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孙 中 山是基 督 教徒?有这 回 事吗?
作者&投稿:芒琛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圳龙华区观澜阳基御龙山小区门口惊现一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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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不但是中国“民主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领导者,他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心灵革命”、“宗教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领袖。
少年慕道
中山先生自幼即好追求真理,当他入学读书时,就已令私塾的老师对他刮目相看。他常向母亲杨太夫人问及宇宙人生的奥秘,尤其对天地的创造,死后的问题十分好奇,常使杨太夫人惊异辞穷。十三岁时随母亲前往檀香山,据其自传中说:“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十四岁时,进入当地一间基督学校就读,校长韦理思先生对他尤其关爱。中山先生十分勤于参加每日早晚的祈祷会及主日的崇拜,对于基督教教义的认识逐日加深。十七岁时,转学圣路易学院,当时他已决志归向基督,且有受洗的意思,不料长兄得知十分震怒,命令他辍学返国。
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回到故里中山县翠亨村,见乡人愚昧无知,膜拜偶像,便对他的同伴陆皓东等人慨然长叹,并且义愤填胸,跑到北帝庙,指着偶像说:“这种人手所造的偶像,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怎么还能帮助人?我且拉断其手臂,看它是否有灵?”这事传遍了全村,引起了群众的公愤,认为他罪孽深重,便敲锣聚众。中山先生既为乡人所不容,只得离亲别乡,前往香港。此举虽不能与改教运动的马丁路德相比,却可以与以色列的民族救星、士师――基甸相媲美,乃是反对“所流传虚妄的行为”(圣经《彼得前书》1:18),也可以想象中山先生的思想信仰,乃神圣崇高,睿智不凡的。
胸怀大志
中山先生抵达香港,随即进入拔萃书院就读,课余时前往道济堂,参加聚会,又蒙区凤墀长老的循循教导,在国学与灵性上都得到造就。后由美国宣教士喜嘉理牧师在公理会为孙中山先生施洗,并于教会注册,取名“日新”(与逸先同音),乃为“得救重生”、“成为新人”之意,当时中山十八岁。大哥闻讯,大为不满,竟召其赴檀香山,并收回其分得之家产,中山先生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为防止中山先生接近教会,又时常加以监视,对此先生极其苦闷,深恐壮志消磨、委由其老师芙兰谛文,资助他回国。后入广州博学医院专攻医学,当时年仅二十岁,次年转入香港雅丽医院就读,院长康德黎博士,乃一虔诚的基督徒,(其与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得救有重大的关系。)二十七岁毕业,名列第一,各科都得一百分,而且打破了全校记录,由此可见他的智慧,乃由天而启,非同凡响。
热衷布道
孙中山先生不仅为着革命奔走,又热心传扬福音。据为中山先生施洗的喜嘉理牧师表示:中山先生传道的心志甚是坚定,倘若当时香港或附近的地方,没有完善的神学院,又有人给予资助,那么中山先生必为当代著名的宣教师了!而且以他的热枕与毅力,必定能吸引许多人信基督的。另外根据史学家罗香林教授所著《国父与欧美友好》一书,及香港基督联合会主编的《香港基督教会史》记述,孙中山先生曾于假期与喜嘉理牧师前往香山巿县布道,而且一路分售福音书刊带领友好归依救主。
推心置腹
民国无年二月孙中山先生曾复信给美以美会的高翼圣韦亚杰,信中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中山先生在致其师康德黎博士的书信中说:“吾师为余事工所献之忠诚的祈祷,实令习感。余现正努力谋中国信仰之自由,并予卜此新建之帮,必能使基督圣道日见兴旺,此则堪以告慰者也”。民国元年五月,他于广州基督教联欢大会上致词说:“兄弟今日返来,得立于二十年前从学之地,与牧师兄弟姐妹同聚一堂,诚梦想所不及……基督徒正宜发扬基督之教义,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民国十三年,中国基督教育会廿五周年庆祝大会,敦请孙中山先生致词,谓:“教会之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气,启发人民之思想,使吾人卒能摆脱民族之羁绊,正如摩西之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惟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犹游离困苦于荒凉沙漠间四十年,而必待约书亚以领之,而至迦南美地,……是欲求一团体,而当约书亚之任,以领中国人民至迦南乳蜜之地者,舍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其谁呼?”
至死不渝
孙中山先生最令人感动的,是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弥留之时。以坚贞的语气,对当时围绕他病榻的家人挚友所作的遗言,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在儒释道各教占压倒多数的中国,一般士大夫,大多噤若寒蝉,不敢公开承认基督,中山先生能够始终不渝,见证主道,可见其信仰的真诚与热烈。
同道相助
中山先生既自证其革命运动,乃受上帝之命,与恶魔争战,其数十年来的艰苦奋斗,冒险犯难,以及出死入生乃在于有上帝的保护、同道的协助。例如在港粤,则有郑士良、郑少白、陆皓东、左斗山、王甫贤、何启等;在星洲,则有林文庆、黄康衢等;在日本,则有赵明乐赵峄琴、张果等;在美国,则有司徒南达、黄旭升、毛文明、伍盘照、伍于衍、黄佩泉等,均为基督徒,也为他的患难之交。
伦敦蒙难
尤其是伦敦蒙难,正在千钧一发、九死一生之时,全靠赖他的老师香港雅丽医院院长康德黎博士的营救。康博士乃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然而若不是在檀香山偶遇康老师,中山先生就无法得知老师将返回英国,更不知其伦敦的地址了,足以证明,这一切确有上帝的奇妙安排与保守。脱险之后,孙中山先生亲笔写信给区凤墀长老说:“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似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觉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上帝施恩矣。……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户俱闭,严密异常,惟有洋役二人……前已托之传书,已为所卖,将书交于衙内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范更为加密!而可为传消息者,终必赖其他,今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简地利(按:即康德黎)万臣两师,他等一闻此事,着力异常,即报捕房,即禀外部,初时尚无人信,捕房以此二人为癫狂者,使馆全推并无其事,……初报馆亦不甚信,迨后彼二人为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沙候(首相)行文着即释放,不然即将使臣人等逐出英境。此十余日间,使馆与北京电报来往不绝,我数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计而谋耳。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藏,虽清勇阴谋,终无我何。……弟遭此大故,如浪子回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
临终遗命
由此可知孙中山先生的信仰之虔诚,祈祷之恳切,乃是一位有基督生命的信徒。当辛亥革命成功之时,中山先生在美,卢廉老先生欲为其设宴庆祝,中山先生谦虚恳辞,且谓,还须盛宴铺张,只须吃一碗面便可,并首先向上帝谢恩,谓革命之成功乃在于仰赖上帝之恩助,特以圣经《腓立比书》4: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两节经文赠与卢老先生,诚如孙中山先生的哲嗣――孙科博士于其家书中说:“父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仰上帝。”
在下道听途说,的确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