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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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是要写成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
一是通过编写历史,“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企图为政治服务。也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拓展资料: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 资治通鉴
出自《周纪》卷二，选自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
原文：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
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译文：
臣司马光曰：信誉，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法宝。国家靠人民来保卫，人民靠信誉来保护。不讲信誉无法使人民服从，没有人民便无法维持国家。所以古代成就王道者不欺骗天下，建立霸业者不欺骗四方邻国，善于治国者不欺骗人民，善于治家者不欺骗亲人。只有蠢人才反其道而行之，欺骗邻国，欺骗百姓，甚至欺骗兄弟、父子。
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一败涂地。靠欺骗所占的一点儿便宜救不了致命之伤，所得到的远远少于失去的，这岂不令人痛心！当年齐桓公不违背曹沫以胁迫手段订立的盟约，晋文公不贪图攻打原地而遵守信用，魏文侯不背弃与山野之人打猎的约会，秦孝公不收回对移动木杆之人的重赏。
这四位君主的治国之道尚称不上完美，而公孙鞅可以说是过于刻薄了，但他们处于你攻我夺的战国乱世，天下尔虞我诈、斗智斗勇之时，尚且不敢忘记树立信誉以收服人民之心，又何况今日治理一统天下的当政者呢！
扩展资料
《资治通鉴》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
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这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资治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资治通鉴
2 司马光（1019－1086）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现在属山西省）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进土。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局续修。神宗时赐书名《资治通鉴》。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永兴军（现在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成书。他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传郎，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资治通鉴
开放分类： 书籍、历史、编年体通史、司马光、中国文化史
目录
• 【《资治通鉴》介绍】
• 简介
• 对《资治通鉴》称誉
• 历史背景
• 名字的由来
• 【作者简介】
• 【书摘】
【《资治通鉴》介绍】
《资治通鉴》General Mirror for the Aid of Government－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简介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约300多万字。《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对《资治通鉴》称誉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
如今了解司马光其人其书，学习和研究《通鉴》，有助于人具体地认识这部书在我国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有助于我们批判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的传统，也有助于今人以历史为镜子，为创建新社会新文化而积极工作。
历史背景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这部书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资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
名字的由来
司马光《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作者简介】
《资治通鉴》主编和主要执笔人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政治家、史学家，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司马光于君主为仁,做了具体的解说;对于君主的施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部著作,作为历代帝王的必修参考书.在民主年代可以做研究帝王思想的依据,也是商人和军事家以及一切领导者不得不潜心修习的好材料.
【书摘】
1） 峻兵入台城，司徒导谓侍中褚翜曰：“至尊当御正殿，君可启令速出。”翜即入上合，躬自抱帝登太极前殿；导及光禄大夫陆晔、荀崧、尚书张闿共登御床，拥卫帝。以刘超为右卫将军，使与钟雅、褚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庙。时百官奔散，殿省萧然。峻兵既入，叱褚翜令下翜正立不动，呵之曰：“苏冠军来觐至尊，军人岂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后宫，宫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见掠夺。峻兵驱役百官，光禄勋王彬等皆被捶挞，令负提登蒋山。裸剥士女，皆以坏席苦苫草自鄣，无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号之声，震动内外。
初，姑孰既陷，尚书左丞孔坦谓人曰：“观峻之势，必破台城，自非战士，不须戎服。”及台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无他。
时官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他物称是，峻尽费之；太官惟有烧馀米数石以供御膳。
或谓钟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仇，盍早为之计！”雅曰：“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各遁逃以求免，何以为臣！”
丁巳，峻称诏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导有德望，犹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峻自为骠骑将军、录尚书事，许柳为丹杨尹，马雄为左卫将军，祖涣为骁骑将军。弋阳王羕诣峻，称述峻功，峻复以羕为西阳王、太宰、录尚书事。
峻遣兵攻吴国内史庾冰，冰不能御，弃郡奔会稽，至浙江，峻购之甚急。吴铃下卒引冰入船，以蘧蒢覆之，呤啸鼓枻，溯流而去。每逢逻所，辄以杖叩船曰：“何处觅庾冰，庚冰正在此。”人以为醉，不疑之，冰仅免。峻以侍中蔡谟为吴国内史。
温峤闻建康不守，号恸；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对。庾亮至寻阳，宣太后诏，以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鉴司空。峤曰：“今日当以灭贼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将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峤素重亮，亮虽奔败，峤愈推奉之，分兵给亮。
后赵大赦，改元太和。三月，丙子，庾太后以忧崩。
苏峻南屯于湖。
夏，四月，后赵将石堪攻宛，南阳太守王国降之；遂进攻祖约军于淮上。约将陈光起兵攻约，约左右阎秃，貌类约，光谓为约而擒之。约逾垣获免，光奔后赵。
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
庾亮、温峤将起兵讨苏峻，而道路断绝，不知建康声闻。会南阳范汪至寻阳，言“峻政令不壹，贪暴纵横，灭亡已兆，虽强易弱，朝廷有倒悬之急，宜时进讨。”峤深纳之。亮辟汪参护军事。
亮、峤互相推为盟主，峤从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强，宜共推之。”峤乃遣督护王愆期诣荆州，邀陶侃与之同赴国难。侃犹以不豫顾命为恨，答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峤屡说，不能回；乃顺侃意，遣使谓之曰：“仁公且守，仆当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参军荥阳毛宝别使还，闻之，说峤曰：“凡举大事，当与天下共之。师克在和，不宜异同。假令可疑，犹当外示不觉，况自为携贰邪！宜急追信改书，言必应俱进；若不及前信，当更遣使。”峤意悟，即追使者，改书；侃果许之，遣督护龚登帅兵诣峤。峤有众七千，于是列上尚书，陈祖约、苏峻罪状，移告征镇，洒泣登舟。
陶侃复追龚登还。峤遗侃书曰：“夫军有进而无退，可增而不可减。近已移檄远近，言于盟府，刻后月半大举，诸郡军并在路次，惟须仁公军至，便齐进耳。仁公今召军还，疑惑远近，成败之由，将在于此。仆才轻任重，实凭仁公笃爱，远禀成规；至于首启戎行，不敢有辞，仆与仁公，如首尾相卫，唇齿相依也。恐或者不达高旨，将谓仁公缓于讨贼，此声难追。仆与仁公并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顷之顾，绸缪往来，情深义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众见救，况社稷之难乎！今日之忧，岂惟仆一州，文武莫不翘企。假令此州不守，约、峻树置官长于此，荆楚西逼强胡，东接逆贼，因之以饥馑，将来之危，乃当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仁公进当为大晋之忠臣，参桓、文之功；退当以慈父之情，雪爱子之痛。今约、峻凶逆无道，痛感天地，人心齐壹，咸皆切齿。今之进讨，若以石投卵耳；苟复召兵还，是为败于几成也。愿深察所陈！”王愆期谓侃曰：“苏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虽广，公宁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丧至不临，昼夜兼道而进。
郗鉴在广陵，城孤粮少，逼近胡寇，人无固志。得诏书，即流涕誓众，入赴国难，将士争奋。遣将军夏侯长等间行谓温峤曰：“或闻贼欲挟天子东入会稽，当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清野坚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必自溃矣。”峤深以为然。
五月，陶侃帅众至寻阳。议者咸谓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曰：“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即与之谈宴终日，遂与亮、峤同趣建康。戎卒四万，旌旗七百馀里，钲鼓之声，震于远近。
苏峻闻西方兵起，用参军贾宁计，自姑孰还据石头，分兵以拒侃等。
乙未，峻逼迁帝于石头。司徒导固争，不从。帝哀泣升车，宫中恸哭。时天大雨，道路泥泞，刘超、钟雅步侍左右。峻给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闻而恶之，然未敢杀也。以其亲信许方等补司马督、殿中监，外托宿卫，内实防御超等。峻以仓屋为帝宫，日来帝前肆丑言。刘超、钟雅与右光禄大夫荀崧、金紫光禄大夫华恒、尚书荀邃、侍中丁潭侍从，不离帝侧。时饥馑，米贵，峻问遗，超一无所受，缱绻朝夕，臣节愈恭；虽居幽厄之中，超犹启帝，授《孝经》、《论语》。
峻使左光禄大夫陆晔守留台，逼近居民，尽聚之后苑；使匡术守苑城。
尚书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为长史。
初，苏峻遣尚书张闿权督东军，司徒导密令以太后诏谕三吴吏士，使起义兵救天子。会稽内史王舒以庾冰行奋武将军，使将兵一万，西渡浙江。于是吴兴太守虞潭、吴国内史蔡谟、前义兴太守顾从等皆举兵应之。潭母孙氏谓谭曰：“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为累！”尽遣其家僮从军，鬻其环佩以为军资。谟以庾冰当还旧任，即去郡以让冰。
苏峻闻东方兵起，遣其将管商、张健、弘徽等拒之；虞潭等与战，互有胜负，未能得前。
陶侃、温峤军于茄子浦；峤以南兵习水，苏峻兵便步，令将士：“有上岸者死！”会峻送米万斛馈祖约，约遣司马桓抚等迎之。毛宝帅千人为峤前锋，告其众曰：“兵法：‘军令有所不从’，岂可视贼可击，不上岸击之邪！”乃擅往袭抚，悉获其米，斩获万计，约由是饥乏。峤表宝为庐江太守。
陶侃表王舒监浙东军事，虞潭监浙西军事，郗鉴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令舒、潭皆受鉴节度。鉴帅众渡江，与侃等会与于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该亦以兵会之。
丙辰，侃等舟师直指石头，至于蔡洲，侃屯查浦，峤屯沙门浦。峻登烽火楼，望见士众之盛，有惧色，谓左右曰：“吾本知温峤能得众也。”
庾亮遣督护王彰击峻党张曜，反为所败。亮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尔。”亮司马陈郡殷融诣侃谢曰：“将军为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为之，将军不知也。”侃曰：“昔殷融为君子，王彰为小人；今王彰为君子，殷融为小人。”
宣城内史桓彝，闻京城不守，慷慨流涕，进屯泾县。时州郡多遣使降苏峻，裨惠复劝彝宜且与通使，以纾交至之祸。彝曰：“吾受国厚恩，义在致死，焉能忍耻与逆臣通问！如其不济，此则命也。”彝遣将军俞纵守兰石，峻遣其将韩晃攻之。纵将败，左右劝纵退军。纵曰：“吾受桓侯厚恩，当以死报。吾之不可负桓侯，犹桓侯之不负国也。”遂力战而死。晃进军攻彝，六月，城陷，执彝，杀之。
诸军初至石头，即欲决战，陶侃曰：“贼众方盛，难与争锋，当以岁月，智计破之。”既而屡战无功，监军部将李根请筑白石垒，侃从之。夜筑垒，至晓而成。闻峻军严声，诸将咸惧其来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垒，必须东北风急，令我水军不得往救；今天清静，贼必不来。所以严者，必遣军出江乘，掠京口以东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帅步骑万馀四面攻之，不克。
王舒、虞潭等数与峻兵战，不利。孔坦曰：“本不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侃乃令鉴与后将军郭默还据京口，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以分峻之兵势，使郭默守大业。
壬辰，魏该卒。（第94卷）
2） 先是，高肇擅权，尤忌宗室有时望者。太子太保任城王澄数为肇所谮，惧不自全，乃终日酣饮，所为如狂，朝廷机要无所关豫。及世宗殂，肇拥兵于外，朝野不安。于忠与门下议，以肃宗幼，未能亲政，宜使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以任城王澄为尚书令，总摄百揆，奏皇后请即敕授。王显素有宠于世宗，恃势使威，为世所疾，恐不为澄等所容，与中常侍孙伏连等密谋寝门下之奏，矫皇后令，以高肇录尚书事，以显与勃海公高猛同为侍中。于忠等闻之，托以侍疗无效，执显于禁中，下诏削爵任。显临执呼冤，直阁以刀镮撞其掖下，送右卫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诏如门下所奏，百官总己听于二王，中外悦服。
二月，庚辰，尊皇后为皇太后。
魏主称名为书告哀于高肇，且召之还。肇承变忧惧，朝夕哭泣，至于羸悴。归至瀍涧，家人迎之，不与相见。辛巳，至阙下，衰服号哭，升太极殿尽哀。高阳王雍与于忠密谋，伏直寝邢豹等十馀人于舍人省下，肇哭毕，引入西庑，清河诸王皆窃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扼杀之，下诏暴其罪恶，称肇自尽，自馀亲党悉无所问，削除职爵，葬以士礼；逮昏，于厕门出尸归其家。
魏之伐蜀也，军至晋寿，蜀人震恐。傅竖眼将步兵三万击巴北，上遣宁州刺史任太洪自阴平间道入其州，招诱氐、蜀，绝魏运路。会魏大军北还，太洪袭破魏东洛、除口二戍，声言梁兵继至，氐、蜀翕然从之。太洪进围关城，竖眼遣统军姜喜等击太洪，大破之，太洪弃关城走还。
癸未，魏以高阳王雍为太傅、领太尉，清河王怿为司徒，广平王怀为司空。
甲午，魏葬宣武皇帝于景陵，庙号世宗。己亥，尊胡贵嫔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为尼，徙居金墉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得入宫。
魏左仆射郭祚表称：“萧衍狂悖，谋断川渎，役苦民劳，危亡已兆；宜命将出师，长驱扑讨。”魏诏平南将军杨大眼督诸军镇荆山。
魏于忠既居门下，又总宿卫，遂专朝政，权倾一时。初，太和中，军国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忠悉命归所减之禄。旧制民税绢一匹别输绵八两，布一区别输麻十五斤，忠悉罢之。乙丑，诏文武群官各进位一级。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复溃。或言蛟龙能乘风雨破堰，其性恶铁；乃运东、西冶铁器数千万斤沉之，亦不能合。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木石无巨细皆尽，负檐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
魏梁州刺史薛怀吉破叛氐于沮水。怀吉，真度之子也。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又破叛氐，解武兴之围。
六月，魏冀州沙门法庆以妖幻惑众，与勃海人李归伯等作乱，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尼惠晖为妻，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刺史萧宝寅遣兼长史崔伯驎击之，伯驎败死。贼众益盛，所在毁寺舍，斩僧尼，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众魔。”秋，七月，丁未，诏假右光禄大夫元遥征北大将军以讨之。
魏尚书裴植，自谓人门不后王肃，以朝廷处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请解官隐嵩山，世宗不许，深怪之。及为尚书，志气骄满，每谓人曰：“非我须尚书，尚书亦须我。”每入参议论，好面讥毁群官，又表征南将军田益宗，言：“华、夷异类，不应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见之切齿。
尚书左仆射郭祚，冒进不已，自以东宫师傅，列辞尚书，望封侯、仪同，诏以祚为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
祚与植皆恶于忠专横，密劝高阳王雍使出之；忠闻之，大怒，令有司诬奏其罪。尚书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达云：‘受植旨，诈称被诏，帅合部曲欲图于忠。’臣等穷治，辞不伏引；然众证明昞，准律当死。众证虽不见植，皆言‘仲达为植所使，植召仲达责问而不告列’。推论情状，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狱，有所降减，计同仲达处植死刑。植亲帅城众，附从王化，依律上议，乞赐裁处。”忠矫诏曰：“凶谋既尔，罪不当恕；虽有归化之诚，无容上议，亦不须待秋分。”八月，己亥，植与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韦俊皆赐死。俊，祚之婚家也。忠又欲杀高阳王雍，崔光固执不从，乃免雍官，以王还第。朝野冤愤，莫不切齿。
丙子，魏尊胡太妃为皇太后，居崇训宫。于忠领崇训卫尉，刘腾为崇训太仆，加侍中，侯刚为侍中抚军将军。又以太后父国珍为光禄大夫。
庚辰，定州刺史田超秀帅众三千降魏。
戊子，魏大赦。
己丑，魏清河王怿进位太傅，领太尉，广平王情为太保，领司徒，任城王澄为司空。庚寅，魏以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并加仪同三司。魏江阳王继，熙之曾孙也，先为青州刺史，坐以良人为婢夺爵。继子叉娶胡太后妹，壬辰，诏复继本封，以叉为通直散骑侍郎，叉妻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
群臣奏请皇太后临朝称制，九月，乙未，灵太后始临朝听政，犹称令以行事，群臣上书称殿下。太后聪悟，颇好读书属文，射能中针孔，政事皆手笔自决。加胡国珍侍中，封安定公。
自郭祚等死，诏令生杀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胁息。太后既亲政，乃解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止为仪同三司、尚书令。后旬馀，太后引门下侍官于崇训宫，问曰：“忠在端揆，声望何如？”咸曰：“不称阙任。”乃出忠为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领尚书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参咨大务。”诏从之。
甲寅，魏元遥破大乘贼，擒法庆并渠帅百馀人，传首洛阳。
左游击将军赵祖悦袭魏西硖石，据之以逼寿阳；更筑外城，徙缘淮之民以实城内。将军田道龙等散攻诸戍，魏扬州刺史李崇分遣诸将拒之。癸亥，魏遣假镇南将军崔亮攻西硖石，又遣镇东将军萧宝寅决淮堰。
冬，十月，乙酉，魏以胡国珍为中书监、仪同三司，侍中如故。
甲午，弘化太守杜桂举郡降魏。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许其优转；太傅雍等皆不敢违，加忠车骑大将军。忠又自谓新故之际有定社稷之功，讽百僚令加己赏；雍等议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难于独受，乃讽朝廷，同在门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复封崔光为博平县公，而尚书元昭等上诉不已。太后敕公卿再议，太傅怿等上言：“先帝升遐，奉迎乘舆，侍卫省闼，乃臣子常职，不容以此为功。臣等前议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权，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过相除，悉不应赏，请皆追夺。”崔光亦奉送章绶茅土。表十馀上，太后从之。
高阳王雍上表自劾，称“臣初入柏堂，见诏旨之行一由门下，臣出君行，深知不可而不能禁；于忠专权，生杀自恣，而臣不能违。忠规欲杀臣，赖在事执拒；臣欲出忠于外，在心未行，返为忠废。忝官尸禄，孤负恩私，请返私门，伏听司败。”太后以忠有保护之功，不问其罪。十二月，辛丑，以雍为太师，领司州牧，寻复录尚书事，与太傅怿、太保怀、侍中胡国珍入居门下，同厘庶政。
己酉，魏崔亮至硖石，赵祖悦逆战而败，闭城自守；亮进围之。
乙卯，魏主及太后谒景陵。
是冬，寒甚，淮、泗尽冻，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魏益州刺史傅竖眼，性清素，民、獠怀之。龙骧将军元法僧代竖眼为益州刺史，素无治干，加以贪残，王、贾诸姓，本州士族，法僧皆召为兵。葭萌民任令宗因众心之患魏也，杀魏晋寿太守，以城来降，民、獠多应之；益州刺史鄱阳王恢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张齐将兵三万迎之。法僧，熙之曾孙也。
魏岐州刺史赵王谧，干之子也，为政暴虐。一旦，闭城门大索，执人而掠之，楚毒备至，又无故斩六人，阖城凶惧；众遂大呼，屯门，谧登楼毁梯以自固。胡太后遣游击将军王靖驰驲谕城人，城人开门谢罪，奉送管龠，乃罢谧刺史。谧妃，太后从女也。至洛，除大司农卿。
太后以魏主尚幼，未能亲祭，欲代行祭事；礼官博议，以为不可。太后以问侍中崔光，光引汉和熹邓太后祭宗庙故事，太后大悦，遂摄行祭事。
高祖武皇帝四天监十五年（丙申，公元五一六年）
春，正月，戊辰朔，魏大赦，改元熙平。
魏崔亮攻硖石未下，与李崇屡约水陆并进，崇违期不至。胡太后以诸将不壹，乃以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将步骑二千赴寿阳，别为行台，节度诸军，如有乖异，以军法从事。萧宝寅遣轻车将军刘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垒；二月，乙巳，又败将军垣孟孙等于淮北。李平至硖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水陆进攻，无敢乖互，战屡有功。
上使左卫将军昌义之将兵救浮山，未至，康绚已击魏兵，却之。上使义之与直阁王神念溯淮救硖石。崔亮遣将军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与别将伊瓮生夹淮为营。延伯取车轮去辋，削锐共辐，两两接对，揉竹为纟亘，贯连相属，并十馀道，横水为桥，两头施大鹿卢，出没随意，不可烧斫。既断赵祖悦走路，又令战舰不通，义之、神念屯梁城不得进。李平部分水陆攻硖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悦出降，斩之，尽俘其众。胡太后赐崔亮书，使乘胜深入。平部分诸将，水陆并进，攻浮山堰；亮违平节度，以疾请还，随表辄发。平奏处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违我经略，虽有小捷，岂免大咎！但吾摄御万机，庶几恶杀，可特听以功补过。”魏师遂还。
魏中尉元匡奏弹于忠：“幸国大灾，专擅朝命，裴、郭受冤，宰辅黜辱。又自矫旨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原其此意，欲以无上自处。既事在恩后，宜加显戮，请遣御史一人就州行决。自去岁世宗晏驾以后，皇太后未亲览以前，诸不由阶级，或发门下诏书，或由中书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经恩宥，正可免罪，并宜追夺。”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无宜追罪；馀如奏。”匡又弹侍中侯刚掠杀羽林。刚本以善烹调为尝食典御，凡三十年，以有德于太后，颇专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廷尉处刚大辟。太后曰：“刚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于律不坐。”少卿陈郡袁翻曰：“‘邂逅’，谓情状已露，隐避不引，考讯以理者也。今此羽林，问则具首，刚口唱打杀，挝筑非理，安得谓之‘邂逅’！”太后乃削刚户三百，解尝食典御。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魏论西硖石之功。辛未，以李崇为骠骑将军，加仪同三司，李平为尚书右仆射，崔亮进号镇北将军。亮与平争功于禁中，太后以亮为殿中尚书。
魏萧宝寅在淮堰，上为手书诱之，使袭彭城，许送其国庙及室家诸比还北；宝寅表上其书于魏朝。
夏，四月，淮堰成，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树以杞柳，军垒列居其上。
或谓康绚曰：“四渎，天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若凿湫东注，则游波宽缓，堰得不坏。”绚乃开湫东注。又纵反间于魏曰：“梁人所惧开湫，不畏野战。”萧宝寅信之，凿山深五丈，开湫北注，水日夜分流犹不减，魏军竟罢归。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李崇作浮桥于硖石戍间，又筑魏昌城于八公山东南，以备寿阳城坏。居民散就冈垄，其水清澈，俯视庐舍冢墓，了然在下。
初，堰起于徐州境内，刺史张豹子宣言，谓己必掌其事；既而康绚以他官来监作，豹子甚惭。俄而敕豹子受绚节度，豹子遂谮绚与魏交通，上虽不纳，犹以事毕征绚还。
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岂宜以一谬弃其馀勋！”复封忠为灵寿县公，亦封崔光为平恩县侯。
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将兵拒张齐，齐与战于葭萌，大破之，屠十馀者，遂围武兴。法僧婴城自守，境内皆叛，法僧遣使间道告急于魏。魏驿召镇南军司傅竖眼于淮南，以为益州刺史、西征都督，将步骑三千以赴之。竖眼入境，转战三日，行二百馀里，九遇皆捷。五月，竖眼击杀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獠闻竖眼至，皆喜，迎拜于路者相继。张齐退保白水，竖眼入州，白水以东民皆安业。
魏梓潼太守苟金龙领关城戍主，梁兵至，金龙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刘氏帅厉城民，乘城拒战，百有馀日，士卒死伤过半。戍副高景谋叛，刘氏斩景及其党与数千人，自馀将士，分衣减食，劳逸必同，莫不畏而怀之。井在城外，为梁兵所据。会天大雨，刘氏命出公私布绢及衣服悬之，绞而取水，城中所有杂物悉储之。竖眼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为平昌县子。（第148章）
全文及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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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约300多万字。《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对《资治通鉴》称誉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
如今了解司马光其人其书，学习和研究《通鉴》，有助于人具体地认识这部书在我国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有助于我们批判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的传统，也有助于今人以历史为镜子，为创建新社会新文化而积极工作。
历史背景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这部书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资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
名字的由来
司马光《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作者简介】
《资治通鉴》主编和主要执笔人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政治家、史学家，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司马光于君主为仁,做了具体的解说;对于君主的施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部著作,作为历代帝王的必修参考书.在民主年代可以做研究帝王思想的依据,也是商人和军事家以及一切领导者不得不潜心修习的好材料.
【书摘】
1） 峻兵入台城，司徒导谓侍中褚翜曰：“至尊当御正殿，君可启令速出。”翜即入上合，躬自抱帝登太极前殿；导及光禄大夫陆晔、荀崧、尚书张闿共登御床，拥卫帝。以刘超为右卫将军，使与钟雅、褚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庙。时百官奔散，殿省萧然。峻兵既入，叱褚翜令下翜正立不动，呵之曰：“苏冠军来觐至尊，军人岂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后宫，宫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见掠夺。峻兵驱役百官，光禄勋王彬等皆被捶挞，令负提登蒋山。裸剥士女，皆以坏席苦苫草自鄣，无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号之声，震动内外。
初，姑孰既陷，尚书左丞孔坦谓人曰：“观峻之势，必破台城，自非战士，不须戎服。”及台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无他。
时官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他物称是，峻尽费之；太官惟有烧馀米数石以供御膳。
或谓钟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仇，盍早为之计！”雅曰：“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各遁逃以求免，何以为臣！”
丁巳，峻称诏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导有德望，犹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峻自为骠骑将军、录尚书事，许柳为丹杨尹，马雄为左卫将军，祖涣为骁骑将军。弋阳王羕诣峻，称述峻功，峻复以羕为西阳王、太宰、录尚书事。
峻遣兵攻吴国内史庾冰，冰不能御，弃郡奔会稽，至浙江，峻购之甚急。吴铃下卒引冰入船，以蘧蒢覆之，呤啸鼓枻，溯流而去。每逢逻所，辄以杖叩船曰：“何处觅庾冰，庚冰正在此。”人以为醉，不疑之，冰仅免。峻以侍中蔡谟为吴国内史。
温峤闻建康不守，号恸；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对。庾亮至寻阳，宣太后诏，以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鉴司空。峤曰：“今日当以灭贼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将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峤素重亮，亮虽奔败，峤愈推奉之，分兵给亮。
后赵大赦，改元太和。三月，丙子，庾太后以忧崩。
苏峻南屯于湖。
夏，四月，后赵将石堪攻宛，南阳太守王国降之；遂进攻祖约军于淮上。约将陈光起兵攻约，约左右阎秃，貌类约，光谓为约而擒之。约逾垣获免，光奔后赵。
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
庾亮、温峤将起兵讨苏峻，而道路断绝，不知建康声闻。会南阳范汪至寻阳，言“峻政令不壹，贪暴纵横，灭亡已兆，虽强易弱，朝廷有倒悬之急，宜时进讨。”峤深纳之。亮辟汪参护军事。
亮、峤互相推为盟主，峤从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强，宜共推之。”峤乃遣督护王愆期诣荆州，邀陶侃与之同赴国难。侃犹以不豫顾命为恨，答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峤屡说，不能回；乃顺侃意，遣使谓之曰：“仁公且守，仆当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参军荥阳毛宝别使还，闻之，说峤曰：“凡举大事，当与天下共之。师克在和，不宜异同。假令可疑，犹当外示不觉，况自为携贰邪！宜急追信改书，言必应俱进；若不及前信，当更遣使。”峤意悟，即追使者，改书；侃果许之，遣督护龚登帅兵诣峤。峤有众七千，于是列上尚书，陈祖约、苏峻罪状，移告征镇，洒泣登舟。
陶侃复追龚登还。峤遗侃书曰：“夫军有进而无退，可增而不可减。近已移檄远近，言于盟府，刻后月半大举，诸郡军并在路次，惟须仁公军至，便齐进耳。仁公今召军还，疑惑远近，成败之由，将在于此。仆才轻任重，实凭仁公笃爱，远禀成规；至于首启戎行，不敢有辞，仆与仁公，如首尾相卫，唇齿相依也。恐或者不达高旨，将谓仁公缓于讨贼，此声难追。仆与仁公并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顷之顾，绸缪往来，情深义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众见救，况社稷之难乎！今日之忧，岂惟仆一州，文武莫不翘企。假令此州不守，约、峻树置官长于此，荆楚西逼强胡，东接逆贼，因之以饥馑，将来之危，乃当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仁公进当为大晋之忠臣，参桓、文之功；退当以慈父之情，雪爱子之痛。今约、峻凶逆无道，痛感天地，人心齐壹，咸皆切齿。今之进讨，若以石投卵耳；苟复召兵还，是为败于几成也。愿深察所陈！”王愆期谓侃曰：“苏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虽广，公宁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丧至不临，昼夜兼道而进。
郗鉴在广陵，城孤粮少，逼近胡寇，人无固志。得诏书，即流涕誓众，入赴国难，将士争奋。遣将军夏侯长等间行谓温峤曰：“或闻贼欲挟天子东入会稽，当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清野坚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必自溃矣。”峤深以为然。
五月，陶侃帅众至寻阳。议者咸谓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曰：“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即与之谈宴终日，遂与亮、峤同趣建康。戎卒四万，旌旗七百馀里，钲鼓之声，震于远近。
苏峻闻西方兵起，用参军贾宁计，自姑孰还据石头，分兵以拒侃等。
乙未，峻逼迁帝于石头。司徒导固争，不从。帝哀泣升车，宫中恸哭。时天大雨，道路泥泞，刘超、钟雅步侍左右。峻给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闻而恶之，然未敢杀也。以其亲信许方等补司马督、殿中监，外托宿卫，内实防御超等。峻以仓屋为帝宫，日来帝前肆丑言。刘超、钟雅与右光禄大夫荀崧、金紫光禄大夫华恒、尚书荀邃、侍中丁潭侍从，不离帝侧。时饥馑，米贵，峻问遗，超一无所受，缱绻朝夕，臣节愈恭；虽居幽厄之中，超犹启帝，授《孝经》、《论语》。
峻使左光禄大夫陆晔守留台，逼近居民，尽聚之后苑；使匡术守苑城。
尚书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为长史。
初，苏峻遣尚书张闿权督东军，司徒导密令以太后诏谕三吴吏士，使起义兵救天子。会稽内史王舒以庾冰行奋武将军，使将兵一万，西渡浙江。于是吴兴太守虞潭、吴国内史蔡谟、前义兴太守顾从等皆举兵应之。潭母孙氏谓谭曰：“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为累！”尽遣其家僮从军，鬻其环佩以为军资。谟以庾冰当还旧任，即去郡以让冰。
苏峻闻东方兵起，遣其将管商、张健、弘徽等拒之；虞潭等与战，互有胜负，未能得前。
陶侃、温峤军于茄子浦；峤以南兵习水，苏峻兵便步，令将士：“有上岸者死！”会峻送米万斛馈祖约，约遣司马桓抚等迎之。毛宝帅千人为峤前锋，告其众曰：“兵法：‘军令有所不从’，岂可视贼可击，不上岸击之邪！”乃擅往袭抚，悉获其米，斩获万计，约由是饥乏。峤表宝为庐江太守。
陶侃表王舒监浙东军事，虞潭监浙西军事，郗鉴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令舒、潭皆受鉴节度。鉴帅众渡江，与侃等会与于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该亦以兵会之。
丙辰，侃等舟师直指石头，至于蔡洲，侃屯查浦，峤屯沙门浦。峻登烽火楼，望见士众之盛，有惧色，谓左右曰：“吾本知温峤能得众也。”
庾亮遣督护王彰击峻党张曜，反为所败。亮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尔。”亮司马陈郡殷融诣侃谢曰：“将军为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为之，将军不知也。”侃曰：“昔殷融为君子，王彰为小人；今王彰为君子，殷融为小人。”
宣城内史桓彝，闻京城不守，慷慨流涕，进屯泾县。时州郡多遣使降苏峻，裨惠复劝彝宜且与通使，以纾交至之祸。彝曰：“吾受国厚恩，义在致死，焉能忍耻与逆臣通问！如其不济，此则命也。”彝遣将军俞纵守兰石，峻遣其将韩晃攻之。纵将败，左右劝纵退军。纵曰：“吾受桓侯厚恩，当以死报。吾之不可负桓侯，犹桓侯之不负国也。”遂力战而死。晃进军攻彝，六月，城陷，执彝，杀之。
诸军初至石头，即欲决战，陶侃曰：“贼众方盛，难与争锋，当以岁月，智计破之。”既而屡战无功，监军部将李根请筑白石垒，侃从之。夜筑垒，至晓而成。闻峻军严声，诸将咸惧其来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垒，必须东北风急，令我水军不得往救；今天清静，贼必不来。所以严者，必遣军出江乘，掠京口以东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帅步骑万馀四面攻之，不克。
王舒、虞潭等数与峻兵战，不利。孔坦曰：“本不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侃乃令鉴与后将军郭默还据京口，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以分峻之兵势，使郭默守大业。
壬辰，魏该卒。（第94卷）
2） 先是，高肇擅权，尤忌宗室有时望者。太子太保任城王澄数为肇所谮，惧不自全，乃终日酣饮，所为如狂，朝廷机要无所关豫。及世宗殂，肇拥兵于外，朝野不安。于忠与门下议，以肃宗幼，未能亲政，宜使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以任城王澄为尚书令，总摄百揆，奏皇后请即敕授。王显素有宠于世宗，恃势使威，为世所疾，恐不为澄等所容，与中常侍孙伏连等密谋寝门下之奏，矫皇后令，以高肇录尚书事，以显与勃海公高猛同为侍中。于忠等闻之，托以侍疗无效，执显于禁中，下诏削爵任。显临执呼冤，直阁以刀镮撞其掖下，送右卫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诏如门下所奏，百官总己听于二王，中外悦服。
二月，庚辰，尊皇后为皇太后。
魏主称名为书告哀于高肇，且召之还。肇承变忧惧，朝夕哭泣，至于羸悴。归至瀍涧，家人迎之，不与相见。辛巳，至阙下，衰服号哭，升太极殿尽哀。高阳王雍与于忠密谋，伏直寝邢豹等十馀人于舍人省下，肇哭毕，引入西庑，清河诸王皆窃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扼杀之，下诏暴其罪恶，称肇自尽，自馀亲党悉无所问，削除职爵，葬以士礼；逮昏，于厕门出尸归其家。
魏之伐蜀也，军至晋寿，蜀人震恐。傅竖眼将步兵三万击巴北，上遣宁州刺史任太洪自阴平间道入其州，招诱氐、蜀，绝魏运路。会魏大军北还，太洪袭破魏东洛、除口二戍，声言梁兵继至，氐、蜀翕然从之。太洪进围关城，竖眼遣统军姜喜等击太洪，大破之，太洪弃关城走还。
癸未，魏以高阳王雍为太傅、领太尉，清河王怿为司徒，广平王怀为司空。
甲午，魏葬宣武皇帝于景陵，庙号世宗。己亥，尊胡贵嫔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为尼，徙居金墉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得入宫。
魏左仆射郭祚表称：“萧衍狂悖，谋断川渎，役苦民劳，危亡已兆；宜命将出师，长驱扑讨。”魏诏平南将军杨大眼督诸军镇荆山。
魏于忠既居门下，又总宿卫，遂专朝政，权倾一时。初，太和中，军国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忠悉命归所减之禄。旧制民税绢一匹别输绵八两，布一区别输麻十五斤，忠悉罢之。乙丑，诏文武群官各进位一级。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复溃。或言蛟龙能乘风雨破堰，其性恶铁；乃运东、西冶铁器数千万斤沉之，亦不能合。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木石无巨细皆尽，负檐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
魏梁州刺史薛怀吉破叛氐于沮水。怀吉，真度之子也。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又破叛氐，解武兴之围。
六月，魏冀州沙门法庆以妖幻惑众，与勃海人李归伯等作乱，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尼惠晖为妻，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刺史萧宝寅遣兼长史崔伯驎击之，伯驎败死。贼众益盛，所在毁寺舍，斩僧尼，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众魔。”秋，七月，丁未，诏假右光禄大夫元遥征北大将军以讨之。
魏尚书裴植，自谓人门不后王肃，以朝廷处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请解官隐嵩山，世宗不许，深怪之。及为尚书，志气骄满，每谓人曰：“非我须尚书，尚书亦须我。”每入参议论，好面讥毁群官，又表征南将军田益宗，言：“华、夷异类，不应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见之切齿。
尚书左仆射郭祚，冒进不已，自以东宫师傅，列辞尚书，望封侯、仪同，诏以祚为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
祚与植皆恶于忠专横，密劝高阳王雍使出之；忠闻之，大怒，令有司诬奏其罪。尚书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达云：‘受植旨，诈称被诏，帅合部曲欲图于忠。’臣等穷治，辞不伏引；然众证明昞，准律当死。众证虽不见植，皆言‘仲达为植所使，植召仲达责问而不告列’。推论情状，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狱，有所降减，计同仲达处植死刑。植亲帅城众，附从王化，依律上议，乞赐裁处。”忠矫诏曰：“凶谋既尔，罪不当恕；虽有归化之诚，无容上议，亦不须待秋分。”八月，己亥，植与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韦俊皆赐死。俊，祚之婚家也。忠又欲杀高阳王雍，崔光固执不从，乃免雍官，以王还第。朝野冤愤，莫不切齿。
丙子，魏尊胡太妃为皇太后，居崇训宫。于忠领崇训卫尉，刘腾为崇训太仆，加侍中，侯刚为侍中抚军将军。又以太后父国珍为光禄大夫。
庚辰，定州刺史田超秀帅众三千降魏。
戊子，魏大赦。
己丑，魏清河王怿进位太傅，领太尉，广平王情为太保，领司徒，任城王澄为司空。庚寅，魏以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并加仪同三司。魏江阳王继，熙之曾孙也，先为青州刺史，坐以良人为婢夺爵。继子叉娶胡太后妹，壬辰，诏复继本封，以叉为通直散骑侍郎，叉妻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
群臣奏请皇太后临朝称制，九月，乙未，灵太后始临朝听政，犹称令以行事，群臣上书称殿下。太后聪悟，颇好读书属文，射能中针孔，政事皆手笔自决。加胡国珍侍中，封安定公。
自郭祚等死，诏令生杀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胁息。太后既亲政，乃解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止为仪同三司、尚书令。后旬馀，太后引门下侍官于崇训宫，问曰：“忠在端揆，声望何如？”咸曰：“不称阙任。”乃出忠为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领尚书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参咨大务。”诏从之。
甲寅，魏元遥破大乘贼，擒法庆并渠帅百馀人，传首洛阳。
左游击将军赵祖悦袭魏西硖石，据之以逼寿阳；更筑外城，徙缘淮之民以实城内。将军田道龙等散攻诸戍，魏扬州刺史李崇分遣诸将拒之。癸亥，魏遣假镇南将军崔亮攻西硖石，又遣镇东将军萧宝寅决淮堰。
冬，十月，乙酉，魏以胡国珍为中书监、仪同三司，侍中如故。
甲午，弘化太守杜桂举郡降魏。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许其优转；太傅雍等皆不敢违，加忠车骑大将军。忠又自谓新故之际有定社稷之功，讽百僚令加己赏；雍等议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难于独受，乃讽朝廷，同在门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复封崔光为博平县公，而尚书元昭等上诉不已。太后敕公卿再议，太傅怿等上言：“先帝升遐，奉迎乘舆，侍卫省闼，乃臣子常职，不容以此为功。臣等前议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权，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过相除，悉不应赏，请皆追夺。”崔光亦奉送章绶茅土。表十馀上，太后从之。
高阳王雍上表自劾，称“臣初入柏堂，见诏旨之行一由门下，臣出君行，深知不可而不能禁；于忠专权，生杀自恣，而臣不能违。忠规欲杀臣，赖在事执拒；臣欲出忠于外，在心未行，返为忠废。忝官尸禄，孤负恩私，请返私门，伏听司败。”太后以忠有保护之功，不问其罪。十二月，辛丑，以雍为太师，领司州牧，寻复录尚书事，与太傅怿、太保怀、侍中胡国珍入居门下，同厘庶政。
己酉，魏崔亮至硖石，赵祖悦逆战而败，闭城自守；亮进围之。
乙卯，魏主及太后谒景陵。
是冬，寒甚，淮、泗尽冻，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魏益州刺史傅竖眼，性清素，民、獠怀之。龙骧将军元法僧代竖眼为益州刺史，素无治干，加以贪残，王、贾诸姓，本州士族，法僧皆召为兵。葭萌民任令宗因众心之患魏也，杀魏晋寿太守，以城来降，民、獠多应之；益州刺史鄱阳王恢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张齐将兵三万迎之。法僧，熙之曾孙也。
魏岐州刺史赵王谧，干之子也，为政暴虐。一旦，闭城门大索，执人而掠之，楚毒备至，又无故斩六人，阖城凶惧；众遂大呼，屯门，谧登楼毁梯以自固。胡太后遣游击将军王靖驰驲谕城人，城人开门谢罪，奉送管龠，乃罢谧刺史。谧妃，太后从女也。至洛，除大司农卿。
太后以魏主尚幼，未能亲祭，欲代行祭事；礼官博议，以为不可。太后以问侍中崔光，光引汉和熹邓太后祭宗庙故事，太后大悦，遂摄行祭事。
高祖武皇帝四天监十五年（丙申，公元五一六年）
春，正月，戊辰朔，魏大赦，改元熙平。
魏崔亮攻硖石未下，与李崇屡约水陆并进，崇违期不至。胡太后以诸将不壹，乃以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将步骑二千赴寿阳，别为行台，节度诸军，如有乖异，以军法从事。萧宝寅遣轻车将军刘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垒；二月，乙巳，又败将军垣孟孙等于淮北。李平至硖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水陆进攻，无敢乖互，战屡有功。
上使左卫将军昌义之将兵救浮山，未至，康绚已击魏兵，却之。上使义之与直阁王神念溯淮救硖石。崔亮遣将军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与别将伊瓮生夹淮为营。延伯取车轮去辋，削锐共辐，两两接对，揉竹为纟亘，贯连相属，并十馀道，横水为桥，两头施大鹿卢，出没随意，不可烧斫。既断赵祖悦走路，又令战舰不通，义之、神念屯梁城不得进。李平部分水陆攻硖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悦出降，斩之，尽俘其众。胡太后赐崔亮书，使乘胜深入。平部分诸将，水陆并进，攻浮山堰；亮违平节度，以疾请还，随表辄发。平奏处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违我经略，虽有小捷，岂免大咎！但吾摄御万机，庶几恶杀，可特听以功补过。”魏师遂还。
魏中尉元匡奏弹于忠：“幸国大灾，专擅朝命，裴、郭受冤，宰辅黜辱。又自矫旨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原其此意，欲以无上自处。既事在恩后，宜加显戮，请遣御史一人就州行决。自去岁世宗晏驾以后，皇太后未亲览以前，诸不由阶级，或发门下诏书，或由中书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经恩宥，正可免罪，并宜追夺。”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无宜追罪；馀如奏。”匡又弹侍中侯刚掠杀羽林。刚本以善烹调为尝食典御，凡三十年，以有德于太后，颇专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廷尉处刚大辟。太后曰：“刚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于律不坐。”少卿陈郡袁翻曰：“‘邂逅’，谓情状已露，隐避不引，考讯以理者也。今此羽林，问则具首，刚口唱打杀，挝筑非理，安得谓之‘邂逅’！”太后乃削刚户三百，解尝食典御。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魏论西硖石之功。辛未，以李崇为骠骑将军，加仪同三司，李平为尚书右仆射，崔亮进号镇北将军。亮与平争功于禁中，太后以亮为殿中尚书。
魏萧宝寅在淮堰，上为手书诱之，使袭彭城，许送其国庙及室家诸比还北；宝寅表上其书于魏朝。
夏，四月，淮堰成，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树以杞柳，军垒列居其上。
或谓康绚曰：“四渎，天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若凿湫东注，则游波宽缓，堰得不坏。”绚乃开湫东注。又纵反间于魏曰：“梁人所惧开湫，不畏野战。”萧宝寅信之，凿山深五丈，开湫北注，水日夜分流犹不减，魏军竟罢归。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李崇作浮桥于硖石戍间，又筑魏昌城于八公山东南，以备寿阳城坏。居民散就冈垄，其水清澈，俯视庐舍冢墓，了然在下。
初，堰起于徐州境内，刺史张豹子宣言，谓己必掌其事；既而康绚以他官来监作，豹子甚惭。俄而敕豹子受绚节度，豹子遂谮绚与魏交通，上虽不纳，犹以事毕征绚还。
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岂宜以一谬弃其馀勋！”复封忠为灵寿县公，亦封崔光为平恩县侯。
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将兵拒张齐，齐与战于葭萌，大破之，屠十馀者，遂围武兴。法僧婴城自守，境内皆叛，法僧遣使间道告急于魏。魏驿召镇南军司傅竖眼于淮南，以为益州刺史、西征都督，将步骑三千以赴之。竖眼入境，转战三日，行二百馀里，九遇皆捷。五月，竖眼击杀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獠闻竖眼至，皆喜，迎拜于路者相继。张齐退保白水，竖眼入州，白水以东民皆安业。
魏梓潼太守苟金龙领关城戍主，梁兵至，金龙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刘氏帅厉城民，乘城拒战，百有馀日，士卒死伤过半。戍副高景谋叛，刘氏斩景及其党与数千人，自馀将士，分衣减食，劳逸必同，莫不畏而怀之。井在城外，为梁兵所据。会天大雨，刘氏命出公私布绢及衣服悬之，绞而取水，城中所有杂物悉储之。竖眼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为平昌县子。（第148章）
旁赖参芪：[答案]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年方20,中进士甲科.宋英宗(赵曙,1032~1067)继位前任谏议大夫,宋神宗(赵顼...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
潞城市18221167376：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主要记载的是什么? - ？
旁赖参芪：[答案]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共294卷,耗时19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纪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纪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共1363年的逐年记载详...
潞城市18221167376： 司马光的简介~~和《资治通鉴》的简介 - ？
旁赖参芪： 一、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现在属山西省)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进士.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英...
潞城市18221167376：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告诉了我们什么？
旁赖参芪：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书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体史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
潞城市18221167376： 司马光在什么情况下写《资治通鉴》 - ？
旁赖参芪：[答案] 历史背景 宋神宗熙甯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
潞城市18221167376：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和司马光砸缸的司马光是不是一个人? - ？
旁赖参芪：[答案] 肯定是司马光,宇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治学勤苦,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chì)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一○六六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一○...
潞城市18221167376：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 ？
旁赖参芪：[答案] 《资治通鉴》General Mirror for the Aid of Government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26年的史实....
潞城市18221167376：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故事 - ？
旁赖参芪：[答案] 【人物故事及性格】一、司马光砸缸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11月17日),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 ＂光＂.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
潞城市18221167376：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用多少年? - ？
旁赖参芪：[答案] 司马光治学勤苦,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chì)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一○六六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一○八四).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
潞城市18221167376：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独立编写的吗? ？
旁赖参芪： 《资治通鉴》的署名撰者虽然是司马光,但实际上该书的撰写并非司马光凭一己之力完成的.《资治通鉴》的撰写,的确是由司马光自己首先开始的.早在宋仁宗嘉祐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