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主义的起源与发展

结果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区别 百度文库~

结果主义的道德推理取决于道德行为的后果。代表人物：边沁代表理论：功力主义道德理论 绝对主义的道德推理：道德有其绝对的道德原则。代表人物：康德

陈独秀于1915年6月中旬从日本返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楼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楼房，和阔别一年、患病咯血的妻子高君曼团聚在一起。20日，老朋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陈独秀等设宴洗尘。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出版。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苦苦的沉思、求索，所获结论是：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这是他办杂志的原因。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将杂志名称改为《新青年》。陈独秀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便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他“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他提出6项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6项标准的主线是科学与民主。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所谓民主，它的对立面便是封建专制，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唯一准绳，凡违反科学与民主，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1916年秋冬，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积极发动了文学革命。这场革命的主将是陈独秀，急先锋便是留美学生胡适。胡适名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1910年赴美国，先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仑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获博士学位。陈、胡两人并不相识，但不谋而合，都在思考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因此一经书信来往，便成了好朋友。陈独秀同胡适建立联系，是通过老朋友汪孟邹的帮助。汪与胡是同乡，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写信并寄《青年杂志》一册给胡适，告诉他这个杂志是皖人陈独秀主编，并向他约稿。12月13日，汪再次写信给胡适，重申陈独秀约稿之恳切。1916年2月3日，胡适写信给比他大12岁的陈独秀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胡适认为，国语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而白话则是一种活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文学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国人为大能事。陈独秀对胡适的意见，表示“甚佩、甚佩”，请他在课余之暇，为《新青年》多译那些短篇名著，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两人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文学改革的事业把他们联结在一起。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给陈独秀的信。胡适在这封信中提出了文学改革的8条意见。陈独秀虽然表示赞同，但觉得这些主张立意不高，态度不够坚决。因此他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新青年》。胡适接信后，对8条意见略加修改和阐述，命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立即把它发表在《新青年》上。胡适从此便成为全国文学改革的著名人物了。1917年1月，陈独秀进京，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是个偶尔的机会，去年11月26日，陈独秀为了募集资金，使群益书社与亚东图书馆合并为公司，共同发展文化出版事业，同汪孟邹同车赴京，下榻在西河沿中西旅馆。他在琉璃厂偶然遇到了北京大学主唐诗的教授沈尹默，由于昔日陈独秀曾讥议沈尹默的字“其俗入骨”，促使沈尹默立志书法，终于成为一代书法泰斗，由此两人得以相识。沈教授便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入北大任职。蔡元培刚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求才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一同治理北大。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曾在1905年间在上海加入爱国协社，从事反清活动。此后虽多年不相闻问，但蔡元培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对他有一种不忘的印象。现在又看到陈独秀主编的10余本《新青年》，决意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月薪为300元，允许他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并立即去旅馆拜访陈独秀。陈独秀白天四处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来看他，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蔡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曾任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而陈只是个秀才，蔡礼贤下士风度诚然令人敬佩。陈独秀起初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当他看到蔡是那样的诚恳待他，又答应把《新青年》搬到北大办，便答应回沪稍稍整理即来北京。陈独秀在携眷去北京之前，对原岳王会友人岳相如说：“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3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返沪。”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宣布“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蔡元培对于这些攻击，态度鲜明，驳斥有力。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章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熟悉陈独秀的人也站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教授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章太炎先生之下。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这为陈独秀开展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地位。陈独秀就职后，住在东池子箭杆胡同9号，那是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陈独秀租居了三间北房，中间用雕花木隔扇分开，两边作卧室，中间会客。同年7月，胡适毕业回国，陈独秀立即推荐他到北大任教，经蔡元培同意，9月10日即到北大任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不久，陈独秀的好友李大钊也来到北京大学。李大钊在1916年5月从日本回国后，暂留居上海。他经常到陈独秀那里，策划新文化运动。8月，李大钊应汤化龙的邀请，前往北京主编《晨钟报》。汤化龙原是李大钊的校长，又资助他东渡留学，但汤与袁世凯勾结，支持袁世凯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为世人所不齿，后来才转变了态度，跻身讨袁护国行列，做了一些好事。李大钊接到汤化龙邀请他去京创办报纸之时，不愿从命，经同学白坚武一再劝说，才决定利用报纸，为再造青春中华大造舆论，出任主编之职。《晨钟报》是宪法研究会的喉舌，社址位于丞相胡同，紧挨着南宋末年抗金民族英雄文天祥祠庙的一个大院里。李大钊经过紧张筹备，创刊号终于出版了，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公开申明《晨钟报》的宗旨是：唤醒民众觉醒，激励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李大钊在《晨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他号召青年“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晨钟报》刚刚出版22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当权者，汤化龙对此不满，说李大钊把《晨钟报》办成了一份过激党人的报纸，要求李大钊改弦更张。李大钊不肯违背信仰，决定辞职，在《晨钟报》上发表了辞职声明，便扬长而去。从此之后，他被《宪法公言》聘为撰稿人，继续著文，抨击黑暗的时弊。1917年元月，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他到李大钊寓所，请他出任编辑。李大钊且喜且忧，喜的是他又有了一个阵地，很想立即去供职；忧的是老友章士钊做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使他犹豫不决。于是他便问章士钊：“行严先生，《甲寅日刊》是否可以抨击腐败的时政？向甚嚣尘上的孔家店投枪？”章士钊答道：“批判孔丘，防止复辟，我赞成；对于政府的黑暗之处，阁僚们的私下争斗，我也是深恶痛绝。”经过一番交谈，李大钊终于表示：“好！我即日就走马上任！”李大钊以孔子与宪法的关系为题，针对复古思潮展开了批判。章士钊怕李大钊激进的文章惹麻烦，建议他改写国际问题的论文。李大钊便写国际述评，向读者介绍俄国革命，并指出：“平心论之，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中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李大钊的文章，暗示中国先进分子向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学习。北洋政府要缉拿宣传革命的李大钊，章士钊立即掩护李大钊逃离北京。李大钊仓皇出京，南来上海，寄住友人家中。旧地重游，万端思绪一齐涌上心头，便作诗一首：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忆别江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李大钊在上海继续研究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1917年底，李大钊接到章士钊的来信。章士钊已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逻辑学教授。他约李大钊北上，代替他继任图书馆主任一职，并声称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认可。李大钊喜出望外，即日北上。李大钊在北大即任图书馆馆长，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坚决反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余地。他请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请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学说的夏元瑮作理科学长。胡适、李大钊、李四光、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鲁迅等新派人物也先后来到北大任教。蔡元培萃集各路人才，陈独秀是佼佼者。蔡的治校方针是“教授治校”，有关校务大事，由校评议会讨论决定，评议会相当于后来的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学长、主任教员等自行互选组成，任期1年。陈独秀被选为评议员，此外他还担任北大入学试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是蔡元培）、北大附设国史馆编辑处纂辑股主任和《北大日刊》编辑等职。陈独秀上任后，他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改革。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为文科延聘名教授，于是，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专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阐明他的教育主张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陈独秀对北大文科教学的改革主要做了4件大事：1．扩充文科，增设德、法、俄语新系，并在哲学、中文、英文系设立研究所。2．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学校四门大开，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3）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陈独秀为执行课堂纪律，曾将经常缺课的黎元洪的侄子误认为是许德珩，给予记大过一次，后一经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4．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陈独秀在改革文科的同时，也注意到自身的改造。他为了约束自己，加入了北大的进德会，作甲种会员。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为3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除前3戒外、加不做官吏，不作议员2戒；丙种会员除以上5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3戒。陈独秀性格豪放，私生活也比较随便，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在当时虽不足为奇，但于新派人物的操行是不相容的。陈加入进德会后，被选为进德会评议员。北大的改革、贯彻思想自由的原则，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思想文化的禁区，向青年学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的新天地。它提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领域，对学生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死气沉沉、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学，一变而为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园地。科学与民主的思潮在北大盛行。它激荡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扉，冲开了长期被封建主义封锁着的思想闸门，青年学生迅速地行动起来，结社团，举行集会，积极干预国家大事。李大钊又于1918年冬组织起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使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北大传播。原由陈独秀1人主编的《新青年》，于1918年1月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编委会7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编委轮流编辑，每人一期，周而复始。《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编委聚会地点常常在陈独秀的寓所，陈独秀的家无形中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新青年》编委会是一个相当强壮的阵营。编委大多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其中钱玄同又是老同盟会员；鲁迅（周树人）曾参加光复会，并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他在教育部任职，公余时研究古碑，自然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时遇钱玄同组稿，便于《新青年》发生了关系。受《新青年》的启示和鼓舞，便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随感录、政论、新诗和译文等。陈独秀对鲁迅很敬重，说他“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很盼望他为《新青年》创作小说，并一回一回的催。1918年5月，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他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数千年的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这是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新青年》的影响迅速扩大，创刊时发行不过1000份，到1917年猛增到1．6万份，而且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但是，《新青年》是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版，内容多是学术性的大块文章，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为了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陈独秀、李大钊议创《每周评论》。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胡适等在北大文科学长室开会，讨论创办《每周评论》问题，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编辑所设在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内。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它的内容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和选论等12个专栏。《每周评论》完全是个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公开亮出文学革命的大旗，又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明确地提出“三大主义”的革命口号，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封建国粹派由恐惧慌乱，变为疯狂的咒骂和反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最为猖獗。于是，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篇反对文学革命、为封建文学辩护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刘半农以记者名义写了一篇《复王敬轩书》。通过这出“双簧戏”对复古思想、以及对文学革命的各种非议，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抨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3年来所作的宣传，做了总结，从根本上反击了顽固派的进攻。林纾终于按捺不住，跳了出来，进行疯狂的反扑，于是，同顽固派短兵相接的战斗，便在《每周评论》上进行。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场了。安福国会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求取缔《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否则国会将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弹劾蔡元培，而尤集矢于陈独秀。陈独秀面对守旧派的诬蔑和军阀政府的威胁，毫不畏惧，特辑了全国14家报纸上的27篇支持新派的文章，以《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为标题，刊登在《每周评论》上。这14家大报的言论，不仅是对林纾进行了有力的斥责，更重要的是对《新青年》创刊以来，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次大检阅。林纾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势，用诬蔑诋毁的手段，破坏和遏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舆论界看透了这位昏庸老朽王婆骂街蛮不讲理的恶劣手法，愈来愈支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派，但不可忽视的是站在林纾背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势力。陈独秀为了减轻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压力，特于《新青年》上发表《编辑部启事》，正式声明：《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学校做教员，但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顽固派早就想把陈独秀等驱逐出北大。京中盛传陈独秀等被驱逐出北大，陈独秀立即揭露：“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上海《申报》登出北大教员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4人被驱逐北大的消息。这些谣言一经刊出，读者信以为真，于是舆论哗然，北京、上海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立即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北大学长、教授会、主任会原拟定这年暑期后实行文理科合并，不设学长，设一教务长统辖教务，现在迫不及待地提前于4月8日实施了，推举马寅初任教育长。为封建恶势力最痛恨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被排挤了。

起源于17－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具有绝对权力的君主统治的国家形态。随着中世纪封建经济开始解体，商品经济渗透农村，以手工业的发展为基础，城市开始发达，农民对封建领主的反抗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依靠行会制手工业和商业的资产阶级也成长起来，加深了同封建领主的矛盾。于是，国内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国王联合资产阶级，建立强大的常备军和官僚机构，以此镇压农民的反抗，抑制封建领主相互间的抗争，改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统治体制，确立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在此过程中，通常是王权打破封建割据，促进国民的统一，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和扩大殖民地，通过国外市场和掠夺来积累财富。这个政治形态出现在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它不是被资产阶级革命所推翻，就是在保存专制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两条道路必取其一。在日本，一种看法认为，明治维新建立的天皇制国家是绝对主义。自日本资本主义论战以来，围绕着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绝对主义形成的问题，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提要】 西方学者认为，绝对主义是由封建等级君主制向现代君主立宪制转变的过渡形态。它源于封建等级君主制，又具有鲜明的特征。它体现君权压倒了封建贵族的特权，是启蒙思想与君主专权的混合物。它与东方专制主义也有着根本区别。
2001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译本在中国大陆面世①国内学界对该书的主题―――欧洲绝对主义问题开始关注有加，正如中译本序言所说：“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本书的书名及全书的核心概念‘绝对主义’(absolutism)可能是陌生的。但是，对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支配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著作被奉为经典的国家来说，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因为本书所论述的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使用的概念。”②佩里?安德森关于绝对主义的理论见解在该书中已有详尽的阐释，不予赘述。本文着重介绍西方其他著名学者关于“绝对主义”的理论观点，择要述之。
一、绝对主义的发生学缘起
绝对主义是欧洲大陆由中世纪封建等级君主制过渡到近代专制君主制的政治形态，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初级阶段。《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16世纪君主绝对主义在西欧一些国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鼎盛于17、18世纪。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是绝对主义的标本，另外，绝对主义一词也适用于西班牙、普鲁士和奥地利。③绝对主义的发生学缘起几乎与其所指的对象―――欧洲大陆绝对主义王朝鼎盛期同步出现，绝对主义的发生学源头则可追溯到绝对君主制的初创时期。德国学者鲁道夫·韦尔豪斯考证道，绝对主义是绝对君主制的学理界说，绝对君主制一词出现于18世纪法国，绝对主义一词是19世纪的创造。④英国学者拜伦斯是这样界定绝对主义一词，她说，绝对主义是用来描述这样一种君主制，它既不同于继之而起的立宪君主制，又不同于其所承继的中世纪君主制。由于交通不便和资金匮乏，中世纪君主的权力受到很大局限。中世纪君主制尽管声称拥有比其封臣更大的权力，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君主都不过是贵族中的第一贵族。君主是“生而致之”的，他的权力得自于其所出身的王室等级，遇有突发情况，他可以命令封臣助襄。同王国内其他人一样，国王有自己特定的特权。⑤绝对主义源于西欧中世纪等级君主制，又与等级君主制有着根本的区别。德国学者黑琛把中世纪西欧政治统治形式称为等级国家,王国被分为两部分，统治者与其他等级。⑥等级是中世纪西欧王国体制中的政治实体，是等级代议制的载体，构成等级代表会议，如法国的三级会议等。在遇有紧急情况，特别是宫廷遇到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国王不定期地召集各等级开会。卡斯滕认为，在德意志许多邦国，包括普鲁士在内，等级代表会议在诸如增税等问题上，通过常务委员会经常迫使国王作出让步。⑦在西欧中世纪等级君主制中，国王是权能有限的君主，是相对意义上的元首，与后来的绝对主义君主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中世纪后期与近代早期，西欧大陆封建民族国家的君主大多致力于清除封建等级代议制对其权力的限制，从相对意义上的“第一贵族”变为绝对意义上的君主。与其前的等级君主制和其后的立宪君主制不同，绝对君主制中君主的权力是唯一至高无上的权力，除君主一人外，无人能与之分享。绝对主义理论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法国官僚集团创立的。尽管自其提出后就一直遭到抨击，但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绝对主义仍在西欧大陆居主导地位。西方学者认为，绝对主义的治国实践是阐释其理论内涵的最恰当的文本，也是其发生学的文本。1760年，路易十五的朝臣拉莫农在致其君主的信中说：国王“独掌全部权力，一人制定全体臣民必须遵守的法律与规章，并决定法度的存废。”1766年，路易十五公开宣示：“最高主权系于朕一人。王国的法庭和各级官吏的存在与权威源于朕一人。整个行政机构以朕的名义履行职能。朕独享立法权。……整个公共秩序体系源于朕一人。”①
绝对主义的治国实践是实践着的绝对主义理念，绝对主义不是封建主义的政治理念，而是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建制，开启了近代民族国家国务活动的先河。拜伦斯认为，绝对主义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替代建制，是用君主的绝对权力取代贵族的特权,中世纪由于封建经济规模很小，君主没有财力和物力维持常备军和官僚机构。贵族在其封地行使行政、司法和守土等各项职能，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中坚。僧侣和贵族由其他等级供养。在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特别是18世纪，随着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货币财富的增加，欧洲大陆君主占有了税收的绝大部分，有了坚实的财力基础，能够履行国务活动。这些君主的权能与其中世纪的先辈相比，已经由相对的范畴转变为绝对的权舆。作为这些趋势发展和经济技术、治国艺术复杂程度日益提高的结果，导致各个等级特殊性的职能、权力和义务逐渐减少，乃至取消。在贵族和市民中兴起不同的专业集团，以至于到1789年的法国，等级一词成为空洞无物的名词。②
二、二儿 韦尔豪斯论封建主义等级制、绝对主义与开明绝对主义
绝对主义脱胎于西欧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母体，同时与封建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德国学者韦尔豪斯从德意志的历史实际出发，认为，封建等级制与绝对君主制是前现代欧洲旧政治体制的两个结构性要素。他说，封建等级制事实上并未将社会完全等级化，但的确追求这样的社会状态。等级制一词，含有地方网络建制、地方自治政府和表征统治集团构成之义。首先，韦尔豪斯对德意志的中世纪封建等级制作出类型学界定。他说，中世纪德意志进入人们记忆的是，神圣罗马帝国与大小不等的邦国，并由帝国皇帝和邦国的邦君等级构成了联合性的帝国上层统治集团。大邦君是全帝国层面的选帝侯，是全德意志意义上的大诸侯，其下则是小邦君、小诸侯。小邦君、小诸侯并没有大邦君那样的对于自己领地的名义主权，充其量是自治的政治实体。
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在以神圣罗马帝国为名号的德意志展现得最为充分，韦尔豪斯认为，中世纪等级世界是由特权构成的，换句话说，也就是由不同等级的不同特权构成的。大邦君名义上拥有其邦国最高统治权，各地的实际控制权操控在小诸侯手中，同时,大邦君还受制于他的臣僚和城市政府。大邦君、小邦君、小诸侯不同的法权地位构成了等级制的特权体系。由于继承、征服、协约转让，一个邦国或封地更换了新的统治者，其等级特权体系和行政体系不受影响。封地或邦国合并成大邦国，其等级代表会议仍然得以保留，使得邦君不得不面对为数众多的小诸侯等特权等级。这些小诸侯之间并没有某种制度建制维系。例如，18世纪汉诺威选侯辖域内，就至少有六个不同的诸侯。从17世纪起，地方诸侯在宗教上，并不随邦君的改宗而改变信仰。在地方上，出现了等级宪章的制度建制并有所发展。事实上，这些建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邦君的权力。地方诸侯无疑标志着现代国会和代议制的历史进化的一个阶段，但与现代代议制民主有着重大的区别。这些地方诸侯不是民意代表，而是等级特权的化身。地方诸侯的权力在具体情境中有很大的差别，但面对邦君时，他们都声称自己是独立的，邦君代表不了他们，他们有权对政府可能影响到他们自身、他们的臣民，以及整个传统的社会政治格局的一切事务参与意见，判断行止。邦君不是一概反对地方诸侯的意见，邦国国务的协调推进取决于邦君与等级会议的关系。大邦君追求绝对的权力是权力排他性逻辑的必然，尽管绝对主义是一种我们不太好清晰界定的统治形式。
韦尔豪斯在德意志的历史语境中，具体地分析了绝对主义的性状。他说，绝对主义像等级制体制一样，在帝国和德意志各邦也是各不相同的。如果绝对主义意味着邦君像东方专制主义君主那样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那么，在法理上这样的绝对主义是不存在的。在德意志和整个西欧君主享有无限权力的想法，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受到地方诸侯和等级制的限制；另一方面受到不完善的官僚机构的限制。绝对主义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统治制度，最高统治者行使立法、司法、行政的最高权力，并且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在这种体制中，最高统治者行使权力无须经其他机构和集团的同意，并且有监督所有臣民的权力。绝对主义体制在德意志比较普遍,表现得较为典型。在德意志大多数的邦国内，君主们极力扩展自己的权力，限制贵族等级的政治权力。但是，君主们很难完全取消封建等级会议建制。取消封建等级会议建制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君主们缺乏在邦国和地方两个层面上履行行政和司法职能的工具与人力资源。在为数不多的情况下，邦君推行绝对主义而导致与贵族的冲突，大都以邦君的失败告终。等级贵族战胜邦君的绝对主义图谋，依赖于贵族自身的团结和超出邦君的经济实力以及与外国宫廷的特殊关系。
在德意志众多小邦国绝对主义实行的情况差异较大，在一些邦国实行绝对主义家长制，另一些近乎专业化的官僚机构居主导，还有一些则是贵族对邦君的绝对主义改革形成了强大的阻力。在通常情况下，君主及其官僚机构掌控着发展的进程。他们是全面社会改革的最重要的发动者，在全体国民生活中引入新的政策规划机制。他们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军队和官僚机构中来，并促进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在这一进程中，君主的权力成为国家的权力，其臣属官僚化。治国行为逐渐社会化，不再是君主的个人行为，当然更不是贵族的个人行为。贵族总是试图减缓这一进程，以“民主”来对抗绝对主义权力。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邦君在整体上压倒了各等级贵族，但是，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性仍不可低估。绝对主义君主制还不是完全有效的政治体制，在其存在的地域，它却是行之有效的现实政治网络，并且逐渐形成新的价值评价体系。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绝对主义君主制有助于消除等级自由主义和特权体系，因而为普世性民主化开辟了道路。①
韦尔豪斯围绕着绝对主义和开明绝对主义，进一步展开论述：绝对君主制和开明绝对君主制是全欧洲现象。如果把路易十四作为绝对主义君主的范式，在德意志则找不到与之相似者。绝对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模式。路易十四创立的君主统治形式不是绝对主义的唯一向度，同样，腓特列一世在普鲁士灰暗、专横、朴实无华的绝对主义统治也不能囊括绝对主义的内涵。这两位君主表征着这样一种统治形式,即追求的东西大于实现的东西，宣示的多于实践的，他们只影响了各自国家的上层，根本没有深入到最广大的农村人口的日常生活世界。在理论上，他们的统治是君主一人的治理，他们是立法者，但不受法律的制约；他们行使权力，也不受任何集团与机构的制约。但这仅是理论上的。绝对主义君主制是17世纪建立的能够适应制止内战、维护秩序与繁荣、重建与改善生活环境的权威的现实要求的产物。通过建立国内和基督的和平、制止封建贵族的专横行为、鼓励经济发展、开始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绝对主义君主制得到极大的拓展。
绝对主义君权是独占性最高权力，与其前历史上的君权不同，绝对主义君主制创造了正式的国家权威的理念与机构。同时，它通过自身的活动创设了维系国家统一与团结的法理体系，它使其自身成为国家权威的载体。各种不同的因素形成了绝对主义君主们不同的自我意识，君权神授论与理性君权论有联系，但两者却不能互相取代。甚至，主张君权在社会契约基础上建立与行使的自然权利论也对绝对主义君主们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理性君权论和自然权利论等启蒙理论是与仁慈的君父理论紧密相连的。绝对主义君主们的治国理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揉和了这些完全不同的理论。所谓“开明绝对主义”也是绝对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不允许分割绝对主义君权。在多数情况下，开明绝对主义君主政府的治国实践是不受任何限制地行使权力，运用权力革新臣民的传统和习惯，为的是达成理性律令下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绝对主义君主们把自己看作国家未来的监护人、守护者和教导者。
老式的新教政治理念在绝对主义中继续存在：权威是与治理良好的警察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君父主义权威确信开明的政府能够指导人民理性地思考与行动，使其成为视野开阔、成熟的市民。开明绝对君主制政府是人民享有的君权统治，而不是人民治理的虚位君政。启蒙运动提出了民治政府理念。开明绝对主义君主坚信，君权能够同人口中极少数富有启蒙思想的人士达成共识，并将其吸纳到宫廷中来，成为绝对主义理念的传播者，社会的教导者和批评者。当然，这种批评必须是有利于绝对主义的，而不能相反。
开明绝对君主制政府扩展绝对主义君权，是为了克服落后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建制。在全民中推广启蒙思想和开明政治理念，最终导致对于绝对主义本身的克服。到“七年战争”结束时，德意志的开明绝对主义已不再坚持君权神授的理念,而是确信君主的权威是基于人性、社会需要和历史的产物。开明君主把治国看作是理性的行动，把国家看作是理性的建制，并试图将启蒙思想转化为变革的实践。任何一个开明君主都不能彻底革除旧的社会政治体制，但却促使旧体制开始了面向现代的需要而进行缓慢、时有反复的漫长变革。
普鲁士的腓特列二世是开明绝对主义君主的典型，即位前就广泛涉猎欧洲启蒙思想。即位后，为了满足臣民追求良好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他不断巩固和扩展国家权力。他同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有着密切的交往，亲笔撰写哲学著作，他被称为“哲学家国王”，这极大地提高了他在历史上的声誉。他的开疆拓土的战功，也输逊于“哲学家国王”的名声。在即位最初几年，腓特列二世开创了一种臣民期盼已久的统治形式和规制政策。他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特别是在新征服的西里西亚地区。他改革司法制度，开始制定通行全国的完备的法典体系。同时，他丝毫没有放松对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绝对控制权。他开启了德意志人的政治意识，即一个君主行良治，就能使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得到实质性改善。这种理念，使得德意志政治思想长期固着于国家本位之上。①
三、欧洲绝对主义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
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欧洲的“开明专制”就是指开明绝对主义，而把绝对主义等同于专制主义。西方学者不认同这种观点。早在1955年罗马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法国学者莫斯奈和德国学者哈廷哥就提出：绝对主义不是专制主义，更不是暴政或集权主义。他们指出，17、18世纪不可能出现20世纪内涵的集权主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专制主义和暴政是任何一个对君主不满意的人，能够给予政府最方便的“恶谥”。哈布斯堡王朝总是把腓特列二世叫做东方式的专制主义暴君，普鲁士官僚集团也把哈布斯堡王朝的约瑟夫二世同样称做专制主义暴君。在法国大革命前，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事实数据显示，哪些欧洲国家是专制主义的，哪些不是。①
在欧洲绝对主义兴盛时期，欧洲人就在道德约束、基督法和自然法的基础上，形成了绝对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分殊观念。专制主义特指远东、中东等东方地域的君主政体，那里的君主无法无天、恣意妄为,所有臣民的生命与财产均操于君主一人之手。君主对待臣民像奴隶，并在臣民中大力提倡丧失荣誉感与自尊心的奴隶道德。②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甚至遭到绝对主义君主的唾弃，路易十四在登基不久后，写道：“有些国家[指东方国家―――引者注],君主深居简出，高深莫测，臣民习惯于生活在奴隶状态，在恐惧与暴力中度日。法国的国民性则完全不同，远古以来的历史教导我们，君主之为君主，是由于受到人民的爱戴，而不是相反。在荣誉与尊严的基础上，国王与臣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尽管每个人出身、品级和财产存在差异。”③尽管路易十四的统治也存在着专横与暴虐的行径，但仍无法与东方专制主义君主相提并论。路易十四本人认为，君主举止要得体，要尊重臣民的人格尊严。他说：“要善待每个人，不要说无端伤害人的话。”他特别谴责东方专制主义君主“蔑视臣民的尊严，无视臣民的生命，以冷酷和血腥的代价，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④绝对主义君主自己的剖白，远胜于后世学者条分缕析的学理判析。应当说，路易十四把欧洲绝对主义与东方专制主义的根本分歧明确地指出来了，即是否把人民当作与君主同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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