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主要过程

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历史文化背景~

儒学的复兴，首先得力于统治者的需要、爱好和提倡。赵匡胤虽戎马一生，但在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却远比刘邦聪明，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但无法以马上治之。他不仅自己独喜观书，手不释卷，且严格要求臣下都要积极读书，以知治国之道。于是在北宋王朝的官僚队伍中，自始就形成一种重文轻武的风气。宋太祖 " 杯酒释兵权 " ，宰相赵普号称以 " 半部《论语》治天下 " ，以及宋初确立以文官知州事的制度等，都是这种风气的必然反映。

在提倡读书的同时，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登基伊始，就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并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所有这些，对宋初儒学的复兴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治者对儒学的厚爱激励着儒生们奋发求学，贡献智慧，儒生门的奉献也确乎没有辜负统治者的期待。有鉴于宋初的政治格局与外部环境，儒学的复兴最先体现在《春秋》学这一热点问题上。因为在儒家诸多重要经典中，只有《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无须经过多少改装，就可以用来为宋初的现实服务。因此宋初儒家学者出于最直接的现实感受，很自然地将研究的视点集中在《春秋》上。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有关《春秋》的著述在二百种以上，而仅仅在宋初学者刘敞之前，所列宋人《春秋》传注就达十七种一百八十四卷。据此可知宋初儒学复兴确以《春秋》经传之华为主。其中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明确宣布他的研究目的在于尊王，在于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开宗明义地强调隐公 " 元年眷王正月 " 的基本主题就是 " 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 " 在他看来，《春秋》之所以书 " 王正月 " ，原因在于 " 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 " 这就是他所揭示的《春秋》尊王的微言大义。

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孙复的《春秋》学研究不仅为有宋一代《春秋》学研究开风气，定调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舍弃传注，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一种范式革命，它的价值似乎不在于儒学的复兴，而在于儒学的更新。对此，欧阳修、朱熹以及四库馆臣等都深明其中的意蕴，不论他们是否赞成孙复的具体学术观念，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孙复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儒学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他们看来，孙复于《春秋》的研究结论不必尽信，然而其方法确实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仅就方法而言，孙复不惑传注的做法渊源有自，这实际上是唐中期以啖助、赵匡、陆淳等为代表的怀疑学派思想传统的必然延续；也就是说，包括孙复在内的宋儒，继承啖、赵、陆的学术传统在合三传为通学的同时，依然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以为儒学的真正复兴，不在于记诵传统传注的训诂，而是要结合现实社会需要，抛开传注，直探经文本义。易言之，儒学复兴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对传统传注的因袭，而在于重为注释，讲究与现实相关的微言大义，从而使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能回到经典的形态。

疑传尊经是宋初儒学的基本特征，他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展开了一场远比中庸疑传学派规模更大的怀疑运动。这一运动由孙复肇其始，中经其门人石介、十建中、张炯等人的发挥，加之范仲淹 i 欧阳修等文坛祭酒的呼应，至庆历年间继续深化，终于演化成由疑传向疑经的根本转变。这一思潮的必然结果，不只是对传统儒学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

如果说对儒家经传的怀疑思潮是由孙复肇其始的话，那么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呼应与支持则是这一运动得以开展的最大助力。严格地说，范仲淹和欧阳修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作为文坛祭酒和执牛耳的人物，他们在宋初最早倡导儒学复兴，并将儒学的忧世情怀坷宋初现实密切结合起来。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复苏，既是对早期儒学 " 士不可以不弘毅 " 精神的认同与复旧，当然也是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与扬弃。它的意义除使士大夫崇尚风节，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外，便是启导儒家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现实，惜首穷经，而要学以致用，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 "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 " 。这实际上开启了宋儒自由议论的风气。

自由议论是一切学术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末代儒学之所以获得超越汉唐的进步，并影响此后数百年，一个最为重耍的前提就是末代统治者虽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尊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自由议论。宋太祖曾立下誓规： " 不杀士大夫 " ，而且 " 不欲以言罪人 " 。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势，在自由议论的同时，当然极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必要的游戏规则。试看宋人文集和各种语录，天下事似乎没有他们不敢议论者，但却极少见他们有与统治者直接对立的情绪。于是末代儒者不论是对现实的忧患，还是对传统的批判与怀疑，都极易获得统治者的同情和支持，因为统治者不难觉察他们的忠诚心迹。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初知识分子首开自由议论之风，这种风气对儒学的直接影响便是使以孙复为代表的怀疑精神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视为正常而不视为异端。尤其是范仲淹对孙复的竭力举荐，更使宋儒的怀疑精神获得相当的自觉与充分的发展。与范仲淹时代相当的欧阳修，虽也同样不是一个严格的儒家学者，但凭借他那大文学家的睿智与敏感，对儒家经典提出多方面的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传疑经思潮达到高潮，并终于导致儒学发展的转变。他大胆批评被钦定为儒学标准解释的唐代《九经正义》，掇诸人情史实，疑经疑传。他认为，儒家经典经过秦火的摧残早已大量散失，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收拾亡逸，发明遗义，正其讹谬，得其粗备，故而有参考价值。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再经秦火，六经之旨更隐而不显。因此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不可尽信。因此他对儒家群经的可信性提出全面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经疑传思潮达到高峰。但由于欧阳修毕竟不是一个纯正的经学家，他的大胆怀疑虽对学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其论证过程总显得粗疏。真正将这种怀疑转化为一种正面的研究并进行详尽论证的，还是刘敞等人。刘敞的《七经小传》标志着儒学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的正式转变。

《七经小传》虽然不乏穿凿之辞，但其毕竟首开议论之风，将原先奉为至上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拿出来议论一番，因此其价值不在个别论点的得失，而在学风的转移，在于学术范式的革命和重建，那就是义理之学的兴起并终于取代训诂之学而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儒家学者一改汉唐诸儒的章句训诂之学，转而探求儒学的身心性命之学，从而促进新儒学体系即理学的开创和奠基。

在宋初诸儒中，最先探讨身心性命义理之学的首推胡瑗。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他似乎比孙复更进一步。如果说孙复对儒家经典权威性的怀疑开启了宋初怀疑思潮的话，那么胡瑗以经义和时务为重点进行教学，则一反隋唐以来重文辞的学风，标志着宋明理学的正式开端。

从儒学史的观点看，以义理解经并不始自胡瑗。在儒学史上大凡有创见的思想家，差不多都能抛开经典的传统解说，结合自身的生命感受，重新阐释传统，以合乎现实需要。孟子、荀子、董仲舒以及王弼、王通等莫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并不存在唯一的解释模式，条件不同，结论必异。据此再看胡瑗对儒家经典的义理化解释，不论是他的《周易口义》、《春秋口义》、《洪范口义》，还是他的《中庸义》、《安定言行录》等，虽然对先儒的解说有相当的困惑，但就其总体而言，则是适合了宋初的社会现实，在价值体系和运思模式上完成一重大转变。比如在他的《周易》研究中，他的解说既不同于传统的象教派，也不同于传统的义一派，而是在两派之外别出新解，征引史事以证经义，进而阐释他所理解的儒学思想本质。这实际上意味着《易》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开启宋儒以性命道德之学解说《周易》之先河。

性命道德之学的探究，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胡瑗学术的一个正要关切点。在这方面，他推崇孟子，反对荀子，在承认圣人也有情有欲的前提下，鼓励人们圣人可学，不必在圣人面前自卑。在胡瑗看来，圣人既非木石，当然有情有欲，问题在于圣人的情欲并不会引出罪恶，故而胡瑗并不是后来道学家那种伪善的绝对禁欲主义者，而是肯定了情与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为此，胡瑗提出 " 明体达用 " 的修身养性之学。他的所谓 " 体 " 依然只是儒家伦理中的三纲五常，所谓 " 用 " 依然只是实践这些观念。只是由于胡瑗在宋初最先提出体用之说，因而对宋儒尤其是程颐的天理观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先导作用。程颐在《易传序》中说： "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 将体视为理，将胡瑗的体用思想作为理学的内涵继承下来，因此，胡瑗便自然成为理学的先驱者之一。

在理学的先驱者中，除了胡瑗、孙复等人外，最值得注意的是石介。他们三人合称 " 宋初三先生 " ，均可视为理学的开山人物。就其思想主体而言，石介与胡、孙一样，皆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故而其学术的出发点皆从批评佛教与道教开始。石介在《辩惑篇》中声称，天地间本没有佛，更没有什么神仙，只有自古以来圣圣相传的 " 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 " ，才是 " 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 " 。他认为，儒家关于君臣父子、礼乐刑政、仁义忠信的道理皆合乎大通，而佛道二教所鼓吹的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妇、非兄弟、非宾客、非朋友等奇谈怪论，显然有悸于人道。因此他对三教采取了不妥协的批评态度，宣称 " 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对彼也。 " 唯此点与后来的理学家援佛大儒或以儒补佛明显不同。

石介在思想史上的另一贡献，是继承唐中期以来开始的古文复兴运动的基本精神，竭力反对此宋初年轻浮华丽的文风，主张承继韩愈 " 文以载道 " 的思想，以为文章之弊不亚于佛老之害，宣称只有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为此，他竭力张扬韩愈的道统说，强调儒家的真精神自孔子之后基本上没有得到发挥， " 孔子没，道屡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 " 韩愈。然而自韩之后又三百年，中无圣者贤人，道统又断。还是乃师孙复出， " 上学周孔，下拟韩孟 " ，继承道统。且不说石介的道统编制有否漏洞，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石介的这种编制对宋儒尤其是朱熹反复强调的道统问题实在是启发良多。

总之，宋初三先生的思想贡献不是营构理学的完整体系，而是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启发后儒，从而对理学的形成具有先导意义，构成理学思想资源的一条重要线索。与此前后，周敦颐、张载等人也在进行类似而又有所不同的思想探索，从而最终完成理学体系的建构。

周敦颐素来被看作是理学的开山祖师。所谓宋明理学的主题即“心性义理”的提出主要还是周敦颐的贡献。

所谓 " 心性义理 " 主要是指性命道德问题，它既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整个儒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孟子和乃师子思，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证。此后的一些儒者如苟子、董仲舒、扬雄、韩愈等，虽不同程度地提出各种说法，但由于主要停留在儒学淑世淑人的教化目的上，因而只能触及人性的善恶层面，而不可能具有本体的意义。只是到了佛教传入中土后，一些佛教徒为了解决佛性问题，才开始借用儒学的心性术语，从而使心性义理问题具有本体的意义。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周敦颐重提心性义理之学且得到宋儒的赞赏与支持，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源于佛教的启示，是数百年来儒佛冲突的真正化解。

周敦颐思想贡献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吸收道教的思想资源而提出简明扼要的宇宙生成模式论，他以《周易》的 " 太极 " 范畴为主体，杂揉道教的无极、无欲、主静等概念，从而组合出一个优美和谐的宇宙图式，完成理学世界观的建构。其《太极图说》仅寥寥二百五十余宇，但结构谨严，精密而完整地向人们展示出了一幅系统的宇宙生成图式和人类生成发展的全部过程，且极富有哲学思辩色彩，为其后的理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故而被后世的理学家奉为经典：文献。

如果就思想资源来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固然包含先儒的许多意思，但如果没有释老的启示，特别是道教宗师陈抟的思想贡献，其图式便很难成立。即便是最不愿承认周敦颐之学出于老氏的朱熹，也不能不承认周民之太极图主要来源于陈抟的道教系统。综合明清以来学者的研究，《太极图》主要源于道教系统的《太极图》或《太极先天图》，其基本线索一如南宋朱震所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放。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然而问题在于，陈抟的《太极图》毕竟没有周氏《图说》中的儒学气味，否则只有陈抟，何须敦颐？因此不论《太极图》是否真的来源于道教系统 " ，都似乎无关周敦颐思想贡献的基本评估，因为周氏的贡献不在于图的改造与创新，而是他基于此图而提出的一套全新的解释。这才是周敦颐营构思想体系的基本路数，即“出入释老 " 而 " 反诸六经 ' 的特色。

作为周敦颐思想体系的基本纲领，《太极图说》主要是提供子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动静观和人生观。在谈到宇宙本原问题时，周敦颐抛弃了道教体系中的成仙得道的炼丹术 " ，吸收了其中宇宙生成论的一些说法，描绘了一幅世界生成；发展的图景。他把道教的无极视为宇宙的本原，把儒家的太极视为无极饱派生物，由无极而为太极，由太极的阴阳运动而生五行，由五行的运动而生万物，生男女。这样，周敦颐借助于道教的无极概念便比较好地解决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发生、发展与统一问题，既沟通了天人之间的关系，又抛弃了佛道二家以及其他的唯心主义神学创世说，并有效地容纳了汉代以来的宇宙生成论，从而为宋明理学提供了本体论方面的依据。

在谈到动静问题时，《太极图说》比较好地解决了阳动与阴静的关系问题，也比较好地回答了太极运动的形式与动力问题。在周敦颐看来，所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云云，并不是把太极作为一切运动的根本动力，因为太极并不是最后的本原，而是无极而太极。这样，不仅阳动与阴静相互转化，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依赖。也就是说，就具体事物而言，运动与静止是相互排斥的，是不能并存的，运动时没有静止，静止时没有运动。但是对于 " 妙万物 " 的 " 神 " 来说，则是静止中有运动，运动中有静止。这便是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尽的基本规律。在谈到人生观等问题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明确提出，圣人主静的主张。他认为，自无极而太极的运动结果，最后产生了“得其秀而最灵 " 的人，因此人具有判断善恶的知觉能力和思维能力，于是圣人以静作为身心休养的基本途径。与此同时，他明确提出无欲的主张，以为 " 无欲故静 " 。显然，周敦颐这种无欲的主张并不来源于早期儒家，而是受到了道家无欲、主静的影响。因为早期儒家包括孟子最多只讲寡欲，而不讲无欲，况且对于现实中的人来说，寡欲是可能的，无欲则是不可能的。然而周敦颐却认为，寡无之别虽力量的界定，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在周敦颐看来，只有无欲，才能达到静的境界；只有达到静的境界，才能实现圣人身心休养的基本标准。

那么，周敦颐的圣人境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 简言之，就是一种诚的境界。诚的概念最先见于《中庸》和《孟子》，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思孟学派提出的。只是由于周敦颐对此大加发挥，并以此作为其论学的基础，故而显得诚的概念在周敦颐那里格外重要。周敦颐对诚的理解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学概念，而是具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

总之，作为理学思想的先驱，周敦颐对早期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解释，而正是在这一解释过程中，他不自觉地吸取了佛道的思想因素，从而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儒学思想体系。

和周敦颐在理学中的地位相当的还有张载。举凡对理学有所推崇的后世儒者，大都极为推崇张载。他的著作也一直被视为理学的经典著作。尤其是他的《西铭》、《东铭》和《正蒙》，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简直可以视为理学的经典作品。《西铭》原名《订顽》，本是张载书于学堂西墙的一篇短文，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座石铭性质。后程颐以为《订顽》之名另起争端，遂改的；《西铭》。由于此文立意高远，意蕴无穷，因而极受后世理学家的推崇。二程说，《西铭》是儒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也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订顽》之言 " 极纯无条，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 " 说， " 《订顽》立心，便可边天德。 " 是继孟子之后绝无仅有的重要著作， " 孟子之后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言语固多病，然大要尽近理。若《西铭》则是《原道》之祖宗也。 " 程氏对《西铭》的推崇，主要是《西铭》中所体现的道德理想的新建构，也正足这种新建构基本解决了宋以前儒者所面临的理论困难。

张载在《西铭》中提出的道德理想简单地说就是 " 民胞物与 " 的泛爱论。其主要思想实际上是在以儒学伦理去规范社会行为，所表现出的价值趋向也基本上是传统儒学的那一套。只是他在强调泛爱的同时，也相当明确地与墨子的 " 兼爱 " 主张相区别，更加强调了爱的等级次序。他再三强调 "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 ，因而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性格的形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知识分子素来轻看 " 小我 " ，视个体生命微不足道，而是将大我作为小我的终极追求，总是以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此而言，张载 " 民胞物与 " 的见解实在是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脊梁。

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本质是完成中华文化核心智慧-----天道-----的现代化与全球化复兴重建，从逻辑形式上完成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互补融合，建立世界多样统一的文化新形态。完成世界五教文化合流与科学的圆融统一；(一)中国文化复兴的目标是推进世界文化的整合，引领世界的和谐发展。(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导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在本质上是来源于不同民族思维模式的不同。（三）举例来说。汉语中的地名排序是：国、省、市、县、乡村；英语中的地名排序是：乡村、县、市、省、国。汉语中的时间排序是：年、月、日、时；英语中的时间排序是：时、日、月、年。这种语言结构的不同，也反映出汉英两个民族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思维模式上的不同。即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习惯于由宏观到具体的思辨，而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习惯于从具体到宏观的求证。西方文化比较重视实验室的科学，而中国文化则比较重视思辨的科学。（四）中国先哲说：“自大视细则不明，自细视大则不尽”。——就是说：单从宏观角度入手来观察具体的事物，就会看得不够精确；单从微观的角度入手来观察宏观的全局，就会看得不够全面。因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是各有所长、各有偏颇的。（五）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决不能体现为简单的多样并存。（六）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应该体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应该体现为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和优点共享。（七）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世界的统一多元文化体系的形成。统一多元的意义在于：统一不是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挤压和消灭，而是不同文化以一种新的科学互补的合理的方式共存共荣；多元不是不同文化以相互孤立和相互隔阂的方式简单并存，而是不同文化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八）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从表面上看，可以划分为中国文化区、欧美文化区、印度、阿拉伯和俄罗斯文化区。但是，从本质上看，则只有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东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代表，西方文化以欧美文化为代表。所谓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也以这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最能影响全局。所以，世界的统一多元文化体系之形成的关键，就是消除这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促进这两种文化之间的互补和优点共享。（九）文化隔阂的消除，离不开文化交流。但是文化交流本身并不等于文化隔阂的消除。文化交流的增多，也不一定意味着隔阂的的减少。（十）中国文化复兴不是简单的恢复过去的东西，而是要在旧基础上吸收欧美文化的精华，并运用欧美文化中的一些研究方法改造和提高中国文化中有待改进的部分。（十一）中国文化复兴，必然改变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东西对比。必然增加中国文化对欧美文化的影响，并促使欧美文化也发生有益的变化和进步。（十二）所以，中国文化复兴的过程，同时也是用欧美方法改进中国文化和用中国方法改进欧美文化的过程。因而也是世界文化优化整合的过程，是世界统一多元文化体系形成的过程。是真正消除东西方文化隔阂的最有效的伟大实践。（十三）世界的统一多元文化体系的形成，必将推动——以必要的和合理的方式——实现世界的和谐发展。

蒋介石不仅为这场运动制定了思想纲领，还亲自出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会长。 他说：“中华文化之基础，一为伦理；故日‘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其始也，固在‘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且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二为民主；故日：‘民为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乃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三为科学，此即正德、利用、厚生之道，故孔子以为政之急者，莫大于使民富且寿。而致富且寿道，则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耳。余笃信伦理、民主、科学乃三民主义思想之本质，亦即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基石也。”
传统文化包罗万象，有经有权，有常有变。孔孟荀所称道的三代礼乐文化，内圣与外王之道是统一的。但到宋明理学之后，二者渐趋分离，使儒学仅仅成为一种心性修养功夫。孙中山先生以革命先行者的胆识和气魄，勾勒出了孔子以仁爱为哲学基础，以大同为社会理想的新形象，为儒学在现代的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但是，作为其政治纲领的三民主义，最初只是三个十分具体的目标（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缺少理论的超越性。稍后，将它们定义为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则又完全失去了中华文化自身的特征。
蒋介石的这一段讲话的意义即在于，在孙氏的三民主义思想框架里，把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精华整合到一起，从而将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文化展模式落实为贯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同时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思想纲领。蒋氏据此纲领，提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基本路线是“守经知常，创新应变”，表明复兴不是复古，一方面要发扬传统，另一方面又要吸收外来文化之积极因素。它的前途是“吸收中西文化的精髓，融合一种新型的第三种文化。” 由蒋氏亲自挂帅，党政要员担纲的文复会从“发扬伦理道德，培养法治观念，促进生产建设”三个层面展开工作。这里的伦理道德较之“三纲五常”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孙中山尝谓，“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文复会秘书长谷凤翔则说，“要健全社会，必须以孝弟仁爱的精神维护家庭伦常关系”，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精神建设互助尽已的大同社会。所谓“促进生产建设”，也不只是单纯经济发展，而是指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即“实施充分就业，做到均富安和”。至于“培养法治观念”，主要是指促进社会由“训政”向“宪政”的过渡。 尽管伦理建设表现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重头戏，但实际并不表现为“运动”形式的民生主义经济实践，才是这一运动更为本质的内容。 同是儒教资本主义，在日本，儒学是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在民间促成了东方式的管理文化的形成；在台湾，却是通过三民主义而被最高当局当作社会发展的价值标准，自觉追求“东方式现代化”。这自然要“先立乎其大者”。在运动的领导者乃至孙中山先生看来，“大者”就是中庸之德，以大同社会为终极目标的民生主义经济。
中国历史上没有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传统。“均富安和”的文化理想决定了执政当局必然在市场经济的生产和分配过程扮演某种解色，来发挥协调和均衡的作用，而不可能象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鼓吹的那样，放纵个人行为，相信物竞天择即可自然而然形成合理的制度格局。台湾官方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政策是根据民生主义而制定的，是计划性自由经济”。所谓自由，是指允许民营经济的自由发展；所谓计划则是指公营经济以社会责任为动作轴心，二者公私相协互补，共同促进。从均富安和的社会发展目标出发，对自由的民营经济并不完全放任。当局一方面节制个人资本，防止两极分化，一方面又平均地权，使“耕者有其田”。有学者将此民生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对照，认为：资本主义偏于个体和自由，社会主义偏于群体和公平，民生主义则同时兼顾二者。换言之，在解决公平与效率这背反之二律的问题上，民生主义是取其中道，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这种思想有着传统文化的背景依托。《易传·系辞》谓：“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及万民。”“富民”与“教民”是政府的本分和义务。孙中山从“正德、利用、厚生”的人文主义出发，提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1）个人企业；2）国家经营。他特别强调，“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要解决生产问题，分配问题也是要同时注意的”。毫无疑问，孙氏“实业计划”中的“分配社会化”，必须以相当规模之分营经济的存在为前提。1958年，台湾分营企业产值为全部工业产值的50%。随着民营企业的飞速发展，这个比率逐渐下降，但是在70年代降至20%左右时，便稳定下来。
蒋介石认为，“政治的内容，综合起来讲，就不外国计民生四个字”。但他并没据此即认为政治家即等于经济管理之专门人才。傅高义注意到，从表面上讲，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是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机关。但在实际上，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一部分受到技术训练的官员们被赋予极大的权力，指导工业的发展。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台湾的44位最高层经济计划官员中，有43位是大学毕业；其中52%在美国取得学位，9%在欧洲取得学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官员中工程师的比例较经济学家为高。因为民生主义并不崇拜市场，而注重社会系统工程的协调，强调政府在获得科技成果，为重点项目分配资金和指导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有研究者将尹仲容、李国鼎这样的专家比作传统的儒家谋士。
正是由于这种儒家谋士的存在，才使政府投资中公营事业的高投资比率得到维持，才使台湾经济的民生主义性质得到组织上的保证。在石油危机和世界范围内经济衰退的1974年和1975年，台湾经济大幅下跌，外贸出现巨额逆差。但十分注重协调就业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关系的台湾决策机构并没象一般资主本义国家那样，用裁减员工的手段以保证收入的增长，也没有通过压低工资以维持充分就业，而是通过由政府采取财政与金融措施，动用公营经济力量，保证老百姓在困难时期亦能争取就业率与收入的同步增加。
改革开放后，大陆主流典籍和辞书都以肯定的态度作诠释：“台湾当局开展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实际结果是关注和思考中华历史文化作的行为，运动促进了台湾同胞越来越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台湾文化人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上是付出努力的，至少强调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是不能分割的。 文复会设有众多专门机构，各司其职，如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负责伦理道德之发扬工作的是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1967年，文复会即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定出“青年生活规范”三十条。“规范”包括通则、食、衣、住、行五大部分，斟古酌今，均是按照可行性原则，以培养健全优秀的国民为目的。此后，文复会又制定了“国民生活须知”，对全体国民在食、衣、住、行、育、乐诸日常生活方面出了基本要求。1970年，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
重视教育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台湾当局对教育实行经费保证和法律保证。1969年，义务教育从六年延长至九年。这不仅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文化在社会生根。孙中山认为语文教育是统一国家，团结民族的重要工具。蒋介石亦指示“国文是一国文化的根基，无论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都要特别注意”。亡国先亡史。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校禁读中国史，光复以后，台湾教育部门为增强民族认同，培养民族自信心，坚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为重的政策，自小学至大专院校，均讲授《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及《国民思想》等课程，冀使中国文化和道德“得以生根阐扬”。 台湾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后，1986年文复会又通过“现代国民生活纲要”，指出文化复兴运动推行的目标是；“提升现代化的国民素质，建立现代化的幸福家庭，缔造现代化的社会国家”。针对工商社会物质主义对人的精神生活的侵蚀，这场“现代国民生活运动”重点推行孝弟、勤俭、礼节、秩序与整洁诸德日，希望借此使人们确立生活准则，注意身心修持，重视家庭伦理，增进社会和谐。尤其是希望能通过发扬孝道，由孝亲而推广为爱人，以至于爱国爱民族，“使世界人类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鼓舞群伦，相与为善”。
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之落根处在家，中国文化复兴之着力处亦必在家”。工商社会使人与人的关系日趋理性化，人文资源日渐稀缺。东方式的现代社会应该具有经济与伦理二元合一的特征。文复会将蒋介石去世的四月定为“教孝月”，以促进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民族的团结，堪称为中华文化培根固本之举。文复会的具体措施有评选孝行楷模、编印《孝行传真》、鼓励三代同堂制度，建宗祠修族谱等等。八十年代，又会同教育部门推出了“加强家庭教育的五年计划”。
当局重孝，确有“推此孝顺之心，扩大为民族感情，为民族尽大孝”的考虑和作用，但同时也包含有移孝作忠，为专制党国寻求社会基础的动机。在体制上，国民党政权与其它专制国家的差别只在程度上。但从其五十年代以来的实践看，却属于亨廷顿所谓的新权威主义，亦即传统文化所谓的贤人政治。从二个角度可以对这种新权威主义表示理解。其一是台岛孤悬海外，需要某种权威维持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其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极易发生的“发展病”，诸如通货膨胀、失业、分配不公和社会脱序等，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机构加以预防克服，为现代化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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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薇水解： 要想复兴传统文化,这是一个任重道远壮举.在这个利益至上的社会里,很少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古老的废纸堆了,现在要把传统文化拿出来炒一炒热一热那是很容易的,而且是非常有市场的,但要让这些文化内涵进驻中国人的心里,那就变得十分困难了.即便如此,只要中国还有人愿意复兴这些文化,那么他们就要从自己开始修身养德,潜移默化地影响周围的一群人,像滚雪球一样的让这个群体发展壮大,那么经过许多代人的努力也许就可以看到复兴的希望;还有就是要在复兴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有所发展,不能讲究教条主义,要灵活运用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让传统文化有指导现实生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