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论文啊？

怎么写《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论文~

怎么写《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论文
辛亥革命刚刚过去一百年，其历史意义我们并不太容易看得清，尤其是这场革命直接后果还在今天继续发酵的情形下，我们能够概括出的主题似乎就是革命、共和，我们能说的意义，也就是终结了清朝，终结了帝制，各方势力知进退知妥协，有坚持有让步，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和持续性的动荡。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值得张扬，值得肯定。

辛亥革命将清朝送进了历史

如同中国历代王朝结束时的大部分情形一样，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不意味着清朝末年就是那样的不堪，真的是政治上腐败，经济上危机，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其实真实的情形或许相反，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辛亥革命之所以走到那一步，既基于一系列突发事件，又有其必然的历史关联，既是清廷的宿命，又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如果从历史进程上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主要导源于两个事情，一个是清廷将责任内阁弄成了皇族内阁，另一个是铁路国有化政策导致全国性骚乱。而面对这两个事情，清廷不知退让不知妥协，或者退让迟了妥协晚了，效果也就没有了。

按照清廷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走向立宪国家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具有有限责任的政府，只有这个责任政府宣布成立了，从皇帝那里分享了权力，君主立宪体制才算走出了第一步。清廷在后来确实是这样做的，只是清廷错误理解了宪法大纲的精神，将这个事情给做砸了。在清廷宣布的十三个内阁成员名单中，皇室和皇族的成员竟然占了九名，这当然引起了立宪党人的不满。立宪党人多年来的政治追求就是希望通过政治改革分享权力，现在清廷公然堵塞了这条路，怎能不让这些改良主义者彻底失望怒火中烧？

立宪党人的愤怒并没有引起清廷的足够重视，清廷援引宪法大纲强调任命百官是皇上的专权，现在君主立宪了，满汉平等了，为什么还一定刻意强调满汉出身不同呢？清廷的解释当然具有法理上的依据，只是很难由此说服立宪党人。第一，宪法大纲那样规定皇权至上有具体的背景，因为那时的皇上是年富力强的英明君主，现在的小皇上怎能与光绪大帝比？第二，责任内阁宣布前，中央部院实行的满汉首长双轨制，汉大臣虽然比满大臣略少，但也不至于少到现在这个比例，既然说满汉平等了，不分种族和出身了，那为什么满汉比例不能随人口比例颠倒过来呢？

如果说责任内阁变成皇族内阁阻断了立宪党人在政治上的路，那么与此相联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则是从经济上剥夺了立宪党人和那些民族资本家在经济上的机会，略有“国进民退”的意思。当然，如果仅仅从铁路建设本身说，盛宣怀推出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具有正当性，因为民族资本在那之前几年捣鼓的铁路，或者技术不过关，质量不过关，或者因为资金挪用、被占，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朝廷适时出手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用四国银行团的贷款兑换各省自筹资金承建的路权，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精明的盛宣怀没有想到以立宪党人为主体的各省铁路公司特别是资金被严重挪用严重亏损的川汉铁路公司高层会用民粹主义对付他。

川汉铁路公司的做法今天看来当然是有问题的，但在那个时候，当“不明真相”的民众被动员起来了，甚至成立了保路军之类的政治组织后，朝廷的政治选择显然更值得检讨。清廷既没有开诚布公表达立场，没有适度退让，没有将经济上切实受到伤害的一般民众与铁路公司高层区别开来，而是采取鸵鸟政策，自5月至9月长达四个月的时间，竟然听之任之，拿不出办法果断止损。

长时间的僵持总不是办法，僵局总要打破。特别是当四川保路军中已经渗入许多哥老会成员甚至革命党的情况下，保路运动的性质也在变化，革命的意味也就越来越浓。9月7日，四川总督府门前发生流血惨案，三十多条生命终于打破僵局，一场改良主义的运动终于向革命急剧演化。

期待流血的肯定不是朝廷，只是既然流血了，朝廷就在道义上沦为劣势。朝廷此时如果致歉善后，妥善处理，或许还有和缓的机会，无奈清廷没有向柔性方向选择，而是选择了强力镇压。湖北新军被抽调入川了，武昌防务空虚了。更重要的是，全国持续快半年的混乱局势使新军将领新军士兵坐不住了，他们觉得自己对国家对朝廷负有责任，应该站出来说话，于是就有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湖北新军以一场军事哗变的方式表达态度，施压朝廷。一个偶然事件终于掀翻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

辛亥革命终结了两千年帝制

新军是大清国的柱石，是清廷过去十几年投入巨大创建的一支新型军队，只是这支军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没有完成职业化转型，始终对于国内政治怀有浓厚情结。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湖北新军发难，湖北军政府的成立，虽说是对朝廷施加压力，但并不一定要革命，并非执意推翻朝廷。假如清廷对湖北新军的政治要求给予积极回应，大约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不可能，清廷或许应该很容易地将那些官兵劝回军营。无奈，清廷依然没有清楚自己的处境，依然被自己的强大所迷惑，依然相信武力，相信镇压。然而，各省新军对于清廷的自信并不认同，他们不是响应清廷的号召给予配合，而是响应了湖北军政府的号召，相继宣布光复，宣布独立，宣布脱离清廷。更可怕的是，拱卫京师的新军第二十镇在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下发动滦州兵谏，要求清廷即刻下诏罪己，重回君主立宪正确轨道，尽快召集正式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干预政务，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

滦州兵谏为清廷指出了一个正确方向，清廷在随后也确实按照这个方向走了一大段，摄政王引咎辞位，下诏罪己，清廷发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撤销皇族内阁，由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组建新内阁。公平地说，清廷的这些让步和新政策都是对的，虽说迟了些，但真的认真执行，切实兑现，革命虽然已经在局部地区发生，但从总体上照样有机会重建和平，恢复秩序，重回君主立宪的轨道，大清王朝应该还有存在的机会。

清廷在滦州兵谏发生后的回应是对的，也算是及时的，袁世凯在此后的处理也是有力的坚定的，他在用强力手段压制湖北新军的同时，不忘柔性安抚，期待用政治谈判化解政治危机。在袁世凯软硬两手策略压制下，湖北军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袁世凯继续君主立宪的政治安排，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危机完全有可能很快结束。然而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真正阻力终于浮上了台面，大清王朝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那些满洲贵族的王公大臣特别是正在担负着政治责任的王公大臣却不愿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不愿就此交出已经攫取的政治权利。和平的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变革又一次遇到了重大阻力，没有革命，也就根本无法解开这个扣，革命于是再次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段。

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识时务，拒绝改革，拒绝让权，拒绝分享权力，终于激怒了北洋新军将领。被派往前线镇压湖北新军的新军第一军总统、湖广总督段祺瑞派员与革命党领袖黄兴取得联系，双方代表于1911年12月20日就中国未来政治安排达成谅解：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至此，一代中国人追求十多年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成为历史，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追求十几年的民主共和政体成了未来中国的惟一选项，守旧的不思进取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论怎样凶悍怎样颟顸，其实都成了历史，都成了被别人安排的局外人，尽管还算是利益相关者。

段祺瑞与黄兴的政治共识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正确方向，稍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孙中山既是政治对手，又成了共同劝退清帝的同盟军。在他们的努力下，南北和谈终于达成，各方力量终于就中国未来、清皇室的未来安排等达成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终于被送进了历史，从此之后，民主共和政体不论遇到怎样的挫折或艰难险阻，但中国人的民主信念却从来不曾动摇过，任何试图恢复帝制恢复专制的想法与做法再也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一丝可能性。

辛亥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

辛亥革命的目标，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来说，毫无疑问是要模仿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架构重建中国政治体制，但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手段，从孙中山开始闹革命起，模仿的却是法国大革命，即用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不惧牺牲，一次次失败，依然一次次继续，用武装暴动为中国历史发展营造了一个巨大动力。

换言之，如果我们强调清廷在最后十几年确实有过一些政治改革和政治进步的话，这个改良和进步的动力，不再是列强的压力，而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这就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十几年奋斗牺牲的意义。

辛亥革命的前半场，确实是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提供的脚本进行的，但是到了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廷阵前换将，起用先前被废弃的汉人高官袁世凯取代满洲贵族出身的陆军大臣荫昌，全权负责处理武昌起义的善后之后，南北对峙迅速由孙中山所说的满汉冲突转变为汉人之间的对决，孙中山十多年一直倡导的民族革命立马失去合法性、正当性。

更为蹊跷的是，南北对决的双方基本上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无太大关系，南北主力阵容其实都是清廷在最后十几年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新军。南方的主力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北方的主体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他们虽然分属两个系统，但毕竟都是汉人，都同样接受了近代东西洋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由于那时朝廷从来没有想到过军队中立化，而总是鼓励新式军人关心政治，于是这批近代军人到了关键时刻竟然成为左右大局的主要力量。

南北僵持了两个月之久，南方的条件非常简单，先是要求朝廷尽快答应立宪派多年来的要求，这也是朝廷预备立宪规划中已有的项目：提前立宪，立即召集正式国会。这个要求只是将规划中的项目予以提前。然而，朝廷对于这样的要求吞吞吐吐，于是弄得全国不耐烦，十四省相继起义，宣布独立，号称光复。从此，君主立宪也就成了过去，南方革命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提高了要价，要求朝廷承认民主共和，否则就诉诸武力，准备北伐，直捣龙亭。

革命党人要北伐当然也没有那么简单，问题是如果清廷一直僵持，一直不答应南方的要求，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一场混乱，或者如法国大革命那样一场持续数年的政治复仇血腥屠杀，也未必不会出现，于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面临着一场空前的考验。

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简单的中国人的中国，外国资本经过甲午战后持续进入，已经在中国经济构成中占据相当份额，持续的政治动荡不仅不合乎中国人的利益，也不合乎列强的要求，国际国内都希望南北中国人能够各让一步，达成妥协，重建秩序与和平。于是，经过漫长的南北和谈，应该说南北双方都有让步。清廷牺牲了自己的江山，以一种谁也没有想到的方式实现了晚清政治领导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万世一系，皇权永固”。假如不发生后来的帝制复辟，满洲人的小朝廷依然可以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那也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南方革命党人也有让步和牺牲。在新军将领要求下，南方革命党人没有坚持过去多年所说的“驱逐鞑虏”的政治立场，而以比较妥协比较柔性的立场尊重大清国的历史，尊重一个王朝为国家为未来作出的牺牲，在商榷清帝退位条件和文件时，尽量关照清廷统治者的感受和尊严，没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更没有进行清算，或宜将剩勇追穷寇。

现代政治就是一个妥协的协商过程，辛亥革命留给中国留给人类的最大启示，就是中国人用最古老的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共赢双赢多赢，大家都没有输。这些启迪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被淹没了掩盖了。我们今天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其实更应该用一种温情和敬意去公平地看待辛亥革命每一方参加者，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

　　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

　　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七十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

辛亥革命刚刚过去一百年，其历史意义我们并不太容易看得清，尤其是这场革命直接后果还在今天继续发酵的情形下，我们能够概括出的主题似乎就是革命、共和，我们能说的意义，也就是终结了清朝，终结了帝制，各方势力知进退知妥协，有坚持有让步，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和持续性的动荡。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值得张扬，值得肯定。

辛亥革命将清朝送进了历史

如同中国历代王朝结束时的大部分情形一样，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不意味着清朝末年就是那样的不堪，真的是政治上腐败，经济上危机，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其实真实的情形或许相反，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辛亥革命之所以走到那一步，既基于一系列突发事件，又有其必然的历史关联，既是清廷的宿命，又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如果从历史进程上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主要导源于两个事情，一个是清廷将责任内阁弄成了皇族内阁，另一个是铁路国有化政策导致全国性骚乱。而面对这两个事情，清廷不知退让不知妥协，或者退让迟了妥协晚了，效果也就没有了。

按照清廷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走向立宪国家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具有有限责任的政府，只有这个责任政府宣布成立了，从皇帝那里分享了权力，君主立宪体制才算走出了第一步。清廷在后来确实是这样做的，只是清廷错误理解了宪法大纲的精神，将这个事情给做砸了。在清廷宣布的十三个内阁成员名单中，皇室和皇族的成员竟然占了九名，这当然引起了立宪党人的不满。立宪党人多年来的政治追求就是希望通过政治改革分享权力，现在清廷公然堵塞了这条路，怎能不让这些改良主义者彻底失望怒火中烧？

立宪党人的愤怒并没有引起清廷的足够重视，清廷援引宪法大纲强调任命百官是皇上的专权，现在君主立宪了，满汉平等了，为什么还一定刻意强调满汉出身不同呢？清廷的解释当然具有法理上的依据，只是很难由此说服立宪党人。第一，宪法大纲那样规定皇权至上有具体的背景，因为那时的皇上是年富力强的英明君主，现在的小皇上怎能与光绪大帝比？第二，责任内阁宣布前，中央部院实行的满汉首长双轨制，汉大臣虽然比满大臣略少，但也不至于少到现在这个比例，既然说满汉平等了，不分种族和出身了，那为什么满汉比例不能随人口比例颠倒过来呢？

如果说责任内阁变成皇族内阁阻断了立宪党人在政治上的路，那么与此相联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则是从经济上剥夺了立宪党人和那些民族资本家在经济上的机会，略有“国进民退”的意思。当然，如果仅仅从铁路建设本身说，盛宣怀推出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具有正当性，因为民族资本在那之前几年捣鼓的铁路，或者技术不过关，质量不过关，或者因为资金挪用、被占，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朝廷适时出手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用四国银行团的贷款兑换各省自筹资金承建的路权，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精明的盛宣怀没有想到以立宪党人为主体的各省铁路公司特别是资金被严重挪用严重亏损的川汉铁路公司高层会用民粹主义对付他。

川汉铁路公司的做法今天看来当然是有问题的，但在那个时候，当“不明真相”的民众被动员起来了，甚至成立了保路军之类的政治组织后，朝廷的政治选择显然更值得检讨。清廷既没有开诚布公表达立场，没有适度退让，没有将经济上切实受到伤害的一般民众与铁路公司高层区别开来，而是采取鸵鸟政策，自5月至9月长达四个月的时间，竟然听之任之，拿不出办法果断止损。

长时间的僵持总不是办法，僵局总要打破。特别是当四川保路军中已经渗入许多哥老会成员甚至革命党的情况下，保路运动的性质也在变化，革命的意味也就越来越浓。9月7日，四川总督府门前发生流血惨案，三十多条生命终于打破僵局，一场改良主义的运动终于向革命急剧演化。

期待流血的肯定不是朝廷，只是既然流血了，朝廷就在道义上沦为劣势。朝廷此时如果致歉善后，妥善处理，或许还有和缓的机会，无奈清廷没有向柔性方向选择，而是选择了强力镇压。湖北新军被抽调入川了，武昌防务空虚了。更重要的是，全国持续快半年的混乱局势使新军将领新军士兵坐不住了，他们觉得自己对国家对朝廷负有责任，应该站出来说话，于是就有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湖北新军以一场军事哗变的方式表达态度，施压朝廷。一个偶然事件终于掀翻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

辛亥革命终结了两千年帝制

新军是大清国的柱石，是清廷过去十几年投入巨大创建的一支新型军队，只是这支军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没有完成职业化转型，始终对于国内政治怀有浓厚情结。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湖北新军发难，湖北军政府的成立，虽说是对朝廷施加压力，但并不一定要革命，并非执意推翻朝廷。假如清廷对湖北新军的政治要求给予积极回应，大约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不可能，清廷或许应该很容易地将那些官兵劝回军营。无奈，清廷依然没有清楚自己的处境，依然被自己的强大所迷惑，依然相信武力，相信镇压。然而，各省新军对于清廷的自信并不认同，他们不是响应清廷的号召给予配合，而是响应了湖北军政府的号召，相继宣布光复，宣布独立，宣布脱离清廷。更可怕的是，拱卫京师的新军第二十镇在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下发动滦州兵谏，要求清廷即刻下诏罪己，重回君主立宪正确轨道，尽快召集正式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干预政务，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

滦州兵谏为清廷指出了一个正确方向，清廷在随后也确实按照这个方向走了一大段，摄政王引咎辞位，下诏罪己，清廷发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撤销皇族内阁，由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组建新内阁。公平地说，清廷的这些让步和新政策都是对的，虽说迟了些，但真的认真执行，切实兑现，革命虽然已经在局部地区发生，但从总体上照样有机会重建和平，恢复秩序，重回君主立宪的轨道，大清王朝应该还有存在的机会。

清廷在滦州兵谏发生后的回应是对的，也算是及时的，袁世凯在此后的处理也是有力的坚定的，他在用强力手段压制湖北新军的同时，不忘柔性安抚，期待用政治谈判化解政治危机。在袁世凯软硬两手策略压制下，湖北军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袁世凯继续君主立宪的政治安排，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危机完全有可能很快结束。然而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真正阻力终于浮上了台面，大清王朝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那些满洲贵族的王公大臣特别是正在担负着政治责任的王公大臣却不愿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不愿就此交出已经攫取的政治权利。和平的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变革又一次遇到了重大阻力，没有革命，也就根本无法解开这个扣，革命于是再次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段。

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识时务，拒绝改革，拒绝让权，拒绝分享权力，终于激怒了北洋新军将领。被派往前线镇压湖北新军的新军第一军总统、湖广总督段祺瑞派员与革命党领袖黄兴取得联系，双方代表于1911年12月20日就中国未来政治安排达成谅解：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至此，一代中国人追求十多年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成为历史，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追求十几年的民主共和政体成了未来中国的惟一选项，守旧的不思进取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论怎样凶悍怎样颟顸，其实都成了历史，都成了被别人安排的局外人，尽管还算是利益相关者。

段祺瑞与黄兴的政治共识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正确方向，稍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孙中山既是政治对手，又成了共同劝退清帝的同盟军。在他们的努力下，南北和谈终于达成，各方力量终于就中国未来、清皇室的未来安排等达成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终于被送进了历史，从此之后，民主共和政体不论遇到怎样的挫折或艰难险阻，但中国人的民主信念却从来不曾动摇过，任何试图恢复帝制恢复专制的想法与做法再也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一丝可能性。

辛亥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

辛亥革命的目标，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来说，毫无疑问是要模仿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架构重建中国政治体制，但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手段，从孙中山开始闹革命起，模仿的却是法国大革命，即用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不惧牺牲，一次次失败，依然一次次继续，用武装暴动为中国历史发展营造了一个巨大动力。

换言之，如果我们强调清廷在最后十几年确实有过一些政治改革和政治进步的话，这个改良和进步的动力，不再是列强的压力，而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这就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十几年奋斗牺牲的意义。

辛亥革命的前半场，确实是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提供的脚本进行的，但是到了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廷阵前换将，起用先前被废弃的汉人高官袁世凯取代满洲贵族出身的陆军大臣荫昌，全权负责处理武昌起义的善后之后，南北对峙迅速由孙中山所说的满汉冲突转变为汉人之间的对决，孙中山十多年一直倡导的民族革命立马失去合法性、正当性。

更为蹊跷的是，南北对决的双方基本上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无太大关系，南北主力阵容其实都是清廷在最后十几年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新军。南方的主力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北方的主体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他们虽然分属两个系统，但毕竟都是汉人，都同样接受了近代东西洋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由于那时朝廷从来没有想到过军队中立化，而总是鼓励新式军人关心政治，于是这批近代军人到了关键时刻竟然成为左右大局的主要力量。

南北僵持了两个月之久，南方的条件非常简单，先是要求朝廷尽快答应立宪派多年来的要求，这也是朝廷预备立宪规划中已有的项目：提前立宪，立即召集正式国会。这个要求只是将规划中的项目予以提前。然而，朝廷对于这样的要求吞吞吐吐，于是弄得全国不耐烦，十四省相继起义，宣布独立，号称光复。从此，君主立宪也就成了过去，南方革命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提高了要价，要求朝廷承认民主共和，否则就诉诸武力，准备北伐，直捣龙亭。

革命党人要北伐当然也没有那么简单，问题是如果清廷一直僵持，一直不答应南方的要求，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一场混乱，或者如法国大革命那样一场持续数年的政治复仇血腥屠杀，也未必不会出现，于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面临着一场空前的考验。

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简单的中国人的中国，外国资本经过甲午战后持续进入，已经在中国经济构成中占据相当份额，持续的政治动荡不仅不合乎中国人的利益，也不合乎列强的要求，国际国内都希望南北中国人能够各让一步，达成妥协，重建秩序与和平。于是，经过漫长的南北和谈，应该说南北双方都有让步。清廷牺牲了自己的江山，以一种谁也没有想到的方式实现了晚清政治领导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万世一系，皇权永固”。假如不发生后来的帝制复辟，满洲人的小朝廷依然可以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那也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南方革命党人也有让步和牺牲。在新军将领要求下，南方革命党人没有坚持过去多年所说的“驱逐鞑虏”的政治立场，而以比较妥协比较柔性的立场尊重大清国的历史，尊重一个王朝为国家为未来作出的牺牲，在商榷清帝退位条件和文件时，尽量关照清廷统治者的感受和尊严，没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更没有进行清算，或宜将剩勇追穷寇。

现代政治就是一个妥协的协商过程，辛亥革命留给中国留给人类的最大启示，就是中国人用最古老的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共赢双赢多赢，大家都没有输。这些启迪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被淹没了掩盖了。我们今天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其实更应该用一种温情和敬意去公平地看待辛亥革命每一方参加者，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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