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运用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如何运用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比较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影响一国比较优势形成的因素会发生变化，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也会发生相应的迁移。对我国而言，我国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到底是什么？近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发挥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这些问题一直是政府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研究认为，比较优势具有极强的动态化特征，并且会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与此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实现比较优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一、比较优势具有动态性并发生重要变化

　　关于比较优势的理论研究，自亚当·斯密以来一直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更是成为指导一些国家产业政策的圭臬。但究竟什么是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学界却有不同看法。较为传统的观点认为，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中拥有相对有利条件的一种表述，通常是指比较优势因素通过比较优势产业表现的分工结果，比较优势的源泉是要素禀赋的差异。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拓展了这一概念，认为要素组合成生产的能力和价值实现的能力，如技术、管理优势、营销网络优势、生产网络优势、制度优势及基础设施条件等，也是比较优势的源泉。我们认为，比较优势是指由于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而引起比较优势因素和比较优势部门的动态变化，导致要素质量提高和新的更高级要素的产生，由此使得比较优势部门升级或比较优势分工环节提升，实现分工地位的提高。

　　这一判断是基于比较优势定义及其研究情景变化而得来的。实践证明，比较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比较优势的认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其间经历了从开始单一要素禀赋，到综合要素禀赋，从要素禀赋，到人力资本积累、技术水平等。[1]笔者认为，除此之外，产业配套条件、基础设施和制度因素等构成产业竞争力的其他因素也应作为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就目前而言，我们归纳我国比较优势因素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比较优势的重点逐渐由制造比较优势转向服务比较优势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商品与服务的可贸易性对一国宏观经济存在重大影响，涉及产业结构、就业、收入分配、价格水平、真实汇率、贸易条件和贸易盈余等诸多方面。在我国，大力推进以生产者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经济成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考虑比较优势的同时，必须关注服务可贸易化背景下服务比较优势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服务比较优势与传统制造产业优势不同的是，它不仅涉及服务业等经济生活中所必须的生产活动，同时还受人们收入水平、与可贸易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为了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化，还需要分析经济中的需求方。

　　2.比较优势因素从相对静态转向相对动态

　　主张静态比较优势的学者，如林毅夫、蔡昉、李周等认为，我国应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解决就业问题，并要尽可能利用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技术；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应主要由市场决定，由此主张搞“产业政策”是沿袭计划经济的思路。[2]而主张动态比较优势的学者，如克鲁格曼(Krugman)、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等，则强调在开放条件下保持民族经济独立性，主张适度开放，吸引外商投资也要适度，注重经济(产业)安全，同时强调产业政策的作用，认为有必要在战略性产业领域中争取赶超。从现实来看，第一种选择很有可能落入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第二种选择则有机会促进我国在相关产业领域赶超，实现产业升级的“蛙跳”。

　　3.比较优势因素从要素转向环节或部门

　　我们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针对价格竞争和机会成本的比较，换言之，传统比较优势关注的是先天的要素禀赋，后天的要素积累。但是，在当今企业的竞争从成本价格竞争，更多地转向产品差异化、服务、品牌、响应速度等非价格竞争以后，对比较优势的理解就必须进行拓展。笔者认为，比较优势不仅应包括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的因素，还应包括提高价值和能力因素。可以说，对比较优势概念和内涵进行拓展后，要素价格的上涨不是影响比较优势的主因，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环节与利润的控制以及分配主导权才是决定比较优势的重中之重，跨国公司对产业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和垄断，以及我国企业之间的价格战，是我国与发达国家贸易模式和比较优势形成的根源。[3]23

　　4.比较优势中的本地市场效应

　　传统要素比较优势理论在解释产业间贸易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面对日益增多的产品内贸易却差强人意，这就是所谓的“里昂惕夫之谜(Leontief Paradox)”。林德(Linder)等人从偏好相似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本地市场、需求规模和收入水平等也会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兰卡斯特(Lancaster)、克鲁格曼(Krugman)、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本地市场效应”，认为规模经济可以促使没有要素禀赋差异的国家之间可以在同一产业内相互进行商品贸易。[4]罗德里克和肖特(Rodrik & Schott)等在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与中国的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显得很独特。戴维斯和温斯坦(Davis & Weinstein)、林发勤、唐宜红等用“本地市场效应”解释了我国产业比较优势因素，认为我国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会促使规模经济的形成。而很多制造业部门特别是机电产业有着很强的规模经济，在中国形成了产业集聚，使得我国在这些产品上具有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而且规模经济比较优势正在超过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5]

　　5.相对价格扭曲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假定是等价交换，即不仅参与国际分工的各方是按照相对统一的国际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国内不同商品生产之间的比较收益的确定也是在相对均等、公平公正的条件下进行。然而实际中的国际贸易是不等价交换，发达国家通常利用自己对全球市场、核心技术、全球产业链的主导权，随意提高自身比较优势产品价格，获取超额比较收益，从而固化国家分工比较利益格局的现象愈演愈烈。除此之外，一国内部各种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的扭曲也成为正常现象，[6]成为改变初始比较收益条件，造成比较优势部门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及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1.我国产业发展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alassa)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①(RCA指数)，是反映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的代表性指标，本文拟运用这一指标来测度我国产业比较优势因素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为了能更好地研究我国产业比较优势影响的行业差异，我们按照要素密集度将我国制造业划分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度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度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六大类，并计算这些各细分行业的RCA指数。计算结果表明，1992-2009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RCA指数最高，是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但其数值逐渐呈下降趋势，从1992年的2.4逐渐下降到2009年的1.6左右。与此同时，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较快，其RCA指数从1992年的0.45上升到2009年的1.41，从比较劣势行业转变为比较优势行业，并有逐渐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我国最具比较优势产业的趋势。由此可见，随着我国比较优势因素的变化，我国比较优势行业变化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未来，随着我国人力资本培育、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行业有望成为最具比较优势的行业(如图1所示)。


　　图1我国制造业分行业比较优势现状与发展态势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2.比较优势因素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与此同时，经过30多年对外开放和国际分工的深化，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也受比较优势因素变化的影响，呈现较为明显的中度技术劳动密集的特征。1993年至今，我国中度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型产业占工业比重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5%～7%之间。技术密集型产业工业比重最低，仅为1.6%左右，且各年变化幅度不大。变化幅度较大的是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度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工业比重上升最为显著，从1993年的25.7%上升到2010年的32%，其间2003年高达33.4%；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工业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1994年最高为25.75%，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2007年达到最低点，占工业比重仅为16.1%，下降近10个百分点，2010年逐渐回升至21%。中度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占工业比重则从1993年的17.4%下降到2010年的15%。从整体来看，我国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也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为主逐渐向以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为主过渡，产业发展的技术密集度逐渐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态势明显(如图2所示)。


　　图21993-2010年按要素密集度划分的中国产业结构

　　三、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及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可能会面临两难选择：一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般是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进入目前缺乏比较优势、但可通过潜在劳动生产率增长培育获得竞争优势的产业(比如高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种潜在劳动生产率的培育过程也是动态比较优势的塑造过程。这种动态比较优势的塑造，不仅与一国的产业结构政策相关，也与一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变动方向有着密切的联系。

　　1.新的全球分工体系正逐渐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产品内分工深化

　　按照静态比较优势，国际分工是在以要素密集度划分的产业间展开的。比如，发达国家资本、技术要素密集，就专注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发展中国家则专注于劳动要素密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全球产业间分工垂直贸易的直接体现。当前，随着科技革命和跨国公司的加速发展，全球分工开始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越来越多的产业间分工正面临向产业内、产品内分工深化的进程。但若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垂直国际分工，我国产业将有可能陷入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生产的分工陷阱中。由于新分工模式下一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沿着全球水平分工链条的节点向产业内、产品内分工延伸，可使我国产业避免陷入比较优势低端锁定的“陷阱”中。

　　2.我国产业结构提升的方向由第二产业独大向第二、第三产业均衡的方向发展

　　根据经典的产业经济理论和配第、克拉克、钱纳里、库兹涅茨等人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事实的归纳总结可以得知，随着人均国民收入上升，产业结构会出现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软化”趋势。王岳平等也认为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为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应提高到60%以上。[3]21当然，提高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不意味着第二产业的萎缩。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柱，因此，在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快工业化步伐，并适当提高服务要素价格和产出价格，促进工业品和服务比价关系趋向合理，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均衡化发展。

　　3.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结构变动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广受重视。出口占GDP比重的上升，一方面固然是一国参与全球分工和大力实施外向型经济导向战略的结果，另一方面，非贸易品向贸易品的转变也有利促进出口的增长和比较优势的形成。遵循前人的研究思路，我们以各行业出口交货值占分行业总产值的比重即10%作为划分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标准，如果该产品出口大于其总产出的10%，则属于贸易品，反之，属于非贸易品。

　　根据我们的计算，我国工业制造业总体出口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大于10%，属可贸易品，且其数值从1993年的18.24%上升到2007年的23.53%，可贸易化程度大大提升。分行业看，我国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以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等产业出口占总产出比重较大，表明我国贸易品的行业特征既体现我国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又反映我国机械、电子等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逐渐增多、动态比较优势逐渐累积的贸易结构特征。从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结构转换特征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非金属矿采选等行业产品由可贸易品转化为非贸易品，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机械等行业产品由非贸易品转化为可贸易品，表明我国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结构有所改善，石油、天然气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作用增加，出口减少；而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机械等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出口增加。此外，我国运输、通讯和信息服务等主要服务产品的可贸易化率也逐渐提升(见图3)，大大优化了我国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出口结构。


　　图3我国主要服务产品的可贸易化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服务贸易年鉴》相关各年

　　4.我国三大产业部门的相对产品价格变化

　　理论分析表明，国际商品交换中的不等价交换成为影响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一国内部各种要素价格的比价关系，或产品价格的扭曲也成为诱发价格回归或结构调整的动因。我们通过对不同产业价格的相对变化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比较优势变化的若干启示。对我国三大产业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上年为100)，可以发现我国三大产业价格变动趋势较为一致。进一步观察，还可发现一些细微的变动特征，比如农业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相对服务产品的价格变动幅度更为明显，农业和工业产品价格上升快于服务产品价格(见图4)，也就是说相比于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我国服务产品的价格被低估。


　　图4我国三大产业部门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2011)。

　　四、简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比较优势具有较强动态性并逐渐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也是比较优势因素变化引致比较优势行业变化的结果，同时，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途径也对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和塑造产生重要影响。但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仍面临着中间部门培育不足、本地市场规模限制过严、要素价格扭曲、关键技术缺失、贸易成本偏高等问题。因此，当前应通过大力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主要措施包括：(1)大力培育中间部门，促进资本和技术要素集聚，塑造动态比较优势，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升级；(2)促进服务产品可贸易化，发展生产性服务业；(3)降低贸易成本，提升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4)提升本地市场效应，促进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协同；(5)优化资源配置，理顺要素价格关系；(6)提升关键环节和技术，促进国际分工地位提升、附加值提高。

小岛清思想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发展小岛清一体化理论框架的核心思想在于：建立在新古典比较成本优势基础上的一国贸易(宏观分析)与其对外投资活动(微观分析)实际上是相互补足、相互促进的，因此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统一在一个宏、微观相结合的一体化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沿着这一思路，小岛清认为一国贸易竞争优势取决于该国的比较成本，特别是商品的货币比较成本，因此应高度重视金融汇率制度的安排对一国贸易优势、投资竞争力产生的动态影响。其投资发展思想进一步指出，当企业基于比较优势获取思想参与国际竞争时，实质上是通过对外投资这一有效形式不断改善自身的非均衡发展状态，直至最终赢得所有权优势。而在开展对外投资过程中，企业为实现比较优势获取这一动态目标的本身也就是其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过程，最终表现便是企业微观经济收益与投资国、东道国宏观经济收益保持一致。在小岛清一体化理论框架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找到贸易、金融与直接投资之间，企业、产业与国家之间有机的内在联系并就其可能的影响效应进行相应评估与建议。这一理论框架，为解决目前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中的矛盾，深入研究贸易、投资与金融改革问题的内在关联性提供了借鉴。(一)如何正确把握金融汇率安排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1、积极利用金融汇率安排促进中国对 FDI的竞争吸引长期以来，根据传统“雁行模式”理论，日本在亚洲地区的FDI结构被认为是依据贸易的比较优势进行顺序转移，即对外投资由处于经济发展最高层次的日本开始，依次转移至东亚“四小龙”，再转移至东南亚四国和中国的阶梯模式。但是就日本对东南亚四国和中国的FDI转移来说，9O年代中期所发生的变化似乎不能用“雁行模式”理论完全解释。为什么日本的FDI要从东南亚四国这样一个重要基地决定性地转向中国?运用小岛清的贸易优势竞争思想，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金融汇率变化对中国FDI竞争吸引带来的巨大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中国与东南亚四国(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虽然都选择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但从 1989年到1995年，人民币持续贬值，由1989 年底的1美元兑换3.7036元人民币下调至 1994年的1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这就使得周边国家的货币相对升值，从而降低了中国劳动力及其他投入要素的相对成本。同一时期，日元的汇率也经历了大幅度升值，由 1993年初的125日元兑换1美元升至1995年的90日元兑换1美元。日本对亚洲地区直接投资的显著特征是“在日元升值时进行较多直接投资，在日元贬值时则较少直接投资”。综合比较成本尤其是汇率变化的影响，使得日本对华FDI比在其他东南亚国家所获竞争优势更为显著。因此9O年代上半期日本FDI转向中国这一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于东道国之问货币比较成本优势的转移。2、高度关注金融汇率安排可能对中国贸易竞争力产生的不良反应2005年人民币汇率的重大调整，成为观察中国金融汇率变化对贸易竞争力影响的另一焦点 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兑美元的初始汇率调整为8.11，并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根据国际经验，即便一国政府在货币机制选择上具有某种明确性偏向，金融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与实施效果也常很难预测，因为这会引发居民 “财富效应”的变动进而经由消费等各种途径作用于整体经济。当前中国金融汇率政策变化的复杂性在于，决定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金融业开放以及银行的竞争效率问题，企业的适应性尤其是汇率风险防范问题，外汇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外汇衍生金融产品的创新供给以及资本账户开放问题等。在这些有关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的基础条件或配套设施尚未得到有效组织的情况下，中国货币汇率政策的浮动化与自由化进展对国内经济安全产生的复杂效应很难估量。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从本次汇率调整后的市场运行结果来看，人民币兑美元走势总体上呈升值态势，到目前升幅已近39/6。这实质上相当于国内外向型企业的比较成本优势即加工企业的比较利润率，在无形中被抵消了3% ，而相当多国内依靠贴牌生产的 “中国制造”产品往往只有l%～2%的利润。金融汇率的浮动化对中国贸易安全的影响可见一斑。目前国内不少金融机构与外向型企业对于主动性汇率风险管理仍然估计不足，重视不够，应对技术欠缺，从而增加了金融汇率波动传染并影响贸易发展的潜在风险。从这次人民币汇率浮动化调整的结果看，金融汇率安排所引发的FDI流动与贸易结构性变化也不容忽视。日本直接投资与欧美等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市场的关注不同，欧美跨国企业投资中国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中国的国内市场；而以日本等亚洲国家为代表的中小企业则更倾向于利用中国作为其出口加工平台。从日本对华FDI的投向分析，近十多年日本对华投资增长额一直较快，投资流入到制造业部门的总量超过非制造业部门，对汽车工业、运输机器工业的投资额上升最快。正如邢予青所指出的，“日本过去二十多年对华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中国作为服务于日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生产基地。” 因此，人民币的升值某种程度上会削弱来自日本等国基于出口导向型FDI的吸引力，这将对国内占据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的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二)如何正确运用对外投资化解中国贸易摩擦并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1、重视并促进非均衡的对外投资，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小岛清的比较优势获取思想表明：应该动态地、多样化地考察与研究中国本土非均衡成长的企业类型并据此做出相应的政策选择。对于那些国内发展已处于成熟阶段，比较劣势开始显现的企业，如果在相对更低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某一细分市场可以获取更大比较优势，就应积极鼓励该类企业到上述国家去投资。海尔首选进军美国市场，灵活针对美国大学生需求特征设计的白色冰箱能够大获全胜，正是这一思想策略的最好应用。对于那些国内发展尚处于成长阶段但对国家综合竞争力意义重大的幼稚产业如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等，尽管现在处于比较劣势，仍应不失时机地加以扶持，积极鼓励它们前往发达国家开展研发机构布设等前沿工作，近距离从对手身上学习最先进的技术、管理技能与全球营销经验，从而在投资过程中动态弥补累积与自身禀赋相匹配的资产资源，最终形成有利的比较优势。在中国实施对外投资战略过程中，应与对内产业结构调整并重，紧紧抓住对外投资释放出的本国产业结构调整时机与资源进行深化重组，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优化始终作为中国获取竞争力的动态源泉，并从战略上明确支持这一持续不断的调整过程，使其在任何时候都被置于优先地位。如果从这一角度看，对外投资同时也是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动态手段与高效机制。2、倡导并树立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化解国际化摩擦企业对外投资中基于比较优势的获取行为实质上也是企业在更高层面上展示自身承担社会责任的参与过程。小岛清的这一重要观点表明：人们愈益关注企业，特别是那些跨国企业在其历史成长阶段中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8O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一场要求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在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承担起社会责任的运动，强调股东、员工、顾客、供应商等所有企业相关利益方的利益都应涵盖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9O年代以来，特别是全球商品价值链的理论思想提出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参与全球分工的形式与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全球商品价值链中，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生产经营能力的互补性。由于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在不同企业组成的价值链中，不同企业之间通过资源互补形成的整体能力开始成为进入国际市场的必要条件 。这时跨国公司之间就是基于能力互补和稳定市场而形成的一种利益共同体，彼此分工协调，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信任成为各方利益在全球商品价值链上顺利运行的有力保障。小岛清等学者的上述观点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当前中国已有不少贸易商品在全球市场上遭遇经济摩擦与制裁，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国内众多厂家单一产品的大量生产、无序竞争、低价出El 直接冲击了东道国市场。假使中国企业为规避越来越多针对自身贸易产品的壁垒与障碍限制而通过FDI进入，这无疑是一种便利的选择。但更应关注的是，中国企业的FDI进入，不应仅仅追求更加廉价地生产并销售原先易受贸易壁垒影响的商品，而必须树立一种崭新的社会责任观与全球价值链运营观：通过更多考虑所在国利益目标的实现来达成企业自身的微观利益，保持并追求与东道国宏观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动态相一致。

运用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比较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影响一国比较优势形成的因素会发生变化，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也会发生相应的迁移。对我国
而言，我国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到底是什么？近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发挥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这些问题一直是政府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研究认
为，比较优势具有极强的动态化特征，并且会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与此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实现比较优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一、比较优势具有动态性并发生重要变化

　
　关于比较优势的理论研究，自亚当·斯密以来一直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更是成为指导一些国家产业政策的圭臬。但究竟什么是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来源到底
是什么？学界却有不同看法。较为传统的观点认为，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中拥有相对有利条件的一种表述，通常是指比较优势因素通过比较优势产业表现的分工结
果，比较优势的源泉是要素禀赋的差异。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拓展了这一概念，认为要素组合成生产的能力和价值实现的能力，如技术、管理优势、营销网络优势、生
产网络优势、制度优势及基础设施条件等，也是比较优势的源泉。我们认为，比较优势是指由于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而引起比较优势因素和比较优势部门的动态变
化，导致要素质量提高和新的更高级要素的产生，由此使得比较优势部门升级或比较优势分工环节提升，实现分工地位的提高。

　　这一判断是基
于比较优势定义及其研究情景变化而得来的。实践证明，比较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比较优势的认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其间经历了
从开始单一要素禀赋，到综合要素禀赋，从要素禀赋，到人力资本积累、技术水平等。[1]笔者认为，除此之外，产业配套条件、基础设施和制度因素等构成产业
竞争力的其他因素也应作为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就目前而言，我们归纳我国比较优势因素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比较优势的重点逐渐由制造比较优势转向服务比较优势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商品与服务的可贸易性对一国宏观经济存在重大影响，涉及产业结构、就业、收入分配、价格水平、真实汇率、贸易条件和贸易盈余等诸多方
面。在我国，大力推进以生产者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经济成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考虑比较优势的同时，必须关注服务可贸易化背景下服务比较
优势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服务比较优势与传统制造产业优势不同的是，它不仅涉及服务业等经济生活中所必须的生产活动，同时还受人们收入水平、与可贸易品
之间的替代弹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为了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化，还需要分析经济中的需求方。

　　2.比较优势因素从相对静态转向相对动态

　
　主张静态比较优势的学者，如林毅夫、蔡昉、李周等认为，我国应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解决就业问题，并要尽可能利用外
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技术；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应主要由市场决定，由此主张搞“产业政策”是沿袭计划经济的思路。[2]而主张动态比较优势的学者，如
克鲁格曼(Krugman)、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等，则强调在开放条件下保持民族经济独立性，主张适度开放，吸引外商投资也要适度，注重经济(产业)安全，同时强调产业政策的作用，认为
有必要在战略性产业领域中争取赶超。从现实来看，第一种选择很有可能落入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第二种选择则有机会促进我国在相关产业领域赶超，实现产
业升级的“蛙跳”。

　　3.比较优势因素从要素转向环节或部门

　　我们认为，传统的
比较优势理论是针对价格竞争和机会成本的比较，换言之，传统比较优势关注的是先天的要素禀赋，后天的要素积累。但是，在当今企业的竞争从成本价格竞争，更
多地转向产品差异化、服务、品牌、响应速度等非价格竞争以后，对比较优势的理解就必须进行拓展。笔者认为，比较优势不仅应包括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的因
素，还应包括提高价值和能力因素。可以说，对比较优势概念和内涵进行拓展后，要素价格的上涨不是影响比较优势的主因，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环节与利润的
控制以及分配主导权才是决定比较优势的重中之重，跨国公司对产业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和垄断，以及我国企业之间的价格战，是我国与发达国家贸易模式和比较优势
形成的根源。[3]23

　　4.比较优势中的本地市场效应

　　传统要素比较优势理论
在解释产业间贸易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面对日益增多的产品内贸易却差强人意，这就是所谓的“里昂惕夫之谜(Leontief
Paradox)”。林德(Linder)等人从偏好相似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本地市场、需求规模和收入水平等也会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兰卡斯特
(Lancaster)、克鲁格曼(Krugman)、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本地市场效应”，认为规模经济可以促使没有要素禀赋差异的国家之间可以在同一产业内相互进行商品贸易。[4]
罗德里克和肖特(Rodrik &
Schott)等在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与中国的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显得很独特。戴维斯和温斯坦
(Davis &
Weinstein)、林发勤、唐宜红等用“本地市场效应”解释了我国产业比较优势因素，认为我国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会促使规模经济的形成。而很多制造业
部门特别是机电产业有着很强的规模经济，在中国形成了产业集聚，使得我国在这些产品上具有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而且规模经济比较优势正在超过要素禀赋的比
较优势。[5]

　　5.相对价格扭曲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假定是
等价交换，即不仅参与国际分工的各方是按照相对统一的国际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国内不同商品生产之间的比较收益的确定也是在相对均等、公平公正的条件下进
行。然而实际中的国际贸易是不等价交换，发达国家通常利用自己对全球市场、核心技术、全球产业链的主导权，随意提高自身比较优势产品价格，获取超额比较收
益，从而固化国家分工比较利益格局的现象愈演愈烈。除此之外，一国内部各种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的扭曲也成为正常现象，[6]成为改变初始比较收益条件，造
成比较优势部门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及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1.我国产业发展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alassa)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①(RCA指数)，是反映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的代表性指标，本文拟运用这一指标来测度我国产业比较优势因素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为了能更好地研究我国产业比较优势影响的行业差异，我们按照要素密集度将我国制造业划分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度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
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度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六大类，并计算这些各细分行业的RCA指数。计算结果表明，1992-2009年，我国劳动密
集型产业RCA指数最高，是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但其数值逐渐呈下降趋势，从1992年的2.4逐渐下降到2009年的1.6左右。与此同时，中度技术劳
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较快，其RCA指数从1992年的0.45上升到2009年的1.41，从比较劣势行业转变为比较优势行业，并有逐渐取代劳动密集
型产业，成为我国最具比较优势产业的趋势。由此可见，随着我国比较优势因素的变化，我国比较优势行业变化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未来，随着我国人力资本培
育、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行业有望成为最具比较优势的行业(如图1所示)。

　　图1我国制造业分行业比较优势现状与发展态势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2.比较优势因素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与此同时，经过30多年对外开放和国际分工
的深化，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也受比较优势因素变化的影响，呈现较为明显的中度技术劳动密集的特征。1993年至今，我国中度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
和资源型产业占工业比重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5%～7%之间。技术密集型产业工业比重最低，仅为1.6%左右，且各年变化幅度不大。变化幅度较大的是中度
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度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工业比重上升最为显著，从1993年的25.7%上升到
2010年的32%，其间2003年高达33.4%；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工业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1994年最高为25.75%，此后一直呈下降趋
势，2007年达到最低点，占工业比重仅为16.1%，下降近10个百分点，2010年逐渐回升至21%。中度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占工业比重则从1993
年的17.4%下降到2010年的15%。从整体来看，我国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也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为主逐渐向以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为主过渡，产业发展的技术
密集度逐渐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态势明显(如图2所示)。

　　图21993-2010年按要素密集度划分的中国产业结构

　　三、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及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发展的同时
可能会面临两难选择：一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般是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进入目前缺乏比较优势、但可通过潜在劳动生产
率增长培育获得竞争优势的产业(比如高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种潜在劳动生产率的培育过程也是动态比较优势的塑造过程。这种动态比较优势的塑造，不仅
与一国的产业结构政策相关，也与一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变动方向有着密切的联系。

　　1.新的全球分工体系正逐渐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产品内分工深化

　
　按照静态比较优势，国际分工是在以要素密集度划分的产业间展开的。比如，发达国家资本、技术要素密集，就专注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发展中
国家则专注于劳动要素密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全球产业间分工垂直贸易的直接体现。当前，随着科技革命和跨国公司的加速发展，全球分工开始从垂直分工向
水平分工转变，越来越多的产业间分工正面临向产业内、产品内分工深化的进程。但若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垂直国际分工，我国产业将有可能陷入劳动密集型产业
低端生产的分工陷阱中。由于新分工模式下一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沿着全球
水平分工链条的节点向产业内、产品内分工延伸，可使我国产业避免陷入比较优势低端锁定的“陷阱”中。

　　2.我国产业结构提升的方向由第二产业独大向第二、第三产业均衡的方向发展

　
　根据经典的产业经济理论和配第、克拉克、钱纳里、库兹涅茨等人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事实的归纳总结可以得知，随着人均国民收入上升，产业结构会出现逐
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软化”趋势。王岳平等也认为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为提高国民收
入水平，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应提高到60%以上。[3]21当然，提高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不意味着第二产业的萎缩。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是国民经济
的基础和支柱，因此，在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快工业化步伐，并适当提高服务要素价格和产出价格，促进工业品和服务比价关系趋向合理，从而促进产
业结构的均衡化发展。

　　3.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结构变动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作用广受重视。出口占GDP比重的上升，一方面固然是一国参与全球分工和大力实施外向型经济导向战略的结果，另一方面，非贸易品向贸易品的转变也有利促进
出口的增长和比较优势的形成。遵循前人的研究思路，我们以各行业出口交货值占分行业总产值的比重即10%作为划分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标准，如果该产品出口
大于其总产出的10%，则属于贸易品，反之，属于非贸易品。

　　根据我们的计算，我国工业制造业总体出口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大于
10%，属可贸易品，且其数值从1993年的18.24%上升到2007年的23.53%，可贸易化程度大大提升。分行业看，我国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
制品制造、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
造业和仪器仪表，以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等产业出口占总产出比重较大，表明我国贸易品的行业特征既体现我国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又反映我国机械、电子等高新技
术产品出口逐渐增多、动态比较优势逐渐累积的贸易结构特征。从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结构转换特征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非金属矿采选等行业产品由可贸易品转
化为非贸易品，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机械等行业产品由非贸易品转化为可贸易品，表明我国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结构有所改善，石油、天然气在国民经济中的
战略作用增加，出口减少；而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机械等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出口增加。此外，我国运输、通讯和信息服务等主要服务产品的可贸易化率也逐
渐提升(见图3)，大大优化了我国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出口结构。

　　图3我国主要服务产品的可贸易化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服务贸易年鉴》相关各年

　　4.我国三大产业部门的相对产品价格变化

　　理论分析表明，国际商品交换中的不等价交换成
为影响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一国内部各种要素价格的比价关系，或产品价格的扭曲也成为诱发价格回归或结构调整的动因。我们通过对不同产业价格的相对变化的
分析，可以得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比较优势变化的若干启示。对我国三大产业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上年为100)，可以发现我国三大产业价格变动趋势较为一
致。进一步观察，还可发现一些细微的变动特征，比如农业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相对服务产品的价格变动幅度更为明显，农业和工业产品价格上升快于服务产品价格
(见图4)，也就是说相比于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我国服务产品的价格被低估。

　　四、简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比较优势具有较强动态性并逐渐发生变化，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也是比较优势因素变化引致比较优势行业变化的结果，同时，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途径也对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和塑造产生重要影
响。但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仍面临着中间部门培育不足、本地市场规模限制过严、要素价格扭曲、关键技术缺失、贸易成本偏高等问题。因此，当前应通过大
力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主要措施包括：(1)大力培育中间部门，促进资本和技术要素集聚，塑造动态比较优势，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升
级；(2)促进服务产品可贸易化，发展生产性服务业；(3)降低贸易成本，提升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4)提升本地市场效应，促进需求结构和产业结
构协同；(5)优化资源配置，理顺要素价格关系；(6)提升关键环节和技术，促进国际分工地位提升、附加值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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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坚参芪： 因地制宜,搞特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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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坚参芪：[答案]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发展本国经济,有利有弊.利:1、利用本国技术、资源甚至劳动力优势发展产业,能有效提高劳动生产效率;2、有效降低商品比较劳动时间,从而在世界范围内降低物价水平;3、出口创汇增加贸易顺差弊:1、容易造成资源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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