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人的风流文化对后世有哪些影响?

作者&投稿:纳蚀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请问魏晋有哪些文人 能介绍稍微详细一点吗~

你要的是魏晋风流的人物还是一般文人呢?
如果是体现魏晋文坛的主流的话,应该有“三曹七子”“竹林七贤”
关于“三曹七子”:三曹指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
曹操既是军事理论家也是文学家,他以相王之尊,爱好文学,延揽文士,为建安文学的兴盛奠定基础。正是在他的支持和倡导下,出现了邺下文人集团,也就是“邺中七子”,他自己本身的文学创作也非常出色,他开创了学习汉乐府的风气及借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创新精神,文风清峻通脱,钟嵘在《诗品序》中对其道:“古直悲凉、气韵沉雄”。在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中提到:“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植的话丝毫没有夸大,“建安七子”中,刘桢、阮瑀、应瑒、陈琳、徐干、王粲,都是建安年间先后归附曹操的。其馀如女诗人蔡琰、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李坚,学者邯郸淳、仲长统,诗人繁钦等,也都为曹操所用。曹操将天下英才悉集帐下,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文学才华的机会。这些文人以饱满的热情,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与曹氏父子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

而曹丕即魏文帝在诗歌创作上也是颇具实力的,他创作的《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敏感而多情,在众宾欢坐的宴会上,他会突然体会到“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善哉行》);而琴瑟满堂,女娥长歌时,他又会因“为乐常苦迟”(《大墙上蒿行》)而心悲;同样,日暖花开,谷水潺湲的自然景物,给他带来的却是“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凡霞蔽日行》)的忧虑。他著名的作品《杂诗》,采用了《古诗十九首》的题材,然而他那“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的体验,甚至超过了汉末游子自身的切肤之痛。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四十馀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其中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长达75句,三百六十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
曹丕留守邺城时,常与文士们相聚宴游,诗酒竞豪。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回忆当时的盛况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曹丕与这些文人诗酒唱和,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备了文人集团的性质。

至于曹植,曹植的诗确如钟嵘《诗品》所说:“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馀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窈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钟嵘《诗品》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五言诗对后世诗坛影响很大,诚如胡应鳞指出的那样:子建“《虾旦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 ‘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
曹植的诗歌受到后人的推崇,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由于文采富艳,二是因为他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三是他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作为失意文人的典型,其坎坷的命运,使无数文人深表同情。刘勰说“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也含有这个意思。古代不少诗人皆以王佐之才自命,却大都身世沦落,而以诗词名世,他们的命运与曹植相似,所以对曹植多有一种认同感。
至于其他的七子就是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在这里也就不一一说明了,只举个别影响较为深远的做分析:

王粲的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谢灵运说他:“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自伤”是王粲的感情特征,贵公子的出身,遭乱流寓的遭遇,使他格外地感物兴怀、忧世悲己。这是他写诗的出发点,他的作品虽有对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负的愿望,但这些都是从个人身世的感伤中展开的。因此“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上)便成为他的主要特点,却难免“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诗概》)。王粲的诗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方东树评之为 “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他的诗对后世也颇有影响,钟嵘《诗品》说潘岳、张协、张华、刘琨、卢谌等著名诗人皆源出于他,连魏文帝曹丕也“颇有仲宣之体”。

刘祯,他性格豪迈,狂放不羁。其诗一如其人,刘勰说:“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钟嵘说他: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上) 。刘桢的诗纯以气势取胜,无论是抒情还是咏物,无论是写山水还是状禽鸟,都显示出其目无千古、踔厉奋发的气概,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就是欣赏他这种壮气。

到了曹魏后期,由于政局不稳,文人纷纷投靠有权势的当权者,当然也有不畏惧权势的阮籍和嵇康。阮籍本有济世志,但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故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迫害,最后郁郁以终。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阮籍的《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或者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苦难,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在诗歌中,他也为自己设计了精神的出路,这就是游仙和隐居。阮籍的《咏怀诗》有不少篇章写游仙和隐居,有些则是仙隐结合。他在诗中常常赞美巢由、夷齐、邵平、四皓等隐士,而讽刺苏秦、李斯等人因贪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阮籍赞美神仙隐逸,只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他其实是颇有济世之志的。《晋书》本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他在写愤懑与出世之情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 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李善《文选注》分析这种情况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但就诗歌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
而嵇康诗的风格,刘勰《文心雕龙》评为:“嵇志清峻。”(《明诗》)又说: “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体性》)突出了嵇康诗风与其人格性情之间的密切关系。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自称“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的诗亦如此。钟嵘《诗品》评其诗为“峻切”,也是相同的意思。

魏晋风度,其实就是魏晋时期的士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魏晋风度,一直广为后世士人所推崇。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魏晋风度确实有一定的魅力之外。也是因为中国古代文人,基本都会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以及精神气质。虽然这可能是一种混乱的状态。
比如《世说新语》中描写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大多都是看上去很美好,很洒脱的东西,可是仔细一想,有觉得其实这些故事表现的都是人对于自由的渴望,以及真实的追求,对虚伪的鄙夷,对权利的唾弃。大多数的文人,都很喜欢这些乱世之中的文人。
一般在历史上的文人大都选择,入朝为官,进入仕途,但是当时乃是乱世,乱世是不太需要文官的,并且乱世形成的基本原因就是政治的混乱,这个人想要进入仕途的文人们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大家有空有一身本事,总要有个方式宣泄,这也就成就当时的“魏晋风度”和“魏晋风骨”。

在《世说新语》中描写的一些文人们,大多体现的都是大家不甘心随波逐流,不愿意同流合污的精神,大家都想做自己,做时间的一股清流,做最真实的本性,。比如说阮籍的穷途末路,带着自己无处的安放的抱负,无处安放的精神,以及无处安放的痛哭,“放声痛哭起来。直苦的天地变色,草木含悲,山谷振恐,河流呜咽。”
再比如说,钟会拜访嵇康的时候,嵇康只是门头打铁,完全不理会钟会,也不知道嵇康到底是瞧不上钟会的为人,还是宣泄自己对权利的不满,也可能是两者都有吧,所以说嵇康是一位真正的狂士,跟嵇康比起来,阮籍更像是逼不得已的装疯卖傻,嵇康干脆连对付都懒得对付钟会,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高傲的文人,最后死前,造就了《广陵散》这样的千古绝唱。

其实不单单是古代的文人,无论古今,只要是搞艺术的,搞文艺的,有哪个是不羡慕这种淤泥荷花,乱世白莲的。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样的状态以及生活方式,是所有的搞艺术的追求和梦想。
但是这样的自我以及独特风气同时也有弊端,那就是叛逆和堕落。这种风格是魏晋名士们所特有的,狂放,嗑药,酗酒,自由。但是人家的思想是,我不是因为堕落而独特;是因为独特所以会堕落。因为自己跟俗世不一样,格格不入,不屑于大家同流合污,这凡尘俗世没人能够理解,能够欣赏我的独特,所以我堕落了,你们这些个俗人崇尚额都是庸俗的,只有跟你们背道而驰,或者世俗所不能容忍的东西才叫艺术,这也就是很多人觉得魏晋时期的文化畸形的最大原因。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众生皆苦,名士们不愿意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不愿意去努力造福社会,而是选择了消极避世,做一个深山里的雅士,为求守护自己的信念,骨气。
当时的这些位名士们他们在一种精神极度苦闷的状态之下,是人都需要宣泄,所以有些人就选择了放浪形骸,但是如果压抑的太过分,或者是一下子宣泄的过头了,这就是堕落。
其实何止是魏晋时期的人们呢?放在哪个时代都一样,搞艺术的就是和平常人,和世俗有所不同,要不然他怎么可能造就出独特的艺术以及文化呢?怎么可能会造就出来让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的东西呢?

而“魏晋风度”恰好体现的,就是当时的这些名士们,对当时的社会,当时乱世的一种态度,以及一种不屑为伍,又不甘心埋没的情感。只是要小心宣泄,要不然艺术就不再是艺术,而是堕落的产物。

魏晋时期的风流文化实际上是一种避世的文学,因为在当时的黑暗的时代背景下,导致文人都有一种避世的思维。而这一种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后世的文人中,往往以魏晋文化为借口,表达更深的需求。


1、魏晋的文人风骨

魏晋时期的文人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可怜的文人,他们不仅才华出众,并且有着非常傲然的风骨。但是魏晋时期的时代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黑暗时代之一。在那个时代中,各个军阀相互间倾轧,使得文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低,同时因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文人的所作所为很难养活自身,所以大多数人都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出现了很多有骨气的名人,又比如说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这是一种时代的风骨,在这种时代下大多数的魏晋文人都能够保持这样一种风格,这是当时魏晋时期的一个清新的风。而这一种魏晋风骨在经过时代的扭曲之后,就慢慢变成了对于文人的一种约束,也变成了文人用来改变世俗的一种手段。


2、避世文学的影响

避世实际上是一种学问,魏晋时期的避世实际上是一种对于黑暗的回避,因为在当时文人的力量太过于薄弱,并不能与魏晋时期的政治造成深远的影响,而在后世的影响中,避世文化变成了一种被抬高身价或者是来烘培时事的主要手段。这就是时代的改变性,在时代的经历中,现实的人对于前世的经历会进行一定的扭曲,而造成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

综上所述,魏晋时期的避世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具有着深厚的影响,这一段文化的存在给中国儒家文化以及后来的理学注入了一股坚定的脊骨。



魏晋时期的风流文化实际上是一种避世的文学,因为在当时的黑暗的时代背景下,导致文人都有一种避世的思维。而这一种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后世的文人中,往往以魏晋文化为借口,表达更深的需求。

毕竟文人的风流文化影响了后世人们的思想,影响到了后世人们行为处事的方式,使人们对风流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与认识,丰富了后世人们的文化世界。

对后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处世的方式和对人的态度都是有影响的。

让后人在文学创作上的视野更加开阔,内容也是更加的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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