩余产品都用于个人消费,没有积累,即不追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规模不变。这就好比每年种2亩小麦,50斤种子,收获1000斤,吃掉950斤,留下50斤麦种第二年再去播种。农民没有积累就难以扩大再生产,同理,记者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吃老本,就会滑坡。那一次,南总讲了记者的积累尤其是知识积累。他说,人的脑子每天都在不停地运行,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根据对人体脉动速度的测算,一个人每天可以思考20万字。这当中有的有价值,有的没有价值。我们打一个折扣,假设99%都是无用的材料,百分之一是有用的材料,那么,每人每天有价值的“思想”就有2000字。把这2000字纪录下来,一年的思想积累就是73万字。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倘若我们果真能勤奋到这样一种程度,那么,“我相信,年轻记者的徘徊期就会缩短,就有可能实现新的突破”。他由此把这次座谈讲话的题目叫做:发挥优势,不断攀登。

整整一个下午,在新华社工字楼一间朴素的会议室里,南总就用这种算账的方式,与大家交流,语言朴实,语调平实,一如他质朴的外表。

先后担任过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先生,生前用“三个最”形容他所了解的南振中——“他是我所见到的手最勤的一个记者”。自从从事新闻事业到现在,他一共记了3000多本采访笔记。在“两会”的电视镜头里,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认真地记会议笔记,那一定是南振中。“他是我见过的工作作风最严肃的一个”。当编辑时,每次修改完记者的稿子,哪怕是一个标题、一句话,都亲自找记者商定,确认“我有没有把你认为最得意的地方删掉?你有没有感到心疼?”担任新华社总编辑后依然如此。“他是我见过的采访作风最扎实的记者”。正如他所说,“要立志当一辈子记者,就要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

1964年8月,南振中进入新华社山东分社——郑州大学中文系四年,勤奋的南振中几乎“横扫”了学校的图书馆,从此又开始在山东农村广阔天地里钻研一部丰厚的无字之书。1991年,第一届范长江新闻奖评奖委员会给予南振中的评语是这样写的:“他深入到贫困的鲁西北地区和沂蒙山区蹲点调研,同农村干部群众一起探索总结摆脱贫困的经验,采写了大批讴歌农村改革、反映农村变化的新闻通讯。他的农村报道,题材新颖,有思想深度。”

南振中回忆,他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一系列报道,与穆青倡导的重视“理论学习”和“调查研究”有着极大关系。1977年11月,新华社国内部召开农村记者座谈会。当时的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极“左”阴云还未散尽。穆青在听取汇报时,讲了一番带有鼓动性的话:“大家都有一股子干劲,要让农村来一次革命。要革命,就要换一种思路,换一条路子走。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最大的干扰就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改革,首先要从这里改起。我们的农村记者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要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正是穆青的“胆”与“识”,激励着包括南振中在内的新华社农村记者深入贫困地区调查研究,以全新的视角和精神状态,采写了大量反映中国农村实际的报道,推动了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

在改革开放40年山东大事回放中,有这样的记载:1980年,新华社记者南振中来到东明县的4个公社、4个村,走访了20户社员家庭,于1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通讯《看粮囤》,介绍了东明县从1958年起连续吃了21年统销粮,1979年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

那一天,是大年初一。南振中后来回忆,“1972年至1983年,有十个中秋节和两个春节是在外地度过的”。1982年,他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一书出版,这也是关于农村改革的最早一批专著。

1985年,南振中的《我怎样学习当记者》出版,这是他在山东分社社长任上,为四川省新闻干部进修班两个星期讲座的授课提纲,也是他20年一线记者经历的经验之谈,一时成为新闻界热门读物。当时,我在读大学新闻系,自然也读到了这部专著,记得有“采访前的准备”、“记者的笔记本”、“学会‘抓问题’”、“孕育主题的途径”、“新闻作品的立意与结构”、“提高新闻素材的利用率”等章节。也是在这一年,43岁的南振中奉调北京,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室副总编辑、总编辑,副社长兼总编辑室总编辑。2000年6月,升任正部级的新华社总编辑。

2005年5月,我担任解放军分社社长,南总主持新华社编务会,吸收我为编务会成员。我也成了军分社历史上第一位总社编务会成员,由此与南总有了更多的接触,也更进一步地感受到了他勤奋的工作状态、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他的“记者的发现力”理论,不仅被我个人奉为圭臬,也是我坚持不懈向年轻记者灌输的方法论。2006年,军分社完成重大课题《中国军队海外媒体形象调查与研究》,南总第一时间决定以内参形式摘发主要内容呈报,直接推动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

新华社例行编务会每周一次,遇到特殊情况随时召开。编务会成员都是各业务部门的一把手,大家一度反应工作太忙无暇读书,南总讲了他的“南式阅读法”:《列宁选集》共3561页,他每天抽1小时阅读,平均阅读10页,他把每天的零碎时间加以利用,6个月后便读完了四卷本的《列宁选集》。之后又用3个月的业余时间,将第三四卷重读了一遍。也就是说,“9个月就挤出526个小时,相当于脱产学习两个多月。如果每小时能读30页,那么一年则能够读10950页,相当于读了55本每本200页的书”。后来流行网上阅读,南总又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网上阅读法”:阅读纸质书,注意力放在“有价值部分”上,先把有价值的内容摘抄出来;网上读书,则把对自己没有明显参阅价值的内容大段删除。如今,南振中的个人电子图书馆拥有2000亿字节,72个分类,从人文历史到自然科学,从图书到漫画应有尽有。仅此一项,估计新闻界绝无仅有。

有一次,已经调任星球出版社社长的军事记者马晓春送来几个大型地球仪,我给田聪明社长和南振中总编辑等几位总社领导的办公室各送去了一个。南总笑着说,别的礼物不能收,这个可以收下,年龄大的人看得清楚,有助于我们瞭望世界。他的秘书告诉我,南总会时不时地转动地球仪,预判国际局势,及早准备材料,补充相关知识。

南总作风严谨,态度和蔼可亲。每一次给他汇报工作,他都会详细纪录,然后慢慢提出意见或建议。他的办公室,一年四季对来自基层一线的记者敞开着。记得他最严厉的一次是讲话是某电视台的纸包子事件之后。编务会上,南总严肃地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新华社,至少会让我们十年内在国际上抬不起头来。这也印证了穆青同志所说的,成才的先决条件是做人。

那段时间,南总还多次提到了这样一件事:

2003年12月,他参加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活动时,在河南省濮阳市农村参观了“无土栽培”大棚,优点是省地、省水、省肥、省时、省力,缺点是因为作物根系离开了肥沃土壤,一旦营养液供应不上,叶子就会枯黄。南总由此讲到了记者的初心和作风: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我们有没有“根”,我们的“根”应该扎在哪里?我们的“根”应该扎在基层,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扎在人民群众中,扎在肥沃的泥土里。“无土栽培”虽然先进,只可惜新闻记者无法采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瓶装的“新闻营养液”,“如果我们偏离实际、远离生活、脱离群众,离开了人民群众生活的沃土,我们就会营养不良,采写的新闻自然会枯黄。”

2007年8月30日,南振中不再担任新华社总编辑。至此,他在这个新闻界最辛苦压力也几乎最大的岗位上坚守了7899个日日夜夜。与编务会话别的时候,他动情地说:“多年来,白天晚上忙于工作,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上不能尽孝,下没有尽养育之责,愧对父母、愧对妻子、愧对孩子。这是我内心深处的痛楚。1990年,我曾对家人作过许诺:在总编辑岗位上,我只能把全部精力献给新华社;卸任以后我将抽出更多时间孝敬母亲、照顾老伴、教育儿孙。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对待家人也会像对待事业一样,做到一片赤诚、尽心尽力。”

实际上,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项任务需要南振中尽心尽力。2011年3月11日,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我代表人民询问你》的报道成了“两会”新闻热点。报道的主角,正是南振中。那几年我兼着全国政协委员,每一次旁听人大会议,都会远远地看到主席台上那一头醒目的白发,看到那个用便携式电脑做笔记的熟悉的身影。

2011年3月,南振中《亲历中国民主立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言实录》出版,这是他参与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实践的亲身体验。从2003年起,南振中提出的98条建议被吸收到34部法律条款之中。

2013年4月,离开郑州大学半个世纪的南振中重返母校,“掌舵”新闻与传播学院,因此也有了一个“院长”的新头衔。好像是2015年春节过后,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的几位教师和同学到京采访新华社系统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他们提到,刚刚过去的这个寒假,南院长交出了一份长达9万多字的“假期作业”,那是73岁的南振中写给学生们的75封回信。整个寒假,包括七天春节,南振中“泡”在家里,每天凌晨二三点起床,坐在电脑旁边一字一句为同学们解疑释惑。也许是受了南总感染的原因,那一天,我按照学校提出的问题,与老师同学整整谈了一天,以自己的亲切经历,讲述穆青的故事和穆青的精神在新华社的传承,讲述郭超人、南振中对我的影响和传帮带,那是我们这一代新华人不能忘也不会忘的记忆。

那个春天,南振中《大学该怎么读——给大学生的75封回信》一书出版,郑大400个学生最早收到了写有老院长赠言和签名的首版书。这是一个睿智的长者,对后来人的循循善诱和真情告白。朴素的语言闪烁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蕴涵着触动人心的温暖力量。

忽有一日,偶然看到这样一则故事。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四载: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州,逾月而归。语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意思是,宋代理学奠基人程颢的弟子朱光庭听老师讲课如痴如醉,因而回家逢人便夸老师讲学的精妙,说:“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 的确,与品德高尚且有学识的人相处,会让人受到熏陶与感化,心里就像被春风拂过一样的温暖。

如沐春风,这就是南振中给我的感觉。

亦师亦友的何平

何平

1997年2月17日,春节刚过,我正在福建采访。军分社社长刘回年急电将我召回——待飞机降落,才得知邓小平同志逝世,总社抽调我参加治丧报道。报道小组,由时任新华社总编辑助理何平牵头,成员是国内部记者刘思扬和我。

那一年何平40岁,早已是新华社知名记者,尤其是他的重大时政报道,大气成雄,充满理性。记得最早关注何平,是他与郑庆东1993年采写的一篇题为《科学的理论 伟大的实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改革开放15年》的综述。那本是一个高层研讨班的报道,却被他们写得激情四射、文采飞扬。

那段时间,我参照何平的这种写法,依托在国防大学举办的全军军以上领导干部研讨班,一连采写了《在大局下行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宏伟蓝图与神圣使命》等八篇理论方面的综述,引起广泛关注。国防大学政治委员赵可铭尤为我的进步惊讶,说,几年不见,小贾的理论水平提高这么快。赵政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做过解放军报记者,法卡山战斗那会儿,曾在前线指导过我新闻写作。后来,他在总政宣传部当部长时,我正好从南京军区记者站调至军分社编辑部。再后来,他到兰州军区某集团军任政治委员,彼此接触少了,他自然不知道,我这几招,都是偷艺于何平,只是现炒现卖而已。郑庆东后来调到经济日报工作,2004年与我一起获得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1995年4月,何平等人采写的《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佳作,中央领导同志专门接见参与撰稿的新闻记者。

同在一栋办公楼上班,我与何平自然相识,但真正与他交往,还是从这次的小平同志治丧报道开始。

长篇通讯《挥泪承遗志 同心向未来》,是超人社长亲自布置的。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名字与中国的改革开连在一起。在当时的背景下,尤其需要一篇重点报道来回答国内外关切:中国向何处去?对于我们,完成这样一个重大主题,无疑也是重大考验。何平说,要充分体现这样一种思想:一代伟人走了,但是,他留下了一套伟大的理论,留下了一条光辉的道路,留下了一个生机勃勃、继往开来的坚强的领导集体……这是我们事业无往而不胜的基础,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我们的采访也印证了何平的判断。如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伟大人物去世时一样,邓小平的溘然长逝也在12亿中国人心中产生了震动。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人们能够冷静而理智地面对这一无情的事实,默默承受着巨大的悲痛。广大城乡秩序井然,生活如常,股市平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生的中国,已经走向成熟和理性。

我们在报道中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山西省柳林县王庄村一个叫做刘笑的农民说,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的逝世,是自己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三次记忆。“毛主席逝世时,我才十三岁。泪水止不住地流,好像天塌了下来,以后的路不知道该怎么走。小平离去了,他把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国家留给了后人。”这样的细节,也就是报道的基调:痛心但不担心,悲伤而不迷惘。

何平平日里不苟言笑,但一落实到写作上却是激情万丈。这是何平修改过的通讯的开头——

当一声声揪心的汽笛在神州大地回响,当一束束悲痛的目光投向北京人民大会堂,当一朵朵泪花充盈了人们的眼眶,亿万中国人民都在心中呼唤着同一个名字。这是一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名字。这是一个让世界为之瞩目的名字。这是一个将永远载入史册的名字。他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邓小平。

1997年2月26日,小平同志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长篇通讯《挥泪承遗志 同心向未来》同时播发,有力地引导了舆论。

3月22,何平又和刘思扬跟随撒放小平同志骨灰的专机,写出了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新闻名篇《在大海中永生》。革命的起点是大海,生命的归宿是大海,大海一样的性格,大海一样的胸怀,大海一样的伟绩,2800字的特写,写出了邓小平大海一样波澜壮阔的一生。

1997年4月8日,北京音乐厅举办悼念小平同志音乐朗诵会,著名配音演员乔榛、丁建华含泪朗诵《大海中永生》。那是乔榛大病初愈后第一次登台。当时我就在现场,深情的文字,深情朗诵,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1998年起,何平先后担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总编辑,几乎担起了新华社所有重大报道和战役性报道的组织策划,我也很自然地成了策划小组的一员。1998年策划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报道,1999年底策划新世纪新千年报道,2001年策划纪念建党80周年报道,2002年策划迎接十六大报道,2005年策划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报道,2006年策划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报道,2007年策划十七大报道……。虽然人员并不固定,但经常参加的还是这么几位:接替何平担任新华社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的周树春,国内部的张宿堂、刘思扬,摄影部的刘东山,还有当时在分社工作的慎海雄、于绍良、冯瑛冰等。夏林、彭树杰后来分别从天津分社和国际部调至总编室工作,也加入到了策划小组。2001年,何平把大家召集到浙江嘉兴,策划建党80周年报道。此前,我到过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浙江义乌分水塘,也几度瞻仰过上海一大会址。来到嘉兴南湖,仰望小小红船,生发出无限感慨。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畔,从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到横渡长江直捣国民党老巢,一部共产党人的革命史、奋斗史,建设史、奋进史,就是一部从红色小船艰难启程到巍巍巨轮扬帆远航的历史。红色故地策划红色报道,本身就是受教育长知识的过程,自然,这一次的策划很有成效。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报道的策划会,在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何平说,纪念抗战报道既要有悲,更要有壮,谴责侵略者残暴,牢记历史经验和教训,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报道策划其实就是点子会,再好的点子也得需要能干的记者落实。记得我提出写一篇献给抗日烈士的重头通讯,祭奠在14年抗战中殉国的知名英烈,题目叫《血祭》。何平说,让女记者来写,感情上细腻,文字会更加感人。当时,新华社有一批优秀女记者,张严平、曲志红、胡晓梦,个个都是写美文的高手。任务,安排给了国内部的朱玉和军分社白瑞雪。这两人都属于不用扬鞭自奋蹄的那种,不仅高水准完成了《血祭--献给抗日战争的殉国者》,另外还采写了一篇同样感人的《我们的父辈是八路军——访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子女》,成为那一年纪念抗战胜利报道中最出色的篇章。

那时候,大家年轻,策划会常常白天黑夜连着开。摄影部主任刘东山长我们几岁,大学时又在复旦学哲学,深刻而执著,我们就拿“段子”逗他,惹得原本纤悉不苟的何平开怀大笑。久而久之,这办法就成了策划会上偶尔的娱乐项目。

何平长我6岁。在与他亦师亦友的交往过程中,我受教良多。我担任军分社社长后,到一线采访相对减少,承担评论写作也就多了起来。对于新华社评论写作,我与何平有过多次探讨。他认为,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它的评论是为党和人民代言的。前提是:认清“为什么评”的使命;根本是:明确“评什么”的任务;关键是:掌握“如何评”的方法。这就必须做到观点要正确、态度要鲜明、立意要高远、见解要独到。在何平指导下,我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系列的新闻评论,补上了新闻写作的一大短板。

“绿野堂开占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与新闻大师相遇,成了我新闻经历中的幸运。它让我较早的就清楚了作为新华社记者,必须站在国家的高度来观察和认识问题;也较早的认识到了大局里面有政治,大局里面有品格,大局里面有担当。如果说,穆青、超人用他们的理想、信念和风范,给予了我精神上的浇铸,那么,南振中和何平,则手把手地对我进行了业务上的指导与提携。我在主持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工作的过程中,尚有比较突出的新闻业绩的话,这与南振中、何平先后两任新华社总编辑长期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分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求实作风、奉献精神,在他们身上已成了一种坚定的信仰、一种植根于内心的职业素养。

与郭超人一样,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何平善于用哲学观点思考问题。记得2018年记者节前,与何平一起探讨如何落实“四力”,他提出了四个观点:第一、遵循实践规律,锤炼脚力;第二、遵循认识规律,锤炼眼力;第三、遵循思辨规律,锤炼脑力;第四、遵循传播规律,锤炼笔力。每一个观点,都充满了睿智之思。2020年8月,应朱国贤同志之邀,我到嘉兴采访,偶遇带队调研的何平。他们的任务是,为建党百年报道作准备。嘉兴南湖之畔,就是2001年5月何平带领我们策划建党80周年报道的地方。19年过去,彼此都已满头白发,唯有对新闻事业的那番理想与激情依然澎湃。

2022年6月,不再担任新华社社长的何平,开始了在中国记协主席岗位上“更好地把广大新闻工作者凝聚起来”的新使命。记者节来临之际,我向何平表达节日祝福。何平回复:永远的新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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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陶17028099702问: 情感电台主播的广播稿哪里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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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陶17028099702问: 我想做企鹅FM的电台情感主播,请问可以在那里找免费稿子?别人的原创稿子可以拿来用吗? -
涞水县艾去回答: 免费的稿子,那就只能在网上找,现在没有免费的,别人的原创稿子可以先用,在播的时候说一说谁的稿子,在说明如果影响到作者可以删除本次录音,在说明这个稿子只用于录音.

游陶17028099702问: 我自己写了一篇爱情文章,想在网上找一个人朗读,就像心理FM一样,去哪找呀 -
涞水县艾去回答: 你可以给一些网络电台的,比如是纯白网络电台等.如果你想让心理FM的主播读的话也是可以的,首先去壹心理网注册,然后里面会有投稿的平台,你可以联系,工作人员会审核的你的稿件,通过了,就可以了.

游陶17028099702问: 情感故事电台在哪儿找? -
涞水县艾去回答: 你好 情感故事,用手机也可以找,比如听书啊这些软件,还有你的手机自带阅读软件,上面什么电台都有,还有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虾米音乐,百度音乐,这些软件上都可以找到你想要的情感故事电台.

游陶17028099702问: 电台情感节目稿件——关于思念故乡.要过年了,还有很多游子没有回到家乡,没有见到亲人.我想做一期关于对故乡的思念心情的电台节目,高人们帮忙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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