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林语堂与鲁迅之间的关系

鲁迅与林语堂究竟有何矛盾？~

鲁迅与林语堂二人的关系，用时下一句流行的话来说，那便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鲁迅与林语堂相识的11年里，鲁迅日记中记录与林语堂相交的次数有127次之多，平均一年有12次，每个月1次。这样的交往，不可谓不多。
那么，鲁迅与林语堂是如何从朋友变成陌生人的呢？二人之间到底有何矛盾？为何林语堂要骂鲁迅是大烟鬼和神经病？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林语堂与鲁迅相见是在一次参加雨丝派的集会时，实话实说，林语堂一开始对鲁迅是没什么好印象的。林语堂在其《八十自叙》中记载道：“他哥哥周树人（鲁迅）可就不同了，每逢他攻击敌人的言语锋利可喜时，他会得意得哄然大笑。他身材矮小，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永远穿中国衣裳，像个大烟鬼。”（林语堂.林语堂自传1991.115）
鲁迅矮小干瘦的形象是林语堂最初的印象，他认为鲁迅的干瘦是抽鸦片的结果。这种印象或多或少地对后来二人决裂之后，成为了林语堂对鲁迅形象贬低的代称。
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起初还是不错的，1925年北京发生学生集会活动，热血青年林语堂上街声援学生运动，与反动军警发生冲突。林语堂一砖头打破了军警的脸，军警也回敬了林语堂一砖头，林的头上永远地留下了一个疤。
鲁迅在得知林语堂的英勇行为后，对这个后生晚辈大加赞赏，当即给林语堂写信问候，引为同志。
1926年，鲁迅与林语堂同时到了厦门大学任教，二人在厦门大学期间都曾受到排挤，于是同病相怜有过一段患难之情。
二人的决裂是从以下这三件事情开始的：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鲁迅和林语堂都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有一天，鲁迅在楼上抽烟，不小心将烟头从楼上扔下将林语堂晒在楼下的蚊帐烧去了一只角。林语堂便开始碎碎念，还大声呵斥鲁迅。
鲁迅比林语堂年长14岁，觉得被小辈这样不给面子的呵斥有点脸上挂不住，于是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回应林语堂：“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你叫个啥，烧了又咋样？”
两人就这样楼上楼下，你一言我一语的怼了起来，彼此心中都很不爽。
鲁迅与林语堂的第二次决裂是一次聚会上，有几位作家是广东人，正在用粤语交谈，林语堂估计是出于开玩笑的心态，于是用英语说了几句。坐在一旁的鲁迅即为不悦对林语堂说：“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同胞吗？”此话说完，大家都没法吃饭了，林语堂更是满脸通红，尴尬至极。
1929年8月，林语堂与鲁迅发生了最严重的一次决裂。事情的起因是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拖欠了鲁迅540块大洋的稿费钱，鲁迅多次上门催债，李老板就是不给。于是鲁迅请了律师准备将李小峰告上法庭，李老板这下着急了不但赔了鲁迅的540块大洋，还请了鲁迅、林语堂到饭店去吃饭。
饭局上，李小峰说了鲁迅的学生张友松的坏话，说张友松故意让他拖欠鲁迅的稿费的。本来林语堂是去陪吃陪喝的，没他什么事。他也不知道张友松与鲁迅的关系，于是就附和了李小峰插了几句嘴，骂了张友松。不料这下捅了马蜂窝，鲁迅认为林语堂与李小峰合伙欺骗他，还把黑锅往张友松身上丢。鲁迅在日记中记到，林语堂当时“鄙相悉现”，二人顿时吵开了锅，这饭没法吃了。
据说二人吵得非常厉害，整个饭店的食客都围过来看二人争吵，二人甚至不顾大师形象，各种畜生等骂人的话都说出来了。
这下彻底没救了，二人从此见面如见陌生人，老死不相往来。
林语堂为此在日记中记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鲁迅与林语堂二人为何最终走上决裂的道路？主要原因还是性格问题。
鲁迅的性格偏激，尤其看重别人对他的态度。他敏感而有些神经质，别人有时候的无心之说可能会无形之中刺激到他。
他的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性格的形成与鲁迅的经历有关。
鲁迅小时候家道中落，“几乎是每天，出入质铺和药店里??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在污蔑里接了钱，再回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呐喊》）
一个从小受够了白眼的孩子，心里自然会对社会、对人心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体验。
即使鲁迅成年之后，依然忘不了那段日子带来的伤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一文中写到“十几岁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鲁迅的偏激负气，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难想象的事。”（江虹选编.梁实秋散文书房?厨房）
林语堂则与鲁迅相反，从小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但这也造就了林语堂任性、冲动、碎碎念的性格。
这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碰在了一起，自然矛盾不可避免。
不过，在鲁迅逝世25年后，林语堂在美国华盛顿演讲时，还对鲁迅给予了高度评价“鲁迅在打倒旧中国这方面是个主将，并且是最好的小说家之一。”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就在《论语》大获成功的同时，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却出现了裂缝。

　　《语丝》时期，一场浩浩荡荡的打狗运动把愣小子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


　　两人驰骋笔端，打得古都京城的叭儿狗们满地找牙。然后是远走厦门的相互扶持。林语堂和鲁迅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然而，武汉的6个月彻底摧毁了林语堂的思路。

　　官场如战场。他不愿意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谎言，“对革命感到厌倦”，这些都是吃人的司芬克斯，会吞下一切鲜活的生命。

　　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他说：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事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从前，的确也曾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也曾亲眼看见一个不贪污，不爱钱，不骗人，不说空话的政府，登时，即刻，几乎就要实现。到如今，南柯一梦，仍是南柯一梦。其后，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热心，又在做梦，不过此时的梦，大概做得不很长，正在酣蜜之时，自会清醒过来。到了革命成功，连梦遂也不敢做了，此时我已梦影烟消，消镜对月，每夜总是睡得一寐到天亮。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年纪的缘故，人越老，梦越少。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之路。语云，婆儿爱钞，姐儿爱俏，爱钞就是写实主义，爱俏就是理想主义。这都是因为婆儿姐儿老少不同的关系。

　　来上海后，林语堂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鲁迅也是失意而来，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林语堂和鲁迅各有一枝笔，走向却不同了。

　　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应这种饭局是吃力不讨好，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林语堂不理解，觉得大家都知根知底，犯不上小心翼翼的，再说了，既然坐下来吃饭，就算有干戈，也化成玉帛了。他吃得坦然。

　　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怀抱，话题也越扯越远。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情因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诫，决不拖作者的工资。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驳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不欢而散。

　　这本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照郁达夫的说法，是“因误解而起的正面冲突”，可却是一个警示，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虽然思想上出现分歧，但在私下的场合，两人还是有经常碰面的机会。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的“风雨茅庐”。郁达夫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物，和号称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这次迁往杭州，郁达夫自述说是为了躲避他人对王映霞的追求。


　　无奈“风雨茅庐”不遮风雨，两人轰轰烈烈地恋爱，又轰轰烈烈地分手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来得最晚。一落座，语堂就笑着问鲁迅：“周先生又用别的笔名了吧？”

　　鲁迅的文章常被新闻检查处枪毙，为了省下不必要的麻烦，只能不停地换笔名。他先后共用过150个左右的笔名，署名鲁迅的文章反倒不常见了。林语堂等人都知道这一点，常以猜鲁迅近来又有什么新的化名为乐。

　　“何以见得？”鲁迅反问。

　　“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语堂自信满满地说。

　　鲁迅哈哈大笑，他指着一个20出头的青年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看，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徐懋庸当时正青春年少，来上海不久，文风辛辣老练，与鲁迅有几分相似。 那青年不好意思地起身，向语堂打了个招呼。

　　众人见幽默大师当场被拆了西洋镜，哄堂大笑。语堂则点燃烟斗，也咪咪地笑了起来。

　　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一时间，烟雾缭绕。

　　语堂也好两口烟，翠凤逼着他戒，可他戒了几回都不成功，就放任自流了。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语堂脑中光亮一闪，有了！

　　“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只烟？”他兴致勃勃地问鲁迅。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论语》就像是语堂的孩子，他颇以此为荣，这么一大盆冷水猛地泼下来，他气得发昏，连辩解都忘了。

　　旁人都停止了说话。闹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气氛紧张得可怕。

　　黎烈文看到这光景，赶紧打岔，“达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时才回来？来，敬你一杯！”

　　众人连忙举起杯子，争相敬郁达夫酒。郁达夫也有意缓和气氛，一口一杯，喝得畅快。王映霞看不过眼，发话了，“达夫近来身体不好，遵从医生嘱咐，不能喝酒！”

　　有人打趣道：“这禁酒令到底是太太的命令，还是医生的命令呢？”

　　这句玩笑话来得正是时候，大家哈哈大笑，一触即发的紧张氛围被酒精一搅和，总算是平复下来了。

　　在座的两位女士，林夫人和郁夫人不失时机地交流起管理家政的经验，氛围越发地轻松起来。

　　林语堂恢复了常态，海阔天空地瞎扯起来。他谈起欧洲中世纪时，贵族和骑士在出征前用铁制的“贞操带”锁住女子下部的奇闻轶事，他还谈起雍正皇帝，满族的婚礼，妙语连珠，如天女散花，众人应接不暇。

　　临别前，黎烈文说出了请客的真正目的，就是请诸位文坛健将来年多多为《自由谈》写稿。向来严肃的鲁迅开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呢？”

　　“该骂的多着呢！”

　　“怎么骂？”

　　“骂法也多着。”

　　“鲁迅骂的，终不坏。”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王映霞也来凑热闹，“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周海婴当时还不满5岁。

　　林语堂早忘了先前的尴尬，接过话头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因为是谈孩子，鲁迅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是的，我的孩子也骂我。有一次，他严厉的责问道：‘爸爸！你为什么晚上不睡，白天困觉！’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归他；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我倒真没有办法对付他。”

　　又是一次误会。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


　　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宋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林语堂曾说过“决不做政治家”，但是民盟只是民间组织，干的又是营救生命之事，与他的宗旨不冲突，他的土匪心又复活了，干劲十足地投入了民盟的日常工作。他拿起笔来，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

　　胡适是民盟北平分会的会长，发文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林语堂认为他违背了民盟的章程，不顾与胡适的私人交情，坚决赞成把他开除会籍。

　　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为人道公义而奔走。

　　由于蔡元培和宋庆龄的国际影响力，民盟的工作备受世界瞩目。每次开会，都有外国记者在场，林语堂说英文，鲁迅说德语，是民盟通向世界的耳朵和眼睛。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加大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民盟的活动，让南京当局很恼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蔡元培和宋庆龄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杀掉他们，波动太大，他们选择了向杨杏佛下狠手，杀鸡给猴看。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就响起几声沉闷的枪声。杨杏佛即刻伏住身边的少年，背部中了好几枪，当场死亡。研究院隶属的法租界明令不准许有政治暗杀的行为，南京政府居然胆敢在这里下手，足见他们镇压民盟决心之大。

　　惨案一出，世界震惊，所有的舆论都倾向于同盟一边。可杀人的政府是不会管这些的，特务机关“蓝衣社”放话出来，说他们有一张五六十人的暗杀名单，民盟主要领导人都榜上有名。 上海的空气霎时间紧张起来，人人自危，就怕和民盟扯上关系。

　　宋庆龄向记者指出，杨杏佛被暗杀是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他的死不会影响民盟的发展。但实际上，民盟被迫停止了所有活动。

　　林语堂作为民盟的宣传主任，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荷枪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门口晃来晃去，他只要迈出大门一步，就会有人前来闹事。廖翠凤时时刻刻坐立不安，非得林语堂进了家门才会松一口气。这种情况足足持续了两个星期。

　　门禁解除后，语堂还得接着到中央研究院上班。可他心里实在堵得慌，每次路过杨杏佛罹难的地方，总不忍走过。林语堂和杨杏佛都是中央研究院的英文编辑，语堂贪闲，总是把具体的要务推给杨杏佛做。杨也是好本事，一目十行，常常一边和语堂闲聊，一边不停地写信，居然还能出不少佳作。每次想到这些，林语堂只能用力地拍拍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月后，林语堂写了篇《谈女人》，声称“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我们要谈女人了！”

　　这当然只是一时气话。他把心里的闷气憋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忍不住，奔泻而出，这就是著名的《论政治病》，他字字讥讽地写到：

　　做了官就不吃早饭，却有两顿中饭，及三四顿夜饭的饭局。平均起来，大约每星期有十四顿中饭，及廿四顿夜饭的酒席。知道此，就明白官场中肝病胃病肾病何以会这样风行一时。所以，政客食量减少消化欠佳绝不稀奇。我相信凡官僚都贪食无厌；他们应该用来处理国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窝鱼翅肥鸭焖鸡了。据我看，除非有人肯步黄伯樵、冯玉祥的后尘，减少碗菜，中国政客永不会有精神对付国事的。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他们过那种生活，肝胃若不起了变化，不是奇事。我意思不过劝劝他们懂一点卫生常识，并提醒他们，肾部操劳过甚，是不利于清爽的头脑的。

　　这篇文章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杨杏佛，可读者看到南京政府的荒淫无耻和丑恶嘴脸，谁不会哀叹杨之死何其无辜？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写给杨杏佛的祭文。

　　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更让人难过的是，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

　　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有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没有向鲁迅解释。他觉得清者自清，没有必要自我辩护。

　　然而，鲁迅对林语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两人的裂缝朝着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

　　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在《人间世》之前，语堂和鲁迅闹过误会也好，分歧也罢，但始终还是朋友。

　　据当时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语堂和鲁迅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语堂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嘀嘀嗒嗒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只不过取法晚明的公安派，更强调“闲适”和“独抒性灵”，林语堂在发刊词上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为人间世。”

　　照理说，借着《论语》的大热，又是幽默大师亲自操刀，《人间世》一炮而红是可以想象的。但林语堂1933年的鸿运似乎走到了尽头，《人间世》从创刊之日起，就在各路人马的夹攻中摇摇欲坠。

　　首先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

　　为了给《人间世》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佐以周作人的巨帧照片。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一些小报也来凑热闹，争相转载，唱和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周作人的诗作隐晦曲折，表现的是自由主义的两难心境。他们抛弃了“主义”的信仰和追求后，却不能忘怀现实的残酷，所以，闲适中满是说不尽的苦味。但唱和者多是文才平庸之辈，哪里读得懂背后的真意，一桩文坛雅事竟慢慢变成了肉麻的互相吹捧。

　　左盟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了。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自此，左翼联盟系统地开骂了。盟主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先前，《论语》的幽默杂文开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恶言恶语地声讨起来了。 林语堂前半生骂人骂得多，这么被骂还是头一次。可他就是叛逆心理，别人越骂得凶，他越要坚持，号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


　　没料到鲁迅厉声到：“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以前据理力争，因为争得起。现在的景况，是没有必要了。有人说，他是怕了鲁迅；也有人说林语堂聪明，明知争不过，不如装“气量、风度”，输也光彩。

　　鲁迅曾写信劝告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徐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

　　郑孝胥先生讲王道；

　　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林语堂和鲁迅之间，友情甚于争论，很难算得上是论争的对手的。 譬如同学之间，家人之间，夫妻之间，难免一件事的看法不同，这实在是真理一样的准确了。总不能说，因为昨天谁和他的老婆争论谁做饭洗碗，就变成了死对头了吧。 “被鲁迅骂过”的那些人中，陈西滢算是真正的对立，鲁迅后来也极少提起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立关系也将逐渐淡化。鲁迅和林语堂呢，说实在的我不知道陈漱渝为什么要把他们当作论争的对手。因为这个不知道，我只能用另外一种观点来介绍林语堂了。 鲁迅死的时候，林语堂在纽约。林语堂听到鲁迅的死讯以后，特意写了一篇《悼鲁迅》的文章，说了他和鲁迅的关系：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这段叙述，可为至论，从来没有人再在这个方面怀疑林语堂的诚恳。林语堂说不悼鲁迅，因为鲁迅不怕死，但是最后林语堂又说：“呜呼，鲁迅以是不起”----可见林语堂心情的沉痛。 林语堂对鲁迅是敬重的，鲁迅对林语堂也没有多大的意见。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纠纷，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性格为人处事的差异。 林语堂为人诚恳，有时诚恳到可笑的地步。据说林语堂对他夫人求婚的时候，第一次送给他夫人的礼物是他夫人的一本书，第二次送的还是同样一本书----他居然忘了第一次送过这本书了。 鲁迅敏感，敏感到多疑不自信的地步。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如果意见不合，鲁迅也经常是严肃的沉默的，丝毫不苟且。许广平后来形容，有时候鲁迅因为和她有什么地方意见相左，鲁迅就一个人默默地跑到空地上躺倒，让她经常“抑郁、彷徨和怅惘”得想大哭一场。 据许广平后来回忆，鲁迅对她讲到关于婚姻的笑话：“结婚前请客，就犹如贿赂”----后来他们就没有请任何人参加他们的结婚仪式，林语堂直到海婴出生以后还悄悄问郁达夫：“鲁迅和徐小姐怎么回事？” 林语堂自称受老子的影响很大，鲁迅大家认为受庄子的影响很大，这确实很有道理。林语堂有老子无为的想法，对于别人的意见经常是这样可以那样可以，不太愿意太认真。鲁迅却学会了庄子对儒家的态度，辩论的技巧，求真的执着，无一不达到了挑剔的地步。所以鲁迅和林语堂的相得疏离，实在也是不难想见的。 不过我之所以特别喜欢林语堂，倒是因为他对“文人”的态度。我实在没有想到，也只是在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原来我对文人的态度，居然是从林语堂那里遗传过来的。 林语堂说：“做文可，做人也可，作文人不可”。 林语堂反对文人应穷的说法，并且对文人的穷作了中肯的分析。文人的穷，问题主要在文人身上，一来是文人好论是非，二来是文人书呆不治生产，不通事故。但文人因为穷就找出很多穷的理由和高尚来，说什么“词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诗人。 林语堂主张文人要规规矩矩做人，文人的种种恶习譬如懒、借钱不还、颓唐、放浪、傲慢都应该改掉。可见林语堂的骂文人，主要是骂穷文人。 但林语堂骂穷文人的时候，并没有加“穷”这个修饰词，很多不穷的文人就觉得林语堂“逻辑”混乱，一棒子“骂”倒了一片。 于是鲁迅就写文章帮林语堂的忙。鲁迅说：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是因为揭穿了假面。可见鲁迅骂的主要是假文人，至于文人穷不穷，他倒是不怎么管的。 再譬如林语堂主张不打落水狗，鲁迅却主张打落水狗。林语堂要恕道，鲁迅要直道，鲁迅可以宽恕人，但绝不宽恕狗。 林语堂后来尊鲁迅为打狗的英雄，自己却不热衷于打狗----概就是他们之间的相得和疏离的另外一种解释吧。 林语堂和鲁迅之间，友情甚于争论，很难算得上是论争的对手的。 譬如同学之间，家人之间，夫妻之间，难免一件事的看法不同，这实在是真理一样的准确了。总不能说，因为昨天谁和他的老婆争论谁做饭洗碗，就变成了死对头了吧。 “被鲁迅骂过”的那些人中，陈西滢算是真正的对立，鲁迅后来也极少提起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立关系也将逐渐淡化。鲁迅和林语堂呢，说实在的我不知道陈漱渝为什么要把他们当作论争的对手。因为这个不知道，我只能用另外一种观点来介绍林语堂了。 鲁迅死的时候，林语堂在纽约。林语堂听到鲁迅的死讯以后，特意写了一篇《悼鲁迅》的文章，说了他和鲁迅的关系：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这段叙述，可为至论，从来没有人再在这个方面怀疑林语堂的诚恳。林语堂说不悼鲁迅，因为鲁迅不怕死，但是最后林语堂又说：“呜呼，鲁迅以是不起”----可见林语堂心情的沉痛。 林语堂对鲁迅是敬重的，鲁迅对林语堂也没有多大的意见。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纠纷，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性格为人处事的差异。 林语堂为人诚恳，有时诚恳到可笑的地步。据说林语堂对他夫人求婚的时候，第一次送给他夫人的礼物是他夫人的一本书，第二次送的还是同样一本书----他居然忘了第一次送过这本书了。 鲁迅敏感，敏感到多疑不自信的地步。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如果意见不合，鲁迅也经常是严肃的沉默的，丝毫不苟且。许广平后来形容，有时候鲁迅因为和她有什么地方意见相左，鲁迅就一个人默默地跑到空地上躺倒，让她经常“抑郁、彷徨和怅惘”得想大哭一场。 据许广平后来回忆，鲁迅对她讲到关于婚姻的笑话：“结婚前请客，就犹如贿赂”----后来他们就没有请任何人参加他们的结婚仪式，林语堂直到海婴出生以后还悄悄问郁达夫：“鲁迅和徐小姐怎么回事？” 林语堂自称受老子的影响很大，鲁迅大家认为受庄子的影响很大，这确实很有道理。林语堂有老子无为的想法，对于别人的意见经常是这样可以那样可以，不太愿意太认真。鲁迅却学会了庄子对儒家的态度，辩论的技巧，求真的执着，无一不达到了挑剔的地步。所以鲁迅和林语堂的相得疏离，实在也是不难想见的。 不过我之所以特别喜欢林语堂，倒是因为他对“文人”的态度。我实在没有想到，也只是在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原来我对文人的态度，居然是从林语堂那里遗传过来的。 林语堂说：“做文可，做人也可，作文人不可”。 林语堂反对文人应穷的说法，并且对文人的穷作了中肯的分析。文人的穷，问题主要在文人身上，一来是文人好论是非，二来是文人书呆不治生产，不通事故。但文人因为穷就找出很多穷的理由和高尚来，说什么“词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诗人。 林语堂主张文人要规规矩矩做人，文人的种种恶习譬如懒、借钱不还、颓唐、放浪、傲慢都应该改掉。可见林语堂的骂文人，主要是骂穷文人。 但林语堂骂穷文人的时候，并没有加“穷”这个修饰词，很多不穷的文人就觉得林语堂“逻辑”混乱，一棒子“骂”倒了一片。 于是鲁迅就写文章帮林语堂的忙。鲁迅说：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是因为揭穿了假面。可见鲁迅骂的主要是假文人，至于文人穷不穷，他倒是不怎么管的。 再譬如林语堂主张不打落水狗，鲁迅却主张打落水狗。林语堂要恕道，鲁迅要直道，鲁迅可以宽恕人，但绝不宽恕狗。 林语堂后来尊鲁迅为打狗的英雄，自己却不热衷于打狗----概就是他们之间的相得和疏离的另外一种解释吧。

鲁迅先生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人，但他并不为任何时代的人们所接受。无论褒贬，大多是在借先生的尸骨来谋取某种利益。而鲁迅先生在各种话语的包装与打扮下，其本来面目还在否？是大可值得怀疑的。共党领袖毛泽东虽对鲁迅评价甚高，但他对鲁迅的内心一无所知，徒以几顶高帽子抛在鲁迅先生的头上。革命需要的是立场坚定的服从者，而不是“横站”的怀疑者。虽然“被围剿的鲁迅”与“被神化的鲁迅”是不一样的，但我以为这恰恰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已。他们并没有触摸到鲁迅的真正脉搏，也许鲁迅是无法真正被阐释的灵魂，他的存在独独证明了文字书写的单薄与无力。然而为了不至于虚无化鲁迅，我们还是需要用文字来为鲁迅先生招魂，为先生筑一座文字之《坟》。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曾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学者林语堂在美国纽约挥笔写下了悼念文章《鲁迅之死》，其文云：“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日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波短耶？” 林语堂初到北京大学时，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应该说林语堂与周氏兄弟在最初是非常好的盟友，相知甚深。尽管林语堂与胡适有极为相近的思想和个人情谊，但他却站在了鲁迅的旗下。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这些文学界大家巨擘，支撑着《语丝》，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学术风格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文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不久，1924年12月13日，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周刊也创刊，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徐志摩等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前138期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此后各期由上海印刷，16开本。《现代评论》主要刊登政论、时评，同时也发表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该刊“时事短评”专栏以及其它一些文章，广泛述评国际局势和中国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在文学方面，它刊登的理论文章主要介绍西方的文艺观点，反对“革命文学”的倡导。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主要作者有郁达夫、凌叔华、废名、老向、沈从文、蹇先艾、汪敬熙、张资平、杨振声、胡也频、刘大杰等的短篇小说，另外还有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朱大丹、王独清、刘梦苇、饶孟侃等人的新诗，还有少量的剧本，其中“新月派”作家早期作品占突出的地位。 林语堂在当时是极为活跃的，不但大量撰稿，放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他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当他每讲起这一件事时，总是眉飞色舞，感到自豪。后来，他干脆做起《祝土匪》的文章，以生于草莽，死于草莽的“土匪”自居。他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学者只要脸面，“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1925年12月5日和6日，这在鲁迅和林语堂交往中，是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两天，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因为鲁迅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他向林语堂写信约稿。接着是林语堂的复信和交稿，这就是两人“相得”的开始。 不过后来林语堂与鲁迅都避居上海以写作为生时，矛盾爆发了。同以文字生活，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林语堂则是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认为：“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然而鲁迅却不这么看，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鲁迅自己无畏地宣称：“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分化。现在看来，这是人生的两种选择，说不上谁对谁错。任何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可以投枪，可以匕首，但同样可以幽默，可以性灵。鲁迅曾说：中国并无幽默，要有，也只有“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一类的东西。然而我倒觉得越是在血与火的人生中，越是需要幽默与宽容。人生离不开幽默，幽默是死水般的生活里的一抹亮色。 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风波”使得鲁迅与林语堂因误会而疏远了。鲁迅在他日记里说：“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另一个当事人林语堂，40年后作《忆鲁迅》一文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对这一“风波”起因，鲁迅和林语堂有不同的解释。“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明确指出，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然而有了误会，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就不可能像从前那样融洽了，可要知道鲁迅是主张“一个也不宽恕”的。另外随着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这让鲁迅更加反感，觉得林语堂是不可救药了，“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对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于是乎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其中1935年4月20日刊于《太白》上的《天生蛮性》，全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把林语堂与前清遗老和伪满大臣相提并论，足见鲁迅对其厌恶之深。但是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也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林语堂：《行素集·序》），同时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反对者。后世论者一般都站在鲁迅这一边，对林语堂大加挞伐。这时讲究的是二分法，好坏分明。鲁迅先生自然是好人一方了。于是乎被好人鲁迅骂过的人必定不是什么好人，而与鲁迅这样伟大的好人论战，对方自然也就是坏人了。然而世间的事又不是那样清楚明白的，鲁迅的笔战中常常有一些因误会、意气用事和个人恩怨引发的争论，这些争论认真说起来，其责任鲁迅倒是要承担一些的。譬如广东的学者胡文辉先生就写过一篇考证文章“鸟头与红鼻—读《故事新编》偶记，”其文指出了鲁迅研究中一个“视而不见，为尊者讳”的小小问题：在鲁迅与顾颉刚的论战中，鲁迅多次在书信和小说中挖苦顾的生理缺陷这些失德之事。这固然无损鲁迅的伟大，却也证明了人性的某种弱点，再伟大的人物也不例外。 林语堂对鲁迅还是怀有敬意的，《鲁迅之死》也证实了这一点。“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不过在所有怀念鲁迅的文章中，《鲁迅之死》这篇确有其特色，它并非仅仅是吹捧与高唱赞歌的，其中也还有些隐隐约约的批评。这可能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恕道精神，但正与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的主张相仿佛呵。“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如此笔墨，确实活画出鲁迅先生之本来面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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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邱区15279494038： 鲁迅和林语堂是好朋友吗？
永亲双黄： 文人相轻.

新邱区15279494038： 那保压时间跟做饭时间有关系吗? - ？
永亲双黄： 什么保压 压力锅 电饭煲有关系 好的保压锅类 做饭时里面的蒸汽就不会泄露能说短做饭时间,还可以把饭的温度保醇时间跟长 一般的好像可以保温3-6小时

新邱区15279494038： 鲁迅林语堂白象是什么意思 ？
永亲双黄： “白象”,是作家林语堂给鲁迅起的一个绰号.许广平说,鲁迅的老朋友林语堂说鲁迅是“一头令人担忧的白象”;又解释说,大象一般都是灰色的,白象很少见、很特别,所以很可贵,也就令人担忧.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然而林语堂本人并没有对这个绰号做过什么解释.林语堂精通英文,在英文里,“白象”是形容一种昂贵却没有大用途,又不能丢弃,保养又很费劲的物品,这种物品当然是令人担忧的.林语堂起“白象”这个绰号,似有一点英文里的意思,但林的用意肯定不是讥讽,而是一个友好的、暗含着一点替鲁迅担忧的意味.这是个雅致和耐人寻味的绰号.

新邱区15279494038： 鲁迅的一生有哪些好品质? - ？
永亲双黄： 从鲁迅先生的文字及他同时代名人的文字里,可以看到先生短短56个春秋的一生事迹.先生对礼的操守,事母至孝,对弟悌让,交友至诚,为人兼爱.而理,在鲁迅先生的杂文里,处处都是证明.先生与某些人的文字交恶,皆因“理绝不让于人...

新邱区15279494038： 《大师治学》林语堂是个怎样性格的人 - ？
永亲双黄： 林语堂:人生的悠游者、有传统文人的傲骨、鲁迅的挚友、与时俱进的文学大师、在写作手法上不拘一格但是在做人的立场上十分坚定.

新邱区15279494038： 谁帮我写一篇关于谈有为与无为的作文啊? - ？
永亲双黄： 林语堂和鲁迅之间,友情甚于争论,很难算得上是论争的对手的. 譬如同学之间,家人之间,夫妻之间,难免一件事的看法不同,这实在是真理一样的准确了.总不能说,因为昨天谁和他的老婆争论谁做饭洗碗,就变成了死对头了吧.“被鲁迅...

新邱区15279494038： 林语堂 是 知堂先生吗? - ？
永亲双黄： 不是!林语堂不是知堂先生

新邱区15279494038： 林语堂的爱情故事 - ？
永亲双黄： 近年读到一些文人风花雪月的故事,如徐志摩与陆小曼,张爱龄与胡兰成,沈从文与张兆和,丁玲与胡也频,鲁迅与许广平等,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同凡响的爱情故事,有的令人叹息,有的令人羡慕.而林语堂与廖翠凤的爱情故事令人敬佩. ...

新邱区15279494038： 林语堂和胡适认识吗?当时什么关系? - ？
永亲双黄： 认识,林语堂在国外留学时,奖学金忽然被中断了,胡适私下拿自己的钱资助林语堂上学,但并没告诉林语堂,林语堂回国后才发现,所以胡适可以说是有恩于林语堂了. 但是后来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笔战时,林语堂因为喜欢自由的风格,加入了鲁迅的语丝派,与胡适等人的现代评论派论战,所以两人又算是对手了. 希望帮到你.

新邱区15279494038： 鲁迅为什么那么讨厌林语堂? - ？
永亲双黄： 鲁迅不是讨厌林语堂,而是讨厌他所写的那些安逸的文章!不要弄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