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起源和迁徙

人类的起源、演化及迁徙~

1. 人类起源的地点和时间
人是何时从何地演化而来，这是一个未解之谜。就目前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而言，有两个地区值得关注: 一是东非地区，二是东亚地区。按照目前人类起源的观点，早期的人类是从森林古猿(Dryopithecus)演化到腊玛古猿(Ramapithecus)，也称西瓦古猿(Sivapithecus)，再到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若是按照这条进化路线，凡是有腊玛古猿发现的地方，只要条件满足，都有可能成为人类的起源地。目前发现腊玛古猿的地点不多，有印度(西瓦利克)、巴基斯坦(波特瓦高原)、中国(禄丰、开远)、肯尼亚(特南堡)、匈牙利(鲁达班雅)和希腊(雨谷)，概括起来就是青藏高原及其周边、东非和地中海。其中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和东非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这两个地区不仅发现了南方古猿、能人或早期直立人，而且在上新世气候也比较适宜于早期人类的生存和进化。
人类又是何时与猿分道扬镳，并演化成人类的? 从化石和分子生物学两方面的研究都得到一些暂时性的结论。对目前已发现的化石及其年代学研究表明，人与猿的分离时间大约在4MaB. P.(图 9-21a)，那时人类已成为单独发展的一支。现代分子生物学从 DNA 的角度分析人与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等的遗传距离，并计算所需的累计时间，从而得到人与猿的分离时间(图 9-21b)。非常有趣的是，分子生物学所得到的结论也是 4MaB. P. 左右。两者不谋而合，是巧合? 还是必然? 这有待于今后更多化石的发现来证明或修正。

图 9-21 人与猿的分离时间

为什么人类大约在 4MaB. P. 前后出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 大量的地质学研究表明，在 4MaB. P. 前后是一个全球降温的时期，在北大西洋出现了冰筏屑沉积，海平面下降近 40m，黄土高原 C4(碳四)植物明显扩展，青藏高原加速隆升，东非高原的隆升使气候变得干旱和凉爽。由于全球降温，气候向干旱化发展，东非和从巴基斯坦到云南地区从原来的炎热湿润气候变得温暖和干旱，并导致森林植被的减少，草原景观的扩大，对那些习惯生活在森林地带的古猿类产生重大影响，可能使它们离开森林走向草原生活。这种生活环境的改变也使它们在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上发生变化。在森林里生活时，这些古猿习惯在树上活动，前肢常常举起或抓握树枝，而后肢常常站在树枝上，当它们从树上来到地面上，走向草原时，站立行走已经有了基础，终于从四肢行走转向了直立两足行走。
2. 人类进化的阶段
根据各个时期的人类和文化特点，人类的进化可划分为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五个阶段(图 9-22)。

图 9-22 人类进化的阶段(据程捷，1999)

南方古猿(Autralopithecus)最早是由南非的一位人体解剖学教授达特(B. A. Dart)发现并命名的，化石采自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汤恩(Taung)，为一个小孩头骨的面部，后来把这个头骨称为 “汤恩头骨”。当时达特命名的意思是指来自南方的猿。后来在东非的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地发现了丰富的化石，尤其是 “露西”化石的发现才对南方古猿的特点、种类和分类位置弄得比较清楚。南方古猿还是比较原始的，语言能力很弱，可能不会制造工具，但她(他)是直立两足行走的。脑容量在 400～770mL，大脑没有月状沟，矢状脊和眉脊都比较明显，臼齿比较大，有的南方古猿还存在齿隙，但牙齿萌出的时间顺序与现代人一样。目前发现的南方古猿有以下几种: 南方古猿阿尔法种(Autralopithecus afarensis)、南方古猿非洲种(Autralopithecus africanus)、南方古猿埃塞俄比亚种(Autralopithecus aethiopicus)、南方古猿粗壮种(Autralopithecus robusts)、南方古猿鲍氏种(Autralopithecus boisei)等。南方古猿阿尔法种时代最早(4 ～3MaB. P. )，南方古猿粗壮种比较晚(2 ～1MaB. P. )。南方古猿非洲种与后期能人的关系比较密切，可能存在着进化关系。
能人(Homo habilis)能人的化石最早由刘易斯·利基(L. Leacky)于 1960 年发现，当时被归入南方古猿中，后来(1964)研究发现与南方古猿有很多的不同，尤其是能制造工具，因此就命名为能人，如 “东非人”。能人化石主要发现在东非，如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目前我国没有发现能人化石。能人除直立两足行走外，在其他一些方面表现得比南方古猿更进步，如脑容量可达 700～800mL，足骨与现代人相似，矢状脊和眉脊变弱，犬齿变小，无齿隙等。语言能力明显增强，能制造工具。能人的生存时代为 3 ～1. 5MaB. P. 。
直立人(Homo erectus)直立人的化石已发现很多了，在非洲、亚洲和欧洲都有，以亚洲和非洲最丰富。直立人化石最早由荷兰医生杜波依斯(E. D. Dubois)于 1890 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的凯簦布鲁伯斯发现，即常说的 “爪哇人”，于 1894 年命名为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后来将属名改为 Homo。20 世纪初，北京周口店 “北京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确切的名字叫直立人北京种)化石的发现轰动世界(图 9-23a 和 b)，化石之丰富和之完整前所未有。直立人比能人更进步，矢状脊和眉脊变得更弱，脑容量为 800 ～1200mL，语言能力增强，达到了相当7 岁小孩的能力，女性的骨盆出口增大，两性差别缩小，但头骨的骨壁较厚。生存的时代为2 ～0. 3MaB. P. 。我国的直立人化石非常丰富，时代延续长，分布广，以长江流域最丰富，主要有 “巫山人”、“建始人”、“蓝田人”、“元谋人”、“郧县人”、“北京人”、“和县人”等。根据2009 年最新研究成果，把 “北京人”的时代向前推进到0. 77Ma B. P. 。

图 9-23 “北京人”头骨化石和复原图以及山顶洞人复原图(据吴汝康，1980; 转引自曹伯勋等，1995)

早期智人(Early Homo sapiens)也称远古智人，或古人。早期智人化石最早发现于 1848年在西班牙直布罗陀，但直到 1856 年在德国的尼安德特河谷发现 “尼安德特人”化石时才被认识。我国的早期智人化石也比较多，如 “金牛山人”、 “大荔人”、 “丁村人”、 “马坝人”等。国外的还有 “布罗肯山人”(赞比亚)、“搏多人”(埃塞俄比亚)、“昂栋人”(印度尼西亚的爪 哇 )等。早 期 智 人 的 脑 容 量 达 1300mL，石 器 制 作 水 平 较 高。生 存 时 代 为0. 30～0. 05MaB. P. 。
晚期智人(Late Homo sapiens)就是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其骨骼结构与现代人一样，也称现代智人，或新人。晚期智人遍及五大洲，是分布最广的人类，年代为 0. 05MaB. P. 以来。中国有山顶洞人(图 9-23c)、河套人、资阳人等，法国有克罗马农人，澳大利亚有芒果湖人，美国有桑迪戈人，非洲有边界洞人等。晚期智人与现代人(Modern Homo sapiens)已非常密切了。
现代人又是怎样演化而来的呢? 换句话说，就是现代人的起源问题。现代人的起源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直接演化说(direct evolution hypothesis)，也称系统说，或多地区演化说; 另一种是入侵说(invasion hypothesis)，也称替代说，或迁徙说，或非洲起源说(图 9-24)。直接演化说认为: 现代人是由当地的直立人演化到早期智人再演化而来的，各人种在很久以前已分开，各自平行发展，演化成现代人，但长期以来存在着基因交流，越到后期基因交流越频繁，使其融合为一个物种。而替代说则认为: 现代欧洲白种人、亚洲黄种人等是外来入侵者把当地的土著人取代了，而发展成现代人，并认为这个入侵的人是来自0. 15 ～0. 20Ma B. P. 非洲一位女性的后代。所以有人戏称为 “夏娃说”。这个理论近几年得到分子生物学的支持。所以这两种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谁是谁非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

图 9-24 现代人起源的假说

2013年6月6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倪喜军研究员等人的成果，他们在对一具最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化石做了长达10年的研究后，分析出它的一系列形态学特征，从而证明：类人猿起源于约5500万年前。
此前，科学界发现的最早的类人猿化石来自4500万年前，而这一成果，将人类祖先的历史推进了1000万年，堪称灵长类与古人类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人类的进化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早期猿人阶段:大约生存在300万年到150万年前,已具备人类基本特点，能直立行走，制造简单的砾石工具.
(二)晚期猿人阶段:大约距今200万年到30万年前，身体象人，脑量较大，可以制造较进步的旧石器，并开始使用火，如我国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
(三)早期智人（古人）阶段:距今10-20万年到5万年前，逐渐脱离猿的特征，而和现代人很接近，如德国的尼安德特人.
(四)晚期智人（新人）阶段:大约4-5万年前，这时的人类的进化出现了明显的加速，在形态上已非常象现代人，在文化上，已有雕刻与绘画的艺术，并出现装饰物。如1933年发现的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人。此时原始宗教已经产生，已进入母系社会。
在晚期智人阶段，现代人开始分化和形成，并分布到世界各地.于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虽然经过达尔文等及其以后100多年来的努力挖掘和研究，至今仍存在不同的意见和疑问。

扩展资料：
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结束后，人类的体质形态仍在继续发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人们把这一发展过程分为猿人、古人、新人三个阶段。
由于化石材料的不断丰富和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这一分期法已不合用。国外学者主要采用两种分期法。一是分为南方古猿、直立人、智人 3个阶段；智人又分为早期智人和现代智人。这一划分法的缺点是把不会制造工具的南方古猿和能制造工具的能人及1470号人归入同一范畴。
另一种是分为最早的人类（或最早的人属）、直立人、早期智人、现代智人 4个阶段。中国学者也提出4个阶段的划分法，即早期猿人、晚期猿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
“早期猿人”阶段相当于国外学者提出的“最早的人类（人属）”阶段。虽然直立人之前的化石材料发现不多，但将其单独列为一个阶段以别于南方古猿和直立人，仍是较妥当的办法。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人类的起源

目前人类学家(Anthropologist)、人种学家(Ethnologist)以及分子生物学家(Molecular Biologist)根据基因研究，一致认为：大约在数万年至十数万年前，人类起源於非洲（东部），有一位女性是人类共同祖先-母亲，即"夏娃学说"，也有一个父亲为始祖-"亚当学说"。这些新研究结果支援了圣经记载。人类起源不像进化论所推测是由多地区猿人，经几十万百万年进化而来。现在科学家多认为人类起源於非洲东部（接近於中东伊甸园或土耳其方舟停泊地）的局部地区，大约在数万至十数万年前，相对较短时间，由少数人群繁衍，然后迅速迁徙而分散到世界各地。

最近(2005年11月)著名天文学和物理学家-Dr. Hugh Ross，"信仰缘由" (Reason To Believe)组织的创办人，再来温哥华演讲，他也认为最近的科学研究结果支持圣经信仰。他相信 神创造人类起源大约在一万至十万年前之内，根据人类文化大爆炸(Human culture Big Bang)，人类大约在四万年前开始有了文化，并迅速发展。他认为旧约圣经希伯来文字的意义，可有较多的解释。例如创世纪一章，希伯来文'Yom'可翻译为一日，也可翻译为一个时期，所以人类起源於数万年前也是不违反圣经的。但是不会像进化论的假设，"从猿到人"所需要几十万几百万年的漫长时间。

很多人常问关於世界上各种民族种族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人类真的在非洲（东部）起源的，他们是如何迁徙到各大洲，形成各种族的？

由於现代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高速发展，科学家，包括人类学家、人种学家等，可以用测量男性的Y染色体来寻找父系的起源。因为只有一个Y(男性性染色体是XY，女性性染色体是XX)，不会有重组交换混血之干扰，又因它有较细的结构和多种标记(Marker)，可以准确地找到人类迁徙的途径和种族之间的区别。

我们真要感谢 神，他首先设计了卵子核外线粒体中mtDNA，而精子却没有。所以受精卵中细胞核外只遗传母亲的mtDNA，使我们可以准确地找到人类母系起源。全世界人类只有一位共同母亲，并且设计了男性只有一个Y染色体，能使我们容易找到人类迁徙的途经，找到种族的来源。如果有两个以上Y就变得复杂有干扰，难以找到人类迁徙的途经。所以 神的设计是智慧的，是完美的。而且感谢 神使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可以用他所设计的特殊基因，来研究出人类来源和迁徙的途径，并能够理解和明白这些设计的目的。由於这些新研究结果支援圣经记载，在这末世时代能给进化论严重的打击，甚至推翻它的谬论，更可以坚定我们的信仰。

最近，也就是2005年4月，由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和IBM公司联手启动一个5年研究计划，"寻找人类起源计划"，其目的是绘制人类迁徙的路线图。实验中需要收集十万个标本（中国大约占二万标本），中国复旦大学参与这个计划。复旦大学教授卢大儒相信人类非洲起源说，他认为我们祖先距离我们不超过5万年。由於每两个中国人之间差异都在5万年之内，汉族与藏族分离也只有一万年，汉族不同群体之间差异也只有5,000年左右。那麼现代人由非洲通过西亚、南亚进入中国也只是4-6万年前的事。这次研究将会覆盖中国56个民族，北方与南方汉人分开取标本。

有的学者仍不愿意放弃北京猿人、多地区猿人进化之学说，卢教授认为由非洲来源的人，不可能与亚洲大陆古猿人类杂交，因为所有后代基因没有融合显示。另外，以前学者认为欧洲人可能是由尼安得特猿人进化而来，现在经过基因学研究，尼安得特人与现代人基因完全不同，绝无进化可能，这再次推翻了进化之说。

上述中国与世界最近的科学研究和看法，都支援圣经记载:人类起源於中东 (很接近东非洲)，人类祖先只有一个母亲和一个父亲，人类的历史很短。我希望能早日绘制一张详细的人类迁徙的基因地图，这就更能证明圣经的正确性。

下次我们将探讨"种族"的定义和圣经上的看法，以及挪亚三个儿子后代的迁徙，以及黑种人是否受了咒诅等问题。

比较新的--人类走出非洲

人类学中的单元起源理论认为，大约5万年前，人类从非洲四下分散到其他地方，迅速在欧洲、亚洲和澳洲建立起石器时代文化。这种理论以DNA遗传检测为基础，大部分科学家都赞成。但是一些科学家利用化石资料进行反驳，认为四处分散的人口在不同区域进行了独立进化，从而坚持人类多元起源说。现在英国科学家对世界各地的6000多颗人类头骨进行了研究，这些人类头骨具有遗传学学术收藏价值，研究得出的结果支持了“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理论。剑桥大学生物学系的安德里亚·马尼卡说：“我们将遗传资料与根据大量头骨标本得出的最新检测结果进行比较，最终确定现代人类起源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马尼卡和同事在《自然》杂志中写道，正像DNA中的变异一样，离非洲距离较远的头骨的大小和形状发生的变异减少了。变异的减少反映出，虽然最初的非洲每个阶段仅有一小部分人移民到非洲以外的地区，但是这些移民有效地排斥了当地人种，从而减少了人类的多样性。

剑桥大学的研究结果还提出，有关欧洲穴居人等其他早期人类的近亲交配，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过，或者也可能对人类变异无关紧要。这项新研究说明，现代人的多样性完全起源于非洲，而不是来自混杂的别处。

对早期人类迁徙动因、过程及其影响的猜想

引

看《地球脉动第二季-草原》，见牛羊迁徙场景，瞬间想到早期人类迁徙，脑海里浮现了四五十人为伍的群体生活，跟随着自然脉动，行走在大地之上，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曙光。

这里指的早期是旧石器时代人类，靠着打磨石器，制作简单工具，过着采集与狩猎生活，其生存状况完全依赖环境，一切食物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取，尚未发展出原始农业，为了追逐食物，必须随之流动，大多数时间居无定所，其活动区域和范围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阔大，并在迁徙流动中与各个同类族群杂合，优化了物种基因，适应了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因此发展了语言，学会了传诵族群积累起来的生存经验，并逐渐形成为专门知识，促进了发明创造。

一、为了食物——生存和繁衍是一切生命活动的目的和过程

生存和繁衍是地球生命一切活动的目的和过程，也是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离开了这两种基本目的，自然界的生命也就不复存在。今天我们知道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几乎已是常识，哪里的水草更丰盛就迁徙到哪里，长年累月的游牧，大致固定下来了夏季牧场、冬季牧场以及游牧路线，但这样的游牧范围与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迁徙相比，实在是狭小太多。早期人类的迁徙正是一场对地球徒步旅行的接力赛，其行走时间之漫长，路线之艰难，变数的随机性与复杂性难以想象，只能依靠零星的考古、遗迹、岩穴壁画等等去大致串联起来他们曾经走过的路。

把时间推到旧石器时代，“逐水草而居”的主角应该是野牛、野羊、野马、野象等等草食性哺乳类动物，它们依靠天性，发展习性，随自然律动，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迁徙路线，从夏天走到冬天，从一处迁徙到另一处，来年再返回，对时间和路线的把握，准确又富有耐性；为了食物或者交配，把DNA里包含的生存和繁衍的记忆代代相传，今天非洲大草原上的它们仍然继续着与祖先同样的事情，共织了地球生命的奇迹。那时候的人类毋宁说是学会了直立行走的掌握了一定工具性（石器）使用的“兽类”，今天的一些灵长类动物，人类的近亲们也会使用树枝、石头一类的物件帮助自己获取食物，却没能进化成人，为什么呢？也许最大的原因是交流方式（语言）单一，无法形成对经验知识的长期有效积累与学习，使得对大脑的开发与运用停留在“低表层”，而原地踏步了。

早期人类是杂食性动物，除了吃植物果实，也吃哺乳类动物。为了食物的稳定供给，他们跟随食草性哺乳类动物做着季节性的规律迁徙，它们去哪里，早期人类就跟着去哪里。在广域范围内，这种跟随迁徙不是无选择、不间断进行的，不是完全同步、复制食草性哺乳类动物的迁徙路线、迁徙规律，而是在自然选择下的随机应变，根据食物的保有量和族群数量大小，气候环境变化和山川地理形势等等因素，断断续续地进行迁徙，有时候会在合适的地方定居下来，有时候会跟随它们重新回流原地，有时候踏上新的土地后继续向前走，不再回来了。

那迁徙路线是有一定方向的，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的行进路线也是大致固定的，早期人类即使到了一片完全陌生的地方，也可以凭借之前的经验，快速识别出来哪些动物具有迁徙的生活方式，牛的样子，马的样子……即使物种之间有品种差别，但大致模样相同，跟着它们继续行走就是了，不会迷失方向，生存安全与食物能更好的得以保障，除非是遇到不可逆的自然灾害，比如洪水、地震之类，几乎可以认为食草性哺乳类动物的迁徙之路就是早期人类的迁徙地图册。

二、迁徙——充满机遇（残酷）与挑战（创造）的过程

发现早期人类壁画以来，人们多从狩猎、神灵祭拜、生活场景的记录等角度来考察那些壁画的意义，是否有考虑过，一些壁画反映的是早期人类在迁徙过程中对典型动物、典型地点、典型环境特征的路标性识记，作为一种经验，记录于岩壁之上，以便在来回流动或重新出发的迁徙中明确路线、狩杀猎物，与其他同类进行信息交流或者宣誓领地主权。

在迁徙过程中，早期人类绝不是完全被动的、相安无事的，而是上演着血腥的生存大战，在生存斗争中磨练和积累了经验知识，并在同类间相互模仿与学习，不断加强了对工具的使用能力。各族群之间必然产生斗争、交合，会为了争夺食物、领地而打斗，彼此杀害，相互为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合作意识的深化与扩大群体数量的现实需求，在斗争中把敌对族群里的成年雄性杀死，把成年雌性及其幼孩收养过来，成为自己族群中的一员，扩大了族群势力，优化了基因，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把不同的生存经验集中到了一起，再次优化组合。

这样大概就解释了，为什么地处不同区域的早期人类遗址，亚洲与非洲、美洲相距甚远，却发掘出来相同的证据——对石器的制作、打磨，其样式大同小异，各遗迹壁画在表现动物上具有相同性，壁画的内容、技法也有相似性——这些技术能力上的趋同，是否说明了早期人类在广域范围内迁徙流动时，与各个同类族群进行了广泛而长久的接触与交流，这样的接触与交流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反反复复错杂重叠着进行，旧石器时代三百万年，早期人类的足迹早已踏过了一切可以踏过之地，从非洲到欧洲到亚洲到美洲……他们从不蜷缩自己，而在时间长河中流荡生命长河，代代接力，其主动性与目的性得以发展起来，把同类群体有益的生存技能学习了去，自主意识越来越强，制作工具越来越得心应手，更多的生存技能被创造了出来，他们凝聚在一起，越来越强大了。

更为关键的跃升是，为了生存，在与各个同类族群进行广泛而长久的接触与交流过程中复杂语言得以发展，不管是和睦相处的，还是血腥暴力的，他们先有了一些各自独有的技能、独有的交流手势或者发音指代，独有的暗号等等，比如对某棵树的特定发音，对某座山的特定指代，对某种动物的独有词汇形容，这些各自不同的经验知识、语言形式，在接触与冲突中得以融合，经过选择与学习，量变引起质变，不断训练了早期人类口腔、咽喉等与发声相关的肌肉组织、器官，具备了发展语言的更好的生理条件，不断融合起来的族群取长补短，逐步形成了更为丰富、词汇量更大，能指代更多事物，能进行更多复杂交流的语言，因此，他们之间的知识传递变得更轻松高效，更容易传播、记忆，教给下一代。更进一步的，通过语言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或情绪，因此思维活动得以更频繁的开展与表露出来，大脑获得了更多的锻炼，表达能力更强，早期人类得以日渐摆脱作为“兽”的蒙昧，智力得以提高，识别力更强，创造能力得到了更大的提升，而这大概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为了这一天，早期人类走了二百多万年。

在旧石器时代，促进人类文明跃升的，未必是可见的物质“石斧”，而是复杂语言交流形式的丰满，没有它，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就难以为继。

这样说的证据是：在制作工具时，那些要求越精细的、制作步骤越多的、复杂一点的工具，对技能的要求也就越高，理查德-桑内特在《匠人》中提到了“隐性知识”，对同一个东西的制作，即使材料、步骤、方法一样，但因为每个人的经验、熟练程度不同，制作出来的质量也就不一样，那种内心里明白，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会”，便是隐性知识。由此大胆推测，假如早期人类在学习制作工具时，不能够通过语言或者自己反复地实验去掌握的话，那么制作工具的水平就很容易停滞，不会有进步，更不会产生新的创造。由于交流不畅，说不出口，那些关于制作的“隐性知识”就很难通过言传身教给下一个人，但语言发展起来后，可以表达更多的内容，无疑地，语言使得曾经独属于个人的不能分享的“隐性知识”可以明白地、准确地告诉给别人，语言的发展缩小了“隐性知识”传授的隔阂，曾经只能比划、用手抓着去做的教学，变而为一边制作、一边讲解，还能把一些感受告诉对方，这显然可以让制作技艺得到更好的高质量的复制了，曾经只有少部分人才能做得好的工具，因为语言的发展，让更多人习得了精细化的技能，这种群体上的进步影响深远，整体的提高让早期人类得以从“兽类”中脱颖而出，学习与掌握的经验知识让他们变得更高级了，可以认为，是语言上的成熟让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为进入新石器时代做了充分的技术积累与思想交流上的条件准备——语言对于文明跃升的意义是基础而又伟大的。

三、文明曙光跃出地平线之上

早期人类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文明的曙光要跃出地平线之上了，一些族群选择了靠近河流的平原地带，发展了原始农业，定居下来，改采集狩猎为生产种植，让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入新纪元。

发展原始农业，除了地理环境、驯化野生植物、种植工具上的条件准备，还必须具备有关于气候、时间（农时）的专门知识，对这些知识的掌握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进入到原始农业社会后才发展出来，而是在之前的迁徙过程中，就已经有了感性的观察和认识。

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在不断地迁徙中，用最直接的感官——眼睛、双脚、皮肤等等感受到了季节与气候的变化，山川地理形势与方位的变化，但越往后，他们就越不是被动承受者，而是做了主动观察者、总结者、记录者，在口耳相传中深化认知，他们把季节与气候的变化与植物的生长成熟做了对应，把山川地理形势的不同与迁徙路线做了对应，把空间方位与星象位置做了对应，因此发展了地理知识，发展了顺应自然规律播种的农业知识，发展了天文知识。

也许，《山海经》是早期人类对世界山川地理形势的形象化表达，为了增进记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如是描绘；也许那些动物的形象指的是他们头顶看到的星座连在一起的模样，也许是对见过的动物添油加醋的记录，也许是对某些山脉的拟物化表达，把某座山，某条河以及其周围环境的特点想象成某种动物，记录下来，确定了迁徙路线，类似于地图。

早期人类，在行走中观测日影、星象，发展出了天文知识雏形，对四季变化与空间方位之间关系的观察和总结，发展出来了时空知识雏形，当他们勾连了地理方位、星象与季节变化之间的关系，就确立了时空，与植物生长规律勾连起来就发展出了农时，这些知识集合起来，才为原始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假如没有早期人类在迁徙过程中的有意识地观察和总结，也就难以过渡到农业社会。因此，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知识，天文、地理方位、农业的知识，不是在新石器时代才逐渐发展起来，而是在早期人类的迁徙中就已经发展起来了，它们为人类驯化野生植物，发展出来原始农业，过定居生活，做了极自然的物质与技术以及经验知识上的准备，加速了人类文明进程。这样也就解释了他们何以能顺利过渡到原始农业社会，因为只有在更为广大的地理区域内观测星空，星体运动，才能获得那种整体相合的天文知识，只有通过迁徙，实打实地用脚步丈量大地，才形成了那种对空间与方位知识上的真切记忆，如果没有早期人类所做出的地球徒步旅行，人类的文明几乎就不会开花结果。

四、尾声——给时间以文明，给文明以时间

从后往前看，三百万年似乎一瞬而过，但对个体人类而言，它又何其漫长，无限时间孕育无限可能，在宇宙中，多得是不可思议的奇迹，生命也许只是我们自认为奇迹的一种，何其渺小又何其难能可贵。每当我看到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化石头骨、石斧、牙齿、骨笛……心里想象着人类进化的时间图谱，一群群人的流动，主观意识的能动所创造发明的一切，使我扫除了一切神秘主义，所谓造物主的一切能力都是在无尽岁月中的缓慢生成，把迷信丢掉，去确立起来一种文明发展的真正自觉，或许可以让人类文明跃升到更高层次。

给时间以文明，给文明以时间，地球若毁灭，对宇宙而言微不足道，对人类而言则是生死存亡，过去的所有人类文明史都在给我们指引——守护家园，发展文明。

——胡柳烟

人类起源之谜
欧洲，特别是西欧，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祥地。
自从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后，多数人相信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现代人和现代猿有着共同的祖先。但人类这一支系是何时、何地从共同祖先这一总干上分离开来的？什么是他分离开的标志？原始人类又是何时、何地转化为真人的……
对于这一系列的疑问，古人类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正确的回答。多数古人类学家认为：真人是以制造工具为标志，真人出现以前的人类祖先，科学家们称之为“前人”。直立是前人从人猿共祖主干上分离的形态学标志，他从主干分离的地区可谓人类最早的摇篮。真人不断演化发展，最后成为现代人，同时形成现代不同的人种，这个进化过程完成的地区便是人类演化最后的摇篮。
在探索人类起源时首先要确立一个前提，即人类是一个生物物种，他只能有一个祖先，不可能是多个祖先。不能说黑人有一个祖先，而白人又有另一个祖先。因为不同的物种之间虽能婚配，却不能生育后代，只有同种能育。如果我们主张人类多祖论，就会在生物学上犯常识性的错误，现在已证实了人类多祖或多元论是违背科学常理的。
人类从人猿主干上分离，究竟发生在哪一地区？是在非洲，然后走进亚洲，还是在亚洲？
非洲是人类的摇篮首先是由达尔文提出来的。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作了大胆的推测。另一位进化论者海格尔则在1863年发表的《自然创造史》一书中主张人类起源于南亚，还绘图表示现今各人种由南亚中心向外迁移的途径。此外，还有中亚说、北亚说以及欧洲说。由于人类的摇篮随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而摇摆于各洲。
欧洲，特别是西欧，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祥地。从1823年到1925年就有116个个体，其中包括猿人阶段的海德堡人。而新石器时代的人骨发现得更多，有236起。因此，人们打开地图一看，欧洲布满了古人类的遗址。而当时除了爪哇猿人外，在亚洲其他的区和非洲还没有找到过古人类遗址。还有，最早发现的古猿化石也出土于欧洲，即1856年在法国发现的林猿化石。加上20世纪20年代“辟尔当人”的骗局喧嚣一时（辟尔当人被有些学者看作是最早的人，甚至称他为“曙人”。最后被揭露，所谓“曙人”，原来是来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头骨和一个现代猿类的下颌骨凑合起来的假品），所以当时许多人认为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在西欧。但随着亚非两地更多人类化石的发现，人类摇篮欧洲说才逐渐退出了舞台。
“北京人”的发现不仅拯救了爪哇直立猿人，也使中亚起源说更加风靡一时。
1887年，荷兰解剖学家杜布哇，抱着寻找早期人类化石遗骸的热望，来到印尼的爪哇岛，居然找到了原始人的化石。1890年，在一个名叫垂尼尔的地方，先是找到下颌残片，次年又发现一具头盖骨，这就是著名的“爪哇人”第一号头盖骨。1892年，又在不远处找到一根大腿骨。杜布哇研究了这些材料后，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体，而且正是人们要寻找的人与猿之间的“缺环”。
爪哇直立猿人的发现使南亚说为之一振。然而杜布哇的发现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强烈的反对来自教会。教会坚持说，人类的祖先应是亚当，怎么可能是猿人呢？
1911年，古生物学家马修在《气候和演化》一书中，列举种种理由鼓吹中亚高原是人类的摇篮。其理由，一是中亚因喜马拉雅山的崛起，致使自然环境变得不适宜生存，但对动物演化来说，受刺激产生的反应最有益处，所以这些外界刺激可以促进人类的形成；二是哺乳动物的迁徙规律常常是最不进步的类型被排斥到散布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附近继续发展，因此在离老家比较远的地区反而能发现最原始的人类。当时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如海德堡人和爪哇直立猿人，与这一假说正好吻合。
1927年，中国发现“北京人”化石，之后相继发现了“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以及用火遗迹，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拯救了爪哇直立猿人，也使中亚起源说更加风靡一时。
1930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刘易斯在印巴交界处的西瓦立克山到一块上颌碎块，该标本从形态上看有些接近人的特点，他便借用印度一个神的名字“拉玛”把它命名为“拉玛猿”。但由于当时他人言轻，这一看法未被首肯。到了60年代，古生物学家皮尔宾姆和西蒙斯对林猿类26个属50多个种作综合研究时，注意到拉玛猿形态上的似人特点，认为它可能是人类这一支系的祖先类型，并将它从猿科中转到人科中，人类起源南亚说再度兴起。然而随着非洲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大量涌现，使人类起源非洲说重新崭露头角。
在达尔文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时，当时少见化石证据。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改变。在南非盛产金钢石的小城金伯利附近，有一个名叫塔恩的地方，那里有许多采石场，在采石时经常发现哺乳动物化石。1924年曾发现一具幼年猿类头骨，后经解剖学教授达特的研究，认为它人形态介于人和猿之间，遂将其命名为“非洲南猿”。1936年，在德兰士瓦地区斯特克方丹采石场发现一个成年个体的南猿化石，次年又在一名叫克罗姆特莱伊采石场找到完整的南猿下颌骨和头骨碎片，南猿逐渐引起学术界的认同和重视。但就它是“最接近猿的人”还是“最接近人的猿”，学术界仍有争议。解决争议的关键是南猿能否制造工具。虽然人们曾在发现南猿化石的洞穴和裂隙中找到了石器，但同时还有进步类型的人化石伴生，因此南猿是否是工具的制造者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此外，由于南猿化石出土层位不清，故南猿确切的生存年代还一时无法搞清。
正当人们左右徘徊时，东非的化石发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从1931年起，英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就在东非大裂谷一个名叫奥尔杜威峡谷的分支部分进行发掘，找到了不少非常原始的石器。它们是用河卵石或砾石简单打制成的，年代是更新世早期。谁是这些工具的主人呢？利基夫妇在这里搜索了20多年，终于在1959年7月的一天发现了一具南猿头骨。它比南非粗壮南猿还要粗壮，学名为“鲍氏南猿”，一般称其为“东非人”。通过种种理化测年法测得他的生存年代为距今170万年。
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
“东非人”及“能人”的发现，不仅揭开了东非地区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序幕，而且将作为“缺环”代表的南猿，由“最接近人的猿”，一下跃升为“最接近猿的人”或“人类的先驱者。”以利基夫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据此认为人类起源于非。
进入70年代，世界范围内古人类学的重要发现和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首先是在巴基斯坦波特瓦高原，之后又在匈牙利、土耳其、希腊、肯尼亚和我国发现了大量的古猿化石。虽然它们名称不一，但基本可分为大小两种类型，大的属西瓦猿型，小的为拉玛猿型，而且往往两者并存。经过各方专家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并非不同的种属，而是雌雄个体而已。既然拉玛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种属，焉有人类祖先之说？人类的直系祖先曾一度因“拉玛猿”而明朗过，现在又迷茫了。
但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为人们了解自身起源的奥秘打开了一条新的途径。分子生物学，特别是分子人类学的发展，不仅从微观分子水平上展示了人与其他灵长动物，特别与大猿类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且依据遗传物质的变异度，可以推算出它们分化的大致时间跨度。原先认为人和猿分离的时间大约为距今2000—2500万年间，而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的推算，只在距今400—500万年间！
鉴于此，新的人类演化概念产生了，由此也决定了探索人类的发祥地不能再依据旧说行事。由于非洲大量涌现的南猿和早期人属化石，人类早期阶段的复杂图景终于开始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自1924年找到首个幼年南猿头骨以来的70余年，在非洲有不下20个地点发现了最早阶段的人类化石。1974年，由美国古人类学家约翰逊领导的多国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地区发现了一具保存40％遗骸的被称为“露西少女”南猿骨架，其生存年代超过300万年，以后被订名为“阿法南猿”。在阿法地区还曾发现一处埋有13个阿法南猿个体的骨骸，它提供了早期人类群居的证据，为此有人将之称为人类的“第一家庭”。
90年代，非洲的古人类化石重要发现接连不断。1992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拉米斯发现距今440万年的南猿化石，最初被命名为“始祖南猿”，经过进一步发掘与研究，更名为“始祖地栖猿”。1996年，来自13个国家4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在阿法盆地的中阿瓦什地区，找到了距今250万年的南猿化石。由于它在形态上混杂着接近人和许多不同类型南猿的特点，被认为是连接阿法南猿和早期人属之间的一个新种代表，被订名为“惊奇南猿”。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东岸的库比福拉地点，则相继发现了阿法南猿、鲍氏南猿，“能人”，以及曾被叫做“1470号人”的头骨化石。后者最后被订名为“卢道尔夫人”，距今年代为190万年，并被认为是人属中的最早成员；在湖西岸，1985年曾发现有一具距今250万年的头骨，被命名为“埃塞俄比亚南猿”，他是粗壮型南猿的祖先；1995年在西岸的卡那坡地点发现的距今410万年的原始类型南猿化石，被命名为“湖滨南猿”。令人瞩目的是，它们的下肢骨显示出直立行走的特点，而上肢骨却仍保留着上攀援的特点。这表明分子生物学所推测的距今500万年人与猿分道扬镳可能是对的。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
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
早在1907年发现的海德堡人，曾一度被视作欧洲的猿人或是向尼安德特人过渡的类型。1994—1996年，在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卡地区，发现了80多件人类化石，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78万年以上，被认为是海德堡人的祖先。而在之前的1991年9月，在格鲁吉亚东南边境一个名叫德玛尼西的地方，发现了一具保存完整齿列的下颌骨，形态呈直立人型。以后又发现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据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180万年，故德玛尼西人被认为是非洲以外已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之一，也是迄今欧洲最早的人化石。
以色列出土的尼人类型的古人类化石也很著名，最近又以早期石制品引人注目。在以色列境内有一条约旦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北延部分。
1959年在这里发现乌贝蒂亚旧石器时代遗址。从该地上新世至早更新世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器，据古地磁法测得距今年代约在150万至100万年间。有些学者认为这个遗址是非洲之外最早的直立人文化遗址之一，它的主人可能是刚从“能人”演化而来的早期直立人。
我国在近半个世纪也发现了大量有关人类演化的化石材料。自50年代在云南开远发现古猿以来，70年代和80年代在云南禄丰和元谋又相继发现古猿化石，可分大小两种类型。有些学者认为大型者可谓西瓦猿型，小型者属拉玛猿型。拉玛猿作为人类远祖的论点其时在我国正风行一时，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人类远祖已在中国找到，便将小型古猿命名为“中国古猿”，以表达人类起源于中国的美好愿望。然而随着科学界对拉玛猿属性认识的变更，国内有些学者将云南不同地区的古猿归属到一个新属，即禄丰猿属之内。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们只是云南西瓦猿中不同的亚种。
60年代，陕西兰田公主岭和云南元谋大那乌发现了直立人类型的兰田人和元谋人，他们距今年代超出100万年，后者甚至达到170万年，成为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人化石。但遗憾的是，元谋人化石目前仅限于2枚上内侧门齿，以及年代稍晚的一段胫骨，而在非洲发现的年代大致相同的却有完整的骨架。虽然曾经有人将湖北建始地区发现的几颗化石牙齿看作是与南猿类型接近的材料，但因材料太少未获得学术界的承认。
1989年在湖北郧县找到2具原始人头骨化石，一开始又将其归于南猿之列，修理后发现乃属直立人型。1980年在安徽和县及1993年在江苏南京也发现了直立人型头骨化石。虽然对于它们的年代说法很多，但均未超出50万年。
自1985年起，在四川巫山县龙骨坡出土了一批早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含像人的1枚门齿和一段下颌残块，同时还宣称出土了有人工痕迹的石制品。一开始它们被部分学者鉴定为直立人型，后来国外学者介入，认为与直立人形态差异大，而与非洲的“能人”和“匠人”相近，并进一步测定了其年代为距今180万年以上，甚至超过200万年。
进入90年代，非洲出土大量早期人化石，并且这些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演化体系，而亚洲地区出土的化石很难与它相提并论。相较而言，非洲似更有条件作为人类的发祥地。古人类学的研究还表明：能人／卢道尔夫人具有较大的躯体和较重的脑量，故具有较强的体能和较高的智能，不仅已能制造工具，很可能还有较紧密的群体关系。加上新世时期古气候的变化，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哺乳动物的迁移，由此带动了古人类群的迁徙。这些研究成果在90年代后期汇成“走出非洲”的假说。部分学者提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以色列的乌贝蒂亚、格鲁吉亚的德玛尼西、巴基斯坦的伯比山以及我国的“巫山人”诸遗址，均被看作是早期人类迁徙途中的遗迹。以后，非洲的能人／卢道尔夫人演化为匠人，而在亚洲则演化直立人。也有人构想出另一种过程，即非洲早期人类首先迁徙到亚洲，演化为直立人后，又返回到非洲，并迁徙到欧洲。不过“走出非洲”尚有另层意思，即现代类型的智人也是由非洲的智人迁移到各洲去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0多万年前，即所谓“夏娃说”。
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在发掘和研究元谋西猿时，认为在元谋盆地小河地区豹子洞篝发现的古猿伴有石器。能制作石器，岂不是人？故将之订名为“东方人”，并将其生存年代定在距今250万年前。而在同一地区的蝴蝶梁子发现的一具幼年头骨，鉴定为拉玛猿型，认为是人类的祖先，后来宣称在地层中也找到了“石器”，将之更名为“蝴蝶人”，其生存年代定为距今400多万年前，并进而构筑了“开远拉玛猿”——“禄丰拉玛猿”——“蝴蝶拉玛猿”（或“蝴蝶人”）——“东方人”——元谋猿人——昭通人（智人的早期代表）——西畴人、丽江人（智人的晚期代表）等相当完整的系列。鉴于此，有人提出滇中高原及其邻区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但遗憾的是，早在70年代后期，学术界已抛弃拉玛猿是人类远祖的观点。后经研究，所谓“蝴蝶人”的“石器”原来是天然石块；而“东方人”的石器，后来被证明是地表上拣来的，而且时代甚晚。
1997年，我国启动了寻找200万年和更早时期人类的“攀登项目”，投入了不小力量，但迄今收获甚微。后来在安徽繁昌发现了距今200—240万年的石制品和骨器，发现物出自早更新世裂隙堆积中。但那到底是不是人工制品在学术界曾引起很大争议。此外，光有石器还远远不够，它只是间接证据，关键是找到人化石。
1999年在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这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对人类非洲起源论的一次挑战。但该标本发现于1990年，事隔9年后才公布于世令人费解。
中国学者要挑战非洲起源论，就必须找出更多的早期人类化石。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就连目前所认定的我国最早的元谋人化石，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其距今只有60万年！我们必须找到更早时期的人类化石，而且这些化石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得非洲材料从属于这个体系才行。我国的古环境条件不算太差，既然已发现了丰富的中新世和上新世的古猿化石，这样的生存环境同样适合早期人类生存。我们并不完全排除人类起源亚洲的潜在可能性，但仅有设想和冲刺的良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具有说服力的化石材料才最具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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