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泉书院碑记 王延赞

文学和小说有什么区别？~

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小说只是文学里的一种写作形式，不能如此比较。就好象面食包括馒头，你不能说面食好吃还是馒头好吃一样。

1、提高素养，提升自身的品位。
2、是感知社会的触角，各个学科都是融会贯通的，学习文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一个人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样才能触类旁通。
3、学习文学，也是一种美的享受，文学中所含括的智慧、人文精神是其他学科难以媲美的。
4、学习本国文学，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何况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其文化更是渊源流长，传承这些文化精髓——文学是每一个华夏人的隐而不现但真真实实的责任。

扩展资料：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不同体裁，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
文学以不同的形式即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作为学科门类理解的文学，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及新闻传播学。
文学是属于人文学科的学科分类之一，与哲学、宗教、法律、政治并驾于社会建筑上层。它起源于人类的思维活动。
最先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昂纪》等。
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美的体现。文学作品是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作品，离开了这样两个极具个性特点的独特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就是一个民族心灵世界的英雄。
文学代表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智慧。文学，是一种将语言文字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学科，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学

甘泉书院碑记
作者：【清】王廷赞
【原文】
己卯之春，西师藏事，因得酬夙愿焉。于是，度地于城南门内左偏，当甘泉涌出处架泮桥，填坑洼，筑基址，鸠工庀材，建堂庑五十余楹，具载碑阴。又为置田六十顷有奇，留生息银一千五百两，城内外苇草湖地四百一十余亩，取其租息，为师生膏火费。……己丑春，地方绅士休余振作之意，亦共捐资置市房七十六间，取其租以助膏火，此又人心鼓舞，咸期完美之一机也。……膏火尚未充裕，今又将舍此而去，实有不慊于心者，因述始末，著于石。并细将田房产业及酌定永远规条镌于碑阴，以俟新尹长才加意扩充，渐臻极备。
——《甘州府志乾隆》卷14，成文出版社，1976。
【注释】
1、甘泉书院，遗址有三处：（1）南岳衡山甘泉书院（内有《心性图说》碑石）；（2）九华山甘泉书院；（3）甘肃甘泉书院。留下碑记的是位于甘肃省张掖市的甘泉书院。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甘州知府冯祖悦（清代人。清代《山西省志·人物志（上）》有传志）、张掖知县王廷赞创建于南门内街东，以临甘泉，故名。东西长90余丈，南北阔8丈5尺。建大门，讲堂2间，厢房34间及泮池、木桥等。冯自为记。后又建瓦房1座，牌坊2座；院内左翼建三台阁，右翼为爽心亭，游廊9间；南面振兴仓3间；临池栽杨柳400余株。三十二年（1767）又添建五云楼、灌书园、锄经堂，及穿廊园门。三十五年（1770）再建玩书楼6间以藏书；双苇湖亭5间，厢房5间。知县王廷赞捐银1500两，士绅先后捐银1000两，均发商生息以资膏火。又拨有学田6000亩。另园东及城外官地所栽246株杨柳沙枣亦属书院。有《书院公业考》，详载书院产业收支细目。院长庄学和撰《教孝千字文》作为讲义，以教诸生。
补记：明武宗正德年间，张掖创建甘泉书院，这是见于史籍的张掖最早的书院。自从雍正朝放宽开办书院的政策后，张掖的书院教育逐渐发展起来。清代甘州府城内有南华书院、觻（lù）得（汉代县名，在今甘肃省张掖市西北）书院和甘泉书院；东乐有仰止书院（天山书院）、金山书院；山丹有仙堤书院；抚彝厅有蓼泉书院；高台有建康书院。其中，甘泉书院规模最大。清乾隆二年（1737），甘州知府冯祖悦重新开办甘泉书院，但当时规模较小。据《张掖甘泉书院碑记》记载，王廷赞任张掖知县时，“有创建之思，旋改署武威，去未果”。此后，王廷赞复莅任于张掖，“因得酬夙愿焉”。于是，“度地于城南门内左偏，当甘泉涌出处架泮桥，填坑洼，筑基址，鸠工庀材，建堂庑五十余楹”。又在甘泉书院内建三台阁、爽心亭及后院亭榭，“皆节次增置者也”。重修后的甘泉书院，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绿阴森森，书生朗朗。“今春，延太仓王济美为之师，肄业者皆踊跃奋兴，争自濯磨”，从张掖各地来的学生，汇集于此。（参见：http://www.doc88.com/p-7843319485024.html）
2、碑记全称是《张掖甘泉书院碑记》。作者是王廷赞，另有《张掖贡院碑记》。王廷赞（1714-1781），字翼公，号用宾，辽宁葫芦岛人。曾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的父亲王永禄是读书人，曾任盖平县知县。王廷赞出身吏员，由于他勤谨有才干，受到上司器重，才被引荐为官。在甘肃任职三十多年间，他由微末之员，递升为县、州、道的行政长官，最后终于做到甘肃布政使这样的封疆大吏。由于他出身低微，比较了解下情，所以大部分时间为官谨慎，能循理守法，尽职尽责。在甘肃为官三十多年，在平反冤狱、振兴文教、兴修水制、剿匪安民、集军饷等方面，都留下了政绩，但最后因贪污犯罪而被处死。乾隆十二年（1747），王廷赞被引荐为兰州府经历，这是他官吏生涯的开始。经历是一个职掌出纳、文书的小吏，有时也协助上司审理案件。他奉命处理案件，由于秉公执法，许多冤案都得以平反，当时兰州有“打官司，找王经历决断”的说法。从乾隆十九年（1754）开始，王廷赞先后代理张掖、武威、镇原等县知县。他在代理张掖知县任上，突出的政绩是振兴教育。张掖原来没有贡院，读书人赴试多有不便，他在张掖建立贡院。为了给读书人提供学习场所，他又在废弃书院基础上，重新修建了甘泉书院，后来又逐渐增建三台阁、爽心亭及玩书楼、锄经堂等建筑，使书院规模更加宏伟。同时又多方丰富藏书，聘请名师讲学，一时文教蔚然兴起。陕甘总督黄廷桂，非常赏识王廷赞的才干，王廷赞于是被提升为张掖知县。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准噶尔之役起，黄廷桂令王廷赞随军协理军需，使他的才干得以进一步施展。这期间，王廷赞母亲病逝的消息传来，他以军国大事为重，没有向上司提出奔丧的请求，忍着哀痛，正常处理公务，直到战事结束，账目清算完毕，才回中后所祭母。乾隆二十八年（1763），王廷赞代理平凉府盐茶厅同知，执掌地方治安。据其墓表载，这期间，他曾率人马，趁夜出击，将百余名为害乡里的盗匪一网打尽。乾隆四十年（1775）至四十二年（1777）。王廷赞先后任宁夏知府、甘凉道及宁夏道道台。黄河冲积成宁夏平原，地形平坦，是主要的农业区，旧有惠农等灌渠，对发展农业生产曾起过很大作用，但由于年久失修，渠道严重淤塞。王廷赞下车伊始，即以发展生产为首务，奏请朝廷，行宫疏浚河渠。他的建议得到采纳，朝廷批准拨发库银，并授命他负责整个工程。王廷赞从授命之日起，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不辞辛劳，事必躬亲。从水文地质勘测，到排水、清沙、挑淤及运石，处处亲自指点。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河渠工程于乾隆四十二年4月告竣。竣工之日，他的同僚赋诗表示祝贺，一诗中有“三年治水鬓成丝”的句子，可算是他这一时期宦绩的写照。宁夏平原的瘠土碱地，尽变成肥田沃野，这里自有王廷赞倾洒的许多心血。这年的5月，王廷赞因政绩卓著而被提升为甘肃布政使司布政使。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初，鉴于王廷赞在甘肃效力多年，应予褒奖，于是乾隆皇帝诰封其曾祖父、祖父及父为通奉大夫，曾祖母、祖母及母为夫人，此时王廷赞已是66岁高龄的老人。由于看到吏治积弊甚重，又苦于在明争暗斗的官场继续奔命，他萌生了功成身退的想法，他奏请辞官回乡，由于皇上“优旨慰留”，他未能如愿。撒拉族世居甘肃、青海，信奉伊斯兰教。甘肃循化厅伊斯兰教徒马明新，创伊斯兰教新教派，与旧教派相仇杀，死百余人。陕甘总督勒尔谨支出旧教派，镇压新教派，将新教派领袖马明新逮捕，关入省城监狱。于是激起新教派强烈不满，爆发了以苏四十三为首的撒拉族伊斯兰教新教派起义。起义震动了清王朝，乾隆帝下令调集大军追剿。自3月中旬至7月上旬，历时3个多月，新教派终于失败。王廷赞由于守兰州城五昼夜有功，受到乾隆皇帝嘉奖，赐一品顶戴，赏戴花翎，例晋其曾祖父、祖父、父为荣禄大夫，曾祖母、祖母、母为一品夫人，真是光宗耀祖，使王氏满门生辉。就在乾隆皇帝派兵镇压苏四十三起义的过程中，一桩震动全国，牵涉甘肃全省二百多名官员的冒赈浮销贪污大案被揭发了，王廷赞成了这一大案的主犯。甘肃一向有捐监旧例。所谓“捐监”，就是商人、平民捐出一定数量的粮食给官府，取得监生的身份，取得应试入官的资格。由于甘肃自然条件较差，常有灾害发生，若捐监者每人上交粮食几十石，全省筹集几百万石粮食，就可在灾年用来救济灾民，省去由中央调拨救济粮的麻烦，于国于民，俱为有利。由于容易出现弊病，此项措施曾一度取消。到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请求在甘肃重开捐监，得到皇上的批准。乾隆帝在这道谕旨中指出，鉴于“甘肃通省仓储，一时未能足额”，所以规定一律以粮豆收捐，不得折收银两。同时派“能干”的官员王亶望作甘肃布政使，经理此事。严格要求勒尔谨“实心查办，剔除诸弊”。 乾隆四十二年5月，王亶望擢任浙江巡抚，由年已63岁的宁夏道台王廷赞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在任不到三年，就收到监粮600多万石，约有15万商民纳粮而成为监生。在粮食短缺的甘肃，三年内就有如此多监粮入库，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但乾隆帝万万没想到，王亶望这位“能事之藩司”所收监粮竟全是写在纸上的数字，他禀中颗粒皆无。原来，王亶望并未按皇上的要求收粮食，而是折收了银两，这些银两也未用来购进粮食赈济灾民，而是被各级大小官员用赈济的名义冒销，最后落入私囊。王廷赞任布政使后，不但未革除弊端，而且向每个捐监的人又加收白银五两，最终酿成杀身之祸。苏四十三聚众起义，乾隆帝派和坤、阿桂赴甘督办。4月，和坤上疏奏报军情，说到进入甘肃即遇雨。阿桂上报应战情况，也多次提到因雨太多，以致延滞用兵。乾隆帝回想到过去甘肃连年奏报干旱，大起疑心，下令阿桂和代理陕甘总督的李侍尧仔细查访办理，据实上奏。阿桂很快就查明，监粮未收粮食，而是折收了银两。乾隆帝闻后，一方面谕令闽浙总督陈辉祖查讯王亶望，另一方面命王亶望在甘肃的继任者王延赞呈报监粮私收实情。6月初，王廷赞供称：到任后，原不许折收银两，因无人报捐，只得仍旧如此办理。又恐各州县有短价勒实粮石之事，故定一名捐监者交粮五十五两的数额。甘肃粮价较贱，此数足敷定额。又因捐生多在省城，将此事改归兰州知府办理。由其收捐，仍将收来之银发给各州县购买粮食，补还仓库，按季申报，道府加结于上。王廷赞此供在于表白折收银两原为不得已，此举不但方便了捐监的人，而且手续健全，但乾隆帝一眼就看出此供隐匿了实情。他6月10日下谕驳斥，并下结论道：“明系官折收于前，又复冒销于后，两边俱得便宜，而百姓仍从中受累。此事情弊甚大，不可不彻底清查”。此后乾隆帝又分别于6月12日、17日两度下谕，分析案件性质为贪污案，而且是集团贪污。表示坚决追究，不会因罚不及众、牵连太多而罢休。下令阿桂、李侍尧会同刑部，审讯原陕甘勒尔谨和布政使王廷赞，命他俩据实供吐。他令阿桂专向王廷赞宣谕：其从前“保全省城，功不可没”。若能将历年通同舞弊之情，逐一据实供明，可以加恩宽宥，以其功抵罪。否则，必自取重罪。后来的事实说明，王廷赞未能“据实供明”，因而也未能得到乾隆帝的最大宽宥。由于乾隆帝态度坚决，阿桂和李侍尧自不敢怠慢，于是整个案情便很快查清。这一案件共揭发出侵盗银两1千两以上的甘肃省、府、州、县官员共102人，确实是“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此案件不仅牵涉人数多，赃银数量大，而且手段恶劣。贪官们不仅吞没监粮，而且大肆盗取国库帑银。例如，6百多万台的“监粮”既已折收银两，可他们还借口添设新地，冒领建地费用；“监粮”已化为白银入了私囊，他们还以支付运输费的名目领取帑银，仅王廷赞在任两年便领运输费28690余两。对此案要犯，乾隆帝严惩不贷。7月30日、8月18日他两次下谕，做出对要犯的处理决定。命将王亶望立即正法，领勒尔谨自尽，将王廷赞绞监候。到10月，陆续正法者共56名贪官，免死发遣者46人。乾隆帝在7月30日的谕令中，指出王廷赞的罪责，做出惩处决定。他指出，王廷赞以微末之员擢至藩司，接任之时，对王亶望之违法行为，不据实参奏，且效尤作弊，又始终匿饰案，不吐实情。但念及守城微功，免于立决，加恩改为绞监候，秋后处决。王廷赞原本是个忠于职守、循规蹈矩的官吏，本应洁身自好，但他终未能摆脱封建官场贪鄙之风，因而也未能逃脱法制之网。王廷赞终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9月12日（家谱作11日）午时被处绞刑，终年67岁。
另有王廷赞（1847-1927），字子襄，号若谷，晚年自号排云道人。泗水县城关榆园街人。16岁“立志问学”。同治五年（1866）赴兖州初应府试，同治八年（1869）补为廪生。同治十二年（1873），入选拔贡，并名列榜首。光绪二年（1876）中举人。 以后自1877年入京会试，连续6场都名落孙山，“仍为下第人”，直到46岁时的第7场会试中，才考取进士。入仕后，先后在四川平武、长宁、南郡等县任知县，后升为候补知府，任地方官达15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卸任归里，次年寄寓济宁。王廷赞一生多诗作。曾将绝大部分诗作收入《排云诗草》。后又由门人晚辈进一步收集整理， 集成《排云诗集》，于1937年4月石印出版。书前冠以吴佩孚、梁漱溟等人的题词及其门人后辈所写的序言，共收入诗作1500余首。

附录1：
广西省百色市凌云县《云峰书院碑记》
尝思贤哲挺生，固由天地菁华之萃，人才蔚起，尢赖君师乐育之功，□□□□□□，气习殊尔，必须振兴之有术，唯我杨太公祖讳赞绪，仰体□□圣化，俯恤边儒，本无□之深衷，著作人之雅化，特捐廉俸，创建云峰书院，及乎宋太公祖讳淇源，□□□□公项储给师生膏火，自是而后，继任贤候，荣莅斯土，□□□□□□□，勋等肄业其中，相聚而言曰：云峰书院为鼓舞人文之区。
文昌帝君，实司衡人文之柄，盛德□□宇宙，大业偏洽儒林，吾侪素存景仰之心，□□□□□□□，敬塑帝像，用效趋跄，二月初三恭逢。
帝诞甚喜，献□有日，□忭颂祝无疆，更相联名，聚成胜会，凑得银。□□□□，以供祀祭，□明德昭格降福，孔皆敬业乐群，若启若翼，成人□□□□科甲联元，爰颜会名曰连元会，是为记。
儒学教授：谢琏、李嗣勋、陈仪、梁元珣
绅士：林应用、岑鸿业、曾学高、林连元、岑树淳、李盛枝、朱上瑛、岑鸿爵 岑文济、林应翰、岑廷元、岑鸿章、岑鸿逵、杨延星、罗国佐、岑文渊 李世英、林森华、梁上材、岑文瑛、岑鸿烈、梁成德、刘绍俊、覃超元、李 隆、潘其仁、林森美、李方成、唐世杰、李元章、屈必伸、李登荣 刘廷翰、朱景昭、雷再溥、刘朝俊、吴世绩、黄元都、蒙 全、黄志道。
乾隆三十九年岁次甲午仲春月立
（注：碑记全文如上，原文无标点，□代表看不清的字。在凌云县博物馆门前的碑廊里，遗存有一块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古石碑，碑高135厘米、宽64厘米、厚10厘米，碑上的部分文字已模糊不清。碑记的内容是：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谢琏、李嗣勋等4位儒学教授，林应用、岑鸿业、曾学高、林连元等40位绅士，在云峰书院里设立“文昌帝君”的塑像，以供祀祭，并组建“连元会”，祈求教育事业越来越兴盛。）

附录2：
衡山甘泉书院内《心性图说》碑石文
性者，天地万物一体者也。浑然宇宙，其气同也。心也者，体天地万物而不遗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谷焉，具生意而未发，未发故浑然而不可见。及其发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萌焉，仁义礼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谓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发见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惧慎独以养其中也。中立而和发焉，万事万化自此焉，达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归之者耳。终之敬者，即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曰：“何以小圈？”曰“心无所不贯也。”“何以大圈？”曰：“心无所不包也。”包与贯，实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故谓内为本心，而外天地万物以为心者，小之为心也甚矣。

尝读《禹贡》，河济之次维海岱，青之雄冠九州，夏殷前已炳炳矣。气凝重而嵸嶐，俗阔达而骏迈。历三代以远，数千百年间，其生斯地与莅斯地者，今未识几多贤士大夫也。康熙己巳，余奉命观察青州，□鹿尘鞅，不恒居公廨，劳心厘剔，日无暇晷。越岁，诸务渐次就理，怀砖之俗曾乐余之不扰。因得陟云门，汲范井，南眺穆陵，俯临淄水，□然想见管宁齐桓之遗烈。延陵季子曰“洋洋大国风”，非虚语耳。若人物则房文昭、王文正之里第已不可考，而宦迹自范文正公外鲜专祠，当不能无疑者。
间日稽之郡乘，其地旧有矮松园，盖自宋时已称闲胜，矮松二，王沂公为之赋。元明之际，衲子窜入而为佛刹。成化中，郡守李公请于朝，置祠祀寇莱公及沂公而下名贤十有三人，皆守土而功德于民者。踵矮松故址又树大小松百余株，因名曰“松林书院”。延属邑弟子诵诗读书于中。洎弘治中，郡守彭君嗣加修葺，松或不无减者，益树之以柏。未几，江陵柄国，下讲学之禁，而其书院也遂并祠废之，致使前贤胜迹仅存遗址于荒烟衰草之中。余不胜慨然曰：凡学不近乎圣人之徒，人不列乎王者之佐，治绩文行不关乎世道人心之重，则其兴废有无又何妨轻重而缓急之。今十三贤如寇忠愍公等，其文章德泽自百世师也。岂意及今春秋不祀，血食固难问矣！即祠宇肖像亦仅一荒土丘耳。满目荆棘，今昔堪悲。余欲思重置，苦力之不赡。
适入省言诸藩长尔锡卫公，公跃然出俸羡倡之，余倾赀佐之，诸僚属各闻风捐餐钱以襄厥事。鸠工于辛未之二月，落成于壬申之四月。凡立堂闳室个若干楹，树松桧若干章，缭墉广袤若干武，为垣堧纵横若干尺。未及筮榖奉主荐中牢，率郡中宾属缝掖毕骏，奔而列坐，盻睨榱栋，周视崇墉，听松籁之谡谡，十三贤灵爽忾乎若有凭者，为是重有感焉。
古来循良莫盛于汉，而东西四百年间艳称者頴川之凤、会稽之钱、渤海之□、成都五桥、渔阳两歧，此外指不数□□□，宋承五代，偏安之余，成平不过百祀，而青州一郡贤良接軨至十三人，于戏盛哉！良由艺祖以宽厚开基，太、仁二祖继以精勤，崇鉴道学，故人思砥砺，不尚浮夸。内者润色皇猷，外者尽心民瘼，一郡一代，如是，天下千百世可知也。我国家幅员广廓，远轶汉唐，岂区区有宋之足云。世祖章皇帝因革尽善，□□无疆。今上踵绪而光大之，崇儒重道，文治日隆，特敕内帑，修至圣先师夫子庙，而先贤先儒等祠则亦渐建立而整饬焉。会大中丞佛公抚于东土，凡□□施，无不好恶同民，而兴行文学，澄清吏治，尤为地方首计。顾自古圣人之徒、王者之佐，其关系世道人心之重者，岂异人任？要在读书食禄时，能以学问植其气节，而以事业发舒性情，则庶几矣。《传》曰：勤劳于国则祀之，法施于民则祀之，能捍大旱御大灾则祀之。使景仰此祠而流连慨愤，徒令昔贤专美于前，是诚可耻也。今重建而仍名以书院，原欲与诸僚属缝掖讲明此义，俾忠孝廉节日不泯于天地，若会文课艺，其余事耳。但念百年后兴废何常，余既无召公之德，惧剪伐之将及。龙鳞无恙，是所望于后之君子。
关中陈斌如野弓撰并书

松林书院的创建、修葺与禁毁。松林书院的前身是宋代的矮松园，园因奇诡二松而得名，名相王曾早年读书于此，后连中“三元”，官至宰相，曾作名篇《矮松园赋并序》记之，时人筑王沂公(王曾封沂国公)读书台以志纪念，矮松园遂名声大振。皇祐五年(1053)，著名书法家、诗人黄庭坚之父黄庶任青州通判时曾携妻子和年幼的黄庭坚游览矮松园后感慨道：“矮松名载四海耳，百怪老笔不可传。左妻右儿醉树下，安得白首朝其巅。”可见矮松园在当时已名闻天下。“元明之际，衲子窜入而为佛刹。成化中，郡守李公请于朝，置祠祀寇莱公及沂公而下名贤十有三人，皆守土而功德于民者。踵矮松故址又树大小松百余株，因名曰松林书院。延属邑弟子诵诗读书于中。”碑文所记与嘉靖《青州府志》(以下简称《嘉靖府志》)和光绪《益都县图志》(以下简称《光绪县志》)记载是一致的。明成化二年(1466)，浙江进士李昂始任青州知府，奏请将府治仪门之西的“名宦祠”移建于此。“名宦祠”祭祀北宋十三位“有惠爱于青民”之青州知州，即寇准、曹玮、王曾、富弼、庞籍、范仲淹、程琳、李迪、赵抃、欧阳修、吴奎、张方平、刘挚，故又称“十三贤祠”。随即赶走僧众，撤掉佛像，完全改变寺庙旧规，恢复其貌，迁“十三贤”之神位于其中，“塑诸公之像，衣冠皆如宋制”，匾其楣曰“名贤祠”，也称名宦祠，俗称十三贤祠。又建遗爱堂，绘诸公政绩于四壁。前建两斋，左曰“思齐”，右曰“仰止”，作为士子读书之所。在四周建好垣墙，墙之外复为二轩，左曰“藏修”，右曰“游息”。聘请四方有学行者为师，下令属邑中那些品行端正、崇尚仁义之道、聪明好学的子弟，教育于此，食宿于此。大门统题曰“松林书院”。时在成化五年(1469)，松林书院正式创立。其创建过程详载于《嘉靖府志》，可与《重建碑》相互印证补充。书院创建后又有多次修葺，较大的一次是“弘治中，郡守彭君嗣加修葺”，“郡守彭君”指的是青州知府彭桓，“吉水人，进士，正德元年任”，弘治十八年(1505)与益都知县金禄重修松林书院，应金禄之请，彭桓亲自作《记》纪念。“未几，江陵柄国，下讲学之禁，而其书院也遂并祠废之”，指的是万历八年(1580)宰相张居正下令毁天下书院一事。张居正，湖广江陵人，时人又称张江陵，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在这场浩劫中松林书院未能幸免。咸丰《青州府志》(以下简称《咸丰府志》)载“以江陵当轴，议毁天下书院，遂废”。清初文人安致远在《青社遗闻》中引钟羽正的一段话说得更详尽，且对书院被毁深感惋惜：“江陵相时议乡校，贪吏承风，撤祠拉像，伐松柏，货千金，入私囊，舆论痛惜不顾也。祠既废，碑碣为人取去作砧石，历代名区，鞠为茂草，君子悯焉。”
陈斌如与松林书院的重建。康熙己巳(1689)年，陈斌如“奉命观察青州”，面对“前贤胜迹仅存遗址于荒烟衰草之中”，“不胜慨然”，念及“十三贤如寇忠愍公等，其文章德泽百世师也”，岂料至今“春秋不祀，血食固难问矣！即祠宇肖像亦仅一荒土丘耳。满目荆棘，今昔堪悲”，欲思重建，苦于力之不足。“适入省言诸藩长尔锡卫公，公跃然出俸羡倡之，余倾赀佐之，诸僚属各闻风捐餐钱以襄厥事。鸠工于辛未之二月，落成于壬申之四月。”而对于书院重建，《咸丰府志》只云“国朝康熙三十年，知府金标重建”，记载过简，而对陈斌如只字未提，这未免有失公允，看来历史记载也有谬其传之处，此康熙三十年的《重建碑》可纠正《咸丰府志》之讹。实际上，从碑文看出，作为倡导者并亲历者，陈斌如对于书院重建之功不可抹杀。《光绪县志·官师志》在“清朝·兵备道等”条目内曰“陈斌如，陕西华州人，贡生，康熙三十年任”。从碑文末落款知，其字当为野弓，可作史料补充。陈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以山东按察司佥事出为青州兵备道(注：清朝有“道”的建制，青州曾一度设有兵备海防道，设道员，至光绪朝先后二十人，为正四品)，为重建松林书院而“倾赀佐之”，即倾尽资产以助重建，康熙三十年(1691)竣工。重建目的在于让人“读书食禄时，能以学问植其气节，而以事业发舒性情”，特别指出，书院建十三贤祠如果仅仅让人“景仰此祠而流连慨愤”，只是让先贤们受人崇拜赞美，“是诚可耻也”，而应让学子学习先贤名宦的精神。重建而仍用“书院”之名，是想跟诸属僚儒者们讲明“忠孝廉节”之理不泯于天地，至于“会文课艺，其余事耳”，可见书院教育自开办之日便“崇儒重道”，特别注重以先贤为榜样，对诸生进行儒家所倡导的德行的培养和理想人格的塑造，这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特色之一。
藩长尔锡卫公。书院的重建成功还得力于山东省省级大员——“藩长尔锡卫公”的大力支持。藩长尔锡卫公，即时任山东布政使的卫既齐。按：清代山东最高行政长官为巡抚，巡抚以下官员，掌管刑狱的为提刑按察使，称臬台；掌管全省教育的最高官员为提督学政，亦称学政、学院，又称学台；而掌管民政的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使，又称藩台，即藩长，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尔锡卫公，名卫既齐(1646—1702)，字伯严，号尔锡，猗氏城(现临猗县城)人。康熙甲辰科(1664)进士，弱冠之年便选进翰林院庶常馆为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检讨。曾任固安、永清、平固三县县令。政绩卓著，深得抚军廉吏于成龙的器重。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载：“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山东布政使，原检讨擢。”《清史稿》载：“上知既齐讲学负清望，超擢山东布政使。既齐感激，益自奋勉为清廉”，后升左副都御史，后又改授贵州巡抚。在鲁期间，主持田赋征收，照章行事，从不多收分文，遇有余额皆返回原纳户。并捐谷施衣以赈荒年，后又奉命代行巡抚职，清审讼狱80余案，释放无辜错判者数百人，并于衙外悬一铜锣，令民有冤苦者可随时鸣呼。既齐办案刚毅果敏，有“青天”之誉。在鲁十余年，颇有政声。又创建历山书院，纳士育才。每逢初一、十五两日，还召集父老子弟宣教说法。《重建碑》中当陈斌如提出重建松林书院的计划后，“公跃然出俸羡倡之”，踊跃地捐出俸禄支持书院重建。省长大人带头带动，道员大人“倾赀佐之”，诸僚属各闻风而动，纷纷捐餐钱以助成此事。此记载可丰富布政使卫既齐在鲁大力支持教育的事迹。
康熙朝的文教政策及大中丞佛公。书院的重建不仅得力于省长大人的大力支持和陈斌如及僚属的全力以赴，更是康熙王朝重视文教的历史必然。大清王朝发展到康熙时期，“我国家幅员广廓”，“今上”(即康熙皇帝)继承而光大“世祖章皇帝”(即顺治皇帝)之遗烈，“崇儒重道，文治日隆”，并特令动用国库资金修至圣先师孔子庙，并建好先贤先儒等祠堂，以示国家对文德教化的重视，据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统计，康熙年间全国新建和修复书院共785所，书院建设已呈蓬勃之势。而此时的地方官员，也大都重民生，重教育，极大地促进了书院的发展。碑文中所记松林书院重建时适逢“大中丞佛公抚于东土”，“大中丞”，明清时对巡抚的别称，此指佛伦出任山东巡抚一事。佛伦(？—1701)，姓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载：“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山东巡抚，内务府总管授。”佛伦曾在康熙《济南府志》序文中写道：“己巳冬，余奉天子命来抚东邦，既抵官，问吏民疾苦，聆其风谣。”作为山东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乐善好施，好恶同民，关心民生疾苦，而把“兴行文学，澄清吏治”作为地方首计，他对松林书院的重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康熙三十一年(1692)擢川陕总督，官至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三十二年(1693)六月，康熙皇帝玄烨在《赐总督佛伦》诗中说“旷世孤芳节，超伦千古心。封疆资大吏，抚育代忧深”，高度评价了佛伦的品节和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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