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衡制度的起源

什么叫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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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我国度量衡的起源与发展

　　梁方仲
　　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
　　关于我国度量衡史的研究，近数十年来，尤其是解放以后，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可惜的是对于一器一物或一朝一代的专题研究居多，而全面性的通论尚少；对于度量衡的量的变迁的论述为多，而对于以上度量衡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性质的变化的探讨甚少。有不少学者只是从官府对人民的赋税剥削这一点出发，来阐述官定度量衡制度在单位量所发生的变化，但还没有结合到社会发展阶段，尤其是没有和每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内那两个对抗的基本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由此作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够全面的，并且不能揭发当日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矛盾方面。这里存在着的弱点主要表现为：1．官定的、中央的制度研究得比较多些，但所谓“民间制度”和地方制度就研究得很不充分，对前后两者的对立关系和历史继承性更是阐发不足；2．尺的研究比较多些，但量(如斗、石等)的研究就很不够了；3．对于古物的实测和史籍记载的考订这两种方法的运用，往往只是偏重其一，而没有把两者适当密切地结合起来；4．对于古物的实测，往往只是以求得实际数值为满足，对于古物的形制及其历史条件等则注意得不够；5．光从交换或分配的角度来论述历代度量衡制的变迁，而忽略了生产的影响和作用；6．关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没有给予适当的发挥。以上各点，我在广东史学会1960年年会中曾提出了《中国历代度量衡之变迁及其时代特征》一篇论文，申述了自己的浅薄的见解。这里发表的只是该文的一部分。错误之处，希望同志们加以指正。

　　一、度量衡的起源

　　应当首先指出，度量衡的产生是在社会生产一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而与交换行为的发生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在原始社会后期，才开始有氏族与氏族之间的交换。最初的情况是，一个部落或氏族和另一个部落或氏族，以偶然剩余的生产品作为礼物而互相赠送。稍后，两个部落或氏族之间，偶而也以不同种类的石器进行交换，如以石矛来换石斧等。但这样的交换只属于原始交换的范畴，是极为稀少，极为偶然的。在这里根本没有度量衡的必要。

　　随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和农业，都相继有了分工)以后，不同的氏族或部落就有了不同的产品，可以互相交换，如以谷易羊，以陶器易黍麦等。但初时的交换方法还多半停留在论堆计件的阶段，对于度量衡的需要仍是并不迫切的。交换更进一步的发展，就不只在氏族之间进行，而且逐渐地在氏族内部各成员间也有进行，这时交换行为已经从偶然的现象转入正规化和经常化了。从此成堆整件的交换方法便一天一天地显得过于粗率，它往往不适合于交换者双方的实际需要而容易引起争执，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于是便借助于最原始的度量衡方法或器具。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是在面临原始社会的瓦解时期了。

　　最初用什么东西来作度量衡的器具呢?就是人自己本身。人用自己的手足和动作可以测出一定的长度。《孔子家语》说：“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八尺)，斯不远之则也。”这就是说用人的中指的中节的长度为一寸，由于中指的中节有两条横纹，故以上面的一条为准；又以中指和大拇指伸长成一条直线的距离为一尺；两臂左右横伸的长度为八尺。《小尔雅》释长度单位命名之由来云：“跬，一举足也。倍跬，谓之步。四尺，谓之仞。倍仞，谓之寻。寻，舒两肱也。倍寻，谓之常。五尺，谓之墨。倍墨，谓之丈。倍丈，谓之端。倍端，谓之两。倍两，谓之匹。”又释容量单位之命名云：“一手之盛谓之溢，两手谓之掬。”虽则名称增加了许多，但度、量取法的原则基本上还是与《家语》所述相同的。《墨子·城门篇》：“必数城中之木，十人之所举为十挈，五人之所举为五挈，凡轻重以挈为人数。”《墨子》所说的是以人的体力作为权衡轻重的准则。《说文解字》说：“周制：寸、尺、咫、寻、常、仞诸度量，皆以人体为法。”又云：“寸，十分也。……人手却十分动脉为寸口(按寸口即手腕动处)，十寸为尺。”上面所说的是指男子的手掌而言。《说文》又云：“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尺。”以上的记载当然不能认为信史，但把它们用来作为远古时度量衡原始状态的说明，却是未尝不可的。这种传说的来源，基本上是历史事实的反映。古代人对于度量衡可以取法于人身的粗率概念，是从生产和交换的实践过程中获得的。——直至今天，人们在某些场合还是用手足来测度长度，可见此法古时必更为盛行。《说文》又指明了用“中妇人”的手为准，其长八寸名曰一“咫”，这一说法分明是后起之义。然而这样的度量衡方法还是十分粗陋的。

　　较上更进一步的办法，就是选择一条平直的树枝来作度器，或借用日常用的盛具(如釜、豆、缶、桶等)来作量器等等。但是，这些都不过是临时拿过来应用的，并非专作度量衡用途的器具。纵有遗物发现，我们也无法确定它们是度量衡器，因为它们并不是“专器”。

　　在社会第三次大分工以后，由于社会分工的扩大，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财产私有制已经产生，于是初次出现了一些不从事生产而只是经营生产物交换的商人，随着商业的发展，对于度量衡的需要又有所提高。当时交换形态上发生的变化，不只是从物物交换发展为扩大交换，而且更进入于一般交换的形态了，但仍以直接交换为主，货币交换形态还只是处于萌芽阶段。这时作为度量衡专用的专器可能已经出现，但它们的制作简陋情况比起以前来应该不会有很大的改进。相当于这一时期的历史遗物，在我国似乎尚没有发现过。

　　二、从现存几件古代实物试论我国社会由奴隶制转入封建制时期度量衡制度的发展情况

　　自从奴隶社会确立和发展以后，社会生产力有了大大的提高，财产私有制日趋巩固，随而交换经济也有了巨大的进展，它反过来又推动着生产力的进步。此时生产物中采取商品形态的成分遂大为增加，直接交换方式日益为间接交换方式所替代，货币交换形态便日趋发达。由于私有制的发展，人们对于财产的计较愈来愈认真；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等价交换的要求愈来愈明确；因此，对于度量衡的准确性也不能不大力讲求。所以，首先把它们的计量标准固定在一些特制的器具上，于是有所谓专器的出现。这种专器制造的过程也由粗糙而渐趋精确，于是又有所谓标准器的出现，这是国家明令颁布，规定一体遵照使用的。

　　首先应当明确，度量衡三种器具之作为专器，初时只是由于人民在生产和交换上的需要而分别制定下来的。政府之明令规定不过承认既成事实而把它们制度化起来罢了，所以民间制度必先于官定制度。这里有一个问题：它们发生的次序，究竟哪一种在前，哪一种在后?学者们尚无定论。即如吴承洛的说法，便有自相矛盾之处。吴氏著《中国度量衡史》第6页云：“量器之制，发生最早”，第100页亦云：“量制之兴最早”；然第173页却说：“量衡起于度”，第218页亦云：“考中国度量衡之制，先定度，而后生量与衡。”按吴氏前后矛盾的原因，由于前说系据《周礼·考工记》“桌氏为量”一段作出来的，其误在于轻信考工记所记确是周朝实行过的制度；后说则据《汉书·律历志》所记黄钟之制立论，是从学理上言之。我以为无论在理论上或历史实际上，都应该是：度器的发生最早，量器次之，衡器又次之。因为从理论上来说，面积和容积、容量以至重量，均可由长度推算出来，可见度是最基本的。再则从器具制作之难易来看，也是如此：度器的制作，比较容易简单，量器次之，权衡器则不只是较为复杂，需要较高的手艺，而且，它的出现，必定是交换经济已经有相当活跃的时候了。然而度量衡制度之完全建立的时候，不只是三者各自有其专器(及其标准器)，而且这三种器都是根据同一标准，同时制订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三者构成一个整体，然仍以度为基本量，如新莽嘉量的制作便是。这一发展过程从我国度量衡的历史和文物方面也可以得到证明。

　　今藏南京博物院、相传是安阳出土的商代骨尺一把，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度量衡器具之一了。商代的数字是十进制，故商尺分为十寸。此尺但有寸，不刻分，诸寸的长度亦不均等。尺中有一漕剖面作凹形。如果它真是商尺，可见作为奴隶制时期的商代的度具还是相当粗糙的；同时也似乎可以作为当时奴隶制没有达到很高的发展的一个旁证。此尺长合0．1679公尺，约等于一个手掌的长度，亦堪注意。据商承祚同志说，这一把尺或者是用来量度龟版的。

　　从甲骨文字方面，也可说明商代已有计量长度的工具。见于甲文中有“<纟畕>”①这个字就是疆字，从弓、从田，据叶玉森的考证：两田相比，自有界限；从弓，知古代用弓记步。按今天原始氏族亦有拿弓作为丈量土地的尺度的。可见商人大概已经晓得丈量土地和划分疆界的方法。至于弓的长度如何，现时不得而知。因此，商代田亩面积的大小，也就无法晓得。

　　解放后，我国考古发掘工作有了飞跃的发展，出土文物甚多。然能确定其为西周或周以前的度量衡器似尚无之，只战国时代的楚衡器中前后出土天平和砝码多次，特别是长沙左家公山十五号墓出土的木杆天平和砝码共九个，经精细计算，砝码重量约为大小倍增，数量准确。此外如长沙出土战国权，及山西左云秦权等器物虽能代表个别地区的衡器形制，但在考古研究上所发挥的作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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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殷墟书契后编下》第四页七版。

　　我国秦汉时的传世遗物，经过学者的详细考订具有重大意义的，有以下三器：秦商鞅量、秦始皇及二世的权器、新莽嘉量。关于第一种，唐兰《商鞅量与商鞅尺》一文可以参考。第二种，可参看吴大澄《权衡度量实验考》一书。至于第三种，则古今来考订之者尤众。薪莽嘉量，自三国曹魏时起，至清初，至少有过五次发现。今北京历史博物馆尚保存有完整的量一件，又残量一件。抗日战争前在甘肃省又发现新莽衡附权数件，可惜都残缺不全。新莽嘉量迭经清代翁方纲，吴大澄及近人马衡、王国维、刘复等作过实物校验以后，其规制已弄得比较清楚。但实测数值方面，诸家所得的结果往往互有出入。吴承洛的数字是据《西清古鉴》所记推算出来的，其数与刘复的实测数略异。杨宽同志认为刘氏的数字“自较精密，然犹不能无疑”。关于这点，我没有作过调查研究，根本没有发言权。以下只是想从另一角度来讨论这些有关问题。

　　我个人很不成熟的意见以为度量衡史的研究工作，首先要求对实际数值进行检定，这自然是十分必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工作。但是光凭这点，并不能判断历代度量衡制度之有无变迁，更不容易论证其时代的特征。而且就度量衡制度本身来说，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数量问题。以下我试图通过对商鞅量、秦权、及新莽量三者的比较和分析，来说明我的这一论点。

　　在这里我想只举出万国鼎先生195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作为我们讨论的出发点。万著《秦汉度量衡亩考》(载《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二册)根据前人对古遗物的实测结果，并自己用积黍法进行校验，把秦汉度量衡亩折合为今制，同时指出吴大澄所考定的周尺有问题，吴承洛所定周秦汉尺是错误的，这些点都做得比较深入细致，所得的结果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还是有很多参考价值的。然而我不同意他对商鞅改制和王莽改制的论点和看法。据他的考订，晚周尺、商鞅量尺和王莽尺的长短是相同的，所以鞅、莽对度量衡制度都没有作过什么大改革。他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划一全国度量衡，是用秦国原有制度，即秦孝公以来的度量衡制度，来统一全国度量衡的。汉代沿用秦制。王莽也只是用原有标准制来划一全国度量衡。”又说：“莽尺既同晚周尺，王莽对尺度还有什么大改革呢?商鞅量尺也和韩魏等晚周尺的长度相同，可见商鞅也没有作什么大改革。”(万国鼎：《秦汉度量衡亩考》第144、147页)我以为构成度量衡制度的并不只是数量这个因素，器物的形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鞅量为长方形，莽量为圆柱形，这一差异是应该给予充分注意的。即如南宋末年斛的形式，由圆柱形式改为截顶方锥形，这不能不承认是我国度量衡史的一大改革，因为这一改革对田赋的行政方面具有预防浮收的作用。

　　其次，度量衡器物制作之精粗也可以影响到度量衡的准确性，从这点来考察，鞅量是不可和莽量作比的。指导器物制造的一套理论到了王莽时才完备起来，并已见之实践，说详下。

　　再则，根据历史的记载，周以百步为亩，秦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万先生且确定它是秦孝公时改的(《秦汉度量和衡亩考》第162页)。怎能说商鞅没有作过什么大改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三件器物出现时的历史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是不相同的。

　　我国社会，到了春秋(公元前770—476年)时代，已经发展到奴隶制的末期。当时各国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的，度量衡的情况也是非常紊乱和复杂的。统治阶级不只利用度量衡来作剥削工具，同时也运用它作政治斗争工具。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公元前六世纪齐国世族陈成子企图夺取齐国政权所运用的策略。当时齐国公室的量制，是以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钟。陈氏私室的量，则以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他对人民放贷时，用的是家量(大钟)，收回货物时则用公量(小钟)。用这种小恩小惠的方法，收买人心。卒之，陈氏达到了夺取齐国最高统治权的目的。稍后，公元前479年白公胜在楚国发动政变时，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争取人心：“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纳。”两个例子都说明一国之内统治阶层可以各用自己的度量衡制，谁也管不了谁。经过政变以后，齐、楚两国都相继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奴隶主贵族的血缘纽带的统治也为封建主的地域纽带的统治所代替，这一转变在度量衡制度上也得到充分反映。

　　到了战国(公元前475—221年)，有不少国家早已进入封建制的初期，但秦国是最晚的一个，直至秦孝公一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第二次变法时，才“坏井田，开阡陌”，废除了西周以来的井田制度。统一度量衡的命令，是同一年颁布的。此后便是秦国由奴隶制转入封建制之正式开端，而商鞅量之制作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当时秦国的经济情况是比较落后的，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通过政治的力量把市场制度建立起来，其事早于商鞅统一度量衡时尚未满三十年；迨统一度量衡后再过十四年，至秦惠文君二年(公元前336年)，然后“初行钱”，货币制度才初次成立，可见交换经济仍不甚发达。货币之出现，是交换经济已有相当活跃的标志。当物物交换已采取一般价值形式的时候，度量衡早已存在了，但仍需等待货币的诞生，才可以免除直接交换的困难而达到货币价值形式的阶段。从这点来看，货币的进步意义是应该肯定的，但度量衡在交易上的作用毕竟比货币还更基本，还更重要，这因为，只有度量衡而无货币，交换还是可以进行的；若只有货币而无度量衡，则物品的单位数量及其价格均将无从确定，交换时的麻烦真不知有多少。

　　由于当时秦国的交换经济是比较落后的，所以商鞅所订的度量衡制度不可能很精密，器具的制造似乎也比较粗糙。《史记·商君列传》载：“平斗、桶，权衡、丈、尺。”上文有可注意者两点：第一，它说明了当时度量衡的订定还没有和乐律结合起来；其次，据《说文解字》云：“桶，木方(器)，受六升。”段玉裁引《月令》作注说：桶即为容受六斗之斛。总之，不管大小如何，只是木桶罢了。按秦量有木、陶、铜制三种，形式有长方、椭圆及正圆形。诏版四角有孔，以便钉于木量之上。故知其制作仍颇粗糙，且不尽划一。

　　今存世商鞅量为铜制之升，其旁刻有秦孝公十八年鞅造量铭文和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应为特别精制之器，但与新莽量制作之精巧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

　　商鞅在秦主持变法，前后总计十九年。他所颁布的一系列的变法令，其目的在富国强兵，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强有力的政府，秦国诸宗室的特权自然是他开刀的对象，度量衡制法之颁布的理由自然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制度，废除私室的度量衡制，但实行的范围最多只能限于秦国；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全中国后，便颁布了“一法、度、衡、石、丈尺”的诏令，亦不过沿用商鞅的制度标准来统一战国以来各国度量衡不同的紊乱状态，志在于全中国范围内推行，这时已是封建主义进入中央集权制的时候了。吴大澄所藏秦代权器共有四件，有三种重量，其中重量相同的有两件，一为铜制，一为铁制。

　　秦代的统一局面只维持了十五年。汉兴以后，度量衡未闻有定制的措施，当仍承秦遗制，然经过二百余年间制度必又趋于紊乱。王莽的改制，便企图对此现象加以整齐划一，这时不但是中央集权制已经加强，而且封建经济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从新莽嘉量制作之精巧亦可获得证明。我国度量衡制之完备而具著于书的，实自《汉书·律历志》始，此乃当时社会发展实际的反映。

　　新莽嘉量，不仅是古今学者考证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是三国以后历代封建王朝修订度量衡制度时的主要参考根据。为什么它如此的重要?因为它所代表的是一种空前完整的制度。按新莽嘉量的制度，正是与《汉书》卷二一《律历志》一·上所说：“用度数审其容”的原则相符。在这一原则之下，从尺度可以计算量的容积，并从而决定他的容量。新莽的制度，是度、量、权(衡)各分为五个单位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的，而度量衡彼此之间又存在着相成相通的关系。这个标准器的制作，不消说需要相当高度的文化和技术水平，它标志着封建制度已经相当成熟时期的成果。所以王莽的度量衡制度，不但后汉沿用，而且它的影响直至清代。

　　不但如此，王莽屡次对币制的改革，也证明当时交换经济之发达。古代泉学专家每用古币来验证古代度量衡制度，他们所用的不外是王莽的大泉和唐代的开元钱两种，因为在古钱中这两种钱的长度数是历史上比较精密的。

　　总之，从商鞅量、秦始皇权和新莽嘉量三种器物来作考察，不论其制作之精粗程度，及其所根据的指导理论之完整性(见之于可靠史籍的记载者)，都是各自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相符合的，我们不能仅就尺度长短相同这一点事实，便作出制度没有改变的结论。

　　度量衡的发展大约始于原始社会末期。传说黄帝“设五量”，“少昊同度量，调律吕”。度量衡单位最初都与人体相关：“布手知尺，布指知寸”、“一手之盛谓之溢,两手谓之掬”。这时的单位尚有因人而异的弊病。《史记·五帝本纪》：“岁二月，东巡狩，至於岱宗，祡，望秩於山川。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禹“身为度，称以出”，则表明当时已经以名人为标准进行单位的统一，出现了最早的法定单位。
　　距今5000年前的大地湾仰韶晚期房F901中出土的一组陶质量具，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量器。大地湾这套陶质古量器，出土于房F901的主室中（前堂）；主要有泥质槽状条形盘、夹细砂长柄麻花耳铲形抄、泥质单环耳箕形抄、泥质带盖四把深腹罐等。其中条形盘的容积约为264.3立方厘米；铲形抄的自然盛谷物容积约为2650.7立方厘米；箕形抄的自然盛谷物容积约为5288.4立方厘米；四把深腹罐的容积约为26082.1立方厘米。由此可以看出，除箕形抄是铲形抄的二倍外，其余三件的关系都是以十倍的递增之数。为了与古代量具名称相贴切，我们将在其相应容量的名称上冠以升、斗、斛之称谓，即可称为"条升、抄斗、四把斛"等，另外，在大地湾仰韶早期遗迹中出土的几件骨匕和铲形器上多见有等距离的圆点形钻窝刻度，并在窝内涂有红色颜料，它们应为当时测定某些东西长宽地尺度。包括前述F901内所出的一组陶质量具在内，它们都是我国最早“度、量、衡”器的实物佐证；并将我国度量衡实物史提前了二三千年。同时，这些度量衡具的发现也为研究我国古代分配制度、度量衡史以及十进制的起源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2] 商代遗址出土有骨尺、牙尺，长度约合16厘米，与中等身材的人大拇指和食指伸开后的指端距离相当。尺上的分寸刻划采用十进位，它和青铜器一样，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各国度量衡大小不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 ，书同文字”（车同轨、书同文、钱同币、币同形、度同尺、权同衡、行同伦、一法度。），颁发统一度量衡诏书，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商代牙尺为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度量衡制奠定了基础。

中国度量衡制度应该说秦代，秦始皇重大历史贡献之一就是统一全国度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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