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林语堂到底什麽关系

鲁迅与林语堂究竟有何矛盾？~

鲁迅与林语堂二人的关系，用时下一句流行的话来说，那便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鲁迅与林语堂相识的11年里，鲁迅日记中记录与林语堂相交的次数有127次之多，平均一年有12次，每个月1次。这样的交往，不可谓不多。
那么，鲁迅与林语堂是如何从朋友变成陌生人的呢？二人之间到底有何矛盾？为何林语堂要骂鲁迅是大烟鬼和神经病？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林语堂与鲁迅相见是在一次参加雨丝派的集会时，实话实说，林语堂一开始对鲁迅是没什么好印象的。林语堂在其《八十自叙》中记载道：“他哥哥周树人（鲁迅）可就不同了，每逢他攻击敌人的言语锋利可喜时，他会得意得哄然大笑。他身材矮小，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永远穿中国衣裳，像个大烟鬼。”（林语堂.林语堂自传1991.115）
鲁迅矮小干瘦的形象是林语堂最初的印象，他认为鲁迅的干瘦是抽鸦片的结果。这种印象或多或少地对后来二人决裂之后，成为了林语堂对鲁迅形象贬低的代称。
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起初还是不错的，1925年北京发生学生集会活动，热血青年林语堂上街声援学生运动，与反动军警发生冲突。林语堂一砖头打破了军警的脸，军警也回敬了林语堂一砖头，林的头上永远地留下了一个疤。
鲁迅在得知林语堂的英勇行为后，对这个后生晚辈大加赞赏，当即给林语堂写信问候，引为同志。
1926年，鲁迅与林语堂同时到了厦门大学任教，二人在厦门大学期间都曾受到排挤，于是同病相怜有过一段患难之情。
二人的决裂是从以下这三件事情开始的：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鲁迅和林语堂都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有一天，鲁迅在楼上抽烟，不小心将烟头从楼上扔下将林语堂晒在楼下的蚊帐烧去了一只角。林语堂便开始碎碎念，还大声呵斥鲁迅。
鲁迅比林语堂年长14岁，觉得被小辈这样不给面子的呵斥有点脸上挂不住，于是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回应林语堂：“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你叫个啥，烧了又咋样？”
两人就这样楼上楼下，你一言我一语的怼了起来，彼此心中都很不爽。
鲁迅与林语堂的第二次决裂是一次聚会上，有几位作家是广东人，正在用粤语交谈，林语堂估计是出于开玩笑的心态，于是用英语说了几句。坐在一旁的鲁迅即为不悦对林语堂说：“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同胞吗？”此话说完，大家都没法吃饭了，林语堂更是满脸通红，尴尬至极。
1929年8月，林语堂与鲁迅发生了最严重的一次决裂。事情的起因是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拖欠了鲁迅540块大洋的稿费钱，鲁迅多次上门催债，李老板就是不给。于是鲁迅请了律师准备将李小峰告上法庭，李老板这下着急了不但赔了鲁迅的540块大洋，还请了鲁迅、林语堂到饭店去吃饭。
饭局上，李小峰说了鲁迅的学生张友松的坏话，说张友松故意让他拖欠鲁迅的稿费的。本来林语堂是去陪吃陪喝的，没他什么事。他也不知道张友松与鲁迅的关系，于是就附和了李小峰插了几句嘴，骂了张友松。不料这下捅了马蜂窝，鲁迅认为林语堂与李小峰合伙欺骗他，还把黑锅往张友松身上丢。鲁迅在日记中记到，林语堂当时“鄙相悉现”，二人顿时吵开了锅，这饭没法吃了。
据说二人吵得非常厉害，整个饭店的食客都围过来看二人争吵，二人甚至不顾大师形象，各种畜生等骂人的话都说出来了。
这下彻底没救了，二人从此见面如见陌生人，老死不相往来。
林语堂为此在日记中记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鲁迅与林语堂二人为何最终走上决裂的道路？主要原因还是性格问题。
鲁迅的性格偏激，尤其看重别人对他的态度。他敏感而有些神经质，别人有时候的无心之说可能会无形之中刺激到他。
他的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性格的形成与鲁迅的经历有关。
鲁迅小时候家道中落，“几乎是每天，出入质铺和药店里??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在污蔑里接了钱，再回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呐喊》）
一个从小受够了白眼的孩子，心里自然会对社会、对人心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体验。
即使鲁迅成年之后，依然忘不了那段日子带来的伤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一文中写到“十几岁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鲁迅的偏激负气，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难想象的事。”（江虹选编.梁实秋散文书房?厨房）
林语堂则与鲁迅相反，从小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但这也造就了林语堂任性、冲动、碎碎念的性格。
这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碰在了一起，自然矛盾不可避免。
不过，在鲁迅逝世25年后，林语堂在美国华盛顿演讲时，还对鲁迅给予了高度评价“鲁迅在打倒旧中国这方面是个主将，并且是最好的小说家之一。”

林语堂和鲁迅之间，友情甚于争论，很难算得上是论争的对手的。 譬如同学之间，家人之间，夫妻之间，难免一件事的看法不同，这实在是真理一样的准确了。总不能说，因为昨天谁和他的老婆争论谁做饭洗碗，就变成了死对头了吧。 “被鲁迅骂过”的那些人中，陈西滢算是真正的对立，鲁迅后来也极少提起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立关系也将逐渐淡化。鲁迅和林语堂呢，说实在的我不知道陈漱渝为什么要把他们当作论争的对手。因为这个不知道，我只能用另外一种观点来介绍林语堂了。 鲁迅死的时候，林语堂在纽约。林语堂听到鲁迅的死讯以后，特意写了一篇《悼鲁迅》的文章，说了他和鲁迅的关系：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这段叙述，可为至论，从来没有人再在这个方面怀疑林语堂的诚恳。林语堂说不悼鲁迅，因为鲁迅不怕死，但是最后林语堂又说：“呜呼，鲁迅以是不起”----可见林语堂心情的沉痛。 林语堂对鲁迅是敬重的，鲁迅对林语堂也没有多大的意见。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纠纷，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性格为人处事的差异。 林语堂为人诚恳，有时诚恳到可笑的地步。据说林语堂对他夫人求婚的时候，第一次送给他夫人的礼物是他夫人的一本书，第二次送的还是同样一本书----他居然忘了第一次送过这本书了。 鲁迅敏感，敏感到多疑不自信的地步。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如果意见不合，鲁迅也经常是严肃的沉默的，丝毫不苟且。许广平后来形容，有时候鲁迅因为和她有什么地方意见相左，鲁迅就一个人默默地跑到空地上躺倒，让她经常“抑郁、彷徨和怅惘”得想大哭一场。 据许广平后来回忆，鲁迅对她讲到关于婚姻的笑话：“结婚前请客，就犹如贿赂”----后来他们就没有请任何人参加他们的结婚仪式，林语堂直到海婴出生以后还悄悄问郁达夫：“鲁迅和徐小姐怎么回事？” 林语堂自称受老子的影响很大，鲁迅大家认为受庄子的影响很大，这确实很有道理。林语堂有老子无为的想法，对于别人的意见经常是这样可以那样可以，不太愿意太认真。鲁迅却学会了庄子对儒家的态度，辩论的技巧，求真的执着，无一不达到了挑剔的地步。所以鲁迅和林语堂的相得疏离，实在也是不难想见的。 不过我之所以特别喜欢林语堂，倒是因为他对“文人”的态度。我实在没有想到，也只是在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原来我对文人的态度，居然是从林语堂那里遗传过来的。 林语堂说：“做文可，做人也可，作文人不可”。 林语堂反对文人应穷的说法，并且对文人的穷作了中肯的分析。文人的穷，问题主要在文人身上，一来是文人好论是非，二来是文人书呆不治生产，不通事故。但文人因为穷就找出很多穷的理由和高尚来，说什么“词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诗人。 林语堂主张文人要规规矩矩做人，文人的种种恶习譬如懒、借钱不还、颓唐、放浪、傲慢都应该改掉。可见林语堂的骂文人，主要是骂穷文人。 但林语堂骂穷文人的时候，并没有加“穷”这个修饰词，很多不穷的文人就觉得林语堂“逻辑”混乱，一棒子“骂”倒了一片。 于是鲁迅就写文章帮林语堂的忙。鲁迅说：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是因为揭穿了假面。可见鲁迅骂的主要是假文人，至于文人穷不穷，他倒是不怎么管的。 再譬如林语堂主张不打落水狗，鲁迅却主张打落水狗。林语堂要恕道，鲁迅要直道，鲁迅可以宽恕人，但绝不宽恕狗。 林语堂后来尊鲁迅为打狗的英雄，自己却不热衷于打狗----概就是他们之间的相得和疏离的另外一种解释吧。 林语堂和鲁迅之间，友情甚于争论，很难算得上是论争的对手的。 譬如同学之间，家人之间，夫妻之间，难免一件事的看法不同，这实在是真理一样的准确了。总不能说，因为昨天谁和他的老婆争论谁做饭洗碗，就变成了死对头了吧。 “被鲁迅骂过”的那些人中，陈西滢算是真正的对立，鲁迅后来也极少提起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立关系也将逐渐淡化。鲁迅和林语堂呢，说实在的我不知道陈漱渝为什么要把他们当作论争的对手。因为这个不知道，我只能用另外一种观点来介绍林语堂了。 鲁迅死的时候，林语堂在纽约。林语堂听到鲁迅的死讯以后，特意写了一篇《悼鲁迅》的文章，说了他和鲁迅的关系：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这段叙述，可为至论，从来没有人再在这个方面怀疑林语堂的诚恳。林语堂说不悼鲁迅，因为鲁迅不怕死，但是最后林语堂又说：“呜呼，鲁迅以是不起”----可见林语堂心情的沉痛。 林语堂对鲁迅是敬重的，鲁迅对林语堂也没有多大的意见。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纠纷，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性格为人处事的差异。 林语堂为人诚恳，有时诚恳到可笑的地步。据说林语堂对他夫人求婚的时候，第一次送给他夫人的礼物是他夫人的一本书，第二次送的还是同样一本书----他居然忘了第一次送过这本书了。 鲁迅敏感，敏感到多疑不自信的地步。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如果意见不合，鲁迅也经常是严肃的沉默的，丝毫不苟且。许广平后来形容，有时候鲁迅因为和她有什么地方意见相左，鲁迅就一个人默默地跑到空地上躺倒，让她经常“抑郁、彷徨和怅惘”得想大哭一场。 据许广平后来回忆，鲁迅对她讲到关于婚姻的笑话：“结婚前请客，就犹如贿赂”----后来他们就没有请任何人参加他们的结婚仪式，林语堂直到海婴出生以后还悄悄问郁达夫：“鲁迅和徐小姐怎么回事？” 林语堂自称受老子的影响很大，鲁迅大家认为受庄子的影响很大，这确实很有道理。林语堂有老子无为的想法，对于别人的意见经常是这样可以那样可以，不太愿意太认真。鲁迅却学会了庄子对儒家的态度，辩论的技巧，求真的执着，无一不达到了挑剔的地步。所以鲁迅和林语堂的相得疏离，实在也是不难想见的。 不过我之所以特别喜欢林语堂，倒是因为他对“文人”的态度。我实在没有想到，也只是在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原来我对文人的态度，居然是从林语堂那里遗传过来的。 林语堂说：“做文可，做人也可，作文人不可”。 林语堂反对文人应穷的说法，并且对文人的穷作了中肯的分析。文人的穷，问题主要在文人身上，一来是文人好论是非，二来是文人书呆不治生产，不通事故。但文人因为穷就找出很多穷的理由和高尚来，说什么“词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诗人。 林语堂主张文人要规规矩矩做人，文人的种种恶习譬如懒、借钱不还、颓唐、放浪、傲慢都应该改掉。可见林语堂的骂文人，主要是骂穷文人。 但林语堂骂穷文人的时候，并没有加“穷”这个修饰词，很多不穷的文人就觉得林语堂“逻辑”混乱，一棒子“骂”倒了一片。 于是鲁迅就写文章帮林语堂的忙。鲁迅说：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是因为揭穿了假面。可见鲁迅骂的主要是假文人，至于文人穷不穷，他倒是不怎么管的。 再譬如林语堂主张不打落水狗，鲁迅却主张打落水狗。林语堂要恕道，鲁迅要直道，鲁迅可以宽恕人，但绝不宽恕狗。 林语堂后来尊鲁迅为打狗的英雄，自己却不热衷于打狗----概就是他们之间的相得和疏离的另外一种解释吧。

曾经的好友，后由于两种文学道路的分歧，导致关系决裂。

鲁迅与林语堂是因《语丝》相识并结下友谊的。《语丝》于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主编是孙伏园和周作人，鲁迅、林语堂、钱玄同、章川岛等人是刊物的主要撰稿人。

其时，林语堂在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同时兼授北大课程。《语丝》侧重发表文艺类作品，包括杂文、小品、随笔等各类文体，文风活泼辛辣，自成一派。两人惺惺相惜，成为好友。

1932年–1935年是林语堂在中国最活跃，影响最大的几年，他所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三本杂志，畅销一时，“幽默”，“闲适”成了一时风尚。

但与此同时的是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的兴起，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由此引发了鲁迅与梁实秋之间“文学有没有阶级性”的辩论。

扩展资料

林语堂曾说，要做文人，须先做人，同理，要做一个爱国的人，也必须先做人。没有一个连人都做不好的人，而能做好一个文人，或一个爱国的人。林语堂拒绝依附党派，拒绝卷入政治斗争，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不关怀社会。

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不是顾问，而是质疑者。一旦成了顾问，也就是所谓国师，那就免不了得为当道谋划献策，林语堂为中国的将来既没有画过蓝图，也没有指出过方向，也没有鲁迅要用文学来为中国人治病的雄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鲁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林语堂

二人曾经是好朋友，后来关系破裂了

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学史上，鲁迅和林语堂曾是志同道合、并肩战斗的文坛挚友。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就在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大获成功之时，他和鲁迅近十年的友谊却出现了裂缝。

1 矛盾从一件小事开始

《语丝》时期，一场浩浩荡荡的打狗运动把愣小子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两人驰骋笔端，打得古都京城的叭儿狗们满地找牙。然后是远走厦门的相互扶持。林语堂和鲁迅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然而，在武汉的6个月彻底摧毁了林语堂的思路。官场如战场。他不愿意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谎言，“对革命感到厌倦”。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他说：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到了革命成功，连梦遂也不敢做了。此时我已梦影烟消，消镜对月，每夜总是睡得一寐到天亮。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年纪的缘故，人越老，梦越少。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之路。语云，婆儿爱钞，姐儿爱俏，爱钞就是写实主义，爱俏就是理想主义。这都是因为婆儿姐儿老少不同的关系。

来上海后，林语堂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鲁迅也是失意而来，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林语堂和鲁迅各有一枝笔，走向却不同了。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

鲁迅和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因后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因为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表示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作者的工资。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簿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林妻廖翠凤赶紧离开。筵席不欢而散。这本是件小事，但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虽然思想上出现分歧，但在私下的场合，两人还是有经常碰面的机会。

2、送郁达夫宴会上不欢而散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的“风雨茅庐”。郁达夫风流倜傥，和号称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这次迁往杭州，郁达夫自述是为了躲避他人对王映霞的追求。无奈两人轰轰烈烈地恋爱，又轰轰烈烈地分手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来得最晚。一落座，语堂就笑着问鲁迅：“周先生又用别的笔名了吧？”

鲁迅的文章常被新闻检查处枪毙，为了省下不必要的麻烦，只能不停地换笔名。他先后共用过150个左右的笔名，署名鲁迅的文章反倒不常见了。“何以见得？”鲁迅反问。

“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语堂自信满满地说。

鲁迅哈哈大笑，他指着一个20出头的青年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看，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徐懋庸当时正青春年少，来上海不久，文风辛辣老练，与鲁迅有几分相似。他不好意思地起身，向语堂打了个招呼。

众人见幽默大师当场被拆了西洋镜，哄堂大笑。语堂则点燃烟斗，也咪咪地笑了起来。

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语堂灵机一动，“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根烟？”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林语堂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黎烈文看到这光景，赶紧打岔：“达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时才回来？来，敬你一杯！”

众人连忙举起杯子，争相敬郁达夫酒。郁达夫也有意缓和气氛，一口一杯，喝得畅快。

林语堂恢复了常态，海阔天空地瞎扯起来。临别前，黎烈文说出了请客的真正目的，就是请诸位文坛健将来年多多为《自由谈》写稿。向来严肃的鲁迅开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呢？”“该骂的多着呢！”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王映霞也来凑热闹，“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周海婴当时还不满5岁。林语堂笑着接过话头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3、杨杏佛事件扩大裂痕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宋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还拿起笔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作战，为人道公义而奔走。

由于蔡元培和宋庆龄的国际影响力，民盟的工作备受世界瞩目。每次开会，都有外国记者在场，林语堂说英文，鲁迅说德语，是民盟通向世界的耳朵和眼睛。

民盟的活动，让南京当局很恼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蔡元培和宋庆龄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杀掉他们，波动太大，他们选择了向杨杏佛下狠手，杀鸡给猴看。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就响起几声沉闷的枪声。杨杏佛当场死亡。

惨案一出，世界震惊，所有的舆论都倾向于民盟一边。可杀人的政府不管这些，特务机关“蓝衣社”放话出来，说他们有一张五六十人的暗杀名单，民盟主要领导人都榜上有名。

林语堂作为民盟的宣传主任，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荷枪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门口晃来晃去，他只要迈出大门一步，就会有人前来闹事。夫人廖翠凤时时刻刻坐立不安，非得林语堂进了家门才会松一口气。

门禁解除后，语堂还得接着到中央研究院上班。可他每次路过杨杏佛罹难的地方，总不忍走过。林语堂和杨杏佛都是中央研究院的英文编辑，语堂贪闲，总是把具体的要务推给杨杏佛做。杨也是好本事，一目十行，常常一边和语堂闲聊，一边不停地写信，居然还能出不少佳作。每次想到这些，林语堂只能用力地拍拍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月后，林语堂写了篇《谈女人》，声称“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我们要谈女人了！”这当然只是一时气话。他的闷气憋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忍不住，奔泻而出，这就是著名的《论政治病》：

我相信凡官僚都贪食无厌；他们应该用来处理国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窝鱼翅肥鸭焖鸡了。据我看，除非有人肯步黄伯樵、冯玉祥的后尘，减少碗菜，中国政客永不会有精神对付国事的。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

这篇文章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杨杏佛，可读者看到南京政府的荒淫无耻和丑恶嘴脸，谁不会哀叹杨之死何其无辜？

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更让人难过的是，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林语堂没有解释。他觉得清者自清，没必要自我辩护。

然而，鲁迅与林语堂的裂痕越来越大。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只不过取法晚明的公安派，更强调“闲适”和“独抒性灵”。林语堂在发刊词上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为人间世。”照理说，幽默大师亲自操刀，《人间世》一炮而红是可以想象的。但林语堂1933年的鸿运似乎走到了尽头，《人间世》从创刊之日起，就在各路人马的夹攻中摇摇欲坠。

4、鲁、林友情的终点

首先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为了给《人间世》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佐以周作人的巨帧照片。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周作人的诗作隐晦曲折，表现的是自由主义的两难心境。他们抛弃了“主义”的信仰和追求后，却不能忘怀现实的残酷，所以，闲适中满是说不尽的苦味。但唱和者多是文才平庸之辈，哪里读得懂背后的真意，一桩文坛雅事竟慢慢变成了肉麻的互相吹捧。

左联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了。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的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先前，《论语》的幽默杂文开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恶语相向。

林语堂是叛逆心理，别人越骂得凶，他越要坚持，号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不料鲁迅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以前据理力争，因为争得起。现在有人说，他是怕了鲁迅；也有人说他聪明，明知争不过，不如装“气量、风度”，输也光彩。

鲁迅曾写信劝告林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林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徐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这样的文字：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自《幽默大师林语堂》，朱艳丽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参考资料：http://blog.sina.com.cn/u/4af016c9010008go

十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几张鲁迅与他人的合影。照片上的林语堂均被洗掉了。如，1927年1月2日，鲁迅辞去厦门大学教职，和林语堂及泱泱社成员的7人拍照；1927年10月4日，即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后第二天，鲁迅与林语堂等6人的合影；1933年2月17日，在上海宋庆龄旧居，欢迎萧伯纳时，鲁迅与林语堂等人的留影。这种“加工”历史的做法，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都是科学研究所不可取的。
诚然，有了鲁迅和林语堂的几次合影，不能说明林语堂和鲁迅是始终紧紧站在一起的，但它可以表明他们两人确实在一起站过。
1923年夏天，林语堂偕夫人从欧洲留学归来。于9月间重返北京，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主讲文学批评和语言学。
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林语堂成了周氏兄弟的忠实盟友。这个选择一般人意料不到，林语堂自己也感到奇怪，他和胡适有相近的思想和个人情谊。但他却站在了鲁迅的旗下。
1924年12月，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创刊，这个刊物以“精神的独立”为标榜，也批评过段祺瑞执政府，但在“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中，以“公正”的“正人君子”面貌出现，与语丝派的态度形成了较强的反差。
《语丝》创刊之初，邀有16位撰稿人，坚持到后来仅剩五六人，其中就有“无所畏惧”的鲁迅，“随便而谈”的周作人，“一团矛盾”的林语堂。就林语堂而言，“五卅”惨案之前，他的笔锋主要指向旧文化及其卫道者；其后，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论战。是时，林语堂比鲁迅还激烈，他在1925年6月24日，批评丁在君“不负责任的高调”时，就与现代评论派交火了，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林语堂和鲁迅一起，站在进步力量一边，支持爱国学生。这招来陈源（西滢）的“闲话”，说“这次闹得太不像话了。……好像一个臭茅厕，人人都有扫除义务”，甚至另一位教授竟攻击语丝派的人“形同土匪”。
此时的林语堂，不仅要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他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当他每讲起这一件事时，总是眉飞色舞，感到自豪。后来，他干脆做起《祝土匪》的文章，以生于草莽，死于草莽的“土匪”自居。他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学者只要脸面，“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
1925年12月5日和6日，这在鲁迅和林语堂交往中，是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两天，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因为鲁迅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他向林语堂写信约稿。接着是林语堂的复信和交稿，这就是两人“相得”的开始。
当年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那场论战，最先是围绕“女师大”学潮展开的，学生们反对杨荫榆的专断，章士钊的复古，《语丝》同人大都表示支持，于是现代评论派指责语丝派煽动学生闹事。1925年五六月间，鲁迅作《忽然想到（七）》和《碰壁之后》，周作人作《女师大的学潮》，杨荫榆变本加厉，进一步迫害学生，引出陈源以“闲话”为题攻击语丝派。
陈源打上门来，鲁迅首先应战，林语堂跟着出击。陈源写了《粉刷茅厕》，鲁迅指出《并非闲话》，林语堂斥之《谬论的谬论》。
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鲁迅呐喊助战，林语堂跟着与军警搏斗。现代评论派污他们为“学匪”。林语堂就索性著文——《祝土匪》，“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文章末尾还高呼一声“只不要投降！”这种“土匪”的气魄和雄风，振动了古老的北京城。
鲁迅比林语堂有着更清醒的头脑，他一面斥责“中国有枪阶级的凶残，走狗帮凶们的卑怯”，一面告诫青年，不要一上战场就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稍有成功又将幻想飞得很高，一旦坠落在地，伤势就格外沉重。
这时候，杨荫榆被逐。1926年元旦刚过，陈源匆忙地在《现代评论》上声明，从今年起，“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了。然而，闲话家是闲不住的，陈源一面宣布撤退，一面又摆出要算总帐的架势，主要矛头仍然指向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
在这之前，章士钊们已经成了“落水狗”，周作人和林语堂思想上也一度出现了反复，但是，落水狗们并无改悔之意。这就激怒了曾经倡导“费厄泼赖”精神的周作人和林语堂。1月23日，林语堂在《京报副刊》上登出自己绘制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漫画上的鲁迅，长袍八字胡，手持竹竿，猛击落水狗的头，那狗在水中挣扎着。
陈源对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文章很头痛，对林语堂的漫画很恼火。他在给徐志摩的一封长信中挖苦影射林语堂，说他先是跟了周作人不赞成打落水狗，而后又跟着鲁迅主张痛打落水狗。林语堂会骂人也经得起人骂。到了3月10日，林又撰写了《泛论赤化与丧家的狗》，与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思想上一脉相通。一个星期后，血腥的“三·一八”惨案发生了。这时刚就任女师大教务长才两天的林语堂全力站在爱国师生一边，3月21日，挥笔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赞叹刘杨二女士“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死的光荣”、“死的可惜”。3月22日，周作人作《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4月1日，鲁迅作《纪念刘和珍君》，先后发表在《语丝》周刊上。
段祺瑞执政府从3月19日到3月26日，接连开了两次通缉名单，共48人，林语堂也在其内。“三·一八”之后，陈源又忍不住说起“闲话”来，他既斥责政府和卫队，又要“追究”受害者的“责任”。林语堂一读到“闲话”就大骂闲话家是“畜生”、“妖孽”，进而写出《讨狗檄文》，4月17日，他以亲身的体会给人写信说：“狗之该打，此人类皆同意。弟前说勿打落水狗的话，后来又画鲁迅打落水狗图，致使我一些朋友很不愿意。现在隔彼时已是两三个月了，而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
4月24日，直奉军阀以“宣传赤化”为罪名，封闭了《京报》馆，逮捕了总编辑邵飘萍，26日邵遭奉军杀害。北京笼罩着黑暗与恐怖。知识分子由北向南的大迁徙和大逃亡开始了。他们有的到了上海、南京，林语堂和鲁迅则是先后到了厦门。至此，语丝派结束了在北京的战斗时代。这一时期，观林语堂的言行，他和鲁迅是亲密的，量其大节，他是语丝园地上成长最快的一株大树。
作为语丝派的急先锋，林语堂的思想有过反复。1925年12月8日，林语堂写了《插论语丝的文体》，论文走了一段退路，他步周作人的后尘——提倡“费厄泼赖”精神，进一层发挥了周作人的意思。鲁迅读到此文不以为然，再联想到吴稚晖的“不打死老虎”，周作人的“不打落水狗”，鉴于辛亥革命以来，种种血的教训，12月29日鲁迅撰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明确提出“痛打落水狗”的主张，凡是咬人之狗均在可打之列。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批评林语堂的，倒不如说是针对吴稚晖和周作人的，特别是周作人。此时周氏兄弟已经失和两年有余，鲁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不便也不愿意触及这块内伤，鲁迅点了林语堂的名字展开评论。这和点着陈源的名字完全是两回事。一个是朋友间的思想讨论，一个是论敌间的较量。类似这样的思想交流，在语丝派内部是常有的。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1926年5月10日晚，林语堂在北京大陆春设宴向鲁迅等朋友告别。5月13日，鲁迅等人饯别林语堂。5月24日，林语堂向鲁迅辞行，并摄影留念。然后携全家往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林语堂不忘旧情。他刚一落脚就为厦大引进了一批新文化名人，先是鲁迅系统语丝派人士的到来，随后现代评论派人物也接踵而至，并且越来越多。鲁迅对此感到忧虑。但是，林语堂是个重感情的人，他看胡适和鲁迅一样是他的朋友。他站在两个朋友中间，尽情向左右抛掷花环，结果如鲁迅在《两地书（60）》中所说：“敌人即无所顾忌，玉堂的国学院就要开始动摇了。……真是糊涂。”
厦大校长林文庆是个守旧派人物。他把厦大的情形弄得“比北大还坏”。鲁迅颇感失望，便想辞去教职，林语堂诚心挽留，又对他的生活很操心。11月8日，鲁迅决计要离开厦大，依然牵挂着林语堂，“我还要忠告玉堂一回，劝他离开这里”（鲁迅《两地书》（75）），29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还说：“现在的去留，专在我自己，外界的作祟，一时还攻我不倒。我很想吃杨桃（指去广州），其所以还熬着者，为己，只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就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鲁迅和林语堂的关系并非一般。待到鲁迅对他“爱莫能助”的时候，于1927年元月，应中山大学之邀就南下广州了。事情不出鲁迅所料。此后不久林语堂即被排挤出厦大。往别处另谋职业去了。
林语堂前进的路断了，后退的路也没有了，厦大留不得，也回不了北京。于是，1927年9月，上海成了他的避难所。他选择了自由的专业写作生活。
1927年10月3日午后，鲁迅与许广平从广州到达上海。是日晚，林语堂闻讯立即前往旅社拜访。谈至深夜，第二天上午，林语堂再次来访，中午由孙伏园兄弟作东，请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及林语堂聚餐。饭后6人合影。这是鲁迅到上海后第一张照片，通称鲁迅许广平“结婚照”。
林语堂和鲁迅，都是在思路被“轰毁”的情况下来到上海滩的。两人的遭际和心态有相同之处。两人手里都有一支笔。走向却不一样了。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林语堂则是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这是一次深刻的分化。
有人说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风波”是鲁迅对林语堂的一次不调和的思想斗争，言下之意是林语堂堕落的结果。然而我认为，这只是一次误会。
鲁迅在他日记里说：“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另一个当事人林语堂，40年后《忆鲁迅》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对这一“风波”起因，鲁迅和林语堂持不同见解，“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明确指出，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一场误会，说简单也简单。若是原则问题。鲁迅决不会“和解”的。他至死对怨敌还是“一个也不宽恕。”
误解归误解，两人思想深处的分歧还是存在的。没有思想上的分歧，这场偶然的误解也就不会发生了。
“南云楼风波”毕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此后三年又四个月的时间里，鲁迅日记里没有两人友好往来的记载。1936年10日，林语堂在美国纽约惊闻故友逝世。11月22日撰文《鲁迅之死》悲悼。他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然吾私心终长辈视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林语堂说的“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南云楼误会结束了第一次“相得”，开始了第一次“疏离”。这一疏离长达40个月。30年代初，随着林语堂的推波助澜，文坛上逐渐兴起了幽默。1932年9月16日，《论语》创刊，“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鲁迅：《一思而行》）。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鲁迅无畏地宣称：“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在同一铁幕下，鲁迅“怒向刀丛”，林语堂做起了“幽默大师”。这一点使鲁迅大有反感。直到1932年底，林语堂的“匪心”又悄悄复活了，12月17日，他和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杏佛）等人一起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他自己还担任了“宣主任”，他敢于用笔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当胡适和“民权保障同盟”总部有分歧时，他也主张开除胡适。
是林语堂重新复活的信号，使鲁迅和他第二次“相得”了。1933年2月，新春伊始，萧伯纳来到上海，国内立即刮起一阵“萧旋风”。
林语堂有一种幽默的力量，这力量加上他的英语，使他比鲁迅更接近了萧伯纳。在宋庆龄寓所的那次聚会，原来是想让鲁迅主持对话的，后由林语堂取代了。留给世人的共同财富是他们的一张合影照片。
正当林语堂名声直线上升的时候，1933年6月18日，上海法租界里响起了几声沉闷的枪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总干事杨杏佛被杀害了。“同盟”里外的人都很震惊，有人说林语堂胆小得连杨杏佛的悼念活动也不敢参加了。鲁迅也说“语堂太小心了”（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冯雪峰：《回忆鲁迅》）
吊唁杨杏佛的仪式共有两次，一次是6月20日，即鲁迅批评林语堂没有去的那一次。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的送殡下葬仪式。这两次有的人是都参加了。林语堂和鲁迅各参加一次，都是冒着危险去的。
杨杏佛遇害不足一个月，林语堂写了《谈女人》一文，他说他要谈女人了，“不管他妈瓦上霜”。这话还是愤怒的反语。3个月后，他终于按捺不住，又打出了《论政治病》一文，矛头直指上层当权派，他说：“我相信官僚都是贪食无厌，……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这是林语堂对反动当局的尖锐讽刺。由此，一个活蹦活跳的，热辣辣的林语堂又和鲁迅显得特别和好了。从1933年2月11日，到1934年8月29日，两人再次“相得”，交往多达39次。林语堂主事的《论语》，对社会是全方位开放的。撰稿人来自左中右，其中刊发鲁迅的文章就有十多篇。
从1934年下半年起，左翼作家增强了对林语堂和论语派的批评，把他们视为和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一样。主要是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斥责幽默刊物为“麻醉文学”，这就有了鲁迅和林语堂的第二次疏离。这一疏，两人再无来往，林语堂的名字，也从鲁迅日记里完全消失了。
林语堂总是这样一个人，左翼作家批评他，右派文艺家也攻击他，把他和鲁迅列在一起，在《申报》上进行“声讨”。林语堂却固守着《论语》和《人间世》，坚持着“幽默与俏皮”的文风。鲁迅曾劝林语堂不要再搞这类小品了，可以翻译一些英国文学名著，但林语堂回信说，这些事“等老了再说”。于是鲁迅又疑心林语堂讽刺他“老了”。8月13日鲁迅给曹聚仁写信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这话传到林语堂的耳朵里，他笑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施建伟：《林语堂在大陆》）
误会，又一次误会，破坏了两个人的感情。一次次“误会”之后鲁迅对林语堂不再“以朋友待之”，甚至不与同席。1934年，另一位语丝派健将徐�，在上海大观楼补办婚宴，林语堂夫妇最先临，鲁迅旧帽遮颜，姗姗来迟，双脚踏上楼梯，一眼瞧见林氏夫妇，便掉身出门，终不见归。这两件事，从现象上看，是鲁迅的窄狭，实则是鲁迅的深刻。在鲁迅看来，林语堂似乎是不可救药了，就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其中1935年4月20日刊于《太白》上的《天生蛮性》，全文只有三句话：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
郑孝胥先生讲王道；
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把林语堂与前清遗老和伪满大臣相提并论，足见鲁迅对其厌恶之深。但是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也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他除了写《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反对者外，还于1933年至1934年7月，在赛珍珠的激励下，用英文完成了《吾国吾民》的长篇，次年这本颇有影响的大作在美国出版，使林语堂一鸣惊人，也使外国人看到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这就是《林语堂自传》里所说的，“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喜欢人家指出来的。”
这时候，远在莫斯科的“第三国际”，也注意到了上海文坛和文坛上的林语堂，通过萧三多次给“左联”写信，指出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情势下，要团结像林语堂这样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于是“左联”方面的“文学社”、“太白社”和“论语社”求得大同，签署了《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1935年底，鲁迅发表《杂谈小品文》，这大概算是最后一击，此后双方也就平静下来。
1936年8月10日晚，林语堂一家乘“胡佛总统号”客轮前往美国，至此他和鲁迅再无复见。

---

君山区19366753074： 鲁迅和林语堂到底什麽关系最好细说一点 ？
友赖盐酸： 林语堂和鲁迅各有一枝笔,走向却不同,他们之间,友情甚于争论.林语堂听到鲁迅的死讯以后,特意写了一篇《悼鲁迅》的文章,说了他和鲁迅的关系: “鲁迅与我相得...

君山区19366753074： 鲁迅和林语堂是好朋友吗？
友赖盐酸： 文人相轻.

君山区19366753074： 鲁迅和林语堂是怎么变成仇人的 - ？
友赖盐酸：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就在《论语》大获成功的同时,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却出现了裂缝. 《语丝》时期,一场浩浩荡荡的打狗运动把愣小子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两人驰骋笔端,打得古都京城的叭儿狗们满地找...

君山区19366753074： 鲁迅和徐志摩关系怎样? - ？
友赖盐酸： 凡评事论人抽空了特定的时空,即论“话语”离开了“语境”,就会如同说梦.近年来颇有些议论鲁迅和同时代人如林语堂、梁实秋等人恩怨的文章,也没有遗漏徐志摩.论者以为林语堂在救亡事亟之际提倡幽默,鼓吹闲适;梁实秋不仅彼此文...

君山区19366753074： 林语堂和鲁迅最后和好了吗? - ？
友赖盐酸： 就像鲁迅和周作人一样,形同陌路.原因在于鲁迅个人的偏激而已!

君山区19366753074： 鲁迅为什么那么讨厌林语堂? - ？
友赖盐酸： 鲁迅不是讨厌林语堂,而是讨厌他所写的那些安逸的文章!不要弄混了!

君山区19366753074： 那保压时间跟做饭时间有关系吗? - ？
友赖盐酸： 什么保压 压力锅 电饭煲有关系 好的保压锅类 做饭时里面的蒸汽就不会泄露能说短做饭时间,还可以把饭的温度保醇时间跟长 一般的好像可以保温3-6小时

君山区19366753074： 林语堂与鲁迅争斗的文章有哪些? - ？
友赖盐酸： 鲁迅——《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 林语堂——《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 这篇文章概括得比较好,去看看吧 http://tieba.baidu.com/f?kz=18084933

君山区19366753074： 鲁迅品质的故事 - ？
友赖盐酸： 有一天,鲁迅穿着一件破旧的衣服上理发院去理发.理发师见他穿着很随便,而且看起来很肮脏,觉得他好像是个乞丐,就随随便便地给他剪了头发.理了发后,鲁迅从口袋里胡乱抓了一把钱交给理发师,便头也不回地走了.理发师仔细一数,发现他多给了好多钱,简直乐开了怀. 一个多月后,鲁迅又来理发了.理发师认出他就是上回多给了钱的顾客,因此对他十分客气,很小心地给他理发,还一直问他的意见,直到鲁迅感到满意为止.谁知道付钱时,鲁迅却很认真地把钱数了又数,一个铜板也不多给.理发师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鲁迅笑着说:“先生,上回你胡乱地给我剪头发,我就胡乱地付钱给你.这次你很认真地给我剪,所以我就很认真地付钱给你!” 理发师听了觉得很惭愧,连忙向鲁迅道歉.

君山区19366753074： 如何记忆大量的文科知识点 比如法律 会计 文学方面的知识点 对于这些以什么组织方式去记笔记 学习和记忆 - ？
友赖盐酸： 文学类的比较好记,比如说文学史就按照历史年代,或者流派来划分,像鲁迅和林语堂就是两种人,因为鲁迅属于激进派,林语堂属于那种不问政治的,具体可以更加细分,笔记记载一般都是树状结构,每个人不同的记法,法律呢,范围太大,比如说法律里的刑法,理解为主,法理就只能背,因为根本不需要理解,文科特点就是记忆,记忆的最大特点就是重复,短时间突击,如果有重点就记重点,没有重点必须全部记忆,记忆特点就是复习,笔记只是帮助记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