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三世的混乱生活

亨利三世的议会起源~

　　亨利三世做了五十几年的国王。他在位时，最重要的事是，英国产生了议会。
　　亨利初登位时，只是个九岁的幼童，当时英国一片混乱，斐利二世派来的法军占据了英国南部。当初，贵族们反对约翰，得到了法军的支持。英国人随即又面临着将法军赶出英国的任务。亨利年幼，于是，于是，大臣威廉·马歇尔成为摄政，并成立了一个由马歇尔主持的御前会议，来处理国务。御前会议的成员包括，首席政法官，王宫总监，财政大臣，大法官，大主教等。
　　英国人政局初定，内战停止，开始同仇敌忾，驱逐法军。英军与法军之间，不断爆发战斗。
　　1217年，斐利二世派他的儿子，法国王子路易，亲征英伦。但是，路易王子的到来，也仍敌不住一心要驱逐侵略军的英国军民，法军遭到失败。九月，经过激战，路易王子不得不承认失败，与英国人签订和平协议，在取得一万马克的补偿金后，法军撤离了英国。
　　1227年，二十岁的亨利开始亲政，正式统治英国。亨利三世做了五十几年的国王，但是，他并无治国的才能。说起来，亨利三世性格和善，虔信宗教，热爱艺术，为人不错，但是，从治理国家来说，他又缺乏判断力，容易冲动，既怯懦无能，又野心勃勃，不切实际。在他统治时期，总的说来，英国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亨利三世亲政后，一改以前向御前会议咨询国事的习惯，抛开御前会议，越来越独断专行。这引起了贵族们的不安。此外，亨利三世在对外作战中，也是屡战屡败。为了夺回诺曼底等地，亨利三世于1230年和1242年，两次进攻大陆，但是，寸土未得，以失败告终。
　　亨利三世最为英国人所垢病的是，教皇对英国事务横加干涉，亨利三世却没有任何的反抗，一味唯唯诺诺，成为罗马教皇所利用的工具。当时，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为了打败神圣罗马皇帝斐特烈二世，需要大量金钱，于是，亨利三世不断以大批钱财，供给教皇，以填充其在大陆战争的无底洞，而且，教皇经常派其他国家的教士来英国领取教禄，这更使英国人不堪重负。
　　到了1236年，英国已是民怨沸腾，暗流涌动。英国的大小贵族们，普遍担心亨利三世会否认《大宪章》中国王应承担的义务。亨利三世并未觉察到危机，仍于1242年发动对法国的远征，结果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亨利三世两次失败的远征的最后一次。自1252年起，英国年景不好，连续三年粮食歉收，民生更加艰难。但是，亨利三世不管这些，他打算进行更大的不切实际的冒险，从而激起一场剧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254年，亨利三世与教皇英诺森四世达成一项协议，教皇允诺将西西里王位授予亨利三世的次子埃德蒙，同时，亨利三世则需向教皇提供西西里战争的军费。当时，埃德蒙只是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而西西里，则在德国皇帝的控制之下，亨利三世必须通过战争，才能得到西西里王位。于是，亨利三世一再向贵族们征收军费，但是，贵族们则认为，西西里距离英国太过遥远，发动战争太过冒险，但是，亨利固执己见，他不顾英国农业连续三年遭灾，仍强行摊派，要求贵族们缴纳他们三分之一的收入，作为军费。亨利三世的无理要求，最终激起了贵族们的武力反抗。
　　1258年四月，以蒙特福特为首的男爵们，全副武装去见国王，要求实行广泛的改革。要说起来，这蒙特福特还是亨利三世的妹夫，因和亨利三世的矛盾，从而成为反对派的领袖。武装贵族们要求，亨利三世放弃征税要求，进行政治改革，以更好地遵守《大宪章》的要求。
　　1258年六月，亨利三世被迫在牛津召开了被称为“狂暴议会”的会议，会议上，贵族们迫使亨利三世接受了《牛津条例》。《牛津条例》更进一步地限制王权，条约规定，议会定期召开，每年三次；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任意没收土地及分配土地，国王亦不得擅自决定对外战争。
　　会议后，亨利三世被迫遣散了他的外国顾问，而不得不接受英国的议会，从此，“议会”这个词，就广泛出现在英国的社会生活中。但是，亨利三世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只是勉强地遵守了三年《牛津条例》，到了1261年，亨利三世就把条例抛到脑后，他罢免了贵族们提名的最高法官，并将蒙特福特驱逐出国。
　　那蒙特福特也不是省油的灯。1263年，他在一些贵族的支持下，重返英国，打算和亨利三世在战场上见个高低。内战在即，法王路易九世进行“调解”。但是，路易九世一味偏袒亨利三世，蒙特福特宣布不接受法王的调解，内战终于爆发。
　　1264年五月，蒙特福特在英国南部击败了亨利三世的军队，生擒爱德华王子。蒙特福特遂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握了英国的权柄。他建立了一个九人委员会，并于1264年召开“西门会议”（西门为蒙特福特之名）。
　　1265年，蒙特福特召开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蒙特福特的议会，参加者除了男爵，高级教士，和每郡两位骑士外，还增加各自由市每市两位市民代表。这表明，贵族与市民阶层开始联合对付国王，市民阶层开始登上英国的政治舞台。蒙特福特召开议会会议的目的，是想使他的革命取得合法的地位。
　　之前的议会，由国王召开，而此次议会，则意味着没有国王，也可以召开议会，而且讨论的是国家各项事务。蒙特福特议会，控制了所有国家机构和法官系统。换句话说，蒙特福特控制了英国的政局，时间长达一年之久。亨利三世大权旁落，成为权臣手中的傀儡。
　　英国各界，大都支持蒙特福特的改革。但是，蒙特福特并未借此机会废黜亨利三世，因为英国国王在一些人心目中还很有市场。蒙特福特纵然大权在握，也不敢轻举妄动。
　　同时，在革命者阵营里，因为权力的腐蚀，也出现了争权夺利的现象。蒙特福特政权的内部开始出现分裂。蒙特福特的战友吉尔伯特伯爵离他而去，转投国王阵营，在他的帮助下，爱德华王子趁机逃脱。
　　王子逃离了伦敦，很快集合起一支军队，和蒙特福特的军队开战。1265年八月，两军对决，发生埃夫舍会战。蒙特福特在战斗中被杀，王军获得大胜。亨利三世在他英勇的儿子爱德华的支持下，夺回了权力。
　　教会人士掩埋了蒙特福特的尸体，掩埋处成为圣地。蒙特福特作为英国议会政治的重要改革人物，长期受到英国人的尊崇。
　　1266年，英国王室夺回所有权力，之后，爱德华王子渐渐成为实权人物。1270年后，亨利三世身体日渐衰落。1272年，亨利三世去世。爱德华王子即位为英王，是为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金雀花朝在历经约翰和亨利两朝混乱之后，终于又有一位勇武的君主登上了王位。
　　关于《牛津条例》，它的命运与《大宪章》不同，随着蒙特福特战死，英国王室重掌大权，《牛津条例》被废除了。但是，牛津改革运动并未完全失败，国家大事应交议会讨论，国王和贵族应该合作解决问题，这在英国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牛津改革在英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五十六年，其年幼时，大封建主以大会议之名掌握权力，待亨利长大亲政，遂与大贵族发生矛盾．1258年，亨利于牛津召开讨论征税的大会议，贵族发动兵谏，迫使亨利签订限制王权的“牛津条例”。牛津条例规定，议会法是最高权威，一切法令不得与其相悖，并组成由15名贵族参加的委员会与国王共同施政，国王采取的任何措施均得他们同意，方能实施。如此形成贵族寡头政治。但贵族宗派不和，政府无法工作，1261年，亨利下令废除牛津条例，导致内战。1264年西门·德·孟福尔伯爵率领的联军击败王军，俘虏了国王父子。
　　1265年，西蒙。德。孟福尔在威斯敏斯特召集大评议会，各县有2名骑士，各镇派2名代表参加，此次会议被看作是最早的议会。
　　大评议会后来演变为议会，分为上议院和下议院，习惯在威斯敏斯特皇宫会议厅举行。一般只邀请封建主和主教（上议院）开会，而骑士和市民只在特殊场合才被邀出席。下议院可以向国王呈递请愿书，这就是最早的议案。议长奔走于两院之间，联络并约束议员们。此时的议会只有皇室邀请才能召开，其作用是咨询，没有政党和选举。国会最重要的部分是上议院。
　　亨利三世（英文：Henry III，1207年10月1日－1272年11月16日），英格兰国王，由1216年到1272年在位。虽然他的在位时间相当长，他是英格兰历史上最无名的国王之一。

西欧中世纪的教权与君权

在西欧的中世纪，天主教会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这似乎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是，当我们对这一历史命题进行历史主义的全方位考察时，便会发现，对于意识形态领域来说，天主教神学是西欧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然而，一旦把视觉转移到政治领域，尤其是用来考察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时，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果仍然用天主教会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这一命题，来套用整个西欧中世纪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无疑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误解。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是：从时间上考察，在长达12个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中，教权与君权孰强孰弱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斗争中呈现出互有消长的马鞍型；从空间上考察，教权与君权的关系在西欧各国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情况各异，甚至截然不同。

时间是非常公正的历史老人，它会把一切如实地披露出来。西欧中世纪教权与君权的关系，在长达12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在斗争中互有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且这一过程还以马鞍型展现出来。最初是教权从属于王权，继之是教权驾于王权之上，随后是教权走向衰落和专制王权崛起。

当日耳曼各族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蛮族王国时，西欧社会的历史便掀开了新的一页，由古代进入了中世纪，从而也就开始了长达12个世纪的教权与君权在合作与争斗中互有消长的欢喜冤家的一段历史。

在蛮族入主之初，罗马派（即后来的罗马正教，亦称天主教）基督教是被征服者，许多蛮族王国信奉阿里乌斯派基督教或者他们祖先的原始多神教，他们把罗马基督教视为与罗马帝国统治者一样的仇敌，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剥夺了它们的广大地产。克洛维在没有皈依罗马教之前，尽管没有接受阿里乌斯派的信仰，但法兰克人对高卢罗马教会的劫掠并不比其他蛮族逊色，著名的苏瓦松瓶子就是从教堂抢来的。
《法兰克人史》的作者都尔主教格雷哥里在书中明确记载，克洛维率三千亲兵受洗，皈依罗马教之后，多神教信仰依然强大，高卢罗马教会的势力仍处于从属地位。不仅如此，克洛维建立墨洛温王朝之后，使开始组建由他管辖的加力克（法兰西教会的古代名称）教会。511年，他下令召开奥尔良宗教会议，会议制定的宗教法规具有国家法律的性质。这固然反映了封建神权统治的开始形成，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基督教已转变成为封建主服务的天主教，但更说明了君权对教会的干预和控制是何等的厉害。法兰克王国的教会、修道院全由国王管辖[1]，克洛维虽然未曾直接任命主教，但始终在幕后操纵，其继承者则从幕后走到前台，对主教选举进行赤裸裸的干涉。

8世纪中叶，矮子丕平为了篡位，用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需要罗马教会给以政治上的支持，为其篡位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与矮子丕平为代表的大封建阶级有着类似经济基础和相同政治利益的罗马教会，要摆脱长期以来所受的拜占廷皇帝的控制，消除伦巴德人入侵的威胁，需要寻求新的世俗君主给予军事上的帮助。各自的需要建立起了西欧政权与教权的最初联盟。借助于这个联盟，天主教势力逐渐抬头，并靠“丕平献土”建立起了教皇国。教皇由单纯的天主教世界的精神领袖兼任世俗君主，并消除了伦巴德人的威胁，摆脱了拜占廷皇帝的控制，压制了罗马贵族的叛乱。矮子丕平及其继承人也依靠这个联盟不仅当上了法兰克国王，而且将势力扩展到意大利，做了罗马人皇帝，成了西罗马帝国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可与拜占廷皇帝平起平坐。

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个联盟虽然使双方受益，但是联盟的主导者仍然是君权而非教权。加洛林王朝形成的惯例是，没有国王的首肯，任何人不得被选为主教。到查理大帝统治时期，主教和修道院长的任命完全由他一人决定。查理曼之后，主教的任命已成为国王独有的特权，教民要推选主教，必须从国王那里获得特许奖。推选教皇的权利原操在罗马城教士和教友之手，但在查理曼统治时已为世俗政权所控制，其继承者虽然控制力有所减弱，但从未放弃控制罗马教皇的政策。824年意大利国王罗退尔颁布的“罗退尔宪章”的誓文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誓文说：“除保留对教皇的忠贞外，对吾主皇帝路易与罗退尔，将终生效忠，竭尽智力，避免虚伪，避免非法选举教宗，凡本人所同意之人当选，不得接受祝圣，除非在皇帝代表与人民面前宣誓对皇帝效忠[2]。

如前所述，新的封建统治者对天主教会所以大加干预和控制，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天主教会及其教士在实现封建化，完善封建制的过程中能够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例如，加洛林王朝实行的是伯爵辖区制的行政制度，而代表王权的地方行政长官伯爵则多是当地大封建主，他们桀傲不羁，有很强的自主性。为了严密控制他们，查理曼就借助于教会力量，在实行伯爵辖区制的同时设立主教区，给予主教在辖区范围内的司法权，以限制和削弱伯爵的权限。不仅如此，他还派遣宫廷教士和官员担任“巡阅使”，全权代表王权监督和阻止地方官员对土地的贪婪，多伯特在他的《巡阅使》中说：只有巡阅使才能对这种趋势进行斗争[3]。

教会和教士在封建化过程中被赋予的这种重要的职能，使其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国王的大量赠予及权益。779年，查理把人们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列入国家的税法中，扩大了教会的税源。在此之前，什一税是教徒自愿赠予的。查理把主教和修道院长看作是自己的附庸，给予他们的赠与如同世俗分封。正如查理曼所说：“凭那份进款和那份地产，凭那所修道院和那所教堂，我就可以使得某个臣属效忠。”[4]而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长同样要为国王提供兵役、徭役和宫廷所需物品。世俗大地主阶级和教会是法兰克国家的两支柱。这种统治格局对西欧封建统治权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教会的国家机构职能，必然强化王权对教会的控制。首先，查理曼以王权对教会圣职的任免取代宗教法规规定的教会选举权，随时罢免他认为不称职、不符合王权利益的主教。其次，王权还控制着教会对内外的立法。查理曼在位期间亲自主持了16次宗教会议，并规定会议的内容，以国王敕令的形式颁布宗教会议的决议。教会的信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再次，为防止主教因地产和权势的增长而危害王权，查理以教会法规来束缚教士的生活。在802年关于巡阅使的敕令中，颁布了限制教会权力和修道院生活的法令。并通过建立教会学校加紧培养教士的宗教意识。查理的宫廷教士阿尔古因在办教会学校时很明确地表达了查理的这个意图。“我积极致力于许多工作，以便培养很多人为教会神圣的上帝服务，并装饰你的帝国政权”[5]。很显然，法兰克的君主把罗马天主教看成是可以强化君权、维护君权统治的一种力量。尽管800年圣诞节查理以不以为然的态度接受了利奥三世为他戴上的皇冠，甚至最初不喜欢罗马人皇帝这个称号，但是很快就看到皇帝称号为其统治带来的各种好处。首先，皇帝的称号提高了查理在西欧的统治地位，与东邻的拜占廷帝国皇帝相埒，其威望超过了法兰克国界。802年，查理在亚琛帝国会议上颁布法令，命令全体人民，不论是教士还是世俗人都要向他进行新的宣誓效忠。813年，查理亲自为自己的独生子路易举行皇帝加冕礼，以表明皇帝所拥有的绝对权力。

查理曼帝国解体后，情况并未发生变化。自867年尼古拉一世逝世到1049年近200年间，更是罗马教会最悲惨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教皇一直为意大利贵族和德意志国王所左右。罗马贵族把教皇当作猎物，随意废立，以遂一己之私。教皇福尔摩赛被启棺审尸即可充分说明。福尔摩赛死后的896-963年间，教廷为戴奥弗拉克家族所控制，在此期间，所有的教皇都是戴氏夫人及其女儿马罗琪雅策划的产物，其中约翰十一是玛罗琪雅之子，年仅20岁登位的约翰十二是其孙。德皇奥托一世废掉了约翰十二，另立立奥八世。立奥八世迫于压力，不得不颁布承认德皇有废立教皇之权的敕令。其中写道：“我身为主教和天主教仆之仆，……特许吾主德皇奥托一世并其在意大利的继承人，有推选教皇继承人与任命教皇、总主教、主教之权，他们必须从他那里接受委任状和祝圣状。”[6]从这时到1049年的20位教皇，不是罗马贵族就是德国皇帝推出的傀儡，奥托一世的继承人承袭其政策，其中犹以亨利三世为最，他前后罢免了三位教皇，对第四位教皇的选定也起了很大影响。[7]

在西欧封建化的过程中，教权的低落，不仅体现在教权与君权的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教皇对其世袭领地教皇国治理的失控。9～10世纪，教皇国的管理体制被打乱了，各地豪族如堡主、伯爵各自为政，教皇统治权变得有名无实，迫于压力，教皇开始把地产长期租借给他们。

西欧中世纪，在教权与君权争夺最高领导权和充当世界霸主的斗争中，教权摆脱其不利的地位是从11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发生这一改变的深层次原因当然是天主教会在王权的阴影下不断扩大统治范围，使西欧天主教化，并逐步获取天主教世界管理权的结果；其直接原因则是教会改革运动克吕尼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克吕尼运动肇端于10世纪的克吕尼修道院，到11世纪下半叶逐成燎原之势，其核心人物是格利哥里七世，其骨干有利奥九世、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大二世、乌尔班二世以及枢机主教达米安、胡培尔特等人。利奥九世任职期间，全面推动改革事宜，主要内容是杜绝神职交易和教士结婚。尼古拉二世上台后，于1059年颁布了著名的《教皇选举条例》。确立了选举教皇的新办法，其主要目的在于排斥外部势力对教皇选举的干涉，摆脱世俗君主对教皇废立的控制。条例规定：“罗马教皇逝世后，首先由枢机主教慎重推选一人，然后召集其他枢机主教对候选人加以批准，最后由其他教士和教友对新选举表示赞成”[8]，这一原则的确立和实施，提高了教会的自主权和教皇的权威。

克吕尼运动为代表的教会改革运动到11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在主教职权的斗争中，教权从君权手中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拥有圣职任命的发言权，从而使神职人员（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与世俗贵族相分离，杜绝了圣职买卖的弊端，通过斗争的胜利，教权愈益强化，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教权至上说由神学理论变成了社会的政治实践，教皇成了居于西欧诸王之上的主宰教权与君权的强势人物，西欧各国一切重大事务都必须得到教皇的同意。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动员欧洲各国教会法学家帮助确立“教权至上的地位”。他说：“教皇和国王，犹如太阳和月亮，月亮从太阳获得光辉，国王从教皇手中获得权力。”还说：王公选举皇帝的权力是教皇赋予的。教皇有权决定皇帝的人选，使教皇的权力成为强制性的。为此，他不愿做使徒彼得的继承人，认为这个说法贬抑了教皇的尊严，因为彼得虽然伟大，但毕竟是人。他公然宣称：“罗马教皇实际上不是普通人的代理人，而是真正的上帝的代理人，……是耶sū＠①基督本人的代理人。”[9]因此，一切权利都属于教皇，是“万王之王”。英诺森三世对教权的踌躇满志溢于言表。他策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组织了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在教会内部，他大权独揽，实行专制统治，主教选举发生争议，教皇有权决定，主要调换教区，惟有教皇才有权批准。在处理与西欧各国君主的关系问题上，他傲慢无礼，权倾一时。他运用政治手腕，利用德国混乱的政局，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在法国，他发布褫夺教权的命令，迫使势力强大的法王腓力二世就范，被迫同废后英格堡复婚。阿拉贡的彼德、莱昂的阿方索九世，葡萄牙国王桑乔，波兰国王拉季斯拉夫，都被迫匍伏于他的脚下。他还利用各种矛盾，迫使英王约翰服从其权威，承认自己是教皇的附庸，英国为教皇的属国，并每年向教皇交付1000马克的贡金。教权此时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盛极一时。

物极必反，这是辩证法的铁律。英诺森三世以后的50年间，虽然教皇们继续努力捍卫教权，但由于时事的变易和教皇们才有未逮，教权在与君权的较量中无可奈何地滑向低谷。野心勃勃的卜尼法斯八世虽然力图步英诺森三世的后尘，重建逐渐丧失的教皇最高统治权。但是由于中央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前人成功的地位，他却失败了。其间最具代表性和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卜尼法斯八世与法王腓力四世的斗争。腓力四世为应付英法战争的巨大开支，下令向教会领地征税，这无疑损害了罗马教廷的利益，引起了与教皇的冲突。卜尼法斯八世为了捍卫传统的权力，遂于1296年以开除教籍相威胁，禁止皇帝、国王和任何一级贵族在任何名义下向教会征收捐税和贡物。腓力四世则针锋相对，下令禁止金钱出口，断绝了教皇从法国应得的财政收入。腓力四世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获得广泛的支持。在1302年召开的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三级会议上，出席会议的神职界、贵族和平民的代表均支持国王。教会代表所以支持国王和反对教皇，是因为主教们要维护高卢教会的独立性，和不使自己对教皇的依赖大于对法王的依赖，因此支持腓力四世。教皇则以发布《一圣通谕》予以反击，并以革除腓力四世的教籍相威胁。法王则诉诸武力，监禁教皇代表，并联合不满教皇统治的罗马贵族，寻机推翻卜尼法斯八世。还派人潜入教皇驻节地阿南尼城堡逮捕教皇，对教皇进行暴力威胁和人身侮辱，迫其退位。卜尼法斯八世气怒交加，很快死去。这一事件严重削弱了教权，而对正在崛起的君权则十分有利。卜尼法斯八世死后不久，法王便选拔法国主教为教皇，并将教皇驻节地迁到靠近法国的意大利边境城市阿维农。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阿维农之囚开始，教权更是一蹶不振，直到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把罗马天主教对西欧统治的一统天下彻底打破。以上表明，中世纪西欧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永恒现象，客观实际是教权与君权两者在相互联合和斗争中因世事的变易而彼此消长。开始是君权制服教权，继而是教权驾于君权之上，最后乃是教权受制于王权，即使是纯天主教国家的西班牙也不例外。

中世纪的西欧，教权与君权的关系，不仅从时间上考察彼此在斗争中互相消长，而且从空间上考察这种消长在各国各地区也不是铁板一块、完全一致的。

在刚刚步入封建社会之时，新建的诸日耳曼王国中，除了西罗马帝国的原居民罗马高卢人信奉罗马基督教外，新入主的日耳曼各族均信奉原始多神教或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罗马派基督教不仅对这些蛮族新王国无法施加影响，反而被新的主人视为罗马帝国的同路人而屡遭打击。面对这一新的情况，虽然以格利哥里一世为代表的一批执着于罗马基督教事业的教会人士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手段来强化和扩大教会的势力，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终使整个西欧天主教化，但是，这一过程不仅充满了艰辛和反复，而且在各地发展也极不平衡。

496年，当克洛维为了自己的政治图谋率三千新兵受洗，皈依天主教之时或之前，征服西欧的其他日耳曼各族，大都接受了被视为异端的基督教阿里乌斯派。哥特人早在民族大迁徙运动之前的四世纪中叶，就在克里米亚成为了阿里乌斯派的信徙，东西哥特人在他们叱咤风云，攻掠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的两个世纪中，始终是阿里乌斯派的信徒。其他的日耳曼各族，如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或者一开始就属于阿里乌斯派，或者后来改宗阿里乌斯派[10]。就连侵入大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五六世纪也曾压制属于罗马基督教系统的英国本土的基督教。虽然随着封建化的演进，蛮族王国的国王和贵族成为大地主后，其利益与残留的罗马大土地领主以及天主教会渐趋一致，需要取得天主教会对其利益的维护和统治的支持，但是，由于接受天主教不仅要“反对民族的传统”，还要放弃对祖先的崇敬，心理的文化积淀和传统的习惯势力无疑给天主教的传教工作带来了许多阻力和困难，使其传教充满了艰难和曲折。

例如，英格兰接受天主教就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随着国王的更替几经反复后才终成正果。在诺森伯里亚国王埃德温皈依天主教之前，英格兰就曾接受过天主教，但只是昙花一现。当633年异教国王默西亚的彭达战胜和杀死埃德温后，诺森伯里亚又恢复了异教信仰，其后又几经周折，直到641年，诺森伯里亚的新国王奥斯维确立在英格兰的霸主地位后，天主教在英格兰的地位才牢固地确立起来。英格兰到718年才承认罗马的权威，威尔士则迟至12世纪才确立起天主教的统治地位。

西北欧的乌特勒支、弗里西亚到8世纪才逐渐天主教化，至于萨克森人，他们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因此也敌视他们的宗教。真到772年至803年查理大帝发动一系列战争，最终迫使萨克森人臣服时，萨克森才皈依了天主教，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摩拉维亚、波希米亚于10至11世纪才缓慢地天主教化。

很显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天主教化的路程尚未走完时，教权是无法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相反，教会权威的确立完全仰仗于君权的支撑。并且，还由于天主教化进程的不一，天主教会的权威在同一时期内在不同地区理所当然的也有强弱之别。

在天主教的中心，教廷所在地的罗马及其附近地区，教权一度比较张扬，在蛮族入侵时期，有很长一段时间自己管理自己。尤其是格里哥利一世在位时期，他不仅采取断然措施，独揽了罗马城的军政大权，自称总司令，而且趁群雄角逐的混乱局势，把前西罗马帝国皇室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卡拉布利亚的大地产控制在自己手中，将管辖范围扩大到意大利中部以及西西里、撒丁岛、科西嘉以至北非的某些地区，同时，他在抵御伦巴德人进攻的过程中，因策略运用得当，使罗马城得以保全，提高了教会的威望。格里哥利一世还力图使教权摆脱君权的控制，他经常有意绕过拜占廷皇帝的代表拉文那总督同外国交涉，赞扬反抗拜占廷皇帝统治的福加斯起义。很显然，在天主教中心的罗马及其附近地区，教权较其他地区要强势。这充分反映了即使在封建制度确立时期，天主教会的势力抑或说教权在各地的情况是不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教权从属于君权的总的格局并未有根本性的变化，罗马教廷和教皇受到很大制约，首先是拜占廷帝国的控制。536年，拜占廷在意大利重建帝国的统治后，皇帝查士丁尼便在教会和世俗事务中取得了控制权。教皇虽然是由罗马教士、人民和士兵在拉特兰宫的宗教会议上选出，但如果得不到拜占廷帝国皇帝或他的代理人拉文那总督的任命，就不能加冕。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751年教皇国的建立[10]（第162页），其次是伦巴德人进攻的威胁。6世纪上半叶，伦巴德人入主意大利北部以后，不时地向罗马发动进攻，迫使罗马教皇不得不自降身价，求得法兰克王国统治者的支持。复次，如前所述，受制于查理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再次，教皇对教皇国的统治也一度失控。在9-10世纪的封建化过程中，教皇国的管理体制被打乱，各地豪族堡主、伯爵等封建主各自为政，致使教皇的统治权变得有名无实。罗马贵族则对教皇的废立拥有很大的发言权。

可见，在教权与君权关系的第一阶段，在教权仰赖于君权的总的情况下，教权在各地发展的情况是有着很大差异的。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即教权以卡诺莎晋见这一戏剧性的事变为标志，超越君权，凌驾于君权之上后，教权对君权控制的程度在西欧各国是否完全一致呢，回答是否定的。

在德国，从格里哥利四世开始的教皇们围绕主教授职权问题，通过与德皇们的反复较量，利用德国分裂的政治局面趁火打劫，不断扩大权势。到英诺森三世统治时期，教皇的权力达到了顶点。在教会内部，他大权独揽，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君主。在与天主教世界各国君主的关系上，他全面贯彻教权至上的原则，实现了格里哥利提出的教皇有权废黜皇帝的野心[11]，能够左右德国皇帝的废立。他曾支持奥托四世登上皇位，但在奥托四世没能满足其野心，履行扩大教会领地的诺言后，便把他废掉了，将帝国皇冠送给了更加忠顺的弗里德里希二世。

然而，英法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素有教会自主权的法国，即使在教权驾于君权之上的总体形势下，国王也并未匍伏于教权之下。奥古斯都·菲利二世不仅独揽审判权，而且在向贵族征税的同时，也向教会课税[12]；到美男子菲利四世统治下的法国，与一盘散沙的德意志帝国更是大相径庭。当卜尼法斯八世企图步英诺森三世的后尘，迫使法王就范时，菲力四世则以禁止金银输出国外，切断教皇在法国的财政来源予以回击。继而又召开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三级会议，确立了举国一致支持国王对抗教皇，国家权力至上的原则。在这场斗争中，法国的君权彻底战胜了教权，主张教权至上并力图实现这一原则的卜尼法斯八世在强大君权的侮辱下羞情而死。随之而来的“阿维农之囚”从总体上宣告了教权黄金时代的终结。英国和法国的情形差不多，当教权试图左右各国君权的时候，英国的君权则对此发起了挑战。1164年，英王亨利二世制定克拉林敦宪章，规定只有教会内部的事务才能向罗马上诉，并对绝罚作了限制，神职人员的案件必须由世俗法庭处理，主教的选举要在国王控制下进行，他们必须向国王表示效忠。这一宪章虽然遭到了教会的反对，但却为后世英格兰摆脱教会的控制在立法方面树立了榜样。即使是懦弱无能的无地王约翰，也敢于拒绝承认权倾一时的英诺森三世任命的坎特伯雷大教，最后虽然因种种原因被迫向教皇妥协，但他不仅保住了王位，还使教皇宣布限制君权的《大宪章》无效。到13世纪末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为了限制教会土地的增加和权力的膨胀，于1279年颁布了关于“教会人士”的法案，其中规定禁止教会机关，未经国王的同意而获得土地[5]。在国会中，教会贵族则基本上为君权而不是为教权效力了。

由此可见，在人们普遍认为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教权至上论得到最好贯彻的11-13世纪，英法等国的情况与德意志不同，这些国家的君主不仅不能任教皇随意废立，而且在王国内具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最后命令的权力。

13世纪末，因为民族国家的兴起，教廷内部的纷争走向衰落之时，教权与西欧各国君权的关系依然不能一概而论。

召开了“模范国会”以后的英国，虽然尚未完全摆脱罗马教廷及其代理人的干涉，但是国王和国会在举国一致的民族意识的支持下，坚决抵制教皇对英国民族利益的侵犯，颁布了教职选举规章和“王权侵害罪法”，否认教皇有权任命英国圣职，规定司法案件，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不论是初审还是复审，外国法庭不得干预，否则按侵害王权罪论处，并禁止英国黄金流入教皇金库。

至于法国，在14世纪的“阿维农之囚”期间，国王不仅迫使教皇克莱莱芒五世于1311年发布《荣耀君主》的通谕，重新确立世俗君权源于上帝而非教皇授予的原则，而且左右教皇的废立，瓜分和征收教会的财产。在15世纪中叶，又颁布了“实利准许法”，在任命教职、解决司法纠纷和征税三个方面以法规形式限制教皇权力。1516年法国同教皇缔结的“波伦亚协定”更明确规定，国家有权任命本国教会的高级教职，有权向教士征税，只许教皇保留在法国征收年捐的权力。法国的教会彻底民族化了。
连与罗马教廷关系极为密切的西班牙，也在同教权的斗争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1482年，国王斐迪南通过同教皇的一项协定，夺取了高级教士的任命权，接着又以法令形式规定本国教会的法规必须得到国王批准才能颁布和执行。同时宣布教会要纳税，剥夺了教会的免税特权。
在西欧各国开始摆脱教廷的控制，实现教会民族化之时，德国则由于诸侯争霸，政治分裂，皇权式微，给了教皇以可乘之机。他一方面利用德国的政治分裂，加紧对德国进行经济上的榨取，以弥补在其他西欧国家所受的损失，致使德国成为了教皇的奶牛；另一方面，则利用皇帝无权、诸侯纷争的政治形势纵横捭阖，挑拨离间，制造矛盾，以阻碍德国的统一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从而达到永久控制德国之目的，并最终激起了马丁·路德所领导的宗教改革。
教权与君权关系的错综复杂，不仅在时间上出现了彼此的消长和位置的互换，在空间上也如上所述极不均衡，在西欧各地各国也因各方面情况的不同，多有差别。因此，对那种简单地以偏概全的观念必须予以辩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法兰西斯一世不愧是文艺复兴时期执政的国王，他是一名勇士、艺术赞助人，同时还是一位非凡的花花公子。他是一位挚爱女性的国王，他爱过的女性不计其数。“王宫里少了女人，就好比一年中少了春天，而春天又少了玫瑰啊。”这位私生活极其不检点的国王如此感叹道。不幸的是，身为采花高手的法兰西斯一世让自己的王后饱受了梅毒之苦。他的儿子，后来的继承人亨利二世同样风流成性，不过他心血来潮地赠给自己最喜欢的情妇戴安娜的不是花柳病，而是一些别的东西—法国王冠上的珠宝。
亨利二世十分迷恋和自己母亲年龄相当的戴安娜，同时他对自己那身材矮胖、毫无动人之处的王后—来自意大利王室的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满怀厌恶。王后默默地忍受着这桩丑事。与此同时，戴安娜则大举进入王宫，以一种施舍性的同情对待王后，甚至在王后患上猩红热的时候还去照料她。戴安娜还经常温柔地劝亨利二世离开自己的床榻，去和王后“制造”一些合法的后代，以完成国王应尽的义务。
尽管凯瑟琳王后尽量对这种荒唐的家庭关系保持冷静，但是有时候愤怒也会占上风。一次，凯瑟琳王后同亨利二世和戴安娜就某些针对自己故乡意大利的政策发生了争论。凯瑟琳轻蔑地反驳戴安娜：“我通读了我国历史，发现无论哪个朝代都出现过婊子干政的情况。”
亨利二世驾崩于1559年。之后，凯瑟琳王后写下了自己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的真实感受：“我对她（戴安娜）够友好的了。他（亨利二世）虽然贵为国王，但是我却不得不告诉他我为这一切感到痛心—这世上哪个深爱自己丈夫的女人会爱屋及乌地接纳一个婊子呢？虽然‘婊子’不是我这样身份的人该用的词，但是除此之外我实在找不出词来称呼她。”
亨利二世和凯瑟琳的后代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所以他们其中一些人在性取向方面异于常人也是不足为奇的。从父亲和王兄（查理九世）手中接过王位的瓦卢瓦王朝继承人亨利三世就是一个喜欢炫耀的异装癖，他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被法国人戏称为“小可爱”的年轻男宠。亨利三世和他的“后宫佳丽”最大的乐趣就是身着镶满蕾丝花边和艳丽羽毛的盛装在巴黎招摇过市，他们卷曲的长发从秀气的小帽子里垂落下来，甚是醒目。在节日庆典里，亨利三世更是精心打扮，身披绫罗绸缎，仿佛一个珠光宝气的洋娃娃。“谁能看出来这究竟是个皇帝还是个女王！”一位眼花缭乱的旁观者这样评论道。
历史学家注意到凯瑟琳王后曾经对自己的儿子亨利三世产生了一种微妙情感。当时的法国人民都称呼这位令人敬畏的女人为“毒蛇夫人”。在她的丈夫亨利二世去世之后，凯瑟琳迅速地巩固住自己的地位，尤其是她的3个儿子先后成为法国国王，这使得她成为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王太后。作为马基雅弗利《君主论》（The Prince）的忠实信徒，凯瑟琳把这位佛罗伦萨老乡奉若神明。
身材丰满、一袭黑装的凯瑟琳阴险狡诈，异常精明。为了保持王族势力，她冷酷无情地投入到争权夺势的斗争中。虽然凯瑟琳控制着自己孩子的生活，并把他们当做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但她对亨利三世的感情却有所不同。实际上，他们母子之间存在着某种乱伦的关系，因此凯瑟琳才对他奉献有加。对于亨利三世奢靡的生活方式，凯瑟琳相当纵容，甚至还亲自为他举办过狂欢宴会。然而亨利三世却完全被男宠所控制，很多男宠都执掌大权。那群花枝招展的“佳丽”为了取悦龙颜，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进行明争暗斗。
尽管凯瑟琳对亨利三世倾注了无微不至的“母爱”，她还是没能掌握时局。宗教战争、国库空虚，以及近邻西班牙的入侵使法国危在旦夕。凯瑟琳一方面极力挽回损失，另一方面恳请亨利三世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目前的窘迫形势。虽然身染沉疴，王太后凯瑟琳依然坚持到法国各地巡视游说，试图争取民众对国王的支持，但收效甚微。途中，她给亨利三世不断地书写长信，希望唤醒他的危机意识。其中一封这样写道：“事态比预期的要严重得多，我在此请求你节约为上，不要再搜刮民脂民膏，大规模叛乱一触即发……忠言逆耳，其他人都是企图欺骗你的啊。”
亨利三世对母后凯瑟琳的劝告置若罔闻，凯瑟琳对此痛苦不已。亨利三世终日和男宠们厮混，哪有工夫理会母后的劝说和警告。被男宠们称为“甜点国王”的亨利三世每天挖空心思地和他们寻欢作乐，把国家命运抛在脑后。亨利三世偶尔也会为自己放荡的生活方式感到后悔。每到这个时候，他就摇身一变，以虔诚的宗教信徒形象出现在某些怪诞的宗教场合里—赤脚跣足，长袍加身，象牙念珠直垂腰际，仿佛在进行一场公开的忏悔行为。在见证了亨利三世这种非同寻常的虔诚之后，乌吉埃·德布斯贝克（Ougier de Busbecq）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这里居然没有一样东西是金的，简朴得让人害怕。”
作为狂热宗教活动的一部分，亨利三世曾多次徒步去沙特尔朝圣，向圣母玛利亚祈祷，希望她能赐给他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唉，这次连圣母也无能为力了。原因很简单，虽然他乐于替自己的妻子路易丝王后梳妆打扮，但却很少和她共枕而眠。
除了与男宠尽情作乐以及参加经常性的宗教忏悔仪式之外，亨利三世还不遗余力地与漂亮王妹玛格丽特进行家族斗争。被世人称为“玛戈王后”的玛格丽特对男人有着强烈的渴求。不过托她王兄的福，和玛戈谈情说爱可是保不住要掉脑袋的。事实上，不光亨利三世，瓦卢瓦王室里很多成员都参与了用暴力干预玛戈私生活的行动。
在亨利二世和凯瑟琳所生的三个女儿当中，玛戈是最年轻，也是最美丽的一个。在玛戈18岁那年，她那野心勃勃的母后把她嫁给了波旁家族的表哥—纳瓦拉国王亨利。这场看似玩世不恭的政治联姻的目的是为了拉拢纳瓦拉这个夹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小国。莫说这对新人压根就对彼此毫无爱意，就算他们两情相悦，婚礼后几天之内，这段情分也将注定被粉碎殆尽。
当时，凯瑟琳王太后参与了一起针对新教③ 领导人的暗杀行动。暗杀被定在婚礼之后进行，但是却功亏一篑。为了庆祝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公主和信奉新教的纳瓦拉国王的婚礼，大批新教教徒都聚集在巴黎。凯瑟琳王太后害怕自己在该行动中的身份暴露，继而引发大规模的新教教徒起义，便和儿子查理九世（亨利三世之前执政的法国国王）一起策划了对新教教徒的秘密屠杀。这起血腥事件最后演变为臭名昭著的圣巴托罗缪惨案，成为了不可多得的“新婚礼物”。虽然玛戈现在贵为纳瓦拉的王后，但她也只是能保护自己的夫婿免遭杀身之祸，而并没有使他摆脱牢狱之灾。这样一来，两人之间原本就淡漠的关系更加恶化了。要知道，玛戈和亨利都是多情之人，只是倾慕的对象并非彼此。
婚后，玛戈王后为了追求心灵和肉体上的满足，开始了和第一位情人的幽会，这便拉开了一系列悲情罗曼史的序幕。玛戈的皇亲国戚们十分讨厌这个名叫约瑟夫·德博尼费斯·德拉莫勒（Joseph de Boniface de la Molle）的年轻男子。由于被控阴谋反对查理九世，德拉莫勒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指甲全部被拔掉，浑身筋骨俱断。最后在断头台上，他仍然不忘向他深爱的玛戈致敬。据说行刑之后，悲痛欲绝的玛戈王后命人把德拉莫勒的头颅从示众台上偷走，自己把它秘密埋葬了。
德拉莫勒被处决之后，玛戈又找了几个情人填补空虚，这些人侥幸躲过了王室的毒手。亨利三世即位以后，玛戈为了摆脱专断的王兄和早已疏远的丈夫移居到法国小城阿让。当地一位名叫奥比雅克的年轻军官对美丽的王后一见钟情。他曾在相思中呐喊：“若不能一亲芳泽，还不如让我上吊算了！”很快，他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
当国王的军队横扫阿让城的时候，奥比雅克协助玛戈王后出逃。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确成了王后的情人，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奥比雅克被抓获以后，亨利三世宣布了凯瑟琳王太后的懿旨，玛戈的情人“将在于松城堡的庭院里被绞首示众，玛戈王后必须到场观看”。不幸的奥比雅克被当众倒吊起来，还没有咽气就被拖进坟墓里活埋了。
奥地利的唐璜曾为玛戈写下这样的篇章：“她的容貌只有天上的女神才可媲美，要她做人间的公主实在是屈尊。她的神采无法拯救男人，只能把他们引向毁灭之路。她的一颦一笑都会让我们下地狱的。”这群短命的情人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这个论断。
光阴荏苒，红颜易老，与玛戈的绝代风华一同衰落的还有她那暴君辈出的家族。1589年，凯瑟琳王太后去世。同年，亨利三世被刺身亡。瓦卢瓦王室只剩下玛戈一人。因为法国法律规定王位传男不传女，所以王位只能由与玛戈最近的男性亲属来继承。这次，恰好轮到与玛戈貌合神离的丈夫纳瓦拉国王，从此他成为亨利四世。由他开始，法国迎来了波旁王朝的统治时期。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玛戈和丈夫之间反而建立起朋友般的感情。由于他们两个人没有子嗣，所以经过协议，玛戈同意和亨利四世离婚，以便他组织新的家庭。
随着年龄的增长，玛戈的身材日渐臃肿，头上的金色假发也略显夸张。对于曾经拥有沉鱼落雁之容的玛戈来说，这是多么巧妙的讽刺。呼吸着久违的自由空气，玛戈的生命力再一次高涨起来，从前只对达官显贵才开放的卧室，如今也对年轻力壮的无名之辈敞开了。这些人中有铜匠的儿子、羊倌、流浪音乐家，还有木匠的儿子等等。前王后玛戈精心照料着这群年轻人，给他们封官加爵，甚至还为他们安排了美满的婚姻。不过有人曾经因为太忠于玛戈赐给他做妻子的侍女而冷落了自己的恩主，令玛戈大发雷霆。
法国的君主政体在亨利四世的孙子—路易十四长达72年的统治中一直处于鼎盛时期，直到1793年路易十六被处决才完全乱了章法。如果夹在中间的路易十五对王权的分崩离析稍有预感的话，他断然不会眼看着好日子就这么走向尽头的。对路易十五来说，好日子的意思就是美女如云，风流快活。
路易十五成功地从一见女人就脸红的腼腆少年成长为对美色贪得无厌的风流国王。他在凡尔赛特意修建了一处秘密春宫。这样一来，只要他需要，女人就唾手可得，而他的需求基本上是全天候的。与此同时，在路易十五的宫廷里还有一批公开的情妇，包括因国王的关系而权倾朝野、名声远扬的蓬巴杜夫人，还有从妓院中平步青云的杜巴丽夫人等等，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就连她们也无法满足路易十五强烈的欲望。显而易见，来自波兰、相貌平平的王后玛丽·莱津斯卡（Marie Leczinska）远不能令国王满足。结婚10年间，她一共为路易十五养育了10个孩子，可谓精疲力竭，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在路易十五阳刚十足的淫乐生涯中，他曾经连续宠幸过一家五姐妹，当中不乏已婚女士。当时流行的歌谣里唱道：“忠不忠？一家大小进寝宫。”这五姐妹当中的老大梅丽夫人是路易十五的首任情妇，正是她引领路易十五沉溺于外遇的快乐之中，然而她千不该万不该带自己的妹妹觐见国王。“你让我厌烦。”路易十五微嗤一声，轻描淡写地“开除”了梅丽夫人，取而代之的正是她的妹妹望提米勒夫人。承恩还不到一年，望提米勒夫人就在生下路易十五的私生子时死去。她的妹妹图内勒夫人当仁不让地补了缺。和其他姐妹比起来，图内勒夫人还算有些头脑。她为自己争取到公爵夫人的头衔、位于凡尔赛的高级寓所、上不封顶的生活津贴、公开怀孕的资格以及后代身份的合法化等等，她还要求路易十五流放了自己失宠的姐姐梅丽夫人。她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切，然而她似乎忘了背后还有两个耐心等待的姐妹。风水轮流转，她俩早晚也会发达。

---

临淄区18755829711： 西欧中世纪政教冲突 - ？
邹具丽科： 政教矛盾和冲突贯穿了整个西欧中世纪,对西欧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对于教会权与王权之间的这场尖锐复杂、旷日持久的斗争,本文试从中古西欧历史入手,分三个阶段来分析,以期能了解两者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和对西欧历史发展的影...

临淄区18755829711： 英国历代暴君. - ？
邹具丽科： 失地王约翰.(因为太挫了所以子孙后代再没有叫约翰的)爱德华二世.(喜欢包养小白脸打战喜欢征税)爱德华五世.(这个不好说主要是他们那时候打玫瑰战争所以比较混乱,不算特别明显吧)理查三世.(...

临淄区18755829711： 亨利三世为什么拒行《牛津条例》? ？
邹具丽科： 英王亨利三世亲政后,宠信法国侍从, 使得贵族大为不满.1258年,贵族趁群情激 愤之机,发动兵谏,迫使亨利签订《牛津条例》. 根据这个条例,又成立了一个15人常设会 议,有权否决国王决定,这就大大限制了国 王的权力.《牛津条例》规定的措施构成了 少数贵族大权独揽的寡头政治,遭到一些贵 族的反对.贵族出身的西门•德•孟福尔主 张联合骑士与市民共同治理国家.这时亨利 三世也趁机宣布《牛津条例》无效,拒行《牛 津条例》.1263年,内战爆发了.1264年5 月14日,孟福尔的联军击败了国王的军队. 1265年,孟福尔召开了由贵族、骑士和市民 参加的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这是英国等级君主制的开端.

临淄区18755829711： 英王亨利三世为什么拒行“牛津条例”? ？
邹具丽科： 英王亨利三世亲政后,宠信法国侍从,引起贵族的不满.公元1258年贵族趁群情激愤之机,发动兵谏,迫使亨利签订“牛津条例”.根据这个条例,成立了一个15人常设会议,有权否决国王决定,这就限制了国王的权力.“牛津条例”规定的措施构成了少数贵族大权独揽的寡头政治,遭到一些贵族的反对.贵族出身的西门•德•孟福尔主张联合骑士与市民共同治理国家.这时亨利三世也趁机宣布“牛津条例”无效,最终导致了公元1263年内战的爆发.公元1264年5月14日,孟福尔的联军击败了国王的军队.公元1265年,孟福尔召开了有贵族、骑士和市民参加的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这是英国等级君主制的开端.

临淄区18755829711： 伊丽莎白...........？
邹具丽科： 伊丽莎白一世于1558年11月17日至1603年3月24日任英格兰和爱尔兰女王,是都铎王朝的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君主.她终身未嫁,因此被称为“童贞女王”.她即位时英格兰处于内部因宗教分裂的混乱状态,但她不但成功地保持了英格兰的统...

临淄区18755829711： 能评价下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 吗? - ？
邹具丽科： 《理查三世》 ——暴君的下场 《理查三世》,文题相符,写的是理查三世本人悲剧的历史.全剧情节 集中紧凑,写宫廷内的斗争,写理查三世从阴谋篡位到身败名裂的全过程. 戏一开始,作者就借助独白、旁白等手段使理查三世 (即位前叫葛...

临淄区18755829711： 文学上 和 历史学上 的 “中世纪”是怎么划分的,有何不同? - ？
邹具丽科： 中世纪(Middle Ages ;公元476~公元1640)中世纪(约公元476年—公元1640年),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主要是西欧),由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开始计算,直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公元1640年)之后,资本主义抬头的时期...

临淄区18755829711： 英国,经历过哪些王朝??? - ？
邹具丽科： 诺曼王朝、金雀花王朝、兰开斯特王朝,约克王朝、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汉诺威王朝、温莎王朝 (原因:金雀花王朝被视为安茹王朝的别号.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与温莎王朝差异只在于英王乔治五世1917年7月17日下诏改姓温莎.)...

临淄区18755829711： 英国的第一位领导者是谁?接着又是谁?……直到现在是谁在统治英国? - ？
邹具丽科： 诺曼王朝 1、威廉一世(征服王)(法文:Guillaume le Conquérant; 英威廉一世 语:King William I The Conqueror; 拉丁文:Willielmus Rex Anglorum,1028年9月-1087年9月9日)诺曼底公爵(1035年-1087年)、英格兰国王(1066年-1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