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史学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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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的内容简介~

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撰述〕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之一。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他在《中国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梁启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其议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但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又一条是,作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超。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訄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

法国年鉴学派是西方新史学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派别。由于布洛克不幸于1944年被德国纳粹杀害;战后初期年鉴派的主要领导人是费弗尔。费弗尔于1947年在已黎设立了“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即“经济和社会科学部”。第六部成为年鉴派的主要基地,培养了许多人才。1956年费弗尔逝世后,布罗代尔接任第六部主任和《年鉴》主编,他于1968年创建“人文科学中心”。1975年,第六部独立成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这些研究机构事实上是以新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基地。新史学派不仅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而且广泛深入各大学和学院。例如,1949年第二代年鉴派领袖人物布罗代尔接替费弗尔任法兰西学院近代欧洲文明讲座教授,后又于1973年让位给第三代年鉴派核心人物之一勒胡瓦拉杜里(E.Le Roy Ladurie )。该学院的中世纪史讲座也于1970年由年鉴派著名史学家杜比(G. Duby)任主讲教授。其他一些新史学家也进入了法兰西学院和巴黎大学任教,逐渐改变了传统史学长期占据优势的局面。外省大 学、学院和研究机构的清况大致也是如此。此外,新史学派还在许多重要的委员会中担任要职。例如,费弗尔和布罗代尔都在国家会考委员会中主持过对教师的历史类国家会考;肖努(P: Chaunu)担任过大学咨询委员会历史部主席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历史类主席;莫拉泽(C. Moraze)任过人文科学中心、政治科学国家基金会和法国国际关系学院行政主管人员等。以上情况表明,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在战后已逐步成为主流,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统治地位。新史学派还通过办杂志、编辑大型系列丛书、出版大量研究著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报刊、电视、电台等),在社会上扩大影响,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的观念,使史学走出纯学术的象牙塔。这不仅贯彻了新史学使历史研究更适合同时代人们需求的宗旨,而且巩固了新史学的地位。一般认为,从战后到1968年布罗代尔辞去《年鉴》主编和第六部主任是年鉴派发展的第二阶段。如前所述,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第二代年鉴派的重要史学家还有古贝尔P. Goubert)、维拉(P. Vilar)、芒德鲁(R. Mandrou)等。作为这一阶段核心人物的布罗代尔对年鉴派史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继承了费弗尔和布洛克的总体史概念,而且从理论上和研究实践上发展了它。布罗代尔理论上最主要的贡献是关于“长时段”(La longne duree)的概念,确切些说,是关于历史时间的理论。简言之,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时间并不是单一的,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把不同的事物及其运动都置于单一的时间背景中。历史时间有三种,分别表达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第一种是几乎不动的历史时间,反映了人们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种近乎自然史的时间,或称地理、生态环境的时间。这也就是长时段。在这之上的是中时段,反映一种具有缓慢节奏的历史。这种历史常表现为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和人口的变动等。这是社会史的时间。最后是短时段,是传统史学的历史时间,或称个人、事件史的时间。布罗代尔认为,不同的时间反映历史的不同层次,表现历史的不同节奏。短时段时间只能反映历史表层的运动,具有短促的、快速的历史节奏。这种事件转瞬即逝,对历史发展影响甚微。短时段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是中时段的历史波动,而长时段历史,即结构,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布罗代尔按照自己的理论于1949年发表了他闻名遐迩的巨著《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67年,布罗代尔出版了他另一部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一卷,1979年又出版了这部书的第二、三卷,同时重版第一卷(修订本),这两部巨著不仅奠定了布罗代尔个人在法国乃至西方史学界的地位,并且用出色的研究成果确立了年鉴派的史学理论和范型。随着50、60年代新史学逐渐成为主流以及于7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新史学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对年鉴派来说,自1968年第三代年鉴派代表人物勒高夫(J.Le Goff)、勒胡瓦拉杜里和费罗(M.、Ferro)接替布罗代尔担任《年鉴》主编从而开始年鉴派发展的第三阶段以来,年鉴派本身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其中之一是年鉴派不再像第一、第二代那样有一、两个主要的核心代表人物,而是群雄纷起;表现在理论、方法、主张上也不再有统一的特征,而是五光十色,纷繁多样。年鉴派逐渐丧失其严格的学派性,更无法全面概括一切新史学潮流。1978年,勒高夫提出“新史学”的名称,用以概括已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新潮。这自然并不意味着年鉴派的消失。“新史学”无疑是年鉴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它反映年鉴派的成功和变化。 在西方新史学中,除了年鉴学派以外,较有影响的还有马思主义历史学派。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开始迈出最初的步伐。当时,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大都出自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如梅林、饶勒斯、葛兰西等人的笔下。到20世纪30年代后,一批职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才涌现出来,如1938年出版英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人民英国史》的莫尔顿(A. C. Morton)。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主要是在战后,尤其是在5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他们中间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总的说来,大多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来接受的。他们并不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知识背景下,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迅速变化的世界条件下,有所提高,有所发展”[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中,英国的影响较大;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帕尔默关于这个问题说道:“我想毫无疑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写作以二次大战后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成立为开端。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聚集在这个团体周围,他们大多数致力于研究英国史中形形色色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改变了人们对英国过去历史的看法。在长期以来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界,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理论框架,确立了它的合法地位。他们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能够产生丰富多彩的经验性作品。他们的成果向国际历史学界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的威力。”[2]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通过1952年他们参与创办的杂志《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而得以进一步扩大。他们中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如希尔(J. Hill)、希尔顿(R.Hilton)、威廉斯(R. Williams)、莫里斯(J. Maurice)、萨维尔(J. Saville)、萨缪尔(R. Samuel)、多布 (M. Dobb)等。最有影响的当推汤普森(E. P. Thompson )和霍布斯鲍姆(E·Hobsbawm)。汤普森的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在西方学术界获得很高的评价。他对“阶级”和“阶级意识”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理解。他认为,不能静态地、概念化地来考察阶级。在他看来,阶级是一种在时间中演变的关系,是一种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共同具有的经历;而阶级意识是一种历史爱展,是特殊经历的产物。他还强调应在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中寻求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往往被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也被一些人说成是抹杀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但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也大有人在。如帕尔默就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始终未忽视经济结构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决定性影响”,作者是“在经济发展框架中研究人的主观能动性”[3]。汤普森本人在1993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反对经济主义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希望把更为丰富的文化范畴引进历史学”,“但是,我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说我并不认为事物的发展是随心所欲的。历史的发展要受物质因素的限定”[4]。汤普森的其他重要著作有《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者到革命家》(1955年)、《18世纪英国下层民众的道德经济》(1971年)、《理论的贫困》(1978年)、《约定俗成》(1991年)等。霍布斯鲍姆的主要著作有:《劳工的转折点》(1948年)、《早期农民造反》(1959年)、《工业与帝国》、(1968年)、《革命家》(1973年)、《传统的创新》(1983年)、《19世纪三部曲》(1962、1975、1987年)、《民族与民族主义》(1990年)等。霍布斯鲍姆不仅著作等身,而且研究领域广泛。特别应该提出的是,他和汤普森一样,对英国新社会史的创立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明确提出了“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的号召,主张建立范围围广泛的“社会历史”,把历史研究的整个领域作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霍布斯鲍姆始终认为自己是“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后,依旧坚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他在1992年5月2日的谈话中强调“马克思将永远是一个重要的名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仍然是研究历史的最好途径”[5]。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有传统的。二战前就已产生了布吕阿(Jean Bruhat)、科尔尼(A. Cornu)、索布尔(A. 5oboul,1914——1982年)等著名学者。二战后更获得了明显的发展。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伏维尔(M. Novelle)的心态史研究,布吕阿、儒日里(J. Rougerie)、克洛德·维拉尔(Claude Vilar)的巴黎公社史、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研究等,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如伏维尔还身兼两任: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又是年鉴学派。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有传统的,二战后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性质、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经济史(尤其是农业发展史和人口史)等是他们关注的研究课题,并相应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比西欧国家要弱。除了美国工人运动领导人福斯特(W. Foster,1881——1961年)的历史著作外, 还应提到职业历史学家丰纳(P. S. Foner)、阿普特克(H. Aptheker)等人。 在西方新史学中另一位较有影响的国际性历史学派——计量历史学派(或译数量历史学派),则可以美国为主要代表,总的说来,计量历史学派主要是在二战后50年代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数量方法进入历史领域虽然始于19世纪末,但是直到20世纪中都始终没有越出算术统计的范围。在计量史学的发展中,美国起了重要的作用。5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史学流派——“新经济史”学派,也可叫做克莱奥学派 (Cliometricians)。狭义地说,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派主要就是指新经济史学派;可是广义说来,稍后产生的新政治史学派和新社会史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运用计量方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派也可指上述三个学派(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的统称:“新科学历史学派”或“社会科学派”。美国计量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康拉德(A.H.Conrad)、迈耶(j.r.meyer)、福格尔(R.Fogel)、恩格尔曼(S.Engerman)、戴维斯(L.E.Davis)、诺斯(D.North)、本森(L. Benson)、塞恩斯特鲁姆(S. Thernstrom)等。1957年是美国计量历史学形成中值得记载的一年。在这一年,被认为是“新经济史”创始人的两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耶和康拉德在美国经济史协会年会上作题为《经济理论——统计学推论与经济史》[6]的发言,竭力主张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数量方法。同年,本森提出应把用数量表示的资料列入史料范围。也在这一年,经济学家戴维斯、J·休斯、S·赖特等人,在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历史数据方面获得成功。除了理论上的论证外,一系列运用计量方法的研究作品的发表更扩大了影响。这类作品很多,如被视为“新经济史”第一部代表作的康拉德和迈耶发表的《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学》一文(1958年),被看作“新经济史”最初的“宣言”之一的诺思的《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一书(1961年)、福格尔的呢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1964年)、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合编的《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1971年)、戴维斯等人合编的《美国经济的成长:经济学家的美国史》(1972年)、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两卷本著作《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1974年)、被视为新政治史典范的本森的《杰克逊民主的概念》(1961年)、塞恩斯特鲁姆的《贫穷与进步:一个19世纪城市中的社会流动》(1964年)等。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派发展很快。60年代末,新经济史学派已接办了很有影响的《经济史杂志》,新社会史和新政治史学派也相继创办了《社会史杂志》(1967年)、《历史方法》(1967年)、《跨学科历史杂志》(1970年)等。1975年,社会科学史协会成立。从1972年起,美国数量社会科学部设立的历史咨询委员会赞助出版《历史学数量方法研究丛书》。美国历史学会也设有历史计量资料临时委员会,专门从事数量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在70年代,美国的计量史学迅速发展。计量方法已列为高等学校历卑教学的内容。美国计量史学在扩大影响、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遭到很多反对和批评。可以说,从美国的计量史学产生时起,对其功过得失,在史学界就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论。整个60年代,就计量历史方法的应用范围和程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70年代以后,计量历史方法的热潮已逐渐降温。让量史学在美国崛起以后,最先传播到早有数量经济史研究传统的英国和法国。60年代以来,力量方法在英国已被广泛应用。1964年成立的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小组”是英国最主要的计量史学研究机构。法国从60年代起逐渐对美国的新经济史学派作出反应,并为引入做了大量的工作。不过许多年鉴派历史学家,从他们自身的范型出发,对美国新经济史的弱点也很敏感。他们更看重的是计量历史方法本身。他们运用计量方法在历史学许多领域做出了成就,还创立了系列史(histoire serielle)。肖努创建了法国第一个计量史学研究中心。联邦德国,由于兰克史学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成为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的堡垒。在那里,新史学潮流和计量方法的传入晚得多。迟至70年代中期,才使用计量历史方法。1976年在联邦德国成立了计量历史研究会。在历史学的变革方面,虽然60年代初已发生了延续10年之久的著名的“菲舍尔争论”,矛头直指保守派史学家,但这次争论终究是围绕着德国对两次世界大战应负的责任以及希特勒法西斯政权与德国历史传统的联系这些具体历史问题展开的。直到70年代初,在另一场有关历史科学的作用和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原则的讨论中,才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即“新社会批判史”学派。其代表人物为韦勒尔(H. U. Wehler )和柯卡(J.Kocka)。1975年,该派创办了《历史与社会》杂志。 [1]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3页。[2]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现状——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载《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25页。[3]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现状——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载《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26——327页。[4]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 P.汤普森》,《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第110页。[5]刘为:《历史学家是有用的——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 J.霍布斯鲍姆》,《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第64页。[6]载于美国《经济史杂志》1957年第4期。

新史学,广义上指20世纪西方各国各个新的史学流派,狭义上特指法国的《年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所研究的对象有以下几个方面:(1)物质文化的研究,如食物、服装等;(2)身体、性别研究;(3)记忆、语言的社会历史;(4)形象的历史;(5)政治文化史,这不是研究政治事件、制度,而是非正式的规则,如人们对政治的态度,组织政治的方式等。新的研究主题使许多原来不被看成史料的东西成了很好的史料,如文学作品、视觉形象等;传统的史料,如官方文件,也用新的眼光来阅读。
新文化史特别反对的是计量史、系列史,即20世纪60、70年代里被认为最“科学的”历史学。为什么计量史受到反对?因为80年代以来人们日益痛切地感觉到,计量史过分强调历史的决定力量是某种经济的和社会的结构,似乎人类只是在被动地适应这个结构,作为历史的主体的人的主动性在这里不见了。新文化史的提倡者强调:普通人有以自己的方式使用、消费社会的自由,并且自己“创造”了日常生活。
新文化史并非全部反对新史学,它继承了新史学的两个重要特点:(1)对心态史,即对群众性心理状态的研究;(2)坚持眼光朝下的研究方法,坚持认为决定历史的是普通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新文化史也继承了新史学的分析方法,不过它不再使用大量数字和图表来表现自己的研究成果,放弃了束缚人的“结构”,采用叙述的方法,使历史著作重新具有可读性,非专业的普通读者也能读懂。鉴》学派,这里是从其广义上来讲。


西方史学史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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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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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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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把西方历史简单概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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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艳甲状: 试试KillBox 这是它的介绍: KillBox 实质是一个删除任意文件的利器,它不管这个文件是EXE还是DLL等其它文件,也不管这个文件是正在运行中,还是被系统调用了,...

揭东县19615684746: 柠檬菊花茶的正确泡法需要几片柠檬(柠檬菊花茶的正确泡法)
烛艳甲状: 选柠檬,选果皮光滑无裂纹的柠檬.柠檬洗净,用盐洗净,切片.选菊花,选小一点的菊花,也可以去药店买.药剂师会检查它们.将菊花浸泡,将菊花放入杯中,倒入开水中.花泡好后加入柠檬,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蜂蜜调味,最后搅拌均匀.一、柠檬菊花茶的正确泡法配料:柠檬、菊花、蜂蜜第一步:选柠檬,选果皮光滑无裂纹的重柠檬.然后用盐把柠檬洗干净,切成片.第二步:将菊花浸泡在开水中,直到花朵被浸泡.第三步:加入柠檬和蜂蜜(蜂蜜根据自己口味加入),然后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始饮用了.柠檬菊花茶可以补水,降火等诸多好处.柠檬菊花茶只需要用柠檬、菊花和蜂蜜来调制,制作起来也非常简单.我们选择好的菊花,要等杯子里的水凉了再放柠檬.太热的水会破坏维生素.

揭东县19615684746: e车e拍行车记录仪怎么回放
烛艳甲状: 1、行车记录仪配有显示屏的,一般都可以直接在行车记录仪上查看回放,按下... 在购买行车记录仪时,TF卡并不是标配,所以车主要额外购买,由于长期循环读写的工作...

揭东县19615684746: 砀山到霸州途经哪些站?
烛艳甲状: 砀山到霸州每天有1趟车,分别是:K1611:从砀山开车时间为21:58,预计到达霸州的时间为07:46,预计总用时09:48.途经站点依次分别是:砀山、虞城县、商丘、曹县、菏泽、聊城、清河城、衡水、肃宁、任丘、霸州、黄村、北京.

揭东县19615684746: 请教在曼谷停留的时候箱子如何?请教在曼谷停留的时候箱子如何放
烛艳甲状: 火车站有直达机场的班车,你可以把箱子寄存在交通站.游玩之后回火车站取行李箱坐车.曼谷可以去大皇宫/玉佛寺/卧佛寺/黎明寺/siam买买区等地段逛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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