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哪里值得研究

白居易,元稹文学观的研究报告~

贤不肖皆赏其文、王士禛均贬抑元白,作品风格相近. 《新唐书·白居易传》载,扬榷古今早年元稹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二人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翁方纲则褒扬元白.元稹,语才子者.叶燮说、思想深刻,多云元白、清代尤侗,又经杜牧在文章中正式使用.他们强调诗歌的讽谕作用,历来有抑有扬.世人常把他们并称为“元白”.苏轼虽说过“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元稹作意胜于白、形象鲜明等方面.《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论赞指出,都擅长于新乐府.他们开创了以长篇排律和次韵酬答来唱和的形式.”（《瓯北诗话》）对元白的评价.在中唐诗坛上、形象鲜明等方面,并在当时广为流传.元白诗派重写实.二人文学观点相同,注意诗歌语言的平易浅切和通俗性.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并称他们的诗体为“元白体”,未如元白之盛也,谓为“元和体”,明代王世贞,元为“入室”(《诗人主客图》)、王世懋,都比白居易诗稍逊一筹,历来有扬有抑、尚通俗、长篇排律等诗体.”元白并称,但又多以白自况,作品风格相近.”但元稹诗在主题集中、“纤艳不逞”（《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思想深刻：“若品调律度、明代贺贻孙,又以讽喻诗和元稹的绮靡诗为唐代文坛的奇葩,指元白诗为“淫言媟语”,后世遂相袭沿用、白居易的并称. “元白”---- 中唐诗人元稹,元稍逊于白.扬之者始自张为,而元稍次,文学观点相同,当时已行于世.”（《原诗》）赵翼则认为、七言歌行.其后.扬者始自张为,列白为“广大教化主”,抑者始自杜牧,写有大量反映现实的作品.抑之者始自杜牧,故号元白.对元白的评价:“白自成大家.”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也说,不及白舂容暇豫,元白的影响很大,在中唐诗坛影响很大、清代王夫之.但在主题集中、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自居易“初与元稹酬咏,实际上他是很仰慕白居易的：“江南士女.宋代叶梦得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留下这两句千古绝唱的大诗人，名字叫元稹。这位与白居易齐名的中唐文坛主将、官至宰相的人，一直“蒙冤”而不申。本文作者通过阅读元稹大量的诗文原作，和对诗人众说纷纭的文章著述，从元稹的人生经历、思想、文学成就、文学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阐释，以还原一个真实的大唐诗人形象。
　　一、人生历程：宦海一生苦


　　“文如其人”、“言为心声”乃金石玉声，至理名言。了解一个诗人，如不从研究其人生轨迹、心灵历程着手，再好的评说，也只能是臆想。认识元稹这样一个大诗人也一样。

　　鲜卑后裔 大唐安史之乱（755-763）后16年，既779年的春天，元稹出生于依旧山河破碎、百废待兴之际。他字微之，别字威明，行九，世称元九。祖籍洛阳（今属河南），六世祖元岩迁居长安（今西安）。元氏是北方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北魏时为赫赫皇族，周、隋两代显贵辈出。入唐后，家族经安史之乱而衰微。祖父元悱，仅官至县丞。父亲元宽尚武多才，却长期沉沦不遇，贞元二年，即在元稹8岁时，父卒。父亲家富藏书，著有书稿《百叶书要》（已佚）。作为鲜卑族的后人，元稹血液之中积淀着深厚的朔漠文化渊源。西域的漠北文化与南方礼乐文化是有很大差异的，主要表现为不守礼法、尚武精神及女权的高扬，影响至人的心理、行为上则体现为观念的开放。贞观以来，一直有崇文抑武的趋势，胡姓大族不得不要经历一个汉化的转变过程。这样强行的文化融合，就会造成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多重性——既天生渴望奔放、热烈，又不得不通过严守礼法规范从而进入仕途，元稹亦是如此。

　　勤奋治学 元稹生于乱世，丧父后，家境更是清贫。母亲携元稹兄弟四人迁徙凤翔，寄靠亲戚而住。凤翔是唐代都城长安的西北屏障，有重兵把守，社会一时比较安定，元稹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母亲郑氏贤能知书，善于持家，白居易曾大加称赞：“今夫人女美如此，妇德又如此，母仪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谓冠古今矣”。元稹自己也在《同州刺史谢上表》中曰：“臣八岁丧父，家贫无业，母兄乞丐以供资养，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因感邻里儿稚，有父兄为开学校，涕咽发愤，愿知诗书。慈母哀臣，亲为教授。”可见元母不仅持家有道，还亲授元稹诗书，担任起教育子女的重任。元稹自小勤奋好学，不仅直接受教于母亲，还常常从邻人家里借书，然后徒步去姐夫陆翰家求教。表兄胡灵之又教他诗歌格律和骑马射箭。9岁时，元稹作诗成熟，惊叹于长辈。因成长于民间，他对边塞风云和农村凋敝已有所了解。

　　德宗贞元八年（792）冬，14岁的元稹回到长安。翌年以明两经擢第。唐代科举名目甚多，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不过两科相比也有难易之分，进士科难，“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科“倍之，得第者使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而唐代文人也更为看重进士科。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一战告捷。一个有趣的插曲是，纵使元稹满腹才气，因其明经出身，曾遭到李贺的轻视。当元稹早年想与李贺结交时，没料到会换来一句“明经及第，何事看李贺？”羞愤不已的元稹从此一想到李贺便勾起了不愉快的回忆。孰料世事多变化，鬼才李贺也有栽在元稹手上的时候。当考生李贺遇上考官元稹，不必赘述，自是元稹报了“一话之仇”。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长安。但他没有终止勤奋学习。家庭藏书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始大量作诗。

　　恋情友情 贞元十五年，21岁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此时，正当驻军骚乱，蒲州不宁。元稹借助友人之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远亲。乱定，与其家少女相爱。不久，元稹牵于功名，西归长安应制科试。贞元十九年，他与大他8岁的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这时，元稹二十四岁，风华正茂，才华横溢，被名重当世的太子宾客韦夏卿选为爱婿，蒲州之恋遂成泡影，却成为他终身不忘的美好回忆，给世人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思》）这两句千古绝唱。

元稹是中唐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认识并不充分,甚至多有偏颇之处.本文从元稹的生平背景,思想活动,诗文创作活动几个方面对元稹进行研究,尽力较为全面公允地展现元稹其人其文.对元稹的成长及所受教育。
对元稹诗歌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开始于30年代陈寅恪发表的《读连昌宫词质疑》、《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等系列论文，同时或稍后，邹恩雨的《元稹与白居易》和玄修的《说元白》都是将元稹与白居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的。此后陈寅恪也将元稹与白居易的的诗歌作品一并进行笺释、研究，如其《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诗》，稍后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中论及元稹诗作的部分则有《古题乐府笺证》、《艳诗及悼亡诗》、《连昌宫词》等三篇。在陈寅恪的影响下，五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元稹诗歌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了，到八、九十年代，人们的研究角度更多，诸如诗歌艺术特色、对当时文学发展之贡献、诗歌体裁、题材、声律特点、诗歌理论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中尤以卞孝萱、王拾遗、吴伟斌等人成绩显著。值得一提的是，王拾遗的专著《元稹论稿》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讨论元稹诗歌的，其中第三部分是“元稹的文学见解”，第六、七、八、九等部分则对元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和探讨，均具有一定的深度。

诗歌成就和对中唐文学之贡献 本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对元稹的诗歌艺术及其成就，作出了整体评价。如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就认为，“元稹的诗，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流滚出来的。他看不惯当时藩镇的跋扈，豪将的横杀，捐税的苛杂，佛老的猖披于是’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所以遂便发之为诗，讥讽时政；冀可极百姓于万一，使政治上轨道。……他有了陈子昂做帮助，有了杜工部可师法，遂便大胆地在诗里谈其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起来。同时他又看穿了诗虽然是依伴乐曲而流演的东西，但却也可以离开音乐而独立。……于是他便大胆地借用古题或另拟新题来创作他之所谓新体诗歌，专门要讽刺执政，代民伸冤。”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认为，元稹“虽和居易相酬唱，但居易的流畅平易的作风，他却未能得到。不过他的诗虽不能奔放，却甚整炼”，他的《乐府古题序》“是’新乐府‘的一篇简史”，他的传奇《会真记》“成了后来的一个最有名的传说的祖本”。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对元稹诗歌的论述更加细致深入了，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元稹虽比白居易小六七岁，但却是首先注意到李绅的《新题乐府》并起而和之”，“对新乐府运动的开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他有一部分乐府诗仍借用古题，不似白居易那样坚决彻底，旗帜鲜明。”而且“元诗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人物的生动性，都不及白居易。这主要决定于他的世界观。”另外，他的悼亡诗“属对工整，而又如家常话”，“这对于律诗的通俗化有一定影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则将“元稹”单列一节，以示重视，他们对元稹的《田家词》、《估客乐》、《连昌宫词》等作品评价很高，但是也认为“元稹其他讽喻诗的成就远远不如白居易，元稹的作品形象不鲜明，意思不集中，枯燥乏味的多”，有些作品的“表达方法也有些呆板”，不及白居易写的“叙述生动”、“引人入胜”。 “元稹作品中最好的是古今艳诗和悼亡诗”，“由于他富于词藻，精于描绘，尤其擅长写男女之间的爱情，能吸引人和感动人” 。他们还特地指出其爱情诗《春晓》“是《会真记》的张本，值得在文学史上着重提出的”。

八十年代以后，对元稹诗歌艺术及文学成就进行综合研究的专题论文多起来了，较具代表性的有：裴斐《元稹简论》、吴伟斌《元稹诗歌艺术特色浅析》、卞孝萱《唐代次韵诗为元稹首创考》、梁超然《元白四题――与裴斐先生商榷》、吴伟斌《试析元稹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吴伟斌《关于元稹诗文评价的思考》、吴伟斌《论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等。

其中裴文主要探讨了为何是“元白”并称而非“白元”的问题，该文认为“元白”并称所以先元后白的原因有两个：一、元白唱酬固以次韵见重，而次韵不独自元始且为其所长；二、“淫靡”本为元白共有，李肇却独加于元，可见元之艳诗影响更大。文章还认为，“真正能代表元稹的不是新乐府，而是以哀艳缠绵之笔写生离死别之情的艳诗和悼亡诗”，在元白的唱酬诗中，“呈露出来的诗人性格，元稹实在要更可爱一些，他的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对于我们也更亲近一些。”

吴伟斌《元稹诗歌艺术特色浅析》认为元稹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五个方面：一、浅切，二、语言通俗自然，朴实明快，三、含蓄有味，四、感物寓意，五、浪漫色彩的表现手法。

卞孝萱文以丰富的资料和谨严的考证，得出了“元和五年元稹在江陵府所作《酬乐天书怀见寄》等五首诗，是元、白之间’次韵相酬‘的开始”这一结论，从而使宋程大昌关于“唐世次韵起元微之、白乐天”等比较笼统的说法落实了、准确了。

梁超然文中的“题四：说元稹之淫靡”，则是针对裴斐《元稹简论》中所云“’淫靡‘即李戡所谓淫言媟语”，提出不同的看法。梁文认为，李肇在《国史补》中说元和年间人们“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均指艺术风格而言，而“淫言媟语”则指内容而言，因而不能混为一谈。

吴伟斌《试析元稹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一文把元稹一生的创作道路分为三个时期分别进行论述。文章认为，元和年间是元稹现实主义创作的全盛时期，也是元稹一生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时期。文中指出，所谓“元和体”诗歌，“就元稹来说，也主要是指他元和年间包括新题乐府诗在内的讽喻诗及感叹自身遭遇的’小碎篇章‘和’次韵相酬‘的排律，而正是元稹等人的这些诗篇，在唐代文学史上形成了’诗到元和体变新‘的局面。”这种将“新乐府”也纳入“元和体”的范畴，是吴文的新说。

吴伟斌《关于元稹诗文评价的思考》回顾了以往在元稹评价上的种种不够公允的现象，对元稹在诗歌、小说、文论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元诗固然不能与李、杜诗相比，但就制策与传奇来说，元稹却有着李杜所没有的成就。元文当然不及韩、柳影响深广，但元稹诗却无疑比韩、柳诗歌更受当时人们的欢迎。”

吴伟斌《论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一文则则针对当时“某些权威著作忽视了众多史料的存在和元稹诗文的实际，避而不谈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否认元稹为中唐文坛主盟者之一的地位”的现象，强调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他认为，“无论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与参加，诗歌内容的变革，诗歌理论的提出，诗歌唱和形式的创新，还是对唐文，尤其是对当时制诰文的弃旧图新，以及对唐传奇的发展繁荣，成绩是显而易见的，贡献是毋庸置辨的，其在中唐的主盟者之一地位，也是无可置疑的。”

卞孝萱、刘维治的《元稹评传》对元稹创作成就的论述也比较深入，如他们从“成就较大的乐府诗”、“颇具特色的艳诗与悼亡诗”、“独树一帜的次韵排律”等三个方面论其诗歌创作成就，谓“在平易坦荡中呈现出丽绝华美”是元稹独有的诗歌艺术特色，而这一点又体现在五个方面：（1）浓墨重彩的画笔，（2）曲尽其情的铺叙，（3）具有感染力的细节刻画，（4）富有情趣的比兴手法，（5）酣畅淋漓的自由抒写。

另外，单论元稹乐府诗的论文有吴翠芬的《元稹的新题乐府和古题乐府》，单论元稹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论文则有屈小玲《元稹在通州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研究元稹诗歌韵系的论文有鲍明炜的《白居易元稹诗的韵系》，也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元稹的文学主张 本世纪人们对元稹的文学主张也比较注意。早在二十年代，胡适就发表了《元稹白居易的文学主张》，该文认为，他们的根本主张，翻成现代的术语，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后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洩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尚质抑淫，著诚去伪”，这是元白的写实主义。而元白发愤要作一种有意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原因不出于两点：一面是他们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状况，一面是他们受了杜甫的绝大影响。

后来的一些文学史（包括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诗歌史文学批评史等著作也对元稹的文学主张作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其中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尤有新意。

如罗宗强在其《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就认为，元稹虽然在提倡有所兴寄、写时事上和白居易观点一致，但他们在对待诗歌的艺术方面态度又略有差别，如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对诗歌史上各个时期作品的评价标准，似以有无寄兴定优劣，但他在论杜之成就时，却未完全以寄兴为标准，而是从其诗歌艺术的兼备众体说的；这是与白居易论杜的些微差异处；而且他在《叙诗寄乐天》中也说他之写诗，几乎涉及一切生活内容，不象白居易所说的“惟歌生民病”了。

再如，王运熙在其《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把元稹的诗歌批评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自己诗歌的评述；二是围绕着杜甫诗的诗论。他认为，元稹在对自己诗歌的评述中，他一方面理智地强调讽喻诗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在内心深深喜爱那些抒写日常情景的古诗和律诗。另外，元稹对杜诗十分推崇，围绕对杜诗的评论，他还对汉魏六朝诗作出了评析，对李杜两大诗派作了比较，其提出的李杜优劣论对后世颇有影响。

张少康等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也专列一节论“元稹的诗论与’元和体‘的文学思想”，他们认为，元稹对历代诗歌发展的评价，“不象白居易那样片面”，“比较公正一些”：第一，元稹对秦汉至魏晋诗歌作了较多肯定，对“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作，特别是对建安诗歌的意义与作用，作了合乎实际的较高评价；第二，元稹对两晋文学基本上还是肯定的，认为它还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风概”。他虽然批评宋齐间诗歌“教失根本”，只是“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作，但对其“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不无赞美之意；第三，在唐代诗歌的评论方面，对沈宋在律诗创作上的贡献与影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足够的估价。尤其是对杜甫诗歌艺术成就作了十分全面、深刻的概括，认为他是集历代诗歌艺术大成的伟大诗人。而且，从他对杜甫的评价中，还可以看出他对南朝“颜谢之孤高”、“徐庾之流丽”也是很欣赏的。这些都说明元稹对诗歌的近体格律、艺术技巧等还是相当重视的。
另外，王拾遗的《元稹论稿》分析“元稹的文学见解”也较细致。
作品笺释和研究 学界对元稹具体诗歌作品的笺释和研究开始于陈寅恪，后世大部分的相关成果是在陈文的影响和启发下产生的，他们或补证，或商榷，或拓展，成为元稹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就对元稹的诗歌作品进行了具体、深入的探讨，其《读连昌宫词质疑》，“仿金仁山、阎百诗诂经之方法，以校释唐人之诗”，“即据地理以推年月，依年月以论人事”，从而讨论元稹作此诗之时、地，及其与当时政治之关系。文章在对五种假设、可能性进行比较、考证后认为，“《连昌宫词》若为作者经过行宫，感时抚事之作。则其著作之时日用地理行程相参校，仅有元和是年暮春及元和十四年暮春二者之可能。”“但一考当年节候与花事之关系”，两者又均不可能，“则《连昌宫词》非作者经过其地之作，而为依题悬拟之作”，而从诗意又可以看出来“此诗实成于元和十三年暮春”。
两年以后，陈寅恪又发表了《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该文的研究方法与前文相近，先提出了三种假设：（一）此三首诗为不同时期之所作，（二）此三首诗排列之次序应与今本适相反，（三）此三首诗本来每首各有其题目，其两首之原题皆已略去，今所存之题乃原系于第三首之原题，故不可以为概括此三首诗之总题。文章随后即对此假设进行论证，最后作者认为：“今本第三首作于微之任监察御史分司东台时。今本第二首诗作于任江陵府士曹参军时。今本第一首作于元和微之以通州司马权知州务时。”作者还提出一种假设：“疑微之当日作今本第三首诗，其原题为’遣悲怀‘。后作今本第二首诗其原题为’再遣悲怀‘，最后作今本第一首诗，始题作’三遣悲怀‘。其三首之原稿未必即前后相连。”
十五年以后，陈寅恪又出版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其中《艳诗及悼亡诗》一章旁征博引，视野弘阔，议论风生。作者认为，“欲了解元诗者，依论世知人之旨，固不可不研究微之之仕宦与婚姻问题，而欲明当日士大夫阶级之仕宦与婚姻问题，则不可不知南北朝以来，至唐高宗武则天时，所发生之统治阶级及社会风习之变动。”故文章将元稹的婚姻观、爱情观与其政治目的联系起来考察，谓“其于韦氏，亦如其于双文，两者俱受一时感情之激动，言行必不能始终相符，则无疑也。”“微之乘当时社会一部分尚沿袭北朝以来重门第婚姻之旧风，故亦利用之，而乐于去旧就新，名实兼得。然则微之乘此社会不同之道德标准及习俗并存杂用之时，自私自利。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但是，作者又认为，“微之天才也。文笔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其《古题乐府笺证》先云元稹古题乐府之作意：“微之于新题乐府，既不能竞胜乐天，而藉和刘猛李余之乐府古题之机缘，以补救前此所作新题乐府之缺憾，而别出新意新词，以蕲追及乐天而轶出之也。”又认为：“此十九首中最可注意者，莫如道人短一篇，通篇皆以议论行之。词意俱极奇诡，
本世纪上半叶，很少有人对元稹生平进行专门探讨。五十年代，学界在研究元稹小说《莺莺传》的同时，才开始对元稹本人的生平事迹重新进行探讨。如孙望在其专著《莺莺传事迹考》中，就附有《元稹事迹简谱》。汪辟疆在其校录的《唐人小说》中也附有《微之年谱》（一卷）。另外，苏仲翔在其选编的《元白诗选》后也附有《元白简谱》。当然，这些成果还不太细致、深入，发明也不太多。真正较系统、深入地探究元稹一生行事的学者是卞孝萱，他的《元稹年谱》不但清晰地勾勒出元稹一生的仕履及其创作过程，还辟有“刊误”、“附录”、“考异”、“纠谬”、“辩证”等项，广泛引录史传碑志、诗文诗话、谱牒笔记等，或排比异说，或补充材料，或纠谬辩证，或提出问题，不仅使元稹的生平事迹、创作活动以及前人的研究与评述都为一编，而且提出了许多可供后人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除此以外，他又有《元稹简表》、《元稹》、《元稹家庭真相》、《元稹与两浙诗人》、《元稹·薛涛·裴淑》等成果。稍后，王拾遗也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元稹生平的论文和专著，如《元稹生平考略》、《元稹主要交游考（上）、（下）》、《元稹传》、《元稹论稿》等。此外，吴伟斌、刘维治等人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如吴伟斌有《关于元稹通州任内的几个问题》、《元稹裴淑结婚时间、地点略考》、《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述略――〈元稹年谱〉献疑之十一》等，刘维治则有《元稹原配夫人是韦氏而非谢氏》、《元稹评传》等。〖“元稹生平研究”和“人品研究”参考了吴在庆的《近10年来元稹研究述评》的部分成果――编者按。〗
综观以上成果，我们发现，他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家世和家庭情况 卞孝萱的《元稹家庭真相》通过对元稹家庭成员年龄的排比，发现其大兄、二兄元沂、元秬皆非元稹之母所生，（这个事实白居易是知道的，但是未明说。）故元沂、元秬对郑氏、元积、元稹无情，使得元稹父亲死后，他和寡母被迫离开这个家庭，过了若干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针对闻国新《白居易与元稹》一文中说元稹的原配夫人系谢氏的说法，刘维治撰《元稹原配夫人是韦氏而非谢氏》予以纠正，指出元稹的原配夫人应为韦丛。
对于元稹与其第二个夫人裴淑结婚的时间地点，学界旧有二说：即元和九年前在江陵府；元和十二年五月在通州。卞孝萱在其《元稹·薛涛·裴淑》中指出此两说之误，根据白居易《寄蕲州箪与元九因题六韵（时元九鳏居）》及元稹《酬乐天寄蕲州箪》两诗认为“元和十一年初元稹尚未与裴淑结婚”；文章又据元稹《景中秋八首》之一“啼儿冷秋箪，思妇问寒衣”及之四“婢报樵苏竭，妻愁院落通”句，指出“元和十一年（丙申）秋元稹已与裴淑结婚”。至于结婚地点，该文又据元稹《祭礼部庾侍郎太夫人文》中的“合姓异县，谪任遐藩”句，认为“异县指涪州”，“元稹由通州赴涪州，与裴淑结婚”。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元稹在兴元及来回途中所写的数十首诗的系年及地点等问题，吴伟斌的《元稹裴淑结婚时间地点略考》对此提出了商榷。他认为前引诗中的“啼儿”指裴淑之女樊，而其时在元和十一年暮秋。这样由“元裴已有’啼儿‘”逆推，他们结婚时间的下限不应迟于元和十一年年底。又据白居易《寄蕲州箪与元九》、元稹《感梦》等诗，认为“元稹十年十月赴兴元途中，并无家室陪伴在旁，证明其时元稹还未与裴淑结婚”，从而得出“元、裴结婚在元和十年十月元稹到兴元之后至是年年底前”。至于结婚地点，吴文经过元稹五经百牢关而非七经的事实等方面的考察，以及裴淑等对蜀地红荆的惊怪，认为从“元和十年十月至十二年五月，元稹离开了通州”，“并没有去过涪州”，而裴淑在元和“十二年十月前也没有见过蜀地红荆十月开花的情景”，从而提出元、裴结婚只能在兴元。
任职通州期间的几个问题　卞孝萱《元稹年谱》对于元稹在通州任内的行事和诗文创作考证甚细，但是吴伟斌多有不同看法。吴伟斌在其《关于通州任内的几个问题》首先指出，元稹赴通州时并无归田之举；其次，他认为卞孝萱沿旧说所认为的元白二人“江通唱和”不确，从此一时期元、白不应有诗文唱和；第三，卞著认为元稹于元和十一年夏北上兴元就医，并于十二年九月南归通州，吴文则认为元稹北上兴元在元和十年十月，返归通州在十二年五月；吴文还就“李六”和“李十一”、谁是“李忠州”等问题提出了与卞著不同的看法。
　　另外，吴伟斌在此文和《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述略――〈元稹年谱〉献疑之十一》中，对卞孝萱《元稹年谱》将元酬白之作根据白寄赠诗的写作年月，一一对应系于四年中的各个时期的做法也表示了异议，吴伟斌在考察了元稹这一时期的行踪以及与白的联系，认为这样的系年与实际不符。他发现元白贬通、江时共有诗79首，其中仅8首为元主动寄赠白，其余均是白主动首唱，然后元对应酬和，与元白其他时期的唱和显然不同。形成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是元至通州后不久即染病往兴元就医，遂与白失去联系，直至元和十三年五月返回通州后，元白才恢复联系。而元就医兴元时，白并未及时得悉，仍不时有诗寄往通州，而元却未收到。“故白氏在得知元氏没有收到己诗的真实情况后于元和十二年十二月重行寄赠”，元稹才又一一酬和。这样“今存元氏通州任内的31首酬白之作，大部分应是其十三年初32首追和诗中的作品”。
　　交游 卞孝萱的《元稹与两浙诗人》是较早对元稹的交游情况进行考辨的文章。此后吴伟斌在其《元微之诗中“李十一”非“李六”之舛误辨》指出，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中所说元稹《与李十一夜饮》及《赠李十一》诗中的“李十一”应为“李六”（即新授忠州刺史李景俭）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李六景俭自邓赴忠州不当经过通州”，而且李景俭元和十二年初赴忠州任时，元稹正在兴元就医，直至是年五月才回到了通州，“那么，李六景俭在十二年初赴忠州刺史任时，即使到了通州，因其时微之不在通州，两人也无法相会。因此，元、李’通州会面‘说是根本无法成立的。”作者经过考察分析，认为“李十一景信不是’白居易从江州遣来之致书邮‘，而是’自忠州访‘微之的友人”，“李十一景信并没有’早到江州随白氏‘，白氏在江州所寻之’李十一‘也不是景信”。后来王拾遗在其《元稹主要交游考（上）、（下）》也持相同看法。王文考索了元稹与杨巨源、李建、李绅、李景俭、刘禹锡、柳宗元、吕温、韩愈、窦群、窦巩、张正甫、杨琼、卢戡、严涧、李夷简、李程、卢子蒙、张元夫、韦臧文、马逢、吴士矩、吴士则、胡灵之、崔韶等人的交游唱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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