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法国运动的成立委员会

自由法国运动的法国民族委员会~

直到6月23日，英国政府在接到戴高乐的一封信后，才同意他提出的在英国成立一个法国“抵抗中心”的要求，不过，在承认这一中心以前将保留仔细审查的权利，以避免出现任何看来象是法国流亡政府、法国“民族委员会”，甚至是“解放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虽然如此，在后来的一次广播中，戴高乐便让人知道他已经成立了一个获得英国政府承认的临时性的“法国民族委员会”。这次广播引起了波尔多方面提出激烈的抗议，但是，英国当局并没有公开否认这项声明。相反，戴高乐得到了同法国各殖民地和附属地的驻军司令官进行联系的一切便利，在这些将领中叙利亚的米特尔奥塞和北非的诺盖都已拒绝接受停战协定，前者还发表了公开的宣言。尽管这样，戴高乐从陆军的高级同僚中既没有得到支持，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这些人后来都改变了口气，效忠维希了。

关于盟军进入叙利亚以前伊拉克发生叛变和中东的其他事件，我们已另有记载。英国当局在部署叙利亚战役时，曾与戴高乐商定，以前在利比亚作战的自由法国一个旅应参加这次军事行动。据报道，法国高级专员当茨将军对德国人彻底屈从的做法已在他自己的部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部队不管怎样下定决心追随贝当和确保自己的切身安全，却越来越不以为然地看着德国人对法国当局日益加强控制。将近1941年5月底时，科莱上校率领他所指挥的大约五百名招募来的彻尔克斯族士兵越过国境，投到贾德鲁的麾下。上文已经讲过，贾德鲁当时是戴高乐在中东的公认的副手和代表。自由法国的那师人从埃及开入巴勒斯坦。6月8日，盟国部队进入了叙利亚。从3月起，戴高乐本人呆在西非的时间居多。他完全知道在叙利亚使用自由法国部队的意图，但是，因为他的行踪不定，英国人无法同他天天商讨战场上相互配合的详细计划，因此，详细计划便由盟军在叙利亚的总司令威尔逊将军就地同贾德鲁将军和德拉米纳将军共同制订。贾德鲁于1941年6月8日盟军开进叙狼时，以自由法国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是由贾德鲁152 和地位相当的英国官员详细拟订，并经英国政府批准的。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其中声称，自由法国正在进入叙利亚和黎巴嫩以解放这些领土，结束委任统治制度，井给予它们以要求已久的独立。声明答应将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签订一项新的条约来规定它们同法国的关系。这项声明由当时英国驻开罗的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在同一天代表英国政府另外发表的一项声明予以保证。后来，这项声明以及英国政府所作的保证引起了严重的纠纷。当时的直接意图是鼓励当地居民以及从他们中招募来的部队摆脱当茨的束缚以支持盟国。同自由法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和期望相反，它并没有收到这样的效果。所有当地招募的士兵在抗击自由法国军队时至少和他们同英国人作战时一样斗志旺盛。平民们的态度也大致相似。虽然很少有人愿意支持自由法国，一般居民们对英国人又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热情，可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治家们则想要自治。有些黎巴嫩政治家热烈欢迎英国对贾德鲁声明的保证，这一来倒勾起了法国人从前的全部猜疑和嫉妒。他们以为英国正在耍阴谋，想在近东挤掉法国的地位。甚至在1941年8月7日利特尔顿致函戴高乐以后，这种猜疑还是没有消散，利特尔顿大臣在信中说：我很荣幸向您再次保证，英国在叙利亚或黎巴嫩，除了打赢战争以外别无其他利害关系。我们决不想侵犯法国的地位。自由法国和英国双方都保证使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当这一必要步骤不受损害地实现以后，我们欣然承认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应享有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更优越的地位。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和1941年春英国从班加西首次撤退以后的日子里，近东的政治领袖们曾转向德国人，因为他们最希望使自己摆脱法国的保护。根据他们对形势的看法，他们认为德国人是他们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可能的救星。后来，伊拉克叛变的失败，英国人的进入叙利亚，再加上英国对自由法国答应给予叙利亚独立所作的保证，近东有许多人的希望又转而向着英国了。另有几个政治领袖则认为英国和法国，不管是什么商标和货色，都是中东人民的顽固不化的剥削者。这些人宁愿先观望一番。再决定何去何从。自由法国的外籍军团明白表示不愿向法国的白人军队开火，尤其不愿向军团中支持维希的那些部队开火，这引起了进一步的困难。他们的反对是有其实质的。要法国人对法国人开火，这是件很难堪的事。这个可怕的念头从运动成立之初当然就曾使戴高乐烦扰不安。虽然面临他所受到的挑衅，他却准备命令他的部队，如果遭到法国人攻击便开枪，并且对1940年8月7日协议中的有关条款作出了任意的解释，但是他也表明他热切希望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军团的成员曾宣誓效忠法兰西共和国元首，他们获准参加这个著名的部队时曾经保证要遵守一些条件，因此他们的处境更其微妙。有一度，自由法国这一旅人不得不从前线撤回。如果冷眼旁观，就比较容易看清问题的正反两面，但是，在一场相当重大的战役中间，一支重要的部队突然不知去向，这对负责指挥的将领来说，的确是很窘的。象这种麻烦事件，以及因为语言不通和习惯作法不同而引起的其他麻烦事件，很可能助长了在场的自由法国人员和英国人之间的恶感，而同7月14日叙利亚停战有关的一些在其他情况下无法解释的事情，多半也是由于这些事件而引起的。然而，说句公道话，不论人们对自由法国这一旅人在这次短暂的战役的早期行动中的价值有多大的怀疑，勒让蒂约姆部下的自由法国部队到故斗的后期在大马士革前线的表现却是非常出色的。不幸的是，在这一战役的这个最后阶段中，他们发觉必须对人口稠密的居民区进行炮轰，这丝毫无法使当地居民对法国人，不论是对自由法国人还是对其他的法国人感到满意。近东停战协定的条款是有关的将领们拟订出来的。从它的措辞和后来的解释看来，如果从头到尾都同英国政府商量的话，伦敦方面是否就会同意全部条款也是颇为可疑的。维希军队享受到给予战败者的恩典，凡是不愿参加戴高乐部队者都保证可以遣返法国。这一点也许不会引起非议，但是，在一项附加的议定书中却有这样一条规定，不许盟军的使者与维希军队进行任何个人的接触。既然大部分维希军官明显地都宁愿遣送回国，而不454 愿参加自由法国运动继续作战，既然他们的部队都奉命不得离开营房，他们的士兵实际上怎么能够投到戴高乐这边来，这就很难理解了。而且，选出来负责解释停战协定的英国一维希委员会在解释方面是极端偏袒维希法国的，他们显得故意要对那些不久前同盟军作战的官兵表示敬意，而对自由法国那一旅人却比较冷淡。例如，后者被迫在偏僻的地方住帐篷和惜住民房，没有任何日常生活必需的设备，而维希部队则住在设备良好的舒适的旅馆和营房里。餐厅都保国供维希人员使用，并禁止自由法国人员入内。这些防止两类法国人接触的措施最使自由法国人员感到恼怒，而且也不大符合解释7月24日签订的近东停战协定协议的精神。这份协议中关于准许维希法国的官兵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到戴高乐一边来，订有明文规定，其中第二条有如下一段：自由选择伪意义只能是，自由法国当局得向有关人员完整地和自由地说明其观点，其完整和自由的程度与维希当局通过其在场的军官和军士同他们的士兵所作说明一样。不管这一条原来的用意如何，它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用。根据维希方面对7月14日的停战协定所作的解释，规定的条件继续生效，结果这一战役开始时在叙利亚的三万八千名维希官兵中，有三万五千多人在1941年秋被遣返法国。这些数字即使仅仅是近似的，也很能说明问题，虽然另一方面必须提到的是在大战的这一时期，选择跟维希走的法国人和戴高乐的追随者之间的对抗显然是非常激烈的。每一方都把对方称作卖国贼和背信弃义分子。这样一种态度，要想改变也很难。双方出自对战败的深恶痛绝的那种特殊心理影响而引起的情绪如此强烈，以致甚至法国本土的地下抵抗运动（它已在不断发展，并且表现得极其英勇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也往往把自己的运动看作是土生土长和独立自主的运动，而不看作是自由法国运动的一部分，虽然它同英国人合作得很热诚。近东停战协定的条款在自由法国人员中引起很大的455 不满，这并不是不合情理的。戴高乐在知道这个附加议定书以前，已于7月16日从布拉柴维尔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正式表示对'我们的英国盟友同维希缔结的停战协定'保留批评意见。等到全部条款公布出来以后，自由法国运动的伦敦总部提出了抗议，戴高乐也从布拉柴维尔火速赶到开罗去会见英国驻中东的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戴高乐当然有话可说，英国政府也准备加以考虑。不幸的是，叙利亚的事态以及他自己在叙利亚的官员发回的报告，说英国人显然正在尽力侮辱他们的自由法国盟友，使戴高乐过分激动，竟然公开发表了一些失去同情的声明。戴高乐在声明中还宣称，从7月24日中午起，他打算重新按照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完全自由地部署法国在中东的全部武装部队，不再同英国人协商。这将明显地违背1940年8月7日他同英国政府所达成的基本协议。有很短一段时期，就当时自由法国运动的外表看来，仿佛也许就要分崩离析了，但是，裂隙还是弥补起来了。戴高乐收回了他先前发表的声明，再次承认近东的自由法国部队必须受英国指挥。同时，英国政府也同意，一俟叙利亚和黎巴嫩获得独立，法国就应在这些地方享有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优越的地位。这些决议载入了7月25日戴高乐和利特尔顿拟定的两项协议里。戴高乐承认中东构成一个单一的战场，在进攻和防御方面都必须有一个协调的政策，还承认近东的英国最高司令部应该不受约束地采取一切必要的防御措施，以应付共同的敌人。凡是需要使用法国人与英军配合作战的军事计划，都应由英法双方司令部共同制定，但是，鉴于当时英国部队的数量在中东占有优势，英国的战地司令部受戴高乐的委托将决定法国部队所应起的作用。但是如果戴高乐的军官认为有任何防御措施或进攻计划是与法国利益有冲突的话，那未应将问题提交英国政府和戴高乐，由他们共同解决。公用事业、一般保安机构以及地方资源全应归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法国政权掌握，但是，戴高乐同意在近东国家的一般保安机构下附设一个英国军事保安局的分部。其他诸如招募和使用当地部队等的某些细节问题，也都达成了协议。鉴于戴高乐这时所持的态度，人们不免怀疑他究竟是否真想履行贾德鲁以他的名义向近东国家公开作出的给予它们独立的那项诺言。然而，8月9日贾德鲁果真同威尔逊将军根据利特尔顿一戴高乐协议解决了近东所有军事问题的细节。这样，贾德鲁便取得了民政方面的权力。先前，他已由戴高乐任命为总代表，因此也是该地区的最高军事权威，名义上说，除了有关军事安全的问题以外，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治理是自由法国的职责所在，但是，假如英国的军事管制力量撤走，贾德鲁的行政机构即使一个星期也维持不下去。实际的情况是，由于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盼望贾德鲁本人答应的独立很快将会以实际的方式予以实现，公开的骚乱才没有发生。英国人也在期待着这件事。贾德鲁的一些副手，尤其是科莱和其他几个对当地政治情况特别有经验的人，也表示赞同，但是，为了同戴高乐的态度可能不无关系的某种原因，事情进展得很慢。经过多次谈判以后，贾德鲁才于9月27日发表了一项关于叙利亚独立的宣言，但是他本人却保留着全体武装部队（包括叙利亚国民军在内）总司令的权力，他还保留着可以随意宣布法国的军法的权利，因此实际上也就取消了他在名义上所承认的独立。他并且还继续保持着法国对新闻检查的控制权。人们对他的这项宣言反应冷淡，就并非不合情理了。土耳其和伊拉克都不肯承认这个新政体，土耳其人坚持说，他们同维希的关系使他们不能承认在自由法国保护下成立的一个政府，伊拉克人则声称，他们虽然一向愿意承认叙利亚真正独立，却不能认为贾德鲁所成立的政府是合乎宪法的。甚至美国也持保闺的态度。在这种怀疑和失败的气氛中，贾德鲁同黎巴嫩的知名人士开始了谈判，目的是想在黎巴嫩成立一个与叙利亚类似的政府。近东国家于是保持了一年的不稳的和平。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舰队一事并没有马上影响到自由法国的命运。民族委员会连忙提出，美国可以使用自由法国远东属地上它所需要使用的任何设施，自由法国运动的伦敦总部还满怀希望地认为，美国今后也许会对该运动表现较为友善的态度。戴高乐在1940年大胆地违抗命令，实际上并没有激起并吸住美国人民的想象力。如同在美洲大陆的许多其他国家中那样，戴高乐的违抗命令得到了当地法国人的支持。自由法国委员会已在北美、中美和南美的二十四个国家中（包括美国在内）成立起来，不过，这些委员会的领导人通常总不及维希政府的正式外交代表那么有名望，甚至也不及居住在这些国家里的其他一些知名的法国人士那么有名望。很多反对停战协定但还不愿意投身自由法国运动的法国人都在美洲各国避难。当地法国人之间由此而发生的争执和冲突，使美国人感到为难和厌烦。美国人也许太轻易地认为，自由法国运动在英国的那些实际领导人并不比他们这些自封的追随者坚定多少。除了所有这些情况以外，英美两国政府之间还有一项谅解，即美国应该暂时同维希保持外交关系，支持和引导这个公认为可悲的政权，用威逼利诱的办法说服它，要它尽可能暗中抗拒德国进一步提出的要求，同时，英国则在可能范围内尽力支持戴高乐，而又不至于促使自己同贝当政府进入战争状态。美国政府特别急于想使西半球的法国属地不至于出现混乱情况。根据1940年7月30日的哈瓦那决议，美国曾保证不承认西半球外国属地由于这场战争而出现的任何地位的变化。这项决议的用意原在于防止德国将来企图侵犯这些领土或它们的权利，但是，只要美国继续做得仿佛它把贝当政府看作是法国和法兰西帝国的合法政府，那么这项决议也就使美国很难赞同，更难帮助戴高乐派代替维希控制法国在西大西洋或与西大西洋毗邻的殖民领土。有许多团体在美国互相展开斗争，要求承认它们是戴高乐在美国的唯一正式代表。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务院对这些团体的活动日益感到愤懑。美国新闻界某些报刊虽然对戴高乐或其支持者公开发表的言论作了解释，但是，这并没有平息国务院的愤懑。政策要求同维希保持关系，但是没有几个美国公民（当时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肯定不在其内）喜欢或者赞赏贝当政权。而且，戴高乐说，在法属圭亚那、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绝大多数人只要受到适当的鼓励，就都愿意抛弃贝当，国务院对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却也极为怀疑。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政府既不支持贝当，也不支持戴高乐，这种说法在1941年初可以认为大体上是正确的。同时也很难否认，美国承认维希这一事实本身就给戴高乐造成了障碍，而这种承认的结果是给予维希以实际的支持，自由法国却得不到这种支持。例如，1940年8月，法属圭亚那明确地显示出想投到戴高乐一边来。维希宣布即将从法国派遣卡尔德去担任这个殖民地的总督，以恢复秩序并加紧它同贝当的关系。戴高乐希望赶在卡尔德到达之前任命一个由他自己提名的人。这个人马上就能派出，而且当然立刻就能把法属圭亚那争取到自由法国一边来。美国政府不容许他这样做，相反地却准许法国海军上将罗贝尔（他当时率领一支小舰队，包括航空母舰'贝阿恩'号，驻在马提尼克，而他本人则是拥护维希的）派遣增援部队到达法属圭亚那，敉平了当地自发的起义。1940年秋，把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团结过来的一个类似的机会，也因为国务院拒不同意而失去了。而且，美国准许同法属西印度群岛维持正常的贸易，以防止这些岛上发生叛乱，使那里的生活保持正常。这种做法实际上就462 意味着把戴高乐拒诸门外，因为人们有理由认为，英国那种对法国殖民地施加经济压力的政策可能最终会使形势转而有利于戴高乐。英国的政策就象公开宣布的那样，是采取一切实际的步骤封闭住所有忠于维希的法国属地的进出口贸易，以配合对法国本土施加的经济压力，同时宣布，任何投到戴高乐这边来的法国殖民地在经济上都将受到联合王国对自己的属地所能给予的同样待遇。法属赤道非洲和喀麦隆的实例就可以证明这项诺言是算数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压力并未能把吉布提争取过来。美国政府倒赞成试行一种不同的政策。1941年4月，他们决定派遣一些具有领事身分的特别观察员到法属北非去，授权他们提供经济援助，从而放松了当时的封锁。国务院一向希望会有一个比贝当或戴高乐更有权自称代表法国的第三者出现。他们把希望都集中到了魏刚将军身上，他们认为他也许会在北非树立起起义的典范来，因为他当时是以贝当代表的身分前往那里的。这种对魏刚的不当的信任在1941年11月19日魏刚丝毫未加反抗地被贝当免职以前，一直没有消失。1941年9月间，在这件事发生前几个星期，普利文在华盛顿受到国务卿的接见。国务卿指出，他不准备给予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任何比美国已经给予戴高乐的更大程度的承认。同时，赫尔显得对自由法国的情况比以前多少更注意些，并且对于普利文所能向他提供的有关维希人事和政策的第一手详细情况表现出明显的兴趣。直到这时，美国一直断然拒绝根据租借法给予自由法国任何利益。甚至连美国同自由法国殖民地的贸易也受到阻碍，虽然它同法属西印度群岛以及在魏刚下台以前同法属北非的贸易却一直继续着。但是，1941年秋，美国派坎宁安上校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到法属赤道非洲去察看形势。大概这个代表团所做的汇报不是全然不利的。有一个结果至少是，美国和自由法国非洲之间的商务关系改善了。1941年11月11日，美国总统突然采取了一个步骤，他通知租借法督办说，'法国志愿部队'控制下的领土的防御对于美国的防御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民族463 委员会便获得资格，可以把交给英国的租借法装备转交给它，不过这只是'作为一个军事单位'，而决不是作为一个主权国的政府来接受这些物资。自由法国运动和加拿大的关系也采取了多少类似的方式。如果作为交战国的一方的加拿大在同维希的关系方面不象美国那样小心谨慎，那么加拿大法裔公民的存在就会使局势复杂化，因为法裔公民最初都把戴高乐看作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暴发户。1941年3月，达让利厄奉派出使加拿大，并采取一些坚决的措施改组那里的自由法国运动。他成功地会见了维尔纳夫红衣主教和其他法裔加拿大人的领袖，做了不少工作去影响加拿大的政治思想，以支持自由法国，然后于1941年5月返回英国。圣皮埃尔与密克隆岛事件，1941年12月如上所述，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和北美大陆国家之间未来关系的前景比以前光明了一些。就在这时，在1941年圣诞前夕，海军中将米塞利埃没有顶先通知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政府，也没有得到它们的同意，就率领一支自由法国小舰队在圣皮埃尔岛上登陆，在这个小岛和密克隆岛上升起了自由法国的旗帜。这两个小岛在战争的大舞台上顿时变得十分重要，并不是因为它们的面积，而是因为在圣皮埃尔岛有一个强大的横越大西洋的无线电台。根据现行情况，这个电台是由维希控制的。

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宣布成立一个“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由他本人、贾德鲁将军、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德拉米纳将军、费利克斯·埃布埃总督、勒内?卡森总督、医疗大队的西塞将军以及从1941年1月起参加在内的达让利厄稗父组成。其中贾德兽将军在法国沦陷时是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可是，因为他不赞成停战协定，维希政府便撤换了他，他和他的妻子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了出来，乘船到英国去。他到达伦敦时，戴高乐已经出发远征达喀尔去了。自由法国运动内部当时有一种为难的感觉，因为他在法国陆军中官阶很高，远在戴高乐之上，而且他以前对戴高乐也一无所知，在从印度支那赴英国所必经的长途海程中所能听到的也极为有限。但是，当贾德鲁在乍得省第一次会见戴高乐445 时，这种疑虑顿时便消失了，因为他当时从态度和行动上都表示，他已把戴高乐看作是这项事业中自己的上级。
卡森教授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便参加到戴高乐这边来。他是法国退伍军人联合会的主席，又是个法学博士，他曾作为一个专家参加日内瓦国际劳工局的工作，1940年6月，从法国逃出来参加了自由法国。西塞将军当时是法属赤道非洲医疗大队的长官。达让利厄神父早年是一个法国海军军官，曾建立过出色的功勋，后来在1920年成为加尔默罗会的一个白衣修士，1939年当选为大主教。战争爆发后，他在上级主教的同意下，应召返回海军，后来在瑟堡被俘，但是，他逃出来后就去英国。
他最初以随军神父身分参加戴高乐的部队，后来又重返海军，并在达喀尔负了伤。
戴高乐在下令成立该委员会的同时，还发表了一项宣言，其中并没有放过维希政府，也不曾放过它的元首贝当，不过对后者只是含蓄地提到。宣言开始时声称，千百万法国人目前正期待着一些不曾患过“不可饶恕的恐惧症”的“名副其实的领导人”，那种恐惧症已使他们目前的所谓政府同德国缔结了停战协定。宣言断言，“真正的法国政府已不再存在了”：在维希成立的妄自僭称为政府的机构是违反宪法的，并受侵略者控制的。在受人奴役的情况下，这一机构只不过是，事实上也正是法国的敌人用来损害法国的荣誉和利益的一个工具，因此，必须有一个新政权来承担指挥法国继续战斗的任务。
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那项法令的文本是用法国政府法令的惯常措辞写就的，比较无懈可击。它宣布：“从敌人控制下获得自由的帝国各地”将“根据1940年6月23日以前”（即同德国的停战协定签订以前）“制订的法国法律”加以治理，“直至有可能成立一个不受敌人支配并具有正常性质的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的代议机构时为止”。也许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法令还规定，“由自由法国的领导人，必要时同防务委员会磋商后，作出决定”。
当戴高乐和英国政府之间于8月7日签订那项正式446协议时，他们曾讨论过是否可能成立一个帝国防务委员会的问题。英国政府暂时同意了这一建议，条件是需要有适当的人选来组成，并且应当在其他方面都有利时成立。然而，戴高乐10月27日在布拉柴维尔发表那项声明，事先并没有通知英国政府，因此引起了相当惊讶，而同时发表的宣言则引起了一些令人为难的政治反应。在一段时期以来，日益明显的是，戴高乐想使他的运动获得较大程度的承认与权力的这种并非不合情理的愿望，超过了英国政府愿意给予的那种程度。当宪法专家们就一些细致的要点展开辩论时，维希政府的合法性可能仍然是含糊不明的，但是，大多数法国人不管愿意不愿意，无疑都在行动上仿佛接受了它的管辖权。人们无论怎样想入非非，也不会把戴高乐当作是法国政府。此外，土伦的法国舰队也是一个经常存在的危险。万一维希政府向英国宣战，那支舰队一定会不顾海军上将达尔朗在签订停战协定时所作的含糊的保证，而会服从该政府的命令的。最后，尽管维希和联合工国已经断绝了外交关系，但维希和美国之间，甚至维希和加拿大之间的外交关系却毫无改变。美国和加拿大的代表留在维希，这对英国政府来说显然具有很大的军事价值，同时华盛顿的国务院感到有必要对自由法国运动采取的总的态度，又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了。
尽管出现了这些困难，戴高乐在1940年12月24日还是正式接到通知说，英国政府准备就一切有关同接受戴高乐权力的法国海外领土合作的问题，同他在10月间宣布成立的防务委员会进行会商。这既包括自由法国部队与英国部队在反对共同敌人作战中相互联系的事宜，也包括同这些法国领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有关的事宜。同时，英国政府还向戴高乐表明，不能把这看作是他们对戴高乐的任何宣言或讲话所引起的各种宪法与法律问题表示了任何意见。
英国政府曾一再公开作出保证说，任何集合到全体447 自由法国人的领袖戴高乐麾下来支持盟国事业的法国领土，根据英国作战努力的需要，都将获得经济援助，其规模将与类似情况下英国政府对英帝国的殖民地所提供的相同。英国完全履行了这项保证。他们立即同所有有关的法国殖民地和省区进行了具体细节的谈判，并于达成协议后马上签字。早在具体文件签字之前，对自由法兰西帝国的实际援助便已全面展开了。英国方面通过委派领事和其他官员，以及通过扩大派驻自由法国运动的总代表团去办理必要的工作。总代表团由爱德华·斯皮尔斯将军（后为爵士）率领，于1940年6月成立，总部设在伦敦，1940年底，在布拉柴维尔、杜阿拉和拉密堡都设立了分部，还在开罗设一个很大的中心。法国方面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官员和专家，遇到了一些可以理解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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