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传的兴盛原因

作者&投稿:石德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1、《公羊》《谷梁传》《左传》哪个在汉代最先兴起。~

公羊,是董仲舒所代表派系,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兴盛,尤已公羊为最

先秦诸子散文诸子百家是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诸子即指各家的代表人物,亦指他们的代表作;百家即指各学派。《汉书·艺文志》作者根据刘歆的《七略》一书,把儒家经典列入〈六艺略〉中,在〈诸子略〉中,又把先秦至汉初各学派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同时,还著录各家著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小说家
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杂家
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农家
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纵横家
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名家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阴阳家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 ·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法家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墨家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道家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儒家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同时,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诸子散文包括:
1、士的兴起与诸子百家。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与士这一阶层的兴起有密切关系,由社会各个阶层转化而来的士,成为此期活跃于政坛及思想界、教育界的风云人物,其中“九流十家”,有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诸子百家的代表。
2、兵家与早期道家的格言体散文。《孙子兵法》谋篇布局的特点;《孙子兵法》的语言特色;《老子》的思想;《老子》的格言式散文。
3、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孔子的思想;《论语》精粹的语言艺术;《论语》对人物性格及语态的描写。
4、对话式论辩体散文《孟子》和《庄子》。《孟子》的思想;《孟子》的论辩特点;《孟子》的语言艺术;《孟子》的寓言艺术;《庄子》的思想;《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特点;《庄子》的寓言艺术。
5、论说体散文《荀子》与《韩非子》。《荀子》说理文的艺术;《韩非子》的寓言艺术。

《春秋》三传中,属于今文的《公羊传》和属于古文的《左传》,都曾长期受到人们的瞩目和重视,与《公羊传》同属今文的《春秋谷梁传》则少有问津,显得门庭冷落。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公羊传》由此大兴,而卫太子刘据喜读《谷梁传》 。刘据之孙刘询即位后,听闻祖父好《谷梁传》 ,令名儒在殿中辩论,平均《公羊》《谷梁》异同,各自用经论处是非 ,群臣多赞同《谷梁》,而宣帝亦喜欢《谷梁传》的解释,设立谷梁《春秋》博士 ,由是《谷梁传》大盛 。西汉后期《谷梁》之学大盛,影响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同《公羊传》相比较,《春秋谷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尊王而不限王,力主仁德之治,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谷梁传》强调尊王而不限王,例如庄公三年五月,葬周桓王,《谷梁传》认为这是“举天下而葬一人”。天子即王,而“王者,民之所归往也”。天下之民心都归服于天子,所以他拥有无上权力,皇权不应受到限制。
《谷梁传》处处维护周天子的利益,虽然春秋时周室已衰微,但《谷梁传》认为还是应无条件地尊王,因为“朝服虽弊,必加于上;弁冕虽旧,必加于首;周室虽衰,必先诸侯(僖公八年)”;作为诸侯,必须向周天子进贡,谓“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故有辞让而无征求(桓公十五年)”。
《谷梁传》强调君臣各有职分,各有行为准则,如谓“君不尸小事,臣不专大名,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让矣(襄公十九年)”,“死君难,臣道也(桓公十一年)”,否则,“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倾也(宣公十五年)”。
《谷梁传》主张必须严格贵贱尊卑之别,说:“《春秋》之义,用贵治贱,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治乱也(昭公四年)”。同时希望君王要注意自己的行为,说“礼,君不使无耻,不近刑人,不狎敌,不迩怨。贱人,非所贵也;贵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襄公二十九年)”。还说夫人的地位也不能超过国君,如谓“夫人之义,不逾君也,为贤者崇也(成公十五年)”。
可见,《谷梁传》处处突出君主的绝对权威,但传文中却看不到任何限制君主的言辞。 同《公羊传》相比较,《谷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这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汉武帝死后,随着战争机制的解体和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呼声高涨,与《公羊》有密切关系的刑名法术之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和斥责。昭帝时,议盐铁而罢榷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生产得到迅速恢复,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宣帝即位后,要求“稽古礼文”,实行礼乐教化和仁德之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心态,成了大夫众口一辞的呼声和为政治民的准则。
在《谷梁传》中,称引古礼之处比比皆是,如《隐公元年》载:“礼,赗人之母则可,娼人之妾则不可。”《隐公二年》云:“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也。”《桓公三年》:“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春秋谷梁传》屡屡高扬传统礼仪,倡导礼乐教化,贬斥非礼行为。清代钟文说:“《谷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夫贵礼贱兵,内夏外夷之旨。”
从重民的思想出发,《谷梁传》力主仁德之治。它明确指出,“民者,君之本也“,认为那些昏君暴主败亡出奔,“民如释重负”。对那些爱护百姓,在志民生的圣主明君,《春秋谷梁传》认为《春秋》是予以褒美的。在《僖公三年》,它连连称道鲁禧公“有志乎民”,表明经文有赞扬之意。同时,《春秋谷梁传》又认为对那些只顾个人享乐,百姓死活的君主,《春秋》是予以讥斥的。《春秋·成公十八年》:“筑鹿囿。”《谷梁传》说:“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就是说,鲁成公筑囿以为虞猎之地,是夺民利,是不正确的。
汉宣帝在《谷梁》学的兴盛中起了重要作用。宣帝喜欢读《申子·君臣篇》,“颇修武帝故事”,曾拒绝王吉“述旧礼,明王制”的建议,反对太子刘奭专用德教儒术,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因而后世常以武宣帝并称。但另一方面,宣帝“由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注意采取措施抚恤百姓,济贫救难,多次颁布假民公田、减免租税、赈贷种食的诏令,要求地方官“谨牧养民而风德化”,并革除弊政,澄清吏治,平理弄狱,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严刑峻法。宣帝意识到礼乐教化的重要作用,注意加强传统礼仪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使“海内兴于礼让”。
宣帝非常重视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动向,重视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而这时的儒家学说,除了吸收董仲舒《公羊》学偏重刑名法术的理论,更多地继承了先秦思孟学派偏重仁义王道的思想内容,其重要武器之一,就是《谷梁传》。于是,甘露三年(前51年),在宣帝的支持下,《谷梁》学被立为官学,成为统治思想的主要部分。 在力主礼治的同时,《谷梁传》还强调宗法情谊,这可以利用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刘汉宗室内部的矛盾。这是《谷梁》学在汉代一度兴盛的又一原因。
《春秋公羊传》虽有强调宗法伦常的内容,但它更多地是要求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春秋谷梁传》则不然。在解释《春秋·昭公八年》“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时,《谷梁传》认为,称招为弟,不合王朝礼制,但《春秋》为显其恶,特意如此,以说明招对骨肉之亲的极端残忍。这些内容,在宣帝之世有着某种现实意义。
西汉立国之初,发生一系列同室操戈的事件,《公羊》学和《公羊》派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宗室内讧中深受其害的宣帝,即位后当然不能容忍《公羊》独尊的现象延续下去。
宣帝非常重视宗法情谊和血缘之亲,意识到它对巩固刘汉大统的重要作用。即位不久,他下诏说;“盖闻尧亲九族,以和万国。朕蒙遗德,奉承圣业,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武帝时行首匿相坐之法,虽父子、兄弟不得例外,致使“骨肉之思废而刑罪多”。宣帝即位后下令予以废除。宣帝还多次垂青于那些讲究宗法.兄弟间礼让为怀的臣下。丞相韦贤选定长子韦弘继承自己的爵位,但韦弘却因罪入狱。韦贤去世,族人,门生假托其命,立其次子韦玄成为继承人。韦玄成“坏容貌,蒙耻辱”,假装病狂,“欲让爵辟兄”,拒不应召。有些官吏要求惩处韦玄成,玄成“不得以受爵”。宣帝“高其节,以玄成为河南太守”,又根拔其兄韦弘为东海太守。宣帝此种举动,颇合《谷梁》之旨而与《公羊》相左。《谷梁》学的兴盛已经水到渠成。 《谷梁》学的兴盛,除了它有利于当时的封建统治,适应了社会政治的需要以外,也有着很强的个人因素。晋代范宁在谈到“石渠分争之说”时指出。“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此论可备一说。汉宣帝喜《谷梁》,确是秉承了其祖父戾太子的遗爱。据《汉书·儒林传》等,“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于是宣帝“善《谷梁》说”,将《谷梁》学者蔡千秋提拔为谏大夫给事中,“复求能为《谷梁》者”,还派刘向等十多人从江博士和周庆、丁姓习《谷梁》,“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随后在甘露三年,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让太子太傅萧望之“平奏其议”,从中襄助,并亲自“称制临决”,终使《谷梁》一派获胜,周庆、丁姓皆为博士,取得了与《公羊》博士平等甚至更高的地位,“由是《谷梁》之学大盛”。
为什么宣帝去请教韦贤等鲁人并听从他们囿于乡土之见的建议呢?一是因为以《谷梁》为代表的鲁学守先王典章之遗,多圣人流风余韵,二是因为宣帝祖父卫太子刘据也好《谷梁》,三是因为宣帝与鲁人的关系特别密切。宣帝祖母史良娣,家本鲁国。当初,年幼的宣帝幸免于巫蛊之祸,丙吉见他无所归依,就把他送到史良娣的哥哥史恭那里,由良娣的母亲贞君抚养。丙吉也是鲁国人,是宣帝的救命恩人,是向霍光建议让宣帝即位的人。韦贤、夏侯胜都曾在宣帝即位时“与谋议”,出了大力。史高则是史恭的长子,因旧恩封侯得官。可见,宣帝喜《谷梁》,确与其好恶有关。
宣帝善《谷梁》说,又选刘向等人向江公之子江博士及周庆、丁姓学习《春秋谷梁传》。刘向等都是聪明好学、娴于辞辩的年轻人,二十出头即“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宣帝甚“奇其材”。相比之下,当时持《公羊》义的博士严彭祖等人则略逊一筹,未见有什么口才。刘向等人出色的论辩才能,是《谷梁》学在石渠会议上取胜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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