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木堡之变后，杨善为何要自掏腰包赎回明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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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明英宗朱祁镇以皇弟郕王朱祈钰监国，辅佐皇太子朱见濬留守京师。自己率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百官五十余人，及京师三大营为主的二十万大军，号称五十万，鼓噪而出，北征瓦剌。

出征途中，英宗轻信宠宦王振，将一切大权军政交其掌握，而王振既毫无军政经验，又在军中依仗英宗崇信而滥施淫威，导致大军行动混乱、令行不止。同时因英宗出兵仓促，粮草后勤准备不足，行军组织不当，所以大军内部自相惊乱，军民夫役一路逃离，尸骸满路，明军军心严重不稳。

八月初一，明军在抵达大同后，前后失据、不敢作战。而得到瓦剌真实实力的英宗和王振又十分害怕，于是命令自大同撤军。回军途中，明军先绕道蔚县、后改道宣府。八月初十，瓦剌追兵追踪而至，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成国公朱勇等率军殿后，抵挡瓦剌军，虽英勇奋战，但是寡不敌众，明军后卫全军覆没。

八月十四，在明军与瓦剌交战不利，准备退兵的当口，王振胡乱指挥，致使明军进退失据，被围土木堡。

因英宗轻信瓦剌追兵假意议和的建议，导致明军在出营取水时被瓦剌军突袭，陷入混乱而无法组织抵抗，大营溃散，一部分明军投降，其余皆四散奔逃。

混乱中，随驾的勋贵大臣：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内阁大学士曹鼎、张益等五十余人都战死沙场，明英宗本人被瓦剌俘获。罪魁王振则在乱军之中被无比愤恨的护卫将军樊能锤杀。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土木堡之役”。此战明军大败，皇帝亲征被俘，大明社稷几乎陷入倾覆境地。

幸而在京大臣情在势危如此急之下，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九，由兵部侍郎于谦为首，联合向孙太后上奏，恭请皇太后降懿旨，立即迎立监国郕王朱祁钰为新皇帝，以凝聚大明士气，保卫京师安全，同时挫败瓦剌以英宗来要挟大明的阴谋。孙太后同意了大臣们的请求，下懿旨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但同时明令依旧以英宗太子朱见濬为皇储。

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一，朱祁钰在京师正式即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即大明第七代皇帝——明代宗（景泰帝）。景泰帝奉英宗为太上皇。

之后在景泰帝和于谦等主战大臣的全力策划和齐心协力指挥下，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至二十，在抵抗瓦剌入侵京师的作战中，大明君臣同心、士气高涨，将瓦剌军队的进攻一一挫败，迫使瓦剌军队裹挟被俘的英宗后撤返回塞外，并向大明派出使者要求议和，大明因此得以度过这场自立国以来所遭遇的最严峻危机。

瓦剌撤军后，不甘心没有从明朝获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在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又挟持者英宗来到大同边镇，谎称送还英宗，要大同总兵郭登开门接纳。郭登知道这是瓦剌诡计，所以据不开门，并策划暗中出兵夺回英宗。瓦剌首领也先无奈，只得带着英宗返回漠北，并再一次派出使者向明朝求和，言称可以放回英宗，但是需要大明厚加赏赐，以为交换。

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景泰帝明礼部侍郎李实、大理寺少卿罗绮、指挥使马政等携带诏书，前往瓦剌面见蒙古大汗脱脱不花和掌握实权的太师也先，商议议和，并迎回太上皇英宗事宜。

其实景泰帝内心是不愿意英宗返回京师的，那样的话自己的地位就尴尬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帝位也将受到威胁。所以在李实和罗绮等出使瓦剌的时候，景泰帝的态度极为冷淡，只嘱咐议和，没有过多地安排迎回英宗之事，诏书中也没有提及奉迎太上皇返回的词语。

李实和罗绮抵达瓦剌后，因为没有携带除了赏赐给也先和脱脱不花私人之外的其他金帛财物，这让瓦剌上下以为可以凭借英宗大大敲明朝一笔的念头落空，大为失望，对李实等使者的态度也转为冷漠，眼看英宗南返之事就要落空。

景泰帝为了做做样子，以塞天下悠悠之口，于是再次派出使者前往瓦剌，出使的是年近七旬的右都御史杨善和工部侍郎赵荣。和第一次出使不同，这一次景泰帝干脆就没有赐予诏书和财物，让杨善他们空手上路，景泰帝的意思，这一次使者们和瓦剌人象征性地谈一谈，顺便刺探一下漠北的军情即可，至于迎回英宗的事情，随便说一说，迎不回来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让景泰帝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六十多岁、毫不起眼的右都御史杨善，居然凭借着一己之力和出色的辩才，从瓦剌将被俘一年的英宗迎回京师，让自己明面上欣喜、其实内心大失所望，其实还有埋怨和不满。

杨善，是顺天府大兴县人（即京师北京），生于洪武十六年（1384年）。十七岁的时候，身为生员的杨善因为主动参与燕王朱棣在北平（即后来的京师）发动的“靖难之役”，加入到守卫北平、对抗南军的行动，并立下功劳，所以被燕王论功行赏，授予燕藩典仪所引礼舍人的官职。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燕军南下，渡江破京师（南京），消灭建文政权，夺取了靖难之役最后的胜利，燕王朱棣登基称帝，成为大明第三代皇帝——明太宗（成祖）。成祖继位后，大赏靖难功臣，年轻的杨善也因为当年守城功劳，被授予鸿胪寺序班官职。虽然杨善的序班官职只有从九品，但是他仪表堂堂、声音洪亮，参与朝廷大典时严守职责、一丝不苟，令典礼仪式上的成祖多有瞩目。

在成祖的关注和赞赏下，杨善逐步升迁，最后在永乐末年成为鸿胪寺右丞。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继位后，杨善因为本职工作出色，擢升为鸿胪寺最高长官：鸿胪寺正卿。

正统六年（1436年），英宗继位不久，身为鸿胪寺正卿的杨善因为儿子杨容伪造内宫太监书信而被弹劾，最后杨容被贬遣云南威远卫。但是杨善本人，却因为及时逢迎王振而被英宗所袒护，没有受到牵连，之后还官升一级，进位为礼部左侍郎，兼管鸿胪寺。只有生员功名的杨善，深谙官场之道，被几代大明皇帝所重用，几乎走到官场顶点。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英宗亲征瓦剌时，身为礼部左侍郎兼鸿胪寺卿的杨善也随驾侍候，在“土木之变”的大乱中，六十五岁的杨善居然从战场逃出了生天、返回京师，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之后，在京师保卫战中，杨善被新登基的景泰帝授予“提督京师守备”的职务，为保卫京师立下诸多功勋，可以说是大明度过这场危机的功臣之一。战后，杨善因功被升迁为右都御史，继续兼管鸿胪寺。

景泰元年（1450年）正旦，群臣入皇宫奉天殿，向景泰帝朝贺新禧，一片喜气洋洋。但是在场的右都御史杨善却独自落泪，哭泣着说：

“新帝登基、诸臣朝贺，国家社稷福祉。但上皇犹在漠北，我曹在此相贺，为臣可如此乎？”

同僚听见杨善这么说，都很惭愧。之后迎回太上皇的奏疏逐渐多了起来。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杨善对于英宗的感情和忠诚度。

景泰元年（1450年）七月，景泰帝派杨善出使瓦剌，商议议和事宜，但是没有授予杨善诏书、也没有拨付金银财帛用于赎回太上皇英宗，其实就是略尽人事而已。但杨善出于回报英宗恩德赏识、以及借机一搏的的心思，在没有获得朝廷拨付钱物的情况下，自己变卖家产土地，准备了一批珍宝金帛，准备用于和瓦剌谈判时赎回英宗所用。

抵达瓦剌后，杨善先是辗转腾挪，将也先派来探听虚实的下属搪塞并忽悠过去，使得瓦剌人不能辨明大明虚实。也先听说后，第二天亲自接见杨善，准备从他口中获取明朝君臣到底如何对待迎回英宗之事的态度。

在和也先的会面中，杨善发挥了无与伦比的辩才，向也先辩解当年因入贡互市产生龃龉的明朝贺瓦剌关系的原因，把责任都推给王振和瓦剌一方的下级官吏，请求消除各自芥蒂，重新互市。并在不经意间奉承夸奖了也先，称赞瓦剌贵族善待英宗是仁德之心、顺应天道，言称归国后将把也先等人的事迹告诉史官、写入史书、代代传颂。并肉麻地吹捧也先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中原自古以来都没有能够与之相比的人。只把瓦剌诸首领捧得飘飘然如成仙一般，稀里糊涂就答应了杨善将英宗返还明朝，两国达成和议的请求。

八月初二，已经“北迤”一年的英宗终于获得自由，被也先放归返回。杨善侍候着英宗一路兼程，八月十四抵达居庸关，回到大明国土。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土木堡之变周年，英宗和杨善一行从安定门入城，返回了阔别一年的京师。

景泰帝弄巧成拙，没想到杨善居然真的把太上皇迎回来了，心中着实不爽，但是在表面上又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捏着鼻子忍了，并亲自在皇宫东安门外迎接哥哥的回归。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英宗和景泰帝见面时情景感人，兄弟间热泪盈眶，嘘寒问暖，互致问候，一派兄友弟恭场面。实际上兄弟俩内心中是个什么感受，那就不知道了。

杨善依靠过人的辩才和出色的头脑，用一己之力将陷入敌营的英宗解救回来，确实立下大功，朝臣们都称赞其劳苦功高，将他和保卫国家的大功臣于谦相提并论，号称“论社稷功则于谦为首，论归太上皇功则杨善为最。”杨善自己也认为将要获得朝廷厚赏，加官晋爵。

但是景泰帝对于杨善的“功劳”却怎么也欣赏不来、甚至暗地里怨恨他多此一举，简直是给自己找不痛快。于是在不得不加赏杨善“迎回太上皇之功”时，只是随意地将杨善官升一级，进位左都御史而已，其他财物赏赐就免了。后来在大臣们的坚持下，景泰帝才勉强于景泰二年（1451年）加授杨善太子太保，以为酬庸。

英宗南归后，被疑心作祟的景泰帝软禁于南宫居住、加派守卫、时刻提防、以免兄长卷土重来。英宗居住于南宫中，生活窘迫，形同囚徒，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了七年多的软禁生涯。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病重，即将不起。之前他已经在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废黜英宗长子朱见濬的皇太子之位，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新太子。朱见济却无福承受，于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病夭，导致储位空虚。而景泰帝之后一直没有生出子嗣，所以大明储君也迟迟不能确立。至景泰八年，景泰帝病重不起，大明社稷一时间陷入了无人继承的境地。

就在这关键时刻，以武清侯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前军都督府右都督张軏、司设监太监曹吉祥等为首的一帮有野心的臣子，为了夺取“拥立之功”，经过事先策划，最终决定铤而走险，迎在南宫的太上皇复位，从而实现飞黄腾达的目的。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晚，石亨、张軏、徐有贞等人率私兵千余人，自长安门直闯南宫，会合早有准备的英宗，簇拥着英宗登上准备好的御辇，直奔皇城奉天殿。一行人至东华门后，守门士卒见有人无故闯们便出声喝止，英宗亲自大声回应：

“朕太上皇也！”

于是士卒们不敢阻挡，英宗得以入东华门登奉天殿，进入殿内。曹吉祥则事先守候在奉天殿下，准备接应事宜，等早朝百官入宫朝拜时，令彼等拜伏于殿前，三呼万岁，一时间殿外钟鼓齐鸣，英宗端坐奉天殿御座之上，宣告重返阔别七年多的皇位。这就是明代中期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

在这场密谋的政变中，太常寺卿许彬和左都御史杨善也有参与策划，但是因为年纪太大，所以没有冲在夺门第一线，而是暗地里为其他人出谋划策，促成大事。夺门之变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石亨、徐有贞等人冒险从南宫中接出英宗、直趋皇宫夺位以外，许彬和杨善之前的策划和居中联络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英宗复位后，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废景泰帝为郕王，软禁于西苑。之后在石亨、徐有贞的唆使下，英宗下诏逮捕并杀害了当年拥立景泰帝、保卫京师的功臣于谦、王文等景泰重臣，贬斥了内阁首辅陈循，以使得“夺门之变”师出有名。二月十九，已废为郕王的景泰帝在西苑不明不白的薨逝，英宗赐了个“戾”字恶谥给弟弟，称其为郕戾王。景泰帝去世后没有葬入昌平皇陵，仅仅以亲王之礼葬于西山。他的死，标志着英宗“南宫复辟”的完全成功。

重登皇位后，英宗大肆封赏拥立自己复位的“功臣”，石亨晋爵“忠国公”、加封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赐丹书铁劵；徐有贞得到荣耀无比的“文臣封爵”待遇，被加封为“武功伯”，授内阁首辅、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軏则晋爵为“太平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赐丹书铁劵；曹吉祥执掌司礼监，出任掌印太监、并协理京营，这些“夺门功臣”们，在天顺初年确实实现了“飞黄腾达”的目标。

至于没有直接参与“夺门”的许彬和杨善，英宗也一一封赐：许彬先授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文渊阁与首辅徐有贞共掌内阁。天顺元年（1457年）六月，徐有贞倒台，许彬继任内阁首辅，成为大明文臣第一人。

而当年凭一己之力自瓦剌迎回太上皇英宗、此次又参与拥立英宗复辟的大功臣杨善，此时更是受到了英宗的丰厚回报：由左都御史直升礼部尚书，并以文臣出任武职，“掌左军都督府事”，这在整个大明王朝三百年间，都是极为罕见的事。

除晋封文武官职之外，英宗还额外加授杨善爵、勋、禄及功臣号、铁劵：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兴济伯，岁禄一千二百石，赐丹书世券。后来英宗觉得文臣用“宣力武臣”称号不伦不类，所以改杨善功臣号为“奉天翊卫推诚守正文臣”。

杨善以区区生员的功名，经过四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攀爬到大明官场的顶峰，成为正一品文臣（其实是勋臣），实在是异数也。

杨善因功封爵加官后，气势烜赫无比，并凭借自己的地位大肆招权纳贿，聚敛财富。英宗因其功高，所以对他的所作所为基本不予追究。而杨善的四个儿子因为当年随同他一起前往瓦剌迎回英宗，所以一同被授予官职，其他养子、侄子等也大多因为杨善的缘由被授官，前后达十多人。

天顺二年（1458年）五月，七十五岁的杨善去世，英宗追赠他为兴济侯，赐谥号忠敏。由其子杨宗承袭兴济伯爵位。宪宗时期，追革“夺门”之功，杨宗被免去兴济伯的爵位，但是依旧被授予世袭金吾卫指挥使的世职，代代传承，直至明末。杨善的孙子杨伟增还迎娶了英宗第四女崇德公主，成为大明外戚。杨善生前身后的一系列钻营策划，惠及了自己以及家族，确实是人生赢家。

后人评价杨善时，大多以“善负才辨，以巧取功名”、“邀利之心懈，而好义之心萌”来形容，不是什么很正面的评语，这可能和他以生员功名而登顶文官顶峰而遭到后世文官们的不屑和鄙视有关。同时，在英宗杀害于谦等人的冤案中，明面上是石亨、徐有贞进谗言所致，但是杨善也是背后策划的主谋之一，史书有载：“于谦、王文之戮，陈循之窜，杨善亦有力焉。”杨善的为人富有心机、老道圆滑，在官场上也是左右逢源、仕途顺畅，但他为了自己的权力利益不惜谄媚内宦、陷害忠臣，虽然有迎回英宗的大功，也不足以为后人效仿景仰。杨善，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深谙官场之道的老练官僚而已。

因为明英宗对于这个国家特别的重要，所以他要自掏腰包赎回明英宗，稳定江山。

因为明英宗的地位非常重要，他的存在会影响大局。所以还不能让他死。

因为他也想成为吕不韦那样的人，所以对落败的帝王进行投资，因此会自掏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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