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三角洲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从后李文化到相当于北辛文化的遗存……

作者&投稿:严盾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黄河文化的历史及经济发展~

  黄河是一条地上河,有史以来,见于记载的决徙计一千五、六百次,其中较大改道26次。它曾向南夺淮入海,也曾向北自静海东流。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在兰考铜瓦厢决口而于1875年形成今道。因而,就地理角度而言的“黄河三角洲”,应指西起郑州,东南至淮河口,东北至天津静海这一大片扇形区。因黄河自泰沂山脉以南东流入海的历史不是太久,而且人们讲“河流三角洲开发”这一概念,也只是上世纪末叶的事,所以往往立足于河流现状来界定“三角洲”,这一意义上的黄河三角洲就是狭义的“三角洲”了。若从文化角度而言,以生产生活类型、社会结构模式、风俗习惯特征、文化心理心态等作为考量参数,黄河三角洲就主要是指由今滨州和东营及它们周边地区那基本相似的地形地貌、基本相近的生态环境而孕育出的形态基本相同的传统文化。这一地域文化的发展经过了孕育形成期、交流融会期、开发兴盛期。  一、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孕育形成期  由邹平孙家遗址所见,至迟在距今8500年的史前期后李文化时代,黄河三角洲就出现了人类生活的足迹。大汶口文化时代至夏商,黄河三角洲故地逐步形成较多的民众聚落。从文献的角度考量,《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讲述的其先祖少昊氏“以鸟名官”中,任司寇之职的爽鸠氏一族,即聚居在齐地北部。《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古者无死,爽鸠氏之乐也,非君所愿也。’”遄台,据《临淄文物志》考,在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西北部。晏子所云,应指今临淄及其周边这一广大地区。代爽鸠氏、季荝、逢伯陵居此地区的蒲姑氏之都城,《史记·齐太公世家》作“薄姑”,言曾为齐胡公所都。《水经注·济水注》曰:“济水又经薄姑城北。《后汉郡国志》曰:博昌县有薄姑城。《地理书》曰:吕尚封于齐郡薄姑。薄姑故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里,近济水。”又,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言“薄姑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博昌,原为齐故邑,在今博兴县南二十里;后几度迁徙,唐时还治故址。那么,古之爽鸠氏、季荝、逢伯陵、蒲姑氏所都,当在今博兴一带;但其势力控制范围应当比这大得多,大概包括今小清河中下游地区。杜预注《左传·昭公二十年》文曾曰:“爽鸠氏,少昊氏之司寇也。季荝,虞夏诸侯。逢伯陵,殷诸侯,姜姓。蒲姑氏,殷周之间代逢公者。”基本勾画了商周之交以前此一地域文化的发展序列。因此,可以说商周之交以前是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孕育形成期。  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在小清河中下游地区、小清河南北部都有大量史前文化遗存。如邹平孙家遗址、章丘西河遗址、小荆山遗址、张店浮山驿遗址、章丘董东遗址、广饶傅家遗址、五村遗址、邹平丁公遗址、阳信的小韩遗址、桓台郇召遗址、齐家遗址等。也就是说,在齐人据有此地之前,在黄河三角洲中心区域的小清河中下游的邹平、博兴、广饶、阳信等地,都形成了较大的人类聚落群,成为当时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据近几十年来黄河三角洲的考古成果,可大致勾画商周之交以前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发展概况:与后李文化相应的有邹平孙家文化、章丘西河文化等;与北辛文化相应的有张店浮山驿文化、章丘董东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相应的有广饶的傅家文化和五村文化、邹平的丁公文化;与龙山文化相应的有邹平鲍家文化、博兴利城文化等。与岳石文化相应的出土遗址所展示的黄河三角洲早期文化聚落更多。由考古成果与上述文献记载相互发明可见,商周之交前的黄河三角洲早期文化主要产生在今小清河中下游南北部:在史前传说时代为爽鸠氏文化,在虞夏时代为季荝氏文化,在殷商时代为逢伯陵氏文化,在殷周之际为蒲姑氏文化;而后有周代的齐文化。这是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孕育形成期。  统而观之,黄河三角洲文化孕育形成期的特点可以归结为:(1)社会生产工具的制造水平并不落后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陶器数量大于石器数量;(2)其居住中心自西向东转移,由今章丘、邹平逐渐向东、向北辐射发展到今广饶、阳信、惠民、沾化等地,这与史前先民向退海地的开发有关;(3)有尚蚌和崇尚外饰的风气,说明此地生活水平相对较高,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支撑。  二、黄河三角洲文化的交流融会期   自周秦至宋元为黄河三角洲文化的交流融会期,它大致又可分为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周初,姜太公受封于营丘,黄河三角洲故地被纳入姜齐势力范围,黄河三角洲早期文化与这一地区的主流文化——齐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并且由于姜太公初封于齐时就执行“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采纳土著文化的进步因素,因而建立在二者结合基础上的黄河三角洲文化,既保持了较高的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又吸纳了齐文化的革新、开放、包容精神,推动了当地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吸引了众多周边居民汇聚此地,开发经营,使得人口渐众。《战国策》卷29《燕策一》“燕王哙既立”章记齐王曾“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既言“北地之众”,就说明临淄以北的黄河三角洲故地已有较为密集的人口,否则不会组织可随“五都之兵”伐燕的“北地之众”。密集的人口,使得人均可耕地面积日渐减少,必然会向退海之地开荒要粮;加之周边地区民众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断迁徙到这一肥沃的退海之地求生存、求发展,就逐渐引发了“开发东部退海之地”这一黄河三角洲中后期物质文化生产的主旋律。  与齐文化融合后,黄河三角洲文化获得了更多的与其他地域主流文化交流的机会。鲁地礼乐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诸种信条、齐地开放文化中的尚实求变精神、燕地尚贤文化中的礼贤下士思想、赵地侠义文化中的慷慨仗义之风,都对此时的黄河三角洲文化产生多重影响,使此地出现了诸多文化名人。如以《孙子兵法》名世而后辅佐吴王成就霸业的先秦兵家的代表人物孙武,如隐居於陵(今邹平长白山)而绝齐楚聘相的“於陵学派”创始人田仲,如疾呼“义不帝秦”、又劝降聊城燕将而后隐居少海(今桓台花沟)的义士鲁仲连等。在他们的思想学说中,体现出多种地域文化融合的印记。  这一阶段,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主要是齐文化融合的阶段。  秦并六国,车同轨,书同文,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方面实施一统政策;汉武帝独尊儒术,汉成帝将儒家思想推行到民间,于是在思想文化层面也逐渐出现一统局面,从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汉民族,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民族文化,即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华传统文化。黄河三角洲文化也融合到中华传统文化中来,不但在物质生产方面与中原地区有了更多交流,在思想文化层面也与中央文化逐步融合,像其他地域一样,出现了诸多通经致用的经学名家。如从济南人伏胜,到同郡人张生,到千乘(今广饶)人欧阳和伯及同郡人倪宽,到欧阳和伯之子及曾孙高,形成了一个显赫的今文《尚书》“欧阳学”传经派别,对西汉学术乃至西汉政治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又如齐人辕固(今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有辕固冢)曾与窦太后辩论儒家道家优劣,著《齐诗传》三卷传世,是今文经学“齐《诗》学”的代表(均见《汉书·儒林传》等);又如三国时乐安人孙炎,受学于东汉经学大家郑康成之门人,人称“东州大儒”,曾力驳王肃《圣证论》对郑玄经学之讽。这些著名人物的出现,表现出此时的黄河三角洲文化具有与中央王朝文化更多的趋同性。  这一阶段,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与中央文化即汉文化融合的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地多干旱,使得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运动。此时的黄河三角洲地区不但经历了空前的战乱,也承受了游牧文化的冲击。特别是铺天盖地而来的佛教文化,适应了乱世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需要,在黄河三角洲获得大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据不完全统计,黄河三角洲在北朝时期的寺院就有近20座。黄河三角洲地区发现的佛教造像,至今尚有北魏太和二年(478年)王上造释迦多宝瓶坐像等铜佛教造像20余尊,有北魏孝昌三年(527年)所造石佛教造像15尊。  这一阶段,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与外来的游牧文化和佛教文化融合的阶段。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文化融合,黄河三角洲文化汇入汉民族文化发展的洪流,在广纳博采中原文化主要是经学文化以及外来的游牧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基础上,黄河三角洲文化呈现出斑斓丰富的色彩。  三、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开发兴盛期   明清以降为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开发兴盛期。  宋代起,中国文化中心南移,北方政治动荡,战乱不已。至元末明初,由于元军与红巾军在鲁北展开拉锯战,尤其是燕王朱棣历时四年的“靖难”战火,使得黄河三角洲地区生灵涂炭,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为了改变土地荒芜、少人耕种的状况,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从山西洪洞、河北枣强等地大规模移民至黄河三角洲。据《山东省地名志》及各县市史志、族谱、碑刻提供的资料,三角洲绝大多数村庄为明初立村。明初大规模的移民充实了该区域的人口,使得黄河三角洲的农业经济逐步繁荣起来。  清末民初,黄河三角洲又出现了第二次移民高潮,鲁西南之曹州、嘉祥、巨野、汶上等县水旱灾民多迁至今垦利、利津、沾化沿海垦荒种地、下海捕鱼。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发建设,山东省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黄河三角洲东北部移民,大规模的移民有6次,以垦利县为主。  新移民的流入,使黄河三角洲文化出现两大新特点:在物质文化方面,垦荒种田成为社会生产的主旋律;在精神文化方面,民间向学蔚然成风,出现了较多文化望族。由于历代移民的勤力开垦,黄河三角洲经济渐次得以恢复,文化教育随之发展繁荣,各县均设立学校。明中叶起,黄河三角洲各县学及官办书院林立,民间所办的书院、私塾、村塾、义学星罗棋布。以邹平县为例,仅清代恢复、创办的书院就有伏生书院、范公书院、长白书院等8处,黄河三角洲一时人才济济。有清一代,仅邹平县就有68人登进士第,中举者更达252人。这样的文化氛围,造就了明清时期一大批誉满府县乃至全国的文化名人。他们多父子兄弟传学,形成文化望族。如曾引领清代诗坛学坛的新城(今桓台)王士禛父子兄弟,如明清时期“一门十二进士”的滨城杜氏家族等等。这诸多文化望族的出现,是黄河三角洲精神文化继春秋战国后再度繁荣的主要标志。

1.D 2.A 3.B 4.C 5.A 6.B 7.B 8.D 9.A 10.B 11.A

简单说,文化就是文明。

中国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及江苏省淮北地区。包括北辛文化和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区是山东、苏北、皖北和豫东的汶河、泗河、沂河、淄河、淮河下游的广大地区。是本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泰安大汶口、滕州岗上、曲阜西夏侯、邹城野店、兖州王因、邳县刘林、大墩子、诸城呈子、日照东海峪和胶州三里河等遗址。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有泥质、加砂陶,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灰、黑比例上升,并出现白陶、蛋壳陶。手制为主,晚期发展为轮制陶器,烧成温度900—1000℃。器型有鼎、鬶、盉、豆、尊、单耳杯、觚形杯、高领罐、背水壶等。许多陶器表面膜光,纹饰有划纹、弦纹、篮纹、圆圈纹、三角印纹、镂孔等。彩陶较少但富有特色,彩色有红、黑、白三种,纹样有圈点、几何、花叶等。
大汶口文化于1959年首次发现,进行发掘,考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考古学界即将大汶口遗址及其相类同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其后,于1974、1977、1978年,又先后进行多次发掘。遗址内涵丰富,有墓葬、房址、窖坑等。出土生活用具主要有鼎、豆、壶、罐、钵、盘、杯等器皿,分彩陶、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几种,特别是彩陶器皿,花纹精细匀称,几何形图案规整。生产工具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磨制骨器,而骨针磨制之精细,几可与今针媲美。墓葬以仰卧伸直葬为主,有普遍随葬獐牙的风习,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象征财富。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北辛文化 北辛文化遗址
北辛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被认识,开始于1978年至1979年对山东滕县北辛遗址的发掘。它是黄河下游一种原始社会较早期的文化遗址,根据北辛遗址发掘的碳—14测定为距今7300一6300年,它的发现与确立不仅解决了大汶口文化的渊源问题,而且对我国原始社会早期的国原始社会早期的农业、手工业及渔猎生产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和线索。 表现在北辛文化中的农业特征,一是粟粒碳化颗粒的发现,二是大量磨制生产工具的出土。在一些窖穴的底部,发现了粟类作物的颗粒,这些碳化了的粟颗粒,是目前我国北方发现较早的农作物之一,这说明了农业生产是他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也是定居生活赖以生存的重要保障。粟是耐旱作物,从地理环境、土质和气候方面观察,北辛文化所处的地带是非常有利于古代人类的居住和古老的农业生产的。因为这一地区的降水量集中于夏季,不及南方年降水量平均,所以,北辛文化的居民很自然的选择具有耐旱早熟之特点的粟作为主要农作物。它的发现不仅证实了我国有发达的原始农业,同时还证实我国是世界上农业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石制的有斧、铲、刀;鹿角制的锄等。斧多为打制,主要的平面呈梯形或长方形,是开垦荒地砍伐树木的工具。铲,体形扁薄,平面有呈长方形的,梯形和舌形的,有呈圃角方形的,有呈横长方形的,有的在其刃部遗留有使用痕迹,通体磨光,是翻土播种的工具。石刀,分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的大多利用石片加工制成,略呈长方形;磨制的有略呈长方形的,半月形的,可能作为一种收割工具。鹿角锄主要是利用鹿角的分叉处,把短枝的一侧磨成斜面刃,长枝的一侧为柄部。另外,还有的截取鹿角的一段,将上部进行修整,可安柄。这种鹿角锄,可能为种植时开沟播种或挖坑点种用,也可以作为中耕松土之用。石磨盘、石磨棒和石磨饼为配套器物,是一套粮食加工工具。磨盘的形状有方形的,有近似鞋底形下有矮足的,经过磨制而成,有的盘面因经长期使用作弧形下凹。这些工具都是在原始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这样就为原始农业的较快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北辛文化的陶器以夹砂黄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有少量黑陶。夹砂陶火候较低,陶胎较厚;泥质陶火候较高,质地细腻。全部陶器都是手制的,尚处在原始阶段,出土的器皿种类单调,造形简单,主要有鼎、釜、罐、钵、壶等。这些陶器均为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具。 编织、缝纫和制骨等手工业也有了初步发展,在出土的两件残陶器的底部清晰地印有规整的席纹。磨制精细的骨针和陶纺轮的出现,使利用野生纤维和动物毛绒纺线编织,缝制穿着成为可能。因此可以说当时的北辛人们已由身披兽皮、腰围树叶的时代进入了穿衣阶段。北辛文化的人们除对农业生产劳动外,狩猎、捕捞和采集仍是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遗址中出土的骨镞、鹿角矛形器、弹丸、骨鱼镖、陶网坠、骨梭,以及数量相当多的兽骨、鱼骨和贝壳,经鉴定,有猪、牛、梅花鹿、獐、四不象、貉、獾、鸡、龟、青鱼、丽蚌、中国田螺等种类。这些动物除猪已经是人工驯养外,其余皆为野生动物,都反映了这一事实。综上所述,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的时代,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都与现在有着很大的差异,我们的祖先在那样的条件下。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用粗笨的生产工具发展生产,过着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北辛遗址发现后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于1991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辛文化遗址位于枣庄市北部,是一处七千余年前的新石器早期村落遗址。
北辛文化遗址位于官桥镇薛河故道的北辛村,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古代先民从事生产活动的理想的区域。
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文物普查队来滕县考查,发现了北辛遗址。1978年秋、1979年春对北辛遗址进行了两次历时85天的发掘。发掘面积2583平方米,获得十分丰硕的成果,发掘中获得的含碳标本经同位素C14测定,其年代距今7300年,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母系氏族社会趋向繁荣的发展阶段。
北辛时期的经济以农业为主,遗址出土了配套齐全的农耕工具和粟类颗粒。从翻地的石铲、鹿角锄、播种用的尖状角器,到收割用的蚌镰,脱粒用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对研究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从出土的陶器来看,其工艺较为原始,陶质有夹沙陶和泥质陶两种,纹饰有附加堆纹、划纹、指甲印纹等等,手工业在北辛时期也出现了萌芽。遗址中还发现了家猪型的头骨,刷新了我国的养猪史。由于北辛文物独特的文化面貌,因而被命名为“北辛文化”。1982年向全世界公布并编入历史教科书。
北辛遗址的发掘与“北辛文化”的命名,是海岱文化区,新石器时代的一次重要发现,是山东大汶口文化发展的源头,她将山东的始前考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后李文化
[编辑本段]简介
后李文化因首次发掘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后李文化遗址而得名。该文化分布范围主要在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地带。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主要有临淄后李、潍坊前埠下、张店彭家庄、章丘小荆山、西河、邹平孙家、西南村、长清月庄等。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大约距今8500——7500年之间,前后延续约一千多年时间。
遗迹主要有房址、壕沟、灰坑和墓葬等。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平面多圆角方型或长方形,面积一般30—50平方米,大者50余平方米。居住面有的经过烧烤,多发现灶址和一些陶、石器等生活用具。墓葬流行长方形土坑竖穴,排列比较整齐,个别挖墓室,均未见葬具。死者头向多朝东,有的向北。葬式多单人仰身直肢葬。多无随葬品,少数放置蚌壳,个别见有陶支脚。墓室一般长2米左右,宽在0.6—0.8米之间。陶器以红褐陶为主,红、灰褐、黑褐、青灰褐陶次之。制作工艺为泥条盘筑,器表多素面,器形以圜底器为主,仅发现少量平底器和圈足器。器类主要有釜、罐、壶、盂、盆、钵、碗、形器、杯、盘、器盖和支脚等。
岳石文化 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平度市大泽山镇东岳石村东南。1959年发现。遗址南北长约70米,东西宽约200米,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骨器和蚌器。由于东岳石遗址中出土的遗物有独特的造型和风格,故被考古界称为"岳石文化",并进一步证实它是东夷族所创造的一种古老文化,为研究龙山文化的去向和夏、商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位于大泽山东岳石村附近,1959年修淄阳水库时,在岸边发现该遗址。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出大量的石器、陶器、骨器和蚌器,经考证为东夷族创造的一种古老文化。

黄河三角洲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从后李文化到相当于北辛文化的遗存,再到大汶口文化遗存和岳石文化遗存,表明黄河三角洲在文化发展序列上是连绵不断的。句中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岳石文化”是什么东西?(语出《文史知识》20009年第4期p8《黄河三角洲的人文地理》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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