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介绍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详细介绍——急用！！！！~

进化论的破灭

导 言
进化论，一个错误的信仰！进化论，一个无知的信仰！进化论，一个误入歧途的信仰！
1859年，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学说，他认为生物不是神创造的， 而是经过漫长的岁月从简单到复杂进化来的。严格地说，进化论至今都只是一种假说，当年达尔文希望将来能发现确凿的证据，可是禁得起检验的证据至今也没有找到，而且进化论的理论与事实也出入太大，论证模棱两可，结论也无法重复。后来的学者是把进化论当作一种科学的信仰继承下来的。也正是因为信仰，才把它当成真理介绍给学术界和公众，这种新奇的假说很快形成了一个流行的信仰，人云亦云，被人们当成了真理。 然而，严谨的学者清楚：接受的人多并不能把一个假说上升为真理，真理需要严密的推理和无可辩驳的证据，这正是进化论所缺乏的。
笔者多年来热衷于进化论的研究，也一度在感情上强烈地维护着它的尊严。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事实，严谨的思考使我看到了进化论的错误所在。在此，笔者希望用通俗的语言，把进化论的问题和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公诸于世。 希望改变这一百多年来，进化论者代替公众在思考，甚至代替其它领域的科学家在认识真理的局面－－在事实面前，在严谨的推理面前，把理智思考的机会留给每一个人。
一、暴露的问题被掩盖了

188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太波山下出土了许多精巧的石器工具，鉴定后确认这是5500万年前的遗迹，完全打破了进化论里人类进化的体系。然而， 这个惊人的发现很快被莫名其妙地“淡忘”了。当盛行的理论受到冲击时，人们总是不愿意怀疑自己的信仰，即便面对事实也要怀疑或者不愿理睬。
1966年，墨西哥的霍亚勒克出土了一批铁矛，美国地质学家麦金泰尔博士奉命去鉴定。她用了两种方法测定了铁矛的年代，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距今25万年。这个违背进化论的结果实在让科学界无法接受。一个欧洲学者迫于各方面的压力， 改成了人们愿意接受的年代。而麦金泰尔，这位在国际上有一定声望的教授，却从此失去了在相关领域里工作的一切机会。
已故的考古学家阿曼塔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他在墨西哥的普瑞拉瓦城发现了一个史前动物的颌骨，里面有一块残破的铁矛的矛头，鉴定发现是26万年前的武器，一些刊物公布了这个不寻常的发现，但很快招来了权威们不做任何调查的批判，阿曼塔的事业也从此被扼杀了。
这类故事还有不少。好象一些人总在维护着过去的东西，他们可以凭经验否定事实。少数人的权威言论，代替了公众的思考。权威们造成的科学舆论，成了先入为主的思维框框，公众很难了解实际情况，只有无条件接受权威的观点－－科学在这里成了一种信仰。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化论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一些进化论学者开始反戈一击， 他们根据事实对进化论谨慎地提出了疑问，自然毫无例外地招来了经验性的批判。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理论的困惑，永远吸引着每一个探求真理的人。
二、进化论的三大证据相继破灭

进化论有三大经典证据：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和胚胎发育的重演律，可是近年来的研究使得它们相继瓦解了。
比较解剖学，暴露了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循环论证。
科学上，如果一个理论的证明违背逻辑，这个理论就不能成立，但是人们对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却没有深纠，也是因为深纠起来，就没有证据可言了。例如用比较解剖学来论证进化，形象地说就是：“如果人是猿进化来的，人和猿就会有许多相近的特征；因为人和猿有许多近似之处，所以人就是猿进化来的。”懂逻辑的人都知道这种循环论证毫无意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证明”贯穿于进化论所有的证据之中。人云亦云，人们盲从地接受了它。
胚胎发育重演律，逻辑上不能立足，理论上禁不起推敲，事实上是一个观察错误。
19世纪，德国的海克尔提出了重演律学说，认为高等生物胚胎发育会重现该物种进化的过程。其实重演律本身就是假说，这个假设就成了进化论的重要证据：如果进化存在，胚胎发育的“重演现象”很象在反映进化的过程；因为有重演现象，进化就是存在的。这不但运用无意义的循环论证，而且掩盖了最关键的一点：谁也不明白“重演现象”和进化有什么关系，硬说成是因果关系。
其实，重演律是在生物学还很不发达的时候提出的假说，随着遗传学的出现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论失去了理论依据。既然过去的基因已经突变成新基因了，怎么还重现过去的特征呢？就重演律本身，古生物学家古尔德也指出了该理论的致命缺陷，这些已是共识了。
现在，很多学者证明了重演律是一个观察错误。 德国人类胚胎学家布莱赫施密特（Erich Blechschmidt）所著的《人的生命之始》（ The Beginnings of Human Life）一书中，以详尽的资料证明人的胎儿开始就都是人的结构，例如以前认为胎儿早期出现的象鱼一样的“鳃裂”，实际是胎儿脸上的皱褶，完全是人脸的结构，被硬说成“鳃裂”。胎儿在9毫米左右，身体下端的突起好象是尾巴，其实没有任何尾巴的结构特征，那是一条中空的神经管，它发育较快，向阻力小的方向生长，暂时向末端突出，很快就平复了。而且它是有重要作用的，根本就不是残迹器官。
对罕见的畸形病：毛孩和长尾巴的小孩，进化论认为那是人祖先的特征；要按这么推理，没有大脑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没有大脑了？先天肢体残缺的、多长手指、脚趾的也常见，那么人的肢体就是从各种畸形进化来的？ 跳出进化论的思想框框一想，就会发现所谓的“返祖现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畸变的反映，和人类祖先联系在一起毫无道理。
古生物学上，至今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进化中的过渡类型。如果进化存在，必然存在进化过程中物种之间的过渡类型， 否则就进化就是谬论。
在逻辑上，过渡类型的化石也就成了进化论的三大证据之一。而事实上，这方面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用，达尔文等人猜想20世纪会找到明确的证据，也就是当时用“猜想”作了证据－－这又是极不严肃的。事实又是怎样呢？直到现在， 发掘出的化石不计其数，禁得起推敲和鉴定的证据还没有一例。
在从猿到人的问题上，寻找过渡物种“类猿人”，早就列入了科学的“十大悬案”。数次宣布的人类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1892 年发现的人和猿之间的过渡化石“嘉伯人”，是一块猿的头骨和相距40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凑出来的，学术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却还在宣传。直到1984 年“嘉伯人”才被新发现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但后来的鉴定中，露茜也被大部分学者否定了，科学家已经确定了露茜是一种绝种的猿，和人无关。6具“始祖鸟化石”的相继问世，轰动了世界，成为鸟类和爬行动物之间过渡物种的典范。后来鉴定出5具是人造的，剩下的1具坚决拒绝任何鉴定。 最初的“发现者”坦白了造假的原因之一：太信仰进化论了，就造出了最有力的证据。 而教科书中，对始祖鸟和露茜还是不予更正，公众也就不知真相了。
假如进化存在，过渡类型化石就应该很容易找到，为什么没有呢？大家沿用达尔文的解释：化石记录不完全。深入一想：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随机的，为什么单单漏掉了过渡类型呢？《审判达尔文》一书的作者约翰逊(Philip Johnson）做了这样的总结：“化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现的某种有机体，没有逐步进化的任何痕迹……这些有机体一旦出现，基本上就不再变了，哪怕过了几百万年， 不管气候和环境如何变化。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成立，这些条件本应该引起物种的巨大变化。”
古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埃尔德里奇曾根据地质历史的事实，提出了一个“间断平衡”假说，来说明过渡类型形成化石机率较小， 并但不能解释为什么过渡类型根本不存在，而且该假说的进化机制在基因水平上看， 是绝对不可能的。
三、 现代进化论在理论上的致命错误
如果一个理论是正确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能证实其真理性，而且不同方面的证明互为补充。相对论的证明和证明基因是DNA分子正是这样。而进化论却相反：各个学说之间有着根本的对立，分歧之大是绝无仅有的。
可能古尔德举的这个例子能很形象地揭示原因：“布林顿（D.G.Brinton）1890年的研究指出：黑人是低等的，因为他们保留着幼年的特征；博克（L. Bolk）1926年的研究宣称：黑人是低等的，因为他们的发育超越了白种人保留的幼年的特征。”为什么矛盾的论据会支持同样的观点呢？因为他们在为一种错误的信仰找根据，而不是根据事实得出科学的结论。这里暴露的也正是进化论的问题。
再从一般的角度讲，如果一个理论在根本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与某些已被验证的定理矛盾，科学的严谨性是不能容忍它立足的。下面的几点致命问题，足以否定进化论了：
概率计算表明，生物进化的可能性小到了绝对不可能的程度。现代进化论从基因水平解释进化，这是达尔文时代无法想象的。基因不发生根本的改变，一切表面的变化对进化都没有意义。也就是说，进化必须以基因进化为基础。现代进化论用基因随机突变假说解释进化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学公式和模型普遍应用与生物学领域的今天，进化论者从来没有提出公式，计算基因突变机制实现进化的机率，因为任何一个合理的公式都会否定进化。
许多学者从概率上证明了现代进化论的错误，贝希（Behe, M.J. ）的《达尔文的黑匣子》(Darwin`s Black Box )一书，多处从生命结构的复杂精密性否定了进化的可能。
这里提出一个宽松的公式，根据突变机率计算进化产生新物种的概率：P＝（M• C•L•B•S)&&N
通俗地说，就是一个物种的某个体发生了突变（机率只有10&&-3），并且突变后的基因与自身其它基因在不同层次的产物上可以相容（宽松估计10&&-2），而且在生存竞争中该个体能够存活，有繁殖的机会（10&&-1），而且突变恰好好有纵向进化的意义（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发现，权且估计为10&&-3），而且突变基因在种群中不被丢失、稳定、扩大，一旦丢失就又得重来（宽松的估计为10&&-2）；因为新物种的形成需要一系列新基因的出现，假设要10个（幂指数N＝10，实际物种间绝对没有这么小的基因差异）那么进化出一个新物种的概率为：P＝（10&&-3 × 10&&-2 × 10&&-1 × 10&&-3× 10&&-2 ）&&10 = 10&&-110。
按照一年繁殖10代，种群个体数为1000，相应的进化所需要的时间极为宽松的计算也需要10&&106年。目前科学认为宇宙中所有基本粒子总数只有10&&70个，宇宙年龄只有200亿（2×10&&10年），进化一个新物种的时间，是宇宙的年龄的自乘10亿次，足见进化是绝不可能的。
无数实践证明：品种的变化和新物种的产生是两回事。达尔文把一个物种内部的变化推广到所有生物物种的进化， 比如狗可以培养出许多品种，那么猴子也能这样进化成人。这种推测本身就大有问题。实践的结果都在否定达尔文的这个猜想。育种专家都知道，一个物种的变化范围是有限的。最终，培育出的品种不是不育，就是又变成原来的亲本。
现代进化论对于进化的速度问题，理论和事实自相矛盾生物从低等到高等，在纵向上、整体上看，基因突变发生的速度越来越慢，突变个体的自然存活能力越来越低，那么进化速度就应该越来越慢； 而进化论领域公认：在地质历史上，纵向上看，新生物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呈现明显的加速进化趋势。
“进化时间表”掩盖了大量反面事例，化石展示了周期性灾变的历史。生物进化时间表是在化石资料很有限的情况下，为证明进化论而编成的，本身错误很多，如鸟类出现的时间是根据造假的始祖鸟来的。随着后来化石出土得越来越多，大量与进化论相背的事例不断出现，但是因为这些发现不可理解就给压制住了。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古生物学的全部发现，得到的结果足以否定进化论了。考古学家克莱默和汤姆森（Michael A. Cremo & RichardThompson）的《考古学禁区》(Forbidden Archeolgy) 一书，列举了500个确凿的与进化论相背的事例，那是几万、几十万、百万、几万甚至几亿年前的人类文明遗迹。
考古学家朱伊特（Y. Druet ）在法国的一块石灰岩层中发现了一些不同型号的金属管，岩层的年龄是6500万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拉克西河岸的岩层中，在恐龙脚印化石旁边发现了12 具人的脚印化石。同一地层中又发现了人的手指化石和一把铁锤，锤柄已经变成了煤，足见其年代的古老。锤头含有96.6%的铁，0.74%的硫，2.6%的氯，这是一种现在都不可能造出来的合金。最远可追溯到的28亿年前的几百个精巧的金属球，20亿年前的大型核反应堆，其结构也比今天还先进。许多学者猜测那个反应堆是外星人的遗迹，那么2万年前的古代神庙显然是地球人的建筑，它体现的天文学知识和冶金技术也超出了现代人；而发现的25万年前的铁制武器又展示出一个不太发达的人类文明，著名的美国Science杂志98年（282卷1453～1459）刊登了一系列考古发现：1.5万年前的人像，2.3万年前的人像、3万年前用猛犸象牙雕刻的马，9万年前带倒钩的矛。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的文明从蒙昧时期发展到今天的辉煌，只用了5千年左右，这些间隔久远古迹的，不正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文明吗？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事实告诉人们：人类的文明也遵循着这样一条规律：“出生－－发展－－灭亡”。 跳出进化论的框框，就会发现化石实际对进化论反戈一击。 化石不是一般条件下能形成的，生物在腐烂风化前必须埋在地下很深，在强大的压力下才能渐渐变成化石。只有大灾变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化石也就成了灾难的见证。地层中化石的研究恰恰告诉人们：物种的发展是很短时间内大面积突然出现的，发展繁荣，再到大毁灭，残留的和新出现的物种再这样发展，周而复始。
地球周期性灾变的直接证明非常多。在西伯利压的冻土中，发现了冰冻的成千上万的哺乳动物的遗骸。有的很完整，有的被扯碎和树干绞在一起。检测它们胃里的食物，发现了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毛茛草。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人们，那里曾是温和地带的草原，极短时间内，发生这场毁灭性的灾难。哈普古德（Charles H. Hapgood ）认为：极短的时间内，板块发生了几千英里的移动，把西伯利压带到了今天的位置。当然，还可能是其它大灾变的原因。哈普古德教授发现了费纳乌斯（Oronteus Finaeus）在1532 年根据史料绘制的世界地图，它显示了冰层以下的南极洲，当把它与现代测到的南极洲冰层以下的面貌叠在一起的时候，惊人地相似。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还发现了1513 年皮瑞• 雷斯（A. PiriReis）综合史料绘制的非洲和南美洲的海岸地图及南极洲地图，精确到半个经度，这比在人类能够在海上确定位置早250年。显然，这是上一期人类文明的遗迹。而且，那个文明时期，南极洲没有冰雪覆盖。
四、人类忘记了过去
至此，谁还要维护进化论的信仰呢？其实现在，很多理智的科学家也承认进化论是一个不能证明的信仰，没有新理论，只能用它，而反对它就会弄得身败名裂，这样引火烧身的例子也不少。许多科学家为进化论奋斗几十年，越研究越发现进化的飘渺，有人象牛顿、爱因斯坦一样，最终醒悟，去宗教中寻找答案。新西兰遗传学家但顿（Michael Denton ）在《出现危机的理论：进化论》一书中坦白地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
印度已故一代伟大灵性宗师圣帕布帕德在《博伽梵歌原义》的导言中写道：“凡人有着四种缺陷：（1）肯定会犯错；（2）常为假象迷惑；（3）有欺骗的倾向；（4）受不完整的感官限制。有这四种缺陷的人，便不能够完整地传达遍存万有的知识。”进化论的始作俑者及其追随者们便是这四项缺陷的最好的写照。
进化论不仅误导了整个生物学，而且误导了心理学、伦理学和哲学等许多领域，误导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它给人类文明造成的潜在的祸害，是触目惊心的：它让人把宗教和道德善恶视为欺骗，败坏精神寄托和道德制约；它告诉人们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竞争中采取各种手段发展自己；让人们相信反传统、反潮流的畸变可能出现更进化的、更好的结果；它让人相信人是动物的后裔，让人相信人的本性来源于动物；西方心理学进一步发展认为：人的欲望是人最本质的本性，甚至是进化出来的最好的本性，为物欲横流和伦理的败坏从科学上解除了约束，这种宣传已经充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种种这类败坏的因素渗透进现代常人社会的一切，潜在地推动了人类道德的滑坡。人们一心进化自己，一面放纵地发展着自己，一面在紧张的竞争和顾虑中生存，越来越自私，当自私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和犯罪愈演愈烈了。人们失去了理解和信任，在社会上失去了安全感。短暂的享受和荣耀，换取着无可挽回的一切：道德滑坡、心理畸变、利欲膨胀、两极分化、怪病丛生、无休止的竞争、社会的畸形发展、资源的耗竭、环境的污染、惨列的战争等等。失去了道德的约束，人们失控发展私欲，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一切。如今恐怕到了必须破除进化论的迷信的时候了。
我们应该正视那些被进化论掩盖了的真实的历史。无数辉煌的文明消失了，能看到的只是零星的残迹，在我们的记忆中，只记得柏拉图时代留下的传说：发达的亚特兰帝斯文明葬身海底。迄今可见的史前人类文明，埃及的金字塔、玻利维亚的古城帝华纳科（Tiahuaracu）、秘鲁萨克塞华曼（Sacsayhuaman）城堡也许是杰出的代表了。这些巨石建筑体现了一个天文、建筑、冶金等技术超过现代人的文明。他们留下的遥远的传说，以及世界各地的传说，为什么在文明毁灭的原因上惊人的一致？ 今天的人们却忘记了古人的启示，甚至凭借进化论自居，认为古人愚昧。
复活节岛的巨石人像，默默凝望着东方，那时的人，没有忘记给雕像刻上眼泪。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FRS ，1809.2.12 — 1882.4.19）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FRS ，1809.2.12 — 1882.4.19）是英国的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于1809年2月12日诞生在英国的一个小城镇。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英国派遣的环球航行，做了五年的科学考察。在动植物和地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经过综合探讨，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概念。
　　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书中用大量资料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中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
　　其后，1872年发表了同样重要的《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性选择”作为“自然选择”的一个补充理论提出，“性选择”是一个未完成的理论。最著名的一个关于“性选择”的争论就是孔雀的长尾巴。
　　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及其提出者是：
　　1. 细胞学说 19世纪30年代 ，由德国的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动物学家施旺提出。
　　2. 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 可以说是多人研究的结果。1842年，德国的青年医生迈尔(J.R.Mayer,1814-1878),写成了他的第一篇关于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论文:《论无机自然界的力》； 1847年，英国酿酒商焦耳、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分别发表各自有关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讲演或论文；不过，焦耳被认为是最先用科学实验确立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人，但 焦耳和赫尔姆霍茨也承认迈尔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优先权。 1953年，威廉·汤姆生帮助焦耳终于完成了关于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精确表述。至此，自然科学中的三大发现之一的能量转化和能量守恒定律宣告得到公认。
　　3. 生物进化论 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阐述了以自然选择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生物进化理论，给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以沉重的打击。这也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他所提出的天择与性择，在目前的生命科学中是一致通用的理论。除了生物学之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以及哲学来说也相当重要。生物进化论，甚至可以说整个生物科学，开始于1859年11月24日。在那一天，在经过二十年小心谨慎的准备之后，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第一版印了一千二百五十本，在一天之内销售一空。一门崭新的学科从 物种起源 此诞生了。
　　但是，一门新的学科不会从天而降。在1859年，科学界已经有了大量的进化证据，做好了准备迎接进化论的诞生。这时候的进化证据归纳起来有动植物培养、化石记录、解剖比较、退化器官、胚胎发育和生物地理分布这几类。
　　动物家养和植物栽培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人们由此已经知道同一物种往往有着差别极大的形态。这些形态是可以被改变的，通过精心的选择，可以得到新的品种。这种经由达尔文所谓的“人工选择”而获得的品种，其彼此之间的差别，有时比野外物种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如果我们在野外见到狼狗和哈巴狗的话，完全可能把它们当成象狼和狐狸那样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动植物培养提供了“生物是可变的”感性而直观的材料。
　　那时候，科学界早已知道化石乃是生物体的遗迹，而且，许多从前的物种现在已经不存在、灭绝了，也就是说，生物界的组成并不是从古到今一成不变的。许多种类在化石记录中显示了随着地理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发生变化的趋势，有时在两个类群之间还可以发现处于过渡形态的化石。各个主要生物类群在化石记录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有先有后，很有顺序，而且这个顺序与从现存生物的比较得到的顺序相符。比如，从形态结构（例如心脏结构）和生理特点（例如呼吸系统）的比较，我们可以推测脊椎动物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是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和哺乳类，而在化石记录中，我们也发现鱼类化石的确先在较早的地层开始出现，其次是两栖类、爬行类，而以哺乳类化石出现得最晚。化石记录所展示的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是生物进化的一个有力证据。
　　早在十六世纪，就有科学家发现人和鸟虽然外表很不相同，骨骼组成和排列却非常相似。到了十九世纪，研究不同生物种类的形态结构的比较解剖学已相当发达，各生物种类在内部结构的同源性也越来越明显。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用于抓握的人手，用于挖掘的鼹鼠前肢，用于奔跑的马腿，用于游泳的海豚鳍状肢和用于飞翔的蝙蝠的翼手，它们的外形是如此的迥异，功能是如此的不同，但是剔除皮毛、肌肉之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骨架却又是如此相似！对此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它们都是从同一祖先进化而来的，因为适应环境具有了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外形，但是骨子里却没能变多少。如果它们是被分别创造出来的，根本没必要让有不同功能和不同外形的器官有着相似的构造，因为这样的构造设计，就其功能和外形而言，有时显得不是那么合理。如果让一个工程师来设计这些前肢，他完全可以去除一些对其它物种必需，对这个物种却是个累赘、退化得只剩一点痕迹的骨头。
　　而且，比较解剖学使我们认识到许多生物体都有一些退化了的器官，它们是生物进化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比如鲸，它的后肢已经消失了，但它的后肢骨并没有消失，我们还可以在它的尾部找到已不起作用的盆骨和股骨。甚至在一些蛇类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盆骨和股骨的残余。这使我们相信，鲸是由陆地四足动物进化来的，蛇是由蜥蜴进化来的。我们人类，已完全退化了的器官也不少，尾骨、转耳肌、阑尾、瞬膜（第三眼睑）等等都是完全退化、不起作用的器官，它们除了让我们记住我们的祖先曾经像猴一样有尾巴，像兔子一样转动耳朵，像草食动物一样有发达的盲肠，像青蛙一样眨眼睛，还能有别的什么合理解释吗？
　　早在十八世纪，动物学家就已经发现，在动物胚胎发育的过程中，会经过一系列与较低等的动物很相似的时期。比如说人，在胚胎发育的早期出现了鳃裂，不仅外形象鱼，而且内脏也象鱼：有动脉弓，心脏只有两腔等等。对这个现象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人是由鱼进化来的，祖先的特征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重演了。事实上，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在胚胎发育的早期都跟鱼类相似，而且有些时期几乎不可能区别开来，这是所有的脊椎动物都有共同祖先的一个证据。
　　自从十六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航海业的发达，特别是美洲和澳洲的发现，博物学家们见识到无数新奇的物种。许多的物种，甚至整个属、科、目，只在某个地理区域被发现。当博物学家在澳洲和南美见到袋鼠、袋狼、袋熊、袋鼬、袋貂、袋獾等等闻所未闻的动物，就不免奇怪为什么上帝只在这里创造出有袋类哺乳动物。这并非那里的环境是为有袋类而设的，因为当移民们给这些地方带去高等哺乳动物后，许多有袋类因为竞争不过高等哺乳类而数量锐减甚至灭绝了。显然更合理的解释是，由于这些地区与别的大陆隔绝，而有了独特的进化途径。即使是一个群岛，也往往有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特有物种。做为神学院的毕业生的达尔文最初对神创论产生了怀疑，就是因为在加拉帕格斯群岛见到了那些岛与岛之间都不同种的巨龟，见到了在别的地方都找不到的多达十三种的“达尔文雀”，而不由得发生疑问：为什么上帝要在这个小小的角落炫耀他的创造才能，专门为这里创造出如此多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特有物种？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物种的祖先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几万年几十万年后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特有物种。
　　总之，在达尔文之前，生物进化已是铁证如山了，一些敢于冲破宗教信仰的束缚的科学家也开始正视这个事实。早在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就已认为生物物种是可变的，并大胆地推测所有的动物都来自同一种祖先。他并且认为地球的年龄要比《圣经》所记载的几千年要古老得多，并把生物物种的变化和地球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但是在社会的压力下，布封被迫宣布放弃这些离经叛道的观点，因此未能产生什么影响。
　　比布封稍后的另一位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则要固执得多，影响也要大得多。他是第一个系统地研究生物进化的人。他对生物进化的理解，跟现在并不相同。在他看来，生物界是一个从最简单、最原始的微生物按次序上升到最复杂、最高等的人类的阶梯，而所谓生物进化，就是从非生物自然产生微生物，微生物进化成低等生物，低等生物进化成高等生物，直到进化成人的过程。他认为，这个进化过程是不断在重复，至今仍在进行着的。也就是说，在今天，聪明的猩猩仍在尽力进化成人。拉马克也是试图解释进化现象的第一人，他给出了第一个进化的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有两点：第一，生物体本身有着越变越复杂、向更高级形态进化的内在欲望；第二，生活环境能够改变生物体的形态结构，而后天获得的性状能够遗传，简言之，“用进废退”。在著名的长颈鹿例子中，拉马克是这么解释长颈鹿的长颈由来的：长颈鹿的祖先经常伸长了脖子去吃树高处的叶子，脖子受到了锻炼，变长了，而这一点可以遗传，因此其后代就要比父母的脖子长一些，一代又一代，脖子就越来越长。
　　拉马克的这套理论，并不能说服当时的科学家接受进化论。这固然有宗教的原因，但也有科学上的怀疑。比如，拉马克的进化论认为非生物能自然产生微生物，但是当时虽然巴斯德还未做否定自然发生论的著名实验，科学界却已普遍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自然发生论是不正确的。因此拉马克虽然影响很大，却是往往被当做反面教材来嘲笑和批驳。生物学界迫切需要有一个象牛顿一样的科学巨人，能够无可置疑地证明生物进化的事实，并且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个巨人，就是达尔文。

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创立140余年了，在其诞生之初，是作为一种假说被提出来的。除达尔文本人从对一些植物，动物形态的观察得出的推论外，并没有什么化石证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书中论及化石时，标题为“不完美的地质记录”。他承认在当时的化石研究中并未有证据显示有物种间过渡类型的存在，并指出这可能是最易于检验而又具有杀伤力的反进化论的理由。他看到了进化论的先天缺陷，并希望后人能予以验证。但是时至今日，进化论已成为一个公理；一个信仰；甚至一个宗教。不能讨论，更不能批判，只能无条件接受，否则就将招致无情的围剿，甚至被贴上“伪科学”，“反科学”的标签而断送自己的研究前程。在当今任何一本生物学杂志上，已经找不到任何质疑进化论的论文了。SCOTT和COLE在八十年代初，检索了当时的4000多种学术刊物，未发现任何一篇反进化论的论文，在68种与生物起源有关的学术期刊中，也未发现任何一篇是质疑进化论的。GEORGE W. GILCHRIST在1997年调查了世界上最大的五种期刊数据索引，也未发现反进化论或非进化论的论文。进化论者自豪地宣称，进化论对神创论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似乎进化论的合理性及不言自明性又得到了一次证明。
事实真的如此吗？进化论已是绝对的真理了吗？其实不然，SCOTT和COLE的工作还发现，在1985年提交的135000篇论文中，确有18篇论文是反进化论的和非进化论的。而这18篇论文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发表。进化论并非无懈可击，而是它的维护者不允许任何针对它的挑战。这更加给人一种印象：进化论并非确立于自身学说的科学性和完美程度，而是确立于众多崇拜者的信仰。进化论并非KARL POPPER意义上的“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而是一个假说，信仰和并不完美的证据的杂合体。
事实上，我们今天科学研究所发现的东西，已经足以让人们重新考虑进化论的正确性了。但这些事实要么被回避，要么被抹杀，人们在思维定式的驱使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盛行理论的卫道士，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不符合理性的科学精神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正视旧理论的缺陷及其面临的挑战，并勇于摆脱束缚。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向前发展，人类才能向前推动。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曾这样说明进化论的先驱、法国杰出的博物学家拉马克〔拉马克（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法国植物志》《动物哲学》。对进化论的贡献，“他的功绩是伟大的，他第一个使人认识到这样一个假定的可能性：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一切变异是根据自然界的规律而不是由于神的干涉而发生的”。我们又看到，列宁在总结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时说：“达尔文的著作最后把上帝从自然界赶走了，生物科学便站立起来了。”这些论述首先表明了进化论在打击神学中的作用。

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开始，自然科学受到哥白尼“日心说”的鼓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8世纪，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力学已经从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生物学仍然禁锢在神学之中。神学世界观在生物学中具体表现为物种特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这两种观点主张：上帝是创造主，一切生物均为上帝所创造，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造物主那里获得永恒不变的构造与功能，包括生活习性。显然，所谓物种特创论与物种不变论实质上就是搬到自然科学中的基督圣经。当时的生物科学只能是对圣经的注释，是“神学的婢女”。在这样一种不容置疑的社会思潮当中，进化思想是怎样占据了拉马克和达尔文等一批科学家头脑的呢？我们知道，从18世纪末开始，不仅有拉马克和达尔文，而且有一批自然科学家树立了进化论的思想。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有：法国科学家布封，法国动物学家圣提雷尔〔圣提雷尔（1772—1844）〕法国动物解剖学家、胚胎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曾任巴黎历史博物馆脊椎动物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解剖学的哲学》。，英国博物学家兼诗人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达尔文的祖父），英国自然科学家华莱士，德国植物学家卡尔·尼古拉·弗腊斯（18101875），俄国动物学家路里耶（18141858）等。推动这么多自然科学家挣断神学束缚的力量来自何处？

看一下进化思想在他们头脑中萌发的经过，我们便可以清楚了。例如，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曾这样谈道：“动物的变形，如由蝌蚪到蛙的变化，……人工造成的变化，如人工培育的马、狗、羊的新品种，……气候与季节条件造成的改变，……一切温血动物结构的基本一致，……使我们不能不断定它们都是从一种同样的生命纤维产生出来的”。这表明，物种在人工培育条件下和在不同外界环境作用下所发生的改变这些自然界的事实启发他产生了物种变化的思想。再拿德国的卡尔·弗腊斯来说，马克思誉他为“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他于1847年发表了《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一书。书中他利用古希腊作家对植物的形态、生态的描述，与他30年代在波斯、埃及等地的实地考察情况对比，得出结论说：“对植物物种不变的信念，也已为我们所动摇，我们甚至指出，这是自然造成的”。不难理解，正是与自然事实的直接接触导致他摒弃物种不变和物种特创的神学观点。

我们知道，在进化论的先驱者中，拉马克和达尔文曾直接受过神学教育，并可能以神职为终身职业。拉马克的双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牧师，因此让他在中学时代入教会学校受了几年神学熏陶。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并获得了学位和当牧师的资格。然而，又恰恰是他们两人给物种神创论与不变论以沉重的打击。神学观念的灌输并没有挡住进化论思想在他们头脑中的萌芽，其根本原因也正是由于观察大自然得来的事实。拉马克曾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问题，他说：“观察的材料已经明显地证明了种的不变理论的荒谬。”至于达尔文，大自然对他的启示作用就更加明显了，我们不妨多说几句。1935年，厄瓜多尔政府在距其海岸1000公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设立了达尔文纪念碑，纪念达尔文考察这一群岛一百周年，碑文写着：“查理士·达尔文于183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登陆。他在研究当地动植物分布时，初次考虑到生物进化问题，从此开始了这个悬而未决的论题的思想革命。”达尔文在他当时的考察日记中是这样写的：该群岛“四周都是新的鸟类、新的爬行类、新的软体动物、新的昆虫、新的植物……。为什么这些岛屿上的土著生物，无论在种类上或者在数目上都和大陆上的生物有不同的比例的联系，并且互相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呢？为什么它们也按照美洲的生物组织形式被创造出来呢？”“在地质史的近代时期里面，这里还是一片空虚无物的茫茫大洋。因此，无论从空间上或者从时间上看来，我们好像都会得出一个略为接近于那个巨大的事实的见解来，这就是一切秘密当中的秘密：地球上的新的生物第一次出现的问题”。达尔文认为，他的全部思想起源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对整个贝格尔号舰上的考察生活，他是这样回忆的，“贝格尔旅行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今后的整个事业”。这里有一段插曲很能说明自然事实对达尔文的启迪。在贝格尔号旅行前，达尔文十分钦佩的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汉斯罗建议达尔文把地质学家赖尔〔赖尔（1797—1875）〕又译为“莱伊尔”，英国地质学家，地质学的奠基人。主张地质渐变论，其主要著作《地质学原理》标志着经典地质学的成熟。的《地质学原理》一书带在身边，说：“你这次旅行必须将赖尔的新著作带在身边，随时翻阅它，因为它十分有趣，但是你除了它所记载的事实以外，千万不可注意它，因为它的理论都是荒唐到极点的。”原来，赖尔在书中阐述了地球地层是缓慢变化的，而地表环境的变化使生物也逐渐发生变化。赖尔的理论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灾变说”的批判，而汉斯罗是相信“灾变说”的。达尔文在途中仔细阅读了这部著作。在旅途开始时，他相信“生物是根据上帝的计划而创造出来的”——在旅途中，他曾这样回答军官们向他提出的这类问题。但是，当他刚刚考察了第一个地点——佛得角群岛的圣特雅哥岛，发现地层越深，生物化石的结构越简单；地层越浅，生物化石越复杂，生物的演变不是记录在地层的发展史中吗？在事实面前，达尔文不能不为赖尔的理论所征服。因此，他写道：“这次调查使我相信赖尔的观点远远胜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著作中提倡的观点。”

综上可见，观察、搜集、分析大自然的事实，这是进化论思想萌芽的一个首要的因素。同时，我们知道，也正是这些客观事实，给一代又一代的自然科学家以坚定的信念，使他们不顾宗教势力的迫害和社会愚昧势力的歧视、打击，承先启后、不断地提出生物进化的观点。同样，正是依靠了大量的事实，进化论才赢得了成功。正如大家今天都清楚看到的，不管人们对进化原因如何解释，不管进化论可能怎样改变自身的形式，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事实总是抹杀不了的。

理论的升华

人类的理智从来不满足于“知其然”，总要弄明白“其所以然”，所以任何科学理论不可能停留在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必须对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给予合理的解释。实际上，早于达尔文很多年，人们发现生物演变的事实，就提出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恩格斯指出：“卡弗·沃尔弗〔卡弗·沃尔弗（1733—1794）〕德国胚胎学家。他详细观察鸡的胚胎发育，证明鸡的血管是逐渐形成的，为生物体各种器官的“渐成论”提供了有利的证据。主要著作是1759年发表的《发生论》。在1759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的东西，到了奥肯〔奥肯（1779—1851）〕德国自然哲学家。认为人是整个宇宙的缩影，是自然界发展的顶峰，精神规律与自然规律有相同之处。、拉马克、贝尔〔贝尔（1792—1876）〕又译为冯·贝尔，德裔俄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比较胚胎学的创始人。最大贡献是1827年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卵。主要著作《动物发生史——观察与思考》，指出所有脊椎动物的胚胎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关系越近，相似程度越大。在发育过程中，门的特征最先出现，然后是纲、目、科、属、种的特征。这一点后来在胚胎学上被称为“贝尔法则”。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1859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那么，为什么进化论到达尔文手里才初告大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从理论上正确地阐明了生物进化的机理。

物种是演变的，这是事实，可演变的原因是什么？物种为什么会变异？为什么物种竟然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呢？在达尔文之前，已有一些进化论者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但他们的解答或偏离事实，或过于牵强附会。达尔文总结、扬弃了前人的学说，并注意从其他学科的学术思想中吸取养料，经过多年辛勤的探索和紧张的思考，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以此来解释生物进化的事实。自然选择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和谐统一的内容：

（1）生存斗争的理论。生殖过剩与生存条件的有限这一矛盾是地球上的物种被淘汰的外在原因之一。

（2）遗传性发生变异的理论。虽然变异的机制并不清楚，但普遍发生变异的事实不容否认，达尔文以此说明物种演变的内在原因。

（3）适者生存的理论。生存条件一直在变化，如果物种的变异适合于变化的环境，那么就在生存斗争中取得胜利而发展；如果物种的变异不适宜于它当时生存的条件，那么就趋于衰减或灭亡。

这样，达尔文基于自然界本身的事实和矛盾，为我们大致描绘了生物进化的机制，各种关键的问题在他这里都有了比较合理的、有事实佐证的回答。新的物种怎么出现的呢？因为旧的物种会变异。很多物种为什么灭绝了？因为它们承受不住生存斗争的压力。为什么现存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是那么和谐呢？因为无数变异之中的某些变异恰好符合环境的选择。至于为什么低等类型的生物到处存在，达尔文写道：“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不一定包含进步性的发展——自然选择只利用有利于处在复杂生活关系中的生物的那些变异。”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达尔文在论证观点时，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没有像拉马克那样，把自己的学说大量建立在猜测之上。这样说是否意味着达尔文用事实解答了一切问题？不是。他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在于：一方面，当他并不能提供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的机制时，他便声明，目前的科学尚不能解开事实之谜；同时，他动用各方面的大量材料来证明这是事实。这样，虽没有解释“所以然”，但使大家还是容易相信他所说的是符合事实的。例如，关于变异的机制和遗传的机理，达尔文都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他承认：“我们对于变异规律深深地无知。我们能提出这部分或那部分为什么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的，在一百个例子中还不到一个。”关于遗传，他说：“遗传的法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未来科学的事情。”自己无法回答的，就不轻易猜测和下结论，以避免让无把握的猜测降低理论的可靠性。但变异和遗传的事实是客观存在、抹杀不了的，于是达尔文就将丰富的材料摆在读者面前，这就使人读来不能不信，而把对原因的探讨寄希望于未来的科学。另一方面，当他解释事实发生的原因，说明自己的理论时，尽量搜集各方面、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样做无疑增加了新理论的可信性。看一下他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其材料的丰富和翔实充满字里行间，不难想见达尔文驾驭事实的功力深厚和用心良苦。

达尔文的科学气质

达尔文回顾一生的道路时，曾谈到两种气质对他的帮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1881年，他告诉人们，自己遵循这样一条治学原则：“我曾坚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一旦事实证明这些假说不符合事实时，就丢掉我无论多么爱好的假设（而我不能反对每一问题成立一种假设），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别的办法。”考虑到当时宗教的社会习惯势力和神学的影响，考虑到研究进化论这一问题本身的难度，我们可以体会“保持思想自由”对达尔文是特别有意义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达尔文身上具体表现为富有怀疑精神和不自满、不保守。

无须说，他的进化论是对当时宗教神学观的叛逆，是大胆怀疑的产物。

他一生最感谢和尊重两位导师，一个是汉斯罗，一个是赖尔。他恳切地接受导师的指导，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持自己的风格，具有自己的思考。例如，汉斯罗认为缠绕植物的运动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一种盘旋生长的自然倾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对花房中栽培的攀缘植物的观察，提出：“卷须植物或攀缘植物的运动是一种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以获取较大的阳光面和较多的空气，利于生存和生长，不这样的话，它们很难生活下去。”又例如，赖尔关于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个火山口理论。人们相信赖尔，谁也不去怀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了疑问：“新的事实似乎不像赖尔所说的那样。”他认为珊瑚礁的形成与火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珊瑚虫长年累月筑成的。

后来他自己成了权威，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保守和谨小慎微起来，而是仍然富有怀疑和进取心。有一次，他读着刚出版不久的《血族婚姻》一书，作者引用比利时一位学者发表在权威杂志《比利时皇家学会会报》上的一段实验资料：用近亲的兔子交配许多代，丝毫没有发生有害的后果。人们对权威报刊上的文章，习惯于不去怀疑。但达尔文认为，这一实验报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写信给那家杂志，提出自己的见解，询问实验是否真实。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复，那个实验报告是伪造的。

达尔文从来不以伟人自居，他知道虚怀若谷对科学的价值。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贬低旁人的做法，面对别人的这种行为，他会直言相告：“反对您加在我们那些伟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惯常认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极为重要，至少在科学家方面是这样的。”

对自己的理论，他决不抱守一隅，而是不厌深思，反复琢磨。关于遗传的机制，他曾提出“泛生论”的假说，认为从身体各部输出一种名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细胞，以此解释身体的变化即获得性状向子代的遗传。这一假说发表后，有些学者提出异议，达尔文很注意这些批评。例如对意大利植物学家菲得利克·德尔宾诺（18331905）的批评，他表示：“他反对这个假说，但批评得公正；我发现他的批评很有用处。”此后，他们经常通信，讨论植物学问题。也正是在认真考虑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版中，删去了有关泛生论假说的论述。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略见他虚心、严谨的治学之风。当然，从他1842年整理出“物种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发表《物种起源》一书的事实，我们更能体会到他的“不厌深思”之“深”。

达尔文的第二个重要素质是他的观察能力。这似乎是他惟一那么自信的。他说：“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能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是在觉察那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众人之上。”这是没有疑问的。从他发表的许多著作中对动植物生态习性的描写，从他对物种与变种在形态与结构上微细差异的比较，我们不禁为他的观察能力叹服。当然，这一素质对达尔文的重要性也是不难理解的。对每一个博物学家和当时的进化论者来说，精细观察是进入研究的一个首要的、也是起码的条件。在达尔文，这真是个人能力与工作需要的巧妙适应。

达尔文还谈到，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另一重要素质，那就是兴趣，一种探究自然奥秘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达尔文热衷于与哥哥去采集标本、旅行、打猎和研究化学。他对功课不感兴趣，因而成绩不好。他在自传里说：“学校对于我的教育来说，是一个空洞的场所。”正是这种兴趣，致使他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时心不在焉，以后转入剑桥神学系，一边学神学，一边却跟着汉斯罗等生物学教授、地质学教授学习了许多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知识，并参加植物与地质考察队进行学术探险。正是这种兴趣，使他虽然在神学系毕业，但不愿当神甫，而情愿去参加艰苦的环球考察。也正是这种兴趣，使他后半生虽疾病缠身，还是不懈地研究。兴趣，给了科学巨匠源源不断的动力，激发出忘我工作的热情。

在自传中，达尔文这样总结自己为创立进化论奋斗的一生，“最重要的是，爱好科学——不厌深思——勤勉观察和收集资料——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达尔文的经验之谈，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858年7月1日，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伦敦林耐学会上分别宣读了他们的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科学的进化论由此诞生。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成为进化论的创立者。进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物种不变论”的传统观念，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萌芽、产生、发展、确立的思想历程，并从达尔文自身的科学气质上揭示了他成功的奥秘，高度评价了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一书在人类历史上的杰出贡献。阅读时，可以将本文与《〈物种起源〉导言》相参照，加深对进化论思想的认识，对导言内容的理解。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进化论的基本思想就是物种进化与选择中的优胜劣汰,用进废退.

（一）进化论产生的背景 19世纪中叶，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创立了科学的进化论。达尔文在他的进化论中唯物地阐明了生物进化的原因（机制），从而摧毁了神创论在生物学中的统治地位。达尔文之所以能在这个时期完成进化论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首先，这是因为自然科学到了这个时期已经积累了充分的事实，证明有机界存在着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19世纪中叶，古生物学、地质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细胞学等学科所提供的丰富资料，为科学进化论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1831年达尔文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旅行。在历时五年之久的航行考察实践中，使他获得了地质、古生物、植物、动物等多方面极为丰富的实际知识，为他以后从事生物进化理论的总结，提供了直接的感性知识源泉。他在自然界观察到的无数事例，不能不使他对主张物种不变的神创论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达尔文在考察结束时已经形成了物种变化的观点，但是物种为什么能发生变化，变化的规律是什么？达尔文当时还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达尔文继科学考察之后，又转而深入社会生产实践。当时英国有发达的畜牧业和园艺业，蓬勃开展的育种工作给达尔文提供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条件。人类的育种实践，有以下两个特点：（1）生物在人的有意识的控制下所发生的变异，比起在自然状态下所发生的变异要迅速，而且也更明显；（2）在人的控制下所引起的变异，比较容易看到新性状的形成与人对它的要求有关。这就是说：我们比较容易看到一个新品种是如何形成的。达尔文认识到研究育种工作的实践经验有助于解决进化的机制问题。他当时这样写下：“我开始观察的时候，便觉得细心研究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会给了解这个难解的问题提供最良好的机会。果然使我没有失望……。”

在总结育种实践的经验和他自己的科学实验中，达尔文逐步形成了人工选择的学说。

（二）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内容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是关于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的学说。他是首先形成了人工选择的学说，然后进而建立自然选择的学说。因此先把人工选择学说作一简单说明。

1．人工选择学说：达尔文在研究家畜和作物品种起源时，首先发现每一种家畜和作物都有许多品种，他认为不论品种有多少，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很大，但这些品种都来自一个或少数几个野生种。如家鸽的品种很多（达尔文当时搜集的鸽子有150个品种），但它们都起源于一种，即野生的岩鸽；家鸡的品种很多，但都来源于共同的祖先，即野生的原鸡。

不同的品种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达尔文认为：家养生物的各种品种，是人类通过有意识的选择而创造出来的。所谓选择，就是人类根据他们的要求和爱好把符合要求的个体变异保存下来，并让它们传种接代，把不符合要求的个体淘汰。通过遗传与变异的累积，逐渐形成各种品种。这样看来，新品种的形成包括3个因素：即变异、遗传与选择。变异在这里起着提供材料的作用，没有变异就没有选择的原材料；选择保留了对人有利的变异，淘汰对人不利的变异，没有选择，就没有变异的定向发展；遗传起着保持巩固变异的作用，没有遗传，就没有变异的积累。

人工选择学说的建立对达尔文进一步探讨物种起源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使他联想到，在自然界是否也有类似的选择过程呢？进一步的研究使达尔文确信：各物种的起源也是由于在自然界存在着同人工选择相似的选择过程。从而建立了自然选择的学说。

2．自然选择学说：自然选择学说是达尔文根据以下3个观察到的事实和由此而得出的两个推论而建立的。

首先，达尔文发现各种生物都有很高的繁殖率，如果自然界没有限制生物繁殖的因素，那末每个物种都有按几何级数（2、4、8、16、32、64……）迅速繁殖后代的趋势。例如象（是动物界中生殖缓慢的），从一对雌雄象开始，到750年之后，将产生出1900万头象。一对麻雀，在10年之后，将繁殖出2750亿个子孙。

达尔文观察到的第二个事实是：自然界各种生物的数量，一般说来，在一定时期内都保持相对稳定。尽管生物的繁殖潜力是巨大的，而实际上，动物的卵子（或植物的种子）不一定都能发育，幼体不一定都能成活，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被淘汰掉了。

达尔文注意到的第三个事实是：生物普遍地存在着变异。亲代与子代并不完全相同，同一亲代所生的子代也总有差异。事实上，没有两个个体是完全相同的。

达尔文从观察到的3个事实中得出了两个推论：

第一个推论：在自然界物种的巨大繁殖潜力之所以未能实现，乃是由于生存斗争（strugglefor existence）。正因为，一方面生物具有高度繁殖力，另一方面，生存条件不允许生物所产生的后代都能生存下来，因此，生物必然总是在生存斗争中，或者与无机环境作斗争，或者与不同种生物斗争（种间斗争），或者与同种的其它个体作斗争（种内斗争）。达尔文认为“最剧烈的斗争，差不多总是发生在同种的个体，因为它们居住在同一地域，取食于同样食料，遭受到同样威胁。”

第二个推论：在生存斗争中，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得到最好的机会保存自己和生育后代；相反地，那些具有不利变异的个体在生存斗争中就会遭到淘汰。达尔文把生存斗争所引起的这个过程称为“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或“适者生存”。

通过长期的、一代一代的自然选择，物种的变异被定向地积累下来，逐渐形成了新的物种，推动着生物的进化。

以上就是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基本要点。

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达尔文进化论，第一次对整个生物界的发生、发展，作出了唯物的、规律性的解释，推翻了特创论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生物学中的统治地位，使生物学发生了一个革命变革。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它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3大发现之一（这3大发现是：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细胞学说、达尔文进化论）。

尽管受当时科学水平上的限制，达尔文学说中有个别的错误观点，也留下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不管这个理论在细节上还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总的说来，它现在已经把问题解答得令人再满意没有了。”达尔文进化论奠定了人类对生物进化认识的基础，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我们必然会更加深入地认识生物进化的规律，更有成效地改造自然。

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创立140余年了，在其诞生之初，是作为一种假说被提出来的。除达尔文本人从对一些植物，动物形态的观察得出的推论外，并没有什么化石证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书中论及化石时，标题为“不完美的地质记录”。他承认在当时的化石研究中并未有证据显示有物种间过渡类型的存在，并指出这可能是最易于检验而又具有杀伤力的反进化论的理由。他看到了进化论的先天缺陷，并希望后人能予以验证。但是时至今日，进化论已成为一个公理；一个信仰；甚至一个宗教。不能讨论，更不能批判，只能无条件接受，否则就将招致无情的围剿，甚至被贴上“伪科学”，“反科学”的标签而断送自己的研究前程。在当今任何一本生物学杂志上，已经找不到任何质疑进化论的论文了。SCOTT和COLE在八十年代初，检索了当时的4000多种学术刊物，未发现任何一篇反进化论的论文，在68种与生物起源有关的学术期刊中，也未发现任何一篇是质疑进化论的。GEORGE W. GILCHRIST在1997年调查了世界上最大的五种期刊数据索引，也未发现反进化论或非进化论的论文。进化论者自豪地宣称，进化论对神创论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似乎进化论的合理性及不言自明性又得到了一次证明。
事实真的如此吗？进化论已是绝对的真理了吗？其实不然，SCOTT和COLE的工作还发现，在1985年提交的135000篇论文中，确有18篇论文是反进化论的和非进化论的。而这18篇论文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发表。进化论并非无懈可击，而是它的维护者不允许任何针对它的挑战。这更加给人一种印象：进化论并非确立于自身学说的科学性和完美程度，而是确立于众多崇拜者的信仰。进化论并非KARL POPPER意义上的“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而是一个假说，信仰和并不完美的证据的杂合体。
事实上，我们今天科学研究所发现的东西，已经足以让人们重新考虑进化论的正确性了。但这些事实要么被回避，要么被抹杀，人们在思维定式的驱使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盛行理论的卫道士，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不符合理性的科学精神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正视旧理论的缺陷及其面临的挑战，并勇于摆脱束缚。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向前发展，人类才能向前推动。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曾这样说明进化论的先驱、法国杰出的博物学家拉马克〔拉马克（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法国植物志》《动物哲学》。对进化论的贡献，“他的功绩是伟大的，他第一个使人认识到这样一个假定的可能性：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一切变异是根据自然界的规律而不是由于神的干涉而发生的”。我们又看到，列宁在总结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时说：“达尔文的著作最后把上帝从自然界赶走了，生物科学便站立起来了。”这些论述首先表明了进化论在打击神学中的作用。

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开始，自然科学受到哥白尼“日心说”的鼓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8世纪，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力学已经从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生物学仍然禁锢在神学之中。神学世界观在生物学中具体表现为物种特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这两种观点主张：上帝是创造主，一切生物均为上帝所创造，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造物主那里获得永恒不变的构造与功能，包括生活习性。显然，所谓物种特创论与物种不变论实质上就是搬到自然科学中的基督圣经。当时的生物科学只能是对圣经的注释，是“神学的婢女”。在这样一种不容置疑的社会思潮当中，进化思想是怎样占据了拉马克和达尔文等一批科学家头脑的呢？我们知道，从18世纪末开始，不仅有拉马克和达尔文，而且有一批自然科学家树立了进化论的思想。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有：法国科学家布封，法国动物学家圣提雷尔〔圣提雷尔（1772—1844）〕法国动物解剖学家、胚胎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曾任巴黎历史博物馆脊椎动物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解剖学的哲学》。，英国博物学家兼诗人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达尔文的祖父），英国自然科学家华莱士，德国植物学家卡尔·尼古拉·弗腊斯（18101875），俄国动物学家路里耶（18141858）等。推动这么多自然科学家挣断神学束缚的力量来自何处？

看一下进化思想在他们头脑中萌发的经过，我们便可以清楚了。例如，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曾这样谈道：“动物的变形，如由蝌蚪到蛙的变化，……人工造成的变化，如人工培育的马、狗、羊的新品种，……气候与季节条件造成的改变，……一切温血动物结构的基本一致，……使我们不能不断定它们都是从一种同样的生命纤维产生出来的”。这表明，物种在人工培育条件下和在不同外界环境作用下所发生的改变这些自然界的事实启发他产生了物种变化的思想。再拿德国的卡尔·弗腊斯来说，马克思誉他为“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他于1847年发表了《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一书。书中他利用古希腊作家对植物的形态、生态的描述，与他30年代在波斯、埃及等地的实地考察情况对比，得出结论说：“对植物物种不变的信念，也已为我们所动摇，我们甚至指出，这是自然造成的”。不难理解，正是与自然事实的直接接触导致他摒弃物种不变和物种特创的神学观点。

我们知道，在进化论的先驱者中，拉马克和达尔文曾直接受过神学教育，并可能以神职为终身职业。拉马克的双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牧师，因此让他在中学时代入教会学校受了几年神学熏陶。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并获得了学位和当牧师的资格。然而，又恰恰是他们两人给物种神创论与不变论以沉重的打击。神学观念的灌输并没有挡住进化论思想在他们头脑中的萌芽，其根本原因也正是由于观察大自然得来的事实。拉马克曾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问题，他说：“观察的材料已经明显地证明了种的不变理论的荒谬。”至于达尔文，大自然对他的启示作用就更加明显了，我们不妨多说几句。1935年，厄瓜多尔政府在距其海岸1000公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设立了达尔文纪念碑，纪念达尔文考察这一群岛一百周年，碑文写着：“查理士·达尔文于183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登陆。他在研究当地动植物分布时，初次考虑到生物进化问题，从此开始了这个悬而未决的论题的思想革命。”达尔文在他当时的考察日记中是这样写的：该群岛“四周都是新的鸟类、新的爬行类、新的软体动物、新的昆虫、新的植物……。为什么这些岛屿上的土著生物，无论在种类上或者在数目上都和大陆上的生物有不同的比例的联系，并且互相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呢？为什么它们也按照美洲的生物组织形式被创造出来呢？”“在地质史的近代时期里面，这里还是一片空虚无物的茫茫大洋。因此，无论从空间上或者从时间上看来，我们好像都会得出一个略为接近于那个巨大的事实的见解来，这就是一切秘密当中的秘密：地球上的新的生物第一次出现的问题”。达尔文认为，他的全部思想起源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对整个贝格尔号舰上的考察生活，他是这样回忆的，“贝格尔旅行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今后的整个事业”。这里有一段插曲很能说明自然事实对达尔文的启迪。在贝格尔号旅行前，达尔文十分钦佩的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汉斯罗建议达尔文把地质学家赖尔〔赖尔（1797—1875）〕又译为“莱伊尔”，英国地质学家，地质学的奠基人。主张地质渐变论，其主要著作《地质学原理》标志着经典地质学的成熟。的《地质学原理》一书带在身边，说：“你这次旅行必须将赖尔的新著作带在身边，随时翻阅它，因为它十分有趣，但是你除了它所记载的事实以外，千万不可注意它，因为它的理论都是荒唐到极点的。”原来，赖尔在书中阐述了地球地层是缓慢变化的，而地表环境的变化使生物也逐渐发生变化。赖尔的理论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灾变说”的批判，而汉斯罗是相信“灾变说”的。达尔文在途中仔细阅读了这部著作。在旅途开始时，他相信“生物是根据上帝的计划而创造出来的”——在旅途中，他曾这样回答军官们向他提出的这类问题。但是，当他刚刚考察了第一个地点——佛得角群岛的圣特雅哥岛，发现地层越深，生物化石的结构越简单；地层越浅，生物化石越复杂，生物的演变不是记录在地层的发展史中吗？在事实面前，达尔文不能不为赖尔的理论所征服。因此，他写道：“这次调查使我相信赖尔的观点远远胜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著作中提倡的观点。”

综上可见，观察、搜集、分析大自然的事实，这是进化论思想萌芽的一个首要的因素。同时，我们知道，也正是这些客观事实，给一代又一代的自然科学家以坚定的信念，使他们不顾宗教势力的迫害和社会愚昧势力的歧视、打击，承先启后、不断地提出生物进化的观点。同样，正是依靠了大量的事实，进化论才赢得了成功。正如大家今天都清楚看到的，不管人们对进化原因如何解释，不管进化论可能怎样改变自身的形式，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事实总是抹杀不了的。

理论的升华

人类的理智从来不满足于“知其然”，总要弄明白“其所以然”，所以任何科学理论不可能停留在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必须对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给予合理的解释。实际上，早于达尔文很多年，人们发现生物演变的事实，就提出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恩格斯指出：“卡弗·沃尔弗〔卡弗·沃尔弗（1733—1794）〕德国胚胎学家。他详细观察鸡的胚胎发育，证明鸡的血管是逐渐形成的，为生物体各种器官的“渐成论”提供了有利的证据。主要著作是1759年发表的《发生论》。在1759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的东西，到了奥肯〔奥肯（1779—1851）〕德国自然哲学家。认为人是整个宇宙的缩影，是自然界发展的顶峰，精神规律与自然规律有相同之处。、拉马克、贝尔〔贝尔（1792—1876）〕又译为冯·贝尔，德裔俄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比较胚胎学的创始人。最大贡献是1827年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卵。主要著作《动物发生史——观察与思考》，指出所有脊椎动物的胚胎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关系越近，相似程度越大。在发育过程中，门的特征最先出现，然后是纲、目、科、属、种的特征。这一点后来在胚胎学上被称为“贝尔法则”。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1859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那么，为什么进化论到达尔文手里才初告大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从理论上正确地阐明了生物进化的机理。

物种是演变的，这是事实，可演变的原因是什么？物种为什么会变异？为什么物种竟然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呢？在达尔文之前，已有一些进化论者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但他们的解答或偏离事实，或过于牵强附会。达尔文总结、扬弃了前人的学说，并注意从其他学科的学术思想中吸取养料，经过多年辛勤的探索和紧张的思考，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以此来解释生物进化的事实。自然选择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和谐统一的内容：

（1）生存斗争的理论。生殖过剩与生存条件的有限这一矛盾是地球上的物种被淘汰的外在原因之一。

（2）遗传性发生变异的理论。虽然变异的机制并不清楚，但普遍发生变异的事实不容否认，达尔文以此说明物种演变的内在原因。

（3）适者生存的理论。生存条件一直在变化，如果物种的变异适合于变化的环境，那么就在生存斗争中取得胜利而发展；如果物种的变异不适宜于它当时生存的条件，那么就趋于衰减或灭亡。

这样，达尔文基于自然界本身的事实和矛盾，为我们大致描绘了生物进化的机制，各种关键的问题在他这里都有了比较合理的、有事实佐证的回答。新的物种怎么出现的呢？因为旧的物种会变异。很多物种为什么灭绝了？因为它们承受不住生存斗争的压力。为什么现存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是那么和谐呢？因为无数变异之中的某些变异恰好符合环境的选择。至于为什么低等类型的生物到处存在，达尔文写道：“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不一定包含进步性的发展——自然选择只利用有利于处在复杂生活关系中的生物的那些变异。”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达尔文在论证观点时，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没有像拉马克那样，把自己的学说大量建立在猜测之上。这样说是否意味着达尔文用事实解答了一切问题？不是。他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在于：一方面，当他并不能提供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的机制时，他便声明，目前的科学尚不能解开事实之谜；同时，他动用各方面的大量材料来证明这是事实。这样，虽没有解释“所以然”，但使大家还是容易相信他所说的是符合事实的。例如，关于变异的机制和遗传的机理，达尔文都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他承认：“我们对于变异规律深深地无知。我们能提出这部分或那部分为什么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的，在一百个例子中还不到一个。”关于遗传，他说：“遗传的法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未来科学的事情。”自己无法回答的，就不轻易猜测和下结论，以避免让无把握的猜测降低理论的可靠性。但变异和遗传的事实是客观存在、抹杀不了的，于是达尔文就将丰富的材料摆在读者面前，这就使人读来不能不信，而把对原因的探讨寄希望于未来的科学。另一方面，当他解释事实发生的原因，说明自己的理论时，尽量搜集各方面、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样做无疑增加了新理论的可信性。看一下他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其材料的丰富和翔实充满字里行间，不难想见达尔文驾驭事实的功力深厚和用心良苦。

达尔文的科学气质

达尔文回顾一生的道路时，曾谈到两种气质对他的帮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1881年，他告诉人们，自己遵循这样一条治学原则：“我曾坚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一旦事实证明这些假说不符合事实时，就丢掉我无论多么爱好的假设（而我不能反对每一问题成立一种假设），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别的办法。”考虑到当时宗教的社会习惯势力和神学的影响，考虑到研究进化论这一问题本身的难度，我们可以体会“保持思想自由”对达尔文是特别有意义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达尔文身上具体表现为富有怀疑精神和不自满、不保守。

无须说，他的进化论是对当时宗教神学观的叛逆，是大胆怀疑的产物。

他一生最感谢和尊重两位导师，一个是汉斯罗，一个是赖尔。他恳切地接受导师的指导，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持自己的风格，具有自己的思考。例如，汉斯罗认为缠绕植物的运动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一种盘旋生长的自然倾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对花房中栽培的攀缘植物的观察，提出：“卷须植物或攀缘植物的运动是一种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以获取较大的阳光面和较多的空气，利于生存和生长，不这样的话，它们很难生活下去。”又例如，赖尔关于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个火山口理论。人们相信赖尔，谁也不去怀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了疑问：“新的事实似乎不像赖尔所说的那样。”他认为珊瑚礁的形成与火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珊瑚虫长年累月筑成的。

后来他自己成了权威，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保守和谨小慎微起来，而是仍然富有怀疑和进取心。有一次，他读着刚出版不久的《血族婚姻》一书，作者引用比利时一位学者发表在权威杂志《比利时皇家学会会报》上的一段实验资料：用近亲的兔子交配许多代，丝毫没有发生有害的后果。人们对权威报刊上的文章，习惯于不去怀疑。但达尔文认为，这一实验报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写信给那家杂志，提出自己的见解，询问实验是否真实。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复，那个实验报告是伪造的。

达尔文从来不以伟人自居，他知道虚怀若谷对科学的价值。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贬低旁人的做法，面对别人的这种行为，他会直言相告：“反对您加在我们那些伟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惯常认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极为重要，至少在科学家方面是这样的。”

对自己的理论，他决不抱守一隅，而是不厌深思，反复琢磨。关于遗传的机制，他曾提出“泛生论”的假说，认为从身体各部输出一种名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细胞，以此解释身体的变化即获得性状向子代的遗传。这一假说发表后，有些学者提出异议，达尔文很注意这些批评。例如对意大利植物学家菲得利克·德尔宾诺（18331905）的批评，他表示：“他反对这个假说，但批评得公正；我发现他的批评很有用处。”此后，他们经常通信，讨论植物学问题。也正是在认真考虑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版中，删去了有关泛生论假说的论述。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略见他虚心、严谨的治学之风。当然，从他1842年整理出“物种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发表《物种起源》一书的事实，我们更能体会到他的“不厌深思”之“深”。

达尔文的第二个重要素质是他的观察能力。这似乎是他惟一那么自信的。他说：“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能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是在觉察那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众人之上。”这是没有疑问的。从他发表的许多著作中对动植物生态习性的描写，从他对物种与变种在形态与结构上微细差异的比较，我们不禁为他的观察能力叹服。当然，这一素质对达尔文的重要性也是不难理解的。对每一个博物学家和当时的进化论者来说，精细观察是进入研究的一个首要的、也是起码的条件。在达尔文，这真是个人能力与工作需要的巧妙适应。

达尔文还谈到，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另一重要素质，那就是兴趣，一种探究自然奥秘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达尔文热衷于与哥哥去采集标本、旅行、打猎和研究化学。他对功课不感兴趣，因而成绩不好。他在自传里说：“学校对于我的教育来说，是一个空洞的场所。”正是这种兴趣，致使他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时心不在焉，以后转入剑桥神学系，一边学神学，一边却跟着汉斯罗等生物学教授、地质学教授学习了许多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知识，并参加植物与地质考察队进行学术探险。正是这种兴趣，使他虽然在神学系毕业，但不愿当神甫，而情愿去参加艰苦的环球考察。也正是这种兴趣，使他后半生虽疾病缠身，还是不懈地研究。兴趣，给了科学巨匠源源不断的动力，激发出忘我工作的热情。

在自传中，达尔文这样总结自己为创立进化论奋斗的一生，“最重要的是，爱好科学——不厌深思——勤勉观察和收集资料——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达尔文的经验之谈，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858年7月1日，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伦敦林耐学会上分别宣读了他们的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科学的进化论由此诞生。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成为进化论的创立者。进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物种不变论”的传统观念，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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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严雅屏： 达尔文进化论认为生物之间存在着生存斗争,适应者生存下来,不适者则被淘汰,这就是自然的选择.生物正是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地进化着、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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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严雅屏： 简称进化论,是生物学最基本的理论之一.进化(Evolution),是指生物在变异、遗传与自然选择作用下的演变发展,物种淘汰和物种产生过程.地球上原来无生命,大约在30多亿年前,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了原始生命,其后,生物不断的进化,直至今天世界上存在着170多万个物种.生物进化论最早是由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提出的,在其名著《物种起源》有详细的论述. 进化论有三大经典证据: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和胚胎发育重演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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