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先秦诸子讲故事喜欢埋汰宋国人

为什么先秦诸子讲故事和寓言，喜欢埋汰宋国人？~

宋国人在先秦诸子百家的故事里，其形象通常是迂腐的、傻傻的。为什么先秦诸子讲故事都喜欢埋汰宋国人？宋国人为什么容易被黑呢？
1、与宋国的出身有关
宋国在西周分封时地位极高，是公爵国。封国始祖是商纣王庶兄微子启，国都是商朝旧都商丘。宋国人的殷商古风犹存，消极无为。同时又身份特殊，在诸侯国中享有“与周为客”的待遇。而且宋国人继承了先祖遗风，长于经商，不善农耕。
由前朝遗民构成的宋国，民风、民俗、国人性格均迥异于其他诸侯国，这是导致先秦各国对其侧目的基础原因。不过，因为宋国在文化领域中也始终保持强势，因此春秋初期的宋国人形象还不算太差。
2、与宋襄公的“仁义”有关
出身傲娇的宋国，因宋襄公的出现，使各国找到嘲讽、揶揄的宣泄口。这名奉行“蠢猪式仁义”的国君，因泓水之战失利，使宋国人迂腐形象更根深蒂固。
当时，宋楚开战，楚军进抵泓水南岸时，宋军已在北岸列阵。楚军渡河，宋大司马公孙固建议“半渡而击”，被宋襄公拒绝。楚军渡河列阵时，公孙固劝宋襄公发动奇袭，仍被拒绝，最终宋军被强大的楚军击败。
战后宋襄公仍坚持认为“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坚守古训，不知变通。
3、与宋国不思进取有关
宋国在春秋时期的地位非常微妙，因为夹在晋楚两国中无法安宁，80年里遭受40次战乱。加之原本国力较弱，又做不到左右逢源，成为大国角力的牺牲品。即使在晋楚和解后的数十年里，宋国也没能抓住机遇发展，反而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宋国的这种特性留下“郑昭宋聋”的说法：郑国人聪明机灵，宋国人迂腐呆板。而且宋国人的善仁、守旧始终如一。西汉时的司马迁在考察各地民俗也记述，梁宋地区“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
4、与宋国的弱小有关
因为国土面积较小，缺乏战略纵深，加之民风温顺良善，甚至呆滞愚昧。在春秋末期，宋国越发弱小无为，被大国所无视。弱小的不仅挨打，而且还会挨骂，动不动就成为别人的嘲笑对象。
因此，在先秦诸子中才出现宋国人守株待免、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等一系列迂腐故事。国小势弱，诸子讲故事如果不黑宋国，难道敢去得罪秦、赵、齐这些强国吗？

之所以在诸子百家的寓言故事中，宋国的傻子占的比例较多，主要还与当时宋国人给其他诸侯国的一些印象有关。宋国人和春秋时周朝的其他封国不一样，因为大部分是殷商后代而对于周王朝这样一个姬姓为大氏族的国家来说他们就是异类。宋国人十分的讲究礼节，以至于有时候显得很过度，给其他诸侯国留下了一个呆板的印象。

宋国人十分讲究规矩、平等，而代表人物便是他们的君主宋襄公。有一次与楚军大战的时候，宋军在岸边迎敌。，因为两军之间隔着一条大河，此时楚君，慌乱渡河，而宋军的将领就建议，趁此机会攻击楚军，而宋相公义正言辞的拒绝了，说我们是仁义之师，不能偷袭他们。等到楚军过河摆好阵一切都晚了，最后宋军大败，宋襄公也狼狈逃走。

将领们纷纷埋怨君主贻误军机，而宋襄公却说古时仁义的君子，打仗的时候，不杀老弱病残，不靠阴谋诡计。所以随便是国家灭亡了，我也不能做这种没仁义的事，这个故事也沦为一时的笑柄，深刻的反映了他的迂腐。


而还有一个郑昭宋聋的故事也讲了，宋国人不知变通，死板僵化。所以慢慢的流传到后来，宋国人就成了傻子的代表，像揠苗助长，守株待兔等寓言的主人公都是宋国人。不过宋国人的这一份呆傻，其实从某些方面讲也是他们坚守内心的准则，不为世俗随意变通的高贵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爱讲“宋人”的短长、喜欢以他们为嘲弄对象呢？其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 一，宋国是殷族后裔建立的，商亡之后，为了不绝其祀（战国以前，兴亡继绝是所有贵族应该遵守的原则），先立纣子武庚，武庚反，改立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号宋公，以奉殷祀。这就是宋国。其地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宋国君常常自谦地说，宋国是“亡国之遗”，其实这也是事实。失败者是弱势者，强者嘲笑弱者，仿佛是一条铁律。未庄的人们嘲笑阿Q，阿Q嘲笑王胡、小D或小尼姑也是明证。 二，宋国封爵为“公”，在周初是最高的，与之比肩的只有周公的封国——鲁，连姜尚的封国——齐，也仅仅是“侯”爵。宋国封爵高，但国势很弱（墨子就讽刺楚国攻打宋国是百万富翁偷盗破落户），春秋时老打败仗。其他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宋国又嫉妒，又看不起，嘲笑可以化解因嫉妒而产生的痛苦。 三，宋国既然是殷人之后，其它各国统治者多是周族姬姓之后，周、殷两族文化差别很大，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虽然，殷人受封于宋以后，政治制度上不会完全保持殷商那一套，一点变化没有，必然向周靠拢，但文化习俗上必然保留许多殷族的东西。孔子晚年做梦“奠于两楹之间”，说这是殷人习俗，自己是殷人之后，恐怕寿数不多了，可见当时殷人还是有许多不同于周人的习俗的。这就会令宋国四周许多姬姓诸侯国的统治者和人民看不惯（如阿Q鄙薄城里人把“长凳”称之为“条凳”；煎大头鱼不放半寸长的葱叶，放“葱丝”等），被看作是异类。宋国人自然会受到周族人的嘲笑。殷族人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可笑的，于是后代说到愚人闹的笑话，常以宋人为模特。 四，从西周进入春秋之世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频繁，政治力量重组，原有的贵族制度解体，贵族社会的游戏规则也逐渐消失。奇怪的是国力中下的宋国却还保留许多不适于竞争贵族的礼仪制度。如宋襄公在与楚国作战时“不鼓不成列”（对方不排好队列，自己不进攻）“不杀二毛”（不杀年老的军人）等等做法就属于贵族战争的游戏规则，春秋时代已经不被理解。战国中期以后的先秦诸子散文中，越来越多地通过完整的故事来表达观点，这些含义深刻的小故事则是今天所称的中国古代寓言，它包含了很多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宋国作为一个东周列国中不很大的国家，在寓言故事中却频频出现，而且极具代表性，本文将透过先秦诸子寓言这一镜相窥探宋国的形象，并试图解释这一形象形成背后的原因。 一、先秦寓言和它的镜相特征 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籍外论之。”郭象的《庄子注》解释为“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言出于己，俗不多受，故借外耳。”这种说法基本上为后来的注家和学者接受。“寓言十九”道出了寓言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的作用——取信于人。这意味着先秦寓言和现代意义上的寓言不同，它并非独立的文学作品，而是紧紧依附于理论部分的论据。东周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引用故事是诸子百家讲学论道，游客策士陈情说理的有效手段，今天所见的先秦寓言即由此而来，它的功用在于提高语言的生动性、加强思想的说服力，以辩倒论敌、说服人主，为争鸣或游说服务。 先秦寓言的功用直接决定了它的取材。诸子散文中寓言的材料来源主要有3种：原创故事、民间故事、历史故事。在西方传统的寓言，也就是现代意义上寓言中，原创故事占大多数，且主人公通常由动物担当，如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原创的动物故事占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先秦寓言则截然不同，多从后两种故事中取材，且以人为本，身份确凿是其一大特色：决大多数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人，而其中又以广为人知的历史人物为多。即使是无名可考的民间人物，也不象外国寓言中直接用农夫、渔人、父子等字样简单带过，几乎每个人物都说明了国籍。这一特点反映出先秦寓言的实用性：在说服力上，身边的甚至是耳熟能详的故事无疑比虚构的故事更胜一筹；而历史上关乎国家大事底经验教训更是游说的主要对象各国君主们所关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先秦寓言与当时的状况以及更早以前的历史都息息相关，也必有所反映。功利的目的还要求作者在引用故事为论据时，必须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心理。一方面，故事的人物和他的行为要有典型性和震撼力，方可使读者印象深刻。另一方面，故事要符合读者的认知。在叙述一个国家的故事时，如其中的情节和读者对该国的印象相距过大，就很难使人信服和理解。这两方面意味着先秦寓言作为一种历史的镜相，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先秦寓言中的人物和故事是经过加工的，在表现作者立意的情节上有所夸张和强化，使之戏剧色彩更浓，一些故事素材取自当时各国的史书，就更是二次加工的结果。因而寓言中的具体历史事件是不足为信的。第二，寓言中隐含了当时人们对事物的基本观念，就好象动物寓言中狐狸总是狡猾的象征，人物故事也一样，不同国籍不同职业的人也会有特殊的概念化的形象。在这点上，先秦寓言对历史的反映比专门记述历史经过的史书更为直接。 二、先秦寓言中的宋人 宋国是先秦寓言中出现次数较多的国家之一，在寓言集中的《孟子》、《列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里，都有宋国人的形象出现。寓言中的人物形象以论证方式来分，主要是正面教材和反面教材两种，反面教材中又主要有奸人和愚人两种。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语言故事中大多作为反面教材出现，且不是奸人而是愚人。 宋国的愚人主要有下面两种类型： 一是迂腐机械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重带自束”中的宋人望文生义,看到古书上“绅之束之”的字样,便用双重腰带捆缠自己的腰,而不知“绅”是名词,是用来记言记事的腰带,相当于今天的笔记本。再如《战国策·魏三》“宋人名母”中的宋国学子,三年学满归来,直呼母名。他不但不知此举迂腐不敬，反理直气壮地说：“吾所贤者，无过尧舜，尧舜名；吾所大者，无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贤不过尧舜，母大不过天地，是以名母也。” 二是莽撞无知者：《孟子·公孙丑上》“揠苗助长”中的宋人置客观规律于不顾,急于求成而适得其反；《韩非子·五蠹》中“守株待兔”的宋农夫因偶然得到一只撞死的兔子,便荒废田业,守在树下等待再来撞死的兔子。 以上所举的是民间故事中的愚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历史上的著名愚人，宋襄公。他在泓水之战中一意孤行，坚持君子所谓的“仁义”以致错失了战机。宋国愚人的两种特质都从他身上体现出来。 另有一类宋人，他们的行为还不至于愚蠢，但也绝对不明智。如《庄子·逍遥游》“不龟手药”中的宋人有祖传的制药秘方,可使手保持不龟裂，但他只靠此要世世代代仍以漂洗丝絮为业,而一个客人购此秘方后则将之献给吴王，结果得到了封赏。这一类的人在寓言中往往被作为对比的对象，实际上也是以愚者的形象出现。 宋国虽然愚人众多，但有一类先秦寓言中常见的愚人宋国却几乎没有，就是自作聪明，弄巧成拙的人。寓言中的宋国愚人蠢的很单纯，不但和手段毫不沾边，有一些甚至给人以淳朴善良的印象。宋国并不是没有聪明人，戴欢和子罕是寓言中提及的聪明人，这两人都出现与《韩非子·外储说》中，但作为极少数的聪明人，他们的身份却颇耐人寻味。在“诡使”一节中，太宰戴欢巧安眼线，树立了威望，可在另一个故事中，他同皇喜争权，导致了皇喜弑君夺位的后果。子罕在“不受玉”和“夺位”的故事中体现了他的远见和权术，而故事的最后却是他篡夺了宋桓侯的君位。简言之，这两人从宋国角度来说，都可以划入乱臣贼子的范畴，因此，他们的聪明是和宋国相背离的。 相对与聪明的诡计，宋人似乎更愿意追求愚蠢的仁义。宋人对仁义、慈爱的执着在寓言中亦有体现。宋襄公的故事已是一个例证，此外，《韩非子·内储说》中的宋崇门巷人，由于服丧而消瘦，被国君认为是慈爱的典范，而举为官师。随后，很多人效仿，以致骨瘦如柴者到处都是。综上所述，宋人在诸子寓言中是几乎完全被愚化的形象。实际上，愚蠢是寓言中强化夸大的内容，是作者特意要留给读者的印象。但作者认为愚蠢的原因则是相对可靠真实的。剥离开寓意和作者自己的观点，可以单独从故事中看到宋的一些特性：民风淳朴，有注重仁义的道德传统，但却迂腐守旧、不知变通。 三、宋国何以多愚人 前面提及的诸子散文都成于战国的中期以后，年代最早的《孟子》也是公元前300年左右的作品，至于《吕氏春秋》、《韩非子》就更是在战国末年才成书。而宋国公元前286年被齐所灭，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它处于衰微并最终灭亡的阶段。从一个不治而亡的国家身上寻找前车之鉴，吸取教训提出更合理的治国策略，这正是诸子百家探讨专注的问题，因此宋无疑是一个合适的对象。亡国的失败者在寓言故事中被愚化，这种现象并不单单体现在宋国身上。这点从成篇最晚的《韩非子》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较之以前，愚人的国籍丰富化了，除宋之外，郑人、卫人、鲁人、齐人、楚人等都被编排进了愚人故事。其中郑、卫、鲁3国分别在公元前375、254和256年灭亡，而齐在灭宋后，被五国合纵攻打，也迅速衰弱。可见，亡国者的卑微形象是宋国人被嘲弄的一大原因。但是，同为亡国者，宋国在先秦寓言中作为反面教材似乎更由来以久，形象也更为突出，甚至比早亡于其近百年的郑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宋的失败者形象早在它灭亡的几百年前，宋襄公争霸失败时就已经形成，而且深入人心。宋襄公不听劝告，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争霸，并为了坚持“仁义”而败，他所表现出的莽撞、迂腐，恰恰是寓言故事中宋人的形象相符，虽然很难说两者间存在多大的联系，但至少也不是巧合，可以想象争霸作为一件超出宋国国界，关乎整个中原的大事，它的失败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是国际性的，足以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对宋产生一种典型化的认知。需要一提的是，正式地在文章中嘲讽襄公之仁，仍始于韩非。《韩非子·外储说》中的泓水之战基本上来自于《左传》，唯一不同的是，韩非把襄公死亡的时间从“次年”改为了三日后，这一点小小的修改实际上强化了“亲仁义之祸”，使故事的说服力增强，这和韩非反对无用的仁义，强调策略实用性的法家思想有关。 另外，地域文化的差异也影响着人们对宋国等国家的认知。愚人多产的宋、卫、鲁、齐四国都地处黄河下游地区，在上古的文化区域中，属于东夷文化的区域，在这一地区居住着本是殷商、虞夏等族的后人，文化习俗和位置更西的韩、赵、魏、秦有差异。而楚国在东周时代，也始终没有摆脱南蛮的形象，仍为中原诸过看作异类。宋国原是商王纣之兄微子启的封地，国内保存了殷商的不少风俗，在战国后期的诸子作品中，还能看到以“商”称宋的用法，可知当时宋乃前朝后裔的特殊性在人们心里并没有因为周室衰微、割据四起而淡化。反之，在那样一个急于破旧立新的时期，代表了前王朝的宋，被视为迂腐守旧，不知变通亦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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