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 高基 宋濂并称我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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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启 、高基和宋濂并称我国( )~

(1310~1381)明初散文家,字景溪,号潜溪,浙江金华人。自幼好学,早年师从散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人,少负文名,元至正九年被荐为翰林编修,他固辞不就,隐居山中。朱元璋称帝后,任命他为文学顾问、江南儒学提举,授太子经。洪武二年(1369)奉旨修《元史》,后因涉案被请四川茂州,途中病故,正德时追谥文宪。宋濂推崇宗经。认为只有孔子之文“才称之为文”,“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文原》),对于违背“温柔敦厚”传统的文章一律采取否定态度。他擅长散文创作,尤以传记文成就突出。代表作《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文章人物形象生动鲜活,宋濂善于抓住一些细节展现人物性格,并通过个性化语言的运用刻划人物,艺术成就较高。他的写景散文数量亦不少,且风格近似欧阳修,文笔清新,写景状物生动,不事雕琢,代表作有《桃花涧修禊诗序》、《环翠亭记》等。宋濂亲自经历了元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故他的文章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往往在生动的描述中包含着寓意深刻的哲理,具有较强的思想性,明太祖朱元璋推其为“开国文臣之首”。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曾受业于浙东大儒吴
莱、柳贯、黄潽。元末隐居于乡里,一度信奉道教。至正二十年(1360)为朱元璋所征
召,明开国后为《元史》总裁,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明初朝廷“一代礼乐制作,
濂所裁定者居多”,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后因其孙宋慎受胡惟
庸一案牵连,全家谪徙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有《宋学士文集》。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
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
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
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
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
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
(《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
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
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
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
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
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
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
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
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
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
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
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
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
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
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
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
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
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
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
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
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
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
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
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明初诗文三大家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宋濂
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现在浙江义乌)人。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
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炎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刘基
刘基,字伯温,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六月十五日,卒于明洪武八年(1375),终年65岁,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南田镇武阳村人(旧属处州府青田县),故时人称他为刘青田。明洪武三年(1370)封诚意伯,人们又称他为刘诚意。他死后139年,即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被追赠太师,谥号文成,因而后人又称他刘文成。文成县是1948年析置的新县,县名就是为了纪念刘基。
刘基出身名门望族,自幼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元至顺四年{1333年)23岁的刘基,一举考中进士,开始步人仕途生涯。他立志报国,但朝廷昏庸腐败,使他20余年的宦海生涯屡遭磨难贬抑。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接受朱元璋的邀请,成为参赞军务的谋士,为明王朝的建立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他为人刚直,胆识过人,朱元璋尊其为“吾子房(张良)也”。民间有“上有诸葛孔明,下有刘基伯温”的称道。
至正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攻下了南京外围的重镇太平,杀了朱元璋的养子朱文逊及守将花云。他还在太平立国,自称皇帝。调集舟师,从江州向东直指应天。声称此役有张士诚配合,攻陷应天,指日可待。在陈友谅的嚣张气焰面前,朱元璋的部将感到局势紧张。有的主张出城决一死战,有的主张弃城转移,也有的主张献城投降。诸说纷纭,莫衷一是。朱元璋也一时拿不定主意,便问站在一边默不作语的刘基。刘基斩钉截铁地回答,先斩主降者和言逃者,才能破敌获胜。他说,陈友谅劫主称帝,骄横一世,其心无日不忘金陵。现在气势汹汹,顺江东下,乃是向我示威,逼我退让。我们不能让其得逞,只有坚决抵抗。他又说,常言道,后举者胜,陈友谅虽兵骄将悍,但他们行军千里来犯我,既是疲军,又是不义,而我们后发制人,以逸待劳,待敌深入后,我以伏兵击之,自当必胜。这一仗对我们来说关系重大,一定要打好。刘基的一番话,坚定了朱元璋抗击的决心,他采纳了刘基的计策,巧出奇兵打败了陈友谅的进攻。朱元璋不仅取得了保卫应天的胜利,还一鼓作气收复了太平。巩固了金陵这块根据地。此役仅在刘基投奔后的两个月,充分显示了刘基卓越的军事才能。
陈友谅虽退守江西、湖北一带,但他和张士诚仍然是朱元璋的主要劲敌。为了扫平群雄,北定中原,最后推翻元朝政权,朱元璋军中对东张西陈两个战略方向,持有不同的看法。多数将领主张先易后难,即先打张士诚。这一战略思想对朱元璋也产生了影响。
刘基的主张则相反,他认为张士诚生性怯弱,胸无大志,只求自保,这种人不足为虑。陈友谅野心勃勃,力量也强,又据长江上游,对我威胁最大。若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定会乘虚攻我;可是如果先讨伐陈友谅,张士诚则不一定敢轻举妄动。故当先除陈。陈氏一灭,张氏自孤,存亡便由我了。陈张既平,就可拥麾北上,席卷中原,大业便可告成了。刘基的分析高瞻远瞩,应该说是朱元璋扫平四海、建立大业的唯一正确战略方案。朱元璋采纳刘基之计,决定先征陈友谅,再攻张士诚,在全面胜利的道路上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亲率三军溯长江西征陈友谅。先攻安庆不克,刘基知陈友谅重兵驻防安庆,其老巢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必定空虚,便建言马上转攻江州,果然一举而下,陈友谅弃逃武昌。不久,陈友谅部臣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以保留部队为条件前来议降,朱元璋从刘基劝,接受胡的条件。胡降,其他守将见此纷纷前来纳款,整个江西很快并入朱元璋的版图。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北上解小明王韩林儿安丰被围之际,从武昌率军倾城而出,围攻洪都;想守回这一重镇。守将朱文正力拒抵抗,两军相持多日。七月,朱元璋率大军南下,与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上。刘基日夜侍随朱元璋左右,参与军机。两军鏖战,血染湖水,双方死伤惨重,最后在湖面上相持不下。这时刘基向朱元璋献计,建议派重兵扼守鄱阳湖四周出口之处,以困陈友谅。不久,陈友谅率残军突围。想从小港汊口处逃窜,结果被朱元璋军扼住。陈友谅战死,余军大溃。消灭陈友谅势力以后,朱元璋马不停蹄,立即又挥戈东进,征伐张士诚。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攻占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张士诚走投无路,自缢身死。自此长江中下游地区尽归朱元璋所有。朱元璋对刘基说:“先生是我创立江山的第一等功臣。”
刘基还有许多出其不意的战术,每遇战事往往以奇计制胜。在打江州时,他见江州城墙沿江而筑,又很低矮,便授意在战舰上建造云梯天桥。夜间驶到城墙脚下,将天桥架在城墙上,士兵缘梯而上,顺利破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他奔母丧从处州返金陵,途经严州(今浙江建德县),正适张士诚部来犯,严州守将李文忠要出兵迎击,刘基劝阻说,不出三日,敌人会自己退走,到时出兵追击,可获大胜。李文忠听从了刘基的劝说。第三天黎明,敌军果退,李文忠出击,大胜而归。
刘基的运筹帷幄、神机妙算不仅使同僚下属钦佩不已,也博得了朱元璋的信任与尊敬。朱元璋将他比作汉代谋臣张良、尊称他“老先生”而不呼其名,经常和他一起商量军政大事,有时遇有重大决策,仅召他一人进密室相议,一谈便是半日。朱元璋有时对他几乎到了依赖的程度。刘基母亲故世,他想告假回乡奔丧,朱元璋舍不得他离开,婉言挽留而不准假。后来勉强准了,还不时写信到青田乡里请教军政大计,刘基则详细分析答复,总使朱元璋非常满意。尽管这样,最后朱元璋还是提前召他回来。见人主如此诚意待己,刘基也以朱元璋为不世之遇,悉心辅佐,知无不言,为朱氏大明王朝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高启
明代诗人。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元末曾隐居吴淞江畔的青丘,因自号青丘子。明初受诏入朝修《元史》,授翰林院编修。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拟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赴,返青丘授徒自给。后被朱元璋借苏州知府魏观一案腰斩于南京。高启为明初著名诗人,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其诗雄健有力,富有才情,开始改变元末以来缛丽的诗风。学诗兼采众家之长,无偏执之病。但从汉魏一直摹拟到宋人,又死于盛年,未能熔铸创造出独立的风格。反映人民生活的诗质朴真切,富有生活气息。吊古或抒写怀抱之作寄托了较深的感慨,风格雄劲奔放。有诗集《高太史大全集》,文集《凫藻集》,词集《扣舷集》。
高启为人孤高耿介,思想以儒家为本,兼受释、道影响。他厌倦朝政,不羡功名利禄。因此,洪武三年(1370)秋,朱元璋拟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受,被赐金放还;但朱元璋怀疑他作诗讽刺自己,对他产生忌恨。高启返青丘后,以教书治田自给。苏州知府魏观修复府治旧基,高启为此撰写了《上梁文》。因府治旧基原为张士诚宫址,有人诬告魏观有反心,魏被诛;高启也受株连腰斩。
高启青年时代即有诗名,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其文学思想,主张取法于汉魏晋唐各代,师古之后成家,认为要"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独庵集序》)。但他死于盛年,尚未能够达到自成一家的目的。他的诗体制不一,风格多样,学习汉魏晋唐诸体,均有模拟痕迹。不过他才思俊逸,诗歌多有佳作,为明代最优秀诗人之一。
高启作官只有三年,长期居于乡里,故其部分诗歌描写了农民劳动生活,如《牧牛词》、《捕鱼词》、《养蚕词》、《射鸭词》、《伐木词》、《打麦词》、《采茶词》、《田家行》、《看刈禾》等。这些诗没有把田园生活理想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剥削和人民疾苦。如《湖州歌送陈太守》写:"草茫茫,水汩汩。上田芜,下田没,中田有麦牛尾稀,种成未足输官物。侯来桑下摇玉珂,听侬试唱湖州歌。湖州歌,悄终阕,几家愁苦荒村月。"又如《练圻老人农隐》、《过奉口战场》、《闻长枪兵至出越城夜投龛山》、《大水》等诗,还描写了农民在天灾兵燹下的苦难。这些作品,是高启诗歌中的精华部分。
高启诗中十之八九是个人述志感怀、游山玩景以及酬答友人之作。这类诗歌,有时也对统治阶级微露讽刺。如五古《寓感》其七云:"大道本夷直,末路生险□,杯酒出肺肝,须臾起相疑。田□排窦婴,赵高诬李斯。倾挤不少假,权宠实灾基。"对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进行了揭露。又如他去官后的《太白三章》之三:"新丰主人莫相忽,人奴亦有封侯骨。"实际上是讥讽明朝新贵的。但高启思想比较复杂,他也写了不少感沐皇恩、遁世消极的诗,未能摆脱自身的阶级局限性。
高启诗在艺术上有一定特色。首先,他的某些诗崇尚写实,描摹景物时细致入微。如"江黄连渚雾,野白满田冰";"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犬随春□女,鸡唤晓耕人"等句,均产生于生活实感,新颖逼真。其次,注重含蓄,韵味深长。如《凿渠谣》:"凿渠深,一十寻;凿渠广,八十丈。凿渠未苦莫嗟吁,黄河曾开千丈余。君不见,贾尚书。"只是寥寥数句,收煞处戛然而止,给人以深远的回味。再次,用典不多,力求通畅,有些只有数句的小诗,更具有民歌风味。如《子夜四时歌》之二:"红妆何草草,晚出南湖道。不忍便回舟,荷花似郎好。"明白如话,亲切动人。这些诗的创作,与他乡居时多与下层人民接近有关。高启的诗,对明代诗歌影响较广,以致有人把他誉为明代诗人之冠。
高启也写词,大多内容平泛,情调低沉,逊于他的诗作。他的散文,独创性不多,但《书博鸡者事》一文很有光采,它塑造了一个敢同豪绅斗争的义勇少年形象,语言凝炼,情节动人,有唐人传奇之风。
高启著作,诗歌数量较多,初编有5集,2000余首;后自编为《缶鸣集》,存937首。景泰元年(1450),徐庸搜集遗篇,编为《高太史大全集》,今通行《四部丛刊》中,《高太史大全集》即据此影印。高启的词编为《扣舷集》,文编为《凫藻集》,另刊于世。
后因为文章触犯朱元章,被腰斩与南京城!据传说高启被腰斩后并未死去,但是朱元璋亲自监斩,高启被拦腰截断后,用手蘸自己的血连写三个"惨"字.自此后朱元璋夜夜做噩梦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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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刘基、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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