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的个人生平

国学大师陈寅恪生平~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青少年时期的马裕藻，因父亲马海曙事业有成，延请浙江杭县叶瀚在家中设馆，讲授四书五经等儒学传统经典，有幸受业于这位近代教育先驱、维新人物、著名学者，接受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启蒙教育。1898年，马裕藻、陈德馨夫妇到上海，结识了浙江籍的革新派人物蔡元培、章太炎、张元济、陶成章、夏曾佑、吴敬恒等人，其中蔡元培、章太炎对马裕藻一生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纵观马裕藻的一生，无论是思想学术上继承还是创新，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世，都有蔡元培、章太炎二人的深刻烙印。1901年，张元济创建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主持编译所工作，邀请蔡元培为所长，蔡元培对比他小10岁的马裕藻十分赏识，遂聘他为编译所编辑主任。这是马裕藻走出旧书斋，投身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始。1902年，马裕藻在上海参加了蔡元培与张元济创办的鼓吹改良维新的《外交报》的编辑工作，同时介绍弟弟马衡、马鉴等从宁波老家到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同年4月15日，蔡元培等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选为会长。中国教育学会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拟集合力量，编订教科书。马裕藻积极参加中国教育会的活动。1903年4月，俄国撕毁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企图长期霸占东北，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拒俄运动爆发。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广大群众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通电俄国和清廷，在社会上公开宣传革命，成立拒俄义勇队，进行军事操练，马裕藻参加了义勇队。1904年11月，统一浙东各派的革命组织“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推举蔡元培为会长，马裕藻和陶成章、徐锡麟、鲁迅、许寿裳、柳亚子等人纷纷加入。1905年，浙江公费选派一百名学生留学日本，专攻师范，俗称“百名师范”。马裕藻夫妇双双入选，东渡日本。马裕藻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 1913年5月，马裕藻在“读音统一会”上率先提出《注音字母》方案获得大会通过后，被聘为北大教授，开始了他与北大的一生情缘。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走进北大。此时，马裕藻已经在北京大学工作三年多了。据周作人回忆：“沈尹默与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马裕藻进北大后，努力营造“君子和而不同”的包容氛围。有学者回忆，“每逢一学年的开始，马裕藻常常坐着黄包车，奔走于各派之间，一面联络旧交，一面网罗新进，折衷感动新旧之间，谦虚态度令人动容。”实际上，马裕藻是秉持了中国古代“君子和而不同”的观点，这也是他后来十分认同蔡元培的治校理念的内在原因。蔡元培主政北大后公开表示：“我对于各家之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并提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发刊词”）对于蔡元培改革当时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北京大学，北大教授反应不一，较为守旧的黄侃最主张余杭派独大，马裕藻、钱玄同、沈尹默等人则毅然站在蔡元培一边，从而使蔡元培的新主张对北大当时的教育改革和学术氛围产生了巨大影响。1915年冬，北大成立首届评议会，校长胡仁源为评议会议长。蔡元培主政后，为实行北大改革，进一步把北京大学评议会作为推动“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办学理念和治校体制的重要组织措施。当时，北大有四个机构负责管理校务，他们是负责立法的评议会，负责行政的行政会，负责教务的教务会和负责总务的总务处，其中，评议会的权力最大。于是，按照新的《北大评议会章程》，评议会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构，蔡元培校长为当然评议长，评议员由全体教授于每年第四季度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一年。马裕藻自1918年10月首次当选，至1926年，连续八年担任校评议员，在文科教授中，绝无仅有。作为资深的校评议会成员，马裕藻直接参与了北大各种政策、章程的制定乃至学科的废立，推动了北大评议会在集体领导、民主决策中积极发挥作用，鼎力支持了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洪流中，以北大为舞台掀起的一场破旧立新的革命。经过改革，北京大学“学风丕振，声誉日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并成为全国高等学府之翘楚。1919年5月4日，著名的“五四运动”发生。北京大学学生因当局对山东问题丧权辱国，从红楼后面的民主广场集结出发走上街头，和其它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一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集会于天安门，同时往外交总长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示威。驻日公使章宗祥适在，受学生痛打。当局命军警镇压，北大学生30余人遭逮捕。当天晚上，北京十四所学校校长，营救被捕学生，要求保释不允。蔡元培亲到警察厅交涉，愿以一人抵罪。当时的军阀当权派是段祺瑞。他主张严办学生，解散北京大学，更换各校校长，并扬言说要调廊房驻军某旅进京来镇压学生运动。蔡元培知事不可为，遂决意辞职。北大教授会和评议会于1919年5月9日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一致决议挽留蔡元培，并推派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等八人为代表，赴教育部请愿。马裕藻当时任北大评议会评议员，在争取挽留蔡元培校长，维护北京大学正常秩序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19年6月22日，教育部不得不派官员与汤尔和、马裕藻等北京大学师生代表赴浙江杭州，隆重迎接蔡元培回京复任。在这场闻名中外的伟大运动中，马裕藻与众多北大师生的爱国行动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1920年，马裕藻任北大国文系主任，任期14年。在职期间，马裕藻为国文系教授的聘任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吴虞、鲁迅等名师都为马裕藻所聘任。除此之外，马裕藻还致力于弥合鲁迅与钱玄同、沈尹默和胡适、胡适与刘半农等之间的成见，调解新旧两派的关系。1921年12月，北大成立全校性的研究所，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有关院系牵头分门筹设，其中以国学门进展最快，培养了郑天挺、容庚、罗庸、商承祚、魏建功等一批卓然成家的优秀研究生。马裕藻对国学有精深的研究，学识渊博，且专于文字、音韵和训诂学，先后讲授国文预科、国学概要、中国古籍校读法、文字学等课程，著有《经史学目录》、《声韵概要》等著作。 1924年2月，杨荫榆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由于杨荫榆曾留学美国，把西方教会办女校的一些高压作风搬到女师大。8月，鲁迅退回了该校的聘书。杨荫榆的高压校规受到许广平、刘和珍等进步学生的反抗，她们毅然赴教育部要求撤换校长。1925年5月9日，杨荫榆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六个学生自治会员。这件事引起了兼任女师大国文系主任的马裕藻等教授的强烈反对，为了声援女师大同学反对旧的专制思想的正义斗争，以马裕藻为首，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七位教授联名签署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京报》。许广平在她所保存的这一宣言的铅印件旁写有附注：“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的宣言。”1925年8月6日，教育总长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1925年8月18日，北大评议会随即做出决议：章士钊为教育界罪人，北大与教育部脱离关系。1925年8月22日，马裕藻等人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评议会布告》，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迫于北大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撤走进驻女师大的警察，并免去了杨荫榆女师大校长的职务。11月，章士钊被迫辞职，女师大学生返回学校。马裕藻等北大评议会成员与专制官僚势力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1926年3月18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为抗议当局卖国的对日外交，前往铁狮子胡同向段祺瑞当局请愿，遭军警弹压，死伤20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1925年3月21日，马裕藻所在的北大评议会发表宣言，严正指出：“三月十八日的请愿，绝非一党一系的群众运动，而确为一种国民的运动。”1925年4月9日《京报》披露，北京临时执政府继通缉李大钊等人外，又发布第二批通缉48人的名单，其中有马裕藻和鲁迅。1932年12月29日，由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同盟宗旨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迫害，援助与保护进步人士，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1933年1月31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马裕藻和胡适、成舍我、陈博生、徐旭生、许德珩、任叔永、蒋梦麟、李济之共9人为执行委员。1934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北平逮捕了爱国人士许德珩、侯外庐、范文澜等。马裕藻、沈兼士和许寿裳等人，不顾个人安危，联名上书，强烈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上述人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7月29日，北平沦陷。教育界开始陆续向南方撤离，学术界人士纷纷南下，各高校也陆续南迁。马裕藻因年迈和患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北大指定周作人、马裕藻、孟森、冯祖荀等四位教授留守并照看校产，时称“北大留平四教授”。此时，马裕藻和孟森、冯祖荀为保持士不可辱的民族气节，拒不为日伪办事，也不再回被日伪控制的北大讲课。周作人却相反，北平一陷入日寇魔爪他即露变节投敌之端倪。就在周作人当汉奸的前一天，马裕藻还向他说，决不要给日本人作事，周作人也答应一定不作，但第二天报纸就发表了对他的任命。期间，日寇数次命周作人去请马裕藻出山任教，马裕藻义正辞严，断然拒绝为日寇效命。由于周作人屡来，最后马裕藻的幼子马泰奉父命对周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此言一出，说明马裕藻心意已决，随时准备慨然面对日寇的酷刑。 1945年4月，马裕藻满怀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对北京大学的深情，对教育事业的眷念，走完了他67年的人生历程。1946年，马裕藻全部藏书21000余册由北大图书馆收购。

郑天挺，原名郑庆甡，字毅生，首占乡人。 民国5年(1916)离校在家自学家藏的历史古籍。
民国6年，考入北大本科国文门(中国文学系)。郑天挺勤奋学习，晚上除要完成学业外，还阅读《史记》、《资治通鉴》等书。
民国8年，郑天挺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11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杀害中国人，郑天挺组织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宣传、募款，抗议日本暴行。并用“攫日”笔名撰文发表于《闽潮周刊》。翌年春，参加福建学生在北京组织的S·R(Social　Reformation)学会。
民国10年春，任厦门大学文史地科教师兼图书部主任。同年夏，辞职返京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专研古文字学，加入“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明清档案整理工作，从而奠定从事明清历史研究的基础。
民国11年冬，在中国法权讨论委员会(筹备收回帝国主义在中国领事裁判权机构)任秘书，并撰写《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次年出版。
民国13年后，历任北京大学预科讲师、浙江省民政厅秘书、广东省建设委员会秘书、教育部秘书等职。
民国19年11月，回北大任教，民国22年，任中文系副教授兼秘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编《古地理学讲义》，撰写《杭世骏<三国志>补注》、《赵一清<三国志>补注》及《张穆<殷斋集>稿本》等论文。民国25年后，开始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还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史。先后著有《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多尔衮与九王爷》、《墨勒根王考》、《清世祖入关前奏章程式》等书，开始研究清史。
民国26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天挺留校苦撑残局，妥善安置师生疏散后只身南下。先后任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先后撰写《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图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一组文章。为纪念明清史学家孟森先生，曾写《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一文。
民国21年，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天挺任副所长。先后撰写《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统》、《满洲人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等论文。用史实说明清代皇室包含着满蒙汉三族血统，早在入关前和内地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之关系。后又继续写有关清史杂文《清代包衣制与宦官》、《清史语解》等十二篇，合为一集，以《清史探微》为名，于民国35年在重庆出版。
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郑天挺仍任北大历史系教授，还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负责主持北大所藏的明清档案整理工作。
民国38年1月，多次参加傅作义召开的会议，要求保卫北平。同年5月，文管会接收北大，郑天挺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兼史学系主任。1951年，到中南地区、江西泰和县参加土改。
南开大学时期
1952年，高等校院系调整，郑天挺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历史研究系主任，从事中国史学教学研究工作。
1961年夏，任历史系主任。后参加教育部文科教材编选，任历史组副组长，主编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8册(与翦伯赞合编)及《史学名著选读》6册，1962年，还应中央党校邀请，为学员讲授清史，并著《清史简述》。
1963年8月，任南开大学副校长，9月，到中华书局主持标校《明史》，多次应邀到中央档案馆作有关“清史研究与档案”和“清代史上的乾隆时期”的报告。
1979年，郑天挺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受教育部委托主办“明清史进修班”，主编《明清史资料》。同时还汇编其文史论著43篇《探微集》，并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工作。
1980年起，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主席团执行主席，还以81岁高龄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明清史国际讨论会，所撰写的《清代的幕府》论文，深受与会者好评。
1981年，辞去副校长职务，改任顾问。南开大学为其举办执教60年庆祝会，对郑天挺60年执教业绩予以高度评价。天挺为第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1981年12月14日，天挺参加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终因积劳成疾，17日住院治疗，20日中午逝世，终年82岁。
主要成就
郑天挺（1899～1981）中国历史学家。1899年8月9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四）生于北京。
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及“五四”后的进步活动。
1922年，在北大作研究生的同时，又在中国法权讨论会担任秘书。他曾利用该会的档案资料，在会长张耀曾指导下，撰写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领事裁判权的罪行。次年以该会名义公开出版，获得社会上好评。
30年代，郑天挺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兼学校秘书长。讲授《文论》、《古地理学》、《校勘学》、《魏晋南北朝史》、《中国近三百年史》等课程，并撰写《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墨勒根王考》、《多尔衮与九王爷》等清史及校勘学等一系列著名文章，一时饮誉史坛。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郑天挺以北大负责人身分亲赴警察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并把他们接出监狱。“七七”事变时，北平沦陷，郑天挺不畏敌人强暴，保护师生安全离校，于是年12月与其他教授辗转至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受到师生欢迎。
1938年，任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次年，北大在昆明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任副所长，主持该所日常事务。
1940年开始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在此期间，他先后开设《隋唐史》、《明清史》、《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并结合西南地区边疆研究，发表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历史上的入滇通道》等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而制造的“满洲独立论”，他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1943）、《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1942）、《清史语解》（1943）等，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清代皇室包含有满、蒙、汉三族的血统，在入关前就和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入关后满、汉两族文化互相调融，相互影响，关系日益密切。他指出，“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 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者的谬说成功地维护中国国土完整。他后来将这些论文辑为《清史探微》一书，于1946年在重庆出版，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抗战胜利后，郑天挺为北大的复校工作竭尽全力。这时他仍担任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并任秘书长，还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主持校中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
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郑天挺尽力保护学校财产及师生的安全。时值北大五十周年校庆（12月17日），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赠给他“北大舵手”的锦旗，称赞他在北大几十年廉洁奉公，日夜操劳的业绩。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郑天挺任北大校务委员、史学系主任、秘书长，并主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两书出版。
1952年，奉调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并在1963年任该校副校长。在南开大学期间，他先后讲授《明清史》、《明史专题》、《清史专题》、《史料学》、《明清土地制度》、《清史制度》等十几门课程，并创建明清史研究室，主持校点《明史》，历十数寒暑。
1961年夏，郑天挺任教育部历史教材编写组副组长，与翦伯赞共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册；主编《史学名著选读》六册，并担任清史资料的分册主编。
1980年任天津市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979年受教育部委托，开办明清史进修班，主编《明清史资料》作为教材。
1980年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探微集》和《清史简述》。《探微集》中包括了他50年代以来撰写的《关于徐一夔〈织工对〉》、《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关于丝绸之路》等论文共四十三篇。
1980年，郑天挺在天津主持召开了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了《清代的幕府》论文，受到与会中外学者的重视。同年，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郑天挺被选为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并任执行主席。郑天挺在晚年还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国务院学位委负会历史组负责人、中国档案学会顾问等。
198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81年12月20日病逝。
郑天挺教授治学严谨，精于比证。早年受老师黄侃、刘师培等的治学方法的影响较大。主张研究历史应从客观事实出发，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求真、求用，认为只有更多地占有资料，才有说服力。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为明清内阁档案的整理研究做出了贡献。
此外在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音韵学、历史地理等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也有突出的贡献。
个人作品
主要著作有：《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简述》、《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翦伯赞合编）、《史学名著选读》（主编）、等；主要论文有：《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发羌之地望与对音》、《清代的幕府》、《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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