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和1898年,大足发生谁领导的两次反外国教会侵略的武装起义

1890年和1898年,大足发生谁领导的两次反外国教会侵略的武装起义~

余栋臣（1851～1912）清反洋教起义领袖 　　清末民初大足县人（今重庆市双桥区通桥镇）。余出生贫寒，自幼习武，曾两次参与打龙水镇法国教堂，并为两次反洋教斗争首领。光绪十六年（1890年），第三次捣毁法国教堂，还发布檄文，声讨洋教，并攻占龙水镇。其后，清军前往围剿，余部因力量悬殊，起义失败。光绪二十四年（1898），余被捕获救后招募兵士，制造武器，再次发动起义，义军很快发展到6000余人，余被选为首领。义军发布檄文，提出“扶清灭洋”、“除教安民”等口号。8月上旬，余下令出兵。义军北攻铜（梁）安（岳），南击永（川）江（津），东略重庆，西指内江。所到之处，教堂一律捣毁，得到群众普遍拥护，一时间，余威名远扬，成为反洋教英雄。同年12月，在清军镇压下，起义失败，余请降，被长期监禁于成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余被释还大足。不久，被川军第一师师长周俊捕杀于永川南门。

　　宗教自古有之，恩格斯认为，世界古代社会的基督教，是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大约从公元
　　2世纪起，统治阶级成员加入基督教，基督教逐渐成为国家的宗教，基督教亦就逐渐成为统治
　　阶级赖以驯驭人民大众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压迫工具。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少数传教土以“传教”为幌子，执行本国政府的意志，推行其对华文化侵略政策。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华的传教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这场战争。1840年3月，英国政府决定远征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狂妄地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失败。”~2j(七天主教南京教主艾维克为朴鼎查提供大量军事、政治情报。1844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箨订《黄埔条约》，使列强获得保护天主教堂的条款；1858年，列强通过《天津条约》，取得了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的特权。
　　在条约制度的保护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教士纷纷涌进中国。从1846年起，天主教
　　在澳门、南京、北京设三个主教区，在陕西、山西、山东、湖广、江西、云南、香港等地设立代主教区。到19世纪末，在华天主教传教士达800人，教徒达70万人；在华的基督教士由墙44年的
　　31人，发展到19世纪末的1500人，教徒约8万人。此外，沙俄的东正教士亦纷纷涌进我国东
　　北地区。传教七在华所制造的“民教”冲突事件，其本质是侵略与反侵略、奴役与反奴役、压迫
　　与反压迫、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冲突”。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国，首先是建亩：教堂。建市教堂包括“还堂”与“建章”。所谓“还堂”，即强迫交还鸦片战争前被清政府没收的天丰教等教堂、几十年过去，原有的教堂不复存在，传教士依仗特权，或对绅民拥有的“高华巨窒，硬指为当年教堂，勒逼民间让还”，或将“会馆、公所、庵堂”，“抵作教堂”。这类事件在山东济南、泰安等地时有发生。
　　所谓“建堂”，即传教士所到之处建立新的教堂。传教士“谋田地房产，不先禀商地方官，硬立契
　　据”的事件几乎遍及全国各省。最典型的事例要算“充州教案”。80年代末，德国圣言会教主
　　安治泰企图在儒家思想的发源地鲁南地区建立兖卅l教堂。德国传教士的“建堂”举动，理所当
　　然地遭到山东人民的反抗，他们愤怒地驱逐了安治泰及其德国领事。德国在兖州建堂一事，直
　　至1897年巨野教案发生后，依仗本国的军事力量才得吼实现。
　　附：1 兖州 教案：山东省曲阜师范兖州校区北校院的所在地，原来是兖州教堂的地盘，当年的兖州教堂面积据载南北长 368米，东西宽216米。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天主教堂之一。现如今保留的兖州教堂残留建筑，只是其北端的教主楼一小部分，教堂的豪华壮丽，堪称当年兖州及周围地区的一道风景。正是这座兖州教堂，在历史的建造过程中，曾经暴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兖州教案。也写下了古地兖州人极有血性的一页。

　　兖州教堂最初是有一名德国传教士安治泰于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创意建造。他先在兖州城里偷偷买了一户姓吕人家的住宅用作传教场所。此事被当地发现后，以兖州明贤汤诰等人为首，在兖州城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洋教风潮，他们不但组织人四处张贴标语“斩杀汉奸以清内乱，驱逐洋教以靖外忧”，还拿起棍棒四处巡逻，扬言见到传洋教的就割耳、断手。吓得安治泰等人还没来得及做更大的动作便落荒而逃。

　　一年之后安治太再次来到兖州买房建教堂，这一次买了一户人家的房基地准备建教堂，结果是百姓们知道后封锁起城门，高喊着要捉拿买房的汉奸，不但没让教堂建成，还用最快的速度在建教堂的房基地上建起了一座考棚。

　　对于兖州人坚决不让在城里建教堂，当时的总理衙门也就是清政府的外交部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信从孔圣之教，备极尊崇，兖州孔子故里，亦儒教根本之地，若欲在该处建立教堂，非但本地人忿忿不平，即天下之人亦闻而惊骇”。用当地老百姓的说法是：洋教属于歪门斜教，是专门鼓惑人心、离经叛道的祸害。所以无论如何在地靠孔圣人故里的兖州，决不能让他们随便建成教堂。所以尽管数次筹划、想各种方式在此建教堂，但要么来人被痛打一顿赶出城外，要么临时传教场所被一夜拆除。

　　一直到1890年，安治太回德国受到徳皇的接见，并取得了在山东的护教权。为此德国公使司艮得专程赶到兖州，以威胁恐吓提出要在这里硬建教堂。结果兖州城里立刻又刮起了一场反建教堂的风暴。城里和乡下老百姓知道消息之后，“街上的人群数也数不清，，，，，就像滚滚海水震荡起伏，洗马地就象黄蜂窝一样，人们拼命往那里钻，那里是分发武器和策划阴谋的地方口，”震耳欲聋的粗野叫骂声和锣鼓声此起彼伏，吓得德国公使连话也没说几句再一次狼狈逃窜。

　　一直到后来，安治太在一干大员的陪同下领着一伙人到了兖州，地方百姓根本不理那一套，又是蜂拥而至，将他们团团围住。就连地方要员兖沂曹济道员姚协赞也不敢当面应承。结果出门时安治太的一个随从表示不满，引发众怒，随从当场被群众打的鼻青眼肿，县太爷被直接推倒在桌子底下，安治太硬是被人从轿子里拖了出来，挨了一顿臭揍。用当时地方官的话说，“百姓并为一心，势有蹈死不悔之势”。

　　兖州教堂的对峙一直持续了十年，当地老百姓硬是没有让洋人在此建成教堂。后来到了1895年。那时德国正在寻找瓜分中国的理由，在一份报给徳皇的公文中，公开表示兖州不让建教堂，就可以成为进攻的理由。软弱的清王朝腐败统治者在德国武装占领了青岛之后，不得不做出让步，再加上当时又发生了杀死德国传教士的巨野教案。德国取得了在山东的殖民地权利。1897年，历时十年的兖州教堂案终于落下了大幕。伴随着国弱和屈辱，在清政府的武装保护下，德国统治者终于在兖州城里建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天主教堂。
　　2 曹州教案：1897年山东曹州巨野县群众与德国传教士发生冲突而酿成的案件。又称曹州教案。为当时重大教案之一。案发后清政府被迫与德国签订《胶澳租界条约》。19世纪90年代，德帝国主义积极向远东扩张。1890年，它从法国手里夺得鲁南德籍传教士的保护权，并竭力利用传教士为其侵略服务。1896～1897年德国两次向清政府要求租借胶州湾，均遭拒绝。德皇威廉一世意欲诉诸武力，首相荷享诺劝其忍耐，认为一二年后教案问题可以作为德国行动的借口。
　　曹州公众对德国传教士唆使教民欺压民众，素怀不满。1897年11月 1日夜大刀会惠潮现、雷继参等人到巨野县磨盘张家庄教堂，杀死在该堂留宿的德国圣言会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与此同时，寿张、济宁、单县、城武等州县，亦发生毁堂、殴逐教士、教民事件。案件发生后，清政府立即派司道大员前往查办。但德国于11月6 日命令驻扎吴淞的德国海军提督棣利士率舰队开到胶州湾，占领要隘、城市及其他据点。11月10日德驻华公使海靖向清政府提出六点无理要求,清政府全部接受,并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山东巡抚李秉衡撤职；赔偿教堂损失白银3000两，中方代建教堂3 座（每座造价白银6.6万两），教士住宅7处（造价共白银2.4万两）;降谕保护德国教士；惠潮现、雷继参两人处死,萧盛业等3人监禁5年；允许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并享有修筑胶济铁路和开采沿线30里的矿产特权。从而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中法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秘密结社参与的教案大量增加，人民的反洋教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参加斗争的群众主要是城市贫民、码头工人、民船水手、散兵游勇和游民，而哥老会则是他们有力的依托。1890年，余栋臣领导的四川大足人民反洋教的武装起义，把斗争推向高潮。大足县龙水镇的天主教传教士破坏传统的灵官庙会，教堂被群众捣坏。后来，教堂在施工过程中有工人死亡，因此与群众发生争执，再次受到破坏。于是，天主教徒蓄意袭击参加灵官庙会的群众。哥老会首领余栋臣打抱不平，率众起义，捣毁教堂房屋十余间，殴毙教民九人，川东一带闻风响应。他们发布檄文，痛斥帝国主义“无法无天”的罪行，同时揭露封建官吏“助桀为虐”的丑恶嘴脸。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战斗。1898年余栋臣再次举起义旗，提出“顺清灭洋”、“除教安民”、“誓雪国耻”、“但诛洋人，非叛国家”等口号。起义军辗转30余州县，焚毁教堂、教会医院20余处，给教会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1891年5月，安徽芜湖流传当地天主教徒迷拐幼孩、挖眼制药的谣言和揭帖，群众在哥老会的指挥下摧毁了教堂、教会学校，并攻打海关。芜湖教案立刻在长江流域引起连锁反应。安徽和州、安庆、广德等地相继发生围攻教堂事件。6月以后，风潮蔓延至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等省的数十座城市和广大农村，在会党的领导下纷纷发起反洋教的暴动。列强纷纷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它们在华“可以出动的炮舰都出动完了”。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花了极大气力才把这股持续四个月的风潮平息下去，并且屈从列强的要求，分别以赔款、惩凶、处罚地方官结案。

从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列强侵略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洋教斗争是由以驱逐异端为主线的两种文明冲突开始的。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也发生了量与质的变化：一方面发生教案的区域明显地扩大，另一方面则是人们的反教与反侵略日益结合起来。但同时，反洋教斗争也张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消极成分，而其斗争方式现在看来也有不少是愚昧落后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低估反洋教斗争的历史作用。与世界隔绝已久的中国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与基督教的时候，只好拿起传统的武器去对付强大的野心勃勃的西方列强，借以救亡图存，因此其局限性和落后性是在所难免的。人民群众在斗争中逐渐提高认识，不断把斗争推向高潮。首先，看清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阴谋，从而把反洋教和反侵略斗争结合起来。其次，看清了官绅们的反动面目，提出“不受洋人荼毒，亦不受长官欺凌”的口号，使反洋教斗争具有了反侵略反压迫的双重性质。再次，从行动上把反侵略与反压迫的斗争结合起来。反洋教斗争从“民教相殴”的骚乱，发展到有组织的武装起义，斗争情绪越来越高涨，以至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

余栋臣
他是富绅蒋赞臣的表兄，1890年蒋赞臣被县令认为是反教的领导而捉拿，逃入余栋臣家。余遂率人进攻龙水镇，杀死教民11人,毁房200余家。邻近的马跑场、蒋家坝民众，也焚毁教堂，群起响应。四川总督刘秉璋派桂天培带兵到大足镇压。嗣后，蒋赞臣投降官军，而余栋臣则率军转入山区坚持斗争。1898年4月，巴县知县王炽昌诱捕余栋臣,械送荣昌县监禁。消息传出，人心激愤。蒋赞臣、唐翠屏、张桂山等率众数百人劫狱营救，将余栋臣拥归大足。
余栋臣当即宣布起义。哥老会党人踊跃参加，不到10天，聚众6000多人；推选余栋臣、蒋赞臣、唐翠屏等为正副首领。5月捕获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华芳济为质,并公布其包揽词讼、强买田产等罪行。发布檄文，痛斥列强罪恶，宣称“自古夷狄之横，未有甚于今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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