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的政治思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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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圆融与关羽崇拜

【作者】胡小伟

引 言

“三教”指儒道释。陈寅恪云:“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庭,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是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实际上,三教由论争走向融合,代表着中国思想文化主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又保持着各自的价值体系和崇拜系列;但也有例外。比如关羽一身而系三教之崇,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事例。清代关庙中有这样一副对联,颇能概括关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历史文化地位和巨大影响:

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

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

在形成对于关羽“全民崇拜”过程中,佛、道、儒三家都先后参与其事,终于使关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神祗之一,而且对於凝聚近代中国民族精神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便是对此问题分析的提要。

一、佛教与关羽崇拜

有关唐前关羽崇拜的起源部分,笔者曾撰一文①,略述关羽崇拜不过是陈隋至唐之际佛教本土化的一个小小插曲, 当时的影响也还是很有限的,但是造成的原因却颇零散复杂。要言之为:

关羽死地当阳本有楚地巫风淫祠的民俗,南北朝时期巴人又是迁徙至此。关羽最初显圣,有“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唐·范摅《云溪友议》)的说法,而“解使鬼法”、“役使鬼物”(参《三国志·张鲁传》及《宋书·二凶传》载严道育事)正是巴人信奉之天师道的拿手本领,两者结合,奠定了早期的民俗信仰基础。

隋唐时代最有影响的佛教门派创立者天台四祖智(左上山下豆右页)和禅宗北派六祖神秀,藉民俗信仰在当阳玉泉山开寺说法,作为佛学本土化的一个证明。



“关羽显圣”的说法最早或出于陈、隋年间一个与佛教传布有关的传说。现知最早的记载为中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董怔《重修玉泉关庙记》(载《全唐文》卷六六四):



陈光大中,智(左上山下豆右页)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房。请师出山,以观其用。”指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左上小中臼下小右虎)。前劈巨岭,后堙澄潭,良材丛仆,周匝其上;轮奂之用,则无乏焉。



按天台宗学说以《法华经》第一卷《方便品》为据,大开“方便法门”,以调合儒、道两家思想,智(左上山下豆右页)则是这一教派的实际开创者。陈寅恪曾直截了当地认为:“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审查报告》三)。它是最早与天竺所传教义有所区别的中国教派,其融合儒、道思想观念,亦时势之所必然也。这说明它藉关羽以传教,绝非偶然之举。

另一个较早实行本土化的佛教派别是禅宗,“关羽显圣”之说,亦得附禅宗流布而传。据《历代神仙通鉴》卷一四:

(唐仪凤末年)神秀至当阳玉泉山,创建道场。乡人祀敬关羽,秀乃毁其祠。忽阴云四合,见公提刀跃马,秀仰问,公具言前事。即破土建寺,令为本寺伽蓝。自此各寺流传。(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十六引禅宗《传灯录》亦载此事,惟文字稍繁,类同俗讲) 神秀就是那位在禅宗公案中因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一偈丢了五祖衣钵传承的人。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仪凤中始隶玉泉,名在僧录。寺东七里,地担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峰,度门兰若,荫松藉草,吾将老矣。’”据陈垣《释氏疑年录》, 则神秀往当阳在武则天仪凤年间 (676—679年),当时主持玉泉寺的僧人宏景时为有势之僧,而且又是当地人,这也许是神秀在当阳不得不另立山头,还不能开罪天台宗,反须附骥攀鸿的原因。神秀主“渐悟”,和天台宗的戒律没有矛盾,关羽“具言前事”为何,这里没有说明,或许就是已从智(左上山下豆右页)受五戒事,则神秀之说似依附于天台之说而来,如其不然,关羽忽然应命为伽蓝,倒像是从他那里得到“顿悟”了。

神秀的传人普寂又恰好是关羽的老乡,“普寂姓冯氏,蒲州河东人也。年少时遍寻高僧,以学经律。时神秀在荆州玉泉寺,普寂乃往师事,凡六事,神秀奇之,尽以其道授焉……(神秀卒)制令普寂代神秀统其法众。”(《旧唐书》卷一九一本传)《三国志演义》中曾出现过一位在汜水镇国寺和关羽叙过乡情,后又在王泉山结茅,以一句“颜良安在”喝破关羽的“普静”,我颇疑心就是这位曾住玉泉而又声势赫赫之“普寂”的一音之转。普寂有著于当世之名“法山净”(据朝鲜金九经校敦煌唐写本)。将“普寂”与“法山净”截头加尾,另为之名,亦是小说家惯技耳。

隋唐间“三教论衡”引起的“俗讲”,承继六朝小说之遗绪,夸饰其人其事,为后世讲史开创先风。据一粟《谈唐代的三国故事》(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介绍,初唐道宣所著之南山律宗所据重要典籍《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僧象致敬篇》谈及世俗贤人只要内心刚正,外有威仪,即能获得人们敬重,有一则举证性质的小注曰:“似刘氏重孔明等”。唐时僧人注疏此书者众,因而保留了一些有关三国人物故事的传闻。如开元间僧人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二六(载《续藏》第一编第六十八套一册)等。同时是否有关羽神迹故事流传,亦可资想。

《全唐诗》二四八卷载有玄宗时人郎君胄题《关羽祠送高员外还荆州》一诗,云:

将军秉天姿,又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

谁为感恩者,意是思归客。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

离筵对祠宇,洒酒暮天碧。去去无复言,衔悲向陈迹。

郎曾出任郢州刺史,这首诗是当时当地确已建有关羽祀庙的明证②。但诗中只道及关羽祀祠,亦无一语涉及梵宇。从“一剑万人敌”句看来,盛唐时尚无“七十二斤青龙偃月刀”一类彰显关羽神勇的说法,他仍不失为人间英雄的本色。

天台十七宗四明知礼造成天台宗再次中兴,应该是承隋唐间天台宗之遗绪的一个发展。宋代儒学势力极大,知礼亦主儒释调合之论,因此颇得帝王和官僚士大夫的青睐。宋真宗赐“法智大师”号,并“遣中贵人至其居,令修忏法,厚有赐予”。(同上书)明乎此,则南宋天台宗沙门志磐据南宋景迁《宗源录》、宗鉴《释门正统》所撰《佛祖统记》卷六《智者传》复夸饰其事,就不奇怪了。宋人载记这一故事,亦附会佛家之说,其事遂神。如张商英元丰四年(1081年)撰述《重建关将军庙记》(《玉泉寺志·词翰补遗》),已把关羽皈依佛门以前的形象描述为“大力鬼神”,能够“震霆掣电,鞭鬼捶口”,而唐代的“开辟寺址”之说,又一变而为“黎明往视,精蓝焕丽,檐楹栏楣,巧夺人目”,则关羽已然成为高明的建筑设计兼工程施工之承包人了。

佛教西来历史中,还曾有密宗传法的一段事迹可叙。唐玄宗时西域高僧不空、金刚和善无畏号为“开元三大士”,传习密宗,一时蔚成风气,其中毗沙门天王(原名俱毗罗Kubera,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北方守护神和财神)之信仰为其特色之一,尤以不空《毗沙门天王仪轨》所传”天宝元载壬午岁,大石、康五国围安西城”时“现形助阵”为最。《大宋高僧传》卷第一《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亦有类似记载。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四:

僧寺多有名天王堂者。按《谈(上竹下数)》记,唐天宝间,番寇西安(伟按:当为“安西”之误,下同),(上竹下数)诏不空三藏诵经咒禳之。忽见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毗沙门天王第二子独健往救矣。”后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现形胜之。朝廷因敕诸道立像。郎瑛谓:“今佛寺有天王堂,始此也,”又《括异志》:“宋建炎中,敌将屠秀州,天王现于城上,大若数间屋。遂惧而引去,因建天王楼于城西北隅。”

但唐密宗在晚唐即已衰微,前些年轰动一时的陕西法门寺地宫发掘,即为其仪规之再现。毗沙门天王信仰经五代入宋,面目几不可辨,其功能于宋金元之际分别归为佛寺常设“四大天王”之“多闻天王”和道教系统。但据我对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金代“义勇武安王位”神像的考索,其“现形助战”等功能后归入关羽。此事论述涉及颇广,笔者已有专门论述③,此不赘。

此后“(元)世祖尊崇佛教,用汉关壮缪为监坛”(《元史》本纪)则关羽又被引入黄教(喇嘛教)。满清本崇黄教,且又为羁縻蒙古各部,故对关羽之尊崇更上层楼。

传有一说:

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州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其后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携贰也,于是累封至“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是以蒙人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崇者厥惟关羽。二百余年,备北藩而为不侵不叛之臣者,端在于此。其意亦如关羽之于刘备,服事惟谨也(徐坷《清稗类抄》卷六十四丧祭类)。

则关羽崇拜跨越今日中华各主要民族,在有清一代的政治生活中,作用亦大矣。

明清以后,佛寺供奉关羽为伽蓝菩萨者日渐普遍,以至明人曾表示强烈不满,说:“禅林道院中有护法神,曰伽蓝。或当户而立,或拱侍于旁。神不拘一,而以关帝作伽蓝者大概十之八九。夫释道各崇其教,今护法则争尚关帝,何也?”(《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七《伽蓝辨》)即如笔者所见之杭州灵隐寺、龙华山肉身殿、苏州西园寺、开封大相国寺、北京藏密要寺雍和宫以及红螺寺等,至今仍有护法关羽神像在焉。

二、道教与关羽崇拜

魏晋以后佛学西来,中国固有文化一落千丈。于是有综合中国本土信仰之大成者,创建道教。一度佛道儒“三家势成鼎足,其中之一家遂得如武涉说韩信所谓:‘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然儒往往兼攻二氏;而二氏未尝合力攻儒者,则因儒为国家典学,自恃根深基固,名正言顺,二氏亦知其不可动摇也。”④经过长期“三教论衡”,加之老子亦为唐皇室所攀认之祖宗。且受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之尊号,庙号太清宫。道教羽翼渐丰,又在宋代踵袭唐时故智,为太宗降神,为真宗降天书及托祖,一直到徽宗时有“关羽斩蚩尤”之说,故成蔚然大观。道教与关羽崇拜之因缘,实即起於北宋。

《三国志·蜀书》中的《关羽传》不过九百多字,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他过人的勇武⑤。从唐代首祀姜尚为“武成王”,关羽一直是庙之配祀⑥,虽然赵匡胤右文抑武,强调“取功业始终无暇者”,一度被撤飨,但是宋帝又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宣和五年,1123年)释奠日,以张良配享殿上……东庑……邓艾、张飞、吕蒙、陆抗……西庑……张辽、关羽、周瑜、陆逊……凡七十二将云。 (《宋史·礼八》)惟李焘《续通鉴长编》载记有“宣和五年正月己卯,礼部奏请侯封,敕封‘义勇武安王’。令从祀武成王庙。”

因有必要略加考析。《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七记叙关羽在北宋加封之经过,曰 :

宋真宗大中祥符口年敕修关圣庙。(《解州志》有“关圣庙在城西门外,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敕修。”)哲宗绍圣三年赐玉泉祠额曰“显烈王”。徽宗崇宁元年追封“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敕封“义勇武安王”。(《宋史》诸本纪皆不载。)

已坦言於史无徵,比较可信的记载,见於《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九《宋纪八十九》:“(崇宁四年,1105年)五月,壬子,赐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号虚静先生。汉张道陵三十代孙也。张氏自是相袭为山主,传授法(上竹下录)者,即度为道士。”“六月,丙子,御紫宸殿,以修复解池,百官入贺。解池为水浸坏八年,至是始开四千四百余畦。”是张氏之召,与解池之复,相继而至。於是产生了两相关联的说法。

王世贞《(上合下廾)州续藁》云:

宋政和(1111—1117年)中,解州池盐至期而败,课则不登,帝召虚静真人询之。奏曰:“此蚩尤神暴也。”帝曰:“谁能胜之?”曰:“关帅可,臣巳敕之矣。”寻解州奏大风霆偃巨木,巳而霁,则池水平若镜,盐复课矣。帝召虚静劳之,曰:“关帅可得见乎?”曰:“可。”俄而见大身克庭,帝惧,拈一崇宁钱投之,曰:“以为信。”明日,封崇宁真君。

钱曾《读书敏求记》云:

《汉天师世家》一卷中称三十代天师讳继先者,宋崇宁二年投符解州盐池,磔蛟死水裔。上问:“用何将?”随召关某见於殿左。上惊,掷崇宁钱与之,曰:“以此封汝。”世因祀为“崇宁真君”。此当是关帝受封之始。⑦

两则记叙,都有龙虎山真人张继先作法事。原其初始,出自道教“降神”。按“降神”一事,本於太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

初,有神降於整厘县民张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五帝之辅也。”守真每斋戒祈请,神女降室中,风肃然,声若婴儿。独守真能晓之,所言祸福多验,守真遂为道士。上(按即太祖)不豫,驿召守真阙下。壬予(按指开宝九年十月)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篆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原注:此据《国史·符瑞志》,稍增以杨亿《谈苑》。《谈苑》又云“太祖闻守真言,以为妖,将加诛,会宴驾。”恐不然也。今不取。)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斧戮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原注:此据吴僧文莹所为《湘山野录》),正史、实录并无之。)

且不追究这桩“烛影斧声”之千古悬案的真相为何,只说与本题有关的“降神”。从结果上看,降神在赵光义(宋太宗)时代仍然在继续,并且影响极大。成於北宋的道教典籍《云笈七签》卷一零三《翊圣保德真君传》(亦载《正统道藏》第五十四册)中,就记载着赵光义嗣位后,寻召张守真於琼林苑为周天大醮,作延祚保生坛⑧。醮罢,神降言托内臣王继恩转致君王。此后,在太平兴国初、六年、七年及至道初年,张守真屡奏黑杀神降临之言。因此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六年 (981年)敕封太平宫黑煞神为“翊圣将军”,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又加号“翊圣保德真君”。可知两则记叙中之降神一事,实关乎宋代国祚,而最初临降之神翊圣保德真君,则无疑为北宋护国之神。

按三十代张天师,即是《水浒传》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大尉误走妖魔》中描述的那位“头绾两枚丫髻,身穿一领青衣;腰间绦结草来编,脚下芒鞋麻间隔。明眸皓齿,飘飘并不染尘埃;绿鬓朱颜,耿耿全然无俗态”,“道行非常,清高自在,倦惹凡尘。能驾雾兴云,踪迹不定”的张天师。从胡琦“张氏世济其说也”可知,关羽之崇封与道教正一派的兴盛,自有特别之渊源。导致道教崇奉关羽的原由,大端有四:

第一、符箓篆派道教积极参与政治。自安史乱后,中国社会曾经长期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丹术侧重个人修炼,具有明显的个人性,而符箓斋蘸则侧重于济世度人,具有普遍的社会性。这和开元、天宝后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不安定的状况有直接关系。《翊圣保德真君传》载,张守真曾借降神评价陈抟:守真尝启告曰:“华山陈抟近卒,时人谓之尸解,未审其人修何功行?”真君曰:“抟之炼气养神,颇得其要。然及物之功未至,但有所主掌耳。”所谓及物之功应当是济世之力。而符箓道士在举行斋醮仪式中,不但祈祝君主寿永,国安邦宁,家丰民裕,而且宣扬忠孝,提倡伦常,当然大得官方提倡,民间欢迎。每逢节日或君主诞辰,符箓派以科教道法即以道场为国祈禳,也在北宋成为定制。元丰四年的《重建关将军庙记》说:“岁越千升,魔民出世,寺纲颓紊,槌佛虚设。公既不怙,庙亦浸弊。元丰庚申(1080年),有蜀僧名曰承皓,行年七十,所作已辨,一大众请,倏然赴感。有陈氏子,忽作公语:‘自今以往,祀我如初。’远近播闻,瞻祷愈肃。明年辛酉(1081年),庙宇鼎新。”则陈氏子之托言,分明又是一次降神⑨。

与此相关的第二点,是以盐池斩蚩尤而论,实际上也同样表现着符篆派道士阜民解愠的现实关怀。盐税自西汉以来即是国家最重要的财赋来源之一,而以解盐为最甚。陈寅烙《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盐商妇》引《新唐书》伍肆《食贷志》略云:“(刘)晏之始至也,盐利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宋人谈论盐利在国家赋税中的比重时,因时代不同而有三说:一是当租税三分之一,二是计天下每岁所收盐利,当租赋二分之一,第三种说法谓占国用十之八九⑩。有人甚至议论说,仅泰州“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也。”南宋学者吕祖谦评论宋代盐利时,有“惟海盐与解池之盐,最资国用”之语,而“榷盐之利,国用所资”,“国家经费之大,藉于盐利者居多”等议论亦充斥史书。鉴于解盐在北宋财政中的重要地位,解州池盐获灾,当然会惊动朝廷,成为大事。而深信道教之北宋诸帝,如真宗、哲宗、徽宗等必定会有所举动,也是意料中事了。解州池盐又早被视为灵异之产。先秦古籍《尸子》关于《南风歌》的记述:

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是舞歌也。就是歌咏促使解盐结晶之南风的。《尸子》的作者尸佼是商鞅之师,在《史记》《汉书》均有记载。所以有人认为:“早在四千多年前解池附近这种神秘的‘盐南风’,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它不仅因带来盐利而倍受崇祀,而且也成为诗歌和音乐创作的重要题材”⑿。唐人誉解州池盐为“阴阳调和,神鬼驱造,不劳人而擅其利。与夫凿泉、煮海不相为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入《钱义方(唐)盐宗神祠记》,《全唐文》未载)柳宗元《晋问》则有“猗氏之盐,晋宝之大也。人之赖之与盐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全唐文》卷五八六)宋人则说“海盐、井盐全资于人,解池之盐全资于天,而人不与。”(《历代制度详说》卷五《盐法详说》)人们把盐池、风谷视为某种神灵,立祠祭祀。唐大历八牟(7 7 3年)、十一年(7 7 6年)赐号“宝应灵庆池”,“荐于清庙,编之史册”(《唐会要》卷二八《祥瑞》)。此后为池神加爵进封者不绝于史。

赵氏既已搬出轩辕黄帝为其始祖,老对头蚩尤出来捣乱,也应该是情理中事了。按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解州盐泽,卤色正赤,俚俗谓之‘蚩尤血’”。而解州之得名,亦本于黄帝斩蚩尤的神话。罗泌《路史·后纪四·蚩龙传》:“(黄帝)传战执尤于中冀而殊之,爰谓之‘解’”。孙冯翼辑《皇览·冢墓记》:“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道教天师所以要请解州乡人关羽来建此功,也说是师出有名的。

其三,宋代是收拾残唐五代之混乱局面后开创的一统江山,踵继了周世宗“灭佛兴道”政策。关于宋代开国君主与道教之关系,一直有许多传说,比如《水浒传》开卷即有“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是个道高有德之人,善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那华容道中,正行之间,听得路上客人传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抟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乎加额,在驴背上大笑,(左扌右颠)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的描述。宋释文莹在《湘山野录》中,也说赵匡胤兄弟未发迹前,曾与一自称“混沌”或“真无”的道士游于关河,三人每剧饮至醉。御极后不再见,下诏於草泽遍访之。又说赵氏兄弟与赵普游长安,遇陈抟共饮。甚至有赵氏母为避战乱挑兄弟於篮,适为陈抟所见,吟诗“莫道当今无天子,都将天子上担挑”的说法⒀。这些稗官野史的叙述虽不能指实,但从《宋史·太祖纪》中周世宗在世时已有“点检作天子”的谶语,和陈桥驿兵变时“军中知星者扬言‘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的记载看来,传说之辞也许“虽不中,不远矣”。所以北宋一朝,无论“烛影斧声”以后太宗统治下的“降神”,还是“澶渊之盟”后真宗时期的“天书符瑞”,以及“托祖”自承黄帝之后,直到徽宗时期自封“教主道君皇帝”,符篆派道士都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作用。同时道教发展更上层楼。

其四,正一派在中国道教历史上的重新崛起。前文已述佛教关羽崇拜始於张道陵之“领鬼兵”,而大张於张继先之“斩蚩尤”。如果说北宋时龙虎山尚屈居茅山之后,与阁皂山同居“三山符(上竹下录)”之列,那么此后即从道教各派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一大宗了 。

后世《正统道藏》记载的一个故事所述亦较详细。据《道法会元·地祗馘魔关元帅秘法》⒁载,关羽为北极紫微大帝之主将,称为“雷部斩邪使,兴风拔云上将,馘魔大将,护国都统军,平章政事,崇宁真君关元帅”。《道法会元》称赞关羽“英烈威灵,在生忠勇,死后为神,忠贯日月,德合乾坤”,并且曾“诛砍妖魔”,例证即是崇宁年间,三十代张天师奉诏往盐池除孽蛟时,在东岳庙行香,看到廊庙的关羽神像,问左右此是何神?弟子回答是汉将关羽,乃忠义之神。张天师便遣关羽诛蛟。即时风云四起,雷电交加,关羽即斩蛟於盐池上。张天师奏明徽宗,徽宗命召见。关羽现形於殿下,拽大刀执蛟首於前,不退。徽宗掷崇宁钱,封之为”崇宁真君”。天师责之非礼,罚下酆都五百年。同书卷二六0《酆都朗灵关元帅秘法》中,也称关羽为张虚静部下神将,封号“酆都朗灵馘魔关元帅”,手下副将则是“清源真君赵昱”,另有韦锡等飞天八将。五十代天师张国祥还校有《太上大圣朗灵上将护国妙经》,辑入《续道藏》。足证“关羽斩蚩尤”为张天师系统之神话。这些都是“张氏世济其说”的例证。

此事还被搬演为戏曲。明代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有无名氏杂剧《关云长大破蚩尤》⒂,谓:宋(仁宗)时,蚩尤神作祟,使解州盐池乾涸,朝廷命寇准请张天师来京询问,方知其故。天师教吕蒙正之侄吕夷简至玉泉山访玉泉长老,请玉泉土地关圣。关“奉玉帝敕令”,并“启天庭亲上表, 因此上差神兵命天曹”,去打败了蚩尤。范仲淹奉命为关公在解州立庙。驱邪院主宣玉帝旨,封关公为“武安王神威义勇”,“再封为破蚩尤崇宁真君”。揆诸史实,此剧尤为不经。饶宗颐先生辨析云:“查范氏殁於绍圣时,编剧的人不管年代先后,随便调兵遣将,是有问题的。”⒃



道教通俗劝善文有《关帝觉世真经》、《关帝明圣经》、《戒世子文》等。全真派之北京白云观及武当山道观中,亦有关羽之“财神”或天尊造像。又据《关帝志》卷之一《封号》载,万历四十二年十月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时,还“特命全真道士周庀真等赉请,前去彼处,供安镇静方隅,肃清中外。”可知道教中崇奉关羽者不独龙虎山南宗正一派,亦延至盛行于元代之北宗全真派。

三、儒家与关羽崇拜

儒家“本不语怪力乱神”,所以是“三教”中最后一个介入关羽崇拜的。但也正是因为儒家的介入,关羽崇拜才最终确立了它的全民族地位。

我尝言,曹操是以英雄自许而且许人的,见他“青梅煮酒”一事,却不幸被后人评定为“奸雄”之首。这一字之别,古时说法是效《春秋》褒贬之义,深入骨髓的,恐怕就是若干世代的后人体验捉摸“锻炼”出来的笔法。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感和历史观,也是演义之所谓演“义”。“英雄”的称谓也没有留给曹操私相授受的刘备,一般称他为“袅雄”。《三国》的最终英雄是诸葛亮和关羽,他们是失败者,却使后世诗人写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惺惺惜惺惺”的诗句来。古人本有“三不朽”的说法,诸葛亮和关羽是立德的楷模,也就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英雄。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价值所在,因为它能从“群雄逐鹿”的纷繁史事中,清理、提炼、总结出超功利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判断,来抗衡甚至替代“成则王侯败者贼”的功利判断。所以它才不朽。

但是,细研诸葛亮崇拜和关羽崇拜的形成过程,会发现他们实际经历了全然不同的走向和渠道:一个是自上而下,由文人儒士扩散至民间信仰的诸葛亮;一个自下而上,由民间信仰和宗教力量推至上层崇奉的关羽。而促使文士儒生接受关羽的主要原因,就是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史学观。

话说宋儒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 便是如何清理看待五代一段混乱的史实,以证明赵宋朝廷的合法性。可资参考的只有隋唐以前的南北朝史,而三国正是这一段混乱历史的开头。欧阳修在仁宗时撰《五代史记》(后称《新五代史》),不以梁朝为伪,而论於正统,以后他又接连著《原正统论》、《明正统论》等专论七篇 (后删为《正统论序,》、《正统论上》和《证统论下》),阐明“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具体到三国史,他著《魏论》谓:“新与魏皆取於汉,新辄败亡,魏遂传数世而为晋。不幸东汉无贤子孙,而魏为不讨之仇。今方黜新而进魏,疑者以谓与奸而进恶,此不可以不论也……夫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晋尝统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则魏进而正之,不疑。”⒄



紧接着编年纪事体之《资治通鉴》纂辑,使三国历史系统化,司马光显然受到欧阳修的影响,在《资治通鉴》卷六九《魏记一·文帝黄初二年》中“论正闰”,说“乃汉宣倾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其事之先后。据汉传於魏而晋受之,晋传於宋以至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

关羽(约158年至167年-220年),字云长,本字长生,司隶河东解人(今山西省运城市),约生于东汉桓帝延熹年间,汉末三国时刘备的重要将领。与张飞并称“万人敌”。建安四年(199年),受封汉寿亭侯。
赤壁之战后,刘备助东吴周瑜攻打南郡曹仁,遣关羽绝北道,阻挡曹操援军,曹仁退走。后来刘备入益州,关羽留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围襄樊二城,曹操派于禁前来增援,关羽擒获于禁,斩杀庞德,曹操一度想迁许都以避其锐。
后曹派徐晃前来增援,而东吴背盟,遣陆逊、吕蒙偷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兵败被杀。景耀三年(260年),蜀汉后主刘禅追谥壮缪侯。

扩展资料:
关羽最为特殊之处是其倍受中华文化历代推崇,并且视为神祇膜拜,产生关羽信仰,并传至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汉字文化圈国家。由于其忠义勇武的形象,多被民众尊称为关公、关二爷、关老爷,又多次被后代帝王褒封,直至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
故也俗称为(关)圣帝、(关)帝君、(关)圣帝君、关帝、关帝爷等而流传至今。道教尊为协天大帝、伏魔大帝、翊汉天尊等,汉传佛教及藏传佛教奉其为护法神之一,称为“伽蓝菩萨”。
其中儒宗神教奉为五文昌之一,而扶鸾信仰者则奉为恩主,故又称关公为恩主公、山西夫子、文衡圣帝,是为五恩主之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关羽

中国有两位光照千秋的圣人,即文圣孔子、武圣关公。孔子以其言论传世,关公以其行为立身。关公忠义精神光照华夏,文化丰土厚,受众层面广。关公实乃“三跨”伟人。    (1)关公文化精神是跨越时空(跨越世纪)的崇尚。    关公辞世迄今已有1780多年,以忠义精神为核心的关公文化精神,历经风雨,跨越千年,久传不衰。在中国历史上,有如此永不衰竭的生命力,莫过于文武双圣了。特别是在当前种种带有模糊乃至 关公 颓废色彩的消极情绪,启动关公文化系统工程,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人类正在步入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往往表现在高新科技的竞争与发展上,但不可忽略,任何高新科技背后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只有真正以人为本的高新科技才是真正可以持续发展的经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以高新科技带动发展的同时,必须由文化来完成对其负面效应的弥补。同时,一个地区的特色文化发展的程度是该地区综合实力竞争的重要组织部分。关公文化所特有的“凛然正气、忠义仁勇、赤诚报国”的崇高精神正好是新世纪人们精神世界的强心剂。可以说作为中国文化精髓之一的关公文化精神是跨越历史、跨越时空、跨越世纪的崇尚。    (2)关公文化精神是跨越阶层的崇尚。    关公是一个跨越阶层的偶像,在古老华夏的文明史上,不论是官家和百姓,不论是富豪和贫民,也不论是敌人和朋友,都拥戴崇拜关公。关公麦城遇难辞世不久,农家百姓便把关公神像挂在自家中堂(见《三国演义》八十三回),直至今日,在民间,特别是东南沿海,民家、商家都把关公神像当作财神、保佑神供奉在中堂。民间如此,皇家亦如此。据统计,历朝有16位皇帝23次为其御旨加封,使其由侯而王、而帝、而圣、而神。在这一点,历朝皇帝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历朝皇帝也正是借文武双圣的崇高威德达到“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目的。回顾中国历史,凡是经济繁荣、国泰民安时期,就是文圣武圣得到尊崇时期;凡是经济崩溃、社会动乱时期,就是文圣武圣遭到不幸时期。关公文化精神已成为安邦治国的重要精神武器。所以说,对关公文化的“闲置”是一种最大的文化资源浪费。在世纪之交启动关公文化系统工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3)关公文化精神是跨越国度的崇尚。    关公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中国大陆,在一切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崇拜关公的香火都十分兴旺。据不完全统计,仅台湾省就有关帝宫庙千余座,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泰国、越南、缅甸、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4万多座关帝庙宇。关公文化精神财富不仅属中国独有,它是属于世界的,属于全人类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焦大卫博士说:“我尊敬你们的这一位大神 ,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敬。他的仁义智勇到现在仍有意义。仁就是爱心,义就是信誉,智就是文化,勇就是不怕困难。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你们的关公一样,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这就是说,关公文化精神不仅具有国家的意义,而且具有世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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