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几个杨振宁的故事

作者&投稿:弘司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给我几个邓稼先和杨振宁的小故事!!!~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杨振宁讲他的故事
在中国,杨振宁的名字从知识阶层,到平民百姓,可谓家喻户晓。一位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具有这样宽泛的知名度,不仅因为他是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另一位得主是同为美籍华裔学者的李政道教授),还因为他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后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卓有成就的美籍华裔学者。
合肥小男孩从厦门走进清华园
2001年10月29日下午,杨振宁应上海市海外联谊会邀请,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作《21世纪的科技》演讲后,又以“八十自述”为题即席演讲。他用亲切的语调对大家说:“按中国旧历的算法,今天我整整八十岁!”
台下响起一片深情的掌声……

1922年,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当他未满周岁时,父亲杨武之先生考取美国公费留学,去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整整6年,他一直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亲,甚至不认识父亲。

6年过去了,父亲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母亲带着全家人从合肥老家出发,风尘仆仆地赶往厦门与父亲团聚。他们一路水陆兼程,途经上海。当杨振宁站在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大马路上,望着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往来穿梭奔驰的汽车,他的惊愕程度绝对不会逊于《子夜》里那位从乡下初到大上海的吴老太爷!尔后,他在下榻处,又第一次看到了手指一揿便会涌出哗哗流水的抽水马桶。这个富于想象的孩子第一次朦胧地感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无比伟力!

父亲任教的厦门,是一个给杨振宁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他们家住的那栋小楼就坐落在大海的边上。在那段美妙岁月里,他看到了蓝天大海无穷无尽的变化,看到了伟大宇宙无边无际的奥妙。这片广袤无垠的天地,在杨振宁的心里,种下了对大自然、对祖国河山的深深情种,以及对探索自然奥秘的无穷兴趣。

后来,父亲受聘于清华大学,一家人又去了北平。

杨振宁在清华园生活了8年,这8年恰恰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岁月。杨振宁曾多次谈到,清华园的8年,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过了半个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欣然应聘出任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近年来,在他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他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完善和发展上。

当然,在这8年里,杨振宁也跟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祖国东北三省事件,亲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自然是终身难忘的。

卢沟桥事变以后两周,杨振宁与全家人一起回到了合肥。原以为会像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一样,日本人会撤退。但事与愿违,几个月后,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回北平的梦成了泡影。

西南联大的感情链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随后就是那场人类历史上野蛮血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是一段令杨振宁,也是令整个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耻辱历史。
烽火岁月里,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合肥经汉口等地到了昆明。杨振宁在那里进了西南联大,那所在战时极负盛名的大学。父亲也在那所大学任教。
西南联大由战前中国最有声望的三所大学合并而成,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了4年本科,尔后,1942年至1944年,还是在西南联大,他又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的是物理系。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多为留学欧美归来的年轻博士。他坦率直言,在西南联大,最为成功的当推数学系,而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三位数学教授是:陈省身,华罗庚和许宝路。

说到物理系的老师们,杨振宁的眉宇间更是洋溢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怀念之情。那些当年亲手把他引入科学圣殿的业师们,都是中国物理学界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哪!

杨振宁是一个非常念旧重情的人,对于他来说,师恩终身难忘。他十分尊崇已故的赵宗尧教授,80年代,他曾与国内的物理学界同行共同撰文,赞扬赵老师在物理学研究和教育中取得的重要成就。还有吴大猷和王竹溪教授,在杨振宁的眼里,这两位老师当年的教育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杨振宁在上大学四年级时,曾就毕业论文一事求教于吴大猷教授。吴大猷当时给他出了一个题目:“群论在分子光谱学中的运用”,而分子光谱学正属于吴大猷本人当时的研究范围。在吴大猷的指导下,杨振宁完成了这篇论文。就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杨振宁第一次步入群论研究这一神奇之谷,群论在未来物理学研究空间中的重要地位,群论所展示的那种令人赞叹的奇特的美,在这位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杨振宁一生所从事的研究几乎都与群论有关。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上海籍教授王竹溪是从事统计力学研究的,一位优秀的教师对学生日后的学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杨振宁一生从事的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统计力学。

韩愈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杨振宁后来的事业,已被历史证明是超过了他的老师,但是,对他而言,没有这些优秀的甘为人梯的老师们,就不会有他杨振宁的今天。师恩难忘哪!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获硕士学位。同年,清华公费留美发榜,杨振宁榜上有名。

为了护照、签证等事,前前后后,足足拖了一年。父亲虽为教授,但战时持续通货膨胀,入不敷出,可谓捉襟见肘。迫于生活,杨振宁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他自然没有想到,这一年的教职,竟促成了他一生的美满良缘。

今天我们都同意,是她先看到我了

杨振宁说,他很感谢那一年的中学教师生活,因为那段生活使他对中学生、中学老师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特别是,在自己任教的那个班上,他认识了后来的太太、当时的学生杜致礼。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杨振宁决定在印度加尔各答搭乘去美国的运兵船。等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床位。于是,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后到达了美国。

“上岸至今,已经有56年了。”2001年10月,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大厅,对着上千位听众、同胞,他十分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跟当年父亲一样,杨振宁也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他希望著名的物理学大师费尔米做自己的导师,结果如愿以偿。

费尔米在当时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一,这位非凡的科学家同时在上述两个领域都做出了第一流的工作。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尔后,又留校教了一年书。杨振宁在芝大的力学老师是当时年龄还不到四十的泰勒教授,那位泰勒后来被誉为氢弹之父。杨振宁记得,泰勒有一种非常反传统的性格。有时候,他会在走廊上拉住你,兴致勃勃地谈他刚萌生的一个新见解。而此后不久,他又毫无惧色地纠正了自己。也许,在泰勒的10个新见解中,有9个半是错误的。但这对杨振宁一生的科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因为,科学研究,发现、揭示真理,这确实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率真和勇气,而在这份勇气中,自然也包括了敢于认识和纠正自己错误的自信和大胆。

离开芝加哥大学后,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研究院。这所独立的研究机构有二十几位专职教授,没有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位研究人员。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呆了17年。这是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17年,在那里,他邂逅了自己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书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杜致礼。
那是1949年的一次不期而遇。

“今天我们都同意,当时是她先看到我了。”杨振宁说。也许是太太不在身边,说这话时显得旁若无人。

邂逅的地点在普林斯顿的一家饭店。

“杨老师,你还认识我吗?”那天,杜致礼突然出现在杨振宁的面前,明眸含笑地问道。

人生的改变有时是从一句寻常到不能再寻常、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寒暄语开始的。 就像所有的有缘男女一样,这对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8个月后,他们喜结连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这块学术圣地中,最负盛名的人物,便是被公认为20世纪人类科学史上的骄傲的爱因斯坦,以及同样令世人高山仰止的科学大师奥本海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绿色草坪间,年轻的杨振宁经常能够看到爱因斯坦步行而来。他从来不开汽车,与他同行的,是他那位杰出的助手戈登。

与伟大的前辈同饮一池之水,自使杨振宁备享“开光”之泽,获益终生。

1957年,因提出“弱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现象”这一重大理论,年仅36岁的杨振宁与他在美国的中国同行李政道博士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居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在普林斯顿生活了17年之后,杨振宁收到了来自纽约的邀约函。纽约州正在筹建一所新的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这所大学的校长怀广纳贤才共襄盛举之心,盛情邀请杨振宁加盟,助其为新校发展出力。

杨振宁欣然受聘,前往石溪分校走马上任。这一年是1961年。

“乒乓外交”开启回国之门

1971年,在中美关系史上,先后有毛泽东邀请他的老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走上天安门、“乒乓外交”等震惊中外的大事,这一系列重要信号预示着中美关系解冻在即。

1949年以后,杨振宁一直与在上海的父母弟妹保持着联系。他曾经四度跟家人在瑞士日内瓦和香港等地见面。面对着这些世界名城的湖光山色,如画美景,与家人久别重逢的片刻喜悦却无从消除长期离别的苦涩愁情。

当他获知“乒乓外交”的信息后,立即给父亲去信,要求回国探亲。忐忑不安地,父亲将此事向有关方面作了请示汇报。很快,杨武之教授就接到来自国务院的答复:“欢迎!让你的儿子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去签证。”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建交,许多中美之间的重大外交谈判都在巴黎进行。

就这样,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便成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成绩卓著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的第一人。

杨振宁在上海华山医院见到了父亲杨武之。当时父亲已经罹病住院,但他气色不错,特别是见到爱子归来,更是喜出望外。

两年以后,杨武之教授在华山医院故世。这位老人离去时的心情当是安详自如的,因为他为社会、为祖国、为世界奉献了一个杰出优秀的儿子,而且,在他有生之年,终于能与远隔重洋的儿子在祖国重逢。

大饼油条摊的“粮票风波”

杨振宁1971年第一次回国,上海是他的第一站。他住在锦江饭店。

住进饭店的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被宣传喇叭给吵醒了。他随手取了照相机走出饭店。他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大饼摊。好香哪!大饼,油条,还有豆浆、粢饭团,这里面,有多少儿时的欢乐,多少青少年时代的往事!他走近大饼油条摊,把手伸进裤袋,袋里有弟弟杨振汉头天晚上给他的一些人民币零钱。他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在舀豆浆。

“一碗豆浆多少钱?”

“两分钱。”

掏钱。伸手接豆浆。

“同志,粮票——”

“粮票,什么粮票?”

他一脸惊愕。对方却是一脸疑惑。

他一想不妙,回身就走。豆浆也顾不上拿了。

他继续漫无目标地走,略微显得有点心神不宁。忽然,他瞥见前面不远处那一长排修剪整齐的法国梧桐树中间,有一个小男孩的身影。一定是在摸知了——真像自己的童年哪!杨振宁一时童心大发,举起手上的照相机,便要把这动人的一幕记留下来。

“不要动!”

猛然间,他听到一声断喝。他的手一哆嗦,照相机差点跌出手去。

抬头望去,那是一张警觉的脸。很认真很执著。对方示意他站在原地不要动。

那是一个对许多事许多人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时代,站在杨振宁前面的是一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市民。

那人叫来了一位正在茂名路上值勤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懂纪律的,他对杨振宁说:“你先站着,我去请示一下。”

“误会了,这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幸好,一位锦江饭店的工作人员看着杨振宁从饭店大门口走出去,见他久久不归,便走出饭店张望一下,不想正好给杨振宁解了围。

一场虚惊。

风波过后,杨振宁的父母坚持让弟弟陪哥哥同住,以免再有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他把毛主席诗词看了10天

杨振宁那一年回国,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虽然当时中国很落后,城市居民只能勉强度日,但他们生活得很自信。

在北京,杨振宁故地重游,一呆就呆了10天。
他住在长安街的北京饭店。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水印木刻的毛泽东主席的墨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杨振宁看着这两句诗想了很多很多。他的子女是美国人,而他自己、他的父母是中国人,他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十分现实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他不能不面对这些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的问题。

他反复思考的结论是:中美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杨振宁,将竭尽己力,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好转。尽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

回到美国后,这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到各处作了多场演讲,身体力行地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而奔走呼号。

1973年夏,已经步入晚年的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杨振宁。

在这次会见时,杨振宁十分吃惊地发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然对自然科学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那天,他跟杨振宁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

毛泽东把身子靠近杨振宁,兴奋地笑着,用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告诉对方:在中国,那些古代哲学家们也曾试图解释过物质的结构。这位充满睿智的老人还风趣地引用了一些古典著作中的话,这一切激发了诺贝尔奖得主的很大的兴趣。
毛泽东伸出手指,比划着问杨振宁:“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
杨振宁显然给问住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他停顿了好一阵,向对方作了一个他自己也并不满意的答复。随后,话题又转入这两个词在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并把它们放入物理学学术这个特定领域里加以比照,以找到这两个词之间的细腻区别。杨振宁认为,这一关于“理论”和“思想”的词义讨论似乎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令他印象至深。

中国在10年里有望问鼎诺贝尔奖

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至今,已经30年了。

2001年的金秋,在上海西南角的衡山宾馆11楼,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轻轻撩开南窗的窗帘,显得十分感慨:短短的几年间,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变得让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认不出来了!

杨振宁已经有7、8年没有去上海了,他本想看看市容,唤起多年以前的记忆,但他已无从找到这座城市原来所给予他的印象,他看到的是一座全新的城市!

杨振宁认为,新中国已是一个新新中国了。

杨振宁还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科技进步非常之快,而且现在还继续保持着这种进步。再过三四十年,中国一定能够居于世界科技的前沿。

当谈到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时,杨振宁十分坦率地承认,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很明智。他小时候数学好,但父亲并没有刻意地向他灌输数学知识,上初一、初二时,还让一位著名的历史教授教他《孟子》。

对于当前出现低龄出国留学现象,杨振宁的看法很辩证:一个人的目标是在学术上和科技上有所成就,那最好的办法是在国内念好的中学和大学,到国外去念研究生;假如是求得将来的生活优裕,那么低龄出国的成功率比较大。

他还认为,中国的机会比外国的机会多。

他说:“清华的学生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水平高。这话我不是随便讲的,是认真想过的。中国的学生数是美国的4倍,而中国的大学远远没有美国多。所以我说,哈佛大学学生的水平不能跟清华大学比。中国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一开始有吃亏的地方,这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注意稳扎稳打所以导致学生的胆子小,一开始手脚放不开,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步子也快了。”

谈及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在本土问鼎诺贝尔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信心十足地回答:“20年完全可以,10年里希望也很大!”

他说,他对冯友兰晚年提出的“旧邦新命”论完全赞同。

“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在21世纪是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旧邦中生长出来的新的国家。对于21世纪的世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哪!”






杨振宁 (Chen Ning Yang) 1922年9月22日出生于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原籍安徽省原凤阳府。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字武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杨振宁1938年至1944年在中国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读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杨振宁的学士论文的导师是吴大猷,硕士论文导师是王竹溪。1945年赴美求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58年至1979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和波兰、美国等6所院校的物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66年起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艾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5月21日正式退休,石溪分校同日将理论物理研究所命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同年被该校授予一等荣誉博士学位。
杨振宁于1956年与李政道教授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因而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原理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对称性的认识,为人们正确认识微观粒子世界开辟了新天地。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大大促进了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的研究。在粒子物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另外,杨振宁还是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诸多领域中重要研究方向的先驱和奠基人。

1971年以来,他多次到中国探亲、访问和讲学,同时努力帮助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在美进行科研和学习,在促进中美科技交流和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1998年6月,清华大学授予杨振宁为清华大学名誉教授,1994年6月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夫人杜致札(已故)是杜聿明的女儿,她是杨振宁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时的学生。他们于1950年结婚,生有两子一女:长子杨光诺、次子杨光宇和女儿杨又礼。
2004年12月24日,杨振宁与潮汕女子翁帆在汕头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4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他出生不满周岁,父亲杨武之考取公费留美生而出国了。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1年多的时间教了他3千个字。杨振宁在6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1928年杨振宁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一见面就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他背,他就都背出来了。杨振宁回忆道:'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奖了我一支钢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振宁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是在1938年,他才16岁。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大学毕业,旋即进入西南联大的研究院。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考上了公费留美生,于1945年赴美进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

杨振宁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临时由清华北大南开临时组建的临时性大学,当时杨全科都是十分优秀,许渊充是尚健在的著名翻译家,当时跟杨同学,在其回忆录里说当时许的英语自恃很强,但一次考试结束,发现还一人,眉清目秀,特俊俏的一个男生竟然比他还强,私下一打听,才知道杨全科都优秀,各科学问都很精湛,后来杨辗转去了美国,后来获得了诺奖,许回忆说当时杨不论学习,各方面都强,还会做些老体诗,人瑞一个啊。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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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与邓稼先的友谊(徐胜蓝、孟东明)

1964年10月,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了一团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之后,第一颗氢弹又放出炫目的光芒。这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都知道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氢弹之父”,然而,中国的“两弹”元勋是谁?

1986年6月,中国各大报纸均在首要位置介绍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

名字鲜为人知 功绩举世瞩目

“两弹”元勋——邓稼先

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1986年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

核工业部为表彰邓稼先20多年来为发展我国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使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他学习。

邓稼先可歌可泣的优秀事迹,他那伟大的抱负和精忠报国的感人精神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外国有一本书,题为《比一千颗太阳还亮》。邓稼先献身的事业,亮过一千颗太阳!他从34岁接到命令研制中国的“大炮仗”以来,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隐姓埋名进入戈壁滩。20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任何人在报刊上占过巴掌大的版面。他们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人们常常忘记他们,只有当“大炮仗”的冲击波冲击各国地震监测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瞩目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们的存在……

1986年7月29日,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

全国上下为这位中华精英过早离开人世而感到悲痛。

他的朋友们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献给他一支挽歌——《怀念邓稼先院长》:

天府杨柳塞上烟,
问君此去几时还?
……
实验场上惊雷动,
江河源头捷报传。
……
不知邓老今何在?
忠魂长眠长江畔。

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写道:

踏遍戈壁共草原,
三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君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哀君早辞世,
功勋泽人间。

国务院总理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邓稼先的追悼会,他说:“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

“稼先逝世,我极悲痛”。邓稼先的岳父、全国政协副主席、90高龄的许德珩老人在他送的大幅挽幛上这样悼念邓稼先。

在地球的另一面,远隔万里重洋的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打来了唁电。

杨振宁先生和邓稼先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让我们读一读北京医科大学许鹿希教授撰写的《怀念稼先》中的第八节《半个世纪的友谊》的一段吧!

“文革”初期,氢弹爆炸了,但核武器的研制并没有到头。可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年代,就连稼先他们核武器研究院也未能幸免。林彪、“四人帮”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稼先等十几位理论部的负责人。稼先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时只要说一句违心的话,就会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他顽强地顶着,处境很危险。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似乎苍天有眼,1971年杨振宁先生从纽约经巴黎飞抵上海。下飞机后,开列了他要见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张名单很快传到中央,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会客。不久,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结束了。

杨振宁先生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这次会晤对稼先来讲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全家人从心底深深地感激他。

杨先生与稼先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两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两家人又住隔壁。邓父邓以蜇和杨父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杨振宁教授的弟弟杨振平与稼先也很要好。少年时代的稼先与少年杨振宁总在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比赛爬树。上中学稼先和杨振宁都同在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比稼先高两级,后来他们两人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解放前夕,稼先和杨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稼先就与他们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

自1971年以后,杨先生多次回来访问、讲学。稼先与他总少不了叙旧聊天。有一次杨先生到我们家,他说想和稼先一起骑车去颐和园。为安全起见,这样的要求我们着实不敢答应他。还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可不是嘛,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他和洪朝生(现在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回想起这些往事,杨先生与稼先都笑了。

后来,杨先生多次送书给稼先,有《杨振宁论文选集》,有《读书教学四十年》等,都写着“稼先”或“稼先弟”存念。稼先60寿辰时,杨先生特意送他一副国际象棋。稼先住院后,杨先生到医院看他,并且为他找特效药。最后一次,杨先生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鲜花象征着两人永存的友谊,正像杨先生给我的唁电中所说的:“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最后,我想以杨振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我这篇怀念文章的结束语: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稼先没有虚度此生!

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在宋健、周光召等陪同下来到八宝山公墓,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挚友邓稼先。

深秋的北京,瑟瑟秋风给人们带来寒意。八宝山公墓在安放骨灰的灵堂外面庭院里搭起了一个灵堂,邓稼先的巨幅遗像前摆着杨振宁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挽”。

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

祭奠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女士按照邓稼先生前嘱托,向杨振宁赠送一套安徽出产的石刻文房用具,上面写着“振宁、致礼存念稼先敬留”。许鹿希女士深情地说,这套文房用具象征着邓稼先和杨振宁的乡情和友谊。

邓稼先是杨振宁的中学、大学同学,他为中国的核事业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然而,过去中国并没有在报刊重点宣传、表彰他。1986年6月,邓稼先病重期间,杨振宁去医院探望他。后来,杨振宁又向中央领导同志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早就应该把对中国、对国际有贡献的科学家介绍出来。

杨振宁非常敬重邓稼先,他说:“邓稼先是中国的帅才,他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绝对信任,也能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又说:“中国高层人士选定他当领导者来研究原子弹,这位人士是很有眼光的人。我认识邓稼先,又认识美国的奥本海默和泰勒。这三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邓稼先随和、腼腆,又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当初美国的格罗夫斯将军也聘任了没有行政经验的奥本海默当主持人,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稼先的个性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种帅才。我收集了许多邓稼先的材料,我期待有一天有人能写篇有关邓稼先的传记,我希望传记能把他对中国的贡献详细表达出来。”

历史没有忘记他们!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6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长达12集的电视片:《让历史告诉未来》。在第8集里,有这样的画面和解说: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壮丽场面展现在荧光屏上,欣喜若狂的中国人民、套红的《人民日报》号外……,邓稼先先生的高大身躯也出现在荧光屏上。

……

“1971年,当杨振宁得知,中国两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制造成的,他离开宴席走进了洗手间,那时,他已是泪流满面了!”

(选自《杨振宁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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