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仁英的生平事迹
1.学习历史有阶段性
高三的历史学习和高一高二很不同,等你上了高三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高度概括和整合,反复巩固的过程。这就要求你在高一高二有很扎实的基础和"历史基本功"。
高一、高二阶段,不必苛求知识的深度,但要注重追求知识的广度。
你会发现语文水平的高低和课外知识的丰富程度对历史学习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建议你多读课外历史书籍,注重古文能力和语感的培养,建立自己的一套历史观和世界观。
这些东西对你的影响可能不会马上体现在分数上,但上了高三以后你会发现它们太重要了。
2.抓住课堂
要说实在的东西,课堂是很实在的。文科和理科不同,很多聪明的理科生不听课,照样可以考好;但是一个文科生如果不听课,他什么成绩都别想拿到。
听课也有听课的方法,我认为课前预习是很重要的,你可以在预习的过程中把你理解的这一课的知识框架和系统大致构建出来,充分去领会书上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框题是为了说明什么;
然后在听课的过程中,有的放矢地在原有的基础上调整你的思路和框架,形成一份完整的听课笔记,课后再与参考书上的知识重点、知识框架进行对比补充,拓展自己的思路。
3.充分利用老师
每一个历史老师对历史都有自己深刻的理解,他们也都是经历过高考的。你可以主动地和老师交流你对历史问题的观点,从老师的回应中吸取对你有益的东西。
4.史实问题和思维问题——两大关键
你会发现我们做历史题,做来做去无非就是考察两个问题:要么是史实,要么是思维。
史实问题通常就是要考你的记忆,比如:法国大革命什么时候爆发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是哪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是什么……这些都是不容更改的史实,你必须非常熟悉和了解,这需要平时的积累和记忆。
记忆史实其实并不是什么痛苦的过程,重要是要对历史抱有激情和信念。最终你会发现一切都不难,就像你不会忘记家里的门牌号和好朋友的电话号码一样。
同时,你还可以编一些顺口溜来帮助记忆,比如,我就是用"工程队"三个字来记忆中共一大的局限性的:"工——关注工人阶级,忽略了广大农民;程(城)——把城市作为重心,不符合中国国情;队(对)——斗争对象指向资产阶级是错误的"。
思维问题考察的是你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理解,比如说我们见到"根本原因","主要原因","直接原因","导火索"这样的字眼,那么这道题应该就属于是考察思维的。
这些问题通常是选择题里比较难的部分,但其实也有一定的规律和方法。
一般来说,"根本原因"通常是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或者本质矛盾(阶级矛盾尖锐);
“根本原因”通常看起来和该历史事件的关系并不明显;
"直接原因"通常是经过一步推理而不用深入分析就能直接得到的原因,和事件的关联性非常强;
"导火索"通常都是一个偶然性很大的事件,不是出于社会和历史发展必然。比如"五四"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是国王召开议会企图征税等;
"主要原因"是最难的,有时它是直接原因,有时是根本原因,这就要求你深入探究事物的内部逻辑,通过对比来决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哪一个因素才是对事情起决定性作用的。
思维的锻炼要靠大量做题和有效总结来实现,这一点也是积累的过程,上了高三老师也会经常给你一些提示,注意吸收,一定会有提高。
5.掌握一套既定的分析处理问题的方法
历史学习里面其实有很多约定俗成的东西,很多概念我都可以用"三条"或"两条"来总结,比如:
了解一个事件我们通常是从"背景(原因),内容(经过),影响和意义(结果)"来记忆;
分析问题我们总是有"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来思考;
分析背景时我们会分"国内环境,国际环境"来进行;
评价意义时我们有"正面(积极)和负面(消极)"两个方面。
你在答大题时会轻松地发现这些既定的思路可以迅速帮助你理解题目和入手分析。至于这些既定的方法你可以自己在学习中很容易地提炼出来,或者我建议你可以看《高中历史学考必备手册》最后一部分谈到的一些学习历史的思维和方法,都非常实在和具体!
扩展资料:
学好世界历史的现实意义与价值1.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并加深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
如果我们把世界历史比喻成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那么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各国家的历史就是汇入长河中的涓涓溪流。世界历史并不是各国分散而孤立历史的简单罗列,而是相互联系、浑然一体的历史集结。
因此,同学们学习世界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而且可以进一步加深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理解,从而使我们更深刻感受到东西方文明是在不断交流碰撞中才得以形成今天如此的辉煌和繁荣。
2.有助于我们吸纳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进而增长我们的才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古至今,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求索中尽显无穷的智慧,创造出许多令世人叹为观止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这些无价之宝不仅属于其所在的民族和国家,更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遗产。同学们如果能从中吸纳精华,为己所用,一定会增长我们的才智。
3.有助于我们感同身受无数爱国优良传统,进一步提升我们的修养品行
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无数名垂千古的爱国志士仿若片片浪花,使历史长河波澜壮阔、流光溢彩。如19世纪法国科学家也是微生物之父——巴斯德就曾写下如此豪迈的爱国感言:“科学虽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他自己的祖国”,其爱国之情不知感召了多少世人!
我国许多科学家在满目疮痍的新中国成立之初能够毅然回到祖国,报效国家,足见爱国精神的巨大魅力!如果我们在学习中深切体会他们高尚的爱国情怀,自然会提升我们的修养品行,并使我们受益终生。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历史
学习历史主要学历史学专业,要求学生学习世界历史的基本知识,了解整体人类文明的一般发展历程和世界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接受史学理论、史料学、历史地理学、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外国语及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基本训练。
历史学类专业主要包括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一级学科,以及博物馆学、民族学、文物学等二级学科。
历史学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孔子就已经开始历史学教育,创作《春秋》著作。到汉朝司马迁父子建立更加完善的历史学体系和创作形式,历史学已经开始成为官方研究重点。东汉的班固就是在专门保存书籍的兰台(御史台)修史,开始官方对史学的控制,禁止私人修史。
史学摆脱对经学的依附地位,并与传统的经、律两学鼎足而立,成为官学中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还是极具重要意义的。后来它有了编纂学、文献学的内容;至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又赋予了史学以历史叙述技巧和历史认识方法等内容。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作为人类过往社会客观存在的“历史”与作为一种专门性学问的人们对它进行认识、描述的活动及其结果的“史学”,最后实现了初步的分离。这是古代历史学家经过数千年探索的结果,亦是他们在史学认识上的最大成就之一。
扩展资料:
1、坚持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历史学家,一方面沿着卢基阿努斯开辟的认识路径,从历史学与文学的区别中把真实性确定为历史学的本质特性之一;另一方面,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开辟的辩证的、历史的和唯物的认识路径,从历史本体论和史学本体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从而为历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历史学是科学。它的科学性的一般根据有二:一是它的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和真实性。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等,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历史运动事实和过程,——作为历史存在,是客观实在的东西,它不以历史认识者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具有客观实在性和真实性。
3、中国历史学的科学性,除它具备了一门学科的科学性所必须符合的一般性要求以外,根本的依据就在于它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畴的一门学科。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性,根本地决定了中国历史学的科学性。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历史学
严仁英,1913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大家族,祖父严修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做过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曾与张伯苓一道,共同创办南开系列学校,被誉为“南开校父”。因为排行老四,家人都亲切地叫严仁英“四妹”。
从小在深宅大院中长大的严仁英,12岁前都没出过家门,据她自己说,“所以老有点野性大发,老想往外跑”。
也许从小就渴望外面的天空,也许受张伯苓的名言“会玩的学生才会读书”的鼓舞,南开女中的五年时光,严仁英成了个十足的爱玩会玩的快乐女生。那时的她,个子高高,活泼好动,当仁不让地成为校篮球队和排球队的核心成员。
话剧一直是南开学校经久不衰的传统。当年,周恩来、曹禺都曾是南开话剧团的风云人物。严仁英也跃跃欲试,她联合同班同学邓婉娥、陶葆圣,将东北地区爱国将领郭松龄的故事搬上了舞台,自编自演,为话剧起名《反正》,主角郭松龄将军自然由身材高大的严仁英扮演。
虽然是第一次出演,严仁英却镇定自若、吐字清晰,特别是她说出“我郭松龄正式宣布起兵!”那一句铿锵有力的道白后,台下掌声雷动。尽管这个女孩十足爱玩甚至略带淘气,可她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全校前三名。
1918年,严仁英的父亲病逝异乡,祖父严修悲伤之余,对年幼失怙的严仁英兄妹倾注了全部的爱,祖父对教育的重视以及方法的科学,让他们获益匪浅。
严仁英兄妹也格外争气,努力学习、侍奉长辈,从小就自强自立。初三时,长年受肿瘤困扰的祖父严修也因病而去,严仁英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严家没出过医生,每每碰到病痛,全家几乎是束手无策,“特别是我的三哥,老早就得了肺结核,不得不退学在家养病,为了照顾三哥,我的母亲付出了很多。所以我很早就有了当医生的愿望,而我想当医生的最初愿望,就是能够给家里人看病。”
1932年,严仁英顺利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同时选修北平协和医学院预科必修课程,正式开启了治病救人的人生路。 1935年,严仁英如愿以偿地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并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协和医学院奖学金。
北平协和医学院素来以高标准培养的“少而精”而著称,因而协和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学习异常紧张。林巧稚回忆当年学习时说:“一开学,几乎就与世隔绝了,一头钻到学习里。”而稍后于严仁英毕业的吴阶平则对老协和“没有商量余地”的“淘汰制”久久难忘。
凭着在南开、清华养成的良好习惯,严仁英依然是活泼轻松、乐于助人。也正是在协和的日子里,严仁英认识了同班同学王光超,两位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在这里奠定了此后的一生情缘。
协和医学院要求每位学生都要去各科轮流实习,为此,严仁英来到了协和医院产科,在这里,她第一次认识了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林巧稚是1929年毕业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第六届毕业生,也是协和医院第一个中国籍的妇产科主任,她曾亲手为5万多个婴儿接生,被称为“万婴之母”。
而在初来乍到的严仁英看来,林巧稚这位大夫颇有点“神”。
严仁英回忆:“我那会儿做实习大夫的时候就奇怪,怎么产妇在那儿哼哼唧唧地闹,林大夫一来了就没声音了。她就坐到产妇的旁边,拿手摸摸她的肚子,听听胎心,摸一摸子宫收缩,完了跟她说,你现在是怎样的,还有为什么现在肚子疼啊,是孩子要出来了,得给他腾道,出来的路得腾好了,孩子就好出来了。产妇牵着林大夫的手,她就安静了,她就也不嚷嚷了。所以在我印象里,我觉得林大夫真是一个好大夫,她对于门诊的病人、病房的病人都那么认真负责,非常耐心,除了给她治病,还给她解决心病。”
在恩师林巧稚的指导下,严仁英选择了妇产科专业,留在协和任住院医生。她很喜欢这个专业,因为在这位年轻实习医生心目中,产科是“一个人进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一个人来,两个人走,母亲和孩子走的时候都高高兴兴的,这令我心情舒畅。”
工作了一年多,正当严仁英踌躇是否要像林巧稚那样,不结婚,一步步从住院医生晋升到住院总医师、讲师、副教授、教授时(老协和认为女性结婚就是事业的终结,最多只能去门诊),珍珠港事件爆发,协和医院被迫关门。
协和关闭后,林巧稚谢绝了同事动员她去美国的邀请,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开起了“林巧稚诊疗所”。而在林巧稚的安排下,严仁英则来到了杨崇瑞博士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附属产院,并由此接触到了另一位为中国妇幼卫生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著名妇产科专家——杨崇瑞。
中国第一位女医学博士杨崇瑞不仅是一个妇产科专家,更是一位医学教育家。她积极投身于当时不为人重视的群体保健事业,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创立了多所助产学校,在旧中国掀起了一场新式接生法的革命。更令人钦佩的是,早在上世纪30年代,杨崇瑞就提出“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创办“节育指导所”。
在杨崇瑞的节育指导所里,严仁英看到了令她终生难忘的一幕:医生们几乎是在用“求”的口气,“求”患者们一定要采取避孕措施,告诉她们为什么要避孕,怎么采取措施。
严仁英震惊了。这几乎是“死乞白赖”地“求”病人,和以往自己坐在诊室里等病人求上门来,是多么的不同啊!就在杨崇瑞身边,严仁英开始体会到“预防”和“保健”的重大意义。 1942年7月,严仁英辞去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工作与王光超结婚,成为“王光超大夫诊所”的一名医生。但她很快便发现,丈夫的这个诊所有点“神秘”。这个坐落在西单旧刑部街上的小诊所,正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肩负着秘密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和物资的艰巨任务。
诊所是城内物资通往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渠道。严仁英勇敢地配合着丈夫的“神秘”举动,“这样的秘密行动持续了两年时间,给根据地送药,我们从来没怕过。”
1945年夏,日本投降,北平城百废待兴。由于日本人的撤出,北平大学医学院教学陷入停顿之中,严仁英被请到北平大学医学院讲授妇产学。
当年的学生胡亚美回忆:“当时,我们妇产科课程是由林巧稚老师讲授的。林老师当然是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授,但她的普通话不太流畅,讲课时常用英文夹杂闽南语,学生听起来有些困难,也妨碍了对课程内容的领会。我们的大班长在得到林老师的同意后,请来了她的得意门生严仁英老师为我们讲授妇产科的课程。严老师讲课条理清楚,与临床紧密结合,很受我们欢迎。”
1946年,北大复校,北平大学医学院并入北大。北大医院重新开业,立即请来了原来协和医学院的各科班底,如内科的吴朝仁、王叔咸,外科的关颂韬、王大同,儿科诸福棠,眼科毕华德,耳科张庆松,皮肤科胡传揆等,严仁英的恩师、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自然也在其列。
当时,由于这些教授大多身兼数职,他们就把原来在协和的学生找来做住院总医师,这其中有内科的邓庆增、外科的吴阶平、儿科的赵锡祉等,而林巧稚的不二人选,自然是严仁英。
就这样,严仁英再次回到了林巧稚身边。
1948年秋,在多方争取和林巧稚的帮助下,严仁英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部进修。想起为了事业终生未嫁的恩师林巧稚和杨崇瑞,严仁英格外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正当严仁英夫妇在美国努力学习时,大洋彼岸传来了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一年之后,归心似箭的严仁英夫妇与许多有志青年一道,冲破美国方面的劝诱和阻挠,毅然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严仁英夫妇从旧金山登上开往香港的客轮,同船的有老同学梁思懿夫妇、其弟梁思礼,以及范少泉、刘传琰等一批朝气蓬勃、心系祖国的年轻留学生。
在美国学过无线电又做过电台主持人的梁思礼随身带了一个惠普收音机,顿时成为这批渴望得知祖国消息的年轻人的中心。一天,收音机传来了10月1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严仁英等人无比兴奋,便在甲板上展开了庆祝活动:“按照新的国旗是红色,并有一颗黄色大五角星和四颗黄色小五角星的解说。我找来一块白布,用红墨水染成红色,用黄纸剪了五颗五角星,把大星四周各放上一个小星。就这样,我们唱歌(《解放区的天》等)、跳舞,在甲板上尽情欢庆。后来回到北京时才发现国旗做得不对,可惜下船时没有把它留下来做纪念。”
按照严仁英自己的说法,归国之后,她干了一连串“不务正业”的事。首先就是为妓女检查身体。
1949年11月21日夜,时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一声令下,封闭了北京八大胡同的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娼妓在新中国正式成为历史。作为妇产科专家,严仁英跟随医疗队在教养院对妓女们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治疗。严仁英将她们看作自己的姐妹,不歧视、不嫌弃,以高尚的医德医风,感化着教养员的学员,自身也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
紧接着就是抗美援朝。1951年,严仁英跟随李德全带领的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这期间,他们发现了美军空投生化武器的恶劣行径。于是,1952年3月和7月,严仁英两度赴朝,先后陪同国内团体以及英、法、意等七国调查团,调查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情况。
在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严仁英等人冒着美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奔赴前沿阵地,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收集了大量的罪证材料。在此后的四年多时间里,严仁英多次参加有关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展览工作,在1953年德国柏林的展览上,她用流利的英语和翔实的资料向参观者讲述美军罪行,这些材料后来被编成中、英、法、俄四种文字出版。
1953年,严仁英受邀陪同康克清同志前往哥本哈根参加第三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大会。从此,“情况的发展更是不可收拾”,各种外事活动接踵而来。
1958年,作为五名观察员之一,严仁英代表中国参加在科伦坡召开的亚非妇女会议;1961年,参加以许广平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日;1964年,参加以蒋南翔为团长的中阿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1979年,参加以黄甘英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美,并在此后多次出访美国;1988年,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英国等。
尽管占用了许多业务和家庭时间,严仁英对自己这些“不务正业”的工作无怨无悔,她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每次出访,都自愿承担起照顾整个团队的后勤工作,并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严仁英气质高雅、英文流畅,常常被当作中国妇女的“形象大使”。对此,她心中充满了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豪情,“我个子高、英文好、身体棒,又不裹小脚。走出去人家一看我这个‘板儿’,整个一活生生的新中国妇女的好样板儿!人家就会觉得中国妇女解放了,真的解放了。” 归国之后,严仁英曾短暂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北京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旋即回到北大医院做妇产科主任。虽然从事的是“一个人进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但严仁英很早就体会到了这份事业中的艰辛和苦涩:
“记得1946年我刚到北大医院工作的时候,医院产科收治的病人要么濒危,要么孩子已死,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遍。那时接收的产妇难产发生率特别高。我曾见过一位难产的农村妇女,由家人用一扇门板抬到医院时,孩子的一只手已经出来了。在那种情况下,医生所能起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很小了。”
面对这些惨状,严仁英开始反思临床医学的局限。20世纪50年代,在参加北京市妇女健康普查工作时,她意识到,在未感觉患病时早期发现妇科肿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许多到门诊就医的晚期宫颈癌的患者,则大多回天乏术。
严仁英开始悟出一个道理,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而预防则可以造福一大群。
真正使严仁英下定决心从临床转行到保健的,还是受老前辈杨崇瑞的感召。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工作时,严仁英就敬佩杨崇瑞改造旧接生婆、培养助产人员,使全国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的创举。
新中国成立后,杨崇瑞听从严仁英的劝说归国,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与她同为全国政协委员。两人接触多了,杨崇瑞“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育人目标和个人行为准则,更是深深感染了她。踏着杨崇瑞的足迹,严仁英走上了妇女保健之路。
有一次,政协讨论关于人工流产合法化的问题,严仁英和杨崇瑞都表示反对,怕的是如果人流合法,则人们更不重视避孕了。后来他们却了解到,由于得不到人工流产术的合法帮助,有些妇女遭受着非法的折磨。许多像“段三针”等土办法,未能成功流产反而会导致孕妇尿瘘等残疾,甚至送命。
严仁英反思了自己幼稚可笑、脱离群众的单纯技术观点,提出了要“一只脚踏进群众中去”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她开始了保健之路的探索。
2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严仁英带领各科专家奔赴北京远郊密云县,一边办“半农半医”学习班,一边治疗一些妇女病,几乎跑遍了整个密云水库。她深切体会到了农村缺医少药以及农村妇女健康条件的恶劣。
可惜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中断了。
严仁英夫妇没能逃过“文革”的冲击,顶着莫须有的“帽子”,严仁英被贬为卫生员。然而无论是抬担架还是扫厕所,严仁英都依然宽容真诚地看待他人,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
“文革”结束,终于迎来了崭新生活,为了使人工流产带来更少伤害,她开始提出“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设想,并带头在医院设立计划生育研究室,着手药物流产研究。
初始的工作只能靠闯,为了对抗孕激素和促进子宫收缩,“听说新疆山上有一种叫雪莲的植物,那个植物使它周围地方的雪都化了,他们说它是‘热型’的,是不是可以用它来试试看。于是我们就弄点儿雪莲,用实验室的小耗子来做试验看看。”后来,严仁英等人研究出实用前列腺素和中药穿心莲等草药终止妊娠的方法,接着又研究开发新药,终于闯出一条抗早孕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路子。
如今,这项研究已经用于临床,给广大妇女带来福音。
1979年,严仁英跟随以黄甘英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美,其间,她接触到了国外日渐兴起的围产医学。想起自己从事妇产科几十年临床工作的局限和教训,想起恩师林巧稚、杨崇瑞所走的道路,深受启发的严仁英决心将“围产保健”引入中国。
回国后,严仁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北医一院妇产科“优生保健组”,开始研究围产医学。
以往的孕妇产前初诊要到妊娠7个月才开始,严仁英认为产前检查应从妊娠初期开始,坚持定期检查,才能做到早检查、早确诊、早保健,确保母子安全。于是,她又带领优生保健组成立了早孕门诊,继而组织孕妇学校,每天为近千名孕妇提供服务,对孕妇的生理、心理问题进行全面的指导,许多孕妇带着丈夫、婆婆一家人来听课。
现在,早孕门诊、孕妇学校、围产保健早已为人熟知,这正是严仁英为我国少生、优生工作所作的最早贡献。
要做优生保健,首先需要大量的调研。严仁英选择了当时经济欠发达、围产儿死亡率高的京郊顺义农村为试点,开始对1981年—1982年的孕产妇及围产儿死亡率进行监测观察,并推广围产保健的“高危管理”措施。
没有经费?严仁英拿出自己的“顾问费”垫上;没有病人?严仁英带领大家挨家挨户“下去找病人”;急缺人手?严仁英义务给顺义村、乡两级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识别高危因素,处理高危妊娠、分娩及抢救新生儿的能力。
3年多时间,她们走遍了顺义7个乡,调查研究的婴儿达到2000多个,终于使围产儿死亡率由27‰降至17.6‰。严仁英的“围产保健高危管理”试点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的好评,世卫组织连续资助中国举办3期全国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学习班,将围产保健高危管理的技术推广至全国,并出版《围产保健高危管理》一书。
自此,严仁英扛起中国围产保健的大旗,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此后,严仁英与她的团队在全国农村陆续开展“造成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调查、开展孕妇心理尤其是产后抑郁症的研究,将围产保健从医学扩展到社会学、心理学领域;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联合开展对“神经管畸形”的防治研究,将女性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上升为国家行为,使我国神经管畸形儿发生率在原有基础上下降了50%。
此外,严仁英还建立了中华围产医学会,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建成北医妇儿中心大楼,在全国农村推广围产保健“三级管理网”。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围产保健、生殖保健扩展到各个年龄段和多学科领域。
历史上帝王的溢号都有那些,都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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