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国政权大一统史观下的一个插曲

作者&投稿:衡冒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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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朝代历史和“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中晚唐在很多人心目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衰落和混乱的时期。至此,开元天宝盛世留下了内忧外患、财政拮据等种种尴尬,直到宋朝才得以扭转。于是,“盛唐”的象征备受推崇,而宋朝则被视为“弱宋”,受到冷落。至于夹在转型期中间的中晚唐,则被晾在一边。只有“唐宋变革论”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但更多的是因为它“催生了宋朝”,而不是因为它本身的价值。


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段长期被忽视的历史才有了更大的挖掘空间。不考虑正统的历史观,这个“乱世”其实更丰富:安史之乱后,随着中央政府的衰弱,地方、边疆、边缘群体更加活跃和活跃;贵族家庭受到战争的打击,导致社会的文化力量下沉,大众宗教和大众文化兴起。所以这些年的研究热点多来自新出土的资料之外的传世文献来一窥当时正史书写之外的生活世界,或者换个视角,从局部的角度看全局。明路的《长安与河北》一书,在充分利用新材料的同时,着眼于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或许能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一关键的“唐宋变革”。


竞争性话语


俗话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史料并不丰富的中世纪更是如此。那些与正史相矛盾和不同的史料很难留存,那些不符合正统历史观的记忆不仅被遮蔽,甚至可能永远无法还原。所以,要想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首先需要一种“知识考古”,尽力挖掘出那些失落的声音。具体来说,一是要关注新出土的材料;第二,要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传世文献;第三,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引入新的方法和新的视角。中晚唐相关史料不多,便于深入分析,但正因如此,没有批判的眼光很难发现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在正统中一直被用来证明权力一元化的话语,在现实中却很容易适应多元的权力结构,被各方用来建构自己的合法性。五星党的天象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被视为王朝革命的重要预兆,但在安史之乱时却被用来证明起义的合法性。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命运”的预兆是福是祸,取决于它是否“有德”。当然,各方很容易根据自己的优势做出相应的解释和回应,但值得补充的是,这也是因为中国文化自周朝开始就确立的强烈的“自力更生”原则:福祸是自己行为的结果,但归根结底与天命、神仙无关。


这样,在一个失范的社会里,原有的规范已经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反过来,人们选择一些话语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这一点在不同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尤为明显:“忠”本来是君臣之间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安史之乱时太多人投敌,严刑峻法势必驱鱼出源。朝廷中甚至出现了对“二臣”的普遍同情,人们用“护家”、“护智”、“为全”等说法为其辩护。这是一个“忠”的义务已经不是绝对的时代,比起君主来,更重视家族甚至自己这样的小共同体,一般被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不仅如此,当时的“忠诚”还隐含着一种双向契约


于是,在宋代向帝制的过渡中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以皇帝为中心的朝廷实权相对下降,但象征性权力却有所上升。因为造反派最终无法建构一套可供选择的法律话语,而人们在混乱中需要一个秩序的核心作为符号。这就好比在春秋时期,虽然周的军事实力不及一个小诸侯,但春秋五霸都得用他的名义行事。唐朝中后期,河北的藩镇也是如此:一方面桀骜不驯,但另一方面又需要朝廷的认可,以加强自己权力来源的合法性。秋敏锐地意识到,“德政碑的授予,为唐朝重新界定中央与藩镇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象征性武器”。


然而,有必要指出,法院的这种象征性权力也有其局限性。这不仅是因为《德政北》毕竟主要写的是政治景观,而且在一个文盲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它的受众很可能仅限于当地社会的文化精英。更重要的是,朝廷并不具备执行自己意图的实力,所以一旦其象征性权力被授予,就有可能被藩镇反过来利用,以加强抵抗朝廷的实力。


这本书强调,藩镇对朝廷的感情很深,对朝廷的忠诚与我们使臣的忠诚是同构的。所以,这是河北缓冲城镇讨论自我权力合法性的出发点,但确切地说,这种同构本身并不一定保证中央权力的渗透。日本社会只强调“忠”而不强调“孝”,但幕府将军仍因明治而挟持天皇。在复杂的权力结构层级中,还可以运用黄宽所强调的“内皇外臣”模式,将上面授予的合法性变成积极图谋独立的手段,甚至通过重新诠释“忠君”来为自己辩护,比如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以“峻青一方”名义发动的叛乱。在这样一个时代,一股势力几乎总是有可能找到某种话语来捍卫自己的权力。关键不在于这些竞争话语本身,而在于社会的权力结构。


没有权利保护的游戏


河北的藩镇无疑有着强烈的反叛倾向,但邱却强调了他们往往被忽视的一面:对朝廷的依赖,这既揭示了双方博弈的复杂交织,也意味着视角从中央政府落到了地方政府。再者,这凸显了双方行动的有限边界和选择,就像两只刺猬在冬天互相取暖,必须不断小心调整距离。这个过程势必迫使人们学会理性权衡和判断利益,切实选择最有利的立场。正如考古学家戈登蔡尔德在谈到中东早期帝国的危机时所说:“这些帝国的摇摆不定暴露了一个内在矛盾:臣民反抗的持久性是衡量他们对帝国利益,甚至可能是帝国价值感恩的标尺。想必帝国创造的效益应该远大于帝国的无能;但现实中,像萨尔贡这样的帝国,直接摧毁的财富可能比间接创造的财富还要多。“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复杂博弈中的各方来说,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对象:追随、取代还是利用?法院也是如此。是征服,承认还是安抚还是收买?


就法院而言,妥协本身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相当于默许了对自身权力的限制,与正统观念背道而驰;也就是说,这种妥协不是“应该怎样”,而是“应该怎样”的结果。即使双方对此都不是很满意,但这是在不断试错下,双方都能接受的局面。在这样的拉锯中形成的“和硕故事”,其本质是朝廷维护自己的尊严,获得自己的“空”;河北的缓冲城镇能够“从我们自己那里继承我们的时间”,并获得他们的“现实”。经过反复的冲突,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意识到有些边界是无法跨越的,从而实现了事实上的分权结构。


在当时唐朝的形势下,安史之乱之后,整个帝国并没有走向瓦解,这是令人惊讶的。虽然很多以藩镇为主的组成单位看到了机会,纷纷另立门户,开始追求自己的利益,迫使朝廷在资源分配上让出更多的权力,但直到唐朝崩溃,才有了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除了当时南方江淮的资源支撑,唐廷军吸纳能力的加强,以及对藩镇的妥善应对之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恐怕就是藩镇本身的划分。


不可否认,河北的藩镇多次联合出兵造反,尤其是在朝廷的行为威胁到他们共同利益的时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往往取决于我们使节的个人联盟,这是对特定情况的临时反应,并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安排。法律学者龚涛曾指出,“习惯”一词的含义是模糊的,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至少有七种不同的含义。在中晚唐背景下,《和硕故事》所谓的“约定”,大概只是指“朝廷和各省诸侯的共同默许”,而从未像英国《大宪章》那样,被巩固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事实。


历史证明,随着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保持双方的动态平衡越来越难。矛盾的是,局面的最终改变,与其说来自朝廷的实力增加,不如说来自藩镇内部,这就是所谓的“兵骄”:在唐中后期的藩镇,解帅不得不维持部下的忠诚,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只有不断给予官兵更丰厚的奖赏,但奖赏增加的结果却是边际效益递减,这最终演变成了晚唐时期骄横兵变把经理变成了儿戏的局面
明路认为,和硕藩镇的保守和迁都使其满足于半独立的政治地位和既得的经济利益,缺乏进一步争夺天下的动力,这也是内部“经济暴动”频发的根本原因。但如果和欧洲的历史相比,恐怕也是因为缓冲城镇本身破坏了政府军事体系,导致了军队的职业化。对于普通士兵来说,战斗已经成为一生的事业,甚至是一门生意,他们也在理性评估,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但从唐末到五代,再到北宋最终统一,中国走的路与西方不同:随着权力中心的复兴,用软和硬之手,打破各个地方权力,并对其进行制衡,导致君主专制的兴起。这种情况既不同于历史上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职业军队出于私利任意废除君主,也不同于英国贵族强迫国王签署《大宪章》的分权安排,更不同于日本幕府与天皇的分权安排。而是皇权依靠科举制度选拔文官治理国家,成功驯化了士兵,扫除了贵族、家族甚至缓冲城镇。


就此而言,这次“唐宋之变”可以说是重复了一千年前“周秦之变”的一些特征:拥有“土地、城市、百姓、官吏、军车”的半独立政治势力经过反复博弈,回归了统一而不是制度化的分权。宋太宗太原城的平毁,表明复兴的中央政府再也不能容忍分权,可以说预示着封建制度的彻底崩溃,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再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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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花园区18920413115: 怎么看待以上下这段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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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花园区18920413115: 汉武帝大一统的历史意义 -
易葛痢特: 政治:在政治方面,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削弱汉初分封的诸侯国势力,加强监察制度等.汉武帝还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设刺史、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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