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救亡与启蒙

怎样看待救亡与启蒙的关系?~

　　救亡唤起启蒙
　　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路程中的一座丰碑。它有两个鲜明的特征：既是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又是伟大的民主启蒙运动。这次运动在提高民族觉醒和民主意识方面产生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是中国人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不管运动发动者们自己怎么想，它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至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作了必不可少的准备。
　　“救亡”，这个深藏在千千万万人心中的口号，就这样响亮地喊了出来。从这时起，直到半个世纪后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个口号贯穿始终，认识不断深化，成为中华民族行进时的主旋律。
　　人们一旦发觉自己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往日那种盲目自信再也无法原封不动地保持下去了。它像一次突然袭来的风暴，虽不能把旧事物连根拔起，至少也使它的根基发生严重的动摇。人们不能不对自己民族的过去和传统信条引起深刻的反思，尽力以新的眼光去审视外部世界，力图从中汲取足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力量源泉。这便成为中国近代民主启蒙运动的真正起点。
　　救亡和启蒙都不能离开民众的力量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救亡和启蒙一直是两个突出的课题。这两个课题经常交织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从根本上说，是救亡唤起启蒙，还是救亡压倒启蒙？我想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救亡依靠什么？离开民众的力量。离开万众一心的共同奋起，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救亡可言，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是能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

“救亡与启蒙”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概念。这组概念的提出以及李泽厚先生对于它们的阐释得到当时众多知识分子的认同，并且影响至今。今天再次对这个概念做一点思考，仍旧有助于我们更清晰的理解中国现当代历史。

首先在概念上，我们需要区分一下“救亡”与“启蒙”。“救亡”在第一层意义上是对于国土的捍卫、国家主权的维护，也就是免于“亡国”。在第二层意义上是在文化上保持作为一个中国人、炎黄子孙的资格，免于在文化上沦亡，也就是免于“灭种”。这第二层意义往往因第一层意义的紧迫性隐而不彰，而且只要国家不亡，在文化上的救亡问题一般也就不存在了。
“启蒙”。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页。）。同样，启蒙有两层含义，政治意义上的要求民主、人权，积极参与国家活动；文化意义上的争取个人自由、摆脱封建愚昧、盲从。“启蒙”的概念，在西方还主要着重于个人的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传到中国来之后，它就主要侧重于开启民智、反封建愚民政策。这就就更加突出了群体的觉醒意义。呼吁个人解放、争取个人自由的声音似乎总是在唤醒民众的呼声之下。这也就是中国对于西方文化拿来主义式的借用又一表现。

其次，“救亡”与“启蒙”是一对矛盾，它们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特点，在某些时段某个方面会占突出、主导位置。

“救亡”与“启蒙”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与文化的矛盾、国家独立富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有相互刺激、共同作用的一面，如：
戊戌变法时期对于西方文化思想的引进、宣传，主要还是基于亡国的紧迫感。这个时期，文化上的救亡占主导。等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风起云涌，成为时代主潮的时候，政治意义上的启蒙比文化上的启蒙更为明显。辛亥革命之后，张勋、袁世凯的复辟失败就很好的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谁再想要做皇帝已经是不得民心之举了。新文化运动重在启蒙，五四爱国运动立足于救亡，但同样把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成果迅速扩大化，这就形成了救亡与启蒙互相刺激、共同作用的双赢局面。

“救亡”与“启蒙”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更明显的表现是在日本侵华之后。在此之前，二者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开始显现。“戊戌前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改革，康有为回答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辛亥前严复在伦敦遇见孙中山，严也劝孙先办教育，孙的回答也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万年太久，来不及了。”（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第849页）。在这之后战争频仍，使得启蒙工作始终被搁置。捍卫国土意义上的救亡运动此起彼伏。这也是历史的一种必然选择。五四时期曾经进行过的一段时间的启蒙工作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宣传普及，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等基层群众根本就不能理解何谓启蒙。在这之后的政党主要关注的是政策宣传，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政党的传声筒。文化思想启蒙依旧被搁置。

但在另一个意义上来分析这种救亡，也可以得出救亡也即启蒙的结论。“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首次正面遭遇时的历史性画面：当英国舰队突破广州虎门要塞，沿江北上的时候，江两岸聚集的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争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救亡”压倒“启蒙”？——对80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结构和分析。李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就像列宁所说“非常闭塞，消极被动，没有知识，对政治漠不关心”（《中国各党派的斗争》转引李书第809页）。民众不参与政治，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也是启蒙工作不能彻底进行的一大原因。在这之后的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全民参与的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国不单取得救亡的成功，而且结束了长久以来中国的军阀割据、分散零碎状态。民众在此期间也得到并深化了一些启蒙的思想。至少在政治意义上，“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与具体实施，极大地实现了国人由封建时代的“臣民”向近现代意义上国家的“公民”身份的转化。这是个巨大的启蒙。
在这个意义上讲，救亡在长时段上也就是启蒙。

最后，文化思想意义上的启蒙工作始终屈居各种时代主潮之下，直到现在都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彻底完成。民主与科学，自由、平等、博爱，追求个人解放，直到现在都仍然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启蒙工作远未完成。

“救亡与启蒙”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概念。这组概念的提出以及李泽厚先生对于它们的阐释得到当时众多知识分子的认同，并且影响至今。今天再次对这个概念做一点思考，仍旧有助于我们更清晰的理解中国现当代历史。

首先在概念上，我们需要区分一下“救亡”与“启蒙”。“救亡”在第一层意义上是对于国土的捍卫、国家主权的维护，也就是免于“亡国”。在第二层意义上是在文化上保持作为一个中国人、炎黄子孙的资格，免于在文化上沦亡，也就是免于“灭种”。这第二层意义往往因第一层意义的紧迫性隐而不彰，而且只要国家不亡，在文化上的救亡问题一般也就不存在了。
“启蒙”。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页。）。同样，启蒙有两层含义，政治意义上的要求民主、人权，积极参与国家活动；文化意义上的争取个人自由、摆脱封建愚昧、盲从。“启蒙”的概念，在西方还主要着重于个人的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传到中国来之后，它就主要侧重于开启民智、反封建愚民政策。这就就更加突出了群体的觉醒意义。呼吁个人解放、争取个人自由的声音似乎总是在唤醒民众的呼声之下。这也就是中国对于西方文化拿来主义式的借用又一表现。

其次，“救亡”与“启蒙”是一对矛盾，它们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特点，在某些时段某个方面会占突出、主导位置。

“救亡”与“启蒙”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与文化的矛盾、国家独立富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有相互刺激、共同作用的一面，如：
戊戌变法时期对于西方文化思想的引进、宣传，主要还是基于亡国的紧迫感。这个时期，文化上的救亡占主导。等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风起云涌，成为时代主潮的时候，政治意义上的启蒙比文化上的启蒙更为明显。辛亥革命之后，张勋、袁世凯的复辟失败就很好的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谁再想要做皇帝已经是不得民心之举了。新文化运动重在启蒙，五四爱国运动立足于救亡，但同样把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成果迅速扩大化，这就形成了救亡与启蒙互相刺激、共同作用的双赢局面。

“救亡”与“启蒙”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更明显的表现是在日本侵华之后。在此之前，二者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开始显现。“戊戌前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改革，康有为回答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辛亥前严复在伦敦遇见孙中山，严也劝孙先办教育，孙的回答也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万年太久，来不及了。”（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第849页）。在这之后战争频仍，使得启蒙工作始终被搁置。捍卫国土意义上的救亡运动此起彼伏。这也是历史的一种必然选择。五四时期曾经进行过的一段时间的启蒙工作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宣传普及，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等基层群众根本就不能理解何谓启蒙。在这之后的政党主要关注的是政策宣传，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政党的传声筒。文化思想启蒙依旧被搁置。

但在另一个意义上来分析这种救亡，也可以得出救亡也即启蒙的结论。“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首次正面遭遇时的历史性画面：当英国舰队突破广州虎门要塞，沿江北上的时候，江两岸聚集的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争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救亡”压倒“启蒙”？——对80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结构和分析。李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就像列宁所说“非常闭塞，消极被动，没有知识，对政治漠不关心”（《中国各党派的斗争》转引李书第809页）。民众不参与政治，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也是启蒙工作不能彻底进行的一大原因。在这之后的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全民参与的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国不单取得救亡的成功，而且结束了长久以来中国的军阀割据、分散零碎状态。民众在此期间也得到并深化了一些启蒙的思想。至少在政治意义上，“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与具体实施，极大地实现了国人由封建时代的“臣民”向近现代意义上国家的“公民”身份的转化。这是个巨大的启蒙。
在这个意义上讲，救亡在长时段上也就是启蒙。

最后，文化思想意义上的启蒙工作始终屈居各种时代主潮之下，直到现在都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彻底完成。民主与科学，自由、平等、博爱，追求个人解放，直到现在都仍然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启蒙工作远未完成。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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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玛县13932275961： 如何从戊戌维新运动中正确认识理解救亡和启蒙的关系?？
子车昨贝敏： 把改革寄托在一个没有实际权利的皇帝身上是客观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变法脱离拉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应该意识到无论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其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人民群众是否拥护它,所以我门指定改革的方针政策一定要 顺应人民的需要

班玛县13932275961：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 - ？
子车昨贝敏：[答案] 1.进步意义.戊戌变法颁布的法令虽然绝大多数都是纸上谈兵,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但它表明历史走向是进步的.在政治上... 挺身而出,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呼吁“保国”,反对“瓜分”,是近代中国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一场爱国运动.尤为可贵的...

班玛县13932275961： 如何认识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 ？
子车昨贝敏：[答案]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1)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进步意义. (2)爱国救亡运动,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3)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简述戊戌变...

班玛县13932275961： 我国近代救亡图存历史事件有哪些及年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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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玛县13932275961： 谈谈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 - ？
子车昨贝敏：[答案] 中国近代史是探索史屈辱史.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列强的入侵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的半封建社会.在此期间,地主阶级抵抗派师夷长技以自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进行了洋务运动,但其失败的结果表明单纯学习西方技术,不能使中国自强求富....

班玛县13932275961： 怎么认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伟大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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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玛县13932275961： 说说近代中国的觉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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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玛县13932275961： 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体现出什么鲜明的特点? - ？
子车昨贝敏： 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的主要特点: 1.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主题是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学习西方和抵制侵略、启蒙和救亡相连,体现了强烈的...

班玛县13932275961： 中国近代史上中国社会各阶级是怎样探索救国道路的 - ？
子车昨贝敏： 近代历史上中国不同的阶级都曾探索过救国救亡的道路: 一、地主阶级 1.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翻译并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著作. 魏源:编著《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对闭关自守的传统观念给予了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