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衣记》谈张爱玲的写作艺术2000字论文
王安忆谈《金锁记》
一个苍凉的故事衍生出多个艺术版本
就在王安忆将自己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改编成话剧之后不久,这位当代文坛颇负盛名的女作家再一次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戏剧界关注的焦点。记者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位女导演的协助下,采访了正忙于排练的王安忆。王安忆介绍说,话剧《金锁记》将参加即将举行的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演定在10月19日。
王安忆认为,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之所以能成为名篇,并非故事情节多么跌宕起伏,而是因为出色的语言张力以及对封建制度犀利的批判性。《金锁记》讲述了女主人公曹七巧富有悲剧性的一生。曹七巧本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泼辣而富风情,却不幸被贪钱的兄嫂嫁到大户人家,因出身低微,备受歧视与排挤,在瘫痪的丈夫去世后,曹七巧分得一份遗产。但是长期以来的种种压抑、煎熬与旧式大家庭气息的熏染,已使她人性扭曲,被黄金枷锁紧紧套住,只知一味敛财,了无亲情,甚至戕害儿媳,断送女儿的婚姻,变得极其自私、乖戾、刻毒。作品有层次地展现了曹七巧的人性被践踏、受残害,最终灭绝的过程。
记者:目前电视剧《金锁记》正在播出,这个电视剧版本大大地丰富了张爱玲原著的故事情节,对主人公曹七巧的少女时代进行了一番美好的描绘。但您在改编原著的过程中恰恰相反,开场便把婚后性格开始畸变的“曹七巧”和盘托出,没有一个从单纯的少女性格渐变的过程,是否会让一些没有读过原著的观众难于理解和接受?
王安忆:我认为张爱玲的小说本身就很通俗,并不难理解,相信观众也可以读懂舞台上的《金锁记》。再者,对于曹七巧的少女时代,原著中本来就着墨不多,我只是想表现她的性格的变异和命运的悲剧性。
记者:电视剧《金锁记》的故事很好看,但不是张爱玲小说的韵味。导演说,小说读者与电视观众的欣赏习惯与角度不同,如果完全按照原著拍,电视观众肯定看不下去。您改编的《金锁记》更侧重于展现原著的哪些方面?
王安忆:原著衍生出的不同艺术形式,一定是各有侧重的。《金锁记》被多角度地演绎是不可避免的。张爱玲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各自优长汇于一身,将小说推向大俗大雅的境界,从而形成自己的魅力。我认为《金锁记》吸引我的是世俗性,是人间烟火气。这使得她的小说从晦暗中明朗起来,世俗性其实也是人性,是大众的人性。张爱玲受鸳鸯蝴蝶派的影响很大,但又不是一味沉迷在男欢女爱的主题中,她很冷静,很敏感,所以《金锁记》这部小说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性。我的版本中批判性是强于张爱玲原著的。当然故事性与戏剧性也会兼顾到的。
两位才女重铸《金锁记》
王安忆与黄蜀芹分别是当代文坛、影坛才女。二人此番联袂排演《金锁记》备受瞩目。其实,两位才女的父亲曾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同事。王安忆的父亲是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作家王啸平,黄蜀芹的父亲则是被西方戏剧界称之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齐名的戏剧大师、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先生,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写意戏剧观,对戏剧界的影响至今不减。因为话剧,两位老艺术家的女儿再续前缘,共同排演《金锁记》。
记者:您改编《金锁记》的初衷是什么?
王安忆:我很喜欢戏剧,喜欢它在空间中展开与实现的虚拟方式。但我个人写作的特点比较含蓄。所以,我要写戏剧,必须先到别人的东西里借一个“核”,这就是戏剧的“核”。
记者:改编《金锁记》,您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王安忆:我改编剧本最大的挑战便是将藏着的推到表面,黄蜀芹导演给我最重要的提示就是这一切都要正面表述。还有,人物的纠缠回合要多。我理解这就是戏剧性。而我向来是倾向于含而不露,写小说本来就容易伤于纤巧。所以这次写作也可给予我一次练笔的机会,练的就是“强烈”。
记者:话剧《金锁记》您改了几稿?
王安忆:改了三稿。第一稿是按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写,与原著差异比较大,现在的这稿基本是按小说的顺序来写的,比较忠于原著。
记者:张爱玲对《红楼梦》很有研究,读过《金锁记》的人会感觉到小说的语言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在改编过程中,对于这点,您是如何把握的?
王安忆:《金锁记》里原有的人物语言我几乎全部调动起来,当然还需要增加、加强、夸张。小说的语言与戏剧完全不同,小说是叙述性的,是客观的表意表情,而戏剧却是主管。我要学习各种人的说话风格,还要有较为响亮的节奏,我不知道是否做到了。
记者:黄蜀芹导演称赞您改编的剧本非常好,戏剧冲突很到位。对于黄导这部话剧“处女作”,她强调话剧的本质,即话语本身所带来的戏剧张力。她加强了演员的形体表现。您对导演与演员的表现还满意吗?
王安忆:满意。我认为,由于黄蜀芹强调话语冲突和形体表现,全剧高潮迭起。演员在表演上都下足了功夫,无论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吴冕、这次跨行上阵的京剧名角关栋天,还是一批年轻演员,他们的表演整体感觉恰到好处,并且丝丝入扣。
距离我昔年,观读《更衣记》时候已经数年,在这愿意浅谈一下我的感语。首先要重申:对于张爱玲先生非常敬重与欣赏!她是我的思想奠基人之一。
对于爱玲的散文,我感觉内涵不仅丰富,更能让我们领略到既传统又不失时代前沿风韵。总像一个捏在手中的拳头那么真实有力,从不像有些作者写些虚套空幻的东西博你眼球。爱玲深晓民族文化,加上思想受到国外前沿文化的启迪,思想与认知皆不同于寻常女子。同时她善于在阅读过的西方文学中汲取幽默的论事格调。使得张爱玲的很多话语被人津津称道。
《更衣记》中首先由晒衣服,逐次引出中国女性的服饰文化。分别从自满人入关近300年没太多变化的大袄谈起,言道这时女人们基本一代一代人穿着是一沉不变的。加上清代统治者不赞成女人服饰太招人眼目,流行着的不过就是衫裤,大袄,对此似乎没有太多什么称道的。无非正室小老婆,还有寡妇着衣的颜色等封建礼数上的差别。当然爱玲的寓意更岂是那么简单的?她把这个时期的女性论述为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鄙视男子对异性的保护嗜好,导致清代时期的女性受其礼教束缚认为做个薄命的人于她们有利,在走极端的时代将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直接揭穿披露。
直到清亡民国时期,受到欧美等西方文化的影响,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其实是满清所塑造的保守性压制导致人们到了惊恐与压力。以下是一段爱玲对清亡后的服饰革新进步的生动描写:民国初建立后,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的裤带,带端飘着排穗。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象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的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由这段描写我们看得出,爱玲对清结束后的服饰革新一下子有了百花齐放的空前勃发。对于大部分女性意味这不仅是服饰的革新,更是中国女性人权与思想个性的跨越式进步,哪怕是负面的也是多彩而富有生机的。
但笔者(爱玲)思想恰恰是: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当时军阀混战政治动荡的时期,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她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由此,我们看的出,爱玲不仅仅是深蕴服饰文化变革与精通款式特点的人,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者。她还喜欢用一些诗句、俗语、谚语去论述服饰和生活之间的联系,令高明的读着不仅感到毫无阻滞。而且还领略到爱玲具有的独特、敏锐的感性观察力,以及独特、清醒的理性。要知道一般的女性,多数是难以拥有这般心境的。而《更衣记》使她的散文潜藏的智慧在文字中凝聚,也许是爱玲对世间人和事看得太透彻,她总能为我们开拓出一片思想的空间。但这只是爱玲知性与沉思的特质下无意中显露的思想光芒。《更衣记》令我看到爱玲对服饰的存在形态上有着深邃研究和哲学思考,更被她赋予我们的那已不再是简单情感的震撼,而是理智的启迪与显露出其哲理深度的警醒和启示。
(上述基本就是我对爱玲《更衣记》的全部感触与认识~)
1942年,张爱玲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了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重写成中文,名为《更衣记》,刊于1943年12月的《古今》上,1945年收入散文集《流言》中,全文五千余字,记录了中国时装三百年来的变化。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及独特的生活阅历赋于张爱玲散文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文化气息,古典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双重渗透,使《更衣记》具备了双重美学品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与扬弃,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1、对东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领悟赋予了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以双重美学品格。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现代作家共同面临的课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对此深切的领悟赋予了张爱玲作品以双重美学品格。“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n' s Schiaparelli' 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①兼用东西方两种文化视点,而能一语中的,这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显示出更令人信服的文化内涵。
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影响极深。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思想中的“礼”的观念已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尤其是上层社会,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更为显著。张爱玲对此观察与体会得相当敏锐。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
这些服饰上的规矩与民俗文化息息相关,是中国古代服饰的独特风貌,对清代仕女服饰至民初服装文化颇有参考价值,张爱玲的散文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风俗录。
在《更衣记》中,张爱玲本着对人性的兴趣,和对民族性和风俗民情的特殊了解,从谈服饰入手,来表现中国人的普遍性格: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姿,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
与其说张爱玲在谈服饰不如说她谈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性。在《更衣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张爱玲浓厚的追求“个性化”的服饰情结,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张爱玲在此文中有意无意中所做的一个“文眼”:
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了?
追求服饰的自由,追求一种“无所顾忌”的自在人生,这在张爱玲的许多散文中都有体现。受过东西方文化浸染的张爱玲在其服饰美学思想中体现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本色”的张爱玲。
2、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
张爱玲既有独特、敏锐的感性观察力,又有独特、清醒的理性。她的散文差不多成了智慧的凝聚与发现,充满近乎神秘的哲思意味,闪烁着理性的波光。她总能在读者面前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但这又不是有意为之,这些知性沉思是性灵之河的流淌中不时露出的一些理性的石子。在《更衣记》中张爱玲对服饰的存在形态进行深邃的哲学思考,它赋予人的已不再是情感的震撼,而是理智的启迪。
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张爱玲对人对事看得太透太入骨,说起话来掷地有声,不留余地她能超越具象化的描写,自然地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使读者获得智慧的顿悟与提升。她让读者对兼具形象描摹与启人心智功能的文章化境有了更深层的理解,这也是她所有散文的一种审美趋向。可以说,张爱玲的某些散文已成为人类知性和个人经验的结晶,她那种对人类、民俗等析理奥妙的探寻常使作品流露出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一句轻轻的话语便诠释了她的美学观念,又使其散文超越了题材上的通俗和凡常,显露出其析理深度,给人以警醒和启示。
3、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兼具“机警、幽默、感伤、讽刺”的特点。
《更衣记》的语言风格同张爱玲大部分散文一样,感觉丰盈,浮想联翩,韵味盎然,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深具民族风味,同时也吸收了英国小品文机智幽默的特点。张爱玲被公认为是语言炼金师,一个个绝妙的譬喻,常令人赞叹不已。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这些轻松随便灰谐风趣的句子,这些绝妙的比喻,在张爱玲散文中随处可见,突现了张爱玲散文语言“机警、幽默、感伤、讽刺”②的特点。
张爱玲还喜欢套用现成的诗句、俗语、谚语,并认为是中国人语言中重要的纤维。“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这些民族色彩浓厚的语句,被张爱玲信手拈来,运用得恰到好处。正如余彬所说:“她的散文显然比她的小说更来得从容不迫,挥洒自如。她的散文则往往可以做到起落无迹,‘行于所当行,止所当止'。”“其隽永的讽刺,尖新的造语,顾盼生姿的行文,使其文章显得分外妖娆俊俏。气盛言宜,她的文章议论风生,神采飞扬,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毫无阻滞。正是傅雷赞叹的,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③
《更衣记》中还运用了大量的色彩语言词汇,如“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映现在读者眼前的全是这类鲜活的服饰描写,张爱玲善用色彩描写的原因在于她的女性气质,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她所受的良好的美术教育,所以运用色彩描写成了张爱玲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的结尾句把生命之乐和生命之悲同时惊现于人们面前,给沉浸于现代文明中的人们以震撼。同样,“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更衣记》中这一句似乎不经意的“文眼”,也道出了张爱玲古典美学思想中的一种现代的文明意识。张爱玲散文中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在中国现当代散文随笔中,都堪称典范。
[1]来风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周芬伶.《艳异-一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3]余彬.张爱玲传.[M].海南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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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骂运德: 1942年,张爱玲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了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重写成中文,名为《更衣记》,刊于1943年12月的《古今》上,1945年收入散文集《流言》中,全文五千余字,记录了中国时装三百年来的变化.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及独特的生活阅历赋于张爱玲散文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文化气息,古典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双重渗透,使《更衣记》具备了双重美学品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与扬弃,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吴起县17314976803: 张爱玲的散文有什么特点 - ?
柏骂运德: 张爱玲不承担历史也不打算去背负将来,其散文、小说都定格在一个时间段——现在.散文,注重的是“形散神聚”,“宇宙之大,苍蝇之微”都可以信手拈进文字,同时,在行文之中,尽可以通古今,达四海.张爱玲的散文有《流言》,《张看》集,不多,但是,很精致,也很精到.如《到底是上海人》,《更衣记》,《谈跳舞》、《公寓生活记趣》《私语》《谈女人》《迟暮》《天才梦》,多是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记录,但这种日常一经张爱玲的瞳孔,既已经添色,添韵致,在经过她独特的心灵和情致的融会从笔端泻到纸上,便不再是生活的日常,而是传奇,曲折有致,色香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