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代表型隐士有哪些？他们的政治抱负？思想追求？以及归隐的原因？

唐朝的代表隐士有哪些？他们的政治抱负？思想追求？以及归隐的原因有哪些？~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
唐代孟浩然，刚出道时很清高，就想一生做个“隐士”，漫游江河，放情山水。但隐着隐着隐不住了。三十六岁时到洛阳求仕，“居三年无所得”。四十岁时，到长安应试，“考试落第，继续谋求仕进”。“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首《临洞庭》是他献给张九龄的一首“入仕”的“敲门砖”。
隐士是与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比如魏晋文人，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既和当时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也和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就很难自拔。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心态，远离政治，避实就虚，探究玄理，乃至隐逸高蹈，就是其表现 。

南宋末年端明殿学士陈一发，他是宋代巴陵县（今岳阳县）人。他所供职的南宋中央政府被灭亡之后，屡次拒绝元朝当局高官厚禄的诏令，和妻子傅秀朝一同隐居到故园附近的青林古洞，即今岳阳县公田镇板桥村和青隐村。夫妻俩隐居时达42年之久，逝世时陈一发138岁，妻子傅秀朝142岁，成为岳阳历史上最高寿的夫妻。这对隐士夫妻创造了隐居时年龄最大（陈一发96岁，傅秀朝76岁），隐居时间最长（42年）的纪录。他们共同生活了一百年，是人们梦寐以求“百年好合”的特有典范。

林逋（bu一声）被后人称为和靖先生，北宋初年著名隐逸诗人。少孤力学，好古，通经史百家。书载性孤高自好，喜恬淡，自甘贫困，勿趋荣利。及长，漫游江淮，40余岁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以湖山为伴，相传20余年足不及城市，以布衣终身。每逢客至，叫门童子纵鹤放飞，林逋见鹤必棹舟归来。丞相王随、杭州郡守薛映均敬其为人，又爱其诗，时趋孤山与之唱和，并出俸银为之重建新宅。与范仲淹、梅尧臣有诗唱和。

危复之，字见心，抚之乐安人。宋末为太学生，师事汤汉，博览群书，好读《易》，尤工于诗。至元初，元帅郭昂屡荐为儒学官，不就。至元中，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应奉詹玉以币征之，皆弗起。隐于紫霞山中，士友私谥曰贞白先生。

　　林逋，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早年曾游历江淮间，成年后誓不做官，誓不娶妻，隐居杭州西湖孤山，二十年足迹不到城市。喜爱吟诗、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即“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他死后，宋仁宗赐谥“ 和靖先生”。幼时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书载性孤高自好，喜恬淡，勿趋荣利。长大后，曾漫游江淮间，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每逢客至，叫门童子纵鹤放飞，林逋见鹤必棹舟归来。作诗随就随弃，从不留存。
　　林和靖死后的待遇是杭州西湖的苏堤之上，建了三个“三贤堂”，其中两位是唐 林逋坐姿画像
　　[3]代白居易、宋朝苏东坡。另一位，就是终生白衣的林和靖。 　　更有甚者，宋室南渡之后，杭州变成了帝都。下令在孤山上修建皇家寺庙，山上原有的宅田墓地等完全迁出。可唯独留下了林逋的坟墓。而这也给林逋，带来了最后的祸事，南宋灭亡之后，有盗墓贼以为林逋是大名士，墓中的珍宝必定极多。于是去挖。 　　可是坟墓之中，陪葬的竟然只有一只端砚和一支玉簪。 　　端砚与男儿，那是林逋自用之物，那只玉簪呢？终生不娶的林逋到底有着怎样的往事，才让他在青年时就灰心于世途，归隐林泉终老此生？ 　　或许他的另一首以女子口吻所写的小词才是他的心声――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己平。 林逋行书
　　为林逋叹息，不如为他祝福，愿他在天上一切如意，能见到他一生怀念的人……但无论怎样，他再高洁出尘，也只是个人的情怀，清和淡雅之风敌不过刚烈直肠之辈。人类社会延续，一个民族的兴旺都离不开心怀天下的人的支撑。 　　这样的人，和他们的词，才是宋代文人的真正精华。林逋之后，一个真正的传奇正在默默无闻地耕耘，这个人的伟大，让后来以品评历代人物为己任，把刻薄当乐趣的南宋大圣人朱熹都称誉为――宋亡，而此人不亡，为国朝三百年间第一人！——转自《如果这就是宋史

　　?”宋代隐士的经济来源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家有田产，或饶于财。蒋 少入太学不遇，归隐读书，从黄庭坚游。他的家底不薄，黄山谷贬官宜州，病革将死时，以后事付与蒋 ，“山谷卒，为买棺以敛，以钱二十万具舟送归双井”。孔旼是孔子第46代孙，家“有田数百亩，赋税常为乡里先，遇岁饥，分所余周不足者，未尝计有无”。一般来讲，先前为官者归隐林泉后，都有一定数量的财产和田地，不至于穷困潦倒。他们名义上“躬耕”其中，实则依靠田租，整日里品茗、饮酒、吟诗、作文、清谈，无忧无虑，舒适悠闲。吴瑛是龙图阁学士吴遵路之子，少以父任补官，年46即上书请致仕，归隐蕲春(今属湖北)家中。“有薄田仅给伏腊。公临溪筑室，种花酿酒，家事付子弟一不问。宾客有至者，不问贤愚贵贱，与之饮酒必尽醉。公或醉卧花间，客去亦不问也。”象吴瑛这类的隐士占宋代隐士的大半，他们比较丰裕的家资，正是从事文化活动所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

　　第二，亲自耕桑钓牧，卖药售货以谋生。杨适隐居大隐山，“衣食才自给”，需“躬耕养亲”。越之隐君子杜醇“耕桑钓牧以养其亲”。胡宪“力田卖药以奉其

　　亲”。而福建泉州人崔唐臣过着“案有黄庭樽有酒，少风波处便为家”的云游隐居生活。他自己道出了生活来源：“初倒箧中，有钱百千，以其半买此舟，来往江湖间，意所欲往则从之。初不为乏，其半市杂货，时取赢以自给，粗足即已，不求有余差，愈于应举觅官时也。”

　　第三，教学授徒，得束修以糊口。宋代教育比较发达，大多数隐士都从事教育活动，既得束修以养亲糊口，又便于开展学术活动，传播文化，交流思想，乃一举多得之事。

　　第四，得到官府赏赐或官员支助。北宋初年著名隐士陈抟屡被宋太宗召见，他晚年所居华山云台观，就是太宗下诏赐钱修建的。不然，陈抟也只有住山洞的命运。荆南高季兴的四世孙高怿，不应召荐，不受恩泽，仁宗嘉其守，赐号安素处士，“诏州县岁时礼遇之，给良田五百亩。”邵雍中年以后隐居洛阳，“初至洛，蓬荜环堵，不庇风雨，躬樵爨以事父母”。后来“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诸贤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从游，为市园宅”。如果没有富弼诸人的资助，邵雍仅凭自己的财力，是难以筑起“安乐窝”并过上焚香燕坐、哺时酌饮、作诗自吟的舒适生活的。

　　但是，也有不少宋代隐士生活比较艰苦。从穿着方面看，苏云卿“布褐草履，终岁不易”。从饮食上看，周方叔“隐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之五州山，读书自娱。家贫，或时终日不得食，邻僧乞米送之”。从住宅条件看，有的隐士没有自己的住房，寓居僧舍之中。刘孟节“多寓居龙兴僧舍之西轩”。而有的隐士住宅条件也相当差，如刘愚“买宅城南，四无垣堑，萧艾数尺”。

　　孔子不饮盗泉之水，饿者不受嗟来之食，这是古代儒家传统，后世士大夫们谨守此训，虽穷困不堪而有节操，不受非义之馈赠。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在隐士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谯定为了向程颐求学，“弃家破产，疲曳妻子以从之游。及其困饥且死，不惧非义之粟而易将殒之命”。宗翼“隐面不仕，家无斗粟，怡怡如也，未尝以贫窜干人”。

　　综上所述，宋代大多数隐士生活上都有保证，这是他们从事各类文化活动，并取得成就的基本物质条件。而那些生活艰苦却谨守节操的隐士，也从未放弃追求修身养性、求志达道的人生理想，同样在文化艺术领域里耕耘，更是难能可贵。

　　二、宋代隐士的社会地位

　　荀子曰：“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历代统治者都深知隐士的社会影响，所以一方面为了寻访贤达，辅佐治国；另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装点门面，总要征聘隐士，并给予一定的社会地位。宋朝统治者也不例外，“宋兴，岩穴弓旌之招，叠见于史”。宋仁宗初年，“又置高蹈丘园科，沉沦草泽科”。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诸路搜访行义为乡里推重者，凡二十有九人。至，则馆之太学，而刘蒙以下二十二人试舍人院，赐官有差，亦足以见幽隐必达，治世之盛也。”宋高宗南渡，为中兴宋室，也注重举逸民。史载：“高宗垂意遗逸，首召布衣谯定，而尹焞以处士入讲筵。其后束帛之聘，若王忠民之忠节，张志行之高尚，刘勉之、胡宪之力学，则赐出身，俾教授本郡。或赐处士号以宠之，所以振清节，厉颓俗。如徐庭筠之不出，苏云卿之晦违，世尤称焉。”由是观之，宋代隐士与其他历史时期一样，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当然，“理、度以后，国势日迫，贤者肥遁，迄无闻焉”。这种现象在其他朝代末期也是一样。

　　具体而言，受到宋廷赐“先生”、“处士”封号和束帛等物的隐士不胜枚举。陈抟被宋太宗赐官“希夷先生”。刘易被宋仁宗赐号“退安处士”。刘易卒于宋英宗治平末年，神宗“熙宁察访定户役，诏易家用处士如七品恩，得减半，示优礼云。”著名隐士魏野生前曾被宋真宗召，躲避不见，死后，真宗下诏：“可特赠秘书省著作郎，赙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县常加存恤，二税外免其差徭。”宋真宗这种给隐士以荣誉和经济实惠的做法，无疑有其政治意图，但也提高了宋代隐士的社会地位。

　　另外，不少宋代隐士以自己的德行和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动闻名于乡间，在宋代社会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对其中的著名者，后人立祠祀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黄晞“高文古学为世称重，著书数万言”，并且黄氏“德性淳朴，服用质俭，寓居京师，学者多从之”。黄晞卒，其子“自南方来，挈旅榇，载遗书以去。过江都，稿殡于扬子寺后圃……其未葬也，川陆之经由者，识与不识，皆过其五，咨嗟留连，或为歌诗哀辞，或书名屋壁，至于木肤竹竿，题记殆遍。其无位而得民至诚而感物，近世未有也”。江都县宰罗适特建祠堂以祀黄晞。陈瑾宇国器，平阳(今属浙江)人，约生活于宋孝宗之时，苦志不酬，隐于乡间。“其行常损己益物”并靠种植而钱财行义。“初，县驿道东北皆行水中，漱淖垫没数十里，晨螟风雨，咫尺断，还往北塘。合一县之力，间乞丐大官，历年多犹未备”。而陈瑾独用一家之力，“栽石取底，东达之海，阅闰而成。坚悍可屐，甚潦不能淫。人以为君德，更号曰东塘陈氏”。陈瑾的事迹深得叶适赞赏，他叹曰：“余尝患世之富贵苟自肥，于民无毫发利益。君虽贫贱，不为身计，特作此塘，利垂无穷，可尚已。”陈傅良赞陈瑾“种德之久，仁及闾巷”，“食饥衣寒，勿问疏戚，东塘之成，通国利之”。陈瑾以自己的行义博得了民众及名人的称赏，在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是这一类隐士的典型代表。

　　虽然宋廷优礼隐士，赐予荣誉称号，给予经济实惠，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更主要的方面，还在于隐士们自己的努力，如黄晞之质朴力学、陈瑾之行义利民，从而赢得了朝野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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