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近十年（98-08）中国外汇储备量的数据资料，并分析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的原因？

近年来中国外汇储蓄增长的原因分析~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虚拟性”与外向型发展战略的调整 来源：《中国外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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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近几年面临源自国际社会的升值压力，其中积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连续数年的高速增长，准确地讲是外向型经济的持续单向发展，而直接的导火线是美元进入贬值周期和中国对主要大国存在持续巨额贸易顺差。按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低收入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和现阶段的经济基本面来讲，如果政策(涉外政策法规包括贸易、外汇、外资)、体制、结构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等几方面比较衔接协调，本币币值不应存在严重低估或所谓升值压力，目前人民币持续升值不存在经济基本面的支持。正是由于政策、体制因素所造成的粗放型贸易增长和外资偏好以及外汇供求关系的严重扭曲，直接导致了人民币目前强烈的升值预期与巨大的升值压力，而决非正常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使然。当然，投机性因素和对人民币汇率长期走势的非理性判断对此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说明人民币升值压力具有很高的“虚拟性”，也即存在严重的“升值泡沫”。从长远趋势看，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将取决于未来经济基本面的实际情况。国际收支双顺差和储备增加不过是一个“晴雨表”，至于天气为什么晴朗或下雨，关键要分析其背后的因素。

压力背后的原因分析

1.美元贬值与中美贸易逆差为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导火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相应收窄汇率浮动区间，将汇率基本稳定在8.28元人民币兑l美元的水平，客观上造成自199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汇率波幅有限，已异化为单一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与美元贬值趋势几乎同步并举。这不是一种政策性的制度安排，只是阶段性的现实结果。另外，我国的出口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依赖程度很高。巨额顺差已成为引发中美贸易摩擦和一些发达国家与国际金融组织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借口。

2，贸易“奖出限入”和资全“宽进严出”为主观原固。资金流入管理方面的监管缺失直接催生了1999年至2000年的小额顺差和从2000年至今的持续大额顺差，形成了结售汇顺差远大于贸易顺差的趋势。我们已经习惯于将贸易、投资和消费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把引进外资的多少作为衡量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思想与思维惯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会成为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主观原因。

3.国际收支双顺差与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为客观原因。2004年，我国新增外汇储备达2067亿美元，减去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6.3亿美元和贸易顺差319.8亿美元后(但服务贸易逆差为120亿美元)，尚剩余1140.9亿美元。尽管不能简单地将这1000多亿美元中的某些部分归为投机资本，但其数额与人民币升值预期则是正相关的。这些短期资金一方面赌人民币升值，同时又赚取人民币与外币的利差。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外汇供大于求，是国内银行间外汇同业市场出现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原因。在储蓄资金充裕的同时，大量外资持续流入，说明我国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利用好外资而是被外资利用。

4.“外汇重集中储备、轻分流使用”为政策性原因。目前，我国所实施的经常项下可兑换和资本项下部分可兑换的结售汇管理制度，其实施运行的结果则是“外汇重集中储备、轻分流使用”。这些政策体制因素的联合作用，人为地造成外汇供大于求，使人民币汇率价格难以反映出市场实际供求。在我国外汇储备连年持续增加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大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剧了外汇供大于求的尖锐矛盾，实际上是强化了升值压力的虚拟性，导致了外汇储备持续的被动增长。

5.贸易品劳动生产牛提高与劳动力价格刚性为直接原固。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劳动力价格刚性的共同作用，足以使贸易品部门长期维持所谓“物美价廉”的低价格竞争优势。这说明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具备汇率持续升值的基本面支撑。可贸易品生产率的提高与其成本的降低共同导致我国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其他国家类似产品而言价格不断下降，而且这种价格下跌具有一定的自我强化效应，即“生产率提高——出口价格下跌——出口增加—生产扩大———生产率再提高——出口价格再下跌”。加之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过度宣传所形成的强大社会舆论，更加剧了这一自我强化效应，“量增价减”趋势似难以短时间回头。出口的惊人增长和进口的相对减缓，自然加大贸易顺差，直接产生人民币升值压力。

根源在于政策体制因素

中国经济不怕市场规律带来的热，怕的是政策与体制干预造成的冷。无论从温和的消费物价(扣除资源品和食品价格的驱动)、偏低的消费储蓄比例、负值的利率走势，还是从结构性生产过剩和制成品库存增加以及居高不下的隐性失业状况来看，中国经济远未走出通货紧缩和内需不足的阶段。基于这一经济基本面的人民币面临的压力，应是贬值而非升值。而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加工、低技术、低附加值、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质量——“五低”产品出口的惊人增长，“量增价减”与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出口导向产业梯度转移停滞，外贸依存度空前提高(由2003年61%上升到2004年的75%)，双顺差的持续性以及对主要大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等方面来看，人民币面临的又是升值而非贬值。对这一‘阵论稍加理性盘点，可以发现人民币升值压力具有很强的“虚拟性”。这一虚拟性的背后就是政策和体制性因素的过大、过多干预，扭曲了市场机理，抑制了市场竞争规律的调节作用。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我国外向型经济近十几年来的畸形增长、国际收支近十几年来的持续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急剧攀升，说明我国外向型经济存在较严重的非均衡发展。这种外向型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不过是国内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一种集中反映，也说明外向型经济的粗放增长与国内经济的粗放增长是相辅相成、相伴而生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负面作用有：一是导致生产需求的膨胀，引发产业结构失衡，加剧总供求矛盾；二是进一步使供给结构同需求结构不相匹配，加剧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三是导致生产与消费的失衡，特别是在生产性需求膨胀导致投资品价格上升时，企业靠数量和规模扩张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效益”，自然对转变增长方式兴趣不大;四是易引起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五是为了缓冲总供求、结构性供求和生产与消费日益尖锐的矛盾，政府和企业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招商引资，进而形成外向型经济粗放增长的巨大惯性。

二是外资政策调整滞后。基于“以大力招商引资、利用外资为基本国策”的外资偏好情结而形成的外资、外企受优待，内资、内企受冷落的一系列不同层次的超国民待遇的政策法规，致使外资的市场占领、资金挤出效应放大，产业联动、结构调整、技术溢出效应缩小，利用外资的数量、速度和项目个数的政绩效应远远大于外资的质量、效益、本地化的效应。外资企业(包括银行)资本金结汇、该汇出未汇出利润、境外融资举债、关联企业内部资金运作等无疑加大了资本金项下的资金净流入。再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的试点开放不同步，“走出去”战略只有雷声而无多少雨点，越发加剧了资金流出入的不平衡，强化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三是外汇管理政策调整滞后。基于“集中有限财力办大事情”和“外汇储备等于国家实力”观念而形成的结售汇体制，造成外汇供给过大而需求过小，因而才有这样高的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人为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如果从供应上采取意愿结汇，藏汇于企业，从需求上放松限制，提高用汇自主权和拓宽外汇投资渠道，让需求充分释放出来，我国未必会有这样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再者，居民个人结汇与用汇自由度的不对称，管理上“重公轻私”，造成居民个人资本项下结汇容易、购汇难，加之升值预期、本外币正向利差的作用和个人资本项下的用汇自主权的限制，导致个人持汇意愿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外汇供应过大、需求过小的矛盾，人为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虚拟性。

四是汇率政策调整滞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不够灵活、缺少弹性，表现在汇率变化幅度的限制过于严格，难以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也不能很好地发挥对外汇供求的调节作用。汇率是外汇的价格，由外汇供求来决定，同时又反过来通过对涉外经济活动的影响而对外汇供求产生影响。正是因汇率变化幅度的过分限制，调节汇率的市场机制作用就难以得到发挥，从而凸现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虚拟性。

五是劳保、社保政策调整滞后。廉价劳动力、低劳工权利标准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贸易增长，大大降低了贸易产业和出口导向企业对相关产业、企业以及周边地区的“涓流传导效应”，从结构上力n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虚拟性。中国出口的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渗透着多少劳工阶层的汗水，其中所付出的生活和生命的代价，为出口创汇而不是创效益所形成的非账面损失和福利外流，以及劳保、医保和社保的巨额欠账，得需要多少的外汇来予以弥补。

此外，还有思想观念转变滞后.贸易上“奖出限入”，资金上“宽进严出”的思想观念造成了人为的出口高增长、外资高流入。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的涉外经济高速增长的光环反而掩盖了国内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城乡统筹、国民教育素质提高以及社保体系构建等方面滞后的主要矛盾。如果涉外经济部门与国内经济部门多一些联动，多一些衔接，多一些融合，如果对外开放速度与国内体制改革步伐多一些协调、配套，那么外汇供应过大、需求过小的矛盾自然会多一些缓解。

粗放型贸易增长的放大效应

我国长期以来贸易粗放增长，近10年来这种粗放型贸易更是获得了惊人的增长。2005年第一季度贸易结售汇顺差高达331.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70.8亿美元，同比增长106.4%，贸易顺差有可能重新成为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主要因素。这反映出粗放型贸易增长的惯性在加大，其对国际市场和国内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对形成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压力的虚拟性也一直具有很强的放大效应。

1、粗浅加工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由外资企业主导。2003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资企业占85.5%、加工贸易占90%，IT类产品占96.20loe。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中，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68%左右，这说明我国主要是利用外资、抓住信息产业的低利润和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向我国转移而不断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我国本土企业还明显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少自有品牌。中国主要的竞争优势在于其所拥有的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水平的劳动力成本和第二世界水平的基础设施的独特组合，但这可能跟高技术沾不上边。

2、进口技术不是来仓技术原创国，而主要来自技术水平不怎么高的东亚。2003年，我国从东盟、韩国、台湾、香港的高技术产品进口占到50%，比从美、日、欧的进口还多近70多亿美元。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其资本品的进口来源地从高知识储备的国家和地区转向低知识储备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资本品主要是“倒手”或“二手”的技术和设备，由于产品、技术生命周期和设备折旧期的快速缩短，其大量进口自然会延缓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与产权自主创新体系的建立，进而损害经济增长。

3、出口效益不是源自技术进步.我国出口效益的获得主要不是源自技术进步，而主要是来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优势。也就是说，大部分出口企业之所以通过出口还能获得一定收益利润，靠的不是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技术改造、工艺创新和资源优化组合，而是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投入。有资料统计，在发达国家，知识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已达到70%以上，可在我国，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则高达72%，技术进步仅占28%。由此造成中国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分工中被锁定在低端环节，只是充当了一个产业链、增值链在体外收益、体内折腾的“循环器”，成了一个“贸”(易)似强大的“虚肿巨人”。

4、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关联度低。我国贸易部门迅速扩张并没有明显地带动国内非贸易部门的发展。中国的贸易扩张主要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增长。贸易部门的扩张对国内经济的传导效应并不显著，这表现为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几乎就是外资企业集中的地区。在一个高增长、高收入的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少数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体内，我们不能指望人民币的汇率仅仅由这些少数地区的收入水平来决定。

5，贸易顺差急增与贸易条件恶化同步并举.在贸易顺差急剧增加的同时，我国的贸易条件近年来正在不断恶化。从1993年至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2003年，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4.7，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9.7，贸易条件指数为95.40／0，低于上年的98.80／0。也就是说，我国的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比值在下降，即我国必须出口更多的商品才能换回同样数量的进口商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既意味着大量物质财富和生活福利的净分流，损害了我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也表明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的。

6、贸易高速增长的资源与环境代价日益提高。如前所述，我国的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是以大量低效率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中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所造成的生产力以及相关卫生保健方面的损失大约1700亿美元，如果按2004年中国贸易依存度70%的比重来衡量，中国每年因贸易造成的环境与资源代价大致为119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为6500多亿美元，只需5年外贸造成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就可抵消。这也足以说明在高外汇储备下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是以牺牲和透支国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形成的，这笔帐是早晚要还的。从这一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虚拟性，似乎更令人深思。

调整贸易发展战略，消除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

正是由于观念、政策、体制和结构以及外贸粗放增长等因素的非正常性与不合理性(不是一般经济发展规律使然)，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巨额“双顺差”的持续性，继而形成了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烈和升值压力的膨胀，致使当前人民币汇率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即“净出口与资金净流入高速——双顺差持续——升值预期与压力的虚拟性上升——升值舆论升温——净出口与资金净流入加速……”这一恶性循环的怪圈似乎掩盖了其背后的观念、政策、体制和增长方式等因素对人民币升值“虚拟性”的根本性作用。所以说，不从思想观念转变人手，着力采取政策规范、体制改革、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等根本措施，而单纯围绕人民币升值和汇率制度做文章，打转转，无异于扬汤止沸，本末倒置。

转变长期形成的一些片面的思想观念，调整贸易发展战略，应是我们近中期在对外经济领域力争消解人民币升值虚拟性的一个重要环节。首先要改变“出口比进口好、出口定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观念和做法，二是改变“可贸易品生产越多越好”的观念和做法，三是改变“进口高技术产品比进口初级产品好”的观念和做法，四是改变“以出口多少制成品来决定出口结构优劣”的观念和做法，五是改变“把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分割对立”的观念和做法。

转变观念的同时，要加大体制改革、结构调整的力度。一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推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二是坚定不移地推行以内需为基点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国战略，三是创造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促进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口部门的协调发展，四是从外汇供求源头着手，完善外汇管理体制，五是集中精力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机理。

当然，观念转变、体制改革、结构调整等根本性问题决非短时间内可以解决，我们应采取标本兼治的策略，近期内重点调整贸易发展战略和转变贸易增长方式，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长期应以转变观念为切入点，以结构调整为主线，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倚重竞争机制深化改革、规范政策，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根本。

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原因
1.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
　　自1994年至今，我国国际收支中，虽然每年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各自变动幅度较大甚至出现逆差，但总体一直保持“双顺差”的态势，尤其两者合计更是呈高额顺差，2005年高达2237.6亿美元。2006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2499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00亿美元。
　　促成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有两点：第一，拥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的我国商品具有较强的
，1994年汇率并轨导致的人民币贬值更刺激了出口的高速增长，使我国国际贸易保持顺差。第二，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和市场潜能,以及我国对外资在收税、产业政策、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各种超国民待遇使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不断增长，而我国的企业没有“走出去”，造成了资金流入大于流出，金融与资本账户顺差扩大。
　　2.强制结售汇制度
　　1994年汇率并轨后，在对金融项目实行严格管制的同时，对经常项目实施强制的结售汇制度。该制度规定，除了允许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开设外汇现汇账户外，企业和个人手中的外汇都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外汇指定银行则必须把高于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头寸额度之外的外汇在市场上卖出。而央行一般作为市场上的接盘者，买入外汇以积累国家的外汇储备，从而导致其规模迅猛增长。2005年和2006年，随着我国强制结售汇制度向着意愿结售汇制的改革，结售汇制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逐渐减轻，但其仍是造成外汇储备增长的直接制度性原因。
　　3.汇率的弹性不足
　　虽然我国对外宣称的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实际上，在外汇市场上，美元兑换人民币多呈窄幅波动。汇改前实行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兑换比价挂钩，允许汇率浮动的幅度极为有限。2005年7月汇率改革后采取了放弃了钉住美元而改为钉住一篮子货币的策略，并立即升值2.1%。今年以来，又升值3.2%，但汇率弹性还是有限。政府一直将维持汇率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目标之一，因此，为了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了外汇市场上最终的市场出清者。在美元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央行被迫在市场上吸引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增长所带来的美元以保持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平衡，这导致外汇储备的被动增加。同时，稳定的汇率消除了汇率风险，促进了我国的出口贸易，增加了国际贸易顺差；并由于可稳定预期投资收益而促使外资大量涌入，增加了资本项目顺差。
　　4.人民币的升值预期
　　自2002年2月起，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开始贬值，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贸易与财政的双赤字。人民盯住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造成币值低估，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最终促成2005年7月的人民币汇率改革。此外，近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尤其是自美国日本等国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以来，市场上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逐渐增强。升值预期刺激了国际资本向我国流动。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5年底，中国大陆外汇储备余额再创新高，达818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3%。假如将中心政府向中行、建行和工行注资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计算进来，我国外汇储备便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中国外汇储备及相关统计

　　年份

　　外汇储备

　　贸易总额

　　贸易顺差

　　利用外资1978

　　2

　　206

　　-11

　　1980

　　-13

　　381

　　-19

　　1985

　　26

　　696

　　-149

　　45

　　1986

　　21

　　739

　　-120

　　73

　　1987

　　29

　　827

　　-38

　　85

　　1988

　　34

　　1028

　　-78

　　102

　　1989

　　56

　　1117

　　-66

　　101

　　1990

　　111

　　1154

　　87

　　103

　　1991

　　217

　　1357

　　81

　　116

　　1992

　　194

　　1655

　　44

　　192

　　1993

　　212

　　1957

　　-122

　　390

　　1994

　　516

　　2366

　　54

　　432

　　1995

　　736

　　2809

　　167

　　481

　　1996

　　1050

　　2899

　　122

　　548

　　1997

　　1399

　　3252

　　404

　　644

　　1998

　　1450

　　3240

　　435

　　586

　　1999

　　1547

　　3606

　　292

　　527

　　2000

　　1656

　　4743

　　241

　　594

　　2001

　　2122

　　5097

　　226

　　497

　　2002

　　2864

　　6208

　　304

　　550

　　2003

　　4033

　　8510

　　255

　　561

　　2004

　　6099

　　11548

　　320

　　606

　　2005

　　8189

　　14221

　　1019

　　603

　　注：表中数据分别摘自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治理局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一、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历程

　　外汇储备是一国对外收付的基础。它的源头主要有两个：一是贸易顺差；二是资本净流入。因此，外汇储备的多少，不仅反映了一国对外经济交易活力与吸引力的大小，而且也反映了该国对外借债与还债信用能力的强弱。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国外汇储备越多，一方面标志着该国对外出口竞争能力越强；另一方面则表明该国政治经济形势稳定，且外资争相进入。反之亦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拓展，外汇储备规模也随之相应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纵观改革开放25年来的历程，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零储备”时期

　　20世纪整个80年代，作为中国“改革”与“开放”的头十年，它却仍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框架的约束之内。当然，在这一阶段，中国也正处在对外开放的“试验”阶段。当时，中国人还不太了解世界，世界也不太了解中国。因此，薄弱的“底子”再加上谨慎的“试验”，我们仍然固守着计划经济下“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法则，尚无力跨越“雷池”。

　　1978——1989年的12年间，仅有1982年和1983年这两年存在少量贸易顺差，其他10个年份均为贸易赤字。但无论是顺差抑或是赤字，从规模上看均很小，只有1985年和1988年这两个年份的贸易赤字突破了100亿美元。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各年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也只有区区几百亿美元。

　　同样，在这一阶段里，我国对外开放与引进外资的力度也不算大，规模较小。20世纪80年代，除1988年和1989年外，我国各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均只有几十亿美元。1978——1989年这12年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总额仅为580亿美元，尚不及1997年一年的额度。

　　正是由于外贸进出口及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均不大，20世纪80年代，我国外汇储备也基本上处于“零储备”状态。1978——1989年的12年间，除1989年为56亿美元外，其余各年的外汇储备余额均未超过50亿美元。

　　实际上，当一国对外开放有限，经济对外依存度不高时，该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及其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也不大。但总体来讲，当时的中国不仅经济贫穷，资金短缺，尤其是外汇资金短缺，而且国内物资供给奇缺，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因此，当时的外贸出口能力较弱，外资流入也相对较少。这一阶段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最艰难的时期。

　　第二阶段：百亿储备时期

　　经过了80年代的谨慎探索与经验总结后，90年代的中国开始走出“计划经济”的阴影，并逐步走向“市场经济”新时代。应该说，1990——1995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转轨时期或过渡时期，也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一阶段，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也进一步熟悉了世界。在这一阶段，尽管出现了1993——1995年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由于新的宏观调控机制得力、有效，最终却是有惊无险，中国经济改革顺利地渡过了这一难关。

　　1990——1995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从1000亿美元增长到接近3000亿美元。从商品进出口差额来看，一改过去十余年的贸易赤字状况，6年中共有5年出现了贸易顺差，除1995年顺差167亿美元外，尽管其余各年顺差规模不足百亿美元，但它却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重大信号。

　　在这一期间，我国开始加大外资引进力度，尤其是进一步拓宽了国际融资的渠道和空间，中国对外开放的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实际利用外资年度总额从100亿美元增至接近500亿美元，而且其中90%以上的引入外资都是“直接投资”性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引入外资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正是基于外贸进出口和利用外资形势的明显好转，这一时期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从100亿美元快速上升到7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快速而稳定的增长，标志着我国外汇储备正在走出“短缺”的时代，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成为我们的一种自信和自豪。

　　第三阶段：千亿储备时期

　　1996年底，中国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并顺利进入“低物价、高增长”的通道。1997年上半年，国家抽样调查的所有“主要商品”均出现了供过于求或供求平衡，据此判定，困扰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短缺经济”终于宣告结束，买方市场新时代已然到来。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1997年，中国经受了百年一遇的大洪灾，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考验，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贸易顺差则呈跳跃式增长，并首次突破400亿美元。这再次表明了中国经济已然步入良性循环新时期，并具有了较强的抵御外来风险和抗干扰能力。1998年在贸易总规模不变的条件下，我国继续保有了第二个4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随后的6年中，虽然我国贸易顺差每年一直保持在200——300多亿美元之间，但其间我国贸易总规模则在不断地放大：2000年突破4000亿美元；2001年突破5000亿美元；2002年更是突破6000亿美元；2003年又突破8000亿美元；2004年则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然而，2005年，不但贸易总额接近14000亿美元，而且贸易顺差第一次奇迹般地跨越了1000亿美元的“绝对”大关。这又是一个质的新飞跃。

　　与此同时，我国在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方面，1997年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达644亿美元。在之后的8年中，我国每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一直保持在500——600多亿美元之间，这是一组让世界为之赞叹的数据。500——600亿美元的稳定规模，一方面表明中国政局稳定，投资环境优良；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国引入外资不再是“饥不择食”，当然，也不再是“多多益善”。

　　1996年底，我国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这标志着企业和居民有了更多持有外汇存款的机会。这一年，我国外汇储备余额首次突破1000美元，1997年则进一步增至1400亿美元四周。2001年再次突破2000亿美元；2003年更是突破4000亿美元；2004年跨越6000亿美元；2005年又大步跨越了8000亿美元。若以这种速度发展下去，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定能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并会远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样庞大的规模、如此高速增长，是好是坏
　　二、中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分析
　　在经济国际化环境下，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外汇储备都是必不可少而至关重要的。一般地，外汇储备主要具有以下四大功能或作用：
　　第一，外汇储备可以抵补贸易赤字，并保持一国必要的、正常的进口能力。
　　第二，保有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对外借债与偿债的信用担保与物质保证。
　　第三，外汇储备是一国政府干预本国外汇市场、调节本币汇率的有力武器。
　　第四，在国家经济动荡或是遇上战争灾难时，外汇储备将是一国最后的战略储备。
　　因此，一国外汇储备规模多大为好，或者说，它的适度规模应该是多大，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不是简单地看一个数据就能了事的。
　　事实上，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评价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比方，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它们不需要太多的外汇储备，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本身具有世界购买力的作用，因此，它们保有的外汇储备相对较少。如美国和欧盟区各自保有的外汇储备不过几百亿美元。但也有例外的。例如，日元是最主要的三种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然而，日本目前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这又是何故呢？我想，不完全的理由至少包括：日本不仅国小、资源短缺，而且民族危机感重、不自信，当然，也许还有其他动机。
　　此外，在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确定上，发达国家与非发达国家、开放国家与非开放国家、大国与小国，在评判标准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960年美国教授特里芬提出：一国国际储备对年进口额的比率以40%为宜。20%为底限，低于30%便要补充。这一观点后为许多西方国家所接受，它们主张，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一般应能满足3——4个月进口付汇。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又有人认为，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能低于短期外债的规模，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但一些国际金融组织更强调，一个国家外汇储备的规模应该能起到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这显然强调了“充足”的外汇储备的重要意义。但由于各国实际国情的不同，在国际上尚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
　　当然，从量上讲，任何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都应该有一个适度规模，因为外汇储备是有成本的。这一成本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外汇储备资产必须具有足够的“流动性”，以确保其日常功能的正常发挥。然而，足够的流动性往往是要以较低的盈利性要求为代价的。其二，由于汇率总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外汇储备资产极易遭受汇率风险而导致无形的账面损失。因此，外汇储备并非多多益善，它应该有一个度：安全够用但不浪费。
　　中国作为一个改革开放中的、正处在快速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究竟应该是多大？我想，这是一个不便妄加揣测的重大战略问题，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考虑和分析。
　　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的经济大国，它需要更大的外汇储备为之保驾护航。
　　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经济大国，但我们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1982年，中国GDP首次突破5000亿元人民币；1986年GDP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1995年GDP突破5万亿元人民币；2002年GDP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2004年，我国GDP接近16万亿元人民币。这是中国经济布满活力的标志。但从人均GDP水平来看，按照2004年普查数据统计，我国GDP位于全球第6位，但人均GDP却处于全球第107位，居倒数水平。
　　不容置疑，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与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将会拥有一个长足发展的巨大空间。然而，这一进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它可能会碰到不少令我们无法预料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搞建设，必须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作后盾。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太小气。
　　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机制，无形之中“夸大”了外汇储备规模。
　　人民币虽已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但资本项目在我国仍被严格管制，这就意味着中国公民尚不能将本币金融资产自由地“交易”为外币金融资产。从投资角度讲，我国居民只能投资国内市场的本币金融资产，而不能自由投资国外金融资产。因此，我国老百姓手中持有的外汇资产相对较少，除涉外企业外，大量的外汇资产只能集中于中心政府手中，进而成为外汇储备资产。因此，资本严格管制下的“倒逼”机制，无形的夸大了我国外汇储备的总规模。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5年第4季度末，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余额仅为1615.70亿美元，其中，企业外汇存款与居民外汇储蓄存款大体各占一半。即便加上外汇储备，我国外汇资产也不足1万亿美元，而我国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却高达28.72万亿人民币，其中，我国城乡居民本币储蓄存款已达14.11万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外币化程度相当低下。即便算上外汇储备，我国整个金融资产的外币化程度也仍不高。
　　每年五六百亿美元的外资净流入，再次“夸大”了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
　　外汇储备的初始来源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经常项目；二是来自金融项目。一般地，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是实质性的、较为真实，它往往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因此，它是外汇储备最扎实的经济基础；而外资流入导致的外汇储备增长则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非稳定性，因此，对应较大流量的外资流入，应有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应对。
　　1996——2004年间，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动力尽管是来自“双顺差”，即贸易项目顺差和金融项目顺差，但每年的外资净流入总额却一直保持在500——600亿美元，而贸易顺差则小于它，一般各年仅为200——400亿美元。也就是说，我国外汇储备增长中有相当部分主要来自外资净流入，因此，如此“虚高”的外汇储备，并不能支撑外汇储备“过多”的结论。
　　世界仍不太平、祖国尚未统一，这也需要一个庞大的外汇储备作后盾。
　　外汇储备作为一种战略物资，它必需满足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的足够需要。从世界格局来看，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但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进，中日关系在坎坷中停滞不前，台独分子还在不断滋事，民族极端主义与恐怖势力仍然猖獗。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并作好必要的战略预备，包括外汇储备战略。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外汇储备的主要风险是结构风险，而非总量风险
　　三、中国外汇储备结构及其风险分析
　　外汇储备结构也即外汇储备资产的分布结构。其中，最主要的外汇储备结构有两个方面：一是币种结构；二是期限结构。这也是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最大风险所在。
　　从币种结构来看，假如外汇储备资产过于单一地集中在某种“弱币”上，则必然会导致过大的汇率风险，但“弱币”贴水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利息收益。当然，实际收益是正还是负，则需要具体分析。
　　从期限结构来看，则主要是考虑外汇储备资产的流动性要求。由于外汇储备是用于日常之需及不测之用，因此，外汇储备资产分布的期限结构必须首先满足流动性需求，然后才是在兼顾安全性的基础上满足盈利性的需要。
　　外汇储备存放地及存放结构一直是各国坚守的顶级机密。但从官方相关信息的大致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据此，我们可以作如下结论的风险分析：
　　风险之一：人民币在金融项目不可自由兑换的前提下，我们被迫将绝大部分的外汇资产高度集中于中心政府手中——变成了外汇储备性质。
　　可以设想，在本币可完全自由兑换的国家，居民均可自由用汇对外进出口或是对外直接投资，或作证券投资，本币与外币之间可以自由转换或交易，从而本国公民就能自由地持有本国或外国的金融资产。假如是这样，该国公民的金融资产就会多样化地分散在外币化的金融资产上，也就不会过于集中于中心政府手中成为外汇储备。
　　相反，由于人民币目前只能在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而在金融项目下尚不可自由兑换，因此，公民只能通过货物及服务贸易，还有经常性转移收付来获得外汇，并持有外汇存款。除此之外，公民不能通过“投资”性质的金融交易来将本币金融资产转换为外币金融资产。于是，公民的金融资产大多只能是本币资产，而不能化作外汇资产。这也是我国外汇储备名义上“过大”的真实原因之一。
　　为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尽早地实现人民币在金融项目下的可兑换，来分流或释放外汇储备“过大”的压力或风险，让居民能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将他们的资产合理而分散地摆布在所有本外币金融资产上。这便是“藏汇于民”的道理。同时，这也有利于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进程，从而有效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减小政府干预汇市的成本与风险。
　　风险之二：庞大的外汇储备过度集中于美元资产，这或许是被迫或不得已，但它绝对有害于汇率风险的规避。
　　美国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一直占据60%以上的比例。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不断放大，我国的“贸易美元”及“贸易顺差美元”不断增大；同时，90年代中期以来，为抑制人民币对美元持续的升值压力，在以美元作为干预货币的汇率调控机制下，我国官方不断吸入美元——增大美元储备。如此一来，我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比例定会上升，因此，有人估计目前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也许超过了80%的比例。
　　无论是何种理由，“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显然是危险的。从长期趋势观察，美元的确属“弱币”范畴。从美元兑日元汇率来看，美元是长期贬值的。20世纪80年代初，美元兑日元汇率为240左右，但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比价最低曾跌至80四周。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来看，美元也正在呈贬值状。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8.7左右，如今已跌至8.0四周，美元应还有下跌空间。
　　我国外汇储备币种单一，且过度集中于“弱币”——美元。假设美元长期贬值，必然会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的巨大账面损失，其结果必将使我国货币政策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假如为了改善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而大量抛售美元，则必然会对周边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并导致国际汇市恐慌，美元汇率暴跌。另一方面，假如不改变现有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不抛售美元，则又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从而刺激外汇储备更快增长。为了减轻外汇储备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影响，央行必须通过回笼现金或者提高利率的方式来减少货币供给，但这恰恰又会拉动本币升值；反过来，为了降低升值压力，央行假如增加货币供给或者降低利率，这会使本来就因外汇储备而极为宽松的货币市场雪上加霜。
　　如此看来，减持美元及美元资产迫在眉睫。美元减持后，我们应当避免重蹈覆辙，在增持欧元及其他币种资产的同时，甚至还可以增持黄金储备或石油战略储备等。外汇储备的结构调整将是一个渐渐的过程。这个过程虽不能急，但必须行动起来。
　　风险之三：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存放地及投资期结构过于集中，可能会存在政治风险与信用风险。
　　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不但高度集中于美元，而且美元资产又主要集中在美国。从投资品种和投资期限来看，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既有相当部分存入了美国商业银行，也有较大部分购买了美国各类债券，包括美国国库券、美国财政部中长期债券、联邦政府机构债券以及美国公司债券等，此外，应该还包括少量境外美元资产。
　　美国一向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以及敏感的台海问题，美国始终保持着与中国交往的距离，并将台湾问题视作与中国谈判的筹码，时不时为难中国。在这一点上，我们尤其要提高警惕，尽可能规避外汇储备存放地的政治风险。
　　当然，在投资期限结构上，我们也要尽可能分散风险。一般地，外汇储备资产分布结构应在不同时期有所区别。比方，在国际环境动荡时期，外汇储备应多置放于银行存款及变现程度高的短期证券上；在和平稳定时期，外汇储备可以多一些放置于中长期品种上。

　　中新网11月17日电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六”。报告称，近三十年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长，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位。

　　报告显示，改革开放30年，我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每隔十年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都迈上新的台阶。1979年我国FDI总量只有8万美元，1980年为0.57亿美元，1990年上升到34.87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了60倍；2000年进一步提高到407.15亿美元，又比10年前增长了近11倍；2007年我国的FDI达到了835.2亿美元，比2000年又翻了一番多。1979-2007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7754.2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国家。2007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居世界第6位，占发展中国家总额的16.7%。

　　报告称，30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6亿美元(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只相当于当时世界第1位德国的3.7%；1990年，增加到286亿美元，相当于当时世界第1位中国台湾省的39.5%；2000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到165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2位，相当于当时世界第1位日本的47.7%；2001年我国外汇储备超过2000亿美元，达到2122亿美元；2006年底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1979-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共增加15267亿美元，年均增加526亿美元。尤其是2000-2007年，共增加13627亿美元，年均增加1947亿美元。

　　央行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中国外汇储备已达18088亿美元。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世界124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
　　从世界银行公布的2007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来看，排在第57位的是越南，其GDP是712亿美元，排在末位即第180位的是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其GDP是8700万美元。如果将从第57位的越南一直到第180位的基里巴斯这124个国家的GDP加起来，总和是17597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这124个国家GDP的总和。

　　外汇储备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调节国际收支，保证对外支付。
　　二是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
　　三是维护国际信誉，提高对外融资能力。
　　四是增强综合国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动用外汇储备可以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当国内宏观经济不平衡，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组织进口，从而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促进宏观经济的平衡。同时当汇率出现波动时，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使之趋于稳定。因此，外汇储备是实现经济均衡稳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一国经济更易于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影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一般说来，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仅可以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而且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企业在国际上的信誉，有助于拓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降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适度外汇储备水平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进出口状况、外债规模、实际利用外资等。应根据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成本比较和这些方面的状况把外汇储备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上。

　　外汇储备作为一个国家经济金融实力的标志，它是弥补本国国际收支逆差，稳定本国汇率以及维持本国国际信誉的物质基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往往要持有高于常规水平的外汇储备。但是，外汇储备并非多多益善，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急剧扩大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1、 损害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流入代表着相应规模的实物资源的流出，这种状况不利于一国经济的增长。如果我国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持续下去，将损害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2、 带来了较大的利差损失。据保守估计，以投资利润率和外汇储备收益率的差额的2%来看，若拥有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年损失高达100多亿美元。如果考虑到汇率变动的风险，这一潜在损失会更大。另外，很多国家外汇储备构成中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若美元贬值，则该国的储备资产也将严重缩水。
　　3、 存在着高额的机会成本损失。我国每年要引进大约50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为此国家要提供大量的税收优惠；同时，我国又持有大约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闲置不用。这样，一方面是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另一方面老百姓省吃俭用借钱给外国人花，其潜在的机会成本不可忽视。
　　4、 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央行负有无限度对外汇资金回购的责任，因此随着外汇储备的增长，外汇占款投放量不断加大。外汇占款的快速增长不仅从总量上制约了2004年以来宏观调控的效力，还从结构上削弱宏观调控的效果，并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央行调控货币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
　　5、 影响对国际优惠贷款的运用。外汇储备过多会使我国失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优惠贷款。按照IMF的规定，外汇储备充足的国家不但不能享受该组织的优惠低息贷款，还必须在必要时对国际收支发生困难的其他成员国提供帮助。这对我国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浪费。

　　楼主，我也不是很懂这个，分数并不重要，希望能有所帮助
　　祝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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