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和<吕氏春秋>

作者&投稿:宇蓉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秦国丞相吕不韦编吕氏春秋的故事~

  《吕氏春秋》简称《吕览》,在公元前239年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夕。吕不韦是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秦国。吕不韦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秦昭王孙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后来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丞相。
  在那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把不如他们当成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与四公子不同的是,吕不韦招揽门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却十分注重文才。原来,吕不韦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素来善于谋略,瞧不起那些头脑简单的勇夫。再说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没有必要再蓄养征杀之士。还有一个原因,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没有条件去著书立说,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等到文章交上来后,五花八门,写什么的都有,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论及,许多文章还有重复。吕不韦又挑选几位文章高手对这些文章进行遴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为了慎重起见,成书后,吕不韦又让门人修改了几遍,直到确实感到满意为止。吕不韦对此书十分看重,他自己认为这部号称《吕氏春秋》的书是杰作,夸口说该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例如在相当全书总序的《序意篇》中,对十二世纪的论述也可见一斑:“凡十二世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为了精益求精,也是为扩大影响,吕不韦还想出一个绝妙的宣传该书的办法,他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在咸阳的城门,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给千金。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包括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当然,这不一定就证明《吕氏春秋》字字珠玑,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敬畏吕不韦的威势,没有人愿意出头罢了。不过,这样一搞,其轰动效应却是巨大的,《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大名远播东方诸国。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作于战国时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吕氏春秋》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吕不韦借门客之手撰写《吕氏春秋》,虽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业上确实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

【《吕氏春秋》的思想】

  《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它认为,这不同的思想应当统一起来,“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思想统一后,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例如,儒家主张维护君权,这种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它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谨听》):“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

  孔子主张维护周王朝的一统天下,但并没有强调专制问题,《吕氏春秋》却有了“执一”、“抟”这样的观念。“执一”和“抟”就是中央集权。这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又如对墨家思想,《吕氏春秋》对墨子提倡的“节葬”观念是赞同的,所以,它对当时厚葬的风气进行了批评:“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备。(《节丧》)但是,墨子是主张“非攻”的,即反对战争的。《吕氏春秋》便对此进行了批驳:“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之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务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振乱》)《吕氏春秋》主张兴“义兵”,“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著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怀宠》)《吕氏春秋》认为,一味地反对战争是没有意义,并且是不对的,正义的战争,即“攻无道而伐不义”的战争,不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还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这实际是为秦国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辩护。

  在物质的起源问题上,《吕氏春秋》把宋尹学派的“精气”说拿过来加以改造。宋尹学派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而《吕氏春秋》说:“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这就是说,“太一”是万物的本源,世界万物都是从“太一”那里派生出来的,并由阴阳二气变化而成的。“太一”是什么呢?它说:“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道也者,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精气”。由这里的论述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的影响。《吕氏春秋》认为,由“精气”(道)派生出来的万物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的,“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下贤》)上至天上的日丹星辰,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都在不停地运动。“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也。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毛羽裸鳞未尝息也。”(《观表》)但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把物质的运动看作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圜道》)

  在社会历史观上,《吕氏春秋》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长见》)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是一环扣一环的,今之视者,亦犹后之视今,无古不成今。了解过去,有助于了解今天。但是,了解过去并不意味着拘泥不变,恰恰相反,当时代变化了,相应的法规、政策等也应该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它还用两个寓言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入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以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救剑若此,不亦惑乎!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这两则寓言都见于《察今》。前一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刻舟求剑”。这两则寓言故事都是讽刺那种泥古不知变的人,这也是生动地表现了《吕氏春秋》的历史观。

  《吕氏春秋》继承了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在于清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知度》),只有这种“无为”、“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

  《吕氏春秋》还表现了一定的音乐美学思想。它将音乐的产生与宇宙万物联系起来,提出“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乐》),又从“心”“物”感应关系,论述了音乐产生的心理过程。提出了“适”的概念,强调要音“适”和心“适”,才能获得美的感受。




【世人评价《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保存着先秦各家各派的不同学说,还记载了不少古史旧闻、古人遗语、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学知识,其中不少内容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

  在过去,《吕氏春秋》深得人们的好评。司马迁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甚至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等相提并论。东汉高诱在给它作注时说它“大出诸子之右”。客观地说,《吕氏春秋》不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它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但更主要的是资料价值。它的一些寓言故事,至今仍脍炙人口,富有教育意义。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应该加以分辨。

  《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可以作为参考。

  商人政治家吕不韦

  对于怎么看吕不韦这个历史人物,现在社会上持否定意见的不少,给予肯定意见的不多。大多认为其不过是一个投机的商人,靠投机赢得政治上的新生命,从而飞黄腾达。更有甚者认为,其不过是一个利用女人谋取政治地位的人。
  其实,从其人、其事、其学、其书来看,吕不韦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至少要比以后唐朝的魏征、房玄龄等的功绩要大得多。我颇为赞成郭沫若先生的看法:“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中的‘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看来,郭老虽然也写了吕不韦的批判,但总体上还是颇为认同吕不韦这个人的,毕竟政治家这个头衔可不是谁都能戴的。在浙江人民出版社,由顾晓鸣主编的《中国智慧大观》一书中列出了吕不韦的99种智慧,认为吕不韦是一个具有丰富智慧的政治家。
  吕不韦在今天并不为人看重,对其褒扬的话很少,这些大概与其生长的时代以及当时特定的一些社会关系和矛盾冲突有着一定关系。吕不韦的得意期是在秦国还没有统一六国之前,依然是诸侯争霸,连年征战;思想方面则依然是百家争鸣,各种代表思想唇枪舌战,舌辩之士合纵连横,相互间你不服我,我不服你。至于为谋取个人和集团利益,相互进行恶毒攻击的场面并不少见。这样的大氛围下,一个人的政治功绩或者社会地位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就很正常了。因为相互间利益的冲突,要诋毁一个人实在是太过于容易。而吕不韦就是在这么一个年代,先是经商,后是在朝廷政事上抛头露面、崭露头角。最后还不甘寂寞,招揽了数千门客、舍人,还作天下文章,将诸子百家思想融于一体,汇成《吕氏春秋》,不可避免地就要得罪一些人。这些在其掌权时,别人当然敢怒不敢言,一旦失势,众口铄金,就很难说了。商鞅、吴起当权时,也曾进行轰轰烈烈的改革,一旦失势,却几无葬身之地。这样的情况下,靠诋毁吕不韦求得自己利益的人就大有人在了,如此一来,客观评价吕不韦的就自然少了。这只是其一。
  另外,吕不韦在最后万般无奈之下,采取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点,似乎各种历史记载都大同小异),引起各种猜疑就更多了,所以攻击的人就会更多。加上一些政敌的攻击,利益的对立以及秦王政迫切需要消除吕不韦当权时的影响,树立自己的威性,命令谋士或者一些谋士见风使舵,造谣毁坏其形象,掩饰其政绩,也是可能发生的。秦王政不是还发了一道诏书吗:“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就凭这一道诏书,好事者就大可以颠倒黑白。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吕不韦是一个商人出身,在那个时候,商人并没有什么地位,“重农抑商”,一些士大夫阶层都看不起吕不韦的出身,对其加以鄙视和抵触也是可以的。这样一来,正如郭老所说的那样:“一个朝代的歪曲谬传,到二千多年后的今天,吕不韦要有一个适合的公论可谓难矣(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从史书记载来看,记载吕不韦事迹的并不很多,只有《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等有所记载,并且写吕不韦的篇幅并不多,散见于各种历史事件的穿插中。后来,明朝冯梦龙编写了一本《东周列国志》,也曾对吕不韦有所描写,不过该书的似乎更着重故事的编撰,感性化过多,说的有点悬乎。到今天,也有一些描写吕不韦的小说,但大多都是一些传闻通过塑造加工的故事汇集而成,虽然吸引人,但均不足以成为依据。倒是时下电视剧《乱世英雄吕不韦》中,为吕不韦说了不少好话。
  对于如何评价吕不韦,社会各界一直褒贬不一。近来,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孙大洲时,孙大洲发表自己的看法时说:“其人其事可议,其功不可没,其学其书不可废。”当是中肯之言。
  吕不韦至少有几点值得肯定:一是吕不韦很懂得研究市场,会做生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至少是一个知名的大企业家。本是濮阳人的吕不韦经过奋斗,成为家累千斤的阳翟大贾,可知他是当时新兴的富人阶层。他经商往来于赵国的都城邯郸和秦国的都城咸阳,经济活动范围跨越现在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各省,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个没有一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能力是无法支撑的,但是吕不韦做到了。当然,吕不韦具体是作什么生意,不知道,大概是耕田、珠玉,或者都有吧。不过以吕不韦的经济活动能力,当真是可以称为国际贸易商人的。
  二是吕不韦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也就是说很有远见的。他看出了经商使自己并不能取得很高的政治地位,相反还要受人歧视。于是,一直思索如何摆脱这种局面,直到遇见秦王孙异人,他立刻产生了“奇货可居”的想法,然后他紧紧抓住异人这个棋子,从异人入手,弃商从政,这些说来容易做来难,但是吕不韦成功地做到了,说他是一个谋略家并不过分。
  三是吕不韦是一个政治家。姑且不说别的,单是在庄襄王子楚的三年里,以及秦王政没有正式主政前的九年里,吕不韦实际上是把持朝政,朝廷大小事皆决于其手。倘若吕不韦只是一个经济投机分子,胸无点墨、不学无术,秦国又岂能蒸蒸日上,兵强马壮,不论外交、军事、以及经济发展都取得很大的成绩,为秦王政的统一天下打好了铺垫。所以,吕不韦对于秦国有定国立君发展的特殊功绩,并且对于秦国的统一举足轻重。
  四是吕不韦是一个大家,或者称之为杂家吧。吕不韦深谙一个道理,要想使自己思想得以流传,势必要借助一种思想或者是书籍的流传这个载体,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如过眼云烟。于是,他招揽门客,专门著书作文,最后由他统一编撰,于是有了流传至今的《吕氏春秋》。当然,该书不是吕不韦一人所写,但是,经过他的统筹,筛选,肯定是要符合他的思想的,所以,不妨把《吕氏春秋》看作是吕不韦的思想的反映。该书包罗万象,融汇百家,决不是沽名钓誉。虽然秦王政不以为然, 并没有按照上面所说的办理,一味崇尚法家。但是可以肯定是,秦王政肯定还是读过该书的,以秦王政的实干思想,只要能够帮他统一六国,他还是会理智地加以参考的。但是他为了消除吕不韦的影响,树立威性,对外否定《吕氏春秋》也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吕氏春秋》是一部流传下来的好书已经毫无疑问,就是现在,其中的一些观点仍然对我们有借鉴价值。著名学者王力在1984年6月为吉林文史版《吕氏春秋译注》所作的《序》中称:“《吕氏春秋》一书,可以说是集儒墨名法的大成。”
  五是吕不韦的攻关能力。他为了让异人当上太子,当上皇帝,达成自己从政的愿望,他奔走于赵国和秦国之间,游说于秦国的高层人士之间,游刃有余,最后不仅达成了他对异人的许诺,最终也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实在是难能可贵。
  对于评价吕不韦最感艰难的地方,是由于吕不韦在是死后为一些莫须有的事迹所掩盖,关于吕不韦详细生平可考证的地方并不多。通常是以《史记》和《战国策》为准。《古文奇谈·略记》记载:有太史迁熟读《国策》(即战国策),方有一部《史记》。以此来看,《战国策》当是研究吕不韦的第一手资料,至于《史记》和《战国策》两书记载有出入的地方,大概是司马迁经过考证认为要补充,或者是有不同说法姑且记之,留给后人看吧,至于《资治通鉴》也是综合两部书的说法,看来司马光也认为两人的记载各有千秋。
  吕不韦的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35年。秉承父业经商。等到吕不韦在赵国邯郸遇见异人时,应该是正直意气风发的时候,踌躇满志。在生意上已经小有成就,在当地具有一定名气,至少是在当地颇有声望。否则,异人虽然只是一个落难王孙,不得志,“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但总还是会摆摆架子。如果吕不韦只是一介平民,在当地没有一点影响,异人是不会见吕不韦、并相信他所说的话的,毕竟那个时代还是有等级观念的,特别是异人作为一个王孙,大可没有必要理会一些无名之辈。
  吕不韦一见异人就认为“奇货可居”,可见,吕不韦不仅对异人的情况很了解,而且对整个秦国的局势也是有所了解的,这个从他游说秦国的上层人士所说的话可以看出。同时,也可以看出青年吕不韦具有相当的野心,否则平淡的一次一面,也不至于就认为奇货可居。只有在那个时候以前,吕不韦就已经不甘心做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商人,一直在寻找机会改变这种局面,并且已经了解天下形势,才有可能发生他见异人的那种感觉。对于吕不韦见异人认为奇货可居,各种史书记载大都大同小异,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其实,吕不韦的确有着一个政治家的头脑,一看见异人,心里就已经有了一个谱。认为异人就是他弃商从政的切入点,发现自己利用异人不仅可以改换门庭,还可以赢得政治地位时,他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吕不韦此时的想法就证明了他非常明了当时秦国的形势。所以不论是他见异人还是到秦国去游说太子面前的红人时,他都处于主动地位。他先是利用异人质于赵,秦国经常攻打赵国,使得异人在赵国的日子不好过的局面,出手大方,为异人解决燃眉之急来取得异人的信任,又利用异人想回国,想享受王孙待遇,但又有些自卑的心理。乃往见异人,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异人虽然想让自己的门庭大起来,当然也不至于头一回见着一个社会地位不高的商人,就相信他所说的话,并且他还表现出看不起吕不韦这种商人的态度,于是就不无讽刺的说:“且自大君之门!”就是说你自己先发达起来再说。吕不韦显得非常的冷静和执着,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意思我要发达要靠你的发达。一句话打动了异人。异人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开始听吕不韦的想法。吕不韦的舌辩之才开始显露。
  不韦曰:“秦王老矣。太子爱华阳夫人,夫人无子。子之兄弟二十余人,子傒有承国之业,士仓又辅之。子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争为嗣矣。”异人听得心里一动,忙追问:“然则奈何?”吕不韦曰:“能立嫡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立子为嗣。”异人闻言是喜出望外,连忙许诺:“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吕不韦等的就是这句话,商人总不能做折本的买卖。吕不韦拿出五百金与异人,令结宾客(资治通鉴卷第五)。
  故事到这里,应该对吕不韦有所看法了,吕不韦商人出身,却决不是一般的商人,由于古代一直是重农抑商,社会地位并不高,吕不韦一直在想着怎么改变自己。吕不韦看见了异人之后,是茅塞顿开,认为自己是找到了一件宝贝,能够让自己得尝所愿。可以这么说,吕不韦其实是蓄谋已久了,想抓住异人这根线,否则,他不可能把秦国的形势分析得那么清楚,那么透彻,让异人深以为是。很显然,吕不韦是通过精心准备、研究分析,才得出结论的,这些早已了然于心,只等时机一到,立刻倾自己所能,实现自己的报复。果然,异人的出现,让吕不韦逮住了机会,吕不韦与异人的对话,恐怕还是其野心的一个方面,还不足以反映出他整个抱负。
  吕不韦说的并不复杂,并且很让人容易懂,一针见血说到异人之想又不敢想的地方。他说:“现在的秦王已经老了,现在的太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但是华阳夫人没有儿子,你(异人)的兄弟有20多个,安国君一旦当上秦王,子傒有可能继承以后的秦国,你不是大儿子,不被看好,又质于赵。安国君即位后,你不可能是王位继承人的。”异人当然也知道这个情况,连忙问:“那怎么办呢?”吕不韦见异人已经上钩,说:“要想成为继承人,只有依靠华阳夫人。我虽然很穷,但是愿意拿出千斤黄金到秦国去为游说,立你当王位继承人。”异人一听,高兴都来不及,忙说:“如果能够做到,我当秦王后,我们一起享用荣华富贵。”
  如果认为吕不韦吕不韦只是一时投机走上政治之路,只是为了谋取高官厚禄,赢得无数之财,那么也未免太小看吕不韦了。以吕不韦遇见异人的家资来看,已经足够用上一辈子,大可不必大废周章,让异人归国即位。再说,吕不韦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仅是钱根本引不起吕不韦的兴趣。
  已经和异人结交上了,剩下的就要看自己能不能让异人当上太子。这件事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吕不韦清楚,现在的太子已经有20多个儿子,并且异人不是长子,又长期不呆在秦国,要想异人能够被太子(安国君)看中立为嗣,谈何容易。
  如何让秦国的决策层听自己的话呢。吕不韦的社交能力就开始充分体现了,他把握住了秦国人与人之间的微妙的利益冲突。把握住两个字“富贵”,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想永享高官厚禄,子子孙孙都享受待遇。正是富贵的微妙之处,使得秦国的上层之流都被吕不韦牵着鼻子走。
  不妨看一下精彩对白,《史记》和《战国策》关于这个过程人物不同,按照郭沫若先生的意思,可能是各记其一,但是,两者都可以显示吕不韦的观察能力和社交手腕。
  (吕不韦)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篃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适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适,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适,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适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子楚以此名誉益盛于诸侯。(史记·吕不韦传)
  吕不韦来到秦国,见当时太子宠爱的华阳夫人的姐姐,以异人的名义,将买的奇珍异宝送给夫人,并对异人的贤德赞不决口,还说,异人想念太子和夫人,说,异人把夫人奉为天人,夫人果然非常高兴。吕不韦开始说到点子上,现在夫人得宠是因为夫人年轻漂亮,夫人没有儿子,如果现在不选一个贤孝的人作为儿子,他日一旦人老珠黄,就会被打入冷宫。现在,异人十分贤德孝顺,知道自己不能立为将来的继承人,夫人如果现在能够拉一把,那么异人就能够扭转乾坤,当上皇帝,自然不会忘记夫人之恩。夫人也可以有了自己的儿子,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夫人果然认为说的是。于是向太子安国君大吹枕边风。形势对异人有利了。
  乃说秦王后弟阳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门下无不居高尊位,太子门下无贵者。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于累卵,而不寿于朝生。说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贵千万岁,其宁于泰山思维,必无危亡之换矣。”阳泉君避席,请闻其说。不韦曰:“王年高矣,子傒立,士仓用事,王后之门,必生蓬蒿。子异人贤材也,弃在于赵,无母于内,引领西望,而愿一归得。王后诚请而立之,是子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也。”阳泉君曰:“然。”入说王后,王后乃请赵而归之。(战国策·秦策)
  两者是大同小异,一开口就陈之利害。你的罪过足以致死,你知道吗,你的手下个个居高尊位,子傒的门下没有富贵者,你的府上珍珠宝玉无数,骏马多得没有地方养,美女也是无数。有朝一日秦王老了,一旦死后,子傒即位,你就像累卵一样危险。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使你永保富贵。阳泉君一听,也是中计。吕不韦趁热打铁,一旦子傒即位,士仓辅佐,王后就不能被宠幸,就会败落,异人是贤德之人,质于赵,没有母亲,非常想回来,只要王后认其为儿子,将他立为继承人,就能保住富贵荣华。
  这里,吕不韦的设辩之术可就表现德淋漓尽致了,与张仪、苏秦、苏代等相比,似乎毫不逊色。
  吕不韦的游说十分奏效,已经完成了在秦国初级阶段的任务。剩下的就是让异人如何回到秦国了。对于这个过程,《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不尽相同。《资治通鉴》与《史记》记载大同小异。
  《史记》上记载: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
  这里描述的是吕不韦采取行贿让异人回到秦国,然后回到秦国,立为太子。
  《战国策》上云:赵未之遣,不韦说赵曰:“子异人,秦之宠子也,无母于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赵,不顾一子而留计,是抱空质也。若使子异人归而得立,赵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为德讲。秦王老矣,一日晏驾,虽有子异人,不足以结秦。”赵乃遣之。这上面说的是吕不韦利用舌辩之才,陈述留异人和放异人的厉害,使得赵国心甘情愿放异人归国。
  二者记载大相径庭,看来司马迁并没有按照《战国策》上记载的那样一并记之。在那个时代来看,两种可能性都可能发生,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应该还是《史记》记载更让人信服。因为异人既然质于赵,就是赵国在必要时左右秦国的一个砝码,虽然从一些历史事实来看,秦国并不很是在意异人在赵国的处境,赵国也并不能用异人的生命要挟秦国的进攻,但是,总归还是能让秦国有所顾忌,这样的情况下,又岂会轻易让他回国。特别是如果依《战国策》所说的:赵国已经知道异人被认为宠子,有承国之望,更是会以此要挟秦国的,更是不会轻易将异人遣送回国的。况且吕不韦也不会冒险将异人立为宠子的消息告诉赵国的。况且秦国一边还在进攻赵国,一旦赵国恼羞成怒杀了异人,吕不韦岂不是前功尽弃。
  当然,异人回到秦国见华阳夫人几及安国君时,还有一个细节,足见吕不韦之心如细发,老谋深算。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异人见华阳夫人时,吕不韦让异人穿上楚人的衣服博取华阳夫人的欢心,果然,华阳夫人十分高兴,并且将异人改名为子楚。
  在吕不韦倾尽家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异人回到秦国的这个中间,还有一段类似小说家编写的花边新闻,也就是最为有争议的话题,秦王政究竟是不是吕不韦的儿子。《史记》记载: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 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按照这个说法,郭沫若提出了疑问,一是该内容只有《史记》有,而《战国策》没有记载。并且《史记》在说异人妻子有矛盾的地方,如果按照所描写的那样,那么异人妻子就是一个歌姬,而《史记》后面还说,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明显有不同。并且郭老还提出了一个独到的看法,此传说是在西汉初年吕后称制的时候,吕氏之族如吕产、吕禄辈仿照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编造的,其目的是为夺取江山找寻历史渊源。郭老最后断言: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纯粹是子虚乌有(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余也曾和一些历史学家聊过这个问题,没有定论:大概是三种意思:一是按照郭老的意思,此事纯粹是好事者为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编造的。
  另外是关于《史记》记载矛盾的地方,就是异人的夫人是歌姬还是豪家女。其实并不矛盾,二者还是有相通之处。异人假如看上了吕不韦的小妾,也就是那个歌姬,无疑给吕不韦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那就是,一旦异人回归即位,他和歌姬肚子里的孩子就有可能成为皇帝,这个想法符合吕不韦的野心的。吕不韦是一个冷静的人,他善于处理各方面关系,也知道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他能想到异人看上了歌姬,也就想到,歌姬肚子里的孩子能够有承国的希望。他当然会尽一切能力掩饰歌姬的真实身份,比方说,为歌姬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背景,也就是如《史记》记载的那样“赵豪家女也”。另外,异人好歹是一个王孙,娶妻也好,纳妾也好,总要有一定排场,否则一定会面目无光,又怎能名誉盛于诸侯,这样的话,也会要求歌姬有一定背景,至于如何编造,那就不得而知了。
  再有就是,不论《史记》也好,《战国策》也好都记载了秦王政坐上王位后,吕不韦与太后私通。如果吕不韦以前和太后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吕不韦必然会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不会去和太后私通。只有吕不韦有所恃(包括吕不韦认为秦王政就是自己儿子),或者和太后早有私通,才会冒险与太后私通的,否则,一个丞相,后庭美女如云,如不是有什么隐情,又怎么会与太后私通,让人难以理解。当然,这对吕不韦只不过是一个插曲,并不影响吕不韦的一生的政绩,所以也不赘述。
  吕不韦大权在握总共有十二年,也就是秦庄襄王的三年里和秦王政未主政的前九年里。
  子楚当上皇帝后,果然不负前言,让吕不韦当上了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加上有太后撑腰,即使子楚死后,秦始皇即位,前九年仍然是吕不韦当丞相,位极人臣。可这么说,吕不韦当了丞相,但绝对还是为秦国做了事的,比起前代的丞相如蔡泽和后面的李斯的贡献要大得多。
  不妨来看以下《资治通鉴》上的记载:
  秦庄襄王元年,吕不韦为相国,东周君为诸侯谋伐秦;王使相国率师讨灭之,迁东周君于阳人聚。蒙骜伐韩,取成皋、荥阳,初置三川郡。
  二年,蒙骜伐赵,定太原,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
  三年,王齮攻上党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 太子政立,国事皆委于文信侯(即吕不韦),号称仲父。
  秦始皇元年,蒙骜击定之。韩欲疲秦人,使无东伐,乃使水工郑国为间于秦,凿泾水自仲山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中作而觉,秦人欲杀之。……乃使卒为之,关中由是益富饶。
  三年,蒙骜伐韩,取十二城。
  四年,蒙骜伐魏。
  五年,蒙骜伐魏,取二十城,初置东郡。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
  六年,秦拔魏朝歌,及卫濮阳。
  七年,伐魏,取汲。
  九年,伐魏,取垣、浦。
  由上可以看出,吕不韦掌权时,几乎连年征战,并且大都有斩获,灭了东西周,并引起其他各国的恐慌。另外,在国内,秦国日益强盛,兵强马壮,成为各国人才趋之若骛的地方,虽然不是吕不韦一个人之功劳,但是,与吕不韦的决策也有一定关系。并且,设置三川郡、太原郡,东郡等等,都是具有军事基础的地方,特别是三川郡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些基地的设立,为秦始皇的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当然,秦始皇也曾惦记吕不韦的功劳,秦始皇九年,嫪毐 败落后,虽然牵连吕不韦,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不忍诛。
  但是,为了自己的威性以及秦国的利益,不得不下狠心,发了一道诏书,即“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贬低吕不韦,吕不韦也深知自己无法与秦始皇相抗衡,自杀而死。
  关于吕不韦的死,《史记》和《战国策》有记载,是因为嫪毐的败露,牵连吕不韦。当然究竟是有人诬陷吕不韦,还是真有此事不得而知。只是关于嫪毐究竟是不是吕不韦所谏,也是无所考,也许是吕不韦百密一疏,也许是有人栽赃嫁祸,但终究是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政见不和,才导致失宠,以致秦王政非要致吕不韦于死地。嫪毐的事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引子而已,我并不认为秦始皇是为了嫪毐一事而杀吕不韦,即使没有嫪毐,秦始皇仍然会找另外的借口杀吕不韦的,因为这是秦始皇树立自己威性的必然结果。
  当然,这并不能影响吕不韦的功劳,吕不韦被罢相后,不是仍然有其他诸侯请他任相国,足见他的威性以及他的成绩连与秦国敌对的其他诸侯国也是十分欣赏的。
  郭沫若在谈论秦国的统一这个问题时,认为,秦始皇与吕不韦的矛盾使得秦始皇走了另外一条路统一了中国,如果,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由此可见,吕不韦的思想不仅在前期为秦国的统一打下了基础,后面他的思想仍然能够统一秦国,并且有利于秦国的长治久安。
  关于吕不韦的另一大功劳,就是流传至今的《吕氏春秋》。关于这部书,用郭老的话概括就是:然而这书却含有极大的政治上的意义,也含有极高的文化史上的价值;想来的学者似乎还不曾充分的认识(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吕氏春秋》一书“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决不是吕不韦为了和列国的四公子争强斗胜这种虚名而著,否则也太小看吕不韦了。关于对《吕氏春秋》的详细看法,我已经收录拙作《从“吕氏春秋 ”看吕不韦思想中的秦国》一文,在此就搁笔了。
  从《吕氏春秋》看吕不韦思想中的秦国(下篇)

  对于《吕氏春秋》的成书原因及过程,《史记》有记载: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
  不过这一说法很值得要推敲一下。按照太史迁的说法,吕不韦之所以要编撰《吕氏春秋》,纯粹是虚荣心作祟,要把当世名闻天下的四公子比下去,于是大肆



《吕氏春秋》介绍

综合百家学说 建构一统理论--《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集合众多门客共同编辑,完成于秦始皇八年(前239年)。该书是以儒家学说的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法、墨、农、兵、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以封建大一统政治需要为宗旨,熔诸子百家之说于一炉的理论巨著。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大部分,共160篇,2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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