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人与自我的和谐,人与他人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

怎样理解人与自我和谐,人与他人和谐,人与环境和谐~

首先，世界是个矛盾的世界。各种势力和力量，总是在发展中，此消彼长的变化着。
如果将和谐理解为一种良性的平衡就更为有益。
千万不要理解为一团和气、随波逐流、那肯定会导致无所作为。
其实我个人认为提出和谐主旨就是为了维稳，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正处在，波涛汹涌甚至是惊涛骇浪中，这是一种鸵鸟的行为，毫无英雄胆识和魄力。
搬出古典哲学试图解决国人的疑惑和精神的空虚；以及用这种理论，推测潮流只能陷于渺茫。因此中国当前成为信仰的真空地带，不是没有好的理论，而是我们有些人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睁开眼睛看世界。更重要的是阻挡在我们面前的“墙”，拒绝这个国家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意思形态，拒绝变革，拒绝自己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因此，搬出各种不堪一击的思想体系，提出和谐其实就是古代天人合一的理论。天人合一和共产主义一样也是一个空洞的想象。
我解释一下人与自我和谐，其实就是心理健康。（心理平衡，所求和所得平衡自然就心理平衡了）
与他人和谐，就是健康的人际关系。（有爱有恨，给适当的人以适当的感情和对待）
与环境和谐，就是生态平衡。（根据科学家的结论生态平衡最好的地方是无人区）
以上的这些和谐都建立在探求真理顺畅的基础上，但是当你想了解真相的时候，在这个国家你就踏上了一条犯罪的道路。

　　试论文学美

　　文学有认识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生活,洞察人生。文学有教育作用,它可以启迪人的思想,培养高尚的情操。文学还有娱乐作用,可以供人休息消遣。但人们创作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是为了这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创造美和欣赏美,获得美的享受。譬如“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给我们主要的不就是美吗?
　　那么,文学之美究竟美在哪里呢?
　　首先是语言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优秀文学作品的语言,不仅准确生动,有助于民族语言的规范,而且可以表现美。文学美,主要是通过语言塑造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对于一个优秀作家来说,没有不能用语言表现出来的东西。文学描写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上下几千年,纵横千万里,兴衰成败,悲欢离合,都能用语言描绘成生动的图画,呈现在读者面前。“语不惊人死不休!”语言美是作家的刻意追求。“春风又绿江南岸”,那“绿”字你还能改动它吗?
　　不同语句,表现出不同的气势和风格。豪放时“气吞万里如虎”,婉约时“杨柳岸晓风残月”;浓丽如“玉楼巢翡翠”,淡泊则“悠然见南山”。它有时朦胧,如烟如雾,如舒婷如北岛;有时明晰,深刻如刀,如老舍如鲁迅。“历史无言任打扮”,它能宏观漫议概括环宇;“嫩叶商量细细开”,它也能细说微窥如丝如风。“人
　　面只今何处去”,写出了难言的“遗憾”;“一江春水向东流”,显示了无形的“愁”。《琵琶行》弹奏的铿锵之声,简直就是垂范千古的音乐雕塑!语言大师们指石成金,让平凡的文学生发出神奇的功效,流芳百世,美不胜收。
　　二曰情节美。情节美就是故事生动有趣。讲故事是文学家的拿手好戏。赵树理说写小说就是讲故事。故事是由情节组成的。故事美来自情节美。恩格斯十分赞赏莎士比亚剧作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认为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只有通过生动丰富的情节才能表现出来。
　　情节之美,主要在于对生活的具体描写和紧张的矛盾冲突。细节的真实,使人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矛盾此起彼伏,故事一波三折,便能引人入胜。情节是人物活动的过程,性格成长的历史。人物性格和环境的影响,决定着人物的命运。人物的命运是故事的灵魂,人们听故事,主要是关心人物的命运。故事一旦开了头,它就把人物的命运抛向读者,让你与他同行同止同喜同忧,专注其中,欲罢不能,将作品翻过一页又一页,直到最后的结局。我们枕着灯晕,嗅着墨香,探视着晦明变化的历史,品味着酸甜苦辣的人生,愉快地度过那一段又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文学是想象的艺术。文学可以虚构。想象和虚构可以弥补作家生活链条中某些脱落的环节,自由驰骋自己的思想,实现自己的审美追求,从而将情节编织得更加丰富多采,使故事更加生动迷人。巧置悬念是文学降服读者的重要法宝。烘云托月,故布疑阵,误会巧合,画龙点睛,诸般手法的运用,激发起读者强烈的心理追求,使情节产生奇妙的结构效果。
　　三是人性美和人情美。文学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文学形象中最是流光溢彩使人不可抗拒和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从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以及现当代杰出的作家作品,他们之所以受到广泛的爱戴和推崇,不仅因为他们生动地描写了那些五光十色的社会和惊心动魄的场面,尤其可喜可叹的是,他们创造了众多富于时代特色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在多姿多采的人物画廊中,有的勇猛如虎,有的忠厚如牛,有的聪明透顶,有的冥顽如石,有的坦荡如日,有的阴鸷如狼。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是伟大和崇高,什么是渺小和卑鄙,什么是优美和神奇。它告诉我们怎样去爱人尊重人理解人,怎样去恨去识别去唾弃那些丑恶的东西。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文学能够直接细致而深刻地描述人的内心活动,展现人的精神世界,让读者觑到人间深层潜细的奥窍和令人神往的隐秘。
　　文学不能给人加官晋爵,不能施人钱财,但它是财富,是人类不朽的精神财富。文学不能代替权与法去管理人惩治人,但它有不管之管,它能稽察权与法管不到打不着的地方,运用艺术的权威奖掖人,批评人,审判人的灵魂。文学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是一种力量,一种道德的震撼力和情感的趋动力,它可以使人受到感化,不知不觉地勉励自己规范自己,甚至使人顿悟和贯通。
　　文学家也曾不惜笔墨描写过丑恶的人性。但写丑不是目的,写丑是用黑暗衬托光明,用丑衬托美,写丑是为了否定丑,是化丑为美,使美好的人性更加亮丽。
　　四是智慧美。文学不直接具体地描写生产过程,不教人怎样开山放炮遇水搭桥,不教人怎样耕田造屋做生意,但不等于说文学不能增长人的智慧,不具有智慧美。文学是以人为中心,以整个生活为对象进行描写的艺术。文学是百科全书,优秀文学作品是生活的教科书。从文学中可以学到许多一般书籍中学不到的东西。文学用讲故事的方式介绍历史和总结教训,让人增长知识受到启迪,并逐渐变得聪明。《李自成》所写的兵败垂成,《白鹿原》诉说的世纪沧桑,张贤亮写出的饥饿和压抑,那教训难道不深刻吗?诸葛亮的运筹帷幄,孙悟空的大智大勇,大观
　　园里的吟诗作对,那么多的机巧睿智,那样的人杰地灵,难道不是人的智慧闪光吗?实际上,优美的文学语言,成功的艺术形象,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就是在欣赏作家的智慧之美。
　　20世纪末叶,文学情形大变,标新立异,光怪陆离,难以用传统概念诠释。变是常理。变不可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文学不能没其美质。真正的文学一定是与美并存的,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文学维纳斯,相信她不会越变越丑,而是越变越美,越新,越可爱。
　　参见梁素清《浅说文学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2期


　　文学是美的人学
　　摘要: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至今仍不失为一个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命题。然而由于它严重忽略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社会生活的美的方式,存在着较大的理论缺陷,十分不利于该命题巨大的社会作用的发挥。与其说“文学是人学”,不如说它是“美的人学”。主要依据在于:第一,文学写的是人,写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极富诗意的社会生活,是“神”在人的心灵里点燃的美丽的人性的火光。第二,文学创作本身作为一种美的创造为的是人———文学的崇高使命就是为了减轻人类的精神痛苦。第三,文学通过美的方式探索、解决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和一切自然科学都无法很好地解决的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人生难题和生命困惑,也是为了人。“文学是人类文明最高尚的花朵。”古今中外一切文学形态的基本主题无不是为了怎样引导人类走向真正的幸福。
　　关键词:文学;美的人学;文学的灵魂
　　文学是什么?这是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千百年来古今中外不计其数的理论家常说常新、难以定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所做的不同回答,直接关系着他们各自构筑的文学理论大厦的性质和命运。从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到弗洛伊德、萨特,从婆罗多牟尼到新护、胜财、毗首那特,到泰戈尔、普列姆昌德,从孔子、老子到刘勰、司空图,到鲁迅、郭沫若,固然都道出了某些真理的颗粒,但都不能说已有了很好的解决。柏拉图说文学是灵感的迷狂和理念的闪耀,亚理士多德说文学是对生活的美的模仿,康德说文学是天才的创造,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文学是理念的光的烈焰,王尔德说文学是美丽的谎言,厨川白村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弗洛伊德说文学是人的欲望的艺术实现,雅各布森说文学是语言的美的操作,[1](119)波斯彼罗夫说文学的本性是意识形态,[2](P676)韦勒克、沃伦说文学是一个符号和意义的多层结构。[3]波斯波罗夫靠文学的本性是意识形态,找到了文学的社会本质。韦勒克、沃伦靠文学是一个符号和意义的多层结构找到了文学之所以成其为文学的媒介本质———即语言的艺术。他们靠着语言的多义性、歧义性支撑起来的立体的意义空间,发现了作品的空旷结构,轻易揭穿了文学名作历久弥新的古老谜底。别林斯基靠着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的不同———文学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揭示了文学的审美特征。我国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鉴于以上的探索干脆把文学界定为“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意识
　　形态”。20年来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还进一步把文学之所以成其为文学的媒介本质界定为“语言的结构的艺术”,把文学的审美本质界定为“用形象对社会生活进行审美反映、审美表现和审美创造”,把文学的社会本质界定为“一种极富诗意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虽使问题得到了形而上的基本解决,但却严重忽略了形而下的人文特征和本体把握。对此尽管有人曾数度振臂高呼,但很多人却抓住一点,不顾其余,急于去攻讦、否定,这就使文学失去了灵魂。然而不管以上诸看法的差异到底有多大,我们只需把观察视角及时地由形而上转向形而下,就不难发现,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注意到了文学的诸层本质都离不开人。人才是文学的核心因素。是啊!文学赖以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象体系的核心是人。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的创造者是人,文学得以产生审美娱乐作用的对象也是人。“人世间的一切都在乎人,一切都是为了人[4]”。“能够感觉到自个儿是人……该多美啊!”,[4]赞颂的也是人。因此,高尔基讲:“文学是人学”应该说是从古至今对文学的形而下本质所做的再好不过的概括。可以预言,在人还没有真正进入至真、至善、至美境界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都将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只是这个命题严重忽略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美的方式,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在人们的心目中作为一个科学的观念并未真正确立起来,从而在学术界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议。
　　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论”在较为深入阐述了高尔基等人的观点之后,也未能跳出这个理论窠臼。如果我们说“文学是美的人学”,也许更符合高尔基的本义,更有利于该命题巨大的社会作用的发挥。
　　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文学写的是人,写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极富于诗意的社会生活。文学写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写的也就是一个人内在的和外在的整体形象的有机统一所显示出的某些高尚的或不高尚的深层的心灵状态,除非有一天随着人性的完满实现文学走向了真正的消亡。人的自然属性作为人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固然是文学赖以表现的重要方面,然而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社会属性才是文学赖以表现的重心。任何一个人离开了这个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都将无以生存。人一出生就有了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兄弟姊妹关系;一上学就有了同学、师生关系;长大了一恋爱就有了恋人关系,结婚了就有了夫妻关系,产生了婚外恋,就有了情人关系;参加工作了,就有了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到了外交谈判桌上开始了同外国人的谈判就有了外交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人们还有阶级关系。只有在某些特定的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历史时期,以上诸种关系才会披上浓郁的阶级性的色彩。在更多的时候,“阶级关系”不过是人性诸多侧面的一个有机方面,决不能以偏概全。人历来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一部作品中当一个作家创造性地把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交代清楚后,文学作品的基本内容就形成了。对这种以一个或若干个主人公为核心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创造性梳理和编织,也就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我的关系中所蕴含的一系列丰富的诗意和美的开掘,就是对这种独特的诗意和美的卓越发现。这也正是作家比一般人高明的地方。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不是别的,而是“神”在人的心灵里点燃的美丽的人性的火光,同其他的旨在考察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的某一侧面或多个侧面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大不一样的。
　　其次,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美的创造为的是人———文学的崇高使命就是为了减轻人类的精神痛苦。文学的认识作用帮助消除人们的愚昧、无知及其他们对人事、物的错误认识,为的是减轻人类的精神痛苦。文学的教育作用帮助提高人们的思想水准、道德水准和品格水准,有效地调节和克服人们同自然的关系、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的尖锐对立和矛盾,不断增进人们同周围世界关系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通过强化人们的社会正义感、社会真理感、社会荣辱感、社会良知感、社会责任感和社会道德感,不断激发人性的积极方面,引导人们向至善的境界迈进,尽可能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堂堂正正的幸福地生存,也是为了减轻人类的精神痛苦。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帮助丰富、完善人们的人性,帮助人们在怡情悦性之中消除精神压抑,释放多余的生理能量,恢复心理平衡,净化、升华他们的灵魂,满足他们的心理需要,进一步增进、调剂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更是为了减轻人类的精神痛苦。无怪乎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把从事文学创作的这样一种耍弄文字的魔术师看做是拯救人类的圣徒。正是通过这种圣徒每个晚上的写作同魔鬼的殊死搏斗,才使经不起诱惑的人类得以一天天维持着生活的温馨和幸福,保持着生命的锐气和欢欣,不至于误入歧途走向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从事文的化之的文化工作的一切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和自然科学学者都是拯救人类的圣徒。因为一切哲学、社会科学同样也是为了减轻人
　　类的精神痛苦。自然科学固然主要诉诸人们的物质世界。
　　然而人们为什么要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最终还是为了精神的欢乐。唯一不同的是文学和其他艺术在减轻人类精神痛苦方面发挥着更为直接和重大的作用而已。
　　第三,文学通过美的方式探索、解决的是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和一切自然科学都无法很好解决的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人生难题和生命困惑,也是为了人。它从不表现政治学、伦理学、道德学、宗教学、现存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早已
　　解决或能够解决的问题,它要表现的重心往往是一切哲学、社会科学都无法很好解决的“出位之思”,往往是带有永恒意味的生与死的问题、善与恶的问题、美与丑的问题、爱与恨的问题、罪与罚的问题,同时也是任何一个杰出的政党、政府和政治家都只能部分解决而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譬如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由远古时期的群婚制、血缘婚制到后来的对偶婚制,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乃至今天的一夫一妻都很难说已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包括很多杰出的政治家都难免要犯人生的错误。于是这个人生的难题就交给了文学世代探索。从“关关睢鸠”中的单恋,到《氓》中弃妇对薄情郎的怨恨,到《红楼梦》中宝黛悲剧的撕心裂肺,从《美狄亚》到《红字》、《安娜》到《恰特莱夫人的情人》、《汉密尔顿夫人》,人们好象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该方面的探索。而且在以后的几千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里恐怕还要继续探索下去。又如对生与死的问题的探索,早在公元前3千多年前出现的古巴比伦史诗《吉尔加美什》中就开始了,中国的《西游记》更是该方面艺术探索的集大成者。也正是靠着对这些人生难题和生命困惑的执着探求和不同程度的解决,文学史造就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造就了上百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歌德说“十全十美是上帝的境界”。人要真正走向至真、至善、至美,就要不断克服人生的难题和生命的困惑,不断地疏远平庸、靠拢卓越,克服自身的局限。当哲学、社会科学和一切自然科学都无能为力的时候,往往是文学伸出它强有力的臂膀,慰藉人们痛苦的灵魂,抚平他们的伤口,引导着人们日益向人性的至真、至善、至美的最后境界逼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世纪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法国诗人普吕多姆说“文学是人类文明最高尚的花朵”。[5]因此以减轻人类的精神痛苦为崇高使命的文学,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和美的方式,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勿容改变的永恒的母题,那就是:怎样引导人类走向真正的幸福。
　　总之,对“文学”的形而上的界定固然有助于人们从理论层面上准确把握文学的本质,而对“文学”的形而下的界定却更接近于文学本意的深层,更能揭示其本元意义上的勃勃生机。因此既不能用前者无端否定后者,也不能用后者无端排斥前者,两者都不可偏废。我以为文学固然是运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极富诗意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更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崇高的无与伦比的美的人学。与其说文学是人学,勿宁说它是美的人学。如果说形而上的界定已很好地确定了文学之所以成其为文学的媒介本质、社会本质、审美本质,那么“文学是美的人学”在形而下意义上的界定则很好地揭示了文学的深层的人文特征或人文本质。“文学是人类文明最高尚的花朵”则又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很好地揭示了文学的文化本质。只有形而上和形而下诸个本质的高度统一,对“文学是什么?”的回答才能圆满。只是文学的“人文本质”最贴近于文学的深层而已。总而言之一句话,所谓文学不外是运用语言塑造形象对社会生活进行审美反映、审美表现和审美创造的结构的艺术和美的人学,是一种极富诗意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最高尚的文化存在。
　　文学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社会现象,还是一种生命现象,一种语言现象,一种美学现象,一种文化现象,但归根结蒂主要是一种生命现象。它不仅具有社会本体,还具有明显的生命本体、语言本体、美学本体和文化本体。且任何一个层面的文学本质往往又都以相应的文学本体为依托。而文学作为一种美的人学便集中体现了这种生命现象的基本底蕴。文学的发展永远都无法脱离“文学作为一种生命现象”为它提供的无尽的美的燃料和动力。因此文学深层的人文本质的形而下性质是其诸层本质赖以存在的灵魂。抛开了这一点,任何一种再玄乎再时髦的形而上的界定都是苍白的、没有生命力的。我国理论界对文学本质探讨的根本的弊端也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苏永旭，文学是美的人学，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 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8•
　　[2] 波斯彼罗夫•文学原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1985•
　　[3]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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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高尔基•在底层[A].余匡复译•汪义群•西方现代戏剧流派
　　作品选(1)[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5] 王逢振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辞典[M].南宁:漓江出版社,1997


　　改改吧

人与自我的关系，讲的是人要知己，最终目标是实现身心和谐，解决人类的精神危机。古老的中华智慧强调做人要有自知之明。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道德经》第三十三章），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才是最聪明的，最难能可贵的。人要了解自己很难，老子选择一个“明”字，有其深意。什么是“明”？“明”是对着黑来讲的，对着盲来讲的，“明”就是眼力好，盲是丧失了视力。看别人看得见，看自己看不见，这就是自我的盲区。老子教导我们，要让自己走出盲区，进入自我明察中去，含有非常深刻的哲理。

　　一、认识自我

　　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的问题始终是哲学家智慧关注的首要问题，建立于三千多年前的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石碑上清楚地刻着这样一条铭文——“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由此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命题，要求人要首先认识自我，他把人对自身的自然属性的认识转向了对人的内在精神的认识。他提出人的本质是灵魂，而灵魂的特点就是精神和理性，是能够自我认识的理性。人不是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物，而是普遍的、不变的理性灵魂，这才是人的本质之所在。真理就在人的理性之中，因此认识自我就是认识真理，所以他把认识自我看作是哲学的主要任务。苏格拉底的思想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提倡发展为理智主义，从而能够对人的本质问题作出理性的、思辨的思考。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有常到公园散步的习惯，一天，他正在漫步沉思时，有个孩子问他，“你是谁？”叔本华从沉思的冥想中抬起头来，对孩子说：“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如果你能告诉我我是谁，我将无比感激，受用不尽。”并不是因为孩子搅扰了他，叔本华才这么严肃地说话，实在是这位哲学大师许久以来常被“我是谁”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虽然，自古希腊时起，人们已将“认识你自己”的铭文刻在神殿之上，但千百年后人类对生命、对自我的所知所见仍然限于冰山上露出的一角，可见认识自我是多么艰难。
　　认识自我的困难在于，每个人身上都有四个组成部分的我。一是公开的我，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的部分。二是隐私的我，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部分。三是背后的我，自己不知道，别人知道的部分。四是潜在的我，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的部分。前两种可以说是浅层的，易于认识的，绝大部分人的盲点则在于后两种。自我感觉良好，时常沉溺于自恋幻觉中的人，是因为不知道背后的我，总将当面的恭维和逢迎的捧场视为全部的评价。自卑自贱自惭形秽者则失落于不知有潜在的我。
　　清除自我认识中的盲点，是一种积极的自我开拓。诚然，直至生命的终点我们都无法穷尽自我，但时时警惕自我，激励自我，当使我们不枉为人，不虚此生。人类不断成长，是因为能不断认识自我，磨练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而认识自我则是人生“自觉”的起点，人生永恒的主题。

　　二、磨练自我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中华精神之一，是人类在认识自我后首先要建立的立命之说。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起始和前提，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易传》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作了概括的经典性的表述。《彖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体运行，健动不止，生生不已，人的活动乃是效法天，故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这里阐明了效法天行之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易传》还说：“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顺乎人。”“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它把刚健当做一种最重要的品质，同时又要求刚健而中正，即不妄行，不走极端，能够坚持原则，“以冲中正”的态度来立身行事。司马迁以“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所作为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名志，说明古代圣贤即使在充满坎坷和艰辛的人生历程中，也能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来自立。这段记载反映了中华民族愈是遭受挫折、愈是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
　　在迷恋金钱、崇尚奢华的今天，强调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更有现实意义。我们要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要立志高远，积极向上，主动迎接生活的磨练。

　　三、提升自我

　　“孔颜乐处”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是人生的一个基本问题。孔子有两段著名的语录，讲到“乐”：一句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一句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被北宋周敦颐称为“孔颜之乐”，它几乎贯穿于整个宋明理学之中。
　　孔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困厄万端；颜渊一箪食，一瓢饮，穷居陋巷。这本身并无乐处可言，但孔颜化解了身处逆境或物质匮乏所引起的外感之忧，使自得其乐，体悟到一种理性的愉悦。这种快乐，乐于扬弃了外在之物、外弛之心，自我意识到自身与天道合其德，同其体，也就是体认到个体自身的内在完美，即自己所具有的真善美高度统一的自由人格。这就是一种精神境界。
　　“孔颜乐处”的提出者是北宋周敦颐，也是二程（程颢、程颐）的老师。史称周敦颐每令二程“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二程遗书》卷二上）。二程认为生活贫困无甚可乐，说“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二程遗书》卷二上）孔颜乐处在于具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精神境界和对别人“至诚恻怛之心”。程颢说，“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自豪雄。”（《秋日偶成》）又说，“云淡风清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偶感》）只要“浑然与物同体”，“反身而诚”，就会对世俗之富贵贫贱泰然处之，忘怀得失，由哀而乐，这就是孔颜乐处。
　　境界说是中国人生哲学的一大特色，这里所说的境界，是一种精神生活的方式，是中国哲学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之极至的一种精神状态、精神天地。谈到境界，禅林青原惟信大师之三种山水悟境有精辟论述。《五灯会元》卷十七记载，惟信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息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他的话阐释了修禅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这是一种从不了解自然，到对自然的困惑再到完全了解自然的过程，我们对人生的认识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一阶段：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是一个肯定的阶段，人们对世界一无所知，因此只能全盘接受当下的一切；第二阶段：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是一个否定阶段，人们学会了怀疑，有了主见，对旧世界于是有了一种否定与超越。第三阶段，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哲学上可称之为“否定之否定”。在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人对自己的一种超越。当人以智性对接世界观察万物，万物也会回到本原。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是他哲学思想中最为珍贵的一个部分。“……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论人生中的境界》），这四种境界是人与周围各方面可能有的四种关系或四种境界。
　　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习”的，也就是顺从自然来发挥自己的才能或遵守自己已有的习惯；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做事情都有他们所确切了解的目的；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其行为所及的对象，是利他的，是有益于社会公益。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他不仅认识到社会的全，还进而认识到天地之全，因而，做人，不但应对社会有贡献，也应对天地有贡献。他的所作所为，不求名，不为利，也不求闻达与回报，而在知天和尽性。他这样做，已经不属于一般的仁义，而是如道家所说，以自然行事，也就相当于大仁大义。
　　“天地境界”就是人和天地的关系，亦即哲学境界，是一种自觉有超社会、为天地立心的意义，这是一种最高、最完善的境界，是冯友兰先生伦理思想的集中表现的境界说，也是他整个新理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和最终归宿。在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人类中心主义一直占据主导，人类被看作是万物的尺度，是一切事物的评判者。这种思潮到了近代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解读“天地境界”尤为重要。人类有责任维护环境生态的完整性，人类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在分享地球有限资源的同时关心其它人和生物。“天地境界”就是讲人要有自觉，在地球上只有人类才具有理解世界、超越自我的能力，有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人类境界的试金石，如果人类不只看到了自己的利益，也看到了天地的利益，那就超越了狭隘的人生境界，进入了“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的用处，不在于增加实际的知识和才能，而是使人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使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进而体现出一种人格、胸襟和气象，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也就是他经常强调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要实现高远宏大的境界和理想离不开具体的为人处世之道，二者的互相结合是人与自我
和谐相处的重要保证。

　　四、善待自我

　　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正面和反面，正反对立面往往是互相依存的。人生有得必有失，有顺必有逆，有胜必有败，有进必有退，有荣必有辱。人生道路上并没有铺满鲜花、洒满阳光，而是时时有风雨泥泞，处处有丛林荆棘，正如辛弃疾词云“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送人》），人生常会遇到困难、挫折和逆境。遇到顺境是每个人所期待的，遇到逆境则常常是无法避免的，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顺境和逆境。命运、机遇往往是不可刻意追求的，自解得失，善处顺逆，就成为处理好人与自我关系的关键。人要善处顺逆，就要能“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能提得起，放得下，能知足常乐，安心为本。
　　1、用舍由时，进退两宽
　　苏轼词云“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沁园春》），转引自《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苏轼一生坎坷，特别是中年以后，越贬越远，越贬越低，但在对待人生顺逆上，他却是中国文人当中一个特殊的例子。上面这句词体现了苏轼的人生态度，他圆满地融合了儒家、道家和禅宗，入则奉儒，奋力进取，忧国忧民，出则道禅，洒脱一身，诗酒度日，形成了“不为外物之得失荣辱所累的超旷精神”。他一生忧患，历尽坎坷，但他没有像弱者那样，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像隐者那样，归隐江湖，从此不再过问世事；而是以老庄佛禅的处世哲学为精神武器，超然自得，随遇而安，用精神上的乐观来消解环境的险恶、物质生活的困乏。
　　孟子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所回答的是两个问题：“内圣”和“外王”。所谓“内圣”就是改造自我，使自己更美好，所谓“外王”就是改造世界，使世界更美好。儒家强调在内圣基础之上的“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儒者或儒士必须兼备“内圣”与“外王”的品格，仅有“内圣”不过是“隐”，仅有“外王”不过是官，既有“内圣”又有“外王”才能称为“士”。因此，儒家人格理想不仅是个体善的修炼，更重要的是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是济世救民。儒者对国事民瘼有真诚的关怀，努力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建功立业，即使遭到贬谪也以深沉的忧患系念天下百姓的疾苦和国家的兴亡。另一方面，儒家也有其超越精神，穷居陋巷，自得其乐，安贫乐道。孟子讲“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表现了儒者的情怀。
　　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这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然而实际上，成功的机会少，失望的时候多，于是便出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人生的最高理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达观的态度相互结合补充，几千年来影响始终不衰。
　　2、提得起，放得下
　　“放下”是禅宗里最常用的一个词。禅宗有则故事：当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位婆罗门贵族来看望他。婆罗门双手各捧一个花瓶，准备献给佛陀作礼物。佛陀对婆罗门说：“放下。”婆罗门就放下左手的花瓶。佛陀又说：“放下。”于是婆罗门又放下右手的花瓶。然而，佛陀仍旧对他说：“放下。”婆罗门茫然不解：“尊敬的佛陀，我已经两手空空，你还要我放下什么？”佛陀说：“你虽然放下了花瓶，但是你内心并没有彻底的放下执着。只有当你放下对自我感观思虑的执着、放下对外在享受的执着，你才能够从生死的轮回之中解脱出来。”人生在世，有太多的放不下。如果我们都像佛陀指示的那样能够放下，便不失为一条幸福解脱之道。
　　有人将人分为三种：提不起、放不下；提得起、放不下；提得起、放得下，第三种人是真正可担负大责任，心地坦然；提不起、放不下：芸芸众生中最多此类的人。没有担当，不愿负责，贪求享乐，却又放不下名利的追逐。提得起、放不下：此种人有担当、有进取、有能力。可是，一旦要他将到手的名位及权势放下时，却又舍不得。其实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绝不可能一直是平步青云、年年高升；有时也如登山，沿途是崎岖不平，有起也有伏。因此，只能升而不能降的人，终将引起心理上的不平衡而痛苦不堪。提得起、放得下：此种人有担当、有能力，可负大责任，心地坦然。由于大众及现实环境的需要，随时可出马；当大环境的情势改变时，随时可以放下，毫不眷恋，且更有宽广的胸襟，随时迎接另一个阶段的新发展。
　　做人处世，在用世时要“提起”，在不用世时要“放下”。人生要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能有能无、能高能低，对任何事情，成功也好，失败也罢，辉煌也好，跌倒也罢，都应有个良好的心态，有个理性的、超凡脱俗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提得起，放得下”，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学会“放得下”，能够“放得下”，这才是境界的升华。
　　3、知足常乐
　　知足常乐思想是中和之境在生活层面上的展开，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尊奉的一个重要原则，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内在人格的象征。当人生理想与现实困境发生矛盾时，知足常乐会起到说明、解释、鼓励、安慰和调剂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生问题上有两种对待：对仁、义、礼、智、信等生存问题的高要求和对名利、得失、贫富等生活问题的低要求，而知足常乐就是这种低要求的具体体现。《申鉴"杂言下》说：“德比于上，故知耻；欲比于下，故知足”，道德向上看齐，所以知耻；利欲向下看齐，所以知足。
　　生活的问题不外乎两个问题：一是名，一是利。有则故事讲：一天，宋朝徽宗皇帝出游来到长江畔的金山寺，他登上金山寺高处的一座阁楼，极目远眺江中来往如织的船只，问住持黄伯禅师：“来往的船只那么多，究竟有多少只呢？”黄伯禅师回答说：“只有两只。”徽宗不解其意，禅师就进一步解释说：“一种是寻名，一种是养利。” 徽宗顿时恍然大悟，来来往往的船只虽多，数不清楚，但追根究底，离不开追求功名和利禄两种目的。这有如《汉书"食货志》讲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名利二舟”充分体现出了禅师对世情透彻的参详。人的一生可以说与名、利这两个东西难舍难分，离开了名，人的精神需要便得不到满足，离开了利，人的物质需求便得不到满足。得不到满足，人就会不死心，就会痛苦。然而仅仅在这两方面寻求满足，则难以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因为它只是一时一己的人生私欲，脱不开一个“我”字，而要达到一个高度的道德修养就必须超越这个“我”。
　　名与利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字：欲。名望欲。物质欲，还有由这两种欲望衍生出来的权利欲，金钱欲和色欲等，这些欲望的满足是无止境的。名缰利锁，欲海权山，人皆知其害，却一叶障目，慧窍闭塞。如何应对呢？那就是“知足”。老子讲“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第四十四章）孟子讲：“养心莫善于寡欲”。欲望少了，人就不会为外物所纠缠，身体就会轻松愉快，心灵才能得到滋养。平常心最难，面对种种诱惑不为所动，需要真定力，练就一颗八风吹不动、守拙守朴的平常心，情怀淡淡，用一个“淡”字观照世间千情百态，才能懂得动静相宜、取舍有法的道理。
　　当然，知足仅仅是一种智慧或精神上的东西，无论知足还是不知足，都不能改变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处境，所以由“知足”带来的“常乐”就不是现实上的，而是一种在精神上的对名与利的超越。知足不是目的，自我修养或道德实践才是最终的目标。
　　4、安心为本
　　“安心”是个大智慧、大问题。禅宗二祖慧可，少为儒生时，博览群书，通达老庄易学。出家以后，精研三藏内典。年约四十岁时，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即断臂求师。《祖堂集》中记载，慧可问达摩祖师：请佛心印的法门，可以说给我听吗？达摩说：诸佛心法，并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他听了又问道：我心不得安宁，请大师为我说安心法门。达摩便说：你把心找出来，我便为你安心。慧可听了这话，当时便愣住了，良久，方说：找了半天心，连个影子也找不到。达摩开导他说：如能找到了，那就不是你的心了！我已经帮你安好心啦，你看到了吗？慧可恍然大悟。[1]慧可向达摩求法，其实就是为了“安心”，见师傅把自己截了回来，便把问题的实质托了出来。佛教禅宗一派传入中国，与老庄合理核心相结合，发挥了“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特点，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禅，表现出很高的人生智慧。禅语有言“平常心是道”，主张凡事持平常心，不过分追求、过分祈盼、过分喜怒哀乐，顺其自然，但求心安。如此一来，繁杂的人生问题，就变得比较简单明了。
　　唐代诗人白居易说，“心泰自身安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重题》）“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不重具在，但求心安，实在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哲学境界。白居易深知“居大不易”，于是便提出了解决人生旅途困苦寂寞的方法。他认为真正的根其实在心中。人最根本的需要，是心灵归宿，是精神家园，内心的家园往往比物质的家园更重要，抽象的家园比具体的家园更重要。心安是一种感觉，一种与充满惆怅忧郁不同的感觉，它以顺乎大道、无欲无为为核心，重视内心的宁静与平衡。
　　苏轼有词：“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岭南荒远偏僻，生活艰苦，但是有了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心情，就可以把它当作家乡。苏轼一生历经坎坷、受尽磨难，但他却能超然物外、旷达乐观，得益于他怡养身心的处世方法、平和宁静的安心之道。在他看来，一个人生命历程的长短、生命力旺盛与否，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本人先天素质的好坏、生理机能的强弱，但更重要的是“安心”处世，就是以恬淡平宁的态度对待生活，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和心境上的安宁。禅宗的“安心”、白居易的“心安”与苏东坡的“安心”有异曲同工之妙。
　　《吕氏春秋"季春纪》讲，“喜之以验其守”，“怒之以验其节”，“哀之以验其人”，“乐之以验其僻”。人在高兴时，容易得意忘形，因此要有操守之功。人在发怒时，情绪难以控制，因此要怒而不失节度。人在消沉时，容易自暴自弃，因此要脱俗嫉世，坦然面对。人在快乐时，容易乐而忘忧，因此要有节制。喜怒哀乐，讲究心性修养，其核心是安心，要做到处变不乱，荣辱不惊。
　　在任何环境中，人们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心态。良好的心态有利于正确对待客观事物，对健康也是有益；不良的心态对健康有害，甚至导致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完全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例只有9.5％。有专家保守估计，目前中国大约有2600万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其实每个人都有抑郁情绪，不及时调节就会患抑郁症，预防的主要办法就是要缓解压力，及时调整心理上的不平衡，消除和“转化”不良心理，具体就是要能够知足常乐、达观超脱、宣泄疏导、排遣自娱。
　　总之，无论就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而言，还是就社会的和谐发展而言，抑或就个体人格的健康发展而言，人类在21世纪应更加需要借助与光大优秀的中华精神。我们理当拿出自信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生存体验与生活睿智中寻找瑰宝，寻找生命力，为当下的生存、现实的关怀、生命的定位、处世的方法、价值的实现、精神的寄托、理想的达成，发挥其价值。
　　宋代大儒张载有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仁者气象”和“天地情怀”。今天我们继承中华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正是要实现这一伟大理想。“为天地立心”，就是要重建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培养尊重自然内在价值，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生民立命”，就是要调整人类的价值观，改变人类有物质而无幸福的生活品质，实现真正的发展和真正的幸福；“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继承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们所倡导的中华精神，并立足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水平进一步发展、深化，使之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发扬光大中华精神，通过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建设和谐世界，使人类永久性摆脱生态危机、人文危机、精神危机，实现人类真正的和谐共处、永久和平。

注释：
[1] 《祖堂集》卷二：（神光）则取利刀，自断左臂，置于师前。师语神光云：“诸佛菩萨求法，不以身为身，不以命为命，汝虽断臂求法，亦可在。”遂改神光名为惠可。又问：“请和尚安心。”师曰：“将心来，与汝安心。”进曰：“觅心了不可得。”师曰：“觅得岂是汝心？与汝心安竟。”达摩语惠可曰：“为汝安心竟，汝今见不？”惠可言下大悟。惠可白和尚：“今日乃知，一切诸法，本来空寂。今日乃知，菩提不远，是故菩提不动念而至萨般若海，不动念而等涅槃岸。”师云：“如是，如是。”惠可进曰：“和尚此法有文字记录不？”达摩曰：“我法以心传心，不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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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我的关系，讲的是人要知己，最终目标是实现身心和谐，解决人类的精神危机。古老的中华智慧强调做人要有自知之明。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道德经》第三十三章），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才是最聪明的，最难能可贵的。人要了解自己很难，老子选择一个“明”字，有其深意。什么是“明”？“明”是对着黑来讲的，对着盲来讲的，“明”就是眼力好，盲是丧失了视力。看别人看得见，看自己看不见，这就是自我的盲区。老子教导我们，要让自己走出盲区，进入自我明察中去，含有非常深刻的哲理。 　　一、认识自我 　　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的问题始终是哲学家智慧关注的首要问题，建立于三千多年前的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石碑上清楚地刻着这样一条铭文——“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由此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命题，要求人要首先认识自我，他把人对自身的自然属性的认识转向了对人的内在精神的认识。他提出人的本质是灵魂，而灵魂的特点就是精神和理性，是能够自我认识的理性。人不是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物，而是普遍的、不变的理性灵魂，这才是人的本质之所在。真理就在人的理性之中，因此认识自我就是认识真理，所以他把认识自我看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依我看来是人与人素质的 差异问题，最重要的是自身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要高、要具备有包容，理解、换位思考，引导善举、 多做善事，方便他人，也是方便自己，勿以善小而不为，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就是和谐的，邻里和谐，人与人之间和谐。才会有雷锋精神的出现。所以说学习雷锋精神，树立新风尚，和谐文明出现你让一让，见义勇为大家上，和谐社会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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