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史学家为什么要杀史官？

晋朝史学家为什么要杀史官~

有这几个原因：
其一，一楼说的，陈寿是原来是蜀国的官员，后来蜀灭亡后，随后主一同入晋朝为官。难免会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想法。
其二，古人对忠诚节义什么看重，司马氏并不属于正统，而时通过谋朝篡政从曹魏（曹魏也不是正统）那里夺来的，作为一向以正统自称的蜀汉臣子来说，他肯定不会承认的，不过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
其三，陈寿这个人很正直，遇事不避，做为史官就是要把事实写出来，在加上当时的晋朝朝政黑暗，官员腐败不堪，所以他就直接认为是这个朝代的领导者不服责任。
希望对你有帮助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
在 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夏商周
在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已设置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 太史令 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
商周时代， 甲骨文中有“ 作册”、“史”、“尹”等字。《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即史的初义是指古代记事之官吏，即史官。金文有“ 作册 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 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 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 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 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有五史。
（一）大史 职位很高。新王登基，大史参加策命典礼。王为国家大事有时还会访问大史。如《国语·晋语》载胥臣曰：“文王访于辛、尹（ 辛甲、尹佚，二人皆周大史）。”有时大史还命令百官规诫王的缺点，如《 左传》襄公四年载：“ 魏绛曰：昔周 辛甲之为大史也，命 百官箴王缺。”此外，大史还掌记录时事，保管 文书等。
（二）小史 秩卑， 金毓黻说：在古代史籍中一般称之为“史”。《周礼》云：“凡国事用礼法时，佐大史，掌其小事。”
（三） 内史其秩最尊。《周礼》说内史掌策命诸侯及孤卿大夫，掌书王命。如《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 侯伯。”有时，内史还奉王命出使 诸侯国，《 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周内史叔兴骋于宋。”
（四）外史 秩卑，《周礼》云其职务是“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
（五） 御史秩卑，又一名 柱下史。其职务是掌管图书等。
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 内史、外史、 左史、 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刘知几：《 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
秦汉以后
秦汉以后史官制度的演变。
汉承秦制，至 武帝时置 太史令，以 司马谈任其职。谈卒，其子司马迁继其任。司马父子，是为西汉著名史官。迁卒，知史务者皆出于他官，而太史不复掌史事，仅限于天文历法职掌范围。这是古代史官职责的一大变化。汉 武帝置史官，除 太史令外，似在宫中置 女史之职，以记皇帝起居，故有 《禁中 起居注》； 东汉因之。后世以“起居”作为史官的一种职掌和名称，与此有很大关系。 东汉时，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 班固以 兰台令史之职撰述国史。三国 魏明帝置史官，称 著作郎，隶属中书。晋时，改称大著作，专掌史任，并增设佐 著作郎人，隶属 秘书。宋、齐以下，改佐 著作郎为 著作佐郎。齐、梁、陈又置修史学士（亦称撰史学士）之职。十六国、北朝，大多设有史职，或有专称，或杂取他官。其体制、名称，多源于魏、晋而有所损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古代史学形成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 正史”撰述尤为兴盛，故史官当中，名家辈出，被誉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其间，关于起居之职，魏、晋以著作兼掌。北齐、北周，著作、起居二职逐步分开。 隋炀帝时，以著作如外史，于 内史省置 起居舍人如内史。
唐代，因正式设立了 史馆，史官制度乃趋于规范化。 史馆以 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著名政治家 房玄龄、 魏徵、朱敬则，著名史学家 刘知几、 吴兢，著名文学家、思想家 韩愈，著名诗人 杜牧等，都先后参与 史馆工作，并担任各种修史职务。自 史馆设立而以 宰相监修史事，由是 著作局始罢史职，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变化。唐初，于 门下省置 起居郎，后又在 中书省置 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 起居注送交 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五代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损益，其名称虽因代而异，而职掌略同。其中以宋、清两朝较为繁复。宋有国史院、实录院、 起居院和 日历所，各有史职。辽有国史院，金有国史院和记注院，元有翰林兼国史院，明以 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国史、图籍管理与侍读等职，以 国史馆、实录馆掌纂修事，以 起居注衙门掌起居之事，其史职则多以他官兼任。
史官与帝王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 刘知几：《 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 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只有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由太史负责的时候，史官有记载特权，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记载。
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 秉笔直书”好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操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 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起居录则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严格把控与记载，早在周已有，那是称为“ 内史”。历经 秦汉魏晋南北隋唐宋……而不衰，皇帝皆无权干预，但这种风气却被 李世民打破。至此以后，有唐以来，帝王阅著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

陈寿，233年（蜀汉建兴十一年）出生于安汉县城（今南充市顺庆区）内，297年（西晋元康七年）卒，终年65岁。陈寿出生时，正是魏、蜀、吴三国鼎立对峙，战争频仍之际，还在他出生之前，父亲即已投入到军旅之中，后来逐渐做到了高级统兵将领马谡的参军。因街亭之战其父便退出了行伍，回到安汉老家。陈寿自幼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父母十分重视把他培养成德才兼备的人。因此，不惜花费家资，特地于治西果山脚为他修建了读书之所“万卷楼”，并聘请了当地名儒担任塾师。

正当陈寿仕途遇挫之际，他的父亲去世了。在办理丧事期间因极度悲伤和操劳过度，他也病处卧床不起。不得已，只好让侍婢为自己调制药丸。谁知此事为乡里所知，世人讥贬他触犯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清规戒律。就这样，陈寿再度遭到沉滞，累年不得升迁。他不辜负双亲的殷殷重望，尊师重道，勤学不辍，好问善思，学业不断精进。大致在238―257年（后主延熙中后期），他以其淳朴敦厚的品行和优秀的学业，告别父老，来到当时的蜀汉首都成都，进入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学习。其时，名士秦宓的高脚弟子、蜀中大儒，西充国县人谯周，在成都担任蜀汉中央的典学从事，并亲自为太学生传道受业。谯周自然也就是陈寿的老师了。

在太学里，陈寿勤奋研治先秦儒家经典《尚书》和《春秋三传》，学习先代名主贤君的治民兴国之道。他尤其锐意于现代史，不厌其烦地精读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并旁及于先秦以来的各种典籍，常至夜阑人静仍独对孤灯，端坐在学堂里。谯周十分器重这位弟子，故常常不辞疲困伴他夜读，因材施教，答疑解惑。陈寿聪警敏识，凡读书不论如何艰深，都能过目而明了其宏旨要意，且擅长撰著，作文内容实在而文辞富艳。因此，他备受太学师生嘉赞，被喻为孔门七十二贤中工于文学的了游、子夏。263年，司马昭分兵三路大举攻蜀，此时蜀军已无抵御之功，最后不得不投降称臣于曹魏。264年，蜀汉灭亡。向来忧国如家的陈寿便返归故里，深居于万卷楼，把亡父之奄，黜废之怨、灭国之痛，深深埋进书山，沉入墨海......就这样，陈寿在安汉老家度过了近十年的寒窗生活。

我们知道陈寿的老师是谯周；陈寿在蜀汉任职观阁令史（就是个和史官很接近的职务）；因为黄皓弄权几次被贬官；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因马谡失街亭连坐，被剃了光头；诸葛瞻又瞧不起陈寿。至于陈寿为什么从益州来到晋朝的都城洛阳，根本就没有提，而我们知道司马昭灭蜀汉后，为稳定益州人心，采取蜀人治蜀的原则，将原蜀汉官员非蜀籍的基本都调离益州，留下蜀籍官员，而陈寿偏偏是出身巴西郡的蜀籍官员，应该留在益州做官。陈寿是什么原因离开益州到洛阳去的？只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自己要去的，二是朝廷征召。一个亡国的已经36岁的小官员有兴趣远离家乡到毫无官场背景的晋朝首都洛阳去吗？不可能!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朝廷征召，朝廷征召一个益州人士干什么？265年，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而自立，建立西晋王朝，改年号为泰始。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实现消灭孙吴，统一全国的宏大目标，于是广泛网罗人才，叙用魏、蜀遗臣及先辈子弟的措施。268年（泰始四年）仲春，晋武帝在华林园与群臣宴会，席间，晋武帝让大家荐贤举才。群臣中有一位领武陵太守的襄阳人叫罗宪，早年与陈寿同为蜀汉太学学友，也很富有才德。罗宪极言陈寿等人学行，盛推宜加叙用。晋武帝当即下诏，命陈寿等速入京洛。在太学完成了学业以后，陈寿开始进入了他的仕宦生涯。延熙末，他应命担任卫将军（属第二品，位次于三司）姜维的主簿，典领文书，办理日常军务。之后，他又先后调任蜀汉中央图书馆东观任秘书郎，和侍从皇帝、传达诏命的显职黄门散骑侍郎。

经过对魏延大败费曜和郭淮，费?被刺等蜀汉几个重大事件的分析，我们发现《三国志蜀书》部分的简略写作手法不完全是缺乏史料的原因，而很大的可能是陈寿故意为之。这还不够，陈寿这伟大的著史哥们，还整了一个让古今无数历史学者目瞪口呆的记载：蜀汉不置史。《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偏偏同在《后主传》中却又有完全与此矛盾的记载：“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於是大赦，改年。”同一个传记中出现如此重大的相互矛盾的记载，笔误？怎么可能!？故意？!根据陈寿一贯的善意曲笔作风，我们相信，出现如此重大的矛盾叙述，其中必然存在重大隐秘!!今天我们就试着来揭开陈寿这个“国不置史”其中隐藏的巨大秘密。陈寿作黄门散骑侍郎时，正值蜀汉国力日削，北边曹魏强兵逼压的危急之秋。而后主终日荒嬉，不预朝政，宦官黄皓借机专擅威权，蜀汉政治陷入空前混乱之中。刘禅的弟弟刘永，对黄皓专政十分不满，刘禅竟然听信阉坚谗言，把刘永逐出朝廷，迁到地方做官，并不让他回都城。大将军姜维见黄皓大树朋党，权势熏天，曾建议刘禅除掉黄皓以保长治久安，而刘禅根本听不进去。黄皓因此更加仇恨姜维。陈寿也因不愿趋附而仕途受挫。

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中国历经汉末以来百余年的分裂，重归统一。为了政治上的需要，陈寿便现无旁贷地担当起了研究和撰著三国史的重任。他不舍昼夜地大量搜集整理三国时期的档案文献，四出访问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民间传闻歌谣，踏访三国名人遗迹，考核旧史所达人物姓氏年里、官爵行事，开始进行一部传大的历史巨著《三国志》的撰著工作。历经十年艰辛，大致在太康十年之前，才基本完成。这部书共有六十五卷，外《叙录》一卷（已佚），总计近37万字，简明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之后，陈寿又进行了修订补正，直到病死洛阳炎止。因此，可以说，《三国志》的撰写成功，前后历时近二十年，在陈寿寿六十五个春秋的生命途程中，他把三分之一的心血都倾注到了这部不巧之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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