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论文

高中历史论文格式~

历史论文的标准格式
⑴ 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语词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应避免使用的不常见的省略词,首字母缩写字,字符,代号和公式,字数一般不宜超过20个题名用语.
⑵ 作者姓名和单位,两人以上,一般按贡献大小排列名次. ① 文责自负;②记录成果;③便于检索
⑶ 摘要:是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中文摘要一般不会超过300字,不阅读全文,即可从中获得重要信息.外文250实词. 包括:①本研究重要性;②主要研究内容,使用方法;③总研究成果,突出的新见解,阐明最终结论.重点是结果和结论.
⑷ 关键词.是从论文中选取出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一般3-7个,有专用《主题词表》.
⑸ 引言.回来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范围,相关领域的前,人工作和知识布局,理论基础和分析,研究设想,研究方法,预期结果和意义.
⑹ 正文
⑺ 结论:是指全文最终的,总体的结论,而不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要求准确,完整,明晰,精练.
⑻ 致谢:是对论文写作有过帮助的人表示谢意,要求态度诚恳,文字简洁.
⑼ 参考文献表(注释),文中直接引用过的各种参考文献,均应开列,格式包括作者,题目和出版事项(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始页码)连续出版物依次注明出版物名称,出版日期和期数,起止页码. ⑽ 附录:在论文中注明附后的文字图表等.

我觉得论文格式都是定的，高中和大学论文的区别应该在于内容质量上，而不是格式上

李鸿章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百日维新历史论文（题目自拟，可以从中摘抄800左右非常简单）

1898年（夏历戊戌年）中国维新派在清光绪帝支持下推行的革新运动。又称戊戌维新、戊戌变法。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希望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争取国家富强。维新派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设立学堂，宣传变法主张，受到少数官僚赞助。光绪接受维新派改革方案，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不要以为我打错了，没错，是“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在103天里颁布数十条维新诏令。新政主要内容为倡办新式企业、奖励发明创造；设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学校，提倡西学；裁汰冗员，削减旧军，重练海陆军。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等“六君子”被杀害。新政全部取消，“百日维新”失败。
百日维新
[编辑本段]详细介绍
自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起，至同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自是日起，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二十八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时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这是他们君臣初次会见。康利用这次面谈机会，重申其全面变法的主张。首先陈述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到了生死关头，非尽变旧法不能自强。光绪同意，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又指出，近年来并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结果必至无功。认为欲变法必先改订制度法律，否则只是变事，不是变法，要求光绪帝“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并说他研究过各国变法的情形，西方各国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三十年而强，相信中国只要认真变法，三年可以自立。光绪帝认为他讲的条理很详备。康又问:“皇上既知非变法不可，为何久而不举，坐视国家危亡?”光绪嘘睨帘外，叹道:“奈掣肘何!”康领会光绪帝是顾虑慈禧太后阻挠，故此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指出，现在当朝大臣多老朽守旧，不懂世界大势，皇上若欲变法，不能依靠守旧大臣，只有擢用有才干的小臣，给以官职，准许他们上条陈，若有真才实学，予以破格重用，令其办理新政。至于守旧大臣，可保持他们原来的俸禄，使其无失位的恐惧，他们便不会阻挠新政了。这是康有为在新旧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光绪皇帝设计的一种带有妥协性的变法策略。康还建议，以后凡变法之事，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则大臣虽守旧，亦“无从议驳”。为了选拔和造就人才，康又建议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强调翻译西书和派人出国游学、游历；并对答了如何筹款以解决财政困难等问题。对康所言，光绪帝均表同意，最后又表示:“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康有为大为兴奋，在这不同寻常的百日之内，他和其他维新人士一起，忧国阽危，呕心沥血，屡上新政奏议，频呈自撰之变法书籍，对变法维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光绪皇帝亦“深观时变，力图自强”，“政厉雷霆”，“令如流水”，发布了180条新政诏令，使这昙花一现的百日，曾是一个“谕旨雷厉风行，人心为之一振”的时刻。主要内容有:
一、选拔维新人才。这是维新派呼吁最强烈、顽固派最敏感、也最忌讳、光绪帝想做而又最有顾虑的一个问题。百日维新伊始，光绪帝接连谕令朝廷大臣举贤任能，令各省督抚向朝廷保荐品学端正、通达时务的优秀人才参与变法新政。四月二十五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此后，湖南巡抚陈宝箴、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又分别保荐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人，均为光绪帝所采用。光绪本拟重用康有为，因荣禄、刚毅等顽固大臣阻挠，只给了他一个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衔小官。梁启超也被召见，委为六品衔办理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按清朝成例，四品以上高官才能被皇帝召见，今康以主事、梁以布衣被召见，故梁启超说是“咸丰以来四十年未有之创举”，显示了光绪帝真心提拔维新人才的意向。但是按清朝惯例，举人一旦被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低不失为内阁中书。可见康、梁的待遇不是破格提拔，而是被破格压低了。这反映了维新派力量弱小、光绪皇帝无权的严酷现实。按照康有为的规划，大量任用维新人士最根本的办法是开设制度局，但在顽固派坚决抵制下，未能实现。故百日维新中，只能零零星星地提拔几个维新人士。在变法新政的实际执行机构总理衙门中，只有帝党大臣张荫桓和章京张元济倾向维新，新添的维新人士仅康有为一人。在负责转递士民上书的 都察院中，只有原来的御史杨深秀与宋伯鲁倾向维新，此外没有提拔维新人才。在六部中，仅礼部经过一次严重冲突，将礼部六堂官全部撤换，以倾向维新的原仓场侍郎李端？为尚书，原少詹士王锡蕃、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侍读学士徐致靖分别为左右侍郎，但后党骨干裕禄仍为尚书，且位在李端？之前，左、右侍郎亦分别配以守旧人物寿耆和萨廉。而这已然是维新党在人事方面的最大胜利了。光绪帝任用维新人士最堪注意的是在军机处中选拔了所谓“军机四卿”――七月二十日颁谕宣布，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行政事宜”。官位虽不高，职务很重要，具体负责草拟新政谕旨，阅看臣工奏章，帮助光绪帝处理新政事务，实则参预枢机，隐夺军机大臣之权，时人目为“宰相”，是百日维新中维新人士占据的最要害的岗位。可惜礼部堂官的撤换和军机四卿的任用，离戊戌政变仅半个月，实际未起多大作用。
二、文教改革。又包括两个方面:1.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百日维新开始以前，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即已多次上折痛陈八股取士制度的严重危害，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被召见时，又当面向光绪帝历数八股之害，要求废止，得到光绪帝允准。次日，康即命御史宋伯鲁上奏其早已代拟好的《请改八股为策论折》，要求各级科举考试，一律废止八股文体，改试策论。光绪帝接受此建议。为避免顽固派的阻挠，不将此事下部议，在请准慈禧后，即于五月初五颁布上谕，宣布:自下科起，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即八股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五月十二日、六月初一、七月初三又连下三次谕旨，令各省生童岁科试即行改为策论，不必候至下届；又对考试的场次和考试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并宣布废朝考之制。至此，维新派废除八股取士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以至“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科举制度，只是改革了考试的内容和文体。过去以八股文取士，考试内容均系“四书”、“五经”，改行“策论”取士后，“四书”、“五经”仍旧保留，仅增加了中国历史和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法律知识。在这一点上，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并无原则差异。这既是维新派考虑到数百万八股士人的出路而不能不作出的让步；也反映了他们自己未能完全摆脱旧经典的束缚。2.创办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取士之诏颁行后，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又屡上奏折，主张在全国创办近代化学堂，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兼习中学、西学，得到光绪帝的支持。四月二十三日发布的“明定国是诏”即明令首先举办京师大学堂，以“为各行省之倡”。五月十五日颁渝批准总理衙门拟奏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委派孙家鼐办理大学堂事务，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自是正式开办。二十二日又谕令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及民间的祠庙“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省会改设高等学校，郡改设中学，州县改设小学。以后又陆续颁谕，令各省筹办矿务、海军、农务、编译、医学、茶务等专门学堂；设立译书机构，翻译外国新书，提倡出国游历、游学等。但各省督抚对光绪帝的谕令均熟视无睹，延宕不办，结果仅京师大学堂正式创办并成为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其他各地均遭到各种阻挠而举动寥寥。
三、经济改革。康有为等维新派关于经济改革的主导思想，是对农、工、商业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进行全面改造，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工业方面，强调奖励发明创造和允许民间筹资设厂。在商业方面，批判封建统治阶级“重本抑末”思想，阐明“商若能盛，国以富强”的道理，建议在中国设立商部，各省设立商务局。在农业方面，强调农业是根本，提倡以西法治农。光绪帝 接受康有为主张，屡颁经济改革渝令，包括如下内容:1.保护及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2.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3.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或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4.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5.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6.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等等。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办理新政外，其余皆置若罔闻，借故推托，如对设立商务局一事，各省一直拖延未办。光绪帝异常愤怒，曾严旨切责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1822―1905)。但直至政变爆发，经济改革收效甚微。
四、政治改革。包括两个方面:1.官制改革。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对于政治改革最主要的主张是设立制度局作为议政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并于中央成立12局，作为推行新政的执行机构。这一主张虽得到光绪帝支持，却遭到顽固派大臣拼死反对，未能实现。康有为对改革官制的另一重要主张是区别“官”与“差”，即以虚官高位位置老臣，而办实事的重要差使一定要委任通达之才，即所谓“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贤能”；在对待官制改革和裁冗署问题上，主张持慎重态度。但光绪帝由于长期受后党顽固派压制，很想在变法时惩治后党大臣，所以没有完全听从康有为的劝告，而是采纳了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1861―1933)提出的裁冗官的建议，于七月十四日发布上谕，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仅管疏销之盐道，各省同道佐贰等官，并无地方之责者，均著裁汰。这些冗衙冗官本应裁汰，但由于事先未对大批被裁官员的出路作适当安置，所以矛盾空前激化，守旧派对维新派更加切齿痛恨，“必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加速了政变的到来。此为改革派急躁冒进、疏于策略的表现之一。2.广开言路，鼓励上书言事。按原来清朝定例，不仅普通百姓，即使四品以下京官和三品以下地方官亦无资格上奏章。六月十五日、七月十七日、二十八日先后发布谕旨，宣布大小臣工及一般士民均有权上书言事，各部官员上书，由各堂官代奏；士民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地方士民上书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而且规定“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同时又发布谕旨，鼓励各地开设报馆，发行报纸，并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此外，在军事上还谕令裁汰旧军，以西法练兵，筹建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等等。
总之，由于维新派的推动，光绪帝的倡导，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获得了广泛传播，封建旧学受到沉重打击。所以，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康有为曾兴奋地赞颂百日维新“扫两千年之积弊”，“顺四万万之人心”，“百日变政，万汇昭苏，举国更始以改观，外人色动而悚听”。康的说法虽不无夸张成分，但说明百日维新确实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此，它引起封建顽固派的拼死抵抗，慈禧太后在后党顽固派支持下发动政变，八月初六重新宣布训政，幽禁光绪皇帝，恢复旧制，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梁启超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但是，百日维新期间变法法令最大的缺陷却是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对此，人们大多将其原因归结为光绪帝不愿使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其实，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次要方面，最主要的还在于康有为变法思想、策略的变化：即由倡导民权变法演变为君权变法。

1888年12月10日，康有为利用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第一次上书光绪，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上书由国子监祭酒盛是转交翁同龢，恳请代递，遭拒绝，康有为十分沮丧，“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

1895年5月6日，继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又连续两次上书，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其中第三次上书终于送达光绪手中，引起重视，维新派开始得到光绪帝的支持。梁启超也在其《变法通议》中大声疾呼“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

随着变法实践活动的逐步开展，康有为认识逐步趋于现实，“变法看似简单，其实成功太难”，认识到顽固势力的强大，维新派的软弱，要照搬英美而直接开国会，设议院，是非常艰难的，比较实际的只有依靠皇帝权威，“乾纲独断”，才有可能“变成法”，达到富强。

康有为第四次上书中即已明显转变了政治策略：“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以消除光绪顾虑。

1898年1月，康有为奉光绪“条陈所见”诏，第六次上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①明定国是，②“立制度局总其纲”，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局是皇帝主持设立的，对皇权有强化作用，与民选产生的国会有本质区别。此后，康有为向光绪进呈了所著《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亡记》等书，供光绪阅览参考，这是康有为从民权变法到君权变法的全面调整。

1898年3月12日，康有为第七次上书光绪，明确提出变法最好以彼得为榜样，以俄国为样板，进行变法，“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乃与中国少异，惟俄国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然其与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

在此情形之下，不提开国会设议院，已是顺理成章，再奢谈“君主立宪”反而是不识时务了。总之，笔者认为，“百日维新”不提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内容，根本原因，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把改革成败的希望寄托在光绪帝身上，因而改变“民权变法”之初衷，走上了“君权变法”之路，不但不希望削弱君权，而且希望强化君权。

客观原因：光绪帝本身是个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其支持变法的直接目的就是夺取实权，岂容再兴民权削弱君权？其次，改革本身是一项庞大、复杂、漫长的系统工程，康有为所极力推荐的彼得一世改革根本就没有国会议院一说，明治维新也是先从幕府将军手中夺取政权，确立天皇权威，在天皇主持下进行改革，在改革中逐步确立议会机构及地位的（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内阁对天皇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英国实行君主立宪，从1640年开始革命至1689年《权利法案》颁布，确立君主立宪制，也经历了半个世纪。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君主专制传统的封建帝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仅凭一纸法令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说明康、梁在这个要害问题上还算“明智”，要在政治、经济基本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骤开国会，显然缺乏应有的组织、思想准备，社会物质条件。一句话，“百日维新”太短暂，过早夭折，君主立宪还来不及孕育出台，就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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