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评价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为什么要褒李贬杜？~

因为初代不喜欢杜甫，所以杜甫必须不要脸啊！《毛泽东晚年的诗情与政见》陈东林：在1957年与臧克家、袁水拍等诗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已表示过对李白的欣赏，对杜甫的贬抑：“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黑杜甫，赞李白这事儿，起头的并非郭沫若。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整风、反右、大跃进，在这后，文化界自然也刮起了一股妖风，也要颂扬“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由于毛泽东喜欢三李而不喜欢杜甫和白居易，因此他们把杜甫和白居易提溜出来批判了一番，尤其是杜甫，多次被编排，变成了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知识分子能有好人么？没好人。
到了文革，政治风向又变了，不再结合了，改批斗了。知识分子就成臭老九了，需要彻底摒弃了。郭沫若创作的《李白与杜甫》（1971），就在这个时期。杜甫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自然要划清界限，深入批判。这下杜甫可就惨了，以至于杜甫这辈子干什么都是错的，不仅说任何一句话是在放屁，写任何一首诗是在放屁，就连眼见百姓受苦，想要号召国家减租减税，想要让百姓都过好日子，也都成了放屁。至于具体是怎么骂杜甫放屁的，主要是抓住杜甫光说不做这一点来讲的，还住三重茅的房子，说明杜甫是个反革命。杜甫容易吗？杜甫不容易啊，穷了一辈子，到最后终于吃了一口饱饭，是被撑死的啊！现在有北漂，古时候有长漂（长安）、金漂（金陵）等吗？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豆子的回答但这些都不用管了。既然黑，就往死里黑。郭沫若未必有多恨杜甫，他是怕自己被批斗，因为一旦被发现不革命，有右倾，不崇拜，就不只是拉黑，而是毙命了。郭沫若为了保全自己，结果用力过猛，形成了跪舔之势。说用力过猛，这是真的，因为郭沫若的马屁连毛泽东本人都有点儿受不了。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褒扬李白的部分挺好的，写杜甫就不行了，开启满嘴胡吣模式，双重标准外加诛心之论。得出的结论，无非是杜甫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胆小鬼，心肠坏透了，我们应该站起来揭发他、批斗他。文革期间都是怎么揭发人的呢？我们不妨来看看郭沫若是怎么揭发杜甫的：诗人说他所住的茅屋，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般来说，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比住瓦房来还要讲究，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诗人在怨天恨人。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的茅草，究竟能拾取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喊得“唇焦口燥”。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儿子却是娇儿。
他在诉说自己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比他穷困百倍。异想天开的“广厦千万间”的美梦，是新旧研究专家们所同样乐于称道的，以为“大有民胞物与之意”，或者是“这才足以代表人民普遍的呼声”。其实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大撒，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者“人民”呢？农民的儿童拿去了一些被风吹走的茅草都被骂为盗贼，农民还有希望住进广厦里吗？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想到吧？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喜欢，自己就住破屋子冻死也不要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象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所谓“民吾同胞，物为吾与”的大同怀抱，“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契稷经纶，只是一些士大夫的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而已。”建国后的各种政治清洗，实则是公权的一次洗粉行为，留下的基本都是脑残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伪残粉，他们并不相信自己嘴里说的话，内心保持十二分的清醒，在清醒之中，干些指鹿为马的自保。
我以前也鄙夷过郭沫若，但渐渐明白了他为什么这样做，也隐约觉得，站着说话的确是不会腰疼的。当时具体的情况和有多少无奈，可以参看周国平写的《岁月与性情》之《北大岁月?郭世英之死》。最后，关于郭沫若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要引一段《岁月与性情》中的《前海那座深院》的内容：毛泽东诗词是当时的热门，我曾两次听郭老讲解。一次是为我办的专场，我请教，全家旁听。我请教的是《清平乐?会昌》，问他如何理解“莫道君行早”这一句里的“君”，是否有所喻指。他答：“我看不出来。”我说：“可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君’是指西方帝国主义。”他说：“那太牵强了。”我翻开一本资料，指给他看，正是他自己曾经提出过这种说法。他立即快活地大笑，全体在场的人也大笑。如此说来，他只是一个被时代裹挟的人罢了。

这是一部奇书，是一部据说留下把柄的书，一部令人不耻的书，一部普遍认为郭沫若一生中最失败的书。人们所以不齿，盖因此书有嫌于他的“巴结”情结。因为毛泽东说过喜欢三李不喜欢杜甫，于是，郭沫若这样的聪明人立马写了《李白与杜甫》，并在书中果真高扬了李白而贬斥了杜甫，这难道不是“讨好”？

在《李白与杜甫》中，郭沫若立场分明，采取了“一边倒”的态度，极大歌颂着李白，极端贬斥着杜甫。这仿佛就是郭沫若的问题。这基本上已成社会公论，甚至连没有读过《李白与杜甫》的青年学生也持此论。足见，“巴结”、“讨好”等评判非常深烈。
终生私交甚好的李一氓，说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的动机和背景是：“（郭）后来写的那个《李白与杜甫》，也是根据毛 的一些说法加以发挥的。 好象就说过，他高兴李白不高兴杜甫。”而李对郭之《李白与杜甫》的印象则与多数人一样：“郭老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那本书里有些问题就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进行分析，尤其关于杜甫属于地主阶级的说法，就很形而上学。但那本书提到李白时，他证明了李白生在碎叶，说当时碎叶也是中国的，后来我国外交文件就使用了他这个有力的考据。

这是不是他的一个功劳呢？另外，还有一本《甲申三百年祭》，有人也指出不少的错误。现有人做文章，对《甲申三百年祭》为郭老的论点辩护。总之，郭老的著作就是这两本书有比较大的争议，现在还可以争论，百家争鸣，当成学术问题来看，比较好办。”（《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专辑》20－2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由于有“讨好”之嫌，所以大家也就大大不齿这部著作。
人们不齿这部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郭沫若将杜甫这样的“人民诗人”给彻底粉碎了牌位。由于人们无法容忍“人民诗人”的“神圣地位”倒塌，于是“人民诗人”的追随者们，必然要猛烈讨伐郭沫若，他因此而成了“罪人”文化一个。

真是这样简单吗？在“巴结”和“讨好”的背后，是否还有我们尚未解读出来的另一层“语码”？笔者对此揣摩多年，一直不敢轻易同意这样的说法，而今不揣浅陋，愿意就教方家解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需从一个特别的信号着手。
　世人都说《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的“最坏”的一部著作，而我却觉得这是郭沫若最好的一部书。它好就好在，千头万绪，让人莫衷一是，摸不着头脑，可有多种解释的可能。“借劲使劲”，“造反有理”，“高扬骨气”，“反对奴气”的这种“解读”是我首先提出来的一种“可能”，不知会否遭来方家的连篇喝斥。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却说那时好糊涂

　　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的人，谁不曾沐浴着李白与杜甫这二个闪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子的万丈光焰？。但真正对他二人的认知与，却会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而有所改变。这其中，又有郭沫若的一本发表于文革鼎盛时期的《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搅惑，使我们对李杜二人产生了很大的误解。
　　建国前三十年，尤其是在文革十年中，吾泱泱大国几乎所有文人知识分子都被极左的意识形态划分定性为“资产阶级臭老九”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只有郭沫若和矛盾二人却俨然以“红顶文人”的身份成为统治集团炙手可热的人物。在那个荒蛮的年代，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高大全”叫嚣于中国大地。在人们只能对毛主席语录顶礼膜拜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下，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章士创的《柳文指要》却能同在1971年嚣嚣刊世。可见郭氏的显赫与至尊。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可以随便公开读到其书的作家，除了鲁迅、浩然，便是郭沫若。
　　平心而论，《李白与杜甫》的确算得上一本颇有文学色彩的让人读得津津有味的论著，其睿智的辩说和详实的考据，对一个文学爱好者确实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值我们求知欲旺盛的年龄，虽然随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几乎已将古今中外所有文学艺术给统统否定并推翻封禁，所幸我母亲却能从单位已封存的图书室里不断拿出各种五花八门的书回家，一天，她又将一本暗红色封面的册子悄悄塞给我——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几个字赫然出现在我眼前。我那时正读高中一年级，早已闻说郭老的大名，并且对他的书法崇拜得五体投地。《李白与杜甫》立即让我陷入如痴如迷之中。对古典文学爱得发疯的我，比读毛泽东选集还如饥似渴地读着这本《李白与杜甫》，从此对我所景仰的两个大诗人有了更生动更明晰的了解。这本书中郭老巅覆性地对李白的褒扬和对杜甫的贬抑，加上自己对所崇拜的人的盲目信任，也不知不觉把这一观点深深烙在心中。
　　李白的豪侠仗义与浪漫不羁的天性本来就对年少气盛的人具有强大的吸附力，加上郭老对李白的反抗统治阶层、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等特色的刻画提炼，更让我陷入对李白的迷狂当中。李白一句“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影响我终生，因为那时我住家大院的后门一开，便是汉江水自东向南一泻千里向长江奔去，一丝西北流的意识也没有。同时，对杜甫这个隐约之中深得人们好评的“人民诗人”也产生了讨厌的印象。那时竞也学着郭沫若的腔调在与同学咏吟唐诗宋词的时候对李白大加赞扬却对杜甫投之以不屑。只记得郭沫若说杜甫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大地主的立场上，“每饭不忘君”，写的诗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着想，为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士大夫文人着想，是个“趋炎附势”的家伙，根本不配“人民诗人”的称号。杜甫那首著名的代表关怀人民疾苦的《茅屋如秋风所破歌》，郭老以饱满的无产阶级感情满腔仇恨地分析揭露出压根没有对被大地主欺压剥削的广大贫下中农投去一丁点的同情，而是在为士大夫地主阶级有钱人摇唇鼓舌、鸣冤叫屈。郭老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注意，句中的“寒士”，就是士大夫，是富人阶层，而不是“寒民”，穷寒的平民。郭老这一震聋发聩的揭示，让我佩服得独自一人在暗中发呆。多么鲜明的阶级立场啊！郭老的眼光真是犀利独到。
　　再看郭老对杜甫压根没有“人民性”的推论：“杜甫虽然一针见血地揭露封建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具咏怀》的残酷现实等‘人民性’的同时，还有‘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喜雨》的站在统治阶级立场‘心狠手毒’，希望帝王能对‘吴越’的造反者们予以‘滂沱’般的清洗。”郭说：“以上只举两例以表明杜甫的阶级意识和立场，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部分诗文”。“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这个所以然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郭老这种拿“人民”说事，是典型的文革时期贯用的动不动拿人民做挡箭牌的极左手段，但当时读来，可真是喑自信服郭老的旗帜先明，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
　　紧接着，郭老对杜甫有名的“三别”“三吏”六首诗作了更进一步的批判和揭露——所谓“三别”，即《新婚别》《重老别》《无家别》；“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对《无家别》之中的凄惨无比、家破人亡的明不忍睹，郭老道：“这首诗可能是六首中最好的一首，具体地描绘出了洛阳一带的田园荒芜、人烟绝灭的景象。特别最后一句‘何以为蒸 ’ ？作者把问题提出来，但没有写出答案，答案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只好造反’，一个是‘没有办法’。照诗的情况和作者的意识看来，只能是后者。”郭老从对杜甫的“没有办法”帮助人民脱离困苦的猜想和臆断，把杜甫并没有同情人民而是泛泛而谈，毫无作为的态度，作了一针见血的指责和不满。是啊！你杜甫不是“人民诗人”吗？为什么对人民的困难不拿出一点办法。可见“人民性”是假的，可见郭老对古人的没有崇高的无产阶级觉悟而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的激切！
　　对“三别”“三吏”钻皮出羽的解析，郭老最后得出结论：“但在今天，我们从阶级的观点来加以分析时，诗的缺陷便无法掩饰了。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郭老一层层剥去了杜甫身上“人民诗人”的光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杜甫是一个吃得油头滑脑，很得封建统治者赏识，穿得花花绿绿的有钱有势的大地主。在多年的我党的教育下，大地主是我们那个时代人的最大对头，比当时很少见的资本家可恨多了。所以，凡以后读文学作品，每逢见着了杜甫以及评论杜甫的文章，我都不屑一瞥匆匆而过。
　　对杜甫的老大不敬，还有一点就是杜甫不是李白真正的朋友。这在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也有深刻的令人叹服的分析和揭露。据统计，李白与杜甫二人交往，李白写给杜甫的诗有4首，杜甫写给李白的诗有二十多首。但这并不能证明二人的情深谊厚，也不足以证明杜甫对李白的一往深情的关注与敬仰。李杜二人相交时，李白已44岁，杜甫才33岁，时李白已才华盖京城，声名播海隅。杜甫则连续10年迎考不弟，潦倒漂迫，杜甫只有作李白的铁杆粉丝的份儿，杜甫的才华阅历根本没法和李白相比。郭老花了很长篇幅对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200字作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趋炎附势”的杜甫与李白之间“喑喻着交道的翻覆”，而且“这是诗的重点”。
　　论证了李杜二人不可能有过真心实意的交情，郭老又从李杜二人对宋玉的态度上得出二人高下：“杜甫说他自己要努力：‘窃攀屈宋宜方驾’，杜甫很看中宋玉，愿以宋玉为师，爱把屈原与宋玉并举来提高宋玉。其实宋玉是值不得学习的，他的文学成就已被李白远远超过了。李白并不那么佩服宋玉，他的《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甫》开头两句就是反宋玉。‘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说秋兴悲就是宋玉。杜甫在《咏怀古迹》里却特别欣赏他，所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是亦吾师’在这里可以看出李杜二人的不同之处。至于屈原的水平，不仅李白没有达到，杜甫也没有达到”。郭将李杜比附屈宋，屈原“有骨气”，宋玉“没骨气”，李白有骨气、有气节，敢于反抗君王，蔑视权贵，而杜甫没骨气，甚至还“趋炎附势”，处处想着君主统治者。所以郭认为李杜压根不是同一阵营同一阶层的人，二人不可能是真心互㺺倾慕的好朋反。
　　我当时欣然接而又顺利接受了郭老的观点，杜甫对李的友情是绝对高攀不上的虚情假意，是虚伪的，是想沾李白的光。而李白对杜甫的友情却是情深意切纯真无私的，我为李白对杜甫的真心感到可惜，暗骂杜甫虚伪狡猾，欺骗单纯豪侠的李白。如果开批判大会，立时把杜甫也揪上来批斗批斗该多好啊！
　　对杜甫的认识的改变是随着岁月的改变而变的。当我们逐渐认清楚了极左专制对我们的欺骗和愚弄；当我们知道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强权产生大量的去势的马屁作品；当我们已不再是年少轻狂之身；当我们在世上混了几十年碰得到处是伤暗自吮舔的时候，不经意间，与杜甫的诗擦肩而过， 再耐着性子读下去，才恍然大悟，因年青时的轻信与浅薄，竞被郭沫若老的《李白与杜甫》给迷惑了。杜甫的诗中有那么多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有那么多的艰难苦恨的人身遭际和困厄，还有那么多对人间疾苦的关怀与同情，压根不是郭老所说的杜甫只代表统治阶级，只代表士大夫及大地主阶级。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现在人的观点，为奉承讨好统治者，以附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去衡量去要求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时的落魄文人，真是太不对头了。
　　且不说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表露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也不论他到底是为大庇“寒士”还是“寒民”，由自己的苦难连想到别人的苦难，由自己的身世家世连想到社稷民生，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穷苦儒士，身上承载了几多中国人文人儒士的高尚情怀与道德操守！《新婚别》中，“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国家兵荒马乱，军队连年征伐，与战士新婚的妻子“席不暖君床”即“暮婚晨告别”。杜甫哀叹国家的不幸，最终导致平民百姓的更大不幸，对处于下层的弱势群体寄以极大的同情。一个弱女子眼睁睁看着新婚的丈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却不得不“对君洗红妆”做生死离别的悲惨遭遇，怎能不让千载万代后人掩涕吞声！这难到不是“人民诗人”对普通百姓的命运的深切关怀的“人民性”最好的诠释吗？《潼关吏》中，“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的边关戎士，艰苦劳作修筑边关要塞，他们最通晓固守御敌的实战大计，只要“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而昏庸的统治者唐玄宗却仼用好大喜功却又无能的寻舒翰出关迎战叛军安禄山，最终招致大败而使山河破碎国将不国 。杜甫通过基层守关小吏之口，劝戒讽谏统治者体恤民情，听取工作在第一线的普通下层人民的意见，时时处处躬行着“每饭不忘君”的对国计民生的忧患意识，这样的一个连公务员还没考上的一个寒士，有着比现在的某些“公多员”“人民公仆”高得多的先进性、代表性！现而今我泱泱大国，国富民强，但统治者最好多多听听杜甫老夫子们的意见，听听民间基层普通平民百姓的呼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有处在社会最下层的人民，处在各种政策法规最终受益于否终端的人民大众，才对国家体制政策的优劣得失感受最深。一旦国策失误，百姓的呼声阻塞于道野，民声不畅达，民怨不排解，到时可不是潼关吏这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气馁、不懈怠那么容易以对付的事了。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杜甫是个标准的忧患成癖的老人，要说对国家社稷的关心除了楚大夫屈原，后人莫之能比。他的《岁晏行》一诗中，在“岁去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劳作的“莫徭”之民，“天寒纲罟冻，射雁鸣桑弓”。遭遇米贵又米贱和物价不稳定，收获的农产品怱然遭跌价贱卖，再加上名目繁多的税役，生活既不安定又无保障，本已在水深火热之中，竞至于要“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可见三农们负担之重自古至今千古不易。现而今都特色社会主义了，国家几乎每年都发一个一号文件，排头解决三农问题，却越是叫得响，越是落不到实处；那个方面重视得最多，那个方面往往最得不到重视。杜老夫子真是打开古今之通道，揭示出万变不离其宗的社会“普世价值”。“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在铜钱里边掺铅锡做假，也能大行其道，大发其财而没有来管了。国人造假之风，自古盛行，至今不衰 ，如今假货泛滥，肉里注水，蛋里加苏丹红、牛奶里加三聚氰胺，政策法规里给你加个“可酬情自行”，比之杜甫所揭之的“铅锡”更是名堂深奥，登峰造极。“刻泥为之最易得，如恶不合长相蒙，”坑蒙拐骗，贪污腐败，政出不行，德信尽丧，如今已达到无货不假、无官不贪的境地，“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杜老先生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哀叹，至今还没有终结！可叹杜夫子一辈子不停叨叨唠唠，连自己的生活都朝夕不保，而且频频累迁，颤沛流离，居无定所，仍不彻悟。这可不是郭沫若简单的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大帽所令人心服的。一个潦倒穷困的小知识分子，是不是自作多情自以为是太甚？因为人家统治集团，压根听不到也没心思去听他的罗嗦。你想代表人家这个阶级的利益还怕你够不够格哩！以现今的一句时髦话来说：“你们算个屁！”
　　打住，扯远了。还是看郭老对杜甫的误导吧。李杜二人的友谊交情，郭老已给我们点明了，二人其实有着“交道的翻覆”。但到了我们自己也略约能解读一点原作的时候，郭的注解推断显然站不住脚了。看杜甫写的《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来，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秋风乍起，万物萧瑟，令人伤感的季节，油然记起自己所崇敬怀念的李白，雁阵惊掠而过，捎上思念之情，相交相知却天各一方，江湖诡谲多变，世事艰难，人心莫测，远方的友人不知情况如何。“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担心着李白率真单纯的禀性和放荡不羁的才情，能否应对得了险恶复杂的社会，那些专事攻奸刻薄的阴险小人，是非常善于钻空子挑毛病来阴害人的，加之顺适的境遇对著文赋诗的人来说又反而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两头让人担忧。杜甫这样说，是根据自己深怀大志却得不到重用并累遭迫挤陷害的坎坷命运有感而发，将心比心，李白的持才傲物却更容易引起人的猜忌和陷害。“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泪罗”。二人相交相识，志趣相投又更相惜相怜，在屈大夫的悲惨命运里找到再形象不过的注解。甚至二人可以一起共作冤魂成为屈原样的高尚之人。可见杜甫把李白比之自己可连为一体生死与共知心朋友。这样真挚的思念与表白，读来令人嚅吁不已。年青的时候，怎么就读不出其中的滋味呢？要是早一点感悟出杜甫这种对朋友的真心思慕和爱护，这一生中不是会再多交几个知心朋友？惜乎少年无知容易轻信，又没多抽出时间精力研读杜先生的诗，轻轻松松被郭老的学术观点给蒙住，独自装模作样成了个抑杜扬李的八十年代“文学青年”。
　　若以文学艺术以反映现实批判现实为嫀妙之境，比起一味狂放啸傲，不食人间烟火的李白，杜甫的诗自然会更多引起人们的深思与感悟。浪漫的情怀奔放的激情活泼的意趣自由的人格当然最容易从李白的诗句里得到快感与升华，但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对人生苦难的体验，杜甫的诗才最能让人从中获得共鸣与认同，浪漫奔放随首青春的绽放而短暂地得到释放，但当铅华洗尽，沧桑的体验充盈在身的时候，才会感悟到厚重艰涩的社会现实及经历才是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拾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四时的物华万有的生命都随同周遭的际遇和自己的经历而物我相融。“万物皆备于我”，当个人与社会融合背负在一起的时候，当道德责任与情义都能与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紧紧相关联的时候，人似乎才能活出点品味和格调来。这也就是我们读杜甫诗歌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滋味。“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浩浩荡荡的生命体验感知与江河同在，与四时同存，个体之中有河山，河山之中有个体，天人合一，物我而忘。富贵荣华，贫困潦倒，静观淡定，豁达悠远……都是和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现实社会紧想连。没有谁能抛开他所处的时代而渐行渐远。所以，李白沉醉后醒来不得不谦洒而又无奈地写下：“忽魂悸而魄动，况惊起而长嗟，唯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二人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人格价值，谁也抹杀混淆不了。撼山河易，撼李杜二人难，而抑杜扬李，更是滑稽可笑。李白浪漫天真，豪放坦荡，纵情不羁，天马行空，追求人生的自由与独立的人格，蔑视权贵，视功名富贵如粪土，一生有抗争与反叛精神；杜甫深厚沉郁，坦诚通达，历经磨难，悲天悯人，关怀社稷民生，把自己的命运紧紧融汇到国家的命运之中，把民间的疾苦视为自己的疾苦。二人是中国文学史上双峰并峙的高峰。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堪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一个典范，并且是一个标准的“奉承、讨好”之作——据说毛泽东平素喜欢李白，且毛的老朋友章士钊当时正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在写一本《柳文指要》的书，受到毛的赞许与资助。郭老得知后不甘示弱，亦以耄耋年开始他一生最后一本论著的写作。并且当时六七年至六八年短短一年多一点时间里郭老的二个儿子郭时英、郭民英相继被文革动乱迫害致死！郭老正是在这种巨大的丧子之痛中开始写作《李白与杜甫》，又给写这本书的动机和意图畄下朴溯迷离的推测。诚然，郭老怎样编织概念设立论点铺排文字，以当下的略为宽松的环境来推断分析，郭老自有他行文的权力和自由，但恰恰是郭老这种宁可以主题先行、为附会迎合统治者的思想意识而不惜用简单的政治斗争的观点去套取古人，不惜以今人的思想价值观去衡量要求古人而穿缀附会钻皮出羽这种既违反常识又有违人格的作法确实与郭老当时的处境非常矛盾。
　　毛泽东闹革命雄韬伟略英明无比，不意巅峰极顶之后溃于极端，导致他一手策划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人间祸害的根源。在文革当时他的独栽高压政治统治下，个人崇拜的淫威使奴才遍地、人人自危，于是人妖颤倒，是非混淆，道德沦丧，人格尽失。以反叛名震天下的郭沫若也只好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棒肆意妄为起来。郭氏一辈子走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他天才早慧，一生身不仅学术成果累累，而且又投身国内政治斗争，成为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名流显贵。抗战时期任国民军政治部付主任掌管文艺宣传阵线，旗下几乎网罗了全国第一流文人名士，一时风流天下、荣耀至极，奏响了一支时代的《洪波曲》”。抗战胜利，旋又机锋一转，坚决与国民党划清界线，解放后成为我党一面文艺旗手。他总是以其超人的智慧和胆识，牢牢抓住了历史和命运给他的机缘，可谓一代骄子。不意晚年写下《李白与杜甫》，却打下深深的阶级斗争的烙印，为了迎合时政，奉承独裁统治者对李白的御好，竞将两个唐时的互相推崇惺惺相惜的大诗人划为不同阵营的充满猜忌怨恨的对头而一抑一贬，犯下低极的常识性错误，终至为其后半身的平庸无聊留下活生生的把柄，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郭老的失误，更进一步让我们认识到专制统治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也更让人感到“文艺为政治服身”的可耻与可悲。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却说那时好糊涂
　　
　　
　　 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的人，谁不曾沐浴着李白与杜甫这二个闪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子的万丈光焰？。但真正对他二人的认知与，却会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而有所改变。这其中，又有郭沫若的一本发表于文革鼎盛时期的《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搅惑，使我们对李杜二人产生了很大的误解。
　　建国前三十年，尤其是在文革十年中，吾泱泱大国几乎所有文人知识分子都被极左的意识形态划分定性为“资产阶级臭老九”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只有郭沫若和矛盾二人却俨然以“红顶文人”的身份成为统治集团炙手可热的人物。在那个荒蛮的年代，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高大全”叫嚣于中国大地。在人们只能对毛主席语录顶礼膜拜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下，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章士创的《柳文指要》却能同在1971年嚣嚣刊世。可见郭氏的显赫与至尊。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可以随便公开读到其书的作家，除了鲁迅、浩然，便是郭沫若。
　　 平心而论，《李白与杜甫》的确算得上一本颇有文学色彩的让人读得津津有味的论著，其睿智的辩说和详实的考据，对一个文学爱好者确实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值我们求知欲旺盛的年龄，虽然随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几乎已将古今中外所有文学艺术给统统否定并推翻封禁，所幸我母亲却能从单位已封存的图书室里不断拿出各种五花八门的书回家，一天，她又将一本暗红色封面的册子悄悄塞给我——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几个字赫然出现在我眼前。我那时正读高中一年级，早已闻说郭老的大名，并且对他的书法崇拜得五体投地。《李白与杜甫》立即让我陷入如痴如迷之中。对古典文学爱得发疯的我，比读毛泽东选集还如饥似渴地读着这本《李白与杜甫》，从此对我所景仰的两个大诗人有了更生动更明晰的了解。这本书中郭老巅覆性地对李白的褒扬和对杜甫的贬抑，加上自己对所崇拜的人的盲目信任，也不知不觉把这一观点深深烙在心中。
　　 李白的豪侠仗义与浪漫不羁的天性本来就对年少气盛的人具有强大的吸附力，加上郭老对李白的反抗统治阶层、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等特色的刻画提炼，更让我陷入对李白的迷狂当中。李白一句“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影响我终生，因为那时我住家大院的后门一开，便是汉江水自东向南一泻千里向长江奔去，一丝西北流的意识也没有。同时，对杜甫这个隐约之中深得人们好评的“人民诗人”也产生了讨厌的印象。那时竞也学着郭沫若的腔调在与同学咏吟唐诗宋词的时候对李白大加赞扬却对杜甫投之以不屑。只记得郭沫若说杜甫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大地主的立场上，“每饭不忘君”，写的诗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着想，为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士大夫文人着想，是个“趋炎附势”的家伙，根本不配“人民诗人”的称号。杜甫那首著名的代表关怀人民疾苦的《茅屋如秋风所破歌》，郭老以饱满的无产阶级感情满腔仇恨地分析揭露出压根没有对被大地主欺压剥削的广大贫下中农投去一丁点的同情，而是在为士大夫地主阶级有钱人摇唇鼓舌、鸣冤叫屈。郭老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注意，句中的“寒士”，就是士大夫，是富人阶层，而不是“寒民”，穷寒的平民。郭老这一震聋发聩的揭示，让我佩服得独自一人在暗中发呆。多么鲜明的阶级立场啊！郭老的眼光真是犀利独到。
　　 再看郭老对杜甫压根没有“人民性”的推论：“杜甫虽然一针见血地揭露封建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具咏怀》的残酷现实等‘人民性’的同时，还有‘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喜雨》的站在统治阶级立场‘心狠手毒’，希望帝王能对‘吴越’的造反者们予以‘滂沱’般的清洗。”郭说：“以上只举两例以表明杜甫的阶级意识和立场，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部分诗文”。“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这个所以然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郭老这种拿“人民”说事，是典型的文革时期贯用的动不动拿人民做挡箭牌的极左手段，但当时读来，可真是喑自信服郭老的旗帜先明，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
　　 紧接着，郭老对杜甫有名的“三别”“三吏”六首诗作了更进一步的批判和揭露——所谓“三别”，即《新婚别》《重老别》《无家别》；“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对《无家别》之中的凄惨无比、家破人亡的明不忍睹，郭老道：“这首诗可能是六首中最好的一首，具体地描绘出了洛阳一带的田园荒芜、人烟绝灭的景象。特别最后一句‘何以为蒸 ’ ？作者把问题提出来，但没有写出答案，答案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只好造反’，一个是‘没有办法’。照诗的情况和作者的意识看来，只能是后者。”郭老从对杜甫的“没有办法”帮助人民脱离困苦的猜想和臆断，把杜甫并没有同情人民而是泛泛而谈，毫无作为的态度，作了一针见血的指责和不满。是啊！你杜甫不是“人民诗人”吗？为什么对人民的困难不拿出一点办法。可见“人民性”是假的，可见郭老对古人的没有崇高的无产阶级觉悟而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的激切！
　　对“三别”“三吏”钻皮出羽的解析，郭老最后得出结论：“但在今天，我们从阶级的观点来加以分析时，诗的缺陷便无法掩饰了。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郭老一层层剥去了杜甫身上“人民诗人”的光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杜甫是一个吃得油头滑脑，很得封建统治者赏识，穿得花花绿绿的有钱有势的大地主。在多年的我党的教育下，大地主是我们那个时代人的最大对头，比当时很少见的资本家可恨多了。所以，凡以后读文学作品，每逢见着了杜甫以及评论杜甫的文章，我都不屑一瞥匆匆而过。
　　 对杜甫的老大不敬，还有一点就是杜甫不是李白真正的朋友。这在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也有深刻的令人叹服的分析和揭露。据统计，李白与杜甫二人交往，李白写给杜甫的诗有4首，杜甫写给李白的诗有二十多首。但这并不能证明二人的情深谊厚，也不足以证明杜甫对李白的一往深情的关注与敬仰。李杜二人相交时，李白已44岁，杜甫才33岁，时李白已才华盖京城，声名播海隅。杜甫则连续10年迎考不弟，潦倒漂迫，杜甫只有作李白的铁杆粉丝的份儿，杜甫的才华阅历根本没法和李白相比。郭老花了很长篇幅对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200字作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趋炎附势”的杜甫与李白之间“喑喻着交道的翻覆”，而且“这是诗的重点”。
　　 论证了李杜二人不可能有过真心实意的交情，郭老又从李杜二人对宋玉的态度上得出二人高下：“杜甫说他自己要努力：‘窃攀屈宋宜方驾’，杜甫很看中宋玉，愿以宋玉为师，爱把屈原与宋玉并举来提高宋玉。其实宋玉是值不得学习的，他的文学成就已被李白远远超过了。李白并不那么佩服宋玉，他的《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甫》开头两句就是反宋玉。‘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说秋兴悲就是宋玉。杜甫在《咏怀古迹》里却特别欣赏他，所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是亦吾师’在这里可以看出李杜二人的不同之处。至于屈原的水平，不仅李白没有达到，杜甫也没有达到”。郭将李杜比附屈宋，屈原“有骨气”，宋玉“没骨气”，李白有骨气、有气节，敢于反抗君王，蔑视权贵，而杜甫没骨气，甚至还“趋炎附势”，处处想着君主统治者。所以郭认为李杜压根不是同一阵营同一阶层的人，二人不可能是真心互㺺倾慕的好朋反。
　　我当时欣然接而又顺利接受了郭老的观点，杜甫对李的友情是绝对高攀不上的虚情假意，是虚伪的，是想沾李白的光。而李白对杜甫的友情却是情深意切纯真无私的，我为李白对杜甫的真心感到可惜，暗骂杜甫虚伪狡猾，欺骗单纯豪侠的李白。如果开批判大会，立时把杜甫也揪上来批斗批斗该多好啊！
　　 对杜甫的认识的改变是随着岁月的改变而变的。当我们逐渐认清楚了极左专制对我们的欺骗和愚弄；当我们知道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强权产生大量的去势的马屁作品；当我们已不再是年少轻狂之身；当我们在世上混了几十年碰得到处是伤暗自吮舔的时候，不经意间，与杜甫的诗擦肩而过， 再耐着性子读下去，才恍然大悟，因年青时的轻信与浅薄，竞被郭沫若老的《李白与杜甫》给迷惑了。杜甫的诗中有那么多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有那么多的艰难苦恨的人身遭际和困厄，还有那么多对人间疾苦的关怀与同情，压根不是郭老所说的杜甫只代表统治阶级，只代表士大夫及大地主阶级。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现在人的观点，为奉承讨好统治者，以附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去衡量去要求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时的落魄文人，真是太不对头了。
　　 且不说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表露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也不论他到底是为大庇“寒士”还是“寒民”，由自己的苦难连想到别人的苦难，由自己的身世家世连想到社稷民生，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穷苦儒士，身上承载了几多中国人文人儒士的高尚情怀与道德操守！《新婚别》中，“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国家兵荒马乱，军队连年征伐，与战士新婚的妻子“席不暖君床”即“暮婚晨告别”。杜甫哀叹国家的不幸，最终导致平民百姓的更大不幸，对处于下层的弱势群体寄以极大的同情。一个弱女子眼睁睁看着新婚的丈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却不得不“对君洗红妆”做生死离别的悲惨遭遇，怎能不让千载万代后人掩涕吞声！这难到不是“人民诗人”对普通百姓的命运的深切关怀的“人民性”最好的诠释吗？《潼关吏》中，“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的边关戎士，艰苦劳作修筑边关要塞，他们最通晓固守御敌的实战大计，只要“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而昏庸的统治者唐玄宗却仼用好大喜功却又无能的寻舒翰出关迎战叛军安禄山，最终招致大败而使山河破碎国将不国 。杜甫通过基层守关小吏之口，劝戒讽谏统治者体恤民情，听取工作在第一线的普通下层人民的意见，时时处处躬行着“每饭不忘君”的对国计民生的忧患意识，这样的一个连公务员还没考上的一个寒士，有着比现在的某些“公多员”“人民公仆”高得多的先进性、代表性！现而今我泱泱大国，国富民强，但统治者最好多多听听杜甫老夫子们的意见，听听民间基层普通平民百姓的呼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有处在社会最下层的人民，处在各种政策法规最终受益于否终端的人民大众，才对国家体制政策的优劣得失感受最深。一旦国策失误，百姓的呼声阻塞于道野，民声不畅达，民怨不排解，到时可不是潼关吏这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气馁、不懈怠那么容易以对付的事了。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杜甫是个标准的忧患成癖的老人，要说对国家社稷的关心除了楚大夫屈原，后人莫之能比。他的《岁晏行》一诗中，在“岁去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劳作的“莫徭”之民，“天寒纲罟冻，射雁鸣桑弓”。遭遇米贵又米贱和物价不稳定，收获的农产品怱然遭跌价贱卖，再加上名目繁多的税役，生活既不安定又无保障，本已在水深火热之中，竞至于要“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可见三农们负担之重自古至今千古不易。现而今都特色社会主义了，国家几乎每年都发一个一号文件，排头解决三农问题，却越是叫得响，越是落不到实处；那个方面重视得最多，那个方面往往最得不到重视。杜老夫子真是打开古今之通道，揭示出万变不离其宗的社会“普世价值”。“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在铜钱里边掺铅锡做假，也能大行其道，大发其财而没有来管了。国人造假之风，自古盛行，至今不衰 ，如今假货泛滥，肉里注水，蛋里加苏丹红、牛奶里加三聚氰胺，政策法规里给你加个“可酬情自行”，比之杜甫所揭之的“铅锡”更是名堂深奥，登峰造极。“刻泥为之最易得，如恶不合长相蒙，”坑蒙拐骗，贪污腐败，政出不行，德信尽丧，如今已达到无货不假、无官不贪的境地，“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杜老先生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哀叹，至今还没有终结！可叹杜夫子一辈子不停叨叨唠唠，连自己的生活都朝夕不保，而且频频累迁，颤沛流离，居无定所，仍不彻悟。这可不是郭沫若简单的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大帽所令人心服的。一个潦倒穷困的小知识分子，是不是自作多情自以为是太甚？因为人家统治集团，压根听不到也没心思去听他的罗嗦。你想代表人家这个阶级的利益还怕你够不够格哩！以现今的一句时髦话来说：“你们算个屁！”
　　 打住，扯远了。还是看郭老对杜甫的误导吧。李杜二人的友谊交情，郭老已给我们点明了，二人其实有着“交道的翻覆”。但到了我们自己也略约能解读一点原作的时候，郭的注解推断显然站不住脚了。看杜甫写的《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来，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秋风乍起，万物萧瑟，令人伤感的季节，油然记起自己所崇敬怀念的李白，雁阵惊掠而过，捎上思念之情，相交相知却天各一方，江湖诡谲多变，世事艰难，人心莫测，远方的友人不知情况如何。“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担心着李白率真单纯的禀性和放荡不羁的才情，能否应对得了险恶复杂的社会，那些专事攻奸刻薄的阴险小人，是非常善于钻空子挑毛病来阴害人的，加之顺适的境遇对著文赋诗的人来说又反而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两头让人担忧。杜甫这样说，是根据自己深怀大志却得不到重用并累遭迫挤陷害的坎坷命运有感而发，将心比心，李白的持才傲物却更容易引起人的猜忌和陷害。“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泪罗”。二人相交相识，志趣相投又更相惜相怜，在屈大夫的悲惨命运里找到再形象不过的注解。甚至二人可以一起共作冤魂成为屈原样的高尚之人。可见杜甫把李白比之自己可连为一体生死与共知心朋友。这样真挚的思念与表白，读来令人嚅吁不已。年青的时候，怎么就读不出其中的滋味呢？要是早一点感悟出杜甫这种对朋友的真心思慕和爱护，这一生中不是会再多交几个知心朋友？惜乎少年无知容易轻信，又没多抽出时间精力研读杜先生的诗，轻轻松松被郭老的学术观点给蒙住，独自装模作样成了个抑杜扬李的八十年代“文学青年”。
　　 若以文学艺术以反映现实批判现实为嫀妙之境，比起一味狂放啸傲，不食人间烟火的李白，杜甫的诗自然会更多引起人们的深思与感悟。浪漫的情怀奔放的激情活泼的意趣自由的人格当然最容易从李白的诗句里得到快感与升华，但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对人生苦难的体验，杜甫的诗才最能让人从中获得共鸣与认同，浪漫奔放随首青春的绽放而短暂地得到释放，但当铅华洗尽，沧桑的体验充盈在身的时候，才会感悟到厚重艰涩的社会现实及经历才是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拾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四时的物华万有的生命都随同周遭的际遇和自己的经历而物我相融。“万物皆备于我”，当个人与社会融合背负在一起的时候，当道德责任与情义都能与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紧紧相关联的时候，人似乎才能活出点品味和格调来。这也就是我们读杜甫诗歌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滋味。“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浩浩荡荡的生命体验感知与江河同在，与四时同存，个体之中有河山，河山之中有个体，天人合一，物我而忘。富贵荣华，贫困潦倒，静观淡定，豁达悠远……都是和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现实社会紧想连。没有谁能抛开他所处的时代而渐行渐远。所以，李白沉醉后醒来不得不谦洒而又无奈地写下：“忽魂悸而魄动，况惊起而长嗟，唯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二人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人格价值，谁也抹杀混淆不了。撼山河易，撼李杜二人难，而抑杜扬李，更是滑稽可笑。李白浪漫天真，豪放坦荡，纵情不羁，天马行空，追求人生的自由与独立的人格，蔑视权贵，视功名富贵如粪土，一生有抗争与反叛精神；杜甫深厚沉郁，坦诚通达，历经磨难，悲天悯人，关怀社稷民生，把自己的命运紧紧融汇到国家的命运之中，把民间的疾苦视为自己的疾苦。二人是中国文学史上双峰并峙的高峰。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堪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一个典范，并且是一个标准的“奉承、讨好”之作——据说毛泽东平素喜欢李白，且毛的老朋友章士钊当时正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在写一本《柳文指要》的书，受到毛的赞许与资助。郭老得知后不甘示弱，亦以耄耋年开始他一生最后一本论著的写作。并且当时六七年至六八年短短一年多一点时间里郭老的二个儿子郭时英、郭民英相继被文革动乱迫害致死！郭老正是在这种巨大的丧子之痛中开始写作《李白与杜甫》，又给写这本书的动机和意图畄下朴溯迷离的推测。诚然，郭老怎样编织概念设立论点铺排文字，以当下的略为宽松的环境来推断分析，郭老自有他行文的权力和自由，但恰恰是郭老这种宁可以主题先行、为附会迎合统治者的思想意识而不惜用简单的政治斗争的观点去套取古人，不惜以今人的思想价值观去衡量要求古人而穿缀附会钻皮出羽这种既违反常识又有违人格的作法确实与郭老当时的处境非常矛盾。
　　 毛泽东闹革命雄韬伟略英明无比，不意巅峰极顶之后溃于极端，导致他一手策划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人间祸害的根源。在文革当时他的独栽高压政治统治下，个人崇拜的淫威使奴才遍地、人人自危，于是人妖颤倒，是非混淆，道德沦丧，人格尽失。以反叛名震天下的郭沫若也只好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棒肆意妄为起来。郭氏一辈子走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他天才早慧，一生身不仅学术成果累累，而且又投身国内政治斗争，成为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名流显贵。抗战时期任国民军政治部付主任掌管文艺宣传阵线，旗下几乎网罗了全国第一流文人名士，一时风流天下、荣耀至极，奏响了一支时代的《洪波曲》”。抗战胜利，旋又机锋一转，坚决与国民党划清界线，解放后成为我党一面文艺旗手。他总是以其超人的智慧和胆识，牢牢抓住了历史和命运给他的机缘，可谓一代骄子。不意晚年写下《李白与杜甫》，却打下深深的阶级斗争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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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江区13556784373：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评价 - ？
羿晓益智： 郭沫若就是个水货,他懂诗?笑话,他些的那些狗屁诗,出了会拍马屁还会干嘛,诗歌,我了个擦我就笑了,他就是中国文学史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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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江区13556784373： 郭沫若对将进酒的评价郭沫若对李白将进酒的评价那几句话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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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江区13556784373： 求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简介和片段 - ？
羿晓益智： 大陆学者郭沫若在其《李白与杜甫》一文,说到杜甫之死的时候,是倾向杜甫因食物而亡一说的.郭沫若极富技巧地推论∶吃肉、饮酒为啥会要了杜甫的命呢?因为,杜甫吃的正是腐肉啊!吃腐肉,不中毒而死才怪 杜甫的死因历来意见不一....

武江区13556784373： 李白 与杜甫的评价 - ？
羿晓益智： 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歌飘逸豪放,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