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体育发展的基本经验

建国六十周年以来我国取得的体育方面的哪些成就？？~

1952年，毛泽东同志题写“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随后实施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制度、广播体操制度等，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展开。改革开放之后，1995年，全国人大颁布《体育法》；国务院批准下发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2009年1月，国务院决定自2009 年起，每年的8月8日为全国的“全民健身日”；2009年9月，国务院公布了《全民健身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专门性行政法规，是我国全民健身事业法制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是加快全民健身事业科学发展、建立全民健身长效化机制的重要举措，是满足人民群众体育健身需求、促进体育事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

首先，群众体育设施遍布城乡。目前，我国各类体育场馆共85万以上，是建国初期的200倍以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03平方米，是建国初期的100倍以上。

其次，群众体育组织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群体组织已基本覆盖全国城乡，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省区市体育总会、行业体协176个；全国共建立省级社会体育指导中心23个；全民健身城乡体育指导站和健身站点近21万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3092个。实施了国民体质监测制度、体育锻炼标准制度、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等。

另外，群众体育活动也在蓬勃开展。积极开展“亿万青少年儿童、农民、妇女、职工、老年人健身活动”；体育下乡、体育进社区活动日益深入；全民健身博览会、体育健身活动展示、元旦登高、健身大拜年等活动特色鲜明；“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全面启动；“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活动”深入人心。全国农民运动会、民族运动会、残疾人运动会、中学生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全国体育大会等各类群众性体育竞赛活动红红火火。我国目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达到 28.2%。

第二，竞技体育成绩显著

60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

1956年，陈镜开打破了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成为我国第一个创造世界纪录的运动员；1959年，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1984年，中国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获得51枚金牌、100枚奖牌、位列金牌榜第一，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创造了中国竞技体育新的辉煌。我国自1980年首次参加冬奥会后，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实现了我国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在亚洲，从1982年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亚运会开始，中国已经连续7届位列金牌榜第一。截至2009年8月，中国运动员获得的世界冠军数已达2310个，创超世界纪录达1195次。

改革开放以来，体育产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体育健身服务业快速发展，各种健身场所迅速兴起；竞赛表演业日益活跃，具有中国特色的篮球、排球、乒乓球等国内联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市场开发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品牌赛事引人注目；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体育用品制造基地，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迄今已举办24届，成为亚洲最大、世界排名第三的体育用品博览会。

国球引得健儿竞争先

中国的第一个男、女世界冠军皆出自乒乓球。1959年4月5日，在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21岁的容国团击败匈牙利名将西多，夺得了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其“人生能有几次博”的名言也不胫而走，成为中国健儿的座右铭。

两年之后，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上，邱钟惠又在女单决赛中战胜多届欧洲冠军、匈牙利的高基安，在吉·盖斯特杯上第一次刻上了中国姑娘的名字，开中国女选手夺取世界冠军之先河。

之后，庄则栋在第26到28届世乒赛上连夺三届男单桂冠；1981年的第36届世乒赛，中国队囊括全部七项冠军……一次次胜利，奠定了乒乓球作为国球的地位，也大大激励了其他项目的运动健儿。

1978年，在泰国举行的第一届羽球世锦赛上，中国队收获了第一批羽毛球世界冠军，共带回四金，其中庾耀东、张爱玲分别夺得男、女单打冠军。1979年，在美国举行的第20届体操世锦赛上，马燕红以一枚女子高低杠金牌，打开了中国体操的世界冠军之门。

1979年，在希腊举行的第53届举重世锦赛上，来自广西的吴数德举起了110公斤的杠铃，获得挺举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个举重世界冠军。1981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第2届世界杯跳水赛上，李宏平、陈肖霞夺得男、女十米台金牌，分别成为中国第一个男、女跳水世界冠军……

中国田径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出自1983年的世界杯竞走赛。当时，辽宁姑娘徐永久夺得10公里竞走金牌；她还和队友一起获该项比赛团体第一。1991年，在澳大利亚帕斯举行的第6届游泳世锦赛上，中国“金华”竞放，收获了本国的第一批游泳世界冠军。其中庄泳、钱红分获女子5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金牌，林莉独得女子200米、400米个人混合泳两项冠军。

全面走向世界整体提升

1984年，中国首次全面进军奥运会，参加了当年7到8月在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比赛的第一天，来自安徽的神枪手许海峰就在男子自选手枪慢射比赛中，以566环夺得冠军。这是该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也是中国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四天之后，在女子步枪3×20项目较量中，吴小旋又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子奥运会冠军。

该届比赛，中国累计夺得15枚金牌，仅次于美国、罗马尼亚、西德，列奖牌榜第四位，震惊了国际体坛。

奥运会上的胜利激发了更多的运动健儿，加快了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步伐。1985年，中国便夺得46个世界冠军。1987年所获世界冠军近70个；当年在美国举行的首届女子举重世锦赛上，中国女力士带回了22个冠军，其中包括8个级别的总成绩金牌。

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获得16枚金牌，再次位列奖牌榜第四。该届飞碟项目系男女一起比赛，来自四川的张山是飞碟双向比赛中惟一的女性，却以223中的好成绩战胜所有男子运动员，演出了巾帼胜须眉的精彩一幕，登上冠军宝座。

之后的几届奥运会，中国队的成绩越来越好，2000年悉尼、2004年雅典奥运会分别夺得28、32金，排在奖牌榜第三、二位。中国每年所获世界冠军也呈现上升趋势，2004年到2007年，每年所获世界冠军均超过100个，且奥运会项目所占比例逐年提高。

在竞技体育整体实力增强的同时，中国冰雪项目的水平也同步得到提高。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上，来自黑龙江的杨扬先后在短道速滑女子500米、1000米比赛中两度封后，实现了中国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2006年都灵冬奥会，中国再夺两金：王蒙获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第一、韩晓鹏获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金牌。2006年中国所获世界冠军中，就有6项来自冰雪项目。

举办奥运再掀夺金潮

2008年，中国成功地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当年的竞技运动成绩也达了新的水平，全年共在24个大项中获得120个世界冠军；其中在16个大项中获得74个奥运会项目世界冠军，占冠军总数的62%。

北京奥运会，中国选手共夺得51枚金牌，力压美国、俄罗斯，首次跻身奖牌榜之首。以往中国举重夺得奥运会金牌最多的数2000年悉尼、2004年雅典两届，分别获得了5枚金牌。而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10名力士参加9个级别角逐，就夺得8枚金牌。

中国体操以往在奥运会的最成绩，是洛杉矶奥运会的5项冠军。北京奥运会，中国男、女队不仅同时夺得份量最重的团体金牌，还夺得男子8金中的7金；体操累计金牌数达到创纪录的9枚。

雅典奥运会，中国射击选手带回4枚金牌。北京奥运会，他们将奥运会步手枪项目10枚金牌的一半据为己有，这是1984年女子射击进入奥运会之后，从未有过的高夺金率。

中国跳水雅典奥运会就曾夺得6枚金牌。北京奥运会，他们将全部8枚金牌中的7枚据为己有，创一支队伍在单届奥运会上的夺冠数新高。

另外，中国拳击、射箭、赛艇、帆船、蹦床，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奥运会冠军。拳击还先后获48、81公斤级两枚金牌。

在中国的北京奥运会冠军中，既有奋勇拼搏，焕发运动青春的老将，又有一大批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后起之秀，显示出中国竞技体育后浪推前浪、人材济济的喜人景象。冼东妹是雅典奥运会女子柔道52公斤级冠军，北京奥运会卫冕成功。当时33岁的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从而成为中国奥运会史上的第一位妈妈冠军。

除了北京奥运会，中国选手还在去年的乒乓球、跳水、柔道、网球、短道速滑等世界大赛中，带回了数量可观的金牌。

09年多项实现新突破

一般来讲，奥运会之后的第二年运动员都处在调整状态，世界性大赛也会相应减少。今年前8个月，中国选手所获世界冠军数少于前两年，但却在多个项目取得了带有突破性的成绩。

元月下旬在韩国首尔进行的单板滑雪世锦赛上，中国小将刘佳宇便夺得女子单板U型池金牌，成为单板滑雪的第一个世界冠军。3月在韩国江陵举行的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中国队在决赛中以8：6战胜都灵冬奥会冠军瑞典队，第一次获得冰壶世界冠军。她们的成功，使得中国在2012年冬奥会上增加了新的夺金点。

8月初在罗马结束的第13届游泳世锦赛上，中国选手夺得4金，超过澳大利亚，占据奖牌榜第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琳在男子800米自由泳比赛中，游出了7分32秒12的高水平，不仅夺得冠军，而且将澳大利亚“长距离自由泳之王“哈克特保持了四年之久世界纪录一下提高了6秒53。这不仅是中国男子游泳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还是神州须眉首次在世界大赛中打破世界纪录。

中国女选手最后一次在世锦赛上夺得游泳冠军，是2003年的巴塞罗那世锦赛。北京奥运会，刘子歌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大大鼓舞了中国姑娘们的士气。罗马世锦赛，她们终于有了新的收获，先后获得4×200米自由泳接力、50米仰泳、4×100米混合泳接力三项冠军，而且全部刷新了世界纪录。

8月中旬，在伦敦举行的现代五项世锦赛上，来自江苏的陈倩获得女子冠军，成为亚洲第一位现代五项女子世界冠军，也是该项目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非欧洲籍的女子金牌得主。

当月23日，从柏林世锦赛赛场又传出好消息，中国年仅20岁的白雪在女子马拉松比赛中，以2小时25分15秒夺得冠军，改写了中国马拉松项目无缘世界大赛金牌的历史。

中国女子马拉松拥有北京奥运会第三、四名周春秀、朱晓琳等，加上世界冠军白雪，2012年伦敦奥运会，该项目将大有希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10月1日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整整50年的旅程。新中国的50年是辉煌的，但她走过的道路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回顾50年历史，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创造的每一个奇迹以及所遭受的每一个挫折，无不与新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曲折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认真探索党的思想路线曲折发展的轨迹，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对于进一步振兴中华，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党的思想路线的曲折发展　　党思想路线，是指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其核心是实事求是。所以，党的思想路线通常又称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在于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指导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以保证实践活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求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指南，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早已证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唯一科学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正确地观察、分析和认识问题，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前提，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但是，在实践活动中要真正贯彻执行实事求是是的思想路线则不是一帆风顺的。新中国成立50周年以来，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就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良好开端。　　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了较好的坚持和贯彻执行。在这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一是强调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必须从当前的基本国情出发。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大体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依据其基本国情来制定新中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二是十分重视在全党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整风活动。三是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反对照抄照搬别国的东西。毛泽东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四是大力倡导调查研究。毛泽东要求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以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解决，使我国顺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而艰苦的任务，促进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遭到严重挫折。　　1957年4月至1977年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严重挫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由于受种种原因的影响，在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世界观、方法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忽视或淡漠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陷入了片面夸大人的意志、主观能动性的唯心主义边缘，因而在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犯了一系列极“左”错误。一是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二是经济体制建设上的急于求成，三是政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致使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两个凡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形而上学的口号，明确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与发展，使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了又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集中表现了两个方面：一是产生了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从而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二是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二、思想路线的曲折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建国50周年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曲折发展过程，伴随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我们现在和今后都有许多深刻的启示。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根本保证。　　50年的历史证明，思想路线上的曲折是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曲折的根源。什么时候党的思想路线端正，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得到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背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必然遭到严重挫折。我们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必须创造系统的主客观条件。　　新中国50年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曲折现象的发生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个人原因，又有社会原因。缺乏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发生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观原因。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不健全，国家法制建设滞后等，是导致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客观原因。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过程中，为了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坚定不移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努力创造有利于贯彻实事求是的主客观环境。为此，一要加强教育，切实提高主体素质。要广泛深入地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教育，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划清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真正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从而自觉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反对和抵制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党性觉悟。要加强科学知识教育，在全社会兴起崇尚科学、反对愚昧、迷信的社会氛围，努力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增强人们认识客观规律并运用客观规律来改造世界的能力，从而减少和避免违背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瞎指挥现象的发生。二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有利于坚持实事求是的社会机制。人的行为不仅受着自身素质的影响的制约，而且还受着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现存制度的严格约束。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我国从50年后期到70年中期这20年时间，严重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制度上的缺陷就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切实有效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着力加强制度建设。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度，切实有效地防止个人专断发生。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决策制度，严格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坚持民主、公开、透明的决策原则，防止决策简单化或重大问题决策暗箱操作。要建立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和奖惩晋升制度，严格按中央规定的干部选用程序和实绩任用干部。要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充分发挥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的作用。形成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良行为的巨大约束力。三要加快我国信息网络化建设，保证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实事求是的基本前提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把握，即对信息的及时准确把握。过去，由于信息传递渠道的单一性，上级机关和领导接受到的信息，不仅在时间上滞后，而且往往是经过多次筛选和修正，失去了真实性。而依据过时的、片面的、虚报的信息制定出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必然存在着脱离实际的危险。因此，在经济、社会日益复杂化、社会化的今天，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加快信息网络化建设，使信息传递及时、准确，以保证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决策。

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发展历史及特点

课程政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基 础教育的课程政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发展 变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此变化会形成不 同的历史时期。 但不管如何划分，它所经历 的几个大的历史阶段是不可跳过的，它在形成过程中几个标志性的政策文件是不容忽略 的。本文仅从课程权力主体这个角度来进行 审视，把我国墓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发展历史 分为三个阶段：“国家”模式阶段、“ 国家十地 方”模式阶段和“国家十地方十学校”模式阶段。

（一）“国家”模式阶段

此阶段的大致时间是从1977年“文革” 结束到1985年，是恢复正常的教育秩序和初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时 期，也可以说是我国实行素质教育的酝酿期 或准备期。十年动乱期间，全国的教育事业 遭到了严重破坏，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各地学制混乱，中小学教材被全盘否定，盲目上马的 教材质量低劣且十分混乱。“文革”结束后， 我国教育就面临着恢复和重建的问题。其主 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生的素质。在这种情况下，全国重新编写和使 用通用的教材，采用统一的学制和教学大纲。 1977年，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教育工作 会议，几次提出要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并要求1978年秋季新生入学时能够使用 新教材。根据会议精神，教育部采取了相应 的措施：一是成立“教材编写领导小组”，领导 教材编写工作；二是加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编写中小学教 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三是确定中小学 十年制为基本学制，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

1978年1月，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十 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统一规定全日制中小学学制为十年，同时教育部组织各 学科专家、学者和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共 200多人，组织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集 中编写全国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从1977年9月开始编写，1980年基本完成，这是建国以来国家委托人教社统一编写 的第五套中小学教材。其显著的特点是所有 课程均为必修课程，没有选修课程。从历史 发展的观点看，这套教材对当时教育战线完成拨乱反正，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以及进行教 学内容现代化改革，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做出 了突出贡献。

因此，此时期的课程政策采取的是“国家”权力模式，课程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课程几乎完全由国家决定，地方和学校都没有课程决策的权力，只能执行国家的决定。这 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决定的，这种带有过渡 性的课程政策对尽快结束课程教材的混乱局 面，恢复和重建教育，保证全国教育的基本水平，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学生素质，为建设新 时期的课程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里需 要补充说明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 （包括这一时期），中小学教材实行国定制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选择，也是同我国当时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特别是对维 护国家的统一稳定、民族团结起到了重要作 用。不能因为现在实行了审定制。就对过去的国定制以及在国定制条件下编辑出版的部 编教材、统编教材、通用教材横加指责，任意 贬低、甚至全盘否定。对中小学教材国定制 的利弊得失，应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二）“国家十地方”模式阶段

此阶段的大致时间是从1985年到1999 年，这个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治体制改革也不 断走向深入，国家在实行政府机构改革的伺 时，不断地下放权力，主要到地方层次，学校 层次仍然没有多少课程权力。当时在全国绝大部分省市区范围内，都有一小部分权力安 排地方课程或者说乡土课程，以适应不同地 区的需要。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针对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活力的现象，规定了简政放 权、分级管理的原则，这就逐步形成了“国家 十地方”课程权力模式。《决定》中强调：教育 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 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九 年义务教育，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 管理的原则，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九年义务 教育，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 利，更进一步深化了课程改革，并把全国的中 小学教材由以前的国定制改为审定制，在课程管理上进一步强化了“地方负责、分级管 理”的思想，1988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上海 和浙江进行以地方层次课程决策为主的课程 改革试点；1989年，国家教委批准，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实际，编写多种不同的教材，并在 不同的地区进行实验，然后正式推广。另外， 还设计了“五四”和“六三”两种学制的课程计 划，以增强课程的弹性和可选择性，这样逐渐形成了“一纲多本”的局面。进入20世纪90 年代之后，我国政治、经济改革跨人了一个新 的历史时期，各行各业对人才的要求也进一 步提高，1992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中规定了地方 课程，由地方政府规定统一的课程计划与教 学大纲，教材实行“一纲多本”，1993年2 月，我国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础工程， 必须大力加强，中小学教育要由“ 应试教育” 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全面提高学 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 的特色，1996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 学课程计划（试验）》中规定；学校应该“合理 设置本学校的任选课和活动课”，“普通高中课程由中央、地方、学校三级管理”，这是我国 课程改革的又一次转机，它可以说是校本课程的雏形，为后来校本课程的出台打下了基础。

此时期课程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实行了课程的多样化。无论从课程的管理、课程的 结构，还是从教材制度来看，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课程教材的弹性和灵活性，以适应不同 地区、不同学校与不同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 这种多样化的课程政策体现在以下几点。首 先，表现在课程理念上的变化。把以前的“教 学计划”更名为“课程计划”，把中小学的全部 课程分为学科类与活动类两大类，把普通高 中学科类课程分为必修、限定选修和任意选 修三种方式。上海则确立了必修、选修与活动三大课程板块。这种名称上的改变实则是 课程理念的变化，它从强调“教学”到强调“课 程”，从强调知识到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进 而强调学生要学会学习。其次，是课程结构上的变化，在课程中不仅增加选修课程与活 动课程的比例，还给地方课程留有一定的发 展空间，以便各地结合本地实际编写乡土教 材。再次，就是实行一纲多本或多纲多本，根据不同地区发展状况，确立了面向经济发达 地区、中等发展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三类不 同要求程度的教材，根据学制的不同，确立了 。“ 六三制”和“五四制”两类教材，另外上海与浙江可以根据各自地区特点，制定大纲、编写 教材。

此时期课程政策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教 材由“国定制”改为“审定制”，并实行编审分开制度。从世界范围来看，教科书制度大体 上可以分为国定制、审定制、认定制、选定制 和自由制五大类，国定制是指由政府统一规 定使用何种教科书，而所规定的教科书往往是政府组织编写的。审定制是指由国家或地 方教育行政部门对民间编写的教科书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者才可作为教科书给以出版发 行。由国定制向审定制的转变，可以反映出课程政策权力重心的下移，1986年9月，我 国对现行的教材编写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 实行编审分开，并成立了建国以来第一个权 威性的教材审定机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 会” ，并设立了常设办事机构“国家教委中小 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履行对教材的审 查与审定职能。同时，颁布了一系列课程管理的重要文件，如《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 会工作章程》《中小学教材审定标准》《中小 学教材送审办法》等，规范了教材的编写与审 定工作。这种下放权力、引入竞争机制的课程政策对于提高教材质量，激发地方和民间 团体开发课程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国家十地方十学校”模式阶段

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不失时机地 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推动课程改革的深化，在“扩大学校自主权”“ 教育松绑”的呼声下， 我国课程的部分权力进一步由地方下放到学 校，学校（校本）课程的实施就是一个标志。 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确定了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学校课程”三级课程 模式，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 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规定要“调 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 学校课程”。 实行三级课程政策是为了进一 步地简政放权，加强宏观的调控与指导，转变 政府的职能，适当扩大地方尤其是学校的课程权力，改变“坐等上级指示精神”的被动局 面，让不同的权力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 程决策、课程开发与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去。 其实质是课程权力的再分配，意味着基础教育的课程要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 结合的双向政策机制。

学校课程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是我们对国家课程反思的结果。长期以来，我国都 是以国家作为课程开发的主体，致力于全国性课程方案的制定，以国家力量进行课程开 发，课程的决策权也基本集中于国家教育部。 因此，国家课程一直是我国的唯一课程，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教什么内容、教多少时间都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课程内容都是由国家统 一编写，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与强制性。 所以从教育行政领导到学校的教师以及教育 研究工作者，都只需要关注怎样教好国家规定的教学内容，而不关心也不需要关心教什 么、内容。课程由学科专家主导，学校、教师与 学生乃至家长失去了参与课程的机会。对教 材不敢越雷池一步，照本宣科，按部就班，出现了“学校靠教科书，教师教教科书，学生背 教科书”的局面。教师只是一个执行者的角 色，而不是一个开发者，积极性、主动性与创 造性受到压制，学校也变成了知识加工的工厂，教师就成了没有灵魂的机器，学生就自然 而然地成了接受知识的容器。

如果说统一的国家课程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下对集中教育的资源和保证教育的质量还 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话，那么随着我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这种统一的课程政策的局限性和缺陷日益凸显：它无 法顾及地方、学校与学生的差异，不利于适应 不同地区和不同学校的具体实际，不利于充分发挥地方和学校的自主性、积极性，不利于 教师与学生参与课程过程。而三级课程政策 对学校课程的强调，正好弥补了以上的缺陷， 它能以多样性来满足不同学校与不伺学生的不同需要，能很好地发挥学校的特色与培养 学生的个性，有利于发挥教师在课程开发中 的积极作用，有利于贴近学生与社区的生活， 便于生动活泼地开展课程活动，最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与实践能力，使课程真 正发生场所的“学校”在课程开发中占据其应 当占有的地位。

新课程政策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第一，民主性。课程政策的民主化，意味 着课程权力的合理合法的分享，也意味着课程权力由集中走向分散，由统一走向多样。 新一轮的课程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充分 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优势，建立起 教育行政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部门和专家、学者、教师、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 界广泛参与课程开发的有效机制，以保障不 同人、不同集团、不同社会力量的利益，最大 限度地反映各种利益团体的合理要求。同时，要增加课程决策的透明度。本次课程改 革不仅逐步地下放了权力，而且引人了竞争 机制，对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实行招 标制度，使课程教材建设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第二，发展性。从这次课程政策的指 导思想和具体目标来看，确实体现了“以学生 的发展为本”的思想，体现了“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理念。这 意味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必将走出目标 单一、结构僵化、方式机械的灌输模式，走向 强调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探究性学习和研究性学习，让每一个学生的个性获得充分发 展。第三，开放性。从封闭走向开放，可以说 是此次课程政策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它强 调课程与生活世界的联系，强调课程与社会发展的联系，增强课程的社会性，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与关心社会生活的现 实态度，走向课程的生活化、社会化与实用 化。另一方面，它要实现课程的综合化，打破学科的人为壁垒，确立开放的课程体系。不 仅要加强文科之间、理科之间，更要加强文理 之间，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综合，使不同的学习 领域和学科之间能够互相渗透，向对方开放。我国正在积极实行的综合文科、综合理科和 综合实践活动等新课程，就是为了拆除学科 之间的壁垒，使学生在与自然、社会和自我的 关系中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并谋求学生自我，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我国墓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发展趋势

从世界基础教育课程政策改革的趋势来看，属于中央集权型课程权力模式的国家，开始逐渐实行权力的部分下放；属于地方分权型课程权力模式的国家，则开始逐渐采取权 力的部分集中。无论是下放还是集中，实质是一样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国家、地方、 学校三者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三者的作用，使它们相互协调、相互配 合，共同推进课程改革的深化。同世界上其 他国家类似，我国对国家、地方和学校的课程 权力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总的趋势是国家不断地简政放权，加强宏观的调控与指导，转 变政府的职能，适当扩大地方与学校的课程 权力，让它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程决策、课 程开发与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去。我们可以从前面第一部分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发展历史 了解到，我国的课程改革曾经走过一段不平 凡的道路，实现了几次大的转变，但不管怎样 改革，似乎都离不开对国家、地方与学校三者之间的权力进行再分配这个核心。

因此，从国际的大气候与我国的课程实 际来看，我国未来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将更 加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策理念：以学生的发展为本

从课程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上来看，我 国多年强调的是社会本位的课程政策理念。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基础教育的教育目标和官方颁布的一系列课程文件中得到证实。 在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 决定》中指出，“教育要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各级各类合格人才”；1993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中指出，“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教育 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 课程计划的指导思想是“遵循教育要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 服务，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对学 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以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同时“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奠定基础”。从这些 表述中，我们不难理解，这些课程政策基本上 是一种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 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我国 不失时机地把素质教育引向深入，课程政策的理念也在发生变化，“以学生发展为本，培 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已经成为国家和地 方共同选择的课程政策理念，形成了一种比 较明显的儿童发展本位的价值取向。上海在进行面向新世纪的第二期义务教育课程改革 方案中提出了三个基本的课程理念：以学生 的发展为本，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为 重点，构建新的学力观。 在一个具有一直强调社会需求取向的传统社会里，将儿童发展 本位与社会本位联系起来考虑是非常必要 的。上海课程设计方案提出“以学生发展为 本”，是基础教育本质的体现，是学生发展与社会进步需要在根本利益和价值体系上的统 一。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儿童、学科、社会 是对学校课程起制约作用的三个主要因素， 三大要素相互密切关联，不可或缺。无论忽视哪一个要素，或者偏重哪个要素，都会使学 校、课程失去平衡，以至不能完整地全面地实 现教育的培养目标。从这种价值取向出发， 我国素质教育的课程政策将朝着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的方向努力。未来课程政策着 重强调以下三个方面：改革过分注重智育和 传承知识的偏向，强调课程要促进每个学生 身心健康发展，培养良好品德，培养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改革课程结构过分强调学科 独立性、门类过多和缺乏整合的倾向，加强课 程结构的综合性、均衡性与选择性；改革在课 程内容方面过分强调学科体系严密性、过分注重经典内容的倾向，加强课程内容与现代 社会、科技发展及学生生活之间的联系，体现 课程内容的现代化和适应性。总之，要从学 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出发，注重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情感体验，注重教学过程中学生主体地 位的体现和主体作用的发挥，强调尊重学生 人格和个性，鼓励发现、探究与质疑，以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学生学会学习。

（二）课程决策：走向均衡化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课程决策模式与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政治体制上大体存在两种倾向：集权化与分权化。相应地，在课程决策上也存在着两种倾向：法国、前苏联以及我 国等国家在课程决策上具有集权化的传统， 强调中央对课程的开发、管理与控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课程决策上具有分 权化的传统，强调地方和学校在课程过程中 的自主权。这两种决策模式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弊端。当今课程决策的发展趋势是：集权化的课程决策开始重视地方和学校在课程中的自主权，分权化国家开始加强国家对课程 的干预力度。尽管在方式上存在不同，但殊 途同归，目的是为了课程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同时，随着人们课程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个人、团体和集团以及其他的民间组织 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课程决策中去，以使课程知识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最广大人民的利 益。在课程决策的过程中，除了行政部门、政府官员、课程专家的作用之外，一些科研机构、利益团体、高等院校、出版部门、社会团体 以及媒体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课程的决策 过程，教师、家长和学生在课程决策中的地位 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这说明，参与素质教育的课程政策主体 开始多元化，这里所说的政策主体可以被简 单地界定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一般分为官方的和非官 方的两大类，官方的是指那些具有合法权威 去制定课程政策的人们（当然，他们中的一些 人事实上可能会受制于非官方的政治党派或压力集团），包括政府首脑、立法者、行政人员 等等；非官方的是指利益集团、政治党派和作 为个人的公民等，它们的广泛参与是课程决 策走向均衡化的重要一步。

（三）政策制定：走向科学化

课程政策不仅是一个静态的文本，它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二过程包括四个最主要的环节：政策议题、政策决定（决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从这个过程来看，素质教育的课程政策的制定尽管存在一定的缺陷， 但与以前的经验型政策相比，在政策制定的 科学性方面还是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就 政策议题而言，素质教育的课程问题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它涉及面广，影响巨大，带有全 国性问题的性质，是政府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就政策决策而言，这项课程政策在理念上不 仅与世界先进的课程理念相适应，而且政策目标明确，这对于政策的评估也起到很好的 作用。就政策执行来看，尽管在不同的地区 也存在政策失真的问题，但实践的效果与影 响是巨大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值得肯走的， 就政策评估而言，我们改变了过去只颁布与 执行政策，缺乏政策评估的局面，加强了对课 程政策的更新；修订、补充和完善，这种反馈系统的完善使政策过程始终处于良性的循环 状态，以利于课程政策走向科学化。由此来 看，无论从政策的透明度、适切性、可行性和 政策的延续性来看，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正在由“经验型” 向“科学型”转变。

目前我国人均体育场地、人均体育消费和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与世界发达或较发达国家相比，仍处在较低水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体育发展程度差距较大；竞技体育优势项目不多，后备力量不足。全面客观地分析当前的体育形势，并研究采取相应的对策，是加快体育事业发展的前提。
这里有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考
http://www.hp.gov.cn/hptyj/zcfg/t20061214_393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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