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狱中做了什么斗争？

李大钊在狱中做了什么？~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逮捕了李大钊同志。在敌人的监狱里，大钊同志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气概。反动军阀竟不顾社会舆论和人民义忿，悍然下令于4月28日用绞刑杀害了李大钊同志。当时，在绞架面前，大钊同志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宣传了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真理，然后从容就义。 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父母早亡，跟随祖父长大。1913年，他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他把北大图书馆变成了传播新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这一年，年青的毛泽东和李大钊结识了。他们在北大红楼，建立了革命的友谊。
他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编辑《新青年》，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1920年2月，他同邓中夏一起，在北京大学里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李大钊领导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任中共北方区党委书记，后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帮助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改组国民党和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起了积极作用。1924年代表中共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领导了1926年3月18日北京人民反帝反军阀的群众示威运动。
他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团结广大群众，同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他成了军阀、反动派的眼中钉。1927年4月6日反动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下令逮捕了李大钊同志。
李大钊同志在狱中受尽了种种残酷的刑罚，他的全部指甲都被凶狠残暴的敌人拔掉了。但是，他始终没说一句有损于党的荣誉、有损于革命利益的话，没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表现了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崇高的革命气节。
杀害李大钊，中国反动派第一次使用了从帝国主义国家买来的绞架。李大钊昂首走上绞架，发表了最后的演讲，他说：“我们已经培养了许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敌人丧心病狂地折磨李大钊、绞刑竟用了四十分钟之久。
李大钊同志为了解救苦难的中国人民，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英勇奋斗了一生。最后献出了他的宝贵生命。他牺牲时，年仅三十八岁！
1927年，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率兵进关，占领河北、山东等地，以武力威胁正在胜利北阀的国民革命军，还下令通缉在北京坚持革命斗争的李大钊同志，但李大钊同志毫不畏惧，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仍然留在北京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4月9日被张作霖逮捕，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继续领导党的工作，4月28日被敌人绞死。 1957年12月13日，杀害李大钊、胡也频等革命烈士的反革命罪犯王振南，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王振南1927年在北京任伪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时，积极参与谋害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人。王振南以高等审判厅代表的身份担任临时组成的特别法庭的法官，几次对李大钊等三十人进行“会审”，并共同决定判处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谢光沛等十人徒刑，致李大钊等先烈于同年4月28日壮烈牺牲。

1931年，王振南在上海任伪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时，对胡也频(化名蒋文翰)柔石(即赵少雄)、冯铿(即冯梅岭 )、李伟森、殷夫(即白莽)等十八人以“危害民国罪”起诉，并将胡也频、柔石、冯铿、李伟森、殷夫等革命青年作家交给龙华伪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1934年，王振南又对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邝惠安等四人进行起诉，最后邝等都被处死刑。1933年，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欧志光、张玉山、袁友芳等五人被起诉到伪法院判处死刑，王振南还亲自函告伪法院在文到3日内执行，欧等五人遂即被害。

王振南在解放前的三十五年中，在反动的司法界一直充当虐杀革命烈士的刽子手。据有案可查的，直接受王振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非党革命志士即达一百八十人之多，被杀害的有三十四人。

这个血债累累的凶手，解放后仍隐瞒罪恶历史，拒不坦白。人民政府在1955年12月依法将他逮捕后，经过多次审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王振南才不得不认罪，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 3日举行了有六百五十人参加的公开审判，依法判处王振南死刑。

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 《狱中自述》全文约二千七百字。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一共写了三稿，初稿较为简略，三稿比起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三个稿子的精神完全一致。现在就以第三稿即最后一稿为主，来看看他是怎样写的。我们从“自述”中看到：在敌人的酷刑摧残下，李大钊无所畏惧，坚持革命的原则，掌握斗争的策略，身陷囹圄，仍然一心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再造”和“振兴中国”，义正词严，字字血泪，严守我们党的机密，继续阐述当时公开宣传的革命主张，掩护一同被捕的同志，这样的“自述”，哪里能找到一丝一毫损害革命利益的字句？ 首先，李大钊在“自述”中回顾了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表达了自己的坚定信仰和伟大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这方面的内容，在“自述”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中反复说明了自己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而要“再造中国”，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这个“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废除“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就必须“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下”，来“达到建立—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第二，《狱中自述》的其余部分，谈了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他“入国民党”的情况，还谈了国民党在北京和广州、武汉的一些情况。“四人帮”和那个顾问想从这里抓住李大钊的“把柄”，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李大钊当时不是一个人被捕，而是有六十多位革命同志与他一同被捕；同时，革命领导机关被破获，许多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人所要考虑的，就不能只是与敌人一拚了事，而是要尽可能地保护其他被捕的同志，保护革命组织，保护革命群众。《狱中自述》的这部分内容，正是起着这个作用。 具体地来看看他对当时的情况究竟写了些什么，就十分清楚了。这些情况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为了迷惑敌人、保护革命势力而写的假情况。如说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无工会之组织”，说传言党人在北京有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等等。 一类是为了驳斥敌人对革命和对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诬蔑而作的说明。当时，敌人把李大钊等一案诬为“苏联阴谋案”，把共产党诬蔑为“赤俄的工具”，并借此大搞所谓“讨赤驱赤”。李大钊坚决声明：他们的住所是由国民党人徐谦等掌管的“庚子赔款委员会”，而不是苏联大使馆；一切事项“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一切用款则全由国民党自广州、武汉汇寄。显而易见，说明这些情况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讨好”敌人，而只是为了保护革命。 还有一类，是李大钊经过慎重的选择，也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的情况。如谈到了国民党一些头面人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徐谦、顾孟余的名字，谈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全部是早已见诸报章的。李大钊这样写，正是为了掩护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 孙中山曾经与张作霖缔结过军事联盟，共同反对吴佩孚，并在一个长时间内，由汪精卫掌管这些联系。而当时，奉系军阀也正在采取拉国民党、打共产党的反革命策略，宣布被捕的国民党员“将来均可依法释放”。国民党当时在北方处于半分开的地位。这些情况，李大钊是非常清楚的。他绝口不谈共产党，却谈国民党，正是为了利用当时奉系军阀的这个政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尽可能多地保存革命力量。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正确地运用了革命的策略，来反对反革命的策略！ 第三，三个稿子都没有一个字提到共产党，根本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谈不到有任何泄露党的机密之事。这一点，就连当时的敌人也不得不对报界承认：“李无确供”。 《狱中自述》最后以气壮山河的气概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并向奉系当局提出，对一同被捕的“爱国青年”，应“不事株连”，完全表达了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卓越领导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逮捕了李大钊同志。在敌人的监狱里，大钊同志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气概。反动军阀竟不顾社会舆论和人民义忿，悍然下令于4月28日用绞刑杀害了李大钊同志。当时，在绞架面前，大钊同志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宣传了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真理，然后从容就义。 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父母早亡，跟随祖父长大。1913年，他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他把北大图书馆变成了传播新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这一年，年青的毛泽东和李大钊结识了。他们在北大红楼，建立了革命的友谊。
他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编辑《新青年》，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1920年2月，他同邓中夏一起，在北京大学里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李大钊领导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任中共北方区党委书记，后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帮助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改组国民党和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起了积极作用。1924年代表中共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领导了1926年3月18日北京人民反帝反军阀的群众示威运动。
他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团结广大群众，同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他成了军阀、反动派的眼中钉。1927年4月6日反动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下令逮捕了李大钊同志。
李大钊同志在狱中受尽了种种残酷的刑罚，他的全部指甲都被凶狠残暴的敌人拔掉了。但是，他始终没说一句有损于党的荣誉、有损于革命利益的话，没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表现了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崇高的革命气节。
杀害李大钊，中国反动派第一次使用了从帝国主义国家买来的绞架。李大钊昂首走上绞架，发表了最后的演讲，他说：“我们已经培养了许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敌人丧心病狂地折磨李大钊、绞刑竟用了四十分钟之久。
李大钊同志为了解救苦难的中国人民，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英勇奋斗了一生。最后献出了他的宝贵生命。他牺牲时，年仅三十八岁！
1927年，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率兵进关，占领河北、山东等地，以武力威胁正在胜利北阀的国民革命军，还下令通缉在北京坚持革命斗争的李大钊同志，但李大钊同志毫不畏惧，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仍然留在北京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4月9日被张作霖逮捕，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继续领导党的工作，4月28日被敌人绞死。 1957年12月13日，杀害李大钊、胡也频等革命烈士的反革命罪犯王振南，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王振南1927年在北京任伪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时，积极参与谋害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人。王振南以高等审判厅代表的身份担任临时组成的特别法庭的法官，几次对李大钊等三十人进行“会审”，并共同决定判处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谢光沛等十人徒刑，致李大钊等先烈于同年4月28日壮烈牺牲。

1931年，王振南在上海任伪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时，对胡也频(化名蒋文翰)柔石(即赵少雄)、冯铿(即冯梅岭 )、李伟森、殷夫(即白莽)等十八人以“危害民国罪”起诉，并将胡也频、柔石、冯铿、李伟森、殷夫等革命青年作家交给龙华伪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1934年，王振南又对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邝惠安等四人进行起诉，最后邝等都被处死刑。1933年，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欧志光、张玉山、袁友芳等五人被起诉到伪法院判处死刑，王振南还亲自函告伪法院在文到3日内执行，欧等五人遂即被害。

王振南在解放前的三十五年中，在反动的司法界一直充当虐杀革命烈士的刽子手。据有案可查的，直接受王振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非党革命志士即达一百八十人之多，被杀害的有三十四人。

这个血债累累的凶手，解放后仍隐瞒罪恶历史，拒不坦白。人民政府在1955年12月依法将他逮捕后，经过多次审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王振南才不得不认罪，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 3日举行了有六百五十人参加的公开审判，依法判处王振南死刑。

写文章进行斗争
我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对革命无限忠诚，最后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他的高风亮节，是永存的。“四人帮”及其顾问为了篡改党史，从根本上否定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现其“改朝换代”的迷梦，对李大钊进行了种种恶毒的诬蔑和诽谤。他们由张春桥及某顾问亲自出马，胡说什么李大钊“晚节不终”、是叛徒等等。他们的攻击矛头首先指向广大群众并未见过的李大钊的《狱中自述》，企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它是一个向敌人“乞怜”和“投降”的文件。但这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诬陷。让我们来读一读李大钊这篇最后的遗文吧，这篇革命文献，是他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历史见证，是无产阶级的正气歌，它将象李大钊同志的英名一样永存。
《狱中自述》全文约二千七百字。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一共写了三稿，初稿较为简略，三稿比起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三个稿子的精神完全一致。现在就以第三稿即最后一稿为主，来看看他是怎样写的。我们从“自述”中看到：在敌人的酷刑摧残下，李大钊无所畏惧，坚持革命的原则，掌握斗争的策略，身陷囹圄，仍然一心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再造”和“振兴中国”，义正词严，字字血泪，严守我们党的机密，继续阐述当时公开宣传的革命主张，掩护一同被捕的同志，这样的“自述”，哪里能找到一丝一毫损害革命利益的字句？
首先，李大钊在“自述”中回顾了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表达了自己的坚定信仰和伟大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这方面的内容，在“自述”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中反复说明了自己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而要“再造中国”，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这个“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废除“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就必须“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下”，来“达到建立—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第二，《狱中自述》的其余部分，谈了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他“入国民党”的情况，还谈了国民党在北京和广州、武汉的一些情况。“四人帮”和那个顾问想从这里抓住李大钊的“把柄”，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李大钊当时不是一个人被捕，而是有六十多位革命同志与他一同被捕；同时，革命领导机关被破获，许多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人所要考虑的，就不能只是与敌人一拚了事，而是要尽可能地保护其他被捕的同志，保护革命组织，保护革命群众。《狱中自述》的这部分内容，正是起着这个作用。
具体地来看看他对当时的情况究竟写了些什么，就十分清楚了。这些情况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为了迷惑敌人、保护革命势力而写的假情况。如说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无工会之组织”，说传言党人在北京有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等等。
一类是为了驳斥敌人对革命和对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诬蔑而作的说明。当时，敌人把李大钊等一案诬为“苏联阴谋案”，把共产党诬蔑为“赤俄的工具”，并借此大搞所谓“讨赤驱赤”。李大钊坚决声明：他们的住所是由国民党人徐谦等掌管的“庚子赔款委员会”，而不是苏联大使馆；一切事项“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一切用款则全由国民党自广州、武汉汇寄。显而易见，说明这些情况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讨好”敌人，而只是为了保护革命。
还有一类，是李大钊经过慎重的选择，也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的情况。如谈到了国民党一些头面人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徐谦、顾孟余的名字，谈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全部是早已见诸报章的。李大钊这样写，正是为了掩护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
孙中山曾经与张作霖缔结过军事联盟，共同反对吴佩孚，并在一个长时间内，由汪精卫掌管这些联系。而当时，奉系军阀也正在采取拉国民党、打共产党的反革命策略，宣布被捕的国民党员“将来均可依法释放”。国民党当时在北方处于半分开的地位。这些情况，李大钊是非常清楚的。他绝口不谈共产党，却谈国民党，正是为了利用当时奉系军阀的这个政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尽可能多地保存革命力量。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正确地运用了革命的策略，来反对反革命的策略！
第三，三个稿子都没有一个字提到共产党，根本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谈不到有任何泄露党的机密之事。这一点，就连当时的敌人也不得不对报界承认：“李无确供”。
《狱中自述》最后以气壮山河的气概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并向奉系当局提出，对一同被捕的“爱国青年”，应“不事株连”，完全表达了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卓越领导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
对于李大钊这篇光辉的遗文，“四人帮”及其顾问竟妄加攻击和诬蔑，他们用以骗人的，是蓄意制造和推行的一条极左路线。按照这种极左的逻辑，似乎在敌人面前，就只能连声呼喊最最“革命”的口号，而象李大钊那样，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和灵活的斗争方式方法，即便确实保卫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保护了革命的力量，也要被指斥为“叛徒”和“投降”。更不用说他们那些毫无根据的捏造了。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搞得“叛徒”俯拾皆是，而冤狱遍于国中。惨痛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评价一个同志在敌人的法庭上、监狱里、刑场上的行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原则，因为这些同志是在非常困难和复杂、非常危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

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敌人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李大钊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李大钊还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狱中自述》，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李大钊在《自述》中自豪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敌人转而采用软化引诱的办法。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出马，他以同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许以高官厚禄：“李先生，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

李大钊轻蔑地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李大钊被捕，举国震惊。中共党组织、工人群众、知识分子和各界进步人士千方百计进行营救。4月10日，北京大学等在京9所高校联合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代表，向北京政府和奉系首脑递交了一份意见书，要求：“（一）未放学生请速放；（二）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

新闻界为营救李大钊，也广造舆论。4月15日，《世界日报》刊登了市民李公侠致张学良的一封信，列举了10条要求宽赦李大钊的理由，其中第八条写道：“且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

面对来自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大压力，张作霖一度动摇迟疑。就在这时，已叛变革命的蒋介石亲自出面，推波助澜，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求处死李大钊。

为了博得帝国主义支持，和蒋介石携手言欢，张作霖下令杀害李大钊。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披露了李大钊遇难的详细过程：

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20名已被绞杀决矣……

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就义前留下的遗照，目光和悦，泰然自若，宛如平日。李大钊第一个从容走上绞刑架，凶残卑鄙的敌人为了折磨李大钊，竟绞了他三次，历时28分钟。

李大钊牺牲时年仅39岁。他被害的当天傍晚，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回家。当时她们还不知道噩耗。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遇害的消息，哭着回到家中。《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逮捕了李大钊同志。在敌人的监狱里，大钊同志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气概。反动军阀竟不顾社会舆论和人民义忿，悍然下令于4月28日用绞刑杀害了李大钊同志。当时，在绞架面前，大钊同志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宣传了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真理，然后从容就义。 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父母早亡，跟随祖父长大。1913年，他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他把北大图书馆变成了传播新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这一年，年青的毛泽东和李大钊结识了。他们在北大红楼，建立了革命的友谊。
他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编辑《新青年》，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1920年2月，他同邓中夏一起，在北京大学里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李大钊领导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任中共北方区党委书记，后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帮助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改组国民党和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起了积极作用。1924年代表中共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领导了1926年3月18日北京人民反帝反军阀的群众示威运动。
他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团结广大群众，同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他成了军阀、反动派的眼中钉。1927年4月6日反动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下令逮捕了李大钊同志。
李大钊同志在狱中受尽了种种残酷的刑罚，他的全部指甲都被凶狠残暴的敌人拔掉了。但是，他始终没说一句有损于党的荣誉、有损于革命利益的话，没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表现了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崇高的革命气节。
杀害李大钊，中国反动派第一次使用了从帝国主义国家买来的绞架。李大钊昂首走上绞架，发表了最后的演讲，他说：“我们已经培养了许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敌人丧心病狂地折磨李大钊、绞刑竟用了四十分钟之久。
李大钊同志为了解救苦难的中国人民，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英勇奋斗了一生。最后献出了他的宝贵生命。他牺牲时，年仅三十八岁！
1927年，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率兵进关，占领河北、山东等地，以武力威胁正在胜利北阀的国民革命军，还下令通缉在北京坚持革命斗争的李大钊同志，但李大钊同志毫不畏惧，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仍然留在北京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4月9日被张作霖逮捕，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继续领导党的工作，4月28日被敌人绞死。 1957年12月13日，杀害李大钊、胡也频等革命烈士的反革命罪犯王振南，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王振南1927年在北京任伪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时，积极参与谋害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人。王振南以高等审判厅代表的身份担任临时组成的特别法庭的法官，几次对李大钊等三十人进行“会审”，并共同决定判处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谢光沛等十人徒刑，致李大钊等先烈于同年4月28日壮烈牺牲。

1931年，王振南在上海任伪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时，对胡也频(化名蒋文翰)柔石(即赵少雄)、冯铿(即冯梅岭 )、李伟森、殷夫(即白莽)等十八人以“危害民国罪”起诉，并将胡也频、柔石、冯铿、李伟森、殷夫等革命青年作家交给龙华伪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1934年，王振南又对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邝惠安等四人进行起诉，最后邝等都被处死刑。1933年，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欧志光、张玉山、袁友芳等五人被起诉到伪法院判处死刑，王振南还亲自函告伪法院在文到3日内执行，欧等五人遂即被害。

王振南在解放前的三十五年中，在反动的司法界一直充当虐杀革命烈士的刽子手。据有案可查的，直接受王振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非党革命志士即达一百八十人之多，被杀害的有三十四人。

这个血债累累的凶手，解放后仍隐瞒罪恶历史，拒不坦白。人民政府在1955年12月依法将他逮捕后，经过多次审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王振南才不得不认罪，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 3日举行了有六百五十人参加的公开审判，依法判处王振南死刑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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