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遇刺案的“廖案特别法庭”的审判

廖仲恺遇刺案的林直勉与魏邦平~

林直勉是国民党元老，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曾掩护孙中山脱离险境，为孙中山所信任，先后任孙中山、胡汉民秘书。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说，林直勉被捕后，有数页“供词”，承认要“推倒”廖仲恺，“但谋杀廖仲恺是不知情的”。即承认有反廖言论，而不承认有参与杀廖的行为。陈公博在国民党“二大”公布的名单，本已经将林直勉列为与本案有“间接关系”者，但或许是意识到不应仅以反廖之言而入杀廖之罪，故朱培德《关于廖案的公判请求书》及陈公博后来在特别法庭的“论告”，均没有再提及林直勉。然而，林直勉也曾经被送上过法庭。据林祥所撰史料：“因其（指林直勉）地位高，并且有关国策问题，非普通法庭可以审问，国民政府特组织一个特别法庭审讯之，地点在粤军总部，以朱培德、谭延闿、李烈钧（李此时似不在粤，此处存疑——引者）为法官，朱培德为审判长，以宪兵营长为护庭法警。” 这位宪兵营长，就是林祥自己。林祥亲见，当林直勉在法庭上陈述他反对容共的主张时，为朱培德所驳斥。林直勉后被禁于虎门炮台。1927年春得陈铭枢、吴稚晖、邓泽如营救，获得了释放。当国民党广州市党部设宴欢迎他出狱时，称他为“忠诚的国民党同志”。案发后出逃的魏邦平，后来对人谈过他受追捕时的经历，说他当时得到一对德国夫妇的掩护，登上沙面英舰，潜往香港。汪、蒋曾谓魏涉案至深，咬定魏就是“受了香港政府二百万元的贿赂”，“阴谋推翻革命政府”之人。然而，这宗与港英“勾结”的莫大罪案，却是“廖案”中能见度最低的一个问题。烟笼雾罩，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的报告说：林直勉“供词”说当他参与倒廖时，“有一个人说这事是一定成功的，香港方面有二百万元的帮助。林直勉听见这句话，很觉得不安，从此就托病不管这事”。“二百万元”之说，似乎来源于此。然而林直勉“供”过这番话吗？查林直勉所撰“党狱”一文，他是这样写的：“问官：‘英人图粤，以二百万元运动你等作乱，你知之乎？’余曰：‘不知。只略闻邓泽如言，风闻魏邦平有谋反之说，此外别无所闻。’”按林所述，是“问官”首先挑明“二百万元”的话题来讯问他，但他已断然否认曾与闻此事。林紧接着写到“廖案”发生后，邓泽如曾到林家谈话，故文中“只略闻”邓泽如语一句，是案发后林在家里听到的由邓传来的“风闻”，并非如汪所说（案发前）有人向林讲过“二百万元”之事。汪转述林的“供词”是否确实，在林直勉写的材料中，并未得到印证。汪的报告还提到杨锦龙也讲过“二百万元”的问题，但未说明细节，未交代清楚杨是在什么情况下、向什么人讲到这一点的。案发后几天，当古应芬到黄埔探望胡汉民时，古说：“这是甚么话？既说刺仲恺，又说是受英国人运动，以二百万元谋叛，又说运动登同（李福林）造反……”可见案发之初，“风闻”不胫而走，初时并与李福林有关。古应芬说话的语气，流露出他对这些“又说”、“又说”，是有所怀疑的。问题可能就是“问官”执以为词，套问罹狱之人，又以耳食之言，波及其余。故“二百万元”云云，其来源是不明晰的。魏邦平与梁鸿楷，最初被指为与这“二百万元”有关，魏并被蒋说成是“廖案要犯”。然而，到底有没有这“二百万元”？魏、梁等有无接受过这“二百万元”？均未经过查实。事情不久即出现了变化：梁鸿楷被捕后因缴纳“报效费”而被释放，而潜逃在外的魏邦平，与胡毅生一样，逐渐淡出了办案者们的视线。在陈公博的名单中，魏只不过是一位“失意军人”而已，在检察机关的“公判请求书”、“论告”书中，都找不到魏的名字。不但“廖案要犯”这顶大帽子被忽略，连“二百万元”一事也没再提起了。并且，魏邦平不像朱卓文那样受到明令通缉。据魏邦平亲属撰写的一份资料：约1928年，魏邦平携子女游历日本，遇何香凝于俄国皇后号邮轮。据称，何当面对魏说：“当年认你涉嫌主谋，殊不应该，真该说‘对不起你’。”魏1935年9月逝世，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发出“褒扬” 魏邦平的通令。1936年广东省政府还将魏的故乡，命名为“邦平乡”。

李福林举报的“大塘会议”，从实际的情况分析，可能是粤军军官们的一次聚谈。当时李福林、魏邦平、梁鸿楷、张国桢等人，对汪、廖、许、蒋歼灭杨刘、改组政府，内心存有不满。当廖仲恺、蒋介石派黄埔军校学生搜查赌馆时，又与李福林的“福军”发生过冲突，双方拔枪相向，关系十分紧张。李福林担心他会与杨刘一样，遭到歼灭的命运。可以想象，这帮人当时的谈话，可能很“出格”，借助酒兴，什么“反叛”、“反骨”的话，都会随口而出。他们之被整肃，看起来乃是“咎由自取”。那么，梁鸿楷这几个人的情况怎么样呢？毛思诚撰蒋介石“年谱”初稿， 1925年8月25日条下，有“发见港英谋覆政府，以梁鸿楷为总司令，魏邦平为省长之大阴谋”一语。这是蒋对魏、梁等人定下的基本调子。此时汪、蒋的言谈和文章，说到魏邦平、梁鸿楷，多是这个说法。然而，到了国民党“二大”时，陈公博那篇“廖案检察经过报告”，仅仅将魏邦平和梁鸿楷定性为“失意军人”，不但未将他们列入“廖案”人犯名单，而且连“勾结港英”，“谋覆政府”这八个字，也没再提及。这其中的奥妙，应当就是前文提到的梁鸿楷等在“报效”了一笔金钱之后，已经获得了释放。据罗翼群说，梁鸿楷等五人“合共献出报效费三十三万元”；而林祥则从梁鸿楷的弟弟梁振楷的口中，得知“一共缴款十六万元”。数目无论多少，梁鸿楷等人在缴纳金钱后而获得了释放，这是实有其事的。故《申报》1925年9月24日的国内专电所谓：“在黄埔监守梁鸿楷之学生军一连，受莫雄、郑润琦运动，巧私释放。……黄埔之杨锦龙、谭启秀、林直勉、梁士锋，闻亦与梁鸿楷同时逃脱……”这一报道是不确实的。同样，《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2日刊出的 “梁鸿楷终身监禁”的消息，也是靠不住的。梁鸿楷被释放后，还与李福林合办防务经费（番摊），获得了厚利。抗日战争时梁鸿楷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广东省政府顾问， 1956年死于台湾。上述“报效”内幕，既然并非出于虚构，那么汪、蒋加在梁鸿楷等人头上涉嫌“廖案”与“推翻政府”的大帽子可信程度如何，就应当打个折扣，打个问号了。在梁鸿楷一案中被处死的张国桢，广东南海人，早年与蒋介石同在援闽粤军总部任参谋，与蒋积有怨恨。叶少华（曾任第四军军法处处长）所撰《有关张国桢的若干情况》一文说：“蒋介石对张国桢，早在‘廖案’发生的两年前，已萌杀机了。”案发之时，张国桢自辩他与“廖案”没有关连，曾经说“廖死关我屁事”。当有人劝他逃走时，他又说：“戆居，我都使走（别犯傻，难道连我也需逃走）？”蒋介石不经许崇智的同意，擅自逮捕并置张国桢于死地，这其中是否另有隐情？当然是个谜团。又有资料说：“被拘留于粤军总部的杨锦龙、梁士锋，许崇智下台时，总部的人忘记将他们释放，蒋介石知道，又忙派人将他们两人杀了。”他们的死，同样是不明不白的。然而，梁鸿楷、张国桢等被捕后，许崇智所遇到的麻烦，并未成为过去。9月5日，许崇智奉命担任“财政监督”，不过几天（即9月9日）时间，蒋介石即向汪精卫告状，说“许崇智不顾大局，把持财政，心欲限制本军的发展，可胜慨然”。很显然，由汪、许、蒋三人组成的“廖案” 特委，这时只剩下了汪、蒋二人。自从8月25日之后，许崇智实际上已经被排出了权力中心，成为边缘人物，并始终未能走出他所陷身的困谷。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是蒋介石于9月19日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以“解决反革命各军”的名堂，出动军队，宣布广州全市戒严。蒋派出的军队包围了许崇智的住宅，“四面放枪”，实行武力威逼。夜10时，蒋介石给许崇智送去了一封长信，以劝许“不如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的口气，令其立即去职。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将这封信解读为：“盖当时公（蒋）欲出师长江，以图本党之发展，而许不赞其行故也。”似乎是因为许不赞成“出师长江”，才遭致蒋的不满，其实不是这回事。《蒋介石年谱初稿》附有此信全文，其措辞强硬，咄咄逼人：“廖案发生，阴谋暴露，而害党叛国者，均为吾兄所部，而吾兄不引咎自责，幡然悔悟，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竟酿成此巨变惨剧，岂不可痛。”斥责许崇智“空谈革命，口是行非，信用已失，名誉扫地”。全文2000多字，字字是逼许下台之利刃。许崇智当时打电话给汪精卫，询以何故？汪即回函，大意谓：“余虽一书生，但敢信非威力所能屈。余决不因在卫戍司令威力之下，便妄赞同蒋氏此项措施。实为认定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又谓：“余敢信介石对公事虽毫不假借，不讲感情，但决非余不讲感情之人。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一任介石将此一切难题，及感情上不能解决之难题解决后，即请先生回。”汪精卫在对媒体发表的谈话中，明确支持了蒋介石，说党内、外“若因此事有不谅于介石者，余愿分其谤也”。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许崇智只好缷职，在陈铭枢的“护送”之下，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粤军第四师师长许济，亦被令缷职随行。9月19日夜，蒋介石又逮捕了广东财政厅长李基鸿和军需局长关道。其理由是 “因李、关侵蚀国币，接济反革命军也”。其实，李基鸿是廖仲恺死后才担任省财政厅长的，上任不到一个月。9月20日，蒋介石又派出军队，到东莞的虎门、莞城、石龙一带，分别包围、追缴粤军第三师师长郑润琦、第三旅旅长莫雄所部的枪械。郑、莫既未沾 “廖案”的边，也未参加什么“大塘会议”，当8月25日许崇智诱捕梁鸿楷等时，郑曾应召至总部，问明情况后已经放出。而莫雄还被许派赴广九路，执行解散粤军林树巍部的任务。现在，郑、莫所部却被戴上了一顶“反革命军队”的帽子，被收拾得一干二净，郑、莫狼狈而逃。如果说，胡汉民离境还蒙上一层“客气”的外衣，还给他开过“欢送会”的话，那么许崇智及郑、莫等人的问题，则完全是用枪杆子解决的。《许济自传》写道：当其时有人曾问于许崇智，何以让蒋如此作为呢？许崇智回答说：“孙先生去世不久，我若与之（蒋）争论，不知者，意我为党见不合，及以我为权力而争。我桑梓十余年来，被新旧军阀、官僚祸害，人民精疲力尽，谁能分别？惟有看他行践如何。革命事业正与不正，自有公论，那时人人得而诛之，讨伐岂能少我一分子？”许崇智并嘱许济一同离粤。许济写到这里，对蒋介石使用了“恶毒阴险，混淆黑白，甚于袁氏陈逆等”的字句，可见其心中的不平。总而言之，许崇智的“跟斗”，是因李福林的检举而栽倒的，而李端出的东西到底有几斤几两？却是个哑谜。许崇智被罢官卸职，其部下被驱逐、被逮捕、被枪毙，其部队被并吞。许崇智的这个“跟斗”，栽得不可谓不重矣。故就实际而言，在“廖案”查办过程中，许崇智是受牵连最广，受打击最重的一位。

1925年8月25日，广州国民政府令设“廖案” 特别法庭。几经更迭，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期间，这个特别法庭正式成立，检察委员会以朱培德、李福林、岳森、吴铁城、甘乃光、陈树人、陈公博、周恩来、陈孚木为委员，朱培德为主席委员；审判委员会以卢兴原、李章达、杨匏安、谭桂萼、林祖涵、王懋功、沈应时为委员，卢兴原为主席委员。法庭审判适用法律，为“暂行新刑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不准廖案人犯有延聘律师之权”。
当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应代表的要求，审判委员杨匏安在会上作“廖案”侦缉情况的说明；检察委员陈公博则公布了一份本案“人犯”的名单，“主要的”是：朱卓文、苏汉雄、吴培、冯灿、陈细、梁博、郭敏卿、黄基；而有“间接关系的”是：梅光培、林直勉。上文说到，胡毅生、魏邦平、梁鸿楷等人，均未列名其中。
1926年1月下旬，检察委员会主席朱培德向审判委员会提出《廖案之公判请求书》，将梁博、郭敏卿、梅光培、赵士伟、林星送上法庭，称梁博、郭敏卿有“共同杀人之所为”，梅光培有“间接助成他人杀人之所为”，赵士伟有“诈财之所为”，林星“对谋杀亦有知情之嫌疑”，请法庭予以审判。“廖案”特别法庭于1月25日开庭，由检察委员陈孚木陈述检察经过，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作有关陈述。至2月12日，在审判委员会主席、法律专家卢兴原的主持下，审判委员会共进行了七次审讯，先后对梅光培等6人作了讯问，并听取了张勋、陈一新（卫士）、区玉书、廖朗如、陈树人等10多位有关证人的证词。
6月2日，陈公博代表检察委员会作本案“论告”，指出：郭敏卿为“主要凶犯”，“实犯有直接间接杀人行为”，应请处以“杀人罪”；梁博为“廖案正凶”，应请处以“杀人罪”；梅光培负“间接责任”，应请处以“间接杀人罪”；林星对案情自有预闻，应请严重处分。陈公博代表检察委员会的“论告”还指出：潜逃在外的朱卓文、黄福芝，均为“廖案主谋正凶”。
7月13日，“廖案”特别法庭宣判：梅光培、郭敏卿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法审理”；梁博处以死刑；林星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其判决主文为：
一、“梅光培组织军队，放弃责任，致令参谋长郭敏卿，任用凶匪陈顺为军事委员，因而杀人之所为，应移送总司令部酌予处分。”
二、“郭敏卿擅委凶匪陈顺为军事委员，因而组织暗杀团体，刺死廖前部长仲恺，含有政治作用之所为，应移送总司令部军法审理。”
三、“梁博共同杀人之所为，处死刑，褫夺公权全部20年。”
四、“林星帮助杀人之所为，减处三等有期徒刑三年，未决期内羁押日数，准以2日抵徒刑1日，褫夺其入军籍之资格5年。
8月初，梁博被执行枪决。8月24日，国民党中央第10次政治会议接受广东各界纪念廖陈二公殉国周年大会的“请愿书”，其中有请政府“处郭敏卿于极刑”一语。据此，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函总司令部，克日将郭敏卿处于死刑”。
梅光培之涉嫌“廖案”，起因是他给陈顺发过枪照。后法庭查明枪照是郭敏卿以梅的名字填发，梅不认识陈顺，对此并不知情。然而，陈顺在医院的那份供词记录，却有“可叫梅光培来保我出去”一句，梅既称不认识陈顺，为何陈会向梅求保？故梅仍有可疑之点。针对这一点，国民政府秘书长陈树人在法庭上作了陈述，说明当日在医院讯问时，提问者（陈树人、区玉书等）鉴于枪照乃梅光培所发给，为使陈顺开口答供，“故当时先曾提及梅光培名字，实非由凶手陈顺自行忆及。且我等亦曾向陈说，谓如梅光培来，当可救汝等语，或因此陈顺乃有此供。”陈树人还签了字，以示郑重。陈树人这一庭上陈述，使梅光培得以最后解脱。稍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通过“军法会审”，决定释放梅光培。梅旋即在报上刊登《梅光培启事》：
光培去年以廖案涉嫌被留，备承诸同志乡族戚友关垂，感铭五内。本月十一日已蒙政府讯明省释，回复自由。惟精神疲弱，尚须调养，未遑踵候，特登报鸣谢，藉伸微忱。
8月初，“廖案”特别法庭具文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呈报结束。
以上，除了国民政府令设之“廖案特别法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的“军法会审”、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有关的“议决”之外，为审判梁鸿楷、张国桢等曾组织过“军事法庭”（前文），为审判林直勉又组织过“特别法庭”（见下文），可见“廖案” 之审讯，称得上反反复复，业经多次矣。然而，虽然经过了兴师动众的侦查和审讯，但不等于“廖案”全案已经告破，其案情依然不清不楚。有一些内幕尚未揭开，主要责任人并未逮捕归案，绳之于法。总的说，“廖案”至今仍然是个悬诸史乘、未完全侦破的重大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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