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现象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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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
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
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
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29.2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8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9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
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
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
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
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
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
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用权力和社会做
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
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
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
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
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64.2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8.3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
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
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
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
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
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
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
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
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
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
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
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29.2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8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9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
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
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
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
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
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
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用权力和社会做
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
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
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
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
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64.2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8.3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
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
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
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
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
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
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
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
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女性贪污贿赂犯罪突出现象不容忽视
女性常被称为半边天，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她们始终发挥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呈多样性发展的浪潮中，一些职业女性面对各种社会诱惑，思想产生悦变，为满足金钱和物质的贪欲，铤而走险，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大肆进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2004年以来，大足县检察院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21件22人，其中女性犯罪7件7人，占立案数的33.3%。7件案件的犯罪金额达280余万元，占同期立案犯罪金额总和的72.9%。其人数之多，金额之大，令人深思。所以关注女性犯罪已成为检察机关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是我县综合治理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女性职务犯罪的特点

1、女性犯罪比例大。近两年，我院立案的女性贪污、贿赂犯罪7件7人，接近99年至2003年5年来立案数8件8人的总和；占立案数的33.3%，与市院同期全市女性职务犯罪占职务犯罪案件人数的比例11.35%相比，高达近3倍。

2、从行为人身份上看，呈现两多.一是党员多；二是高学历人员（专科以上）多，均分别有5人，均分别占71.4%。如张某、陈某、黄某、李某、刘某都是大专以上文化；除贺某、刘某外，其他都是党员身份。

3、财务人员犯罪严重。作为女性一般工作较仔细，责任心较强，所以都被单位领导安排在重要的财务部门工作。一些女性就利用领导的信任，在工作中将手伸向所掌管的公款。如黄某、李某、陈某、刘某、贺某案件，她们都是利用了自己管理单位财务的职务之便，在各自岗位上进行职务犯罪活动的。

4、贪污案件多。7件女性职务犯罪案件中，贪污案件有5件，占71.4%。

5、犯罪手段简单，数额大。从7件案件中可以看出，这些人犯罪手段并不新颖，其中采取在帐上虚列费用予以贪污的，3件3人，占42.9%，如张某、陈某、黄某案；采取收入不入帐贪污的，2件2人，占28.6%，如刘某、贺某案。这些手段虽无翻新，但犯罪金额大，其中张某案涉嫌金额竟达210万余元。

6、胆大妄为，连续作案。7件案件中，连续多次作案的，有6件6人，占85.1%，除刘某案外，其他人作案次数都3次以上，有的作案多年，次数达几十次，往往一发不可收拾。如张某、陈某案，二人连续作案均在20次以上，每次作案金额几百、几千元、上万元不等，但累计金额大。

二、女性职务犯罪的原因

1、法制观念淡薄。一些单位平时不注意对在职女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以及党性教育，造成她们中一些人不学法、不懂法、不守法，未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导致她们走上贪污、贿赂犯罪道路的关键因素。如县公路局机械队财经员贺某，在负责机械队工程款日常收支过程中，与机械队负责人相互勾结，通过虚增工程费用手段套取资金予以贪污。在调查期间，贺某等人由于对法律的无知，认为过年过节私自发点钱，不是犯罪行为，从而一次次将手伸向所掌管的公款，同时也将自己推向了犯罪的深渊，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还有县棠香街道办事处红星村主任杨某，在检察机关调查其利用为他人超生子女办理罚款和上户的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的时候，还辩解说不是自己主动要的钱，我帮别人办了事情，收点辛苦费是应该的，不是犯罪行为。

2、财务制度混乱。一些单位财务制度不健全，日常管理不到位，私设小金库，从而使女性职务犯罪有可乘之机。在这些案件中普遍存在各单位不严格按照《会计法》等法律法规进行财务管理，为了单位的小集体利益，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擅自隐瞒、截流收入不纳入单位记帐，设立各种名义的小金库，逃避监督，使之成为个别人的钱库，造成可乘之机，通过巧立名目，乱列支出，从中贪污。如黄某贪污案，黄某在任大足双塔粮食公司财务科长期间，伙同单位负责人一道，利用国家粮食收购贷款资金发放的漏洞，撰改收购销售凭单，虚列费用支出等方法，疯狂套取国家资金，私设小金库达300余万元。不仅造成国家资金大量流失，而且黄某等人利用其经手管理本单位财务和小金库职务之便，随心所欲地贪污所掌管的小金库资金。

3、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没有监督的权利必然产生腐败，没有较好的监督体制，监督就必然形同虚设。所办的这些案件中，很多单位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各种制度成了一种摆设，加之一些妇女利用女性的善良和领导同事的信任作伪装，造成她们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地进行贪污腐败活动。如原县畜牧公司经理张某，认为在公司里自己是一把手，没有谁能够监督她，将个人权利凌驾于公司党组织和职工的监督之上，利用手中的权利打压职工，虽然职工怨声载道，但敢怒不敢言。致使张某在工作中随意虚报各种费用，截流收入不入帐，将单位资金一次次装入自己的腰包，疯狂进行贪污犯罪活动。其单位会计陈某，看到张某如此嚣张，上行下效，遂也利用自己经管单位财
务资金的权利，多次贪污公款。如农行大足县支行邮亭营业所会计刘某，就是利用单位负责人对其工作的信任和支持在自己工作岗位上进行贪污的。

4、心态失衡、怕吃亏是诱发女性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实生活中，女性要在事业上取得一定成绩，往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加之社会分配的不完全合理，使得少数女性在相互比较中心态严重失衡，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所得不相称，产生吃亏心理，于是利用职务之便谋私利补偿不足。如县企业发展局停撤办公室会计李某，在经办原国有企业退休职工在永川职工医院的医药费用结算过程中，觉得自己经常经手成千上万的资金，虽然岗位重要，但是自己的付出与所得相比，认为付出大，待遇低，加之与自己周围的一些其他行业的人在一起总感到低人一等，心理一直不平衡。为了弥补吃亏和抱着不贪白不贪心理，李某就利用与医院结算费用之机，大肆收受贿赂，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5、贪慕虚荣。一些女性受当前社会一些腐败现象、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滋生盲目攀比、崇尚高消费心理，为满足其贪欲，将手伸向其经管的公款。如原县畜牧公司经理张某、会计陈某贪污案，张某、陈某见自己的一些朋友穿金戴银，出手阔卓，心生嫉妒，为满足其虚荣心，张，陈二人就在平时工作中撕开空白发票，想填多少金额就填多少，虚列费用在单位财务上报帐，同时隐瞒下属单位上交的收入不予入帐，将黑手一次次地伸向了单位公款，大肆进行贪污，购买金银首饰、高档时装等，经检察机关最后侦查查实二人犯罪金额共高达260余万元。其胆量之大，次数之多，作案之疯狂，令人咋舌，也创我县职务犯罪案件金额之最。放纵贪欲的结果，最终使张某被受到判处有期徒刑11年，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的严厉刑事处罚。

6、存在侥幸、冒险心理。多数女性对职务犯罪心存侥幸，认为女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犯罪一般不容易被发现，即便被发现也可以凭借女性弱势群体的优势，用眼泪和忏悔求得同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不必担心被移交司法机关。由于她们认为其腐败风险小，违法成本低，客观上强化了其侥幸、冒险心理，使得其敢于以身试法。如农业银行大足支行邮亭营业所的会计刘某、县公路局机戒队财经员贺某、县企业发展局会计李某等人，都认为自己所贪污受贿的事做得很隐蔽，天衣无缝，没有其他人知道，而且多年了未被任何人发现，进一步膨胀其犯罪心理，从而也迈向犯罪的深渊。

三、预防女性职务犯罪的对策

预防女性职务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关心、支持和参与。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职、依靠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反腐败活动；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逐步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罚和预防腐败体系，使三者统一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挥作用。担负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的检察机关，一定要将社会化大预防和检察机关的专门预防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遏制女性职务犯罪，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1、加强法制教育，实现思想防范。要加强对广大妇女的思想政治、法律法规以及党性修养的教育学习，引导她们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努力提高其抵御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及享乐主义侵蚀的能力，树立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思想，做知法、守法、护法的公民。要扩大反腐倡廉教育的覆盖面，加强勤政廉政先进典型的宣传；要倡导廉政文化，促进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使其在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坝。

2、加强监督机制建设，进行制度防范。要建立健全单位各项规章制度，完善监督措施，规范管理制度，发挥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作用，防范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和各种不良倾向。同时加强对权利的制约和监督，拓宽监督渠道，进一步强化人大、政府专门机关、政协、司法机关的监督职能，建立长效的预防机制。对一些特殊的重要岗位和部门的人员，要不定期的进行检查审计或者予以交流。通过加强监督机制建设，铲除可能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

3、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实行机制性预防。各单位和妇女组织，既要关心女性的思想和工作，又要关心她们的日常生活。通过不断提高女性的政治地位，营造争先进、比先进、巾帼不让须眉的良好社会氛围。要解决她们在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促使广大女性在工作岗位上清正廉洁、秉公办事，始终保持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良好精神面貌。

4、加大打击力度，实现以打促防。打击职务犯罪，是一种特殊的预防形式。对存在问题的人员，要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予批评教育，同时综合运用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等手段。检察机关作为查处职务犯罪的专门机关，在工作中要不断加大查处各种职务犯罪案件力度，通过强化办案，做到警钟长鸣，构筑法律威慑防线，使有犯意的人员不敢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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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虎妥布： 应怎样看待当前社会中的贪腐者一、 历史原因 最近有考证显示,因滥用职权导至贪腐者多在47岁就已开始,而不是59岁现像.那么,我们首先应搞清楚他们的出身时代经历、那应是5、60年代,那是中国人在经过了多年战乱后才刚刚开始恢复...

稻城县17288609800： 如何正确看待腐败问题论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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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城县17288609800： 谁能帮我列一个“关于我国反腐败问题的研究” 论文提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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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城县17288609800： 关于“你如何看待当前的反腐败的力度?你认为公众反腐败的渠道有哪些?”的论文怎样开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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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城县17288609800： 贪污因怎么防范 - 各位请帮帮讲一下,？
裔虎妥布： 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的产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根本上讲,权力行使者的私欲膨胀与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形成了贪污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