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牧的社会影响

邓牧 更道~

应该是《吏道》。
邓牧（1247-1306），字牧心，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亡，隐居于余杭大涤山洞霄宫，终身不仕、不娶，自称“三教外人”，又号九鉴山人，世称“文行先生”。他主张“文章当出胸臆，自成一家”，反对“记问优赡，必欲中古人绳墨乃已”（《伯牙琴•谢皋父传》）。他的《伯牙琴》中《君道》、《吏道》两篇，统观历史，推究根本，见解透辟，语词激切。

吏道

邓牧

与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内九卿、百执事，外刺史、县令，其次为佐，为史，为胥徒。若是者，贵贱不同，均吏也。
古者君民间相安无事，固不得无吏，而为员不多。唐、虞建官，厥可稽已，其去民近故也。择才且贤者，才且贤者又不屑为。是以上世之士高隐大山深谷，上之人求之，切切然恐不至也。故为吏者常出不得已，而天下阴受其赐。
后世以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惧其乱，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详，然后大小之吏布于天下。取民愈广，害民愈深，才且贤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为矣。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数万，小者虽为禄养，则亦并缘为食以代其耕，数十农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于其间。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岂可得也？天下非甚愚，岂有厌治思乱，忧安乐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乱与危，何也？夫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二帝三王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天之生斯民也，为业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为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窃人货殖，搂而取之，不亦盗贼之心乎？盗贼害民，随起随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岂上天不仁，崇淫长奸，使与虎狼蛇虺均为民害邪！
然则如之何？曰：得才且贤者用之；若犹未也，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不犹愈乎？

本文选自邓牧所著的《伯牙琴》，对封建社会的官吏盘剥，压迫人民的罪行进行了愤怒的控诉。邓牧提出应该选择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做官吏，如果难以选择到德才兼备的人才，则可以听任百姓自治。邓牧的这一观点评击了封建吏治的黑暗，他提出的选拔官吏的方法是符合人民愿望的，而且颇具胆识。但他为改革吏治所开的药方，在当时却是一种不切实际也难以实现的幻想。
邓牧的《吏道》一文使用对比的手法论证为吏之道，并提出解救的办法。他首先指出官吏的职责是辅助国君治理天下，然后将远古之吏的少而为民与当今之吏的多而害民作对比，从而提出当今社会的弊端，再将当今之吏与盗贼作对比，说明盗贼害民尚有顾忌，且容易整治；而官吏害民则没治。

　　与人主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是官吏。朝廷之内（即中央政权机构）有九卿、百官，外有刺史（州一级的长官）、县令，其次为佐（州县长官的辅佐）、史（掌管文书的官吏）、胥徒（胥是承办书牍的僚属，徒是官署中的差役）。像这样的人，级别不同，但都属于官员。
　　古代君民之间相安无事，所以不紧缺官吏，人员不多。陶唐氏（远古部落名，其首领为尧）、虞氏（远古部落，其首领为舜）设置官制，这是可以考查的，这是他们距离百姓很近的缘故（贴近百姓的需要）。选择有才学并且高尚的人，但贤士又不愿意做官。上古之世的志士远避尘世而隐居在大山深谷，国君求访他们，诚恳相待恐怕他们不肯出来做官。所以为官的人常因迫不得已（而做官），因而天下百姓暗中受到他们的福泽。
　　后世以危害人民的人治理人民，因为惧怕（百姓）作乱，严密的防范不得不周备，禁令和法制不得不详尽，然后大小官吏遍布天下。榨取百姓越来越多，危害百姓越来越深，有才学且高尚的人越发不肯来做官，天下越发不堪了。如今一名官员，大到封邑数万户，小的虽无采邑的奉养，却也依靠（在衙门里的差事）混口饭吃以代替耕作。数十名农夫的劳动不够奉养他们，致使不贤之人和游手好闲之人混入官吏的行列。让虎狼来放牧猪羊，而希望它们繁衍滋生，怎么能够得到呢？天下人并非那么愚蠢，哪能厌恶安定而盼望混乱，忧惧安乐而渴望危难啊？（这样一来）好像应该可以长治久安了，却还有混乱与危难，为什么呢？夺取他们的食物，不得不使之发怒；耗尽他们的气力，不能不使之怨恨。人民的作乱，是由于夺取了他们的食物；人民的危难，是由于耗尽他们的气力。而号称治理百姓的人，耗尽人民的气力而使他们危难，夺取他们的食物而使他们作乱。二帝三王（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治理天下的办法是像这样的吗？
　　上天诞生了这些民众，所从事的职业不同，皆能够自食其力。如今治理百姓的人不能够自食其力，日夜窃取人民的财物，搜刮而得到它们，不也同盗贼之心吗？盗贼危害百姓，一有盗贼就予以消灭（刚站起来就倒下），（因此盗贼）没有达到很厉害的地步，是存有害怕顾忌的缘故。官吏没有害怕和顾忌，日夜肆意横行，使天下百姓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杀。难道是上天不仁义，鼓励、助长贪婪奸邪的人，使他们与虎豹蛇虺（一种毒蛇）一起危害百姓吗？
　　然而拿它怎么办呢？说：得到有才学且高尚的人启用他们；如果（一时）还办不到，废除专司，罢去县令，听任天下人自己治理混乱安危，不是还要好一些吗？
　　邓牧（1247—1306）字牧心，自号“三教外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作为文学家，他的成就并不高，留下的诗文数量也很少；但作为一个著名的反理学、佛学、道学的“异端”思想家，了解他对于了解元初文人的思想动向很有意义。
　　邓牧在宋亡后以遗民自居，与谢翱、周密等人相往还。这些“遗民”往往对宋代文化的缺陷有一种反思，而邓牧更进一步，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某些本质问题作了深刻思考。
　　在《君道》一文中，他说：“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指出天下不是“一夫”的私产。文中还严辞抨击秦以来的君主“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所以“勿怪盗贼之争天下”。在《吏道》一文中，他又指出封建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败，是为害人民、使天下不得安宁的直接原因。邓牧的救弊方案是“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这当然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但他对君权和官僚制度的批判，还是强有力的。
　　邓牧另有《寓屋壁记》和《逆旅壁记》，是两篇辞旨隽永的小品，如《四库提要》云：“稍露繁华消歇之感，余无一词言及兴亡；而实侘傺幽忧，不能自释，故发而为世外放旷之谈，古初荒远之论。”实则表达了元初文人悲愤、虚无的心态。

在自编诗文集《伯牙琴》的《君道》、《吏道》等篇中，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为武器，猛烈抨击封建君主统治是“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夺人之所好，取人之所争”、“竭天下之财以自奉”；认为战乱的原因在于：“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憧憬大同世界，以为“欲为尧舜，莫若使天下人无乐为君；欲为秦，莫若勿怪盗贼之争天下。”幻想出现“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君民间相安无事”的社会。这种朴素的民主思想对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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